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花园街那个家，她们睡在一个房间。朝南的一个大房间，两张德国产的席梦思，她们一人睡一张，我一度羡慕死了。后来四九年的时候，我在拍卖行看见一张席梦思，不太贵，和小时我见的一模一样，我马上就给买下了，也是圆自己当年的一个梦。
母亲什么事都跟我姐说，在一起就一直说一直说，也不知哪来那么多的话。两人也会吵架，有时还吵得挺厉害，母亲会对我说，你看你姐多凶。但她们就是亲。
我姐性子急，好胜心强，比我自信多了，我一直是比较自卑的。她喜欢读书，中西、燕京一直念下去，成绩比我好，所以母亲一直认定她和我哥是读书的料，我贪玩，母亲总说，比不了你哥哥，学学你五姐呀！她在我姐面前也是有点自卑的，我姐念到燕京的研究生，她只念过两年小学，她喜欢的那些，比如大鼓书、地方戏什么的，我姐觉得是小市民的东西，不屑一顾，所以凡是看这些，母亲都是带我去，我姐是不去的。
因为大我几岁，我姐总是管着我，我也总是很顺从，一直到老都是如此。“文革”后我开始写散文，有些是回忆家里的事，她看到了会说我，写这些干什么？有些事情，比如四姐的遭遇，还有二姨太的事，她认为是“家丑”，不该“外扬”，我虽不以为然，却也不大和她辩。一些想写的人与事，怕她看见了不高兴，也就不写了。邵燕祥曾经对我说，你写了不让她看就完了嘛，我想想还是罢了。就像到老都怕我母亲一样，我习惯了听我姐的。虽然我们其实关系很亲密，她去世前几年，我们隔三岔五通电话，一说就是一个小时。
虽然怕她，有时我也不服的，跟她抬杠，她就更气。我喜欢唱歌，她不喜欢唱，我在家里唱她就嫌烦。有次我唱当时流行歌曲《关不住了》，“我们永远地相爱，地老天荒也不分开……海枯石烂也不分开……爱情在心里大叫，它说是春天来了，爱情哪爱情，心扉也关不住了”，叠句就是“爱情在心里大叫，心扉也关不住了”，我姐听了就大叫：妈，小妹在唱靡靡之音！母亲掀帘子出来看看，说，她想唱就叫她唱去，你管她呢。母亲不管我就得意了，原来还是哼着唱，这下放开嗓子大声唱。其实流行歌曲很好玩的，我觉得有意思，一点也不恶心。当然我姐更生气了。
虽然偶尔跟她抬抬杠，一般情况下我还是不敢惹她的。我哥不管，就是要逗她急。我姐特容易哭，他就偏要逗她哭，成功了他就得意。有天晚上我们在一起玩，我哥挑了张唱片让我放，我就到唱片柜那儿，从厚厚一摞里找出来，See My Tears Falling Down，一首很悲的歌，向上帝祈祷的：看我的眼泪正在往下流，生命多么残酷，我的心都碎了，求求你，只有你能救我……我们都会唱，我姐也喜欢。我哥摆摆手示意安静，一本正经说，让我们来听音乐。那时还不是电唱机，要用手摇的。我姐没听几句眼泪就下来了，过会儿发现我们没动静，一看，我哥和我笑嘻嘻的，我哥还朝我挤眉弄眼的，马上知道是在捉弄她了，大叫：妈，哥哥和小妹又欺负我！母亲从卧室里出来说，你们又逗她做什么？我哥一脸无辜：没有啊。又使眼色让我去拿手绢，我从卧房抽屉里拿了手绢给他，他用手指头捏一个角，提溜着到我姐跟前说，哭吧，哭吧！我姐恼得更哭得一塌糊涂了。过后我哥还跟我说，知道吧，这也是一种玩法。
从很早起，家里的事，母亲就总是和我姐商量，让她帮着拿主意。事实上因为家中没有男的，我哥当他的少爷，上上下下围着他转，后来又出国了，大公主在家事方面是不能指望的，所以好些事都要靠我姐，比如我娘那边要记账，就都是她的事。到后来，她在家里就更重要了，和外面打交道，经常是她出面，最后大公主都怕她几分。
我姐一直念的是教会学校，但最后的专业是古典文学。最早和杨宪益在家跟老先生念古书时，她就喜欢上文言文和旧体诗词了。她特喜欢引经据典，跟我转文，有时问她问题，她就拿文言答我，我想，教我们的老先生都不这么跟人说话，不是欺侮我吗？夏天我们都用扇子，为了不出汗。她不肯说“凉快”那样的大白话，说那难听，要说“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我不懂，不知“冰肌”是什么鸡。我因老是跟在我哥后面，家里人常笑话我是他的小狗，哈巴狗。有次又说，逗我，我急了，说我不是，我哥说整天我到哪儿你到哪儿，不是小狗似的？我就说，五姐说了，我是“冰肌（鸡）”。还问他，“冰鸡”是什么样的，他先也不明白的，等知道是“冰肌玉骨”，笑坏了。有次我学她转文，她不知为什么事笑，我就说五姐“妈然一笑”。繁体字的“妈”很像“嫣”的，我识字不多，“嫣”给念成“妈”了。他们都乐坏了，到处讲我说“妈然一笑”。
我不喜欢古典文学，和我姐有很大关系，她老卖弄，捉弄人，让我对古典文学也反感了。
说我姐就不能不说姐夫罗沛霖。他们是一九三四年在香山熊希龄的别墅梯云山庄认识的——就是我哥出国前母亲领我们三兄妹去避暑那次。
熊希龄在香山有好几处别墅，最有名的是双清别墅，因为毛泽东住过。据说主席一向喜欢住得高，香山别墅里，数梯云山庄位置最高，靠“鬼见愁”最近，就想让他住那里，后来发现别墅年久失修，太破了，卫生间也没有。双清别墅不一样，熊希龄避暑，都是住在那里，所以维护得很好，后来就选择了双清别墅。
其实三四年我们在梯云山庄避暑时，那里已经比较旧了，不过重新裱糊粉刷了一下，还不错。那次租下梯云山庄，我们去了好多人，母亲、我哥、我姐、我、池太太、厨子、保姆，还有一个烧饭的，真像是安营扎寨。七叔家的人一拨一拨轮着来玩，池太太的丈夫周末也会从天津过来。罗沛霖是我七叔的儿子五哥杨占武（大排行行五，生在上海，我们又喊他“沪哥”）在南开的同学，正放暑假嘛，五哥就带他到梯云山庄来找我们玩。那是头一次见到罗沛霖，他长得很帅，也不知什么发型，脑门上桃子似的。他特别聪明，十七岁就考上上海交大，喜欢音乐，能唱男高音，会吹长笛，小提琴也会拉一点。但是容易害羞，动不动就脸红，不大说话。
那天吃饭一大帮人，总有十几个，下饺子。吃完了年轻人坐一块儿聊天，表演节目。五哥就说罗沛霖歌唱得好，让他唱。他忸怩了半天，站起来唱Only Rose。这是首爱情歌曲，“Only a rose I give you……”，后面还有“Only a word……”，声音就轻下去，像云飘走了，没唱出来的词当然就是love了。我觉得他是喜欢上我姐了。我发现了什么都会跟母亲讲的，就跑母亲跟前说，罗沛霖喜欢我姐，我姐也喜欢他。我姐那时十八岁。母亲是愿意的，门当户对嘛。
罗家在天津也是大户人家，罗沛霖的父亲当年和我父亲算是共过事的，都在沈阳的电话电报局，我父亲是局长，他父亲地位稍微低一点，副局长什么的，我父亲叫杨毓璋，他父亲叫罗云章。后来我父亲办银行，他父亲做了其他什么生意，做得挺大，两人还共过事，这不是巧了吗？不光门当户对，好像还知根知底了。
回天津后，罗沛霖就请我们兄妹到他家去做客。他家在原来的意租界，很大的房子，中西合璧的，有个大大的阳台。比我们家房子大——那时我们已搬到兆丰里了，看了都很羡慕。
但其实罗家早已给罗沛霖订了婚了，是冯国璋侄女。订婚时罗沛霖才十二三岁。他是受新文化影响的，思想很进步，当然不愿意，要反抗。他的做法有意思：也不和家里闹，却比大闹还厉害。他熬到十八岁，法定成年人了，正在上海交大念书呢，突然给家里来了一封信，宣布解除婚约。其实不是信，也不是他写的。他在上海找了律师，好像是中国第一位女律师，很有名的，信就是她写的。就是一封律师公函嘛。里面写令郎已满十八岁，对婚姻有自主权，过去的婚约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违背本人意愿，今决意解除。大概是这意思。律师出面，就是告知一下，不是来商量的，不答应就要打官司了。
律师函不是走邮局，而是有人专门送来的。送来的那天正好是罗云章做寿，大宴宾客，打开一看，气坏了，罗沛霖人没出现，却等于大闹寿宴。罗沛霖在罗家是最宝贝的，因为他是正室生的，偏偏闹出这么档子事，但也拿他没办法。这事就这么过去了，照说罗沛霖喜欢我姐，前面的婚约黄了，就该议这事了，没想到这次轮到家长不答应了：他母亲反对。他们打听过了，知道我姐是姨太太生的。我母亲知道后不服气：怎么就门不当户不对了？当年你爸爸还是他父亲的上司呢。
母亲这么说当然没用，人家没说这个，计较的是正出、庶出，我姐因此一辈子都有个情结，她说她要的是“平等”，这里面首先就是母亲的姨太太身份带来的歧视。但是罗沛霖是真的爱上我姐了，家里根本拦不住。他和我姐交往，谈起了恋爱。他们一直通过书信谈恋爱，到四一年在重庆结婚，好几年时间，一共也没见上几面。我还记得有一年他从上海回来，到我们家来找我姐，两人要一起出去，母亲对我直使眼色，她对两人发展关系虽然支持，却又不放心，让我在后面跟着。正好我在中西的好朋友颜枬生、崔莲芳、吴华英在我家玩，就一起跟在后面，保持一段距离。他们在前面走，并排走，却隔了老远，也不拉手，更不要谈勾肩搭背了。母亲只叫我们跟着，跟着干什么呢，也没交代。老跟着，没事干，也无聊，我们就打打闹闹，哇啦哇啦唱歌。后到家母亲问，听见他们说什么了，我说隔得远，听不到。母亲就生气：你们跟后面干什么了？我说，唱歌呀。现在想想，他们这恋爱谈得真是好玩。
其实直到结婚，他们两人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我姐在北平念书，罗沛霖在上海念书，只有放假见几面。还有一次，燕京大学的唱诗班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去演出，唱亨德尔的《弥赛亚》（两所学校都是美以美会的），我姐是唱诗班的，也去了，罗沛霖从上海到南京看她，见了一面。再往后罗沛霖毕业去了广西参加抗日，又从广西到南京，从南京到西安，从西安到延安，又受命从延安到重庆，在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任职，到处走，根本没机会在一起。
他们谈恋爱，只能更多在纸上谈了。好玩的是，罗沛霖写给我姐的信，我看过。我想不起是什么缘故了，我姐在燕京念研究生时，罗沛霖来的信会寄到家里。母亲就拆开看，还让我念给她听——信寄到家里，她都要看。有次是用银色的墨水写在蓝色的信笺上。母亲凑到灯下看也看不清，还说，这个小罗沛霖，墨水淡成这样，让我怎么看？我想人家那是情书，谁让你看了？但我们的信她是要检查的。我姐虽然平时老顶母亲，这上面也不敢反抗，说起来倒是因为信的内容，在母亲面前少有的理不直气不壮的。
母亲让我念，我不敢不念。信上有几句我还记得，大概是写我姐到车站送他：“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你一点一点地离我远了……”母亲一边听，一边要点评：“‘一分钟一分钟’——还要数哩？新鲜！”我姐放假回来，我就背几句给她听，她听了又急又气，但这事她不敢跟母亲急。
姨太太们
我曾经想写篇文章，题目叫“姨太太们”。母亲是姨太太的身份，虽然她痛恨这身份，“姨太太”却像标签粘在身上，想摆脱也摆脱不了。讲等级的圈子里，姨太太来往的大多也是姨太太，我随母亲接触过不少，也听说过不少姨太太的故事。
有一件事在当时是引起轰动的。有个已经洗手不干了的军阀，叫褚玉璞的，就住在日租界，离我们家不太远的一栋洋房，忘了原来当过军长什么的。他有个姨太太姘上了戏子，这姓褚的一介武夫，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叫人去把戏子绑来，那人刚唱完戏，还没卸装就被绑了，而后被弄死，有人说是枪毙了，有人说是活埋了。姨太太后来也被弄死了。报上登了这事，传得沸沸扬扬。因为住宅就在我们那一带，家里也免不了议论，挺吓人的。
这种人我们家是不会有来往的。倒是有个姓宋的，是旅长，他的姨太太因为常到花园街陪娘打牌，和我母亲熟起来，是有些走动的。他们家离我家不太远，也在租界（因为生活条件好，退休的军人官僚都喜欢到天津租界当寓公），我跟着母亲去过，来凤等用人也带我去过，很像样的一栋小楼，宋旅长和太太住楼下，姨太太住在楼上。姨太太长得很漂亮，后来和一个小白脸好上了。那人住在一个旅馆里，姨太太常偷偷去幽会，我们认识的大王姨曾经在他们家帮佣，姨太太会叫她到旅馆里送信什么的。我母亲知道了，就对大王姨说，这事可不能干。这事最后有没有东窗事发我不知道，即使姓宋的知道了，大约也不会下褚玉璞那样的狠手。这人我见过，文质彬彬的，不大像个武人。有次姨太太和他吵架，在二楼叫骂，声音好大，他也没办法，一个人在楼下唉声叹气的。
虽然有来往，我母亲和这样的人是不会成朋友的，母亲最好的朋友是五叔的姨太太。五叔是杨士骧的儿子，杨士骧就是做过直隶总督的那位，他们家是真的有钱，五叔后来一直在上海，住着豪宅，什么事也不做。五叔的姨太太是蒙古人，长得漂亮极了，原来是个丫头，成了姨太太后生了儿子，五婶死得早，后来就把她扶正了。我们称她“五叔家的姆妈”，就像我们喊母亲“姆妈”。出身、境遇很相像，我母亲和她就特别投机，到一起什么都谈。比如有一阵传说五叔又要讨小了，她说，随他去，再讨个进来，我倒省心。我母亲一向也是这态度。
解放后五叔家当然不好过，但开始还可以，过得挺滋润，到“文革”就不行了。谁也不知道五叔是怎么死的。七二年我到上海，去看过五叔家的姆妈，她跟着女儿过，房子被占了，家里一塌糊涂。她女儿，我的堂妹，医学院毕业的，因家庭出身不好，只能在一个工厂里做厂医，一干就是好多年。堂妹一直没结婚，我姐给她做媒，成了中南海保健医生的续弦，对方就是大名鼎鼎的吴阶平。吴阶平的弟弟（也是周总理的医生）住在三里河，和我姐在一个大院，认识，吴阶平的太太去世了，他就托我姐物色合适的人，我姐就想到了五叔家的堂妹。他们就通信、见面了，双方都很满意。吴家老太太是讲究门当户对的，对我堂妹喜欢得不得了，因为是杨家的，性情又好，特别温文有礼，又是搞医的。二人互相通信，还互相写诗，过段时间就结婚了，婚礼在北京饭店办的，盛大的婚宴，只是没穿婚纱。来了很多要人，因为吴阶平身份特殊嘛。五叔家的姆妈没参加，虽然她是扶了正的，她还是有点惧怕那样的场合。
这么看来我姐的媒做得太成功了，谁知后来是那样的结局。
婚礼过后就是办调动了，上面的意思，调我堂妹去北京当然一切不成问题。什么都办妥了，厂里准备开欢送会了，临走之前她去看了场电影，电影散场，她还坐在那里，工作人员一看，已经死了，服了安眠药。为什么要自杀呢？她是不想去北京，她母亲也不肯去，又不能让母亲一个人在上海，她要照顾母亲。她是不会反抗的，结果是自杀。在她的手包里，装着吴阶平的信，还有他们写的诗。后来我们议论她的死，都说这真像是杨家人的方式。
厂里要开的欢送会，这下成了追悼会。吴阶平从北京过来参加，他是规规矩矩的丈夫身份，很伤心。她在厂里好多年，工人姐妹在追悼会上闹事，哭诉，你有什么委屈就说出来，为什么就这么走了呢？
她的死是谁也没想到的。
和娘一起打牌的人里面，还有个张姨太，家里很有钱的。她没孩子，跟母亲说要认我做干女儿——我姐姐他们都认过干妈了，就我没认过——我母亲没答应。张姨太是窑姐出身，是小老婆，我母亲当然不肯。还有一条，是她没文化，我母亲最看重读书了。张姨太见到我，就让我喊她干妈，还拿好吃的逗我，说喊“干妈”就让吃，我就是不喊。
我看她们打牌，钻来钻去的，好玩。有次发现张姨太衣服里面垫着好多草纸，把肚子弄大起来。我跟母亲说，母亲让我不要瞎讲。后来才知道，张姨太是在装怀孕哩。对外就说她怀上了，过一阵又来打牌，就说打牌时把孩子生大娘那里了。再过些时候就抱着一个早早预备好的领来的孩子回到张家。从装怀孕到说在娘那儿生，当然都是事先安排好的。长大后我还又见过张姨太一次，我坐在黄包车上，罗锅拉着车，就听有人喊：“六姑娘！六姑娘！”我回过头来认出是她，蓬头垢面的，我还想打招呼，罗锅不停下来，反倒跑得飞快。
八叔和四哥
我的祖父特别开通，几个儿子都让出去留学了，父亲和三叔留日，七叔留美，八叔是留法。八叔进的外交部，应该是没多久就不干了，后来就一直赋闲。杨家有好多这样的，整天什么也不干，靠吃祖产过活。当然八叔靠什么过日子，我其实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家一向是住在北京的王府里。
八叔娶的是唐绍仪的大女儿。唐是第三批留美幼童，在北洋政府里当过内阁总理，家里洋得很。他女儿差不多就是在国外长大的，习惯西式的社交，比如跳舞什么的，都喜欢。他们是家里订的亲，不是自由恋爱，婚后两人一起出的洋。八叔虽然出洋留学，骨子里是很封建的，特别反对八婶跳舞。一到这时候八叔就特爱国，一切都要按中国规矩，所以两人从很年轻时就吵。有次在邮轮上八婶又跟外国人跳舞，八叔气得不行，又拿她没办法。咽不下这口气，就闹离婚，最后也离了。八叔从来不说离婚，只说是把八婶“休了”。他们有一个儿子，就是四哥。当时离婚，没有归母亲的，四哥就跟着八叔。
四哥长得漂亮极了（八叔原本就是兄弟中长得帅的），像好莱坞明星鲁道夫·瓦伦蒂诺。八叔却一直不喜欢他，不过八叔好像谁都不喜欢。离婚以后他很快又娶了，对这个新的八婶他也没什么感情。他们家就那么几人，仆人倒有一大堆，住在王府里，整天冷冷清清的。四哥没人玩，闷得慌，后来有了个妹妹，叫小满，他很高兴，对妹妹亲得不得了，不闷了嘛。但小满得肺病，十来岁就死了。小满活着的时候，八叔不让她出去读书，不让出去和人见面，请人在家里教。还在小满死之前，她妈妈就死了，不知是什么病，反正和抑郁有关。
四哥在家里是没一点温暖的，八叔看到他就有气，因为想到他母亲，对他母亲的气全撒在他身上。母子见面是绝对不允许的。八婶想见四哥，毕竟是亲儿子，四哥大了懂事了，也想见母亲，母子偷偷见过面，谁知被八叔知道了，结果是一顿毒打。冬天，下着雪，吊在院里树上用棍子抽，不许放他下来，直到打够八叔才离开。家里人都说，四哥后来病死，病根就是那次落下的。
四哥家在北平，我们在一起玩是他到天津念书以后，他进的是英国人办的新学书院，我哥，还有七叔家的五哥都上这学校。他并没住花园街我们家，也许是住校吧，但常到我们家来玩，来了总是很开心。一是在自己家里从来没玩伴，现在有我哥、五哥一起玩，还可以逗我玩；二是我们家气氛比他家轻松多了，娘是好脾气，不大管的。四哥特别喜欢逗我，没事就拿我寻开心，他们上的新学书院是全英语教学，满口的英语，就教我玩，让我叫杨宪益“哥der”，就是他捉弄的我。
但是好景不长，四哥后来出了车祸。他和好多男孩一样，也是活泼好动的，骑自行车、玩摩托车、打篮球，都起劲。有一阵他和西湖饭店老板雍剑秋的儿子迷上摩托车，没事就开着兜风。有天又开着玩，是那种带挎斗的摩托车，雍家少爷驾车，他坐在车斗里，结果和一辆车撞上了。没出人命，但四哥胸部受了伤。当时似乎并不很严重，也不太重视，但从那以后，四哥的身体就不行了。在我们家打篮球，没打几下就喘得不行，还咳得厉害。再后来吐血，就住院了，先是在北平的协和，后来到天津的一家德国医院。
我母亲是特别同情四哥的，因为他没有母爱，八叔又是那样的。她带我悄悄去医院看他——要悄悄去，是要背着娘，娘认定肺病是传染的，怕传染给家里人，不许去看他。四哥住的是单人房间，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坐在床上，不住地咳，神情很落寞。房间里像宾馆似的，只有他一个人，想说话没人说，想出去德国医院管得严，不让出去。他永远是一个人。我母亲劝他，四少爷，你要想开点，等病好了多来天津玩玩，和小虎子（杨宪益）玩，又不是没有地方住。边说就边擦眼泪。
也不知八叔是不是觉得四哥的病反正治不好了，又把他弄到北平家里。那个家对他的病肯定是不利的，没一点生气。八叔根本是容不得人高兴的。最后四哥就死在家里。死了八叔也不放过他：他喜欢穿西装，养病的时候还穿马裤，八叔非让他穿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帽入殓，还在他胸口放了一本《金刚经》，说是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哪有这样的父亲？！
四哥死的时候才二十岁，是放暑假的时候，听到母亲和我姐在屋里哭，说四哥不在了，真可怜。后来看巴金的《家》，我会联想到我们家的许多事情，这里面也包括四哥的死。
老姨太与狗叔
据说祖父挺新派，儿子都送出去之外，他也不喜欢娶姨太太之类的事。但像旧时代他那种身份的人一样，他也有一位姨太太，我们称她为“老姨太”。老姨太是丫头出身，进门时祖父已有儿子了，所以并不是因子嗣的问题，没准又是什么人送的。进门时要搜身，还体检，所有衣服都换掉。姨太太也是要看出身的，丫鬟出身，就更被人轻视。
老姨太生了两男两女，要是祖父男孩少，她自然会受重视些，前面若是没有男孩，地位当然就更不同，但那时杨家人丁兴旺，你想想，祖父有八个儿子。父亲是长子，祖父死后，老姨太和其子女自然就由父亲养着。父亲去世后，财产是由七叔管着的，老姨太他们就由七叔照应，住还是和我们这一房在一起。他们在花园街大宅子里有一个单独的小院，有门通到后门街上，可以不通过大门进出。我对那里印象很淡，好像只是过年时去给老姨太拜过年。平时不大去，娘似乎不愿有来往。到后来干脆禁止他家男孩到我们前院来。这跟他们害怕狗叔惹出事来有很大关系。
狗叔大排行十八，就是说，我祖父兄弟几个的儿子顺着排在一起，狗叔最小，排在第十八位，是我的十八叔，因为属狗，就被叫成“狗叔”。虽然长一辈，他其实比我哥只大一岁，是可以玩到一起的。都到好大了，姑妈跟我说，别“狗叔，狗叔”的了，多难听，叫“老叔”，无奈喊惯了，到现在我也改不了口。
狗叔没有同龄人玩，一个人闷得很，又不像我哥有一堆人围着，要什么有什么。八叔的儿子四哥，七叔的儿子五哥，还有纮武，都会来找我哥玩，不会到老姨太院里去找他。看着这边热闹，他当然很想到前院里来。因为我哥，这边玩的名堂也多，他要打篮球，就给买了篮球架；要放电影，就买放映机；要唱戏，就买唱戏的一套……但是我哥他们和狗叔玩不到一起，他们都是上了名校的，狗叔没念什么书，共同语言不多，他们嫌他粗野、流里流气也说不定，不然我哥后来也不会在回忆录里说害怕他，称他是“小霸王”。也许他们之间有过冲突吧，我不清楚。我知道的是有一次打篮球，潘爷拦着不让狗叔一起玩，狗叔挥拳作势，说要绑我哥的票。
也就是说说狠话，吓唬吓唬，泄泄愤。不想这话传到娘耳朵里，她马上紧张了，担心真的出事，居然雇了个保镖，整天跟着，这边出了家门，那边离了校门，我哥走到哪儿保镖跟到哪儿，寸步不离，我哥看电影，保镖也跟着看。我哥那边一放学，就看保镖在门口站着，他的同学都笑话他，他觉得太丢脸了。好在时间不长，没什么事，也就罢了。
和狗叔有关的另一桩事一度是家里的“丑闻”。他因为在家里闷得慌，常到二姨太那里串门。二姨太没心眼，没等级观念，和下人可以打成一片的，对他也没那种歧视，所以他喜欢往她屋里跑，二姨太待他也挺热情。有一天他在二姨太屋里，冬天，生着取暖的炉子，二姨太在给他织毛衣，他在旁边跟她说话，织毛衣要数针子，得专心啊，就没怎么搭理他。他不知怎的就气起来，过去劈手把织着的毛衣夺过来，往火炉上就这么一扔。二姨太屋里有个赵妈，在旁边伺候着的，连忙过来抢救毛衣，狗叔不让，一拳打过去，赵妈就倒下了，鼻子还有什么地方出血了。
二姨太住两间房，就在北屋二楼，和我们在一起的，平时门都不关，只有门帘子是放下的。我在家里无聊，常东看西看的，这天撩了门帘往里看，恰好看到这一幕，现在想起来还跟看电影似的。赵妈流了很多血，地下都是，我吓坏了，赶紧跑开。赵妈躺在地上不起来，嘴里直嚷，狗少爷打人了，狗少爷打人了！把血弄得满脸都是。后来还是叫了其他用人来，把她架到后院去了。后院是用人住的地方。
父亲去世后，家里没了男的，我哥还小，娘性子特别弱，没人镇得住了。狗叔打了赵妈，事情还能怎么着？赵妈就闹起来，每天搬一把椅子坐在后院，高声叫骂，哭一阵，骂一阵，小叔子勾搭嫂子什么什么的，前院都听得见。当然，她就是骂给主人听的。过去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骂这些，是最让人出丑，最被人议论的。拿她也没办法，其他人劝也没用，她反倒越骂越来劲。后来还是谈了条件，给她些钱，打发走了。
狗叔和二姨太之间根本没那种事，只是他十八九岁，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二姨太年纪也不大，对他又不错，有点模糊的好感，也是自然的。但是不管有没有不正常的关系，赵妈这么一闹，名声总是不大好。避嫌也罢，讨厌他也罢，总之是不许他到前院来了。
虽然大宅子里上上下下都说狗叔的不是，我对他倒没什么成见，他对我也挺好，我们挺亲的。他后来自己去考试，做了《庸报》的摄影记者。
中旅剧团在天津演出时，他去报道，和演员陶金也成了好朋友，他们之间还通过信。抗战时他到了西安，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听说他被抓，坐了牢，可能是思想“左”倾，不然怎么国民党抓他？后来不知怎的又被放出来。最戏剧性的是，快解放那阵，他的相机被一个熟人骗走了。那是他的吃饭家伙，很好的相机，自然急得不得了。听说那人到了香港，他就追了过去，追回来没有不知道，他原来到香港只是为了追回相机，没打算久留的，不想后来就一直待在香港，在那边生活了。他靠自己打拼，还是干摄影这一行吧，在香港站住了脚，娶妻生子，和天津的联系完全断了。他在天津是有家小的，家里包办的那种婚姻。
晚年他到加拿大跟子女过了，和亲戚间又有了联系。他跟杨敏如通电话，听说我骨折了，哭起来。我姐转告我，感到很奇怪，说他怎么还哭起来？我说你跟他疏远，我和他关系可是很好的。再后来我们也联系上了，通电话说起旧事，他忘不了当年每月一次到我七叔那儿去拿钱（老姨太家我们长房养着，每月给生活费），七叔脸色很难看，总是说现在挣钱也不容易，教训一通。他为了拿到钱，每次都硬着头皮站那儿挨训。
狗叔有个哥哥，我们叫他“瑗叔”。瑗叔比狗叔大不少，早就结婚生子了，儿子叫小牛。瑗叔长得很体面，书却没念好，跟些狐朋狗友，花天酒地的，但他太太（我们叫她瑗婶）人却很好，长得也好看。可惜年纪不大就得病死了。是肺病——杨家人夭折多半都是肺结核。后来瑗叔续娶的是小姨子，起初还好，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对小牛就不好了。夫妻关系也成问题。解放后她跟她生的子女在江苏昆山过，不管瑗叔了，瑗叔只好到东北跟小牛过，小牛夫妇讨厌他无所事事，结果把他送进了养老院——只能说是孤寡老人待的那种，条件很差，与现在的养老院不是一回事，不虐待就算不错了，根本谈不上“养”。
瑗叔待得受不了了，大概是六四年或六五年吧，他去上海投奔自己的亲妹妹，我的姑姑杨丽川。没想到在火车上被偷，钱和衣物全没了，只有我的地址。他就在南京下了火车来找我。那时我已搬到鼓楼二号新村，有天正在厨房里忙饭，厨房有门通到外面的，就听到有人喊我。他穿得破破烂烂，我几乎认不出来，几十年没见，当年风流倜傥的，现在是地道的糟老头子了，而且一副落魄的样子。我该让他赶紧洗个澡的，赵瑞蕻拉着脸，不吱声。我西红柿冬瓜地下了一大碗面，真是一大碗，他吃了还不够。赵瑞蕻的脸色更难看了。我只好给了他十元钱，让他买去上海的火车票。
过了段时间赵瑞蕻去上海，到我姑姑那儿去，又遇到瑗叔，他有点变样，因姑姑给他买了一身新衣。赵瑞蕻不跟他说话，他也不理赵瑞蕻。赵回来问我，上次来的那个要饭花子似的人是什么人？我一直没跟他说是怎么一层关系，因为太复杂了，他没有我的大家族生活经历，说了他也闹不清，我也懒得说。
瑗叔在上海没待多久，还是回到了东北。回去之后给我来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居然写着求求邮差大人，一定把信送到我手里。当然是说他情况很糟糕，但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据说他最后就是在养老院冻饿而死的。
大姑妈与四姑妈
大姑妈是杨士骧的女儿，嫁到扬州的吴家。吴家是谁，也许是吴棠家，我闹不清，只知道她守寡回到了天津。四姑妈也是丈夫死了回来的，都住在花园街。大姑妈嫁的人家地位高，生了三个女儿，四姑妈没有子女。撇开其他不说，大姑妈也更有发言权，因为是“大姑妈”，行大就不一样，长子不用说了，长女家里人也要让三分的。娘有什么事，若要找人商量，女眷里面，头一个就要找“大姑太太”。
大姑妈主意也多，比如父亲去世后，就是她认为母亲应该殉节。但她不出面说，让四姑妈说。四姑妈对我母亲说起来都是大姐说什么什么，她自己心很善的，我母亲也只恨大姑妈。大姑妈有钱，根本无须娘家养她，后来自己住个小洋楼，还是挺阔气。四姑妈无儿无女也没钱，带一个陪嫁老妈子，住在很普通的房子里，过小家户的日子。
大姑妈、四姑妈和我们平常没什么来往，过年我们是肯定要去拜年磕头的。到大姑妈那儿，磕了头给一个大洋的压岁钱，还有银耳莲子羹吃，沙发前的茶几上摆着好几碟糖果点心。四姑妈那儿就寒碜了，我们一到她总是喊：老猴精，大房家的大姨奶来了，还带着孩子，拿碟子来！过去待客的糖果糕点都是用碟子装的，“拿碟子”就是拿零食待客。“老猴精”是四姑妈的陪嫁老妈子侯妈。她不叫“侯妈”，戏谑性地叫侯妈“老猴精”，叫起来还挺得意。她们一直就两人过，有时也不怎么讲究主仆的界限了，侯妈当着面就驳四姑妈：拿什么碟子？哪有什么吃的？！
但事实上侯妈对四姑妈一直忠心耿耿的。我们背后叫她“老猴精”，我对她印象很深，她高个子，嗓门粗，像男的。抗战胜利后母亲回到天津，听说四姑妈和“老猴精”都已经不在了，主仆二人一起饿死的，到最后“老猴精”也跟着主人，伺候四姑妈。亲戚间议论起来，都说“老猴精”是“义仆”。
杨家的人最后饿死，似乎不可想象，但四姑妈主仆真是饿死的。据说大姑妈也是饿死的，如果不是日本人来，怎么也不会是这样。因为日本人发行储备券，只有储备券能用，大姑妈四姑妈她们一下变得一贫如洗了。她们的钱都存中国银行了。这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他不信翡翠黄金，美元也不信，只信中国银行，钱都存那儿。
姑姑杨丽川
老姨太家的人，各房都有点疏远的，没想到比起来，我后来倒是和他们这一支来往多，最密的是姑姑杨丽川。在花园街时，我太小，对这个姑姑几乎没印象，也是因为老姨太他们在后院有个独立的小院，不许我们去，狗叔起先还会到前院来，姑姑是基本不露面的。
我早先关于姑姑的记忆，就是她结婚。像她这样尴尬的身份，出嫁也是桩难事，因为要门当户对不易，杨家也没人给张罗，她又没机会自己认识人。她的姻缘还是瑗叔牵的线，不是他有意牵线：后来的姑父是他的中学同学，到家里来玩，就这么和姑姑认识了。姑父姓宋，家里是苏北的地主，杨家嫌他家土，何况他在老家已经有太太了。
但是姑姑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不结婚不行了。老姨太那边和家里谈判——其实也说不上谈判，是求家里答应这桩婚事。起先不答应，问到三叔，三叔说不行。问到七叔，七叔也说不行。姑姑就跪地上哭着求他们。求娘，求七叔，都是跪在跟前哭。最后总算是答应了，焦点是迎亲怎么走。老姨太的小院有通到街上的小门，但出嫁怎么能从那儿走呢？像是偷偷摸摸的。起先是不让走大门，也不让穿过大院的，最后说妥了，不绕着大院走小院的门了，铺红地毯，从大门一直铺到他们小院，大门进，大门出。
婚礼是在国民大饭店办的。我们在家里地位低，边缘的，没叫去。伴娘是俞大杰，俞大维的堂妹。当然是有面子的了，姑姑到晚年还跟我说起过。
姑父没念过大学，结婚后就进了中国银行做练习生，行里给分了一小套房子。姑姑到上海银行做事，我有印象的是姑父那时常往我们家跑，在那里吃午饭。他后来由练习生到行员到襄理，最后做到一家小分行的头。抗战时好像在中国银行西安的分行待过，最后是天水分行的行长。胜利以后他们到了南京，我也到了南京，从那以后我和姑姑才熟起来。杨家的许多旧事，我一是从母亲那儿知道，再就是听姑姑、姑父说得多了。
姑姑他们本来是准备在南京安家的，在芦席营那儿自己盖房子，独栋的小洋楼。那时买房子、盖房子都不贵，他们在银行做事，也有点钱。姑姑喊我去看，我本就喜欢看，就跑了去，看着房子一点点盖上去。后来房子弄好了，他们住进去，我又去做过客，沙发啊什么的都就位了，挺像样的。没想到不久中国银行又招他们到上海去了，他们就在上海一直到退休。南京那房子后来是姑父老家的人住，来了一大帮子，逃难似的。姑姑让我常过去看看，照应照应。我去过一次，发现小孩在沙发上乱蹦，房子里搞得一塌糊涂。我也不好说，以后就不去了。
解放后我常到上海去，不是住在巴金家，就是住姑姑那儿。姑姑他们住在南京西路上的德义大楼，那楼原来是什么洋行的，后来卖给了中国银行当宿舍，在当时也算是高层建筑了。他们住在七楼，乘电梯上下。德义大楼质量很好，看上去也挺气派，当时南京有电梯的房子数得过来，有电梯就已显得很洋气了。但楼里住了太多的人家，厕所、厨房都是公用，后来有间房被人占了去，他们只剩下一大间。有人来了要住宿，就在房间里搭个行军床。我有次去，不知是还没有行军床，还是派作别用了，甚至只好和姑父、姑姑挤在一张床上睡，现在简直难以想象。
和姑姑在一起，少不了说杨家事。老姨太家虽然在花园街实际上是受歧视的，姑姑还是很关心杨家的事。五叔因日伪时在山东当“教育厅厅长”，被判汉奸罪关在南京老虎桥，她就去看过。后来放出来，不久病死了，她也让我跟我哥说，该去吊唁一下，杨家人总要去嘛。我跟我哥说的，我哥很干脆，说他是汉奸，不去！
“文革”以后气氛没那么紧张了，有一次她跟我说，爷爷在淮安当官时，周总理的父亲曾是杨府的师爷，你父亲在沈阳做电话电报局局长，周家也到了沈阳。我说，怎么早没听你说？她说，过去谁敢讲啊？！她这么说，我是不太信的，不然怎么没听母亲和我姐讲过？但我没兴趣也没本事去考据。
母亲倒是说过五十年代初，有个叫“增寿”的，和他母亲从淮安来投奔，说是周家的什么亲戚（到底是什么亲戚关系，闹不清楚），在耀华里住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想到北京找周总理给增寿谋个事做，我姐说，不要去，总理日理万机的。母亲让他们去，说怎么也是周家的人，不会不管的。结果还是去了，我们家早不是过去了，我姐负担挺重的，总在家里住着也不是个事。到了北京，不知他们怎么找的，反正是没见着总理，增寿的事自然是没着落，他母亲给介绍到一个人家去帮佣了。我母亲就嘀咕：亲戚嘛，给增寿找个事又怎么样？我姐一听就打断她，让她别瞎议论。母亲不服，说：我说说还不行？
来凤
下人们对我特别好，当然，他们里面和我最好的是丫头来凤。来凤后来活到九十多岁，住在离我这儿不远的四条巷。他们是日本人占领天津后逃难到南边来的，在浦口，后来一直在南京。她先生在铁路上做事，晚年就跟儿子在四条巷，儿子是工程师，在四条巷买的房子。我还到他们家去过，到一起就说当年的事。她问好多小时候的事，问我是否还记得，我都记得。但有一段是不能回忆的，她也不说，就是她被在我家做饭的二师傅强暴，并且一直霸占的事。她就是因为出了这事离开我们家的。
来凤进我们家时已经很懂事，总该有十岁了，从南方买来的。一起买来的有三个女孩，来的时候都被剃了光头，怕带来虱子，把衣服脱了拿去烧了。当然不是当着人脱，都是家里年纪大的老妈子带着去洗澡。这件事给我印象特深，特厌恶这种买卖人的事，恨那个家，这也是原因之一。
三个女孩子取名叫来喜、来寿、来凤，来喜有一点小麻子，不是特好看，来凤大眼睛，白白的，她和张妈伺候我和姐姐上学。我们上学，来凤要起来的，不是她一个人要起，还有别人，我们这房还有一个张妈，凶得要命，拿眼睛一瞪我我就发抖。我母亲不会这么早起，一般早上九点多才起。我们早上吃包子，我姐姐只吃包子馅，把皮扔给我，到现在还是，我和姐姐在北京吃饭都是这样。我吃包子皮多，而且我也喜欢这样吃，因为我总觉得饿。母亲奇怪，甚至于还问医生我肚子里有没有馋虫，怎么什么都吃。医生说饿了想吃就吃。所以后来就让放开吃。我后来得伤寒病也是吃东西吃的。
来凤会偷偷拿东西给我吃。我放学回来，来凤就问我饿不饿，那时候她也小，我想吃什么就给我拿。有时她拿面粉做炒面给我吃，自己也跟着吃。听到我母亲从楼上下来，我们就躲在门后头站那里赶紧吃。我母亲大概也看出来了，就问：“你吃什么？”我说来凤给我的酱，于是来凤又倒霉了。我母亲就说她，你给她吃什么呀？！有一次我放学回来，我母亲打牌去了不在家，来凤就说，想吃什么？结果买了我最喜欢吃的大饼，炒一个辣椒炒大头菜。吃这个我特别开心，因为我们饭桌上没这种东西。吃完那天回来已经不舒服了，晚上就发高烧，后来就得了伤寒病，差点死掉。
我和来凤特别好，她可以带我去看评剧，还带我去看变戏法，都叫我别说出去。可是我在中西的小学教育就是不能说谎的。不问我我不说，问了就要说，说出来了来凤就要倒霉。但是我母亲对来凤也是舍不得打，就是拿手指头戳一下，说：“就你会带六姑娘怎么怎么。”然后再说我。反正我们两个总是串通一气的。
有天早上上学，天特别冷，来凤没有出现，我吃了早饭就听说来凤不能伺候我了，病了。
那时候我在上小学，听说来凤病了我去看看。她直哭，我想下午就好了吧？就走了。等到我放学回来一看，家里面不得了了。我那时候十岁，也确实是懂一点事情，但只是半懂不懂，就觉得家里有一点紧张。娘在楼下很大声地不知骂谁。估计是骂我母亲，怪我母亲没管教好，养的丫头怎么没看出来。
那天我母亲早上起来上马桶，看到来凤在哭，心想有病养着好了，哭什么，来凤还是哭个不停，说对不起我母亲——这都是我母亲跟我姑姑说的。姑姑跟我也要好，为什么我们后来回忆那么多，就是因为后来我们在上海和姑姑来往得多，姑姑就和我讲起来。这些事我母亲也没处去说，只能和我姑姑说，心里头特别别扭。很快家里上上下下都知道来凤生下孩子了，这是不得了的不名誉的事，就非要叫来凤走，而且不能白天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