家族旧事
发迹传说
外间说到我们家族的事，都会从杨殿邦开始。但那离得太久远，我听说的杨家发迹故事，都是从祖母说起。
祖母是四川总督吴棠的女儿，叫吴述仙。吴棠在清河县做县令时，有位故交之子走水路送父亲的棺材回原籍下葬，从他那儿经过，他让仆役拿了三百两银子送去。谁知到河边码头上错了船，因恰好有另外一只灵船也在那儿歇脚，而且身份和吴的故交一样，也是道员。仆役回来报告，吴棠一听，知道是送错了。已经送出去，没有讨回来的理，他只好又拿了一份银子送上。他去故交灵船上致祭，顺道也上了前面仆役误上的那条船祭拜一番，船上的人自然千恩万谢的。这回将错就错，算是给他后来飞黄腾达埋下伏笔了：船上的人是安徽皖南道员惠征的两个女儿，其中之一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那时候慈禧还没被选进宫里，等到掌权了，对当年落难时吴棠的仗义念念不忘，一有机会就提拔他。吴棠从此官运好得不得了。
吴棠怎么会把女儿嫁给杨家，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吴家受慈禧眷顾，杨家就跟着沾光，这门亲事对后来的杨家，非同小可。有人说，这事儿是编的，我也不知真假，家里都这么传。另一件事应该靠谱一点，是关于祖母的死。说八国联军要进京的消息传来，全家惊慌，那时有各种可怕的传闻。祖母吓得不轻，听到外人传话，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从此一病不起，年纪不大就死了。
照家里传的这个，祖母似乎很胆小，外间传的都是“正能量”的，说她成了杨家的长嫂后如何和祖父一起带领弟弟们发奋读书，结果兄弟五个（我祖父兄弟八个，有两个早夭）参加科举考试，四个人中了进士，点了翰林。
杨家对吴家当然是很感恩的，我姑妈跟我说，父亲那一辈字里都有个“川”字（父亲杨毓璋字“霁川”，七叔字“朗川”，姑妈叫“杨丽川”），就跟吴棠做四川总督有关。
祖父杨士燮是长子，虽也中了进士，做过杭州知府、淮阴知府之类的官，但论做官，比不了先人，因为杨殿邦是做到漕运总督的。也比不了同辈，他的两个弟弟杨士骧、杨士琦，一个做到直隶总督，一个是袁世凯的心腹（说是袁的“智囊”），权势熏天。他也不大喜欢做官，官场没意思，官场黑暗看透了，杨宪益在自传里说祖父自号“三湖（壶）太守”，三壶是烟壶、酒壶、尿壶，总之是有点玩世不恭。
他曾被派到日本考察学务，做过横滨总领事官，和当时的官员比是开了眼界的，杨士骧、杨士琦算起来又是洋务派的人，所以有点洋派。他在天津租界里买地盖房，儿子也都送出去留学。父亲和三叔留日，五叔七叔留美，八叔留法……除了老姨太生的两个，差不多都送出去留学了。
我对祖父的全部印象就是全家福的照片，还有他的画像。画像，当时称作“影像”。那时已经有摄影这回事了，我手头也还有祖父的“全家福”，但没见过单独的相片，只见过他的影像。祖父的影像是齐白石画的。齐白石那时小有名气，没后来那么大名气，给人画像也是糊口，不是太贵，也不那么稀奇。影像很大，我想要比单元房的一扇门还大，到祭祖时就挂出来，前面摆上供品。影像上的祖父八字胡，穿布衣，不戴官帽，像《十五贯》里微服私访的况钟那种样子。并排挂的是祖母的影像，凤冠霞帔，很正式的朝廷命妇的装扮，和祖父的像在一起，一个随便，一个很正式，真有意思。
祖父祖母之外，旁边还有一位，影像小一些，一起受祭拜，应该是祖父的继室吧。这是我推断的，因祖母死得早。不可能是姨太太，祭祖时，若是有哪位姨太太已过世，也绝不可能在祭拜之列的。祖父有一个妾，后来我们称作“老姨太”。过去当官的三妻四妾很普遍，祖父只有一个，算少有的了。他不喜欢这些，也反对儿子们讨小老婆。
我们的祖籍是泗州，具体在现在的盱眙，但是家里不大有人提起那里，会说到的是淮安。杨殿邦当漕运总督时，就把家安在那里了。即使是淮安，我也从来没去过。《人民日报》原来的文艺副刊主编袁鹰是淮安人，有一次见面，他说小时候住的就是你家的宅院。也不知他怎么知道那房子过去是杨家的，也许比较大，杨家有地位吧。一个熟人曾经住在你家过去的房子里，这事想想很好玩，但事实上他知道房子是什么样，而我是一点概念也没有的。
包括祖籍泗州，我都是这两年才知道。那里还要搞什么名人故居，和我联系，要我提供杨家的情况材料什么的。我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两个孩子去了一趟，结果反而是他们从宿迁方面知道了一点家族的过去。
大排行、小排行
旧式大家庭里，关系很复杂，我说的还不是人际关系的难处——单是这一房那一房，大排行小排行，七大姑八大姨的，要弄清楚就挺费劲。
大房就是长房，祖父是长子，父亲也是长子，一直是长房。大排行就是不管哪一房的，男的就按照年岁一起排下来。祖父再往上，我就弄不清了。祖父兄弟八人，比如我父亲那一辈，父亲、三叔、七叔、八叔，还有瑗叔（记不清他的排行了）、十八叔……是祖父生的，五叔是四爷爷生的，四叔是五爷爷生的……排在一起，一共是十八个。正出和庶出是排在一起的，比如瑗叔、十八叔，就是祖父的姨太太生的。他们长我一辈，而十八叔只比我大一点点。过去的家庭，辈分高年岁小的情况很多，姨太太年轻，就更是如此了。
大排行是从祖父那儿开始，再往上就不排了，解放后论出身是“查三代”，祖孙三代，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祖父生了八个儿子，杨宪益的大排行，就是与祖父其他几个儿子生的男孩按出生先后顺序排，不再和叔爷爷家的孙辈“混编”。
男尊女卑，家谱里的排行只有男的，女的就在一房一房内部单另排了，比如我们这一房，大太太生了大姐二姐，母亲生了我姐和我，行五行六，二姨太则生了四姐。
各房单另排，就叫“小排行”了。杨宪益出生后，因为说女的好养活，就把他和我们排一块儿，所以家里我有大姐、二姐、四姐，亲姐姐杨敏如是五姐，并没有个三姐，“三姐”是跳过去的，行三的就是杨宪益。
我记事时，各房已经不大来往了，好多亲戚只限于过年时去拜个年，即使爷爷这一房，我们也只是和七叔家关系密切，三叔我只见过几面。再长一辈的，听说过六爷爷。母亲说，他在花园街住过一阵。照说各房分开过了，各有各的家，但若是有了什么事，还是大房管。父亲是长子，因此爷爷不在了以后，姨太太是跟大房过，和我们一起住在花园街。六爷爷住花园街，是因他精神出了问题，在我们家养病。他混得不好，杨士琦是袁世凯的红人，他就想让杨士琦帮他谋个差事，杨士琦没理他，他就抱怨。母亲常见他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念念有词的，瘆得慌。这位六爷爷后来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下文。
家族中官做得最大的是杨士骧，做过直隶总督。我也不知自己见过他没有，就是见过也不记得了。只记得玩过他的像章。大概是给他办丧事的时候，做过一批像章，陶瓷的。也不知娘抽屉里怎么会有那么些。我喜欢跳房子，可以一个人玩很长时间，觉得像章用来跳房子再好不过，比瓦片什么的好多了。母亲看到了说，怎么拿这个玩？！我说娘让我随便玩的呀。娘有个抽屉，里面一大堆玩意儿，有玉石，有翡翠，四爷爷的像章就杂在里面，翻来翻去很麻烦，娘就让我底朝天倒出来，让我想要什么就拿什么。结果我就挑了一模一样的好多个像章。现在想来挺可笑，我和四爷爷的交集，居然就是把他的像章踢来踢去。
稍有印象的是二婶。二叔是五爷爷杨士琦的儿子，娶的是袁世凯的女儿——杨家和袁家通婚，好像还不止这一桩。二叔家在北京，住在一个王府里。七叔过五十大寿时，我正好中学毕业去玩儿，就由正在燕京念书的我姐领着去拜寿。那次二婶也来了，我姐指给我看，那就是二婶。二婶前呼后拥的，穿戴、排场，完全是贵妇的派头，七叔恭恭敬敬的。更早我们在天津住花园街的时候，她好像来过一次，也是很大的排场，下人都在小声议论，似乎大气都不敢出，说话都是窃窃私语的，说她和我们家的关系，说她是袁家的女儿……无非是如何既富且贵吧。我对她长什么样一点印象没有了，只记得不管哪次，她一出现，大家都屏声敛气的。
二叔二婶住在北京。我们和亲戚的亲疏远近，也和是不是住在天津有关，好多亲戚都住在北京，也就不怎么来往了。祖父早早就不做官，又不喜做官，住在天津离官场就有点距离了。杨家做大官的，比如杨士骧、杨士琦，当然要在北京，朝廷在那里，后来到民国，北洋政府也在那里。杨家的不少后人，都是靠祖产生活，整天什么事也不干，还看不起人，母亲不希望有来往（因为是姨太太的身份，交往中往往被歧视）。她看不起没本事的人，总是强调要“学本事”，能自立。这多少也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应该又是受到祖父的影响。
父亲杨毓璋
祖父自己不喜欢当官，也不叫我父亲当官。从日本留学回来后，父亲去了沈阳做电话电报局的局长。照现在的官本位，什么都是官，校长也是官，局长当然也是官了。过去是有区别的，电话电报这样新派的带些专业性技术性的，不算官，离官场远，离商反而近些。几年后他回到天津，当中国银行的行长，跟官场来往很多，但本身还是商。
父亲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的是什么系，我不知道，说是学实业、经济什么的。学什么不重要，反正在日本他也没有好好念书，时间都花在吃喝玩乐、和艺伎瞎混这些事情上了，肯定是没拿到过文凭什么的。他写过不少情诗，给艺伎的，让我母亲收着，还讲给她听。母亲一直放在一个盒子里收着的，还拿给我看过，可惜后来都烧了。
祖父当然不希望父亲过公子哥式的生活，回国以后就严格管束他，后来父亲确实也戒了各种不良嗜好，改邪归正了。他那个沈阳电话电报局局长的差事，据说是杨士骧给弄的，几年后当中国银行行长，肯定也和杨家的背景有关，不过至少到任职天津中国银行的时候，他已经很是“务正业”了。而且他很能理财，中国银行在他手上办得有声有色的，家业也大了许多。以过去的眼光看，他要算他那一辈里最能为杨家光宗耀祖的了。
他对自己办的中国银行特别有信心，虽也在天津置办了一些产业，绝大部分的资产却存在中国银行里。人家有钱都变成金银珠宝什么的，他不信这些，不认为黄金翡翠之类就可靠，也不是相信钞票，他是对中国银行有自信，都往行里一存。说起来后来我们家的败落，也多少与此有关，除了叔叔私自拿钱贩私盐之外，也和日本人来了之后强令中国银行里的钱都变成储备券有关，换成不值钱的储备券，我们家的钱等于全没了。
中国银行是官办的，父亲当然要与官场打交道，北洋政府的许多要员都和他熟。他在天津有地位，人家说起来杨大爷怎样怎样的，说到底，还是与此有关。记得家里有一幅很大的画，有大衣柜那么大，说是舌画，用舌头蘸着墨汁画的，不知是什么人画的，应该是个名人或名画家，要不也不会一直挂在那里。两边是一副对联，“自非北海孔文举，谁识东莱太史慈”，徐世昌的字。孔文举就是让梨的那个孔融，和太史慈都是三国人物，太史慈发迹前孔融帮助过他，徐世昌用这典故，是比喻父亲的中国银行对北洋政府的资助。支持北洋，就是拿出钱来帮他们打内战呗。那副对联一直挂在客厅里，我走来走去老是看见，就记住了，意思是后来听人解释了明白的。徐世昌我也不知是谁，一直到很迟，不知听人提到多少回了，才记住北洋时期他当过总统。袁世凯、徐世昌，还有其他北洋的人，都把中国银行当他们的钱袋子。那两句是摘的苏东坡一首诗里的句子，做了对联，反正是客套、寒暄就是了。
正在春风得意的时候，父亲得了一场病，是伤寒，本来已经好了，又赶上杨宪益得了白喉还是猩红热，夜里哭闹，他披衣服起来看，又感风寒，复发了。这一回病得很厉害，但还是可以治的。坏就坏在家族里人多主意多，一会儿请这个名医，一会儿请那个高人（中医、西医都请的，有日本医生，还有德国医生，大体上还是按西医的来，父亲自己是更信西医的，母亲受影响，也是更信西医），请来的人各是各的治疗方案，先是照这个做，后来又照那个做，结果病情反而加重，终于不治，就这么没了。所以后来家里议论父亲的病故，都说是给医生治死的。
其实医生一人一个主意，我做一个胆结石手术，病区主任和副院长还一个说要做，一个说年纪太大风险高，不做为好。说到底还是家里人乱出主意，请了那么些名医来，也是因为家里有钱，假如是寻常人家，没准倒治好了。
我出生几个月父亲就去世了，对他一点印象也没有。关于他是什么样一个人，都是从家里人的闲谈中拼凑出来的，特别是我母亲。
我得到的一个印象是父亲特别好玩，吹拉弹唱什么的都喜欢，还有就是唱戏听戏。他编了一本《历代帝王像》，自费印制的，花了很多钱，做得很讲究，每一张像前面都有玻璃纸，像那种洋派的大画册。还有一张《升官图》，应该算是他发明的一种游戏吧，上面有各种官位，在碗里掷骰子，掷出几点来，就做什么官，官位的排列很复杂，一级一级往上升，还有降的。升到最后是一个圆，那就表示进宫里了。画在一张很大的纸上，过年时才请出来，恭而敬之的，说是老爷留下来的，是老爷的心血。过年时大人那边在赌钱，推牌九打麻将，我就很高兴玩这个，运气总是很好，升得很快，可惜我对那些什么什么官一点没概念。
这两样都是父亲带着弟弟们编的，他是老大嘛。他这也是找点事做。长子不能远游，他得守在家里，再说他有过在日本寻花问柳的前科，祖父也不允许他离开家。闷得慌，就得找个玩法。
父亲去世时是立了遗嘱的，我母亲因为最后一直在伺候他，几乎寸步不离，所以知道遗嘱的内容。不是父亲写，是他说，一个师爷在旁边记。她文化程度不高，遗嘱又是用文言的，有些内容她也不是很清楚，但有两条，一是关于“大公主”，一是关于二姨太的，后来当着大家念的时候，母亲发现没有了。应该是七叔和娘商量后改掉了。
因为父亲去世得太早，别人跟我说起父亲去世会难过，没了父爱什么的，我就不大能够体会——我太小了，对于我，父亲就像是没有存在过。我当然也很少会想到父亲，倒是成年以后，有一次从报上看到，或是听说天津那边谁谁又当了汉奸的事，就跟我哥说起过父亲。当时北洋政府的一些高官都出任了伪职，其中不少人与父亲是朋友，或是熟人，比如王克敏与父亲就很熟。我就问杨宪益：要是父亲还活着，他会不会当汉奸？他仰头想一下说，不会的。再想一下，又说，也难说——说不准。不过最后还是说，不会的，他根本就不想当官嘛。
母亲徐燕若
父亲去世时，母亲才二十四五岁。她当然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不过说我母亲，得先交代父亲整个的婚姻状况，不然现在的人听起来又是乱的。
过去有地位的男性，三妻四妾是常有的事。祖父虽然反对父亲纳妾，父亲也没兴趣，但还是有三个夫人。正妻是扬州的大小姐，按北边的习惯，我们都得叫“娘”。庶出的孩子叫自己的亲生母亲“姆妈”（五叔家的姨太太，我们从孩子这边说，就称“五叔家的姆妈”）。外人则分别称“太太”“大姨太”“二姨太”（或“大姨奶”“二姨奶”）。
“大姨太”是母亲在杨家的身份，也是她的“不平等的起源”，是她一辈子想摆脱又摆脱不了的。解放后我们把不好的称呼叫作“帽子”，定性为“地、富、反、坏、右”叫“戴帽子”，在过去，可以说“妾”“姨太太”“小老婆”也是“帽子”，戴上了就摘不下来了。五十年代初母亲去世后，对她的称呼有了变化，按照扬州那边的习惯，晚辈喊她“大妈”。好像比“大姨太”“大姨奶”升级了，但又不是“太太”，有些暧昧含糊。但多少年喊惯了，我堂弟，七叔家的纮武有次见了母亲，顺口就喊了声“大姨太”，喊出口才意识到不对，冲着我直吐舌头，表示犯了错了。
我母亲是河北南皮人。外公在天津开车行，就像《骆驼祥子》里虎妞她爹那样的吧，论成分应该是“城市贫民”，要不怎么会卖女儿？但也不好说，按解放后的划分，像骆驼祥子那样拉车的当然是“劳动人民”，可他把车租给人家去拉，就属于“剥削阶级”了。后来我姐参加革命后对母亲的出身很忌讳，不提开车行，只说是“城市贫民”。
母亲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姐姐早早就死了，外公要供舅舅读书，供不起，就将母亲卖给杨家做妾。这是外公和杨家的老仆人潘爷谈好的，签了卖身契。对杨家来说，父亲这一房一直没男孩，娘进杨家多年，生了八胎，只有两个活下来，就是大姐、二姐，二姐年纪轻轻就病故，剩下大姐，就是后来我们背地里叫“大公主”的。娶我母亲进门，就是为了传宗接代的问题。
母亲进杨家时十五岁，父亲那时三十多了。没想到母亲第一胎就是男孩，就是我哥哥杨宪益。母亲在杨家的地位是因生了哥哥改变的——为杨家立了大功嘛。但是我哥生下来就让娘抱走了，算是她名下的，一直跟着她住一块儿。虽然每天吃饭都在一起，但是是娘管他。除了母亲，还有个二姨太，原来是丫头，别家送给父亲的。大姑妈开始时张嘴就叫母亲和她“金姑娘”“银姑娘”，后来家里都是称“大姨太”“二姨太”。父亲喜欢母亲，待她很好，对二姨太就不那么好了。我想这不仅是因为母亲生了我哥，父亲对她还是有感情的，母亲应该也比二姨太听话，性格上更讨父亲喜欢。父亲曾带母亲悄悄去照相馆照相，让她照一张，抱着我哥照一张，他也抱着我哥照一张。他和母亲没有合过影——母亲是姨太太，不可能有合影的。当然我也没见过父亲和娘的合影。社会上时兴结婚照是后来才有的。
母亲常说起父亲，她有两个福建那边做得很漂亮的漆盒，里面放着父亲的照片、诗稿什么的，还有一只德国造的金表。我大了之后，她会时不时一一拿出来跟我念叨。有些情诗是父亲在日本留学时和一个下女好（算他的初恋吧），写给那个下女的。这些父亲都跟母亲说，什么都跟她说。娘是富家大小姐，比母亲有文化，但旧诗词呀这些的，他宁可跟没什么文化的母亲说，要紧的东西也放母亲这里。
父亲教母亲读书，母亲原来识字不多，也就小学二年级吧，后来能念书，都是父亲教的。父亲去世后，他的很多书都让其他各房拿走了，一大套一大套的，只剩下《说部丛书》。要母亲识字念书，这是在还没有杨宪益之前就开始了，要求她每天看书写字，《说部丛书》买来，整整一柜子，父亲对母亲说的，看书她就该从这看起。怀上杨宪益之后，父亲还对她说，如果是个男孩，就把她扶正，和娘平起平坐，姊妹相称。父亲去世后，这话没人提了，当然母亲也没争过，只是和我们说说。
母亲的运气不错，但这是撞上的，她还是恨外公将她卖了，提起来就恨。进了杨家她就再没见过外公，不能见，也不想见。按照卖身契，进来之后她就得和娘家一刀两断，再不能有来往了。外公病重时说要见母亲一面，母亲就是不见。但后来她和外婆倒是见过，偷偷地借着看电影在外面见。我还记得小时有次她领我和她的丫头来凤去看电影，看一会儿她人不见了，再回来眼睛红红的。
再往后，母亲和小姨、舅舅也是有来往的，不仅来往，还总是想办法帮助他们。小姨上妇女职业学校，舅舅念中学，都是她供的。
我舅舅上的是教会学校，汇文中学。外公卖了母亲，就是为了让舅舅这个独养儿子读书，但上汇文这样的中学上不起，还是要靠母亲。母亲最看重的就是读书，她在家里是老二，上面有个姐姐，早早就得肺结核死了，这样她就成了长姐，照顾弟弟妹妹，培养他们成人，首先就是要让他们读书。舅舅毕业后，母亲原本想让他上燕京，他的成绩好，可以保送的，母亲眼中，教会学校是最好的。但舅舅不愿意，他给母亲写信，说他不愿再花母亲卖身的钱继续念书，不愿再靠杨家，他可以独立了。
信是我念给母亲听的。念信时的情形，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母亲跟着父亲学文化，已经可以看书看报，读信不成问题，但她看过了，还是会叫我念。我当时正迷话剧，喜欢话剧腔，念什么都喜欢模仿话剧的腔调，抑扬顿挫，跟念台词似的。我拿着舅舅的信自顾自念得起劲，母亲半天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往她那儿看一眼，发现她正拿着手绢在擦眼泪。我知道，她是心疼舅舅懂事，同时一说到杨家，就又把卖身的事勾起了，这是她碰不得的痛处。
舅舅后来上了一个无线电方面的专科学校，不要学费，吃住都不花钱。民国时，师范院校是公费，其他学校一般都是要花钱的，或多或少。舅舅上的这学校是国民党办的，他们要招揽人才，培养自己的人，所以免费。大概也因为电台这样的地方很关键吧。学生毕业了，十有八九是去电台工作。舅舅也是。他工作很勤奋，后来做到了汉口台的台长。
武汉快解放时乱得很，舅舅不想去台湾，就一个人跑到了天津，在母亲那儿暂住。当时天津已解放，我正在母亲那里生孩子，也住在耀华里。舅舅没工作，家眷在武汉，一天到晚在家里，挺苦闷的。那时我的地下党朋友李之楠是天津政协秘书长，还有别的什么官职，我就让他给想办法。我说，我担保我舅舅一点问题也没有。他一听就笑了，说，静如，你太天真了，要是我有个亲弟弟像你舅舅的情况，我都不敢说他一点问题没有，你凭什么担保？我说，就是没问题嘛。他说，他念的是什么学校？为什么那学校不交学费？国民党的嘛，何况还是电台台长，这叫“没问题”？
说是这么说，他还是通过熟人给我舅舅在四机部找了个工作。这样舅舅就去了北京。没多久，有一天，他太太忽然出现了，带着两个孩子。他太太长得很漂亮，结了婚后一直待在家里做太太，一天到晚似乎只知打麻将。这时要舅舅跟她走，先到南边还没解放的地方，然后去台湾，要是不去，那就离婚，摊牌似的。舅舅要留下来，说新社会了，太太把两个很小的孩子往他桌子上一搁，真的走了。后来再没消息。
舅舅一人拉扯两个孩子，还要工作，实在是狼狈。后来组织上就安排了一个女同志和他结婚，是党员，文化程度不高。婚后他们又生了个孩子，过得还不错。他这样的人，倒平平安安过来了，似乎没挨过整。我猜是他爱人保护了他，再说他不声不响的，做的是技术性的工作，没什么人盯着。我姐夫罗沛霖就在四机部，是科技局的副局长，有段时间他们住在同一个四合院里，罗沛霖是领导，住正房，他住一进去的偏房。不是直接的部属关系，没有交集，他们也没什么来往，我母亲常去看他们一家，总是说，我亲弟弟呀。他们一家挺和睦，几个孩子都不错，小儿子入了海军，最后当了舰长，但他提出复员，那时舅舅病逝，他要回来陪他母亲。罗沛霖知道了，说他，组织上培养不容易什么的，但他另有想法，还是转业了。
母亲病重时舅舅来看她，两人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舅舅后来是肺癌去世，他走了以后，后人和罗沛霖他们就不来往了。有次我姐请他们吃饭，他们一个都没来。也许是我母亲的意思，她不在了，两家就不再来往了。
我母亲还有个妹妹，就是我姨，母亲也很上心，天津有了妇女职业学校，母亲就让她去念了。这时候父亲已去世多年，娘脾气又好，对母亲和娘家的来往管得越来越松（按契约是禁止的），起先还是暗中来往，或是限于过年时舅舅、姨来拜个年，后来就是过了明路的了。我姨的婚事也是母亲给操办的。
有人做媒，男方是铁路上的，南方人。这两条母亲听了都觉得好。那时银行、铁路、邮政都是好的职业，属于“铁饭碗”（银行最热门，是“金饭碗”），母亲也这么看。另一方面，母亲自己是北方人，却是对南方人有好感，认为南方人脾气好，温和，细心。这样婚事就定下来了，在国民饭店办的婚宴，盛大热闹，母亲一手张罗的，包括请伴娘什么的。结了婚姨就随了姨父到南边去。母亲送我哥去留学，顺道去姨家里看了。姨的家在浦口，母亲很意外：不是在南京吗？她心目中，南京是大城市，浦口不算南京的。更吃惊的是，姨父家里的情形跟过去说的差远了。原来他就是个卖票的，不是什么体面的职员，家里有个母亲做饭带孩子，用人也没有。后来知道，他送姨的一个钻戒也是借来的。母亲觉得整个就是被骗了。
但是木已成舟，母亲也是相信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后来姨一家到天津来，姨父在这边铁路上做事。谁想有次拔牙后流血不止，到医院一查，是败血症，没多久人就没了。给他拔牙的医生叫高纯一，因为看牙，一来二去和姨认识了，姨父死后，姨生活无着，就到他诊所里给他当助手。我母亲特别支持，在她看来，这是学本事，而学本事总是好的。她没想到姨在诊所里，整天和高医生一起，就好上了。高是中年人，自然已有家室，离婚是不可能的，他也没这打算。这样姨实际上成了他的外室。我母亲知道后气得不得了，她对做小老婆最敏感。其实民国已是一夫一妻制，法律上根本没有小老婆一说了，但在她眼里，我姨那样，等于就是小老婆。她自己做妾是无奈，结果妹妹又给人做“小”！
我姨的结局也挺惨的。高纯一的太太知道丈夫外面有人，起先因为知道我姨娘家有人，没敢怎么样，后来眼看日本人要进租界，母亲去大后方了，就再没顾忌，找到小姨住处大闹，一通乱砸。我姨刚生了孩子不久，而且她一直身体弱，有肺病，受了这番惊吓，吐血了，很快就死去。孩子先天不足，也死了。那时母亲在大后方，长时间音信不通，后来还是老潘子想法让人捎了信来，告知姨的情况。母亲听了很伤心，她辛苦一场，希望妹妹过上好的生活，结局却是这样，她觉得很失败。
“妨父”之名
我说自己“生正逢时”，那是赶上了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大环境，可从小环境，也就是我们家的情况说，我出生的就太不是时候了。父亲的去世是我们家的转折点，从此一落千丈，我恰好就出生在这个节骨眼上。过去有好多迷信的说法，莫名其妙瞎联系，就因为出生不久父亲去世了，我就有了“妨父”的恶名。
女孩在家中没地位，原本就不受待见，我的婴儿阶段，家里天下大乱，先是父亲的病，后来是办丧事，更没人管我了。有的就是因“妨父”的“另眼相看”，似乎我就是不祥的。
喂我奶的奶妈进门后没好好检查，后来早就自己停了奶，喂我奶只是做样子，背着人给我喂点水什么的，所以我身体特别弱。后来还是一个德国医生来，检查追问起来才弄清是怎么回事。医生把我母亲说了一顿（母亲是姨太太，又才二十来岁，医生敢熊她，对娘是不会的），母亲也只有听着，不吱声。那奶妈马上就被辞掉了，换了个新的。
带我的保姆姓张，家里都叫她“张妈”。她领着我，住母亲大房间后面的一间小屋，睡一张老式的大床。张妈对我不好，背着人偶尔还会拧我一下，掐我一下，我胆小，也不敢对人说，就这么过了两年。她和我睡的那张床是架子床，挂着蚊帐。有天晚上有蚊子，她起来点了蜡烛打蚊子，蜡烛没放好倒了，把整个帐子都给烧了，她瞒着不说，家里人居然不知道。后来有人在房间里发现一小堆帐子烧成的灰，追究起来，才知原来有这事。这可了不得，不是我有多重要，而是家里下人的管束问题。父亲去世以后，没了权威，娘是软性子，早就有议论，说下人越来越不像话了。这次娘也惊动了，把人都叫过去，包括我母亲，大大发落了一通，张妈就让她走人了。
那时我五六岁，以后好几年，我就一个人睡在那个小房间里，直到十一岁得伤寒病。年纪那么小，我一个人住很害怕，特别是晚上。可我不敢讲，也没人管我。
那时伤寒可是不得了的病，弄不好要死人的，而且还传染。我就被弄到一个大房间里去，比我原先住的小屋亮堂多、漂亮多了。还请了个护士日夜侍候，就待在里面，不许出去，有人守着门，也不许人进来——要是传染给小少爷，那还得了？！头一次有点好了，后来有次二姨太吃馄饨，问我要不要尝尝，我馋，吃了一个。就一个，不知怎的又不行了，比原来还厉害，真的要死了。
亲戚间都在传，还到庙里烧香拜佛，求签问卦，不想抽到的是个下下签。于是就有人说，别治了，治不好了，还白花许多钱。这话居然还当着我母亲面说。平日的生活，家里的费用都是娘那儿出，早饭我们自己吃，中午、晚上都是一起吃的，也是娘那儿开支，但给我看病，这钱要母亲自己拿出来。母亲过去听他们议论什么“妨父”之类的，也疑疑惑惑的，至少是不敢反驳，就算不服，反正这里那里总觉得我不好，这次她拗起来了，发脾气说：我就不信治不了！我生出来的，我就是要让她活！我就是要把三个孩子好好养大！她当然是舍不得我，同时也是把平时在家族里受的气发泄出来。
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但她倒不信烧香拜佛那些个迷信。看病之类，她是崇洋的，比如她就信那个德国医生，相信西药。那段时间她对我特别好，家里也特别做这做那的给我吃。我被隔离在那个大房间里，雇了一个德国医院的特别看护照顾我，当然是很贵，前前后后，为那场病花了六百大洋。
住到大房间，是母亲抱我过去的，我搂着她脖子，有气无力的，还说话，说生病真好。母亲听着，眼泪就下来了。后来病好了，我因为那段时间的特殊待遇，又说，生病真好。母亲瞪我一眼说，别瞎说！
母亲对我一直都是很严肃的，所以我怕她，我姐敢跟她吵架，我不敢，她教训我我从不敢回嘴。我犯了错，母亲要打，都是让我把手伸出来，拿尺条子打。打得不重，象征性的。每次我都赶紧抢先说，“下次不了”，“再不敢了”。我姐没怎么挨过打，每次还没打呢，她已经尖叫起来了。
母亲最要我守规矩，比如吃饭，只许吃面前盘子里的菜，不许乱伸筷子，到对面搛菜更是不行的。别人搛菜给我，她都让回去；让我吃海参，她说我不吃；往我碗里搛松花蛋，她说我不喜欢……其实我嘴一点不刁，什么都吃的，我想她是怕我不懂规矩让人看低了我们。在大家庭里，遗下一点口实都会被扯到“姨太太”上面去——姨太太养的嘛。
虽然都是庶出，我和我哥我姐又不一样，我哥被宠不用说，我姐因是母亲自己带的，也比较惯，我在家里是地位最低的。家里人时常笑着说起，说是每逢吃鸡，我哥和大公主吃腿，我姐吃鸡胸肉，轮到我，只有吃鸡皮的份。事实上有鸡吃就不错了，母亲是但凡像样点的菜都替我让回去的，我因此常常觉得没吃饱——是真的吃不饱。经常别人给东西，我就吃，这又是母亲不许的。我哥老拿好东西给我吃，有时正吃着，母亲见了，就问，哪来的？我说，哥给的呀。我哥做什么都对，谁都说不得的，母亲听我理直气壮的，有时就骂我，说我这是“狗仗人势”。若是吃了下人给的，那就真生气了。
下人吃饭都是等我们吃完之后，有专给他们的菜，再加上主人的剩菜。其实也蛮不错的，我常在他们桌边转来转去的。他们逗我，让我喊他们一声，比如“来凤姐”，就让吃一口；“喊‘张奶奶’，不喊‘张妈’”——平常年纪大的女用人都是喊“张妈”“王妈”——我照她们说的喊了，就喂我一口。母亲知道了，就说，你就是贱。就是因为经常不饱，我老惦着吃，对吃的事情印象也深。祭祖时吃得特别好，要做一桌菜，影像挂起来，牌位请出来，一桌菜摆在前面。祭祖完了，菜就端到饭厅去吃。
其他事情上，母亲对我不满的也多了。她认定我哥我姐是能读书的，我不用功，而且笨（我的确是贪玩，不大用功），一直都是这印象。家务活、伺候人之类，她从来没觉得我姐应该会，反正她会读书，事实上我姐一辈子都不会做家务，基本上也没做过。我就不同了，她觉得应该会，她就教过我怎么给人捶腿（她是给娘捶过腿的），怎么伺候人，还有各种家务。
有什么事，她都是跟我姐说，跟我姐商量，她觉得我是什么也不懂的，直到我姐上了燕京，走了以后，母亲没人说话了。不仅母亲，娘因为大公主嫁了人，也觉得家里冷清，我于是也成了家里的一号人物。
外面的世界
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家一直在走下坡路，没什么客人登门，冷冷清清的，就剩下妇孺。父亲生前喜欢京戏，常把一些角儿请到家里唱戏，谭鑫培、梅兰芳、周信芳，都到家里来唱过。现在当然都没了，大人，还有用人们常常议论谁谁如何如何，某次来家里唱的是哪一出，听上去就像戏文里说的“前朝旧事”。
但小孩子是感觉不到什么的，我一点比较也没有，更是没有什么异样感。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照旧，对我来说，好像从来就是那样。家里有固定的菜金，每天是五元大洋，当时用人一个月只有两元钱的工钱，这一比就相当奢侈了。不过我也并没觉得家里很有钱——我都还常常吃不饱嘛。再一个是我一点也不知别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直生活在花园街宅子里，家里是不让出去玩的，除了后来上中西女校时的同学，的确也没跟别人家的孩子玩过，而中西又是贵族学校。
偶尔出门，要不就是逢年过节走亲戚、拜年，或是什么亲戚结婚了，给当花童。当花童特别开心，牵着新娘子的纱裙在后面走，走一步，脚一并停一下，再走一步并脚停一下。还有就是跟母亲逛店、看戏、吃西餐，印象也特别深，因为平常不出门，在外面看到什么都很新奇。
我觉得特好玩的一个地方是中原公司，那是个吃喝玩乐的地方，在日租界，模仿的是上海的大世界，挺热闹的。记不清是几层楼了，好像是七层，不然为什么最上面一层叫“七重天”呢？里面什么都有，下面几层卖百货，四层、五层有好多唱戏的、说书的、讲相声的、变戏法的。这边唱，那边也在唱。本地的之外，还有从南边来的班子，天津人称为“苏滩”，评弹、沪剧、越剧什么的都归在里面。还有海派的京戏，一看就知道是从南边来的。
老派的京戏看得多了，海派的布景什么的都不一样，看着新鲜。我还记得有一出《石头人招亲》，说几个姑娘春天出游，拎着菜篮子，一路嬉闹，见到石像，就拿菜篮子套到石像头上去当帽子。不想石像突然出声了，要她们嫁给他，意思是套上他的头就像抛绣球似的，等于定亲。姑娘又羞又急没办法，只好跟石头人成亲。在小孩看来，剧情很滑稽，唱词特别大白话，一下就记着了，我哥回家还大声唱：“你们出来就该正派，你不该菜篮子套上我的脑袋，现在我们拜了天地成了恩爱，你为何又哭起来？”
还有一出戏，忘记名字了，是说捉奸凶案的。台上有床，拉着帐子，表示正在通奸，丈夫上来捉奸，拿着刀做捅人的样子，而后帐子里就跑出人来，身上全是血，脸像是被劈成了两半，挺吓人的。观众看到这里就惊叫，传统京戏里绝对没有这样刺激的表演。母亲说，都什么乌七八糟的！以后就不让我们去看了。
还有起士林，一要去那里，我就很兴奋。起士林是天津有名的吃西餐的地方，德国两兄弟开的。西餐是新鲜事儿，母亲会领我们去吃。起士林英文店名是Kiessling and Boder，给中国人一叫，落了单，就剩Kiessling了。后来上海开了“凯司令”，倒是更接近英文的发音。有人说是从天津开过去的，有人说不是一家。张爱玲的散文里就提到过起士林的蛋糕。
起士林不是西餐里最贵的，但因为是第一家，在天津就成西餐的代表了，说“去吃起士林”，就等于说去吃像模像样的西餐。名流、有钱人都爱往那里跑，梅兰芳经常出现的。有一次在那里就看到他们一大帮子人。
印象更深的是有次看到张学良和赵四。应该是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事，我们在等着上菜时，就见张学良他们进来。除了赵四，都是男的，穿着马裤、靴子，像是刚骑了马回来，纨绔子弟的样子。赵四穿着很时髦，手里拿着个白色的长烟嘴，翘着兰花指。张学良照片常在报上出现，又因丢了东三省，名声很坏的，当然认得出。我们都恨日本人，不喜欢张学良，不过我特别喜欢好看的人，看到赵四，也想不起这些了。母亲看我老盯着那边看，就说，要看你就过去看呗。我真的就跑过去，近了点站在他们桌子附近盯着看，觉得赵四真是好看。赵四发现了，就逗我两句，还摸摸我头发。我那时大概十来岁，比桌子高不了多少，见赵四指甲血红的，还是后来才知道那叫蔻丹。
又一次大变故
大概是我十来岁的时候，家里发生了父亲去世后又一次大的变故：我们家的大部分钱忽然没了。
父亲究竟留下了多少遗产，我当时不知道，后来也没闹清楚过，反正这一次过后，大部分都损失了。他留下的钱全都存在中国银行，我们是靠利息生活，每月都是问七叔拿钱。七叔是天津中国银行的副行长，只有他手里的图章可以动得了这笔钱。他当副行长，是父亲生前的安排，七叔是留美的，还年轻，父亲觉得得慢慢培养，主持大局的行长的位置给了卞白眉，扬州人，也是留美的。
想动这钱的不是七叔，是三叔。三叔想与别人合伙贩私盐，说是取个整数。七叔原本是不答应的，三叔火了，跟他大闹，他是小弟，最后拗不过，只好松口。结果说贩私盐的船翻了，那笔钱自然也就没了。“整数”是多少，说法不一，我后来听说是二十万，我姐听来的是三十万。
这下家里乱了。娘整天在楼下哭，有段时间，牌也不打了，早上起来梳洗过后，梳头褂子也不脱，光哭，抽水烟袋。花园街大宅子里上上下下嘀嘀咕咕的，全是这事，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氛围。连丫头来凤也跟我一脸惊慌地学说。她说，这下完了，杨家败了，以后要到街上要饭了。我不知要饭是怎么回事，只从京戏《拾黄金》里看到过要饭的穿着百衲衣，五颜六色的，很好玩。就想，要饭就要饭呗。我问她，那还可以看电影吗？还有冰激凌吃吗？后来发现有的看，也有的吃，起士林也还照样去，就心安了。
管钱的是七叔，他日子自然不好过。那时中国银行的行长是卞白眉，他女儿和我差不多大，有一次很神秘地对我说，七叔枕头底下压着一把手枪，大概是大人说话时她听来的。枪在我们听来是很可怕的东西，我吓得就去跟母亲说，母亲又去跟娘讲。再一打听，说七叔被这事弄得不得安宁，他也没办法，跟人讲，再逼他他就拿枪自杀。
七叔私自动了父亲留下的钱，也算是又一类型的“挪用公款”了，名声不好，行里就把他调到北平去当那边的中国银行行长了。副的变成正的，听上去不是升了吗？事实上天津才是北方的金融中心，就像上海在南方的地位，北平银行的地位和天津银行不能比，在好多生活在租界的天津人眼中，北平土得很。
父亲的兄弟里面，我接触最多的是七叔。三叔、七叔、瑗叔、狗叔是祖父这一房的，瑗叔、狗叔是老姨太生的，年纪小，而且被歧视。父亲去世后，杨家在中国银行的人是七叔，所以七叔可以说是家里的主心骨。
他是留美的，学什么我不清楚。父亲去世时，交代行长的位子由卞白眉接过去，七叔年轻，还得历练，安排他当天津中国银行的副行长。等他听三叔的话，把家里的积蓄拿去贩私盐蚀了本，在天津待不住了，就调到北平，当北平中国银行行长。在天津的时候，七叔家也住在花园街上，离我们不远，他会坐着敞篷马车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