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照片，潘爷要交给娘，娘说，丢死人了，我不要看！烧了！就烧了。家里人都没看到，最后也不知是些什么照片。
大公主从那以后就不对头了，整天关在房间里，吃饭也不出来，都是用人端进去，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抽上了烟。娘胆小没主张，根本管不住她，只好由她。没过多久，大公主就不和我们一起住了，她要另外租房子，从此搬出去，带两个用人自己过。租的房子离家不远，娘每天中午十二点半出去打牌，都会早走一会儿，去看看大公主，到那里也没什么话说，大公主不大搭理她。她的自闭越来越严重。我母亲就说大公主好好一个孩子就被我娘害了。家里给她倒茶，她拿着茶不知道喝，嘴里念念有词：“还是孙胖子好，上当了，我遇上坏人了……”总之是受了刺激。
一九四九年我回天津生赵苏时，她又和娘住一起了。离家好多年，我回去以后发现我们住的耀华里已经很不像样了，家里仆人也少了，男用人只剩下老潘，服侍娘的丫头小玉嫁人了。大公主还是一个人一间屋。当时我三十岁，大公主四十二岁，基本疯了，在家里走来走去的，不说话，或是莫名其妙来一句，很伤脑筋。有客人来，她会出现，眼神不对，穿衣服乱七八糟，头发蓬蓬的，大家都不敢讲话，她绕一圈以后又回屋了。
人还认得的，见到我会叫我小名：“你是六妹，你叫小胖子你还记得吧？”有次看到我的地下党同学开吉普车来接我吃饭，她就把我拉到穿衣镜前，说：“你有什么好看的？你不好看，个子也不高，你还没我好看——倒还有福气，认识八路，八路还拿汽车来接你。”我当时怀着孩子，被她吓个半死。她是从窗户里看见我同学开吉普车来，对用人问起来，用人觉得很得意，就告诉她：六姑娘认识八路！
我小时候有一个大洋娃娃，回来后从箱子里找出来，放在自己卧房的沙发上，有一天眼珠子被她抠下来了，也就是下楼吃饭那么点时间。那时候家里没人，又不能锁门，小孩只有赵蘅，那时她特别好看，眼睛很大，我怕得要命，老想着洋娃娃被抠掉眼珠的事。
娘快死时，我母亲、我姐和我都在她跟前，我姐在哭，母亲在抹眼泪，我不会哭，没表情站旁边。大公主在自己卧房里不出现。母亲就对我姐说，娘要咽气了，让她过来吧。照老规矩，这时候是要喊魂的，我姐就把她喊出来。我姐姐拉着娘的手，喊“娘，娘”，大公主不张口，好像没事人，东张西望的。母亲又提醒我姐，让你大姐喊两声。娘躺在那儿捯气儿，大公主就那么站着，也不喊。我姐就说她：“你自己的娘要没了，你就不喊，不哭？！”我姐厉害，连大公主也有点怕她，就哭起来，喊“娘，娘”，一边手绢挡着脸，一边眼睛瞟着我姐，嘴里呜呜呜的，也没眼泪。
大公主一直有烟瘾，每天早上都去和娘要香烟。娘死的第二天早上，她还没弄明白这事，娘脸上已盖着大白手绢了，她还对着说，给我香烟！我姐就训她：这时候知道要娘了——你娘已经不在了！她大概这时才明白怎么回事，真的哭起来。我母亲从里间出来，推开我姐，给她两支烟，安慰她说，你没有娘了，以后你跟我们一起过。
你要说她疯了吧，有些她记得特别牢，哭完了之后她还找我母亲说：“大姨奶，太太不在了，以后还要和太太在的时候一样啊。”意思是她的待遇不能变。那时候困难，物价飞涨，有次我母亲烧了四条红烧鲫鱼，单独给她两条，我们一大家人，母亲、我姐，加上我和孩子们吃两条。结果她吃完自己的鱼和别的菜以后，又从房间里出来，用筷子敲着盘子，绕着我们吃饭的桌子走，嘴里嘟囔“没菜了，没菜了”，母亲只好又搛菜给她。
就是这样供着她，她还不满意，又闹着要到七叔那里去。她还记得当年家里几十万没了时，七叔担保的话，说娘、杨宪益、大公主的生活还是照旧，该怎么花钱还是怎么花。我母亲很生气，叫丫头来凤送大公主到上海延庆路七叔那里。七叔提前退休，领一点退休金，郁郁寡欢的。七叔七婶、堂弟堂弟媳一家，家里已经是八口人，房子也不大，就两三个卧房，很挤的，突然冒出个大公主，怎么过？没过几天，大公主受不了，又被送回来。
送回来后她就更疯了，后来我姐夫回国工作，被调到北京，母亲、我姐都过去，耀华里的房子给姐夫的哥哥住。没法带大公主一起去北京了，找了过去一个丫头的婆婆伺候她，还住在耀华里，我哥哥每个月给寄钱。没过多久，大公主被查出得了乳腺癌，已经没救了，也没有决定给她做手术。
后来据说大公主非常可怜，穿着破棉袄，没烟抽，就在马路上拾烟头。还有人看见她自己用铜盆端水到露台上，从棉袄上扯下棉花擦洗上身，身上溃烂，一处处脓水。
我哥哥后来说，家里是给她寄钱治疗的，但钱都归那个丫头的婆婆管，克扣得很厉害。那个老太婆很厉害，留在天津的老仆潘爷都被她欺负。大公主身上化脓疼得叫唤，扯破棉絮堵化脓的地方，她也不管，最后就是疼死过去的。大公主死的时候叫了三天三夜，整个里弄都听得见。据说她死时砰的一声从床上掉在了地上。老太婆后来买了口棺材抬出去草草埋了。我听母亲说，耀华里的邻居都觉得我们抛弃了她去北京做官，没管她，其实我哥哥为供她也花了不少的钱，我们也觉得委屈。
大公主是查出癌症半年后死的。虽然我一直讨厌她，没好感，但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她很可怜：一开始太有钱，死的时候又太凄凉。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在天津西湖饭店看选美，在跳舞场看到了大公主和《北洋画报》姓郑的主编一起跳舞。她看到了我们也不打招呼，我当然也没理她。我猜测当时大公主对郑主编有兴趣，人家并不喜欢她。她是大小姐，到哪里都喜欢出钱，人家当然也不会拒绝。她每天都想法子玩，反正有的是钱。那时候她还是很时髦的，外表也看不出来有病，但是嘴里已经有点念念有词。那时候再想不到，她的结局会那么惨。
二姐
和大公主不一样，二姐在我心里一直保持着美好的形象，虽然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而且她早早的就过世了，死的时候只有十六岁。
二姐是娘生的，按照我们这一房的排行，我叫她二姐。她属猪，应该比我大七岁。她长得特别好看，脾气也非常和顺。大宅里的人都说，二姑娘长得最“俊”。大公主很傲慢，二姐待人却特别谦和，眼睛里的一丝笑意让我们几个做妹妹的感到温暖、亲切。不单是我，我想大宅里的人说起二姐，有意无意，都有大公主在那儿做对照。
已经想不起二姐的穿戴了，只记得她从不穿鲜艳的衣服，也从未见过她有时髦的装束，好像也没涂脂抹粉的时候。印象里她总是上身穿黑缎镶白缎牙子的月白素花织锦缎袄，下面是带花边的长裤，一条大辫子垂在身后，一笑起来就从腋下抽出细麻手绢捂着嘴，像是从旧时画上面走下来的美人。大说大笑是没有的，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带点扬州腔——娘是扬州人嘛。
她开口说话的时候不多，干什么事都轻手轻脚的。说起来她也是孩子，撒娇、任性在她却是没有的事。她也没怎么带我玩过，相比我的好动，二姐太安静了，我都不知该让她带我玩什么，所以虽然她脾气那么好，我也没缠着她带我玩。我跟她在一起最多的，反而是她念书的时候。她和我哥跟着家里请的魏老先生念书，我太小，还没发蒙呢，他们毕恭毕敬地听讲，我会爬到杌凳上盯着她看，觉得她真是好看。
二姐喜欢读书，但是娘没让她进学校。她不会自己提要求的，总是不声不响，就像当年无声电影里的画面。现在有个词叫“存在感”，她可是真没什么存在感的（她好像也不需要），在与不在，都悄没声的。有一次她跟娘去北戴河避暑，过了好一阵我才发现她不在家。那时兴起来的有钱人家夏天到海滨去，二姐却是余大夫特别嘱咐了要去的，她得了“干血痨”（就是后来说的肺结核），低烧，咳嗽，出虚汗，人越来越瘦。余大夫是留过洋的，新派的法子，说二姐得去海边疗养，多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娘就带着她，还有厨子、用人一大拨人，跟着七叔一家浩浩荡荡去北戴河，过了一个多月。
后来听说的，二姐在那边很不习惯。她不肯出门晒太阳，因为海滩上走着的，大海里浮水的，沙滩上帆布椅上躺着的，都穿得那么少，少得让她不敢看。总之她不肯出门，不愿见人，而且话更少了。
从北戴河回来之后，将大厅楼上那个大房间打扫出来，让二姐住进去养病。那房间是有长廊通到我们住的后面的上房的，但不许我们过去玩，说是二姐的病会传染。我唯一去过的一次，是伺候母亲的张妈偷偷带我去的。二姐穿着纯蓝色的缎袄，靠在枕上，没力气的样子，刘海有点乱，好像已经没劲起来梳头了。
张妈说：“二姑娘，六姑娘看你来了。这两天身子好吗？”其实是她自己要来，拉上我的。二姐勉强微笑，叫我到她跟前去。以往她常会摸摸我的头，表示喜欢我，或是让我安静，我还记着她软软的手放在头上的感觉。我想走过去，但站着一步都没挪——动不了，张妈紧紧拉着我，大概是怕我靠得近了会传染。张妈就这样隔老远和二姐说了几句话就告退了。没想到，这就是和二姐最后的告别。
没过几天，家里就忙碌起来，不知从哪里搜罗出来那么多的绸缎（最多的是素色的里绸），堆在大厅里。潘嫂指挥着大宅里的老妈子、丫头们裁剪各式衣服：小袄、大袄、内衣、披风……各种颜色的：杏黄的、葱绿的、水红的、藕荷的……我从杌凳爬到桌边上看，眼都看花了，忍不住说：“真好看！给我也做一件！”话刚出口，马上就有人来捂住我的嘴，低声呵斥，叫我别瞎说。衣服是做给二姐的，平时她们干活都有说有笑的，那次都不吱声了，沉着脸，还不时有人摇头叹气。后来我才明白，这些衣服是给二姐入殓进棺材预备的。里三层，外三层，要把二姐打扮成仙女一样送上天。
我忘不了的还有一桩怪事：娘不知听了谁的话——一到这种时候，叽叽喳喳出各种怪主意管闲事的人总是特别多——请了个装神弄鬼的道士到家里来做法事。我还记得，那人叫“杨好古”，他做出的各种夸张可怕的表情我更是想忘也忘不掉。有天晚上，大厅的楼上忽然间热闹开了。听到那边乱哄哄的，丫头来凤偷偷带我从长廊过去。走到当二姐临时病房的那间屋子，就看见用人搬来的香案上，大把的香插在香炉里点着，呛人鼻子，乌烟瘴气的，弄得灯光都变暗了，让人只觉迷糊。杨好古手里摆弄一把供香，眯缝着眼又说又唱。唱了一阵，老仆人潘爷恭恭敬敬捧上来一只黑色的大公鸡，又递上一把雪亮的菜刀。杨好古唱了一阵，忽然抓起公鸡，举刀对准鸡脖子咔嚓一声，折断的鸡脖子那儿顿时就喷出一道血来。鸡的双脚送来时是捆着的，这时他把捆绑的细绳割断，朝前一扔，鸡还在挣扎扑腾，一下飞到二姐的床前。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吓人的场面，躲在来凤身后直哆嗦。来凤也吓得不轻，使劲拖着我往回走，边走边小声叮嘱我，千万别告诉你姆妈！
虽然害怕得不得了，我还是惦着二姐怎样了，忍不住回头看一眼，就见二姐躺在那里，满脸死灰，挂着两行泪，身子瑟瑟地抖。她眼睛里的惊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也就是一两天之后吧，有天一大早，从前院传来娘凄厉的哭喊声。一个很大的大红锦缎做的棺罩，在众人的吆喝声里抬进大门，绕过了雕花大影壁进来，架在院子里，有人忙着在棺罩四角上方悬起四只大圆玻璃罩灯笼。
发过话了，不许下楼，门窗都得关上。我们这些小辈和妇女只能待在内院上房里，隔着窗玻璃看动静。娘在下面哭得撕心裂肺，楼上窗户后面站着的女人在抹眼泪，但都不出声。在一片静默中，娘的哭声更扎心了。她的哭喊断断续续，重复着“我的心肝宝贝！我的小闺女！”。眼看着她就哭得瘫下去，几个女用人一边劝一边搀扶。
棺材是从后楼抬下来，漆黑，笨重。从楼上可以看见娘哭喊着朝棺木扑过去，被用人拉回来，过一会儿又扑过去。当年大户人家死人，会有吹吹打打的班子，和尚、尼姑、道士、洋鼓、洋号一起上，还会有人扛着一根根白花花的纸柳，漫天撒纸钱，纸糊的房子、家具、用人，浩浩荡荡的，招摇过市。二姐的丧事没这些仪式，但娘真是伤心，舍不得她，据说娘给二姐穿戴得雍容华贵，不单是佩戴珠宝翡翠，还在她嘴里放了一颗很大的珍珠。有些其他房的亲戚闲言碎语就来了，说杨家大房又走了一个，还这么瞎讲究！
我听说二姐的棺木存放在郊外，很远很远的一个什么省的会馆里，可能娘还打算以后把她和其他长辈一起迁回南方的祖坟。但据说二姐的棺木在放进会馆后不久就被打开了，那些首饰不翼而飞。
二姐死后，娘沉默多了，好些天没打牌。过去娘经常打牌到深夜，散了之后意犹未尽，回房之后又把二姐吵起来，跟她唠叨牌桌上听来的闲言碎语，又是哪位太太赢了、输了、气了、乐了，等等等等。二姐总是睡不好，觉得很累，但她不说，直到她病重我母亲去看她，她才悄悄说起。不知道二姐走了以后，娘会不会想起这些。母亲当然只能把二姐对她说的话咽回肚里。那一阵她一再嘱咐我们，不许说起二姐。
亲爱的哥der
我哥杨宪益比我大五岁。他的出生不单对我们这一房，对整个杨家，都是不得了的大事。父亲是长子，他是长房长孙嘛。可不是现在这样简单的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的概念，那就跟太子似的。当年没有“小皇帝”一说，但我哥是真正的小皇帝，关起门来，就是个小溥仪。还很小的时候，说句话家里人就都得听。
“母以子贵”，母亲当然沾了他的光，因为生了我哥，她在家里的地位上升了，家族里对她的态度也有变化。但他首先是属于娘的，生下来就抱走了，娘住楼上，他就住楼上，娘搬到楼下了，他也住到楼下。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不知道姆妈才是他的生母。有一次，那时娘带着他已经长住楼下了，我和我姐要从楼上下来，就见他拿了根麻秆在楼梯口拦着，嘴里喊：姨太太生的，不许下来！我还小，对这事一直不太敏感，他堵着，我就骑在扶梯上，刺溜滑下来，我姐气得要命，记了一辈子，到老了提起来，还说：你说哥哥可气不可气？！
再大一点，他知道了，知道了以后对我姐和我就特别亲。但是这事谁也不说破，就当不知道一样。他从外面回来了，还是先到娘那里去说一声我回来了，而后才过来跟母亲说。母亲带我们去看电影，会跟娘说，我带他们仨去看电影了。平时带我或我姐出去，也会说一声，那就是打个招呼，要是里面有我哥就不一样了，要特别说明的，像正式的禀报，小少爷哪能随随便便就带出去呢？娘倒也从来不拦着，都是许的，大家心照不宣。
我哥说什么姨太太不姨太太的，是出于男孩的顽皮，并不是真的歧视，他是没有等级观念的，到后来就更是反感。他对我从来就特别好，我比他小五岁，小时候是很大的差距了，他就当我是小不点，喜欢想出各种花样带我玩，逗我。我也喜欢跟着他，到哪儿都跟着，他说什么我都信，都听。结果家里人都笑话我，说我是我哥的跟屁虫、哈巴狗。
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我哥都会想着我。他的早餐和我们都不一样的，丰盛得多，他常让潘爷悄悄到楼上喊我下去到他房间里，拿这拿那给我吃。我到他房间，往往他正在起床，那也是挺可笑的。伺候他和伺候娘是一个等级的，起个床，两个用人在边上，给他端洗脸盆，给他拧毛巾，拿漱盂接着他的漱口水。还要帮他穿衣服，里面的穿好了，裤子系上了，最后是拿了上衣站他身后候着，他要做的就是两条胳膊往袖筒里一伸，所以他到好大了都不大会自己穿衣。老式的房子没有卫生间，都是床边有个帘子，后面是马桶痰盂，他穿好衣服就进去小便，用人在帘子外面候着。我不懂，还好奇，有次要跟进去看看，让用人给拦下了。
小皇帝就是小皇帝，什么都不会，因为什么都有人侍候。从吃饭到穿衣。比如吃饭，吃鱼的话，鱼肚子那块一定是给他的，鱼刺一定是去掉了才放他跟前。什么叫“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杨宪益小时候就是的。穿系鞋带的鞋，他都是脚放进鞋里就往前一伸，等着人给他系。有时身边仆人不在，母亲就指派我姐和我蹲下去给他系。我姐会发脾气：凭什么要我给他系？！我是不敢反抗的，有一回小声说了句他自己会，母亲就拿手指头戳我一下：帮你哥系一下鞋怎么了？！
不是他懒，是家里就那么个气氛。留学到国外，没人侍候了，还不是自己就会了？他吃西餐溜得很，吃中餐才会笨手笨脚，我姐老笑他：你怎么那么笨？八十年代初他到南京开一个翻译方面的会议，我请他在南大餐厅吃螃蟹，他不知道怎么下手，我剔剥好了给他吃，他一副吃惊的样子，问我，你怎么会的？
母亲对我特别严，对我姐就不说那么多，对我哥则是另一回事，他不会有错的。母亲尽夸他，比如我哥眉毛长得不好，八字眉，往下耷拉，到母亲嘴里就是好的，还成了标准，说谁谁眉毛长得好，就说，跟你哥眉毛一样。说我长得不好，标准也是我哥：你长得一点不像你哥，你怎么就不像杨家人呢？其实我长得像她，但她把自己看得很低，杨家的才是好的。我姐和我哥长得比较像，她又要说，你长得就是没你哥好看，他黑眼珠比你大。
哥哥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他是跟随着娘的，娘带他，我们当然是跟着母亲。我们住楼上，娘难得上来一趟，都是前前后后许多人。我哥要上来动静也大，还没抬腿，下面已在大呼小叫的：“少爷要上来了！”
我最爱跟在他后面去逛街，逛书店。我哥出去逛，都是用人跟在后面，他看中了什么，就去付钱，而后就是大包小包地拎东西。他是根本没有钱的概念的，反正要什么买什么，我的待遇连他的零头都不到，要这要那的，母亲绝对不允许，但跟在我哥后面，就是另一回事了。每逢我想要书、玩具或别的什么，我就在后面拉拉他的衣服，他回头问一句，想要？我点个头，他吩咐一句，要这个。就全解决了。
那时法租界有个天祥市场，类似于上海的大世界，有吃的有玩的有唱戏的，什么都有。越往里走越热闹，几层楼里挤满各种摊位，戏园子、茶馆，吆喝声此起彼伏。又有一处叫“中原公司”的，完全洋味，有电梯上下，听不见吆喝声，只听见店员按电铃叫人。这里的亮堂、安静和天祥市场的乌暗、嘈杂正好是个对比。有一天我跟着我哥就是逛的那儿。
那次在中原公司楼里一通瞎逛，走到一个摆满各式外国洋娃娃的大货架跟前，看见一个德国造的，天蓝色的缎子衣裙，金色的披肩，鬈发上扎着缎带蝴蝶结。我马上就走不动了。我哥瞅我一眼，咕哝一句：“想要吗？”而后就对跟着的用人做个手势，店员将那娃娃装进盒子，我赶不急地抢过来抱在怀里，就这么一路抱回家去，再不肯让用人帮着拿。
直到吃完晚饭，我还是一团高兴，却见我哥坐在那儿发怔，闷声不响，好像还眼泪汪汪的。过了好多年我忽然悟出他是玩累了，大概打过哈欠，弄得“热泪盈眶”了。当时没想到这些，马上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大叫：“哥哭了！”就这一句，顿时全家大乱。问他问不出名堂，男女老少就一起来问我，刨根问底，要弄明白我哥为什么不高兴，有人欺负他了吗。
我哪知道呢？挡不住一个一个的追问，只好把下午的事说了一遍。他们怀疑是不是只顾了给我买洋娃娃，他自己想买的忘了买，生气了，于是进一步细细盘问，去了哪儿，在哪儿停过，看过些什么？我想起在中原公司卖电器的地方，我哥曾让店员递给他一个很大的手电筒，挺讲究，装三节电池，开关推上去，雪亮雪亮的。他还拿在手里掂了掂，不过摆弄一阵，又还回去了。大人一听，觉得这案子破了，老仆人潘爷连忙坐了家里的黄包车奔中原公司，个把小时后气喘吁吁回来，手里一个大纸盒，里面正是我描述的手电筒。谁知我哥拿过来掂掂，咕哝一句，真重，我才不要哩！
这等于宣布白忙活了，全家都很沮丧。他不开心，事情就不算完，又重新紧张排线索，这时我忽然又想起一茬，大叫：“还看过一个小巴儿狗，在天祥市场。”于是又一通关于那狗长相的盘问，什么白色带黄花，狮子卷毛这些特征都问清楚了，再派了个年轻仆人直奔天祥市场卖狗的摊子，果然一条狮子狗抱回了家里。那狗颈上系着红缎带，带上还拴只小铃铛，两眼黑亮黑亮，东看西看，真是漂亮又可爱。我高兴坏了，可我再喜欢也没用的，得我哥喜欢才算数。那是只母狗，我哥说：“我喜欢公狗。”
直到几天后，家里又买了条黑底白花的小巴儿狗来，这番折腾才算告一段落。这回是个“壮丁”了，我哥挺认可，还给起了个名，叫它“小花”。训练“小花”成了我和哥哥的一个乐子，我们费好大劲教它两条前腿一拱作揖，作完了就给它块饼干，还教它盘腿坐着拜，甚至还教它保持沉默，不许它乱叫。等它长得肥壮了，我哥让我抱着，在屋顶露台上用他喜欢的柯达方盒子相机照了张相。也算是“小花”在我们家留下痕迹了。
父亲去世得早，家里没男的，气氛是不一样的。有句话叫“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那是说皇帝，杨宪益当然不能说是“生于深宫之中”，但可以说是“长于妇人之手”。家里上上下下围着他转，一味地呵护他。养尊处优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是没自由的，比我姐和我更没自由，哪儿也不让去，也没人玩，整天关在家里。二姐到北戴河去治病，娘也过去避暑，这事我们是没份的，杨宪益也不叫去，则是怕他游泳出事。他气得不得了，在家里闹，后来他出国留学前我们一家子到香山避暑，就是那次给他许的愿。
我还记得一件事：难得的，有一次许他到李家花园去溜冰，我一起去的，潘爷跟着。李家花园是天津有名的李善人家的，他家每到冬天都在门口摆一口大缸，施粥，当然还做其他的善事。李家花园好大，里面有水面很大的水塘，要不就是有小河，冬天结冰，就成了溜冰的地方。我哥到了上面不知所措，潘爷就怕他摔着，那还得了？就弄了把椅子来叫他扶着。这还怎么滑？他干脆就一屁股坐在冰面上，这也让他开心。我们是带了照相机去的，他就伸直了腿坐着让我给他照，还说照片洗出来要拿给娘和母亲看，就说是摔倒了。其实并不是摔倒，他故意要我那么说，是淘气，也是他对家里成天管着他的一种反抗吧。
后来果真我就拿给母亲和娘看了，都照他说的。这下坏了，她们问我怎么搞的，还把用人找去问。都说没摔跤，我也“招供”了，说是我哥让我那么说的。没摔跤怎么坐地下了呢？大冷天，冻着了怎么办？就这样，以后再不许他溜冰了。溜冰鞋是定做的，挺贵的，就用了这么一次，再没穿过。
他念书，起先也是请先生到家里教的，不让他上学，怕路上遇到坏人，怕在学校里磕着碰着。到他十岁，总算让进学校了，他很兴奋。每天早上上学前，母亲都要检视一番才让走，天冷的时候，给他戴上厚厚的帽子，再围上围巾，穿上大衣，最后还要拿手绢给他抹一下眉毛，而后说，去吧。这是她的习惯，像个仪式似的。
捂得那么严实，是怕他着凉。其实哪会？后来我们也是坐黄包车上学，车上有车毯，搭在身上，一点也不冷，他是车毯之外还有条狗皮褥子，暖和着哩。在学校，他裹成那样都被同学笑话，他烦这些，又拗不过大人，后来每次往学校去，在门房那儿就把帽子、围巾、大衣都给甩了而后再上车。黄包车在外院门口等，母亲是在内院送他，不会到外院，所以也不知道。等放学回到家，他重新穿好了再进屋里见母亲和娘。
上高中时，他看同学打篮球，跃跃欲试的，但家里不让，怕撞着碰着，说要打的话在家里打。很快买了篮球架，竖在院里。篮球几个人一起玩才有意思，家里没别的男孩，他一个人玩很无聊，四哥、五哥来了，他就很兴奋。有一次他们在院里玩，天气好，娘好兴致，让用人端椅子到外面，坐着看他们打球，丫头端来水烟什么的在边上伺候。她才看一下，就让四哥他们别跟我哥抢。看他们互相传球，又急了，怕球扔过来打着我哥，要打在脸上还得了？就让不要扔，要走过来把球递给他。这球还打个什么劲呢？我哥就是这样被重点照顾，常被管得垂头丧气的。
老被管，又没人玩，我倒是受益者。我姐只比他小两岁，比较严肃，不爱玩，又有自己的主意，经常不听他的，我就不同了，听话，他说什么是什么，所以他喜欢带我玩。四哥、五哥来和他玩，我也跟在后面。有次他们来，让我骑在四哥腿上，五哥掏出一把指甲钳，作势要夹我，那时候指甲钳还是新鲜的洋玩意儿，我没见过，吓得直往后躲，他们就笑个不停。好像就是那次，他们又问我会不会用英语叫我哥。他们都在上中学，又都在外国人的学校，我还没上学，当然不会。他们就教我，要我喊杨宪益dear brother，我不会。他们说，那就中西合璧，叫“dear哥”吧，我怎么也发不出dear的音来，一说就说成der，他们笑得不行。后来要捉弄我，说，干脆你就喊“哥der”。北方话里是常有儿化音的，这发音和“咯噔”很像，“咯噔”本是象声词，说上楼梯的脚步声，就会说“咯噔咯噔”，还有“心里咯噔一下”之类的。他们觉着这么叫好玩得不得了，我哥也觉得有趣，后来我当真经常就这么叫了，一直叫到老。写信给杨宪益，抬头也会写“亲爱的哥der”，就为这么写好玩儿。他过九十岁生日，我给他的生日贺卡上也是这么写的。
我对我哥是有些依赖性的，不光是老跟着他，还崇拜他，有什么事都问他，觉得他什么都懂，是天底下最好的哥哥。三四年他去英国留学后，我老想他，在家里觉得越发的寂寞。我母亲都看出来了，要安慰我，给我买了桌上高尔夫球，很贵的。以前哪会专门给我买那么贵的东西呢？那是因为我和我哥有次到国民饭店，在楼上玩过室内高尔夫，玩得很开心，回家兴奋地跟母亲讲过。但是哥哥不在身边了，哪有什么东西能替代得了呢？
四姐和二姨太
我哥行三，下面是四姐，二姨太只生了她一个。我老是想起她，不止一次想写她，种种原因，最后还是没写。老想起她，是因为她的经历太惨了。家里很多人都是悲剧，其实说“悲剧”这个词，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四姐，其他有的人也许说有悲剧色彩吧，以现代的眼光看，有某一段不如意。比起来，四姐的一生，包括最后的结局，整个就是悲剧。
说四姐，要从她母亲二姨太说起。二姨太进杨家的时候只有十四岁。她原是别人家的丫鬟，那家人要巴结差事，送给父亲的。父亲原本并没有再纳妾的意思，对二姨太一直比较疏远，看她没母亲懂事，像教母亲念书这样的事是没有的，父亲病中也不要她伺候。二姨太和父亲只生过一个女儿，父亲去世前立下的遗嘱，说二姨太年纪轻，别让她守着了，女儿是杨家的骨血，留下来，她可以再嫁。但是后来宣布遗嘱，这条没了。也许家里还是觉得杨家的妾嫁人了，没面子。
二姨太在花园街住了好几年，如果不是三叔与人合伙贩私盐弄没了我们家钱的事，她就一直这么过下去也说不定。出了那事后，她跟我母亲说，该去闹，头撞墙什么的，定要讨到一个说法，意思是父亲留下的遗产，不能就这么没了。我母亲不肯，说她不管别的，只要能把三个孩子养育成人，家里管这个就行。
二姨太不干，还要闹。这时有人给她出主意，让她去找妇女救济院。她当真就到天津妇女救济院去求助。妇女救济院给她出头，让她就在那边住下。报上也登出来了：“前中国银行行长杨毓璋一小妾不堪大妇虐待……”指名道姓的，这就太让我们家丢脸了。
也不知怎的就扯到“大妇虐待”上。“大妇”当然是指娘，其实娘是脾气很好的人，也没主意，你让她虐待她也不会。而且她对二姨太挺好的，有一阵，因为母亲生了我哥，无形中似乎威胁到娘的地位，娘对二姨太还多少有点笼络的意思，“虐待”真是无从说起。二姨太这么一闹，得罪了娘，也得罪了整个杨家，不好收拾了，她自己倒浑然不觉，住在救济院，还等着家里叫汽车接她回去。我们家没汽车，当时天津有个四大车行，中国银行办的，可以租汽车，家里要用车的话，就打电话过去，车到家门口候着。
也不知听了谁的，二姨太以为她这么一闹，有妇女救济院给她撑腰，家里拿她没办法。她也不想想，接她回来，她有面子，不就算她闹得有理了吗？这边怎么可能去接呢？她有面子，这边的面子往哪儿搁？都被她气得不行哩，没人理她，由她在那边待着。
最着急的是她的女儿，我们叫她“四姐”。二姨太跑到妇女救济院，住在那里，四姐一人待在花园街家里，没人对她不好，但她当然难受。她替她母亲向娘求情，跪在娘面前，哭得泪人似的，大姑妈是她干妈，她也向大姑妈哭诉。最后是谈好了条件，二姨太离开花园街自己过，其实也就是和杨家断了。二姨太得到了两万元钱，这也是原来父亲遗嘱里说的数：二姨太一万，四姐的嫁妆钱一万。立了规矩的，第一年只准用利息，不准动本。另外，原来是要留下四姐，让二姨太一人离开杨家的，四姐自己还是要跟着母亲，这样她们母女就搬了出去，在张庄大桥租下一处两楼两底的房子。
从救济院回到花园街到搬出去过这段时间里，二姨太接待过一个来客，说是朋友，住救济院时认识的。二姨太在妇女救济院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包括窑姐。那次带来的人，一看穿着举止就不对头。也是想到大户人家来看看，开开眼吧。来了就待在二姨太屋里说话，别处是不让她们溜达的。那个窑姐躺沙发上，看着房间里的陈设，很羡慕，说这样人家，你还要往外跑？
她领朋友来，也就那一次，家里上上下下都看着不顺眼，老仆潘爷是瞅见那女的躺沙发上的，说，什么样子，没一点规矩，都把什么人弄家里来了？！当时那种情况下，二姨太还把人往家里带，简直就像挑衅了。娘发了话，说，以后不准领家里来。当然，就再没来过。而且不久以后二姨太就搬出去了。
二姨太人比较活泼，大大咧咧的，她屋里时常会传出她唱歌的声音。我母亲是没什么声音的，相形之下，二姨太那边就热闹了。她守寡时年纪轻轻，爱热闹，唱唱歌，再自然不过。她也没什么等级观念，对下人没架子，也许和他们在一起，她更自在些。只是她没脑子，容易受周围的人影响。她在妇女救济院待过一阵，接触了一些人，回来后就唱些小调，这就让家里更不待见她。她自己后来弄得一团糟，把四姐也给害了。
四姐叫杨聪如，大我四岁，大我姐一岁，也是念的中西女校。虽然在一个学校，我姐和她却很疏远，从来不在一起玩，觉得不是一路人。四姐长得很漂亮，特别爱打扮，穿着很时髦，成绩又好，毛笔字是她那届的第一名。气味不投之外，我姐多少也有点嫉妒吧。小时候她常和我们一起玩，特别是一起扮戏。我太小，都是跟我哥我姐和四姐后面。只有一回，我哥要扮《游龙戏凤》，没别人，就让我充个数。那出戏是说明朝正德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访的事，他在梅龙镇投宿李龙家，被李龙妹妹吸引了，就调戏她。杨宪益去正德皇帝（“去”就是扮演的意思），我就去凤姐。里面有凤姐绣花带子掉地下皇帝踩着不放的情节，母亲还特地找了个绣花布带当道具。我什么也不会，只会拖着声叫一声“来——了——”。
四姐在的时候就复杂了，穿戏服，还系了用珠花什么的制作的行头。扮过《武家坡》《四郎探母》……当然都是她去主角，在她眼里，我们都是“小儿科”，教我们该怎么着怎么着，她正经学的嘛。她学戏挺起劲、挺认真我们都是知道的，但谁也没想到她后来真的唱戏了。
她本来念书念得好好的，搬出去后没多久就不上学了。那时她已经念到高中了，把精力都放在了票戏上，成为天津有名的票友。当时《北洋画报》捧她，登了整版，相片里有写真，也有戏装的，“前中国银行行长杨毓璋女公子杨维娜”什么的，称她是“著名票友”。四姐的英文名是Verna，“维娜”就成了她的艺名，唱戏都是用这名，“杨聪如”是不用的。那一版上还有她的毛笔字“艺术至上”。画报主编捧她，除了银行家女儿的身份，还有猎奇的成分，唱戏的通常文化水平不高，四姐是教会学校的，能讲英文，又写一笔好字，也算是个异数了。
四姐票戏，会请家里人去看。我跟着母亲去看过两次。看《武家坡》那次，七婶、姑姑都去了。开演之前，二姨太看到我们，赶紧就到我们座位上来招呼，觉得很有面子。就是那次，七婶看出她有点不对头——她老用斗篷遮在肚子那儿。她一走，几个大人就嘀咕，怀疑她有身孕了。
七婶没看错。按后来知道的情况推断，二姨太怀上的应该是陆二的孩子。陆二是我父亲在世时的年轻男仆，就是旧小说里说的“小厮”那种。他父亲就在我们家做的，类似《红楼梦》里说的“家生子”。父亲去世后他还在我们家，和我哥的奶妈姘上了。那个奶妈长得极难看，一张马脸，真是像马，陆二倒长得白净清秀，还有点文化。两人这种关系，家里绝对是不容许的，于是两个人都被打发走了。二姨太和陆二原先在我们家里就认识，搬出去后不知怎的就到了一起。陆二和那个奶妈并没断，后来居然都住在一起，一大家人靠二姨太的钱过活。
在花园街时，我母亲和二姨太关系不错，她们是以姐妹相称的。二姨太闹财产，还有之后的种种作为，母亲都不赞成，不过她最可惜的是四姐。有一次她带我去看四姐演《女起解》，四姐扮苏三，套着枷一出场，母亲看着就流泪了。和剧情没直接关系，她就是觉得四姐跟着二姨太现在这样，很不幸。
这以后她就再没看四姐演戏，说看了难过。看《女起解》回来，她还想着四姐，娘不管，以她的身份，也不好过问。她就指望我们，说四姐这样了，你们一起念书的，要劝劝她呀。母亲是最看重念书的，四姐好好的就从中西退学，在她看来太糟糕了。于是我哥我姐就给四姐写信，我姐一下写了四五页纸，我哥写了两页。都有了，我哥又对我说，你也写两句。我还是小学生，不知怎么劝。我哥说，就写多想想再做决定。我忽然想到老先生才教的“四书”，写了句“子曰：三思而后行”。就这么秃头秃脑的一句，后面写上“小妹”。
我们的信当然不起什么作用，四姐没回我们的信，也没再回到学校，反倒比票戏更进一步，干脆下海了。这在杨家，等于又是一桩丑闻。有钱有地位的人家其实是看不起“戏子”的，票戏是玩玩，不能当真，真拿唱戏当饭碗，就失了身份。《北洋画报》上登四姐的照片，她还是“名媛”的身份，虽然她们已经离开杨府，但她毕竟是杨毓璋的女儿。如果当时她已下海，恐怕就不会用一个整版来捧她了。
既然唱戏丢人现眼，中国银行就跟戏院打招呼，不许捧四姐。银行界捧戏子是有名的，不让捧谁，戏院也得买银行的账。虽然不是封杀令，但杨家发了话，比较像样的戏院就不敢让四姐演了。我们那次看四姐票戏，是在“春和”，中国大戏院建好之前，春和差不多是天津最好的戏院，四姐下了海，就再不能在春和唱了。春和在法租界、日租界的戏园子要差一等，后来她在日租界的戏园也站不住脚，只好到“中国地”的“下天仙”这样的地方唱——听名字就知道，那是下等的戏院。
在天津唱不出名堂，四姐只好到外地去唱。我知道她去过南京，还到过山东的济南。但是她不懂唱戏是要拜码头的，而且她还拒绝唱堂会，达官贵人喝着酒吃着饭，让她在那儿唱，她不干。也不是没唱过堂会，但都是唱完了就走，陪酒什么的就不干了。好像是在山东，据说韩复榘还是什么人，反正是个军阀，土皇帝式的人物，让她去唱，像叫条子似的，她就拒绝了，说她“卖艺不卖身”。她还到过伪满洲国，又不肯给日本人唱。这样在哪儿都站不住脚，又回到了天津。回来之后比之前情况更糟了，只能在等级最低的小戏园唱。
这时她已不能不唱了，因为一大家子都指着她。那个奶妈和陆二有两个孩子，陆二和二姨太又生了俩还是仨，那么多口人，全靠她养着。她们刚从花园街搬出去时，住的地方在英租界，当然贵，后来就住不起，也不知搬到了哪里。
二姨太的钱早花完了，四姐要置办行头，要请人教戏，都要花不少钱。她不是童子功，只能靠苦练，学刀马旦的戏很苦，一直就那么撑着。最后一次唱戏，早上刚打了胎，晚上就登台。
打胎是因为她和一个北昆名角好上了，怀了他的孩子。其实一直有人追她，追她的人里，还有大学生，她有文化，会说英文，会唱戏，人又长得漂亮，挺拿得出去的，但是她偏偏喜欢上了那个名角。那人是北昆的头牌，早有家室，将四姐明媒正娶是不可能的，有了孩子，只能打掉，何况她也不能不唱戏养家。
据说那天晚上唱完了戏，到后台她就倒下了，大出血。她躺在地板上，用草纸垫着，十刀草纸也不够用，全浸透了，简直就是躺在血泊里。四姐就这么没了。
这些都是解放后听说才知道的。抗战后，二姨太、四姐她们完全没了音信。事实上二姨太她们搬出去后，和杨家基本上就断了来往，只是在四姐票戏那阵子，来请了，去看过她的戏，四姐当真下海唱戏，就彻底断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四姐还是三八年离开天津以前，是有天下午，我去中西，算是对母校最后的告别吧。车夫小本儿（因为驼背，也喊他“罗锅”）拉着车忽然慢下来，对我说，看，是四姑娘吧？一辆洋车过来，车篷拉着的，因是迎面而来，我还是马上认出了四姐。从看她票戏《女起解》之后，几年了，再没见过她。我吃惊不小，她变化太大了。她大概是下了戏回去，很浓的妆，脸色憔悴，显老，穿着旗袍，下面是缎子带花边的大脚裤，颜色搭配很俗艳，有一种风尘感，就像人们印象里的那种下等戏子。
我们对视了一下，她肯定是认出我了，但装作没看见，我没和她打招呼，小本儿也只是顿了一下，很快就过去了。回家后他把遇到四姐的事跟我母亲说，母亲叮嘱他，下次老远见着就绕道走，还跟我说，如果再见着四姐，也别招呼。虽然如此，母亲心里其实一直挺可怜四姐，替她惋惜，后来不止一次跟我说，当年二姨太离开时，若是硬留四姐，也就留下了（父亲遗嘱里说她是“杨家骨血”嘛），要是留下来，她就不会下海，更不会死得那么惨。
当然这都是假设，人的命运经常是料不到的。母亲的叮嘱对我也是多余的了，因为我很快就离开天津，再也没见过四姐。我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次街上的相遇，是我见四姐的最后一面。几十年过去，我好多次想起她，也曾想把她的故事写出来。那时我姐还在，她不反对我写二姐（事实上我也写了），写四姐她却不赞成，觉得有点家丑外扬。我倒不觉得这算什么“家丑”，四姐，还有二姨太，都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不过也就没写。没写，还是老想起，她在家里扮戏的情形，《北洋画报》上她的照片，最后是她坐在洋车上的样子，那是最后的定格，连细节都清清楚楚，就像电影画面一样。
“吾姐”和罗沛霖
我姐姐杨敏如比杨宪益小两岁，比我大三岁，按我们这一房的排行，行五，我在家里叫她“五姐”，从小叫惯了，改不过来，年轻人听了不解，我还得解释。后来我开玩笑，在信里谐音称她“吾姐”。叫她“吾姐”其实特别对，她和我是亲姐妹。
我们同胞兄妹三个当中，在家里我是最不受待见的。我刚出生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妨父”这个罪名，不定什么时候就拿出来说事。虽说我母亲、我娘后来对我都很好，年老之后，我姐还对我说，其实母亲最喜欢的是我，可我不这么认为，小时候更不会这么想，因为母亲一直对我很严厉。我印象中她从来都是不苟言笑的，总是训斥我。我们三个当中，她和哥哥比较远，因我哥一生下来就抱到我娘那儿去了，平时碰都不让她碰，我就没见她抱过我哥。她和我姐最亲，是她自己带大的，自己喂的奶——男尊女卑，我哥抱到娘那儿去了，女孩是不会有这待遇的（虽然这待遇对我母亲是一种残忍）——等于是她的头一个，当然不一样。除了上中西住堂（住校），还有在北平上燕京那段时间，我姐一直和母亲一起生活，我姐成家后，母亲跟她过，直到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