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十年
“中国地”的中西
我是八岁上学的，进的是中西女校，我们都称中西。当时天津的教会女校有两所，中西是一所，还有一所叫“耀华”。那之前我在家里已经开始认字了——家里请了个老先生教。主要是教我哥，因家里不放他出去上学。我跟那儿是捣乱去的，就坐旁边，他们总是让我老实点。写毛笔字，我姐好好地练，描红，我不好好描，把一格一格的都画上小人了，母亲从那时起就一直说我读书不用功。
上中西是我母亲奋斗来的。原先家里不让上，关在家里念书。你想啊，我哥都不让上学，还用说我？后来哥哥让上学了，我姐和我还要再去争，重男轻女嘛。我娘生的两个女儿都没上过学：大女儿上过一阵，不想上，就不上了，小女儿根本就没进过学堂。我们是庶出，有她们比着，照理更没机会。可母亲认定了我们非念书不可，我们得给她争气，得有出息，有出息就得念书，而且要念就要一直念到头，上完小学上中学，上完中学上大学，我哥哥当然还得留学。她一辈子就这么想的，她自己只上过小学，没念过中学，特别看重念书，也不知道什么就算念到了头，起初以为念完大学就算“到头”了，后来知道往上还可以念，就让我姐燕京大学毕业了以后再考研究生。我是大学本科毕业，家里学历最低的了。
中西女校，全称“天津中西女子中学”，是美国的一个基督教教会——美以美会办的。美以美会是个比较开明的教会，宋庆龄就是从美以美会办的学校出来的。美以美会在中国办了不少学校，燕京大学、金陵大学，还有金女大（金陵女子大学），都是。中学就更多了，校名则只有男校、女校的区别，男校都叫“汇文”，女校就叫“中西”。我从上小学起就在中西，小学部是附属于中学的。
从家里到中西路挺远的，我们住在租界，中西在“中国地”——也不知怎么叫起来的，反正天津人把出了租界的地方叫“中国地”（日本租界叫“日本地”）。有一阵电视里放一部连续剧叫《中国地》，我和姐姐在电话里说起来都笑，因马上想起小时候学校在的那地方。中西一九〇五年就有了，原来在租界，后来地方不够用，就在南关下头建新校区。有租界的城市，像上海、天津，教会学校一般都在租界里，中西这样原来在租界又迁出去的，绝无仅有。
美国教会办的学校，怎么不在租界，在“中国地”呢？因为其他列强都有租界，美国人是没租界的，当然没租界可以在别国的租界里办学，上海的中西女校就在公共租界。问题是天津后来租界也没地了，教会就在“中国地”买地建学校。当然，“中国地”的地价比租界便宜得多。教会也做慈善，他们还在“中国地”办过一所“慈佑”学校，不收学费，上学的是周围穷人家的孩子。但中西不是慈善性质的。
刚上中西时，我们家还住在花园街。花园街在日租界，我和姐姐上学，都是坐黄包车去，到中西差不多要穿过整个日租界，至少要二十分钟。后来家搬得越来越远，先是法租界的兆丰路兆丰里，后是英租界伦敦路的昭明里，再到耀华里，路上的时间就更长。一路上过去，可以明显感到租界之间、租界和“中国地”的差别。不同的租界不一样：英租界、法租界治安很好，干净整洁，人也礼貌，到了日租界就有点紧张，日本人还会闹事，醉鬼常见，容易出事。母亲吩咐车夫，过日租界别东张西望，别大声说话，让我们也别坐在车上指指点点的。
“中国地”比日租界更脏乱，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陷脚，一路过去，破破烂烂的。也可以说中西就在贫民窟里。但是一进中西就不一样了。挨着中西还有一个妇幼医院，也是美以美会办的，外国人看病都在那里。中西和妇幼医院连成一片，和周围比起来反差太大了，都是洋派的建筑，环境很好，进到里面，就跟到外国似的，和周围反差非常大。
贵族学校
中西的校园漂亮极了，设施也相当完备。校门就很别致，很厚实的门洞，有一个尖顶。进去迎面是一座狭长的教学楼，一层二层都有长长的过道，很宽敞，铺着大块方瓷砖，敞亮洁净。楼上楼下都有大讲堂，里面一排排的桌椅都是固定在地板上的，桌椅连在一起，是一体的，像好多教堂里的那样。桌子可以从上面掀开，墨盒、尺子什么的往里放。楼下有大的图书室，中英文图书都有，暑假可从这里借英文小说看。又设有几排长桌，比课桌宽绰多了，要画地图或为恳亲会写供展出的书法什么的，我们也会到这里。三层有化学、物理、生物实验室。那些玻璃试管、器皿什么的很齐备不用说了，上生物课，每人有一架显微镜可用，那个年头，挺奢侈的。手工、图画有专门的课室，都在三楼。三楼最吸引人的是琴室，几架钢琴分别放在几间小室里，供学生练琴，轮流着用。教学楼的右侧是大操场，从为小学生准备的转盘、跷跷板、秋千到排球场、篮球场、田径场，应有尽有。
和前面提到的教会做慈善的“慈佑”相比，差别很明显。那所学校我去过一次（中西的学生会到那边去做义工，也算是实习），校舍和一般公立学校差不多，比中西简陋。单说冬天，中西有暖气（烧水汀的那种），就没有几所学校比得了。
当然，中西是要交学费的，加上书籍一学期八十几大洋，这是走读的，要是住堂就要一百多了。这可是够贵的，当时一袋洋面两元钱，我们家女用人的月钱也才两元钱。学费贵，娘说过，我母亲也嘀咕过：“怎么那么贵？！”但我们这种家庭，只能上这样的学校。像南开中学那样的，都是男女同校，娘和母亲都认为，男男女女在一起，成什么样子？那就只能上女校了，天津的女校，只有数得过来的几所，所以选择中西几乎是自然而然的。
这些年老有记者采访，写了登出来，喜欢拿“贵族”说事儿，很烦。不过现在我想想，中西倒的确是一所比较贵族化的学校。顾维钧大使的女儿是我姐姐好朋友。颜惠庆的二女儿是我好朋友，大女儿是我姐同学，三女儿前两年我们还聚了，现在去世了。反正都是这一类的，还有朱启钤的女儿，朱当过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代理国务总理，也做过督军、开滦矿务局的头儿……多了。九一八事变后马君武有首讽刺张学良不抵抗的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广为传诵，里面说的“朱五”就是朱启钤家的五小姐，她和赵四小姐都是上过中西的。
上中西的，家大都在租界，上学就有车接送。放学的时候，各式各样的车在校门口候着。有小汽车、马车，还有黄包车。我和我姐都是坐家里的黄包车，从八岁到中学毕业，只要去学校，从不让自己走了去。黄包车天津人叫“胶皮”，也叫“洋车”。“胶皮”指有橡胶轮胎的人力车，车轮上用的充气的橡胶轮胎是从外国人进来以后有的，所以也叫“洋车”。
我记得同学里只有一个叫冯德福的，家是在“中国地”，就在学校那一带。她一开口就是天津土话，我们都觉得挺好玩的。天津话我们当然懂，也都会说，但平时不大讲，在学校就更不会讲，都是说国语。除了一口天津话，冯德福的穿着在同学中也显得特别，尤其是冬天，她穿件大棉袄，紫红的——我记得只有她一个人穿棉袄。
教学楼的楼下有个衣帽间，天冷了穿来的大衣、戴的帽子都先脱下挂在那里，还有雨伞什么的，门房给发个铜牌，放学时再取。我姐记得张勋复辟那阵，他的辫子兵要抓剪了辫子的女生，于是衣帽间各种花色的帽檐下面，都多出或一根或两根光溜溜的假小辫来。我上学迟，没见过这个。印象深的是各种样式、各种衣料的大衣，有呢子的，有皮的。大多是呢子的。我母亲给我做了件皮的，父亲虽然去世了，老底子还在，各种皮子有好多，又不用专门去买，母亲还说别显得特别，用一般的皮子得了，她以为不用狐皮、貂皮，就算普通了。
大衣都挂在那里，冯德福的紫红大棉袄在中间就很抢眼了。大家都觉得稀奇，她的家境从这棉袄也就看出来了。我现在想想，我们也没有瞧不起她。她经常跟我们在一起，小女孩嘛，都爱在一起玩儿。她总是从家里带很多小玩意儿分给大家，比如我们叫“便条本儿”的，就是notebook，她就送我们很多，她家里好像就卖这个。她家好像是小业主吧，开小铺子的。只上了一年，她就没再来了，可能还是学费太贵，家里供不起。
男老师与女老师
中西是女校，教师大多是女的。外籍教师对外都称“某教士”，比如中文名叫范爱德，就称“范教士”，中文名叫“施某某”（想不起她的中文名了），就称“施教士”。我们学生喊她们，则是“Miss范”“Miss施”。她们都没结过婚，都是老小姐。
做庶务（现在叫“后勤”）的都是男的，像门房、打扫卫生的、会计、烧锅炉的，都是。上高中时有天下午我们几个老生放了学还在玩“十步走”、跳猴皮筋，忽然听到一声响，吓一大跳，就见锅炉房里跑出几个人，脸全漆黑，就两眼睛泛白，跟黑人似的。原来是锅炉烧干爆炸了。几个人出来就猛咳，还往外吐痰，吐出来都是黑的。后来那几个人就再不见了，大概是被开除了吧。
教师里也有男的。像校工这些，平时都是不打交道不说话的，男老师当然不一样。教会学校，是特别讲男女大防的，对男教师和女生的接触特别注意，尤其是住在学校里的男老师。好像也没什么明文规定，但男老师的宿舍我们绝对是不进去的。男老师都住在一个小院里，砖地，平房。我们若是找他们，就站在门外喊，不能跨过那个门槛。我记得有一次找教高中语文的高玉爽老师，我们忘了这茬跨进去了，高老师连忙说，“到外头，到外头说”。坏了规矩是有可能丢饭碗的，饭碗可是头等大事。
但是恋爱这种事是任你采取什么措施也防不住的。中西好像没出过什么师生恋的实事儿，单恋也算的话，肯定就有了。传得最多的是叶香芬的事。她喜欢上了化学老师管善堂。管先生长得很帅，课也讲得特别好。有一天，我们在教室里上课，听到走廊里传来尖叫声、大哭声，是叶香芬。这下事情就传开了，她大哭大闹，我们猜是她给管先生写情书，管先生把情书交上去了。叶香芬后来休学了，精神出了问题。管先生也离开了中西，是他自己辞的，还是学校让他走人的，不知道。也许是学校把他辞了，虽然学生单恋又不是他的事。
他还有个助手姓蒯，在实验室里帮助摆弄瓶瓶罐罐和仪器。小年轻，就十七八岁吧，我们不会念“蒯”字，读半边念“朋”，叫他“小朋”。他喜欢上了我同学陈秀珍。陈长得好看，唱歌好听极了，说话也好听。谁都看得出来，“小朋”对陈秀珍“偏心”（这是我们习惯的说法，对谁好，我们就说对谁“偏心”），在实验室，要是几个人同时嚷着要他帮忙，他肯定是帮陈。当然话就传开了。后来“小朋”和管先生一样，也从学校消失了。
解放后我有次在北京，到东安市场买东西，碰巧遇到了管先生，他还是那么帅，笑嘻嘻的，一口京腔。我说管先生怎么不教我们了？他那时早已结婚了，太太就站在旁边，抱着孩子，他没回答我，寒暄了几句就分手了。
中西的课程，可能并没有一定的划分，男老师教什么，女老师教什么，事实上却是更带洋味的课女老师教，男老师教的是国文、“党义”这些，管老师算是一个例外。
比起来，女老师的待遇更好。当然是外籍教师的工资最高，但是都是中国人的情况下，女老师的工资也比男老师高，这和毕业的学校有关，女老师都是教会学校出来的。（在中西，即使是男老师，工资也比别处高，所以他们特别小心，以免丢了饭碗。）
能上得起教会大学，家境都是不错的。过去北京流行一句话，“北大老，师大穷，燕京清华可通融”，说的是选女婿的标准，燕京、清华出来的，学业、家世应该错不了。清华要求高，难考，学生特别拔尖，有不少寒门子弟，燕京学费很贵，一般人家上不起，就更需要家庭背景了。也不光是燕京，上海的圣约翰，南京的金大、金女大……凡是教会大学，都贵。当时国立大学一年的学费是二十四元钱，私立大学得要四百，教会大学更贵。女孩也送进去念书，家里愿意供，供得起，当然得有钱。我们的女老师家境普遍要好于男老师，这从穿着上就看得出来，女老师都穿得讲究，男老师都穿得马虎，甚至能看出一点窘迫。
范绍韩老师是结过婚的，中年人，家住在外面。男老师里面，我只去过他家一次，是几个同学一起去的。中西的学生都是家里比较有钱的，到他家一看，小门小户的，陈设简陋。我们从来没去过这样的人家，而且他太太还裹着一双小脚。我们都有点吃惊：没想到，他家里原来这样啊。我喜欢画画，回家画了速写，还特意画了他太太的小脚。
我们那届毕业时搞毕业聚餐，是我联系了中国银行招待所的餐厅，吃西餐，长条桌围成U形。能请的我们都请了，包括男老师。校长几个有固定的位子，其他人随便坐。我们班全穿了旗袍，忙着张罗。有意思的是，男老师都很拘谨，不大活跃，好像也不知该拿刀叉怎么办，也许他们没怎么吃过西餐。女老师们则很自如，外籍教师不用说，中国女老师也很习惯，她们都是洋味的，要不就是家里就比较西化，要不本身就是教会学校里出来的。
男老师、女老师待遇上的差别，从他们宿舍的分配上看就再清楚不过了。学校教学楼的一侧有块园地，绿荫中是一座漂亮的小楼，那是外籍教师的宿舍，我去过一次，里面很讲究，每人的卧室之外有客厅、书房。中国女老师和住堂的学生在一栋楼，两人住一个单元，每人一间，有会客的地方，也挺像样的。男老师住的是一排平房，砖地，家具简陋，和女老师相比差远了。
“初恋”
因为只收女生，中西像个女儿国。除了几个男老师，还有校工，我们不接触异性。除非是同学好友的哥哥。都是喊“大哥”，我哥是“杨大哥”，颜枬生的哥哥是“颜大哥”，桂慧君的哥哥叫“桂大哥”，吴华英的哥哥是“吴大哥”……叫习惯了，后来我们自己已是中年人了，还这么称呼。
小学的时候班上有过一个男孩儿，叫徐敬业，很朴素的样子。可能因为他的妈妈是我们班主任，就跟在这边读书，不晓得为什么他没有父亲。那个小男孩儿跟我们在一起，我印象深极了。因为就他一个男孩，没人玩。我们成天哇啦哇啦唱歌，他不声不响的，不活泼，也不调皮。现在想来他一定很孤单，因为谁都不理他，而且欺负他。他喜欢跟着我们，我们老撵他：“去去去！”男孩玩的东西和女孩不一样，我们玩的他不会，我们因此得出一个结论，男孩一点也不好玩。
中西的教育是特别强调团结友爱的，同学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关系都特别融洽。学校总共就一百多名学生，彼此都认识，时间长了，就跟家人一样。像钱伯桐、颜枬生、崔莲芳，都是小学就在一起，同学十年，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同学之间也是有亲疏远近的，而且闹点小意见，对不同调的人背后叽叽喳喳议论，也少不了。高年级我姐班上有个唐文顺，长得很漂亮，学习很用功，成绩也好，还特别会做人，只跟家里地位显赫的人来往。我就听我姐她们背后叫她“蓓基·夏泼”，那是萨克雷小说里一心往上爬的人物，指不定我姐她们正在读那小说，当然是看不惯唐文顺为人的功利。她后来到美国读书，嫁给了商震的儿子。我念中学的时候，商震做过当时的河北省政府主席、天津市市长，他续娶的太太也是中西毕业的，比唐文顺大不了多少。两人原本是前后同学，唐文顺订婚后变成了晚辈，要喊人家“妈”，有仪式的时候还得跪下磕头。有次让同学看见了，到学校当好玩儿的事传，大家想象那个场面，觉得太滑稽了。
和我一个班的叶道纯，后来我们关系很好，刚开始也有点隔阂。她父亲是开矿的，开滦矿务局的头面人物，《雷雨》中周朴园那样的角色，只是地位还要更高些。起初我们和叶道纯虽在一个班，却没什么交往，因她好像有点看不起人，只爱和颜枬生，还有顾维钧的女儿交朋友，像我这样家里没落的，她就不愿搭理。后来她父亲不明不白地死了（说是自杀，有人说是因不和日本人合作，被暗杀的），家里破产了。她家原先气派的洋房只好卖掉，搬到小房子，其实按一般的标准，那房子也不错的，只是跟原来的根本没法比，我们去看她，就觉得惨极了。我们对她都很同情，她和过去也不一样了，关系就近起来。
中西的老师，不管是外籍的，还是中国老师，对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对每个学生都很好，没有那种势利眼。如果哪个老师对谁特别好了，我们会说“偏心”，这种情况是极少的，即使有，也不会是因为学生家里有钱有势。反过来，也没谁表现出优越感，谁要是因为家里有钱有势喜欢炫耀，那是要被大家看不起的。友善、平等待人，按照中西的教育，这就是有教养；爱显摆、自以为高人一等，就是没教养了。
所以我们不大关心身份高低，是穷还是富，人人都是姐妹。女孩子之间的关系与男孩不同，会很亲密。现在叫作“闺密”了，我在中西有好多“闺密”，到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什么都聊，真正是可以“谈心”的。一直到老都是这样。当然这样的都是同班的，别的年级的来往不多，但是只要是中西的，彼此都很亲切，毕业多年了再遇到，一点也没有陌生感。高年级的都被看作大姐姐，她们尤其要帮助、照顾低年级的小妹妹，像是一种义务，这也是中西灌输给我们的。
说到大姐姐，有件事现在想起来很好玩。低年级生对高年级的大姐姐很敬重，有一种仰视。我们最初的恋慕对象，往往就是某位大姐姐。上高中的时候，我爱上了高我两级的蔡惠馨，英文叫Mable，外号叫Marble（大理石的意思）。因为有人不会念，就念成了Marble，大家觉得好玩，干脆就这么叫她了。
我对人开玩笑说，那就是我的初恋。十年在中西我喜欢过的人很多，但对她就真的像爱情一样，单恋。这种爱没有犯罪感，大大方方的，反正爱的又不是男孩。她长得很好，说话温柔，举止优雅，成绩也好，我记得她是参加过天津小姐选美比赛的。功课好，会读书，又会玩，我对这样的人总是特别佩服，我哥就是这样的。
我是因为我姐跟她有接触的，其实都说不上什么接触，总共也没说过几句话，无非是些关心的话。我就觉得她特别好，什么都好。这是有个对比的：我姐脾气大，老是凶我，动不动就跟我急，很少鼓励我，我就想，要是蔡惠馨是我的姐姐多好。
我平时就不大说话，对她是仰视的，跟她说话就更紧张，但是我会写，起初是给她传纸条。传纸条在女生中是普遍的，上课时不能说话，就传纸条，传来传去，就像现在发短信一样，结果一大堆纸条。有点“地下”味道嘛，就特别兴奋。我在课上或是自习时写，或者是塞给她，或者是让人传过去。后来她毕业了，就变成写信了。当面不说的，信里就敢讲了。信里尽是崇拜巴金的话。她毕业时我把自己写的诗、散文、小说、独幕剧都抄在一个本上送给她。特别找了一个漂亮的本子，下了好多功夫，还画了不少画在上面，真是“图文并茂”的。可笑的是那些诗啊什么的，我自己都没有了。
可能因为我个子小，又不声不响的，跟在我姐后面，好多大姐姐都喜欢我，带我玩，招呼我吃饭什么的，当自己的妹妹。没有妹妹的就会说，有个妹妹多好。蔡惠馨倒是有两个妹妹的，但是都不爱念书，就知道跳舞啊，唱流行歌曲啊。她对她们挺失望的，觉得不如我。
她家里是买办，很有钱，好大的房子，大家族的生活，我觉得和我们家是一个类型的。而且她也感到苦闷，这也是我跟她亲近的一个原因。
毕业以后她就上燕京，后来出国了，嫁了外国人。我在联大的时候还和她通过几封信，她回我信，随信还给我寄了相片，信里表示对时局挺失望的，夸了我一通。那时候她还没结婚，结婚以后，我们就不大通信了。
“真笨”
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上了中西。喜欢老师，喜欢学校的环境，当然更喜欢和同学在一起。在家里我常会觉得闷，没人玩，在学校再没这感觉了。有那么多的同龄人，接触那么多新鲜的东西，日子变得有意思多了。
现在的学生压力大，有做不完的作业，上学成苦差了，比起来我们上学真是轻松，从来没感觉到学业会是什么压力。只有刚上学那一阵，我不止一次因跟不上被留下补过课。
我姐比我大三岁，早我几年进中西。小时候三岁是很大的距离了，总是她发号施令。在家里有母亲管我，有我哥带着玩，在学校就是她领着我了。上学放学，都跟着她。她很要强，自己上进，也特别怕我犯错，我犯错是让她丢面子的事。有次放学她来找我回家，找不着人，结果找到范教士那儿。原来是我不会用英文回答问题，被范教士带到了外教住的那栋小楼。说来好笑，就是问几点钟，范教士指着墙上的钟问“What time is it？”，我偏答不上来。范教士很奇怪：这个怎么答不上来呢？我也说不出为什么就是不会。我姐找到范教士这儿，听说我是因为这个被留下来，觉得太丢人了，回家就向母亲告状：小妹真笨，又被留下来！她还气得哭。母亲对上学念书是很在乎的，忙问我怎么回事，等一问明白，倒释然了，跟我姐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她本来就不认得钟啊，你问她几点，她用中国话也答不上来，怎么会说英文？的确，没人教过我，到那时我还不会看钟。
另一次被留下来是和好几人一起，因为汉语拼音。那时的汉语拼音比现在的复杂，我也不知怎的，就是抵触，觉得干吗要这么念？要认字念字，干吗非要来这一套呢？后来到大学，在英语课上学国际音标，我也抵触，就是不肯下功夫。
被留下来，我自己倒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心理阴影就更说不上了。我想我中西的同学都不会因分数有压力感，老师在这上面也不严厉。中西的教育，更强调的是爱自己的国家，还有要为社会服务。
当然具体的目标，还是培养淑女。学校是念书的地方，也是上规矩的地方，中西管得就更严，特别注意仪表举止礼貌。吃饭不许出声，要添饭加菜不可离开座位，摇饭桌角上的小铃。行走、站立、坐姿，经常会提醒你。下课了起身时不能让椅子乱响——我们教室里的椅子像过去电影院里那种一起身就翻上来的，得用手按着站起来。后来看电影，散场时噼里啪啦响成一片，我总是不大习惯。
过道里不能乱跑，不能大声喧哗（操场上是另一回事，怎么都可以）。我们玩得起劲的时候会忘乎所以，老师就会喝止我们。外籍教师都会一点中文，一急就全是英文了，我到现在还记得范教士急得喊：“Girls，you are ladies now！”。
这样说起来在中西像是会有点压抑了，教会学校嘛，会不会跟修道院似的？其实一点也不。有些老师比较严肃，看上去有点让人望而生畏，比如范教士，我姐就怕她。但整个学校的气氛是宽松的，老师对学生很友善，特别是我们从小学读起的老生，她们看着我们长大，跟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被老师说几句通常也不大在乎，背过脸吐舌头做个鬼脸就完了。
即使那些有宗教色彩的课和活动，对我们也有游戏的意味。朝会唱圣歌我们唱得很嗨，一天不唱就觉得不过瘾，《圣经》课是讲故事。就更别说还有那么多课外活动了。我觉得中西十年我就是玩过来的。我姐老说我就知道玩，什么都是玩儿，我承认的确是贪玩，但另一方面课程没压力，活动丰富多彩，中西也允许玩儿，有一种轻松的氛围。这点和现在的学校差别太大了。
桂慧君低我一级，中西同学还在世的，大概只剩我和她了，我们俩都过了百岁，过生日时还互通电话。前年电话里她还说，当年在中西真是好，就是我们玩得太多了。我说，我还没玩够哩。
闯祸
我从小胆小，不大说话，直到毕业，同学对我的印象，除身体弱运动不行之外，就是沉默寡言不够活泼，所以毕业时给我的题词里尽写这方面劝勉的话：“应该常运动，还该多嬉笑，踏破了你的沉默，展开了你的情调……”“遇事不勇，每为退让所窘。我劝你，振精神，往前冲，锻炼身心，做一个巾帼英雄。”光看这些，还以为我在学校闷闷不乐呢，其实中西十年我过得很开心，比在家里更自在。和要好的同学在一起，胆子也会大起来。玩疯的时候，也没什么淑女不淑女的了。有一次我们还闯了祸，把音乐课老师吴太太（吴张波若）绊了一大跤。
吴太太一向注重风度仪态，衣着讲究，一丝不苟。脚上总是高跟鞋，走起路来腰板笔挺，昂着头，决不左顾右盼。我们绊倒了她，多少也和她走路目不斜视的姿态有关。那是小学六年级的事。更小的时候，午饭过后闲得慌，总是想个花样玩，跳绳，跳房子，荡秋千，玩跷跷板、大转盘什么的。这时候大了一些，老实多了，只是在校园里瞎转悠，或是到校门口文具店逛逛，打发时间，等着下午上课。有一天崔莲芳、颜枬生、钱伯桐和我干脆就在校长办公室对面过道转弯处的长椅上傻坐着，闲坐着没事干，几个人在长椅上挤来挤去，嘻嘻哈哈闹着玩，腿也没闲着，就那么一伸一缩，来回荡。吴太太恰好走过，不知让谁伸出的脚绊了一下，跌倒了。她一手捂脸，直直地趴在地下，一动不动，也不出声，我们只看见她后脑勺上横盘着的发髻，全都吓坏了。
到长大了我们才悟过来，她那么讲究仪表风度的一个人，再不会像我们小孩那样大哭大叫，或是一跌倒马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表示没事的。当时我们见她那样，不会想到其他，只有闯下大祸的紧张，赶紧去向教务长范教士报告，一边就把她扶起来。她是由人搀扶着回宿舍的，一直都捂着脸。下午她没像往常那样来小礼堂监督我们自习，换成了舍监杨太太（就是杨赵路德）。下自习后我们心惊胆战去见范教士，她绷着脸说了我们一通，说我们长大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疯玩了。挨了这顿批评，我们去宿舍看望吴太太时，越发心中忐忑，战战兢兢。没想到吴太太坐在床上和颜悦色笑嘻嘻的，还拿糖果给我们吃，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我们几个结结巴巴，还在闯了大祸的紧张中，连句道歉的话也不会说。
乘着歌声的翅膀
中西的教育中，音乐应该算是重头戏，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很大。从入校直到毕业，没有一天不唱，在“歌声中成长”这句话，对我们说来，一点都不夸张。不光是音乐课，我们每天的朝会要唱颂主圣歌，中午吃饭时要唱，饭后自习前要唱，大小集会时要唱。现在又说要倡导素质教育了，我想中西的歌声不断，就是最好的素质教育。
从刚入学起，唱歌就是我们学习的重要部分。我还记得八岁时在中西学的第一首歌：“小孩子到菜园去，菜园去，菜园去，在那里采菜给兔儿吃，兔儿吃，兔儿吃……”一边唱，一边做着手势大圈小圈地转，还随着节奏拍手跳跃。
刚开始唱的是中文歌，以后慢慢就有英文歌。有宗教歌曲，还有鼓励发奋向上乐观励志的歌，像Brighten the Corner Where You Are（《你在哪儿就在哪儿发光》），中文歌也唱得不少，像《可怜的秋香》、《木兰辞》、《苏武牧羊》、《葡萄仙子》、李叔同的《送别》……
也有悲哀的歌，有点哀乐的味道。一唱那样的歌，我们就知道，是有人去世了。有天朝会，让我们唱《渡过死海》（Cross the Bar），“让那无量深处所涌现的，重返家乡黄昏与晚钟声过后，便是黑暗，但愿毫无痛苦，这番辞行，我好扬帆，我虽必须辞别时间空间，远远随了潮头，我却希望与我舵工会面，当我入海时候。阿门”。果然，很快我们就知道，施教士去世了。施教士来中西时间不久就得了病，她和我们接触不多，但范教士一说，我们还是很难过。
不过毕竟是孩子，什么也不懂，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害怕。反倒很有好奇心，想知道死人怎么火化，猜想会不会是堆起木材来，人躺在上面烧，像印度人那样——这是从电影上看来的。范教士说过，什么时候要在“新坟地”下葬，到时候我和金丽珠、桂慧君，还有谁，就去了。那里是新建的一处公墓，西式的，不很大，外国人死了就葬在那里，中国人叫它“新坟地”。
范教士是代表学校去的，还有施教士的男朋友，是个军人，加上我们几个，大概也就十来个人。范教士一下车看见我们，有点意外，因为我们是自己跑来的，她连忙竖起一根手指在嘴那儿，让我们别出声，大概我们在学校老是叽叽喳喳的给她印象太深，要我们肃静。而后有一个简短的仪式，念经，祈祷，像电影上常看到的那样。我们没看到施教士的遗容，她被装在一口极讲究的棺材里，到了火化的地方，按一下电钮，就送进去，棺材是不一起烧的。不像我们现在的殡仪馆，送葬的家属在那儿等着火化结束，骨灰出来。看着死者进去，就完了，范教士他们，还有我们，就都回去了。
上音乐课，学唱英文歌，都有现成的歌本，若是学唱中文歌，没歌本，就由老师把五线谱、歌词都写在黑板上，我们拿个本子抄下来。画五线谱有一种特别的工具，后面是一个木头的把手，前面是铁丝缠绕的孔，五支粉笔插进去，老师就画那么一下，五线谱就出来，往上面填“豆芽菜”就行。我觉得神奇极了。
教我们音乐课时间比较长的是吴太太。吴太太本名“张波若”，“吴”是夫姓。“吴张波若”的叫法和过去女子出嫁后叫“××氏”（比如“吴张氏”）并不是一回事。叫“××氏”是老封建；而“吴张波若”这样的叫法是从洋人的姓名称呼习惯里来的，是新派的。我母亲对新派的东西感兴趣，曾经印过名片，上面写着“杨徐燕若”。
吴太太英文名叫Pearl Zhang。我对她印象深刻，不仅因为我们绊过她一跤，还因为有一次上课，她正往黑板上画五线谱，忽然转过身来对我们说：以后不要喊我“吴太太”了。就这么一句，秃头秃脑的，我们不知怎么回事。那天，她教我们唱了一首歌：“我曾记得梦中见你/你是若即若离/今夜却在月下相逢/你竟深情偎依/因了你的深情偎依，转疑身在梦里/如果真是身在梦里/我愿夜夜见你。”歌词缠绵，她唱得也有点哀伤。后来我们才知道，吴太太和她先生离婚了，据说是她先生有了外遇。
“穷白俄”娄拜和美国人格莱姆斯
上高一时，学校请了一位白俄来教音乐课。他叫娄拜，长得高高大大，淡黄的头发淡黄的胡子，也就三十多岁吧。学生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也特别怕得罪学生。不到一年他就走了。
他总是穿一件白不白黄不黄的破旧西装，一副穷愁潦倒的样子。他来上课，带一把小提琴，我们唱歌时，他就用小提琴伴奏，大概他学的就是小提琴，不会弹钢琴，而我们学乐器，都是学的钢琴，他教不了。我们是英文教育，用英语、中文上课，他不会英语，又不能说中文，上课就麻烦了。没法让我们明白他的意思，他常是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没过多久，他就从我们的课上消失，应该是教课不成功，学校把他给辞了吧。
在背后，我们都把娄拜叫作“穷白俄”，是说他窘迫。“穷白俄”并不是我们的发明，可以说是俄罗斯人给天津人的一般印象。现在说“白俄”，恐怕都以为是说白俄罗斯了，过去不是。那时说的“白俄”是指俄国十月革命后从苏联跑出来的人，其实就是难民，当然是穷。天津的俄国人好多都住在小白楼那一带，和其他外国人比起来，他们的聚居区显得脏乱差一些，从事的职业也比较低下。
有一家俄国人，一家三口，夫妻俩和一个女儿，在租界租的很小的房子，离我们家不远。他们做面包，老头提着一只篮子在我们那一带卖，篮子上面蒙一块白布，边走边用中文吆喝：“果酱面包”“豆沙面包”“奶油面包”……我母亲就会叫人出去买。刚出炉的面包，还是热的。英国人、法国人有开面包房的，这样沿街叫卖的只有俄国人。后来这家人出事了：他女儿是有未婚夫的，也很穷，女孩大概是嫌贫爱富吧，又跟别人好上了，对男朋友很不好，有一天男友就用刀把她杀了。报上登出来，真让人吃惊。以后就不见他们卖面包了，出了人命，是凶案，很忌讳的，也不会有人买他家的面包了。很快，那家就搬到了别的地方。
那件事我印象很深，老是会想起。我弄不明白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也没人能给我解答。四六年，抗战胜利后我已居南京了，我哥让我投稿（他在编《和平日报》——原《扫荡报》——的副刊，吕叔湘编文学版，他编文史版），我又想起这事，就写了篇短文，题目叫《爱》，说的还是我的困惑：爱一个人怎么会把她杀死？
和娄拜相比，后来学校请来的一位音乐老师，可以说是风光无限了。他叫格莱姆斯（Curtis Grimes），是个美国人，大个子，长得很神气，派头十足，我们都有点怕他。他在中西做得最风光的一件事，是组织了一个全校性的大型合唱团。他教我们学唱维多利亚时期头牌诗人丁尼生的长篇叙事诗《夏洛特的淑女》，从头到尾，用英文演唱。那时我们的英文程度已经很不错了，不然也唱不下来。整整一个学期，我们的课余时间差不多都用来排练。功夫不是白下的，终于在一年一度的音乐会上，我们的合口唱在学校的大礼堂公演，领唱的是高三的学姐伍檀生，她是出生在檀香山的华侨，唱女高音，嗓子很好。我们全部穿着校服（白色绸旗袍），手捧打印出来的大本的歌谱，由格莱姆斯先生指挥，二部合唱。一曲唱罢，下面掌声雷动。后来格莱姆斯上台谢幕，出来了一次又一次。
虽然只是中学生的业余演出，现场的气氛却很正式，演出也很正规。好多年后我在北京、南京看音乐会，都是正规的乐团，北京是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南京那次是郑小瑛指挥的，观众乱哄哄的，我就想起中学的那次演出。音乐会怎么会变成那样，观众一点规矩也不讲了呢？南京那场，下面一直嗡嗡的，郑小瑛站在指挥台上好长时间开始不了，不得不转过身来让观众安静。北京那场，演奏已经开始了，下面太吵，李德伦让乐队停下来，过了一阵才重新开始。正式演出，一支曲子已经开始，没有停下重来的，重来，等于演出失败。——真是糟糕透了。
说回格莱姆斯。中西的那场音乐会肯定给他带来了很好的声誉，反正他在某个圈子里名声越来越大，后来就不再在中西任教，自己开了琴房，专门教人学钢琴。琴房是在小白楼那一带租的写字间，很大，布置得华丽讲究。名气大，学生就多，学费也很贵，他因此很富裕，在法租界有一所独栋的房子，还有自己的汽车。那时候在天津，外国人中有私人汽车的还是很少的。
我到他的琴房里学过琴，是高中毕业后的一段时间，他是按时收费的，半小时多少钱我忘了，反正很贵。我每周去回琴，就是现在说的“还课”。我想弹什么，他就让弹什么，随我的便。他的教法就是两样的，他知道有的人学琴是要弹出名堂也能学出名堂的，就很严格；像我这样，他知道是学着玩儿的，不一定要怎样，就很松了，练指法什么的也不顶真。我弹的都是轻音乐型的：《蓝色多瑙河》《溜冰圆舞曲》《多瑙河之波》，还有歌本上的。我姐就认真多了，要弹《月光奏鸣曲》。
格莱姆斯后来和他教的一个中国学生产生了恋情，他是有太太的，这事对他的名声自然不好。这时日本人越来越咄咄逼人，不定什么时候就要进租界，他就回国了。
“重生”
因为是教会学校，每天早上有朝会，这是非教会学校没有的。早上八点到学校，但要到八点半才上课，上课之前的时间，就是朝会——除了唱赞美诗，就是念一段《圣经》。我们都喜欢朝会，其实是喜欢大声地唱歌，《颂主歌》有三百多首，挑着唱，很开心。老师会先问，今天唱哪首？我们就举手，告诉她想唱哪首，比如第303首，大家爱唱的，老师准了，就高兴。事实上都随我们。而后就唱。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唱了十年，太熟了，到现在我还能一首一首，从头唱到尾。要说教育，这也算是我们的教育吧。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想起，从脑子里冒出来。“文革”后和中西的同学见面，发现中西同学里没一个轻生的，怎么会这样呢，我想和当年我们接受的教育有关。赞美诗里说死是去“应许之地”，那就是天堂，再难也没什么好怕的，最后就是去那儿嘛。赞美诗里尽是天堂，我们不说地狱。但丁的《神曲》我没看过，不知地狱是什么样。
除了朝会，吃饭时的仪式也有教会味儿。管吃饭的是舍监杨赵路德，她本人姓赵，全名杨赵路德，胖胖的，也是大学毕业。到午饭时，她就在两间屋子的门口摇铃，让我们安静下来。我们原先是坐着的，这时要站起来一起唱：感谢天父赐我忠诚，养我肉体，保我平安；惠赐盈粮，心灵感谢，敬虔为人，讨你喜欢。唱完了，杨太太示意我们坐下，这才开始吃饭。吃饭时不许离开座位，要添饭则摇桌角上的铃，让学校的阿姨去添。
这歌为什么我记那么清楚？“文革”的时候，吃饭前要背语录，嘴里要念念有词。我心想你管我念什么，我心里就唱歌，并不是我信上帝，而是我觉得唱歌比什么都好玩，反正我又不唱出来。在心里唱完四句就开始吃饭。
和基督教有关的就是这些了。学校里也不布道，我听布道都是在外面的教堂，布道的人也不是学校里的。比如有位叫宋尚杰的牧师，都叫他“Dr.宋”，据说是留美的博士，他就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教室布道（那时学校还没在教育部“立案”，“立案”以后好像就不许了），住堂的就可以去听，我们也放过一个下午去听。
那是我初中二的时候。因为不许影响上课，听布道大多是在晚上，住堂的去就方便多了，有几次为听布道，我居然晚饭就在学校吃。Dr.宋布道是极煽情的那种，挺能说的。有一次就把我们说动了。我已记不清具体内容了，只记得说着说着他从衣服里拿出一口小棺材，挺精致的，里面有很多纸条，上面写着基督教的各种罪。他抽开挡板，把纸条一张一张拿出来念：“仇恨”“忌妒”“偷窃”……
连着几晚上，听了好几次，听完了以后谁要是要求悔改了，就走到前头去。我的好朋友，同班的，一个个都往前走了，我没走。我跟桂慧君都没动，可心里头实在觉得我们心里也有魔鬼，为什么我们不悔改？可是我就很顽固——为什么非得跟着他悔改？但最后他还是把我们说服了。说服了就登记，先悔改，然后就要求“重生”。
“重生”是一对一约谈，当面向牧师说出你的“罪”，悔过了，你就“重生”了。我是在刘校长家见宋牧师的，刘校长家是栋小洋楼，客厅借给宋牧师用。中间用一块白布帘子隔开，他按名字叫，轮到的人一个一个进去，其他人在外面等。进去了就坦白交代，就跟《牛虻》里那样（那时候我还没看过《牛虻》，才初中二嘛）。我觉得太奇怪了：一个个预约单独进去看，不是像看门诊似的吗？
我犯了什么罪呢？我觉得我没有，没说过谎，没打过人，没骂过人，没偷吃东西，贪婪、偷窃、仇恨……我都没有，甚至考试做小抄我也没有。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宋牧师就启发我：嫉妒过没有？我说嫉妒过，嫉妒我姐姐，因为我母亲爱她，不爱我。好，总算有个罪了。他就把一只手放在我头顶，另一只手竖起来指天，让我“重生”——这就通圣灵了。我后来越想越像气功。
他放我头顶的那只手一直在抖，也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不舒服，很难受。因为一个陌生人把手放你头上。我母亲一直教我的，男的，不能让他碰到你。我还觉得不干净，反正难受。不过从那次以后我好像倒是真的再不嫉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