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叔早先喜欢过窑子里一个叫小翠的，但家里是不许的，爷爷的规矩严得很。再说小翠又被王克敏看上，还为她赎了身，七叔这事儿当然是没戏。家里都知道，太太之间还少不了议论。七婶最憨厚，也会加入其中说道。
有一次她们扶乩，也是闲着没事当游戏吧。四个人一人站在方桌的一边，桌子有条腿下面垫一沓子纸，这样桌子就不平了，而后等桌子一动，就说神来了，或是谁的鬼魂亡灵来了。桌子自己怎么会动？还不是哪个碰了的。她们就商议，说请谁呢，不好请长辈，请长辈好像不恭敬。七婶没心没肺的，就说请小翠。都不说话了，有点紧张的气氛，过一阵就说小翠来了。请来了是要和她说话的，扶着桌子的人就问，小翠，你都惦记谁呀？当然没有回话，就听见很轻的声音响了七下。小翠后来是在养老院死的，很惨。她们就啧啧叹息，说小翠死了还想着七爷哩。我在旁边看着的，直想大笑，哪有小翠的影子？七婶是不信这些的，我母亲也不信，但其他几位是信的，好像里面有六婶吧。不管信不信，都当真的一样。后来家里下人之间都在传，说小翠如何如何死了还惦记七爷。
七叔在我眼里总是很严肃，道貌岸然的，真想象不出他当少爷时有过那么一场恋爱。我见到的他当然早不是少爷了，家里人提起来都有点怕的样子。七婶说，有一次她和纮武几个没事，在饭厅里吃崩豆（天津人把油炸的蚕豆叫“崩豆”），七叔忽然进来了，见状大怒，虎着脸一言不发，从插瓶里拿出鸡毛掸子，往吊灯上一捅，灯泡碎了，碎屑落在桌上，到处都是。他气哼哼走开了，大家都吓得不吭气，仆人赶忙进来打扫。为什么发那么大火？七婶说过的，我记不大清了，好像家族里老辈什么人得了恶疾或是病死的，说是和吃豆子有关，家里传下来的规矩，不许吃豆子，蚕豆、毛豆、扁豆……凡豆类都不许吃。禁止归禁止，没人信吃豆子会有多大事，后来家里人还吃，只不过是背着他。这点事也要偷偷摸摸的，想想真是可笑。
七叔过五十大寿时，我去贺过寿。原本是轮不到我的，那年我从中西毕业，去我姐那儿玩（她在燕京读书），就让我跟我姐一块儿代表我们这一房去祝寿。打长途电话，传话传错了，七叔家那边听成娘要去。大房的嫂子要来，那可是大事，所以七叔家一大帮人到火车站去接站，结果发现从车上就下来我一个。七叔绷着脸，很生气的样子，一言不发就上他自己的车上班去了。
过寿的那天，我跟我姐去的。七叔家在王府里，一进的院子，来了很多人，热闹得很。那可能是七叔家最好的时候，他还在家里请梅兰芳吃饭。父亲在世时常请京戏的名角到家里（中国银行一直捧角的），女眷都是回避的，屏风挡起来，要看梅老板，大家只能躲在屏风后面，从缝里张望两眼。
在北平的时候，行里有个女职员，叫徐尔秀，戴眼镜，是个老姑娘，忘了哪个大学毕业的，考取了北平中国银行，外地人，没地方住，七叔家老大的宅院，前院空着，有间房就让她住了。七叔每天早上起来在院里走，找话茬儿和她说话，他一激动脸就会红，说话结巴，和徐小姐说话就有点那意思。家里就有人议论，说七叔喜欢上人家了。他是有家长威风的，谁也不敢说，只有小女儿，她是家里的惯宝贝，跟外人也说，她跟我姐说这事，我就在边上。我姐很吃惊，觉得太糟糕了，说怎么可以呢？七叔对徐小姐有好感是可能的，我在他家住过几天都看得出来，他对徐小姐客气得不自然。七婶也知道这事，只是说，他能怎么样？七叔的确也没怎么样。不可能的嘛，传个字条、写信的机会都没有，过段时间也就过去了。家里都说，七叔喜欢过两个女的，一个是知识分子模样的，一个就是前面说的那小翠。
日本人占领北平、天津后，中国银行悄悄撤往南方，七叔全家都离开了天津，我到昆明就是跟他们一路。七叔后来去了西安，当西安那边的行长，再后来又到成都工作。抗战胜利后到了上海，这时行里没事给他做，位子上都有人了。也是他没本事，跟不上了，这样早早就退了休。他用金条在延庆路顶了一处房子，小儿子杨纮武后来在上海工作、成家，七叔退休后，和七婶就跟着纮武过，一直住那房子。
我到上海，会去看他们。四八年我陪姐夫罗沛霖去上海，去过，解放后也去过。时间太久，当时的情形已记不清，这次那次的也混淆了，只记得他们住得很挤。纮武有两男两女，加上七叔七婶，七八口人住三间房。有一次我在那儿，那时五哥（纮武的哥哥）已被打成“右派”了，七叔心情不好，不说话，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纮武说他：走来走去的，烦不烦？！他也不吭声。我就想起过去家里人都怕他，纮武当然也怕。他真是老了，没脾气了。
大概那就是最后一次见到七叔吧，后来他是得肺癌死的，家里人都说他也是郁郁而终。
天津搬家史
要说杨家“败了”，就我祖父这一支而言，一败是父亲去世，再败就是贩私盐的钱打了水漂。七叔向娘保证过的：大嫂家里生活的一切，还是照旧。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我们住的地方很明显地每况愈下，花园街的大宅子住不下去，卖了四万大洋，大宅子有好几个院落，一时也找不到那么大的买主，据说是拆开卖给了三家。
花园街的宅子几乎占了整整一条街，大宅院里套着小院子。父亲是长房，祖父去世后，老姨太（祖父的妾）是要长子养的，也住在花园街，有一个单另的小院子，堂屋之外，还有五间吧，也有前院后院，院子有自己的门通到外面。
关于花园街，我印象很深的是大院主楼楼下有一个很大的堂屋，那是父亲的会客厅，摆着一大圈椅子，都是红木的，上面还有装饰。祭祖也在那里，要不是够高够大，那些大幅的字画，还有祭祖时请出来的祖父、祖母的遗像，也挂不下。父亲去世后，没那么多来客了，除非祭祖，都各自待在自己屋里，会客厅就一直空着。后来放了张乒乓球桌，我们要演戏玩啊什么的，也在那儿，总之成了我们的游戏室了。还办杂志，我哥弄的，叫《消寒会》——也就我们兄妹三个人，我是充数的，等于就是他和我姐。
我还记得小时家里有辆敞篷马车，现在的小汽车有车库，马车也要有地方停的，就是马号。我那时觉得马车比小汽车更威风，马号给我的印象深，是因为马号屋顶有一只进口的洋瓷狗，真狼狗大小，砌进去的，真是“看门狗”了。后来我在父亲一个当军长的同学家里也看见过一只差不多大小的瓷狗，只是他家是放在客厅门口地上的，是不是租界里不兴养看家狗了呢？我也说不清楚。
从花园街，我们搬到了法租界的兆丰路兆丰里，像上海那样的里弄洋房。里弄不是胡同，也不称“巷子”，两边是中式房子的才叫胡同，兆丰路的房子都是洋派的，兆丰里一号是栋法国式的别墅，外面贴着玫瑰红的瓷砖，挺漂亮的房子。我们搬到的是兆丰里二号，也不错，外墙贴着绿瓷砖，进门上高台阶，二楼有大露台。不过不是独栋的，楼上楼下好多间，但大人都觉得太小了——和花园街比，当然是小多了。
从花园街出来，家里人也少了许多，这时候二姨太已经和家里闹翻，和四姐走了，老姨太一家也另过了。用人当中，二厨子、来凤都因出事被撵走了。只剩下潘爷、拉洋车的车夫、服侍娘的小玉、大厨，好像还有一个年纪大些的女用人。男用人住地下室。北方好多房子都有“地窨子”的，西式房子的地下室不同，有一截在地面上，有窗户，所以我常常还没进家门就从窗户里看见潘爷在地下室里坐着。
说是三层，实际上应是两层楼，但也有亭子间。楼上楼下都有卫生间。后面还有一间蛮大的屋，专门放箱子的，后来搬到伦敦道昭明里，再后来到耀华里，都有这么间放箱子的房间。
房子是小了，但我和我哥都很高兴：这里有抽水马桶，干净漂亮的卫生间，还有热水。我们最喜欢的是二楼大大的露台，水磨石的地，站在上面可以看出去好远。刚搬进去不久，我哥就让我抱着他的小狗“小花”到露台上照了张相。
兆丰里的位置也很好，不远处就是法国教堂，绿牌电车道出门就是。天津有好几路电车，当时也不叫几路几路，因为有绿牌子，天津人就叫它“绿牌电车”。上了绿牌电车就能到天津最热闹的地方，中原公司、天祥市场，租界就那么大，闹市区其实离家都不算很远。
但这地点等到“津变”发生，就变成它的短处了。“津变”就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在天津闹的暴动，当时我们在家里就听到枪声。兆丰里正当法租界与日租界交界处，我家正门朝法租界，后门出去就是日租界。在二楼露台上可以看到日租界的情形，平时可以看到穿木屐的日本人，穿校服的学生，鞠躬行礼的，喝醉的酒鬼跌跌撞撞哼小调。当然事变时根本不敢上露台，想上去张望大人也不让。暴动是从日租界闹起，往“中国地”闹，不是针对租界，但挨着日租界总是危险。最怕的是流弹，我还记得娘慌慌张张指挥着用人用棉被把窗子蒙起来。
“津变”很快就平息了，但谁知日本人还会闹出什么事来，有一点是肯定的，日本人决不会就此罢休，离日租界越远越好。这样我们就搬到了英租界的伦敦道昭明里。昭明里的房子比兆丰里那边小，但房租更贵，一个月要二百多大洋。
天津和上海一样，西方列强都有租界，除了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过去还有俄租界、德租界、意租界、奥租界。奥租界的“奥”是奥匈帝国，不是奥地利。我小时候，德租界、奥租界已经没有了（因为一战战败），民国政府收回以后叫作“特别一区”“特别二区”。虽然已经收回，天津人意识里还是没当作“中国地”的一部分，和纯粹的“中国地”比起来，的确有点特别，因为建筑，还有居住的人不一样。只是收回来以后，管理跟不上，眼见得就衰落了，街道没有原来的整洁，有点向“中国地”的脏乱差靠拢了。
英租界、法租界明显好于其他租界。英租界最安静、整洁，最有安全感。英租界在墙子河外，靠着河边的是老区，再往外是新开发的，一栋一栋的公寓楼，要不就是别墅，就像民国定都之后南京颐和路那一带，好多有钱人也在那儿买地盖房子。昭明里就在新区里，因为环境好，房价就高，房租当然也贵（同是英租界，我们后来住的耀华里就便宜多了），面积比兆丰里小，租金却要高出一截。
昭明里的房子好像是上海银行盖的，资中筠他们家就住在昭明里，离得不远，她父亲是上海银行的行长。我们住了不到一年就搬到耀华里去了，因为嫌房租贵。耀华里我们住的是二楼三底，娘住楼下，我们住楼上。那时的人还是过去住中式房子的习惯，喜欢住一楼，地位高的往往住在下面，娘因为小脚，上下楼不便，更要住一楼了，大公主后来也是住楼下。算起来耀华里住的时间是最长的，最多三六年搬过来，直到五三年罗沛霖在北京工作，我姐我母亲她们把家搬到北京，有十好几个年头，比住花园街的时间还长。但我住在那里的时间并不长，三八年离开天津到昆明读书后，过了十一年我才回到天津，住了几个月，生完孩子后又回到南京。七二年再回天津时，耀华里已经没有我的家了。
事实上一九四九年我回天津时，耀华里已经面目全非了。平津战役时，国民党的军队开始是准备死守打巷战的，当兵的都住到我们家了，门前挖了战壕，我去时还在，出了门就是壕沟。（联大同学罗宏孝、张国新来看我，要蹦着跨过来，罗大笑，觉得太好玩了。但其实当然出入是很不方便的，娘去世时，吊丧的亲朋来来往往的，还有年纪大的，难道也蹦过来？就搭了块板子在上面。）家里也和走时不一样了，乱糟糟的，而且显得很破败，倒像是杨家败落的一个缩影。我当时并没有多少伤感，因为我对过去没有多少留恋，而且刚解放，虽是百废待兴，但腐败的国民党垮台了，天亮了嘛！
娘
年轻时记性好，我对天津的每一个家都记得很清楚，毕竟每天生活在其中，又很少出去。到现在我还能想起各个家里的许多细节，房间的位置，家具的摆放，从窗子里看出去的情形。
除了花园街是中式的院子，后面的几处都是西式公寓。中式的院子地方大，好多房间，柴火都专门有一个房间堆着，当然还有那么多用人，都得有地方住。西式的房子紧凑得多，我都想不明白，一个那么大的地方，搬个家，怎么能缩进到一个小房子里。当然，用人走了不少，家具之类，好多应该是连房子一块儿卖了，就算后来的房子每处都有一个房间专堆箱子，回想起来，还是不明白好多东西去哪儿了。
有意思的是，北方人习惯烧灶，我们每到一处，都会新弄一个灶。和当年相比，现在的人住的房子（至少是城市人住的房子）都是西式的，也不烧柴草了，就是在北方，也不能想象在家里又打一眼灶，但那时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不然怎么蒸馒头？
对家与住处的记忆都是和人连在一起的，年纪大了，回想好多人与事，时间都模糊了，常会前后颠倒，联系到人活动的地方，时间又大致清楚了，因为会想到这是住在哪儿的事，先住哪儿，后住哪儿，这是不会记错的。我喜欢看电影，一个一个的画面，人和背景在一起。想起过去的人与事，也像过电影似的，只是一会儿是彩色的，一会儿是黑白片。串一块儿，又像是梦，的确也做过很多梦，越到现在梦越多。过去的那些人和事越来越远，时间在往前走嘛，越远就越像梦。
比如想到花园街我们住的那栋是上房，我就会想到通向二楼的楼梯，想到楼梯，自然就会想到我哥如何拿根麻秆拦在楼梯口，不让我们下楼，再想到原先娘住上面，下楼怎样由用人连椅子带人抬下来。
花园街、兆丰里、昭明里、耀华里，这些地方都不在了，花园街的房子早拆了，我想到的那些人，当然也都不在了。母亲一九九二年去世，杨宪益是二〇〇九年去世，我姐是二〇一七年走的。他们都算是长寿的，好多人早就不在了。我活得久，看得多，听得多。许多人，他们的事从头到尾都知道大概，有头有尾，听上去就像一个个故事了。这些人和事不时想起，想忘也忘不掉，有时又不愿想，因为好多人，一辈子过去，细细想来，更像一出悲剧。比如娘。
娘是小脚。她那个年代的大小姐，这是当然的。晒衣服时，她的鞋也晒出来，真正的“三寸金莲”，绣花的，我好奇，就拿着细看，奇怪这么点儿大，脚怎么放进去。有个老用人就说，你妈过去脚比这还小呢。她说的是我母亲刚进杨家的时候。进门之后，我父亲就让放了，所以母亲是“解放脚”。虽说放了，和“天足”当然是不一样的，有个脚趾裹到脚底下去了，穿皮鞋要塞呀垫的。我姐夫手巧，在鞋底上弄了个洞什么的，刚好小脚趾可以放进去，舒服多了，那一阵她逢人便夸罗沛霖，说大女婿怎么好。
在花园街，娘原来是冬天住楼上，夏天住楼下，到后来就一直住楼下了。她生过八胎，只活了两个，好几个都是小产，所以一怀孕就特别小心，住楼上时，要下楼了都是几个人抬下来，说是怕动了胎气。
娘每天要睡到十点多才起来，这是说开始起床，到出屋且得有一阵哩。慢慢穿衣、弄裹脚布，慢慢梳头、刷牙、洗脸，光是弄裹脚布，就得有二十多分钟。都是有人伺候的，端水，拿着镜子让她照，拧个手巾把让她擦脸，再接过去，替她穿梳头褂子。梳头褂子和平常穿的衣服没什么不同，但是是布的，她平日穿的都是绫罗绸缎。
裹脚布倒都是她自己弄，很长的，叠起来，一层层地裹，裹得不合适，又重来，还往上面撒粉，防出汗。我常到她房间里看着她起床，就站在旁边看，这个那个的，我觉得过程很好玩。母亲会骂我，娘脾气好，不骂我，我就喜欢往她房里去。
娘起来以后，差不多就该吃午饭了。早饭我们在自己屋里吃，午饭是在一起吃的。母亲头一句总是问：“太太昨晚输赢怎么样啊？”这句问话，天天如此，恭恭敬敬的，像个仪式，一直问到抗战时母亲离开天津。
天天这么问，是因为娘每天的生活内容主要就是打麻将。吃了午饭，下午开始打，一直要打到晚上十二点，下午要吃点心，就让人到附近去叫南边的点心。当然，来打牌的都是女客，一群太太、姨太太。她们打着牌，旁边站一堆丫头老妈子侍候。身份是有高低的，有些要特别对待，比如翁家老太太（翁同龢家的）就会郑重其事侍候。通常来客都说是来陪娘打牌的，像翁老太太这样的，就倒过来，是娘陪她。
经常陪娘打牌的，有一位包太太，来我们家从来都是走后门。一是她家离后门近，二是她家不是很有地位很有钱——原来是很有钱的，老头一死，就“小家户的”了，没那么讲究排场。她来打牌，经常还带着她女儿包小姐。包小姐一副大小姐打扮，还喜欢翘兰花指，身上香水味很浓。她也打牌，要不就站包太太身后看牌，出主意。她抽烟，用烟嘴，一支接一支。那时女的抽烟很时髦，家里大公主就抽，大名鼎鼎的赵四小姐也抽烟的。包小姐跟我姐差不多年纪，也在中学念书，包太太当然希望她和我姐多来往，我姐看不起她，不怎么搭理。
后来包小姐要结婚了，对方是她家原先的账房先生，姓郑，上海人，后来进了银行，是个普通职员，年轻人，在他们家进进出出的（起先是要对账），包小姐生活里没有其他男性，很自然就跟他好上了。再后来要正式结婚（郑先生不知是不是已有太太，看着不像有），包太太就跟我母亲说，想让我姐做伴娘。我姐不肯。母亲就说，帮人一个忙，有什么关系？之前我姨结婚，请包小姐给她做过伴娘的。在我姐看来，她们都不够体面。母亲其实也不想让我们和包小姐多来往，但面子上和她们母女当然还是客客气气，有来有往的。既然请过包小姐给我姨做伴娘（以我姨的身份，恐怕也很难请到比包小姐更体面的），现在包太太有请，就算还个人情，也要答应的。我姐最后还是做了伴娘，我姑姑的小孩做的花童。
婚后不久，我和母亲在电影院里碰到包小姐，已经肚子好大了，郑先生陪着。母亲说，新鲜！这样了还出来看电影！她随时都会提醒我谁谁不要交往，不是一路人。像包小姐，虽然她让我姐帮她忙做伴娘，对她的做派为人却是不以为然的，单是包小姐老陪娘打牌，她就觉得没出息了，何况她还抽烟，抽香烟不说，还抽大烟。
包小姐身体不好，肯定和抽香烟、抽大烟有关。包太太就抽鸦片，包小姐也跟着抽上了。她有肺结核，生孩子麻烦大了。小孩生下来没气，说是喷一口烟就好了，哪能呢？她自己也不行了，她家的办法是一口接一口地喷鸦片烟，当然是救不活。包小姐就这么死了。包太太从后门进来报丧，母亲听了叹气，说，怪可惜了的。
过去的大家庭生活，规矩特别大，特别多。讲规矩，其实就是讲等级。正室和侧室，差的不是一点点，尊卑绝对分明。丈夫不在了，大太太就是家里的绝对权威了。大太太和姨太太之间有矛盾冲突，也是难免的。但娘和我母亲一直相处得很好。母亲生了杨宪益之后，无形中地位上升，父亲又对她另眼相看，娘原本是有点防着她的，有段时间娘对二姨太特别好，就有点笼络的意思，心理上是要联手抵抗母亲的“得宠”。但很快就没什么芥蒂了，母亲从来没有非分之想，就惦着把孩子抚养成人。她在娘面前从来都是毕恭毕敬的。有时候还服侍娘，给她捶腿。她对娘好，不单是因为娘的地位，还因为娘是个好人，待人和善，没有机心，完全没有害人之心，甚至也没多少防人之心。娘对母亲也很信任，她是个没主意的人，到后来家里有好多事都喊母亲过去商量，让她帮着拿主意。
在家里，娘是有权有势的，但她不仗势欺人。只是她的“势”就在那里，这“势”就是旧式大宅门生活的规矩。比如杨宪益一生下来就抱过去跟娘过了——并不是她抢去，理所当然就是那样。就像称呼这样的事，也能看出地位身份的不同：娘喊我哥，都是喊他小名“虎子”（杨宪益属虎），我母亲是他的生母，在人前却都是喊“小少爷”“少爷”。平时娘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和她争，就是顶嘴，属于犯上的行为了。
四姐、我姐和我的小名，都是她顺嘴叫出来的。四姐（二姨太的女儿）小时头发少，她顺嘴就给叫成了“四秃子”，我姐和我跟着倒霉，明明头发很多，顺着来，也成了“五秃子”“六秃子”。她是扬州人，一口扬州话，“六秃子”说成“勒特子”，难听又滑稽。我母亲背地里说，多难听啊，于是喊我“小胖”，因为我小时长得胖，但是在娘面前，还得顺着她喊我“六秃子”。四姐更惨了，二姨太没给她另起个小名，人前人后，都是“四秃子”。我不大懂扬州话，扬州话“秃”发音像“特”，我以为是“桃”，“秃子”听成“桃子”，我就去跟我姐说，娘喊我们“五桃子”“六桃子”，我姐气得要命，说，别理她！我想，怎么能不理娘呢？有一回母亲小心翼翼地跟娘提过，说我姐大了，又有学名了，就喊她“敏如”吧。可娘还是照喊“五秃子”不误，母亲也再不提了。
算起来，娘不到四十岁就守寡，虽是明媒正娶，但旧式包办婚姻，和父亲也说不上有什么爱情。两个女儿，一个早早夭折，一个和她完全没有母女那样的感情。我哥一生下来就跟她过，但就算不知道她不是生身之母，关系也是疏远的，何况他一直厌恶这个家。一九五〇年娘快去世时想见我哥，他也没回天津。她的生活里，除了打打牌，好像也没什么别的内容。
我们一大家子主仆好多人，靠的是父亲留下的遗产，有几十万吧，存在中国银行里，利息就是我们的生活费。我哥到英国留学，大公主嫁到广东，钱就用得多了。我记得不止一次，杨宪益写信回来要钱，娘唉声叹气，直念叨，动了本了，动了本了！
娘死的时候我正好在天津。她躺在那里捯气儿。母亲对我说，娘不行了，过不去了，就是这几天的事儿了，让我去守着她。我去了，坐在娘床前，娘浑身难受，哼哼着，见了我哼哼着说，我不是要见你啊，我是想见我儿子啊。她一直待我挺好，但听了这话我当然还是不舒服：怎么对我说这个？像是我不该出现似的，心里想，他是我哥哥，哪是你儿子？——又不是我要来的，是母亲让我来。
娘过去的时候，已经咽气了，眼还睁着，我母亲喊老妈子，你帮太太把眼睛合上。她很在乎这个，不能“死不瞑目”嘛。
娘入殓的时候我不在，因为有孕在身，不吉利，犯冲的。入殓就是把逝者放进棺材里去，娘死时，棺材放在楼下过道里，要从床上抬起娘，当然前面还有穿衣、化妆这些，这过程我就得回避。母亲给我零用钱买了些糖炒栗子、瓜子、花生，我就带着赵苡、赵蘅两人到附近的公园里待着，她们俩在那儿玩，我就坐那儿晒太阳发愣，很习惯也很喜欢那样。也不见得想什么，虽然要是浮想联翩的话，把家里的旧人旧事过一遍，可感叹的事情太多了。不知怎的倒想起了小时候在家门口看梅兰芳家的大出殡。
还是住在花园街时，我不到十岁吧，有天潘爷让来凤叫我到门口去瞧热闹。家里的规矩，不许在家门口站着的，小姐嘛，要看外面的热闹也只能躲在影壁后面看看。我姐就不会站到门口街上去。潘爷是特别讲这些规矩的，他让来凤招呼我去看，是因为他那时还当我是小孩子，再说我一向喜欢和老妈子丫头在一起。
要看的热闹，就是梅兰芳原配王明华发丧。也不知是不是她在家行四，天津人说起来都说“王四”。凡是大出殡，事先都知道的，到时候大家会到街上来看，有点像后来的看游行——其实出殡也是一种游行，不过是为了死人而已。
真的像游行，一队一队地过。当然前面还要净街，就是梅家的人把经过的马路扫一遍，而后敲一面很大的锣，一声锣响，就开始了。前面是撒纸钱的，漫天撒下，而后有影像亭，两人抬的一个小亭子，当中放着死者的大照片。后面有诵经的和尚队、尼姑队，还有银柳队，每人举一根银柳枝子，吹笙的道士的方阵，还有纸人纸马，纸做的汽车、马车，纸做的老妈子、丫鬟，比真人一半还小些，端着盘子，拿着毛巾什么的，服侍人的样子。再后面还有梨园行的人，穿着便装……真是热闹。梅兰芳走在前面，拿着哭丧棒（正式的说法叫“哀杖”，是拿白纸裹的一根棍），一边走一边哭，哭得很伤心。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哭时鼻涕拖了好长，我还问来凤，要拖到地了，多难看，他怎么不拿手擦一下？来凤说，别瞎讲，出殡不作兴擦掉的。（鲁迅去世时，巴金是抬棺人之一，上海有小报讽刺他是鲁迅的孝子贤孙，也以鼻涕挖苦他，说快要坠地了，我当时就想到梅家出殡时的情景。）
还有不明白的我就不问来凤了。我看前面有牌上写着“杖期夫梅兰芳”，不懂“杖期夫”什么意思，过后就问我哥。我哥捉弄我，说“杖期夫”就是“杖其夫”——拿棍子打丈夫啊。我还真信了，但又想不通谁来“杖”，干吗要“杖”。后来才知道，“杖”就是哀杖，“杖期”是拿着哀杖的时候，其实是指妻子发丧时主办丧事的丈夫。
梅家那次出殡是比较传统的，我还看到过新派一点的，其实基本是一样的，比如和尚、纸人纸马、纸钱这些，最大的不同是加了洋鼓洋号——就是西式的鼓号队。洋鼓洋号在中式出殡队伍里倒也不能说是不伦不类，挺好玩的，最滑稽的是奏的曲子，什么流行就来什么，《蓝色多瑙河》《金银圆舞曲》《轻骑兵序曲》……《风流寡妇》都出来了，和举哀没半点关系。
娘的丧事不要说比不了梅的发妻，二姐死时也比她隆重多了。影像亭没有，银柳队没人送（过去办丧事，一队一队常有亲朋或相关机构出钱送的），已经是新社会，纸扎的丫头老妈子这些都没了，我记得洋鼓洋号队是有人送的，偏偏这个让人没法难受起来，我听着奏《风流寡妇》，只觉得滑稽。送殡的队伍没多长，稀稀拉拉的，很冷清。
但来吊丧的亲朋，还有中国银行的人，总还是有一些。入殓虽然回避了，后面的事我还是要参加的。来吊丧的客人，我们照礼仪都要谢客的。这和平时送客又不一样，有“哀”的，得跪着送客，我随着我姐，就跪在马路边上，好久，玻璃丝袜都磨破了。母亲后来说我，你肚里有孩子，跪那么久，万一出事怎么办？我说我不懂规矩，五姐说只管跟着她做，她怎么着，我就照着她做呀。
娘死了，我们的挽带上写的是“……奉慈命称哀”。“慈命”是母亲之命，意思是奉母命为娘举哀。这又涉及正妻、偏房的问题，拐着弯的。如果是父母双亡，通常都写“孤哀子泣挽”之类的。丧父自称“孤子”，丧母称“哀子”，父母都不在了，就称“孤哀子”了。我们母亲还在，自然要换一个说法。
娘死的时候大概六十多岁，这是我推算出来的，因为记得三几年还在天津的时候，家里曾经给娘过五十大寿。当然是吃酒席，还有很多人来拜寿，我印象深的是，那时起就给她准备寿衣了，有一口大樟木箱子，专门搁寿衣的。做寿衣要找样子、绣花，凤帽不知道怎么做，让我画出样子来。因为喜欢画画，干这些事我很兴头。我姐对女红、家务之类向来是不屑的，我一点不反感，母亲虽然数落我，说，只要不念书，让你干什么都开心！嘴里这么说，其实我能派上用场，她心里是高兴的。
做寿衣当然是提前为死做准备，死在人看来是很可怕的事，做的时候倒一点没和死真正联系起来，忙这忙那，一点不悲不伤。娘死时我回过头来想想，就觉得荒唐得很：你可以说，岂不是那么早就在等死了吗？
大公主
父亲去世时，遗嘱上有两条，最后宣读时都没有了。一是说二姨太的，说让她改嫁。还有一条是说“大公主”的，说她不好好念书，再这样就不许她出去，不能嫁人，关在家里，一辈子穿布衣，“带发修行”。
大公主是大太太生的，叫杨蕴如，“大公主”是我们私底下这么叫的，因为她盛气凌人，摆派头。她上面有过一个男孩，流掉了，是习惯性流产。有了她，宠得不得了，什么都顺着她，惯坏了。她念书念不进去，只读了小学就不读了。她也是念的中西女校，在中西，人家不会因为她是杨家大小姐就迁就。我们中西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出现了一下子，就不怎么来念了。她吃不了苦，觉得坐黄包车上学太辛苦——其实哪里能叫苦？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她倒读得不少，《半月》《红玫瑰》这类杂志她有一大堆，看了就想入非非。
说是让她一辈子穿布衣，也就是说说而已。父亲定下的，我和我姐的陪嫁是每人一万大洋，没说她的——用不着说，钱都在娘手里，她要什么有什么。
大公主十九岁结婚，下定之后和大姐夫通过一年信。大姐夫是孙家的，当时孙家是天津的八大家之一，非常有钱，但我们家认为孙家是土财主。大公主结婚的时候我们去过孙家，我印象挺深的，他家的房子非常多，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府，弄不清楚有多少间。家里有很多动物，猴子、猫、狗、金鱼等等。但是土得不得了，说天津话。大姐夫很像样，戴金丝边眼镜，南开大学商学院毕业，毕了业就在银行做事。大公主和大姐夫经人介绍，互换照片，觉得挺像样，于是就定了下来，下定后可以通信了。我们家还是很新派的。那时，大公主还是非常满意的。她大我一轮，我七岁那年她第一次结婚，那就应该是十九岁。当然是媒妁之言，男方是孙毓棠——就是长诗《宝马》的作者——的弟弟。
结婚好大的排场，可热闹了。孙家少爷和中国银行行长大小姐大喜嘛，我和我姐为婚礼都要新做衣裳。传说贺礼就有二百抬，那是夸张，哪有那么多？不过孙家那边整条街的确都轰动了。但是他们就是做不成夫妻。结婚前没怎么见过面，这倒也没什么，那时都这样，问题是大公主完全不知道夫妻的事，看孙少爷书生模样，斯斯文文的，怎么晩上变成那样？就害怕得不行。结婚几天后回门，她就不肯回去了，谁也拿她没办法。
没过多久，也就是不到半年吧，当时的北洋政府抄了孙家的家，大概是贪赃枉法之类，家里被贴了封条。孙家的人四处躲避，大姐夫是我们家的姑爷，就到了我们家。我印象特别深，一大早，大姐夫很狼狈地来投奔，大公主坚决不和他同房住，我娘只好另外打扫一间让大姐夫住。他脾气挺好，跟我们有说有笑的，我喜欢他，多一个人带我玩嘛。我哥也高兴多了个玩伴，老想点子玩出什么新花样来。他说到外面看电影多麻烦，不如在家里自己放。大姐夫就和我哥一起鼓捣放电影。他晚上还会唱《四郎探母》的选段，这戏里有个番邦公主，“大公主”的绰号就是这么叫起来的。起头我母亲不让叫这个绰号，后来也就默许了。
但大公主死活不肯见他，偶尔碰了面也不理他，弄得大姐夫很窘。他和我们一桌吃饭，大公主就不肯上桌，让把饭菜送到她屋里去，她自己一个人吃。
抄家的风头过去，大姐夫住回去了。这边当然要劝和（其实也没把她怎么样），好说歹说回去了，两家都紧张得不得了，不知会怎样。结果大公主还是怕，大姐夫一露面就又闹起来。最后没办法了，孙家还等抱孙子呢，只好离婚。离婚是在报上登了启事的，比结婚还轰动——那还是二十年代啊，离婚就是新鲜事，何况还登报。
大公主到燕京大学当旁听生，是离了婚以后的事。
那时候我哥去英国留学了，我姐考上了燕京，大公主在家里无事做，她在家里总是要压人一头的，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她也要念书。而且要上大学就上大学，我姐上燕京，七叔家的两个女儿也是燕京的，她不能给比下去，也要念燕京。念什么专业呢？她念的是中文系，因为我姐在中文系。其实她对大学里那些科系专业什么的，完全没概念。
旁听生也是要有资格，要学历，她小学都没毕业，也谈不上高中的同等学力，什么文凭也没有，凭什么到燕京当旁听生？还是凭七叔的面子。七叔这时做北平中国银行行长了，家搬到了北平。大公主中学都没念过，又没读过什么书，到燕京能读什么？
她的排场倒是大，开始好像到学校宿舍转过一圈，她看几个人住一间，哪里肯，就住在七叔家。七叔家很大，专门收拾一间屋子给她住，但就算也有人伺候，哪能像在家里那样颐指气使呢？住了一阵就不干了，要出去自己住。最后是在香山那儿租了房子。我猜选那儿，也有比着我哥的因素，我哥出国留学前，母亲曾带我们兄妹三人去香山避暑，不然北平她又不熟，怎么会想到要住香山呢？
燕京的校园就是现在的北大，离香山蛮远，上学怎么去？坐黄包车她是不肯的，嫌北平灰尘大，于是在四大车行包了一部小汽车（这车行是有中国银行背景的），接送她上学，随叫随到。没人伺候她没法生活，于是一个男用人一个女用人跟过去了。
燕京的人都知道杨家大小姐，家里有钱啊。我姐就在燕京读中文系，她当然是考进去的，最烦别人议论这个，觉得丢人。那时的学生穿着都挺朴素的，燕京虽是贵族学校，也都是学生样，大公主整天绫罗绸缎的，还挺得意，我姐看了生气。大公主还跟人家说，我姐是姨太太生的，我姐就更气。偏偏还有同学跑来找我姐，让她跟大公主说说，借她包的汽车用，你们是姐妹嘛，我姐气不打一处来，当然不肯，一口就回绝了。同学借车，是因他们先后请了周作人、沈从文等来校做讲座。后来他们自己找了大公主，她很愿意。接周作人来那次，她穿得花枝招展的，走路一扭一扭陪在旁边，这算什么呢？我姐在下面窘死了。
大公主在燕京没上多少课，书念不进去，在学校就是东转转西转转，倒是人有一些变化，对人客气了，彬彬有礼的。就有个男生追她。姓赵，广东人，化工系的，学皮革制造，小康之家，穷的话也上不起燕京。大公主一直是没开窍的，和姓赵的在一起开窍了，两个人真还是有感情的，没多久两个人就在香山同居。
这是瞒不住的，当然大公主向来我行我素的，可能也没想着瞒，家里就知道了。那个时代，我们这样的家庭，怎么能允许同居这样的事，但是能拿她怎么办？家里娘为大，她是娘亲生的，但娘压根拿她没办法。家里早有人说，大公主有神经病，和孙家少爷结婚又离婚的，议论的人就更多了。她在家里一直对谁都爱理不理，没个笑脸，好像只有见到我哥，她会叫一声“小弟”。印象里她总是气鼓鼓的样子，皱着眉头，用手绢捂着嘴，简直就是习惯动作。有些行为，在人眼里也怪兮兮的。比如丫头来凤悄悄跟我说，她看见大公主在房间里什么也不穿，对着镜子扭来扭去。总之上上下下都觉得她不正常，只有我母亲说：什么神经病？都是娘惯的！当然，这话是没法对娘说的。
娘一直惯她，后来二姐死了，就更惯她了。娘怀过八胎，活下来的就大姐、二姐，二姐不在了，娘越发把情感集中到大公主身上，而且这时父亲过世，没人能干预了。奇怪的是，大公主跟娘一点也不亲，从不见母女的那种亲密，发个嗲撒个娇什么的，从来没有。她对娘也是一副气鼓鼓的神情，母女之间也没什么话可说。我甚至觉得，娘有些怕大公主。
出了同居的事，娘只是唉声叹气的。家里议论大公主神经病，意思是她不可理喻，随她去吧。这事最后也是由她，只是同居坏名声，后来就让他们结婚了。
婚礼之前还有个插曲。大公主的婚礼，我们家要不去，怎么也说不过去，但我们和大公主已经很久不说话了。起因是因为我。我一直觉得大公主长得好看，跟电影明星似的，有次大公主坐在那里，穿着缎子的衣服，好像还化了妆，好看极了，我喜欢画画，当时在旁边就说，以后我就画你，画得跟明星一样。看着衣服好看，我还过去摸了一下，在她膝盖那儿。她马上就恼了，说，走开，走开！你是姨太太生的，别碰我，脏死了！我姐气得不得了，跟母亲说，母亲当然也气。我姐说，以后再不理她了。好长时间，我们当真不和她说话了，对她倒没什么，她一向对我们就爱理不理的。这时有婚礼，怎么办呢？
七叔和娘商量大公主的婚事，说大姨奶她们不去不像话，后来是池太太出了个主意：由他们夫妇出面请客，请娘、大公主和我们一家，到一起就算是讲和了。池太太是我们的家庭教师，我母亲又让我们兄妹仨认了她做干妈的，和家里上上下下都熟。她就两边传话，说好条件。后来我知道了“吃讲茶”一说，跟人开玩笑说，那顿饭也可以算又一型的“吃讲茶”。
到那天，池太太夫妇在餐馆楼上订了个包间，他们和娘、大公主先到，边等边聊天。我们进去了，他们就站起身来，母亲叫娘一声“太太”，大公主就叫一声“大姨奶”，而后我和我姐就招呼一声“大姐”。这时池太太在一边说，你看，她们都叫你大姐哩，大公主接着便唤我们“五妹”“六妹”。这才坐下来吃饭。
一切都是事先讲好的，谁先到，谁后面进来，谁先说，谁后说，说什么，都清清楚楚，就像有剧本似的。其实母亲天天给娘请安，见面时却像是好久没见面似的，整个是演戏。那天晚上太可笑了，就因太可笑，我到现在想起来，还是真真切切。
这样就算讲和了。在饭桌上就开始说婚礼的事，大公主还有那么点羞羞答答的。当然和解是面子上的，我姐就因为喊了“大姐”，想想就生气。大公主的婚礼她也不起劲。
婚礼是在国民大饭店办的，洋味的婚礼，大公主虽是二婚，也还是披婚纱，我们都穿着新做的衣服。婚礼过后，大公主就和新郎到南方度蜜月，而后就去了广东，婆家在那儿嘛。家里的两个用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都年纪轻轻，跟着去的，也是陪嫁的一部分吧。过去嫁出去都会带用人过去，自己人，有照应，不让男方欺负着。
谁知偏是“自己人”坏了事。
跟去的男用人叫小田，他父亲就在我们家当用人，老实巴交的，这时已死了。小田跟他爹完全两样，长得白白净净，学过点文化。他挑拨大公主他们夫妻关系，说姓赵的如何不好，一是说姓赵的长得难看，二是说他跟你结婚是图你的钱，还说，你跟他还不如跟我。大公主跟姓赵的原本还是真有感情的，就是没脑子，居然把他告上了法院，要离婚。在法庭上姓赵的说，他的确是想得到她的钱，当初就是因为她家有钱，不然她是有神经病的，干吗要追她？但他没想过要抛弃她，钱嘛，他是准备拿来出国留学用的。法院最后以感情不和判了离婚。之前大公主把存折什么的都交给了姓赵的，姓赵的也不否认，只是说现在他还不出来。大公主带走了几万元钱，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正闹离婚的时候，小田又撺掇大公主，让大公主跟他私奔。还说，有几万元钱在手，他们一辈子吃喝不愁。大公主不干，她跟小田没那种关系，小田是下人，她是特别有等级观念的，怎么可能跟他跑？小田就威胁她，他手里有不知哪来的一沓子照片，大姐夫私下里照的，也许就是现在说的“艳照”，说要散布出去。大公主急了，就打电报要家里派人去救她。娘一听，这事还得了，就让潘爷赶紧去广东。
大概前后也就半年多的时间，大公主就又从广东回来了。潘爷去广东时家里就已传开，知道出事了。她在燕京旁听的时候，我们已经住在昭明里了，娘和大公主住楼下，我们住楼上。她住的是朝东一间最好的房间，她去燕京，到她结婚去广东，都一直留着的。这时赶紧打扫出来。她回来那天我听见动静，到楼道那儿从上往下看，就见她绷着脸，进了门谁也不理，什么招呼也不打，进了自己的屋，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潘爷一起带回来的，还有小田。那一阵潘爷楼上楼下不停地跑，楼下是娘那儿，楼上是我母亲那儿，他在中间传话，商量怎么办。娘是没主意的，老是让潘爷去问“大姨奶”。人回来了，婚也离了，善后的事儿是如何处理小田和那沓子相片。最后是给了小田一笔钱，让他走人，离开天津，当然也是利用杨家的势力，叫他闭嘴，这事一辈子都不准说出去。小田的确没再出现过，从此没了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