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时二师傅霸着她已经几年了。她是十三岁那年被强暴的，家里人都被瞒着，出了事才知道。她不敢对人说，也不懂，怀了孩子都不知道，别人都看出来她有肚子了，她还叫人摸，弄出孩子来我母亲当然根本没想到。她有了肚子以后那阵子，正好日本鬼子在闹，北平的亲戚都来我们这里住。六婶这个人很坏，经常在我家拿着水烟袋讲是是非非的，就说来凤有病，吐啊什么的。六婶在我家一住好几个月，那时来凤肚子也大了，悄悄问过六婶，所以六婶早就知道。
那天早上来凤就哭着说对不起我母亲。母亲以为她来例假了，因为地上有血。我母亲还说哩：“你看你弄得一地血，这也没什么，值得哭吗？等好了起来弄弄干净就行了。”等她说出实情，我母亲听完两眼一黑，站都站不住了。问来凤是跟谁生的，是不是跟四少爷？
四少爷就是我八叔的儿子，比她大，长得非常漂亮。来凤喜欢四少爷，四哥也喜欢她，要不然我怎么说我们家和巴金《家》里写的像啊？来凤就说不是，也不是五少爷（五少爷是七叔家的五哥）。来凤添饭什么的，总想着给四少爷留着好的，到老了她跟我回忆旧事，还老说起她当时叮嘱其他用人：“给四少爷多放点虾仁。”这个连我五哥都看出来了，所以一出事，我母亲先就问是不是四少爷。当时还想会不会是我哥哥，心里就更害怕。
到底和谁呢？说是二师傅。我母亲追问，怎么和他？！二师傅也是安徽人，给大师傅（大厨）打下手的，年纪有三四十了。后来老妈子就汇报了——本来不报的，既然我母亲已经知道了，不说也不行了。我母亲就气老妈子为什么早不说。事实上生的时候老妈子在厨房里拿手指头捅破了窗户纸看到了，孩子就是在厨房后面生下的。
在老方那里生的，老方就是二师傅。他住的地方就在厨房后面，喊了外面缝穷的（北方给人缝缝补补的人，串大户人家。不是给上房的人补衣服，是给这些下人补）接的生。老方事先就和缝穷的说好了，让缝穷的那几天都来转转，恐怕要生了。那段时间我母亲只是觉得来凤越来越懒，不主动做事，只会长胖。缝穷的人给她接生，怕人知道，疼了还不让喊，想来很遭罪。结果生了个男孩。
那个血流得真多。厨房后有个后楼梯，再往后有个小院是老姨太他们住的，他们住得有点挤。生完以后老方赶快把小孩送走，怕有声音让人知道。而后搀着来凤到楼梯那里，老方也不敢上去，来凤自己爬上楼梯，回自己的房间。楼梯上都是血，一路都是血，弄得一塌糊涂。老妈子都看见，就汇报了——是向娘汇报。老妈子姓陈，扬州人，外号陈大肚子，谁也惹不起，就跟潘爷地位一样。老陈汇报了娘，娘气得要命。她一生气就不梳头不洗脸，穿着梳头褂子，骂我母亲：你养的好丫头，你怎么不知道？丢脸啊！我母亲也不敢说话。娘叫来凤走人，我母亲急得不得了，幸好有电话，就打电话叫我奶妈来（我的奶妈就是后来来凤的嫂子）。我母亲和奶妈商量，要是赶出去了，以后怎么办。外头冰天雪地的，很冷，不能让来凤送死。我母亲的意思是该送来凤去医院，但是娘不允许，只好和奶妈说好，晚上雇一个马车把来凤接走。
走的时候好多人在院子里看，我也站在那儿看，印象深极了。我当时觉得来凤走了再也看不着了，舍不得，没想到后来又见到了，老了还在一起说旧事。
来凤走的时候十八九岁，二师傅当然也被赶走了，当天赶走的。走的时候不是要来辞行嘛，行了礼，我娘骂他一顿，拿着小包袱就走了。这都只能是晚上走，不能白天，家丑嘛。我看到来凤的马车从后门口走了，就哭。我母亲在楼上不声不响地擦眼泪。对于我来说这是我们家第二个悲剧，大悲剧就是二姐死了。后来像大公主那种破事我就觉得是闹剧了。
来凤让奶妈接走以后，我母亲还惦记着，楼上她住的地方没电话，楼下过道里有，但在那儿打就有人向娘汇报，所以很不方便。娘是不许家里再和来凤有联系的。来凤在我奶妈那里坐月子，奶妈那里有个小叔子，小叔子也有太太，小家户的。小叔子太太结婚五六年也没有孩子。有一天我奶妈来我家讲，说来凤和小叔子恋爱了，说时很生气。
奶妈是个寡妇，别人认为她和小叔子在一起也有点暧昧关系，事实上并没有。她和小叔子夫妇三个人处得挺好的，都是旧式的。来凤一去，他们觉得是公馆里来的，不能怠慢，我母亲给了钱又千叮咛万嘱咐的，所以对她特别好。奶妈是一家之主，天天给来凤做饭。来凤那时才二十来岁，坐月子被照顾得很好。天天相处，小叔子由同情变成喜欢她了。奶妈知道后气得不得了，向我母亲汇报，我母亲也很生气，我母亲一生最恨的事就是做小，因为她自己就是做小，而我的姨妈后来也做小——这又是一个故事。
没想到小叔子夫妻俩（小叔子姓王，他的原配我们后来称“大王姨”，来凤自然就是“小王姨”了）和来凤一起跪倒在奶妈面前，求奶妈接受来凤。奶妈就觉得大王姨没出息。大王姨觉得几年了没孩子，对不起王家，她能接受来凤，来凤也甘心做小。就这样事成了，结果一直还挺和谐。来凤头一个生的女儿，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大王姨原来不生养的，没想到后来生了两个儿子，照过去的观念，来凤是福人，给王家带来了运气。
来凤的丈夫在火车上当茶房，现在叫服务员，津浦路上跑，后来日本人来了，就在南京浦口安了家，也算逃难。他是带着来凤走的。大王姨没走，留下来看家。我母亲把来凤过去存的首饰都带给大王姨，让来凤带着逃难，她可能也扣留了一些。母亲还偷偷和来凤见过面，是在电影院。我们家都是叫男用人去买电影票，母亲叫用人买的时候旁边空一个位子，等到电影演的时候，来凤就过来。那次带了我去，见到来凤，我挺开心的。我母亲让我回家不要说。到那时我母亲还生来凤的气，她曾经给来凤做媒，找了一个银行的，没想到来凤去做小。在电影院我母亲不停擦眼泪，那以后就没见面，一直到一九三四年，那时来凤一家在浦口，我哥哥出国，坐火车经过南京，在浦口我母亲又偷偷跟她见了一面。
说“偷偷”，是因为怕传到娘耳朵里。我是一九四六年到南京后又和来凤见面的。她从浦口过来看我，那时候和我来往多得很。抗战结束后，大王姨也搬到了浦口，三个人一起过，直到大王姨的儿子大学毕业在重庆工作，把她接过去，那以后她就跟儿子过了，再没回来。大王姨小王姨的孩子兄弟之间都还有联系。
潘爷
我们家的用人中，潘爷的资格是最老的。他是绍兴人，一口绍兴话，到老不改。他是祖父从绍兴带出来的，后来跟了我父亲，父亲死后，他就留在我们家伺候。
他的地位在用人中是最高的，没有管家的名分，实际上却是用人的头。大面上的事，都是他管着。起初我对他的印象，是客来的时候他大着嗓门通报谁谁来了。那还是在花园街的时候，客人来了，他从门房那儿就喊“某老爷”，穿过月亮洞的门，一路喊过来。不像有些电影里让来人把名片搁在盘子里，却是一手高举着名片，一手撩着长袍的下摆，一溜小跑，一路喊，颠颠的。
厨房里要问第二天吃什么菜，也是潘爷领着厨子到上房来，厨子是不能进房间的。来了就站在门口，等主人点菜，都是潘爷问：“太太明天吃点什么？”娘他们住楼上，从那儿问起。问完了太太问小少爷，后面是大公主、四姐，而后就轮到我们：“大姨太吃点什么？”“五姑娘吃点什么？”最后看看点得还不大够，才会问到我：“六姑娘也点点儿什么吧。”问的顺序是决不会错的。问时他毕恭毕敬，上身往前，姿势有点夸张，身后的厨子就站不成那样。
父亲去世后，我们家每况愈下，潘爷一直没离开，直到快解放时，耀华里的家跟早先完全不能比了，他还在那里。关键时刻，都会用上他的，比如大公主嫁到广东时跟去的男用人小田闹出事了，就只有派他跑了去接回大公主。抗战时我们一家都到大后方去了，就是他在照应着娘他们。照过去的说法，他就属于对主人忠心耿耿的“义仆”了。
其他的用人都是两人或三人一间屋，潘爷是一人一间，用人都怕他。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结婚的，他太太我们叫“潘嫂”，南方人，长得小小巧巧的，他自己长得丑。除了在我们家当差，他还当二房东，我们家有一处房产，一个大宅院，叫“春荫堂”，他管着，由他再往外租。
潘爷爱喝酒，每顿都喝，有人说，他生了个傻儿子，就是他酗酒造成的。
他挺势利的，每有来客，他都会从上到下把人打量一番。有些人他是不肯往里带的，像《诗讯月报》的主编邵冠祥来找我，他就把我叫到门房里和人家见面，我们说话，他还不走，就站一边看着。这当然也是因为不能让小姐和男的单独相处。同时也是因为对方穿得寒酸。过后他就说：六姑娘，像这样的人不要跟他来往。若是有钱有地位的人来了，他就很恭敬，还透着兴奋，很赞赏的样子。该和谁来往呢？他说，像颜家了，沈家了，孙家了……这都是些他知道的天津大户人家。
四九年我离家十一年后回到天津，发现潘爷明显老了，早没了早先的殷勤麻利劲儿，当然家败成那样，他原来的那套本事也用不上了，但他的神情还是那样。他对我不大好，大概是我带着俩孩子投奔母亲让他觉得肯定是落魄了，有一次居然对我说：“六姑娘这么多年，好像也不怎么样嘛。”
滑稽的是，我的地下党朋友解放后在天津当了官，有天开了吉普车要带我和赵瑞蕻去起士林吃西餐，他们在下面喊，我在上面应，潘爷看见了。回来之后，他就问起，而后就冲我直竖大拇指。
我回南京，是潘爷去送到火车站的，我带着俩孩子嘛。临走前，母亲叮嘱我，要记着给潘爷赏钱。我惦记着这话，到了火车站就给他，他立马就单膝跪下，一手触地，说：“谢谢六姑娘！”清宫戏里奴才说“嗻”的架势，吓我一跳。这还是过去领赏钱的一套，已经解放了，车站里当着那么多人，这是哪儿跟哪儿呀？！
潘爷死的时候是孤零零一个人，潘嫂跟女儿到西安去过了，也不知为什么留下他一人在天津。老了，没人管他——大公主都没人管，谁还管他？我们家穷了，他也没钱，只剩下一个我父亲给的金表，没事拿出来看看，后来金表也没了。潘爷死在大公主之后，也很惨，说是从床上掉下来，眼睛睁得很大，表情狰狞。
池太太
池太太的丈夫叫池石青，是个医生，在天津小有名气，自己挂牌开诊所。我们家在耀华里一条，他的诊所在六条。夫妻俩都是广东人。池太太是中西女校毕业的，想着要帮助自己的弟弟妹妹，就出来做事，当家庭教师。那时我们几个都念书了，都是英文学校，姐姐和我在中西，哥哥进了新学书院。家里原来有个老先生，这时辞了，要补习英文。母亲的要求是，不要男的，女的要年纪大些，池太太正合适。
池太太叫徐剑生。还没见过面，我哥就拿她名字对上对子了。学作诗，先要学对对子，他喜欢，来得特别快。那天是有人来告知，教英文的先生请好了，母亲就问叫什么，回说叫“徐剑生”，我哥听了，脱口就说，可以对“快枪毙”。我姐特爱说这事，一是佩服哥哥，一是她有点讨厌池太太。后来对对子这事传来传去，不知传成了什么样，有部电影里把它安到古人头上去了。我哥看到乐坏了，说那是我说的嘛，我成古人了。
池太太长得很漂亮，广东人的那种漂亮，照片上看，像香港电影明星。她平时倒是不怎么打扮的。她特别喜欢我哥，对他特别好，也算是一种爱吧。我哥那时十七八岁，没什么反应。好多年以后我姐对我说，当时我无意中为家里办了件好事，立了一大功：池太太教了我们一段时间后，有天母亲问我们，先生怎么样啊？我说她偏心，就对哥哥好，我们的生词，她在下面画了道让我们去查，哥哥的她都给查好了，注上中文。我当然没别的意思。母亲留了个心，防着她和哥哥之间单独接触。
母亲让我哥认池先生和池太太做干爹干妈，我哥后来分析就是为断了她这个念头。好像池太太起头还不愿意，她觉得自己这么年轻怎么就当干妈了。我母亲叫徐燕若，她非叫我母亲改成徐剑若，因为做了干妈就是要平级啊。我母亲很不高兴，徐燕若是我父亲起的名字，因为母亲个子小，也缠脚，所以是“身轻如燕”，怎么能乱改？
有一年夏天，我们去香山避暑，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仨，还有池太太，借住的是熊希龄的别墅。那段时间池太太和我哥老在一起，弄得我哥不大跟我们玩了，我和我姐就特别烦她，也是一种嫉妒吧。有什么不对头的，我姐就及时汇报给母亲。
那天早上骑驴，我们雇了四头驴子，最好的驴子是给我哥哥骑，我们一人一头。我哥哥老跟池太太两个人骑驴在前头，我和我姐姐两个人在后头。有一次又是这样，一转眼两个人就没影了，气得我一个人骑驴瞎走，一个人到了“鬼见愁”（“鬼见愁”离我们住的山庄很近），我就在上头大哭，在家里是没有资格大哭的。哭哥哥给人抢走了，我又不能嫉妒（我曾经信过教，按照教义，嫉妒是一宗罪），我只能生气。哭够了以后就拿一个小树枝在地上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非常幼稚可笑的。后来我姐姐找到我，一看地上我写的字，就问我怎么了，我生气但是又说不出来。姐姐要我跟她回去，我从来都是怕她的，就乖乖地回去。回去以后姐姐也没和别人说。我是一时犯怪，也不是真的要自杀，就是觉得池太太老是缠着我哥哥，我生气。
在香山，母亲和我哥一个屋，我和姐姐加池太太住一个屋。有天晚上月亮特别好，池太太喊我哥出去看月亮，我哥套上衣服准备出去了，母亲说，不许去。就没去。之后母亲还把我哥大大地教训了一通。
一九三四年我哥哥去英国，池太太也要去送，还有我哥哥出去穿的睡衣啊什么的，她都张罗着做。后来我想一个人老是给男的张罗着做睡衣这种，是一种不正常的爱，关心得过火了。我母亲也别扭，就说你不要操心。我们家那时候也见过许多外国人，也懂得这些，我母亲就觉得弄这么多睡衣去了外国也不一定合适，不如去了买。
后来送我哥到上海，从那儿乘船去英国，池大夫池太太当真去送的，和我母亲一起。哥哥出国后池太太给他写信，好多封，他都没回。之前母亲叮嘱过的，不许和池太太通信。当然我哥心思也不在这上面。
池太太便给我写信，信里说哥哥不回她的信，她怎样寂寞，很多感伤的话，还说现在我是她最亲近的人了。我没回信，心里想，我一人在昆明，没大李先生（李尧林）的音信，我还寂寞呢。
得知池太太死讯时我也很难过，也有一点内疚吧，还写过一首十四行诗纪念她。
她是自杀的。
中西毕业后她和池医生订婚，婚后感情大概一般般吧。池大夫挂牌子出诊，很有名的。池太太教书，本来还兼别的家教，后来也不做事了，家里也很富裕的。池大夫有一帮上海同学都在天津的德国医院，也都成了家，池大夫既在德国医院上班也出诊。夫妻俩经常吵架，因池大夫老是不着家——也不是在外过夜，但是会回来很晚。池家有一个陪嫁老妈子，还有一个姓赵的车夫。后来车夫就告诉陪嫁的老妈子，说是大夫经常到一个地方，那家只有一个女的。老妈子就告诉池太太了，池太太当然要追问，池大夫就完全坦白了。池大夫原来在上海做大学生的时候，这个女的是个舞女，他和舞女恋爱同居了，还有个孩子，孩子后来死了。他们不可能结婚，那时候他已经和后来的池太太订婚了。
问题是池医生后来在天津又遇到了初恋情人，那女的有段时间是在舞厅里做大班，赚了些钱，不干了。不知怎的又和池医生遇上了。她身体不好，池医生有时就给她看病，可能也没什么的。池太太当然不这么想，就打听、跟踪，堵上门去闹。池医生说，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她有病，病总要看吧。池太太还是闹，两人关系就更糟糕了。池太太认定池大夫结婚前就和那女的好，她特别在乎处女处男什么的，一想就伤心，一伤心就闹，有事没事当一个话柄亮出来，还和池大夫的朋友们说。朋友们都是同学，本来也都知道。他们夫妇一直没孩子，这时池太太怀上了，也没跟先生说，就自己把孩子打掉了。池先生很生气，以后就常在外面打麻将，不回家。池太太脾气越发不好，精神上也出问题了，老要自杀，吃安眠药。家里开着诊所，根本不用外面买去，诊所里雇了个护士，说睡不着觉，跟她讨就是了。池先生说不能吃多，她也不听——本来就想死嘛。大概有六七回这样的事。有一次池先生晚上又在外面打麻将，下人来说，太太吃安眠药了，他已疲掉了，没当回事。拖一阵回去，池太太人已经过去了，没救过来。
那天正好是八月节，池太太穿着当年结婚的中式黑缎子绣花礼服，化了妆的，是真的寻死，也真的死了。这么一搞那就不得了，报纸上也登了。池大夫哭得不得了，把头剃了，说要做和尚，总之很伤心，很后悔。池太太死后搞大出殡，排场很大。这事之后他的诊所就走下坡路，门前冷落。他的诊所和家在一处，死人的地方晦气，瞧病的都不来了。
雷音写《杨宪益传》，写到了池太太，似乎她是我哥的初恋。我哥对她好感是有的，她对他好嘛，恋爱恐怕说不上。香港记者就更离谱了，把两人的关系扯上《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秦可卿，非要说成“初试云雨情”似的。哪有这回事呢？我哥也懒得辩，他一向是这样的，总说“爱怎么说随便”。
祖父杨士燮居家照片
关于杨家，这是我手里有的最早的一张照片。原来家里有好多老照片，怕惹麻烦，烧了好多好多。这一张是杨宪益的长女杨荧复制了寄给我的。看得出来是撕过的，拼合到一起，为什么会撕掉，又是怎么找到后“复原”的，一概不知。
合影正中坐着拿烟杆的是祖父杨士燮，与他同坐第二排的是他的三个弟弟与老姨太，他左边是杨士骧，其他的我就对不上了，包括杨士琦。五兄弟里少了谁，我也不知道。他们膝下是老姨太生的子女，从左到右依次是本书中提到的“狗叔”（十八叔）、姑姑（杨丽川）、“瑗叔”和小姑（他们虽然年幼，和后排站立者倒是同辈，只不过不是爷爷正妻所出）。小姑因基本没来往，没什么记忆，印象中她是参加了革命的。
后排站立的是我父亲这辈的，杨家“毓”字辈的，唯独没有父亲，因这时他已去世了。从二叔到八叔，我只认得出七叔一个。
这是我在照相馆拍的头一张相片，时间很好记，是快“脱孝”的时候，一九二二年，我虚三岁。“脱孝”就是服孝期满之后除去孝服。服孝时间长短因人而异，关系越近的人服孝时间越长。我们给父亲守孝，是三年。原先的照片是娘、大姑妈、大公主、二姐、杨宪益、杨敏如和我的合影，六寸的大相片，不知谁剪成这样，像我的单人照了。孝服是白色或黑色，不能穿红戴绿，脱了孝才行。照这相片，也是脱孝的纪念吧。娘人很宽厚，原是她和大姑妈带她生的两个女儿照的，结果让我们一起照了，我们算“杨家骨血”，但母亲是没有名分的，她领着我和我姐去，到时只站在一边看，相片上没有她。大姑妈、娘、大公主、二姐，还有我们兄妹三人，第一次“同框”，过去从未有过。母亲不在其中，对这张照片却特别看重，因为三个孩子和娘生养的孩子一起照相，还有在杨家地位不一般的大姑妈在内，意味着我们都被家族认可了。这也是一种“另眼相看”，因这次照相并不是“全家福”，二姨太生的四姐就被撇开了。对我们另眼相看，当然是因为杨宪益，但不管怎么说，母亲是高兴的。
照相馆里时兴假风景照，按照相馆老板的安排，大公主、二姐坐倚在假山石上，我和我姐坐在前面假的草地上。老板还拿了道具来，一只玩具狗，我以为是给我的，很开心，伸手就要，没想到他从我面前走过去放在我姐身前，而后拿了个有缎带的巴拿马草帽放我前面。我没得到狗，很生气，一脚把草帽踢到一边，老板再拿过来，我又一脚踢开。老板笑说，六姑娘那么点大，还有脾气哩。母亲就过来哄我，说以后我们自己照相，她让我抱着狗照。这样我不再踢开草帽。生的气不是挥之即去的，所以照片上还是气鼓鼓的样子。可惜母亲很看重的那张认可我们加入杨家的照片，反倒不见了。也许是“文革”时烧了。
母亲的确也兑现了许下的话，单独带我去了照相馆，关键是让我抱着狗照了一张。狗是假的，道具狗，我特别高兴，喜笑颜开。
旧俗守孝是三年，这三年也不是一直戴孝，只是要穿素净的衣裳，不能穿红戴绿。三年期满，叫“脱孝”。这张照片就是脱孝时母亲领我在照相馆照的，这是正式脱孝了，母亲二十六岁，我三岁。第一张照片还是非正式，穿的衣裳是素色的，这一张黑白照片上看不出来，我的棉袍是玫瑰红的面料，为脱孝特意做的。
照片上的新娘是我母亲的妹妹，我的姨，新郎就是得败血症死去的那个，姓查。他们有一个女儿，叫“小莉”，比我小不了多少，姨患肺病去世以后，母亲心疼她，接她到我们家来住过一阵子，直到抗战时离开天津去大后方。小莉后来是跟着那个牙医高纯一过的，不知她何时参的军，只知抗美援朝她去过朝鲜的。我在《诗讯月报》上发表的一首诗《可怜的秋香》，其实就是写小莉。当时母亲在家里常长吁短叹，说小莉无父又无母，可怜。照片上的伴娘就是包小姐。
大概是第一次专门为我做了件讲究的好衣服，母亲便让照了张相。
上小学时的照片
小学时在一家日本人开的照相馆拍的。应该是“九一八”之前，那以后我们就不去日本照相馆了。
我们兄妹仨和七叔家的杨灌如（杨武的姐姐）。七叔和我们家来往最密，他们姐弟自然也常和我们玩在一起。杨灌如小我姐一岁，大我两岁，我喊她“阿武姐”，外人听了以为是“阿五”，其实不是。她行三，上面是两个姐姐，一连三个都是女孩，七叔当然盼着生个男孩，我哥他们这一辈凡男性名字都有个“武”字的（杨宪益原名是“杨维武”），喊她“阿武”，等于把她当男孩。阿武姐、我姐差不多大，在家里不受重视，也不大想到给她做新衣，母亲给我姐做新衣裳，常连带着给她也做一件。
八几年回天津参加中学校庆，赵蘅陪我转了兆丰里旧居，门牌号码没变，但很破旧了，阳台上堆了好多蜂窝煤和杂物。后来据说那一带都拆了。
昭明里那个家。我的人小到看不出是谁。房子左半边是我们家，这一边的门是通厨房的。
刚搬到兆丰路兆丰里二号那段时间我哥和我很兴奋，在二楼的露台上照了好多照片，多半都是他给我照。抱着“小花”这张就是他拍的。这是他摆弄照相机最起劲的时候，刚有了“方盒子相机”。原本应该是四方形的照片，因为是120相机，双镜头的，不是眼睛贴着相机，是手托着相机眼睛向下看画面。杨宪益出国后这相机就归了我，从天津到昆明，再到重庆、南京，一直带着的。只是有了孩子后，就不大想起拍照了。
除了露台，我们特别喜欢的还有卫生间，杨宪益就爱边洗澡边大声唱歌，唱够了才肯出来。他在家是走哪儿都有人伺候的，洗澡时用人就在外面等着，好多回在走廊里看潘爷站那儿，杨宪益在里面唱好莱坞电影里的歌，一首接一首，他也没办法，无奈地赔笑候着。
大公主的照片一张也找不着了，但我和我姐的这张合影倒是和大公主有点关系，是大公主第一次结婚时拍的。大公主的婚礼我们当然得参加，参加婚礼照例要做新衣裳。那次不光是一身新衣，鞋也是新做的。是定做，鞋匠挑着一大堆家伙上门，让挑选样式，量尺寸，看脚形，而后回去做。从头到脚一身新，婚礼完了之后，就去照相馆拍照。大公主和我都属羊，她大我一轮，她第一次结婚十九岁，推算下来，我那时应该是七岁。
杨宪益一两岁时。原来的照片是两人的，在马车上，他坐在母亲和父亲中间，父亲抱着他照的，照片被什么人裁过之后，只看见父亲搂着他的那只手了。虽然因生了杨宪益为杨家立了功，父亲也喜欢母亲的性格，但他们三人在一起的机会很少，也没有在照相馆合过影，即使母亲在场，限于姨太太的身份，她也不会和父亲“同框”。印象中她也没有和杨宪益单独的合影——我哥是属于娘的。母亲和我们兄妹合影是后来的事，那时杨宪益已经大了，家里规矩也不那么严了，而且与单独和我哥照“性质”也不一样。
照片是杨宪益给我的，他对什么东西都是乱扔，或是随手送人，他知道我喜欢收入东西，如果我在，总是会问一声：“这个你要不要？——要就拿走。”这张照片原是一个外国朋友放大了送给他的，时间应该是一九八九年以后，上面的字“The Honourable Yang.”（“令人钦佩的杨。”）是那个朋友题的。是从哪儿搜出这么张照片，我就不知了。
少年杨宪益
花园街院内，这是在前院。那时我伤寒病大病初愈。不是有意剪成男孩头——没这发型的，是病中头发不剩多少了，干脆剪成男孩头，这时还短短的没长起来。
那可能是花园街那个家最热闹的一段时间，四哥到天津来念书，和杨宪益、七叔家的五哥都上新学书院，常一起在我们家玩，我往往是他们喜欢捉弄的对象。摆弄照相机，他们就让我摆pose，不止一次，四哥让我背身扭过头让他们照，说是“回眸一笑百媚生”，这套把戏玩了不止一次了，我是都配合的，他们一边拍，一边就笑得前仰后合。
一九九三年寄给杨宪益的生日贺卡。杨宪益晚年喜欢写打油诗，我觉得好玩，有时学着诌几句，也算唱和。“哥der”可以说是一直叫到老了。杨宪益有首五言诗题丁聪给他画的漫画肖像：
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
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
恃欲言无忌，贪杯孰与俦。
蹉跎惭白发，辛苦作黄牛。
贺卡上这几句可能就是读了之后诌的：
杨门虎子爱打油，信口拈来随手丢。
打油打了一大篓，洒遍人间且消愁。
敬告老兄尽管丢，小妹愿做拾油妞。
来日你我弃世去，凤去台空江自流。
我哥我姐都喜欢旧体诗词，自小的训练，做得好。即使是打油，也讲究平仄对仗，有底子的，我的打油是顺口溜，好玩而已。我喜欢的是新诗，他们是不屑的。小时半通不通念几句旧诗，常被他们笑话，这里的“凤去台空江自流”是有“典故”的：家里的狗“小花”死了，他们作诗纪念，要我也来一句，我憋了半天说不出来，最后冒出一句“凤去台空江自流”，他们乐坏了，逢人就当笑话讲。教我们作旧诗的老先生（主要是教我哥我姐，我是跟在后面凑热闹的）特别欣赏我哥，记得有年冬天让我们作首诗，我怎么也写不出，好不容易说了句“独坐窗前望，纷纷白雪飞”，下面就没词了，我哥就小声提示我，“梅花寒彻骨”。再往下又接不下去了，总得诌完它呀，最后憋了句“美酒饮一杯”，老先生点点头说，也还可以。意思是凑合着也算完篇了。杨宪益在旁边咕哝一句，“凛冽早春归”。老先生高兴了，赞道，你看看你哥哥写的！
杨宪益打油的兴致很高，但从来不当回事，写了就丢，不好好留着，他后来出版的《银翘集》，都是别人搜集整理的，他写下来给我的，或是在信里的，我都替他收着的，所以自称“拾油妞”。
这几张照片是杨宪益出国前给我拍的。不记得在哪里，只记得他让我两手叉腰，还要我“凶一点”，也不知是恶作剧，还是他要什么效果。
杨宪益出国前母亲与我们兄妹的合影。杨宪益过去是平头，这时头发梳上去，留大背头了，当时流行的发型，要抹凡士林的。
四姐杨聪如的照片登在《北洋画报》上。《北洋画报》上有“戏剧专刊”，上面有伶人介绍、演出的信息，还有剧评。我印象里有一期整版登了她的照片，还有她的毛笔字“艺术至上”。《北洋画报》《大公报》《益世报》上都登过四姐的演出剧照，开始称“名票”“女名票”，后来在上海就改称“坤伶”了。
这张照片上没我姐，原来是母亲要带我们三个一起去照相馆的，她发脾气不肯去，以为她不去就都不去了，母亲很生气，撇下她，带我哥和我去了，照片上还是生气的样子。杨宪益总是满不在乎的。
母亲领我去照相馆照相，常常是因为做了或买了新衣服。但照片上我穿的这件旗袍原先并不是我的——原本是替我姐做的。一样的式样、布料做了两件，一件是给杨灌如的。我姐最烦穿一模一样的，说她不穿，不要了，于是就给了我。这时我已上高中，穿了也没啥不合身的。
年轻时的罗沛霖。这时他可能还没上上海交大，头一次在香山梯云山庄见到他时，他差不多就是这样子。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的发型，我姐和我背后笑话他，说前面像个桃子。
杨敏如
我们一家和池医生夫妇。戴眼镜的是池医生，他前面坐着的是池太太徐剑生。这是在认池太太做干妈之后我们一家和他们夫妇俩专门到照相馆拍的，也算是一种“正式”吧。
一九三四年母亲领我们三兄妹在北京（那时称“北平”）香山消夏时拍的，池太太跟我们一起去的，母亲身后的就是她。时间太久，记不清当时的情形，但我怀疑是在香山附近的照相馆拍的，不是实景。香山游人多，可能是有照相馆的，而且画面上太像布景，我们的位置安排也像照相馆里的一套。
母亲领我们姐妹还有七叔家的杨灌如在池太太家做客。池太太家楼下是诊所，二楼居家，这是在二楼的客厅。照片当时就没洗好，原本右边茶几那端沙发上还有池太太的母亲，给洗没了，只剩下个影子。再加上时间太长，受潮霉变什么的，更模糊不清了。照片上从右到左依次是我、母亲、杨灌如、杨敏如。
母亲、池太太、我姐和我。母亲和池太太到上海送杨宪益到英国留学，回到天津后在照相馆照的，她过去是我们的家庭教师，这时我们念中西，不用家教了，但来往还是挺多的——母亲已经让我们认了她做干妈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