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我就算信上帝了。信了大概有大半年吧。后来有一次，家里什么东西丢了，到处找，找不到。我想到上帝了，不是说主是万能的吗？我就跟家里人说，等会儿。我们家有极讲究的红木大炕，底下可以踩脚，铺了垫子，我就跑了去跪在垫子上祈祷。结果东西真找着了，我就当是上帝显灵了。当然就接着信。初中会考时，又试了一下：我的数学一直成绩不好，过去又没这样考过，心里特别紧张，于是祷告上帝让我过关，结果数学还是没及格。我觉得我那么虔诚，而且浪费那么多时间，上帝没帮我什么忙，后来就不信了。
信上帝的那段时间，我还跟同学到人家家里去传教。我跟几个特别好的朋友，做一个锦旗，白缎子，红边，我们叫“灵光布道团”。那时候布道团多极了。平时在学校上课，只有星期天才有时间。上初中的小孩子懂什么传教？人家家里有事忙着哩，看几个小孩穿得漂漂亮亮的，滑稽吧？我们在那儿讲，人家在做饭什么的。不轰我们走是出于礼貌，本来我们就是添乱嘛。
信不信都是自由的，信最好，不信也不因此惩罚你。那种信仰不要求你做任何事情。我认为我信的缘故就是没有我哥哥在家，太闷了。
我姐信的时间长，她到燕京还参加主日学，做团契，而且还到礼拜堂唱歌。我去做过一次礼拜，看她唱圣歌。她就说我，老是玩儿，包括做礼拜也是玩儿。她说你一辈子都是玩儿。她要入党来问我跟我哥哥，我哥哥后来就跟我说，让她信，她总要有个信仰，我哥哥还一边思考一边说，比信基督教好。
那位宋博士抗战时到云南去布道，听说龙云把他枪毙了。有人说他有伤风化，究竟怎样，搞不清楚。我有很多他布道的相片，还有我们布道团的相片，都烧了，可惜。
“立案”与会考
我初中快毕业时，学校有了一个变化。原先教会学校都是自我管理的，完全按照自己的一套来。这时国民政府出台了新政策，要求所有的学校都要在教育部“立案”，教会学校也要纳入国民教育系统。
首先是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原来范爱德范教士当校长的，改由汇文中学的校长兼中西的校长，范教士变成了教务长。实际上学校事务还是范教士管，刘校长只是名义上的。虽说有办公室，他也不大来中西，好像只是毕业典礼时才出现，和毕业生合影。
最明显的变化，是周一的朝会不唱圣歌了，改唱《中华民国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礼拜一上课前就是纪念国父，唱三民主义，还要背《总理遗嘱》，而且挂上党旗和国旗。孙中山是伟人，我们都这么认为，但星期一的朝会没意思极了，虽然都是唱歌，党歌唱起来忒没劲。而且唱圣歌是可以选择的，党歌没得选，颠过来倒过去唱，烦死人了。
那天是属于教育局的，朝会还经常有些社会名流来演讲。当然不是范教士请来的，她认得谁？——都是教育局的安排。我记得的，有中国银行行长卞白眉，他是留美的，扬州人，口音特别重，说英语滑稽得要命，讲的内容我们一点不感兴趣，什么“摩登物质化”，应该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吧。完了之后我们只顾着模仿他的口音，“摩登”（modern）说成“马灯”。还有一位，忘了叫什么了，也是留美的（教会学校请的人也经常有留学背景，洋味的），好像是位校长，讲的内容无非是要求上进之类。他太太和他一起来，他讲时他太太就坐在一边听，学校专门摆把椅子在台上让她坐，贵宾嘛。没想到过几天报上登出来，有家酒店出了命案，一对情人在客房里自杀殉情，女的就是那位校长太太，报纸上也登了。这后面当然是有故事的，我们年纪太小，不懂，只是觉得这事太好玩了，因为想到演讲那天的情景，他的表情那么严肃，一本正经的。
教会学校和别的学校的最大不同，就是英文学得多。小学就开始了，到初中已开始用英文授课，数学、物理、化学，都是英文课本，古希腊史、文学等等，就更不用说了。国文课和中国历史用中文，对了，宗教课也是用中文教的，小学时就讲《圣经》故事，我们还不懂英文，外籍老师只会简单几句中文，这课当然要中国老师用中文教。“立案”以后，英文授课的比重下降了，高中时，数学、物理、化学也开始用中文上课了，过去是英文里掺点中文，现在变成了中文里掺点英文。
我们都很爱国，一点不反对用中文上课，后来我们那届还争取到用中译本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按惯例，中西的毕业演出都是要用英语的，滑稽的是，因为用英文演，家长多半听不懂，观众大都是外国人。在学校里都说英文，弄得我们也烦，开玩笑把动不动说英文叫“放洋屁”，还互相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不放洋屁呢？”初中我们的历史课学的是英文的希腊史，高中学的是中国近代百年史，燕京大学毕业生讲的，用中文，我们当然对这个比对希腊史感兴趣多了。
但是我们正好赶上有会考了，会考用的是中文，过去课都是学的英语课本，一下变过来，真的很不适应。
会考就是统考，不同学校考同样的卷子。“立案”以后，教会学校也必须参加中学会考了。原先是没有会考一说的，中西自己考自己的，初中功课，大考完了能升的就升，不能升的也没关系。你哪门不及格就留级好了，都照学校自己的一套来，不用管别的。会考对于我们，像是节外生枝。其实会考卷子并不难，各门程度都要低于中西。问题是考卷是中文出的，我们虽不会看不懂，但像化学的分子式什么的，用英文知道怎么说，用中文就写不出来，比如CO2，我们就不知中文是“二氧化碳”。那次考化学，我整个傻眼了，也不管了，就把英文往卷上写，表示我知道。
那次会考考砸了的是数学，这怨不得会考，我本来就怕数学，不及格也正常。会考的成绩要在报上公布的，我忘了是什么报了，成绩出来那天登了好几版。我在第一版上找，怎么也找不着我的名字。我母亲说，怎么没你呀？后来在下一版上找着了。原来它是按照成绩高低排的，各门都及格的在最前面，而后是一门没及格的，两门没及格的……往下排。我数学这门没及格，在第二面。我姐一看，就嚷，不及格，丢死人了。我母亲说，她就是笨呗。说是这么说，她还是挺当回事，专门跑到学校去，问该怎么办，是不是要补课，也没问出名堂来。到最后也没说法，新学期开学，还是照样升级了。可见虽然按规定让我们参加会考，中西还是自己的规矩，没当回事，会考成绩没多大影响的。
中西看重的还是英语，我们那一班没顺利升上去的，都是给英语绊住的。我记不得是一次什么样的考试，也不知成绩是怎么打的，全班二十多人，居然只有崔莲芳、单又新（她姐姐也是中西的，叫单日新，大概是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意思）和我一共才三个人过了关，其他人都不及格。这太可笑了，其实颜枬生、钱伯桐、吴华英她们成绩都挺好的，谁也没觉得英语难，跟不上。中西的规矩，顺利升级的，叫“正班生”，没过关的叫“副班生”。我们只有三个“正班生”，怎么上课呢？就让我们和高一年级的人一起上课。
那门课叫“文学与人生”（“Literature and Life”），相当于英美的语文课吧，实际上就是英美文学。是美国的教材，有四大本，小说、戏剧、散文、诗歌都有，选的都是英美名作家的作品，莎士比亚当然是少不了的，我记得高一时第一个读的就是《裘力斯·恺撒》的片段。说起来这英语的语文课小学三年级就有了，当时的读本好像是Fifty Tales。学了那么多年，英语哪有不好的呢？因为这个不让升级，太可笑了。
学校大概也觉得标准定得有问题，还有一条，当时气氛越来越紧张，说不定什么时候日本人就把天津全占领了，学校也想快点让大家都毕业。于是过了一阵，又让“副班生”全部成了“正班生”，原来的“正班生”换个说法，叫“特班生”了。
三位语文老师
第一位是王老先生，王德修。他教的是文言文，但和在家里魏老先生教的还是不一样。魏老先生就是讲《论语》，还是四书五经的那一套教法，主要就是背。在中西我们是有课本的，内容丰富多了，也不是那么一本正经，而且以讲解为主。讲课文，并不是逐字逐句地讲，就是大概其地讲，我们都是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太细就听不下去了。照规矩我们该端端正正坐着，可正是好动的年纪，有时忍不住要在下面说悄悄话，他听到了，眼睛会从老花镜上面看过来，眉头紧皱，却不停下来，还接着讲。偶尔低声呵斥一句“不要讲话！”，我们也不大在乎。说话的人暂时安静了，脸上却还笑嘻嘻。
一般来说，我们都是不大喜欢文言文的，好多文章只记得头一句，比如“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王老先生教得有些有意思，没逼着我们背，我们倒一下就记住了，像李清照的词“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辛稼轩的写他喝醉酒的词，到现在我还能背得一字不落：“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一是老王先生教时一边吟诵一边比画，做出醉倒的样子，我们一下就记住了；二是因为“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这句，我们经常挂在嘴上——不是讨厌文言嘛，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还要学它干吗？这下有理由了。
学课文以外，也要作文。王老先生教的作文当然是文言的，白话的他恐怕也写不来。我们都是用毛笔写。虽说烦文言，学着写时也有它的好玩。写过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诌过一篇《愁城记》，因为是后来登在班刊上的，要不也早忘了。
私塾里学生都怕老师，我们不怕。王老先生不怎么严厉，我不用功，总惦记着玩儿，他拿我也没办法。毕业纪念册上给我写，“杨静如是我的弟子，颇颖悟，勤于学”，我姐一看，说，就知道玩儿，还勤于学哩！这当然是说好话，后面他用朱笔写“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还有“莫到悬崖方勒马，须知歧路惯亡羊”，我姐说，这才是他的中心意思，警告你哩。我哪会不知道？只是好话更容易记住。数学老师写的是“静则心多妙，更上一层楼”，“飘然思不群”。
第二位是范绍韩老师，初中三到高中一，他是我们的国文老师。起头他是教“党义”的。在他之前，教“党义”的是一位姓郑的老师。郑老师上课教室里总是乱哄哄的，他站在前面不断地摇着手说，不要吵了，你们不要吵了，但谁也不睬他。我们谁也不怕他。我们都很讨厌“党义课”，他又一副没脾气的样子，声音低低的，一说话就脸红，我们因此背后叫他“男Miss郑”，意思是说，他像女孩一样容易害羞。一直到解放后，我们才听说，他是地下党。地下党？！我们一听说，顿时肃然起敬，连说想不到，想不到。
不要说地下党，连他是教“党义”的，我们都觉得不像。郑老师那样子就不像个教“党义”的。教“党义”的该是什么样，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是声高气壮，还是长得凶样？反正不该是他那样。比较起来，范先生的样子，我们觉得倒比较像个教“党义”的，虽然他并不凶。忘了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好像是个师范学院。他讲课很好。我们一听“党义”就反感的，他居然能讲得我们愿意听。
“党义课”讲什么？三民主义嘛。后来我们的国文老师（王老先生）走了，范先生来代课。王老先生，净讲古文，我们不大爱听。范先生变了，讲白话文的文章，我们都爱听。他还鼓励我们自己办刊物、写文章。我们的班刊就是在他教国文时办起来的，我们出班刊《十九支箭》，他是我们的指导老师。
范先生对我们要求很严，逼着我们不断地动笔，每周要写一篇命题作文，文言、白话轮着做，之外每周还得交至少两篇周记，都要用毛笔抄好。他常说，要讲真话，“你怎么想就怎么写，骨鲠在喉，一吐为快”。我们也真把什么都写出来，不管是快乐还是烦恼。他看得很仔细，因此每个学生的性格、心思他都了然于胸。但周记里的那些内容他是不会拿出来说的，权当我们的“悄悄话”。我们都很信任他，越发“怎么想就怎么写”了。有次我在周记里自叹才不如人，太笨，以后不会有什么成就了，他用朱笔批了八个字：“不问收获，只管耕耘”，很潇洒的草字。他是很会鼓励人的，我后来喜欢写作，还有爱写长信，多少都和他最初给我的鼓励有关系。
他后来也倒霉了，他教过“党义”，不知会怎么样哩。七二年我回天津时，就这么想的。没想到他运气不错。那时他是河北省的政协委员，好像算“民革”的人。我们中西的老同学相聚，找到了他，一起在起士林吃饭。他用调羹敲敲杯沿要说话，我们就静下来听他讲，好像回到做学生时的情形，其实我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说了些勉励的话，就像老师对学生的口气。那之前我去上海看望过巴金，说到巴金的现况，他就说，应该告诉巴金，要有信心，还是有前途的。他是巴金的读者，我在信里跟巴金说了，巴金寄了自己的书给他，他收到了很高兴。只是没几年他就死了，听说是做痔疮手术，已经在手术台上了，他忽然说不做了，也许是因为紧张、害怕，那时他年纪大了。但这时已经打了麻醉药，就给摁躺下做，不知麻醉还是哪里出了问题，人就没了。
在中西，范先生代了一年国文课以后，来了一位新老师，叫高玉爽，范先生就教回他的“党义课”了。高先生很喜欢新文学，自己为我们编讲义，自己动手刻钢板油印，选的全是新文学的名家名作：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他还喜欢讲新诗，讲新月派，讲闻一多、陈梦家、徐志摩。我喜欢上新诗，自己也开始写，起初就是受他的影响。他并没有让我们像背古典诗词那样背下来，就因为喜欢，我们自己背，好多新诗我们都能背，比如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虽然新诗其实比整齐押韵的旧体诗难背得多。
高先生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那天上的课——日期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头一天是鲁迅的忌日。他走进教室，表情很严肃，第一句话就是对我们说：同学们，鲁迅先生昨天去世了。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一听，哇的一声就哭起来。不过前些年有记者采访我，报道登出来，说我说的，鲁迅去世，我们全部戴起了黑纱，那是不可能的，记者弄混了，或者，是把几件事弄一块儿了。全体戴黑纱那次，是因为九一八事变。
据说高先生是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又爱讲新文学，照说怎么都应算是个新派人物了，我们却给他起了绰号，背后叫他“高老夫子”。那是因为他戴着近视眼镜，穿着长袍，总是目不斜视的样子，一副老气横秋的神态，事实上不过三十来岁。和他沉默的外表相反，他是个追求进步的人，我们排演李健吾的反战独幕剧《母亲的梦》，还有毕业季打破常规，不用英文演莎士比亚，以中文演《玩偶之家》，都和他有关。
家政课与心理课
女校有一些女校才有的课程，比如家政课。女校的目标是培养淑女，将来做太太，家政课就是围绕这个来的。怎么穿衣好看，颜色如何搭配，瘦小的人不要穿长条纹的；家如何整理，如何装饰；等等。还教怎么做面包、饼干、蛋糕、冰激凌。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个，好玩嘛。
头一个教我们的老师，是燕京大学家政系毕业的，我们很喜欢她。她又是讲解，又带着我们做，这下我们知道店里卖的面包、蛋糕、饼干是怎么做出来的了，兴奋得很。这是高一的事，这时附属小学已经不招生，做点心的地方就是我上小学的房子，里面有了电烤箱，好多模子，还有做冰激凌的工具。
学了几招，回家就要显摆。要在家里做蛋糕，家里没烤箱，就用铁锅烘烤，下人也跟着忙，就是不知我在鼓捣什么。待烤出来，潘爷用盘子装着，端了就往娘那儿跑，嘴里说“太太，六姑娘做的——”，跟报喜似的。我跟过去，看那“蛋糕”掰开来面糊还没熟呢，赶忙就又端下去了。
虽然在家里做得很失败，我还是想上这课。谁知第二学期就不开了。据说有家长议论，学这些没用的干什么，以后哪用得上？不知是不是因为家长的要求，反正变成了学包饺子、包包子、做饭、炒菜之类的了。这些都是家里厨房天天做，我们天天吃的，哪有做西式点心新奇？我们都觉得没劲。中西的学生家里都比较有钱，没有谁下过厨，也很少有人想以后自己会做这些事——这些事不是下人做的吗？连带着，我们也不喜欢教这些的老师，之前教做蛋糕、冰激凌的老师不教了（没准她也不会），教我们的是河北师范学院毕业的。过去师范学院吃饭不要钱，家境不好的学生念不起大学，就念师范，于是看不起的人就把它说成“吃饭学院”。我们因为不想学做饭，就背后笑话老师：“果然是‘吃饭学院’出来的，就晓得做饭。”
不过这也看各人，钱伯桐在家学过，最觉得没意思。颜枬生家里西化得厉害，在家里也是顿顿西餐的，蛋糕、面包这些见惯了，看到包子、饺子之类的，就觉得新奇，所以她倒是挺喜欢的。
我们还上过一门心理课，大概也是一般中学里没有的，是在初中二或者初中三，上了一学期——也不知课程安排就是这样，还是因为学校在教育部注册，计划改变了。注册了就要参加会考，会考的课程里面当然没有心理。
上课的时间虽然不长，我们倒都喜欢这门课，因为新鲜、好玩。用的是美国的课本，“下意识”“潜意识”“心理分析”等词儿，我就是在那课上知道的。后来读莎士比亚，读西方文学名著，里面有很多心理分析，我就会想到心理课上讲到的。大学四年级我们有门课“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与散文”，我特别喜欢勃朗宁的诗，还有我为什么对Wuthering Heights（《呼啸山庄》）特别感兴趣，都有心理课的影响。
给我们上课的是教务长范教士，用英语讲。讲解课本上的内容，还有很多测验——像game。比如常让我们free association，就是自由联想。给个词，随便什么，让我们把能想到的都写下来，想到的词、人、事、画面，只要想到就尽快写下来。比如放个娃娃在那里，你反应那是doll，而后想到童年，从童年想到很多，就这么一直往下想。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堂课能写好几页纸，老师夸我，我就很得意。
课上内容忘得差不多了，有些好玩的到现在还记得。比如教我们一个词，大概也是心理类型的一种分类吧，说有些人属于有fighting instinct，就是有好斗倾向，一下课我们就用上了，谁想吵架了，我们马上就说，你是有fighting instinct，被说的人回说“我不是你才是”，闹成一团，开心得很。
恳亲会
中西的课外活动太丰富了，演剧，唱歌，琴房里每月都有学琴的人开音乐会。青年会设德、智、体、群四部，出板报，救济贫民，还下乡。这些是自由参加的，周六的文学会则是师生都参加的。文学会上有演讲，有报告，还有辩论。最最热闹的，是一年一度的恳亲会和体育大会。
恳亲会就是学校开放日，请家长到学校里来，与老师学生沟通、联欢。在中西，那像是一个盛大的节日。那一天全体学生都穿白色的旗袍，鞋子可以是皮鞋或帆布力士鞋，只是必须是白色的。白色旗袍是我们的校服，穿校服并不经常，都是碰上大的活动（电影里出现的民国新派学生经常是喇叭袖短衫配长裙，那是五四时期的女学生装束，三四十年代一般都是穿旗袍）。家长参观我们的宿舍、教室、礼堂、饭厅、图书室、琴房，还要看我们的展览、作文、手工、图画这些。下午照例有一个隆重的联欢大会，高潮总是演剧。一到恳亲会，操场上便搭起舞台，全校的教职员工都忙着准备工作，我们也忙着布置、排练等事，忙得兴兴头头。大家都沉浸在一种节日的气氛里。
我记得我们演过歌舞剧《春天的快乐》《天鹅歌剧》，我在里面分别扮蝴蝶和变成天鹅的小王子。我们班最出彩的是钱伯桐，她扮演的公主唱起来凄婉动人。还有一次恳亲会，我和几个同学的参展作品是用面粉和盐做的世界地图，我弄南美洲那部分，因为亲手做过，后来我对南美洲比亚洲还熟。
恳亲会是在每年的下学期举行，上学期则有体育大会。我对体育大会不像对恳亲会那么起劲，体育一直是我的短板，不过看同学参加比赛，给她们加油，也开心得很。中西虽是女校，对体育也蛮重视，我们班的崔莲芳是大高个，排球、篮球的拦网、投篮都从容得很，吴华英、钱伯桐她们在球场上也极灵活，邵士珊更不用说，整个是全能健将，掷标枪，还会撑竿跳，在田径场上真是英姿飒爽。在当时，女生有这些活动，也是挺新潮的了。
我们家的好像体育就是不行。我姐先天不足，体格弱小，从手指到膝盖，好多关节都脱臼过。她不会打排球，但每逢比赛就瞎激动。有次让她在一方的三排左角上，她看球打过来打过去的，便又是叫又是跳，忽然就坐地上了，是膝关节又脱了臼。她的同学围过来笑得前仰后合，说杨敏如真怪，球又没碰着她，自己就坐地上了。我没闹过这样的笑话，不过和她一样，打排球什么的，一样都不会，她们给我起个绰号叫“小绵羊”，既是说我平时不大吭气，也是说我不爱运动。
不过凌剑罗老师来了以后，我的运动潜力也算被发掘出来了一些。她是南方聘来教我们体育的，很新派，会跳现代舞，有次她穿着西式的紫色轻纱舞衣在周六的集会上给学生表演她的创意舞蹈，让人眼界大开。她让我们做哑铃操，还排练苏格兰土风舞，给家长表演时，我都被选中参加了。这些健身操在跳舞和体育之间，亦操亦舞罢。跳舞我喜欢，也拿手，所以很起劲。
哑铃操和苏格兰土风舞都是在恳亲会上表演的，也计入体育成绩。所以就有意思了：我的体育课成绩，上学期总是不好，只有七十分，刚够及格，到下学期，因为有恳亲会，就会涨到八十五分。
演话剧
各种课外活动中，我特别喜欢的是演剧。中西有演剧的传统，在天津是有名的。我说的是“剧”不是“戏”，“戏”是传统的，京剧昆曲这些是“戏”，“剧”是新派的，就是话剧。话剧是舶来品，起先都是在新派的学校里演，演得热闹。当时还有个名字，叫“爱美剧”，这是amateur的音译，业余演剧的意思，不是职业的，也不卖票。主力当然就是学生了，天津的南开中学演剧也是特别有名的，周恩来就曾是南开剧社的台柱子。中西演剧的氛围不会差于南开，只是学校小一点，起初比较大的戏又都是用英文演，动静没那么大。
演剧是自娱自乐，活跃学校生活，也是通过这方式学习，掌握知识。我头一次参加演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叫什么名字我已忘了，反正很简单的，剧情是关于耶稣的降生。让我演圣母玛利亚。任务是站在马槽前面，一动不动，盯着马槽看——耶稣不是生在马槽里嘛。用一只篮子代表马槽，里面放一个玩偶娃娃，还有一只灯泡在下面，从下面发出光来，代表耶稣的光环。过后老师夸我演得很好，在台上一动不动，眼都不眨。我在上面看着“耶稣”还想哩：他是打哪儿来的呢？说耶稣是上帝之子，玛利亚和上帝又没结过婚。其实我根本不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生育就更不知了，但从电影里看来的，不知爸爸是谁的就叫“私生子”。所以回家我就跟我姐说，耶稣是私生子。我姐马上就熊我，别瞎说！
我参加演出的第二出剧叫《东方博士》，还是关于耶稣的：他过生日，三个东方博士带着礼物来祝贺。大概上一次演得不错，又挑上了我，扮三博士其中的一个。被选中我很兴奋，回家就跟母亲说。母亲说，你平时都不怎么说话的，怎么演？我说没关系，不用说话的。——的确不用说话，因为那是哑剧。母亲很高兴，专门替我做了件亮闪闪的蓝缎戏服，也就是博士服了——演“东方博士”嘛。
再次被选中，是参加一九三〇年那一届的毕业演出。中西的惯例，每一届学生都会搞一场毕业演出（Senior Play），估计也是从欧美那边来的。那年排的戏是莎士比亚的喜剧《如愿》（后来一般译为《皆大欢喜》）。那是一出大戏，有好多角色，还有小仙女什么的，相当于群众演员，于是便在全校范围内挑选，小仙女自然要到小学来选，这是我上三年级时的事。
那次演出在中西是件盛事，过去都是在校内演出，那次演到戈登堂去了。戈登堂（Gordon Hall）是英租界最气派的建筑，英国人的管理机构，英国工部局就在里面，相当于欧洲城市都会有的市政厅。建成时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剪的彩，李七十大寿时租界当局还给他办过生日宴会，后来李鸿章出资在戈登堂里修了一个舞台，很漂亮的，于是戈登堂成了条件最好的公共娱乐场所，租界里有什么隆重的事儿，常选择那里。《如愿》在那里演出，可见和学校平常演剧大不一样。
演女主角罗瑟琳的，是毕业班的金韵之。那次演出，后来的著名导演黄佐临也来看了（他那时还叫“黄作霖”），对金韵之的表演很欣赏，就写了英文的剧评，发表在英文报纸《华北明星报》上。后来两个人就有了联系，相互通信，相爱结为夫妻。金韵之后来取了个艺名，叫“丹尼”。她的表妹金丽珠是我的好朋友。
对外公演的，家长都来看。我母亲，还有七婶去的。演出之前，教士把我们参加演出的领到家长面前，母亲觉得很有面子，好像是有点得意的。她给我整整衣服，抹抹头发，让好好演。之前上台，我都不紧张的，现在母亲在下面，不由得就紧张，生怕出错。结果偏偏出错了。剧中有两队小仙女，一队穿红衫，一队穿绿衫，从舞台两边出来，走成一个队形。我原是跟在谁后面的，不知怎的就离了队，跑错位置了，台下有人看出不对头了，就交头接耳地议论，金韵之也忍不住笑，要是不知不觉，也就罢了，偏偏我后来发现错了，又看到金韵之在笑，更是慌乱，赶紧反身往该站的那队里去，这下台下面原先没看出来的也知道错了，都笑起来。
闹的这个笑话并没有妨害我对话剧的兴趣。上面说的都是小学的事，到中学不再是哑剧，有台词了。上高中时，我们排过李健吾的《母亲的梦》，我演里面的英子，演母亲的是曲长珠，她有个外号叫“曲老太太”，演英子哥哥的是“大烟鬼”，大家说她长得有点像男的。中西是女校，没有男生，男性角色都是女扮男装。《母亲的梦》是个独幕剧，反战的。那次演出挺成功的，演出完了从男教师宿舍前面走过，教国文的高玉爽老师正好在门口，问英子是谁演的，一起走的同学就说是我，他夸我说，演得好，演得好！他是鼓励我，赏识教育嘛，在我却是很得意的。
到我们毕业时，毕业演出有了一个变化：过去都是用英文演的（也是展示学生的英语水平嘛），《如愿》就是，家长不算，观众主要是外国人，黄佐临的剧评也登在英文的报纸上；我们要求用中文演和爱国热情高涨有关系，是我提出来的，高玉爽老师挺支持，学校也答应了。排的戏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导演是雪教士。她用英语指导我们排中文演出的剧，想想也挺有意思。当然她熟悉剧情，来华多年，也会说中文，排戏没什么问题的。我没上台演什么角色，台下的事情却忙得不少——服装、道具还有种种杂事，那些副导演的活，忙得挺起劲。
演娜拉的是钱伯桐。前面说过的，我们上小学时就在一起，特别亲密。钱伯桐人长得漂亮，很有才，很能干，手工、画画、演剧、读书，样样行。前些天她的子女还寄来那时的一张炭精画，画的是好莱坞童星秀兰·邓波儿，跟照片一模一样，比街头那些对着照片画像的好得太多了，当时这张是被老师拿来当样本的。演话剧也是她拿手的，我们排戏，她天生就是主角。小学时我们排过一出天鹅的戏，她是主角，我们都称她是“天鹅公主”。
《玩偶之家》的演出在学校大礼堂（这是我上高中时建好的，建好后就成为我们的骄傲，也不必像《如愿》那样借地方演出了），黄佐临跑来看，结果很欣赏钱伯桐的表演。他一直在搞话剧运动，在青年会排话剧，钱伯桐毕业后到青年会当干事，也参与其事。后来日本人占领天津，黄佐临到了上海，搞苦干剧团，就希望钱伯桐过去，一起干。但怎么可能呢？这时她父亲去世，家里情况很不好，根本没法走啊。如果她去了上海，没准会成为一个电影明星，那就是另一条人生的路了。
从看电影到看中旅的话剧
因为学校里的话剧氛围，我早就喜欢上话剧了，但直到三六年中旅剧团（中国旅行剧团）在天津演出，我才在剧院里看专业的演出。那之前看电影多。母亲喜欢看电影，看过了还喜欢评几句。常说的一句是“没什么意思”，特别是那些谈情说爱的（其实好莱坞片净是这样的故事），电影最后多半是男女主人公拥抱，一个大大的kiss。说归说，她还是会看。有些“不好”的电影她不许我看，歌舞片她就反对，露大腿，不像话嘛。起初还是默片，她看剧情介绍（电影院方便观众看懂故事印的），中英文的都有，她当然是看中文的，她看了再决定让不让我看。后来是有声片了，有时候她先看了才许我看，跟审片似的。
我最喜欢的好莱坞明星是瑙玛·希拉（Norma Shearer），得过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还有好多次提名奖。印象特别深的是《红楼春怨》，关于英国诗人勃朗宁夫人的传记片，写她的爱情故事，她身患残疾，多年卧床，不能行走，居然因为勃朗宁的爱情重新站起来！凡有希拉演的电影我是必看的，像《红楼春怨》更是看过多遍。我爱写信，有写长信的习惯，对喜欢的人、崇拜的人，会有写信的冲动。有次看了她主演的电影后很激动，就写了一封很长的英文信。信里当然除了表达对她的仰慕、赞美她的演技之外，还说我爱我的国家，好莱坞电影里出现的中国人常常是丑化的，而她从不演辱华的电影。我还说希望有一天能看到她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她演朱丽叶一定特别好。捎带着我还说，最好谁来演罗密欧。后来好莱坞拍了这部莎士比亚的名剧，就是希拉演的朱丽叶——当然和我的建议没关系，但我还是很兴奋，像是预言成真似的。
更让我兴奋的是，收到了那边的回信。原本没指望有什么回音的——我有时写信就是因为写信本身好玩，痛快，到老了都是如此——没想到寄来了六寸的签名照片。兴奋是可想而知的，班上同学都跟着兴奋，大家都羡慕我。只有母亲习惯性地给我泼冷水，她说那么大明星，会亲笔签名？她认定签名是印上去的。我被说得将信将疑，就算是印上去的，不能当真正的签名照，这相片在我的收藏里也够特别的了。我集了好多好莱坞明星的照片，有好几十张，可都是在一家我们称作“紫房子”的礼品店里买的（我哥知道我这爱好，还从电影公司的朋友那里帮我讨过些海报），希拉这张可是隔着大洋寄过来的。
可是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忍不住想探个究竟，就用手指头沾点唾沫在签名上抹，结果签名的笔迹就有点洇开来。这又让我大大地开心（虽然签名“受损”有点可惜），拿去给母亲看，证明签名是亲笔。母亲对我一向不表露赞许的，就像我告诉她巴金给我回信，她也是不动声色，但我知道她心里是高兴的，能用英文写信也属于她说的学本事嘛。要说满足我的虚荣心，还要数老仆人潘爷，他报喜似的去跟娘说，还到处炫耀：美国大明星给六姑娘回信了！
九一八事变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进电影院，我哥说的，日本人占了东三省了，还看什么电影？！我当然听我哥的，而且在我们家，少爷说话了，那还得了？！就不看呗。我母亲那阵都看得少了。后来我哥出国了，我还是不大看。中旅来了，不看电影就看话剧吧。
我们都觉得话剧是进步的。事实上话剧没什么人看，观众都是年轻人，年轻学生、小知识分子。之前也没有专业的剧团来过天津。中旅都是在不大好的电影院里演戏，好的剧院租金付不起。当时头等的影院在英租界，第一轮电影都在那里放，法租界的只能放第二轮。英租界的蛱蝶电影院有个喝咖啡的bar，挺讲究的，也有茶喝，不过是买了到座位上或是站在门口喝。它家有女招待，穿旗袍，到座位上来让人点咖啡或茶、汽水什么的，点了就留下杯托，到时候送过来。
中旅只租得起法租界的剧院，白天、晚上都演，白天的票便宜点，其实晚上也不贵，和电影票差不多，甚至还不如。我是一个人自己看的白天场，晚上母亲是不让出门的。
唐若青
就是看中旅的戏，认识了唐若青。她爸爸就是唐槐秋，剧团的团长，母亲吴静也是剧团的。在天津演的第一出戏是《梅萝香》，她演的是配角。后来演《雷雨》，她还是配角，繁漪是赵慧琛演的，陶金演周萍，章曼苹演四凤，她演鲁妈，演得真好。《雷雨》让中旅在天津出名了。我那时十六岁，写了一篇《评中旅剧团的演出》，投到《庸报》，结果登出来了。我的十八叔（爷爷的老姨太的孩子，大排行是十八）因属狗，我们都叫“狗叔”，比我大不了几岁，正好在《庸报》当摄影记者，跑新闻，拍过中旅剧团的演出的照片，认识剧团的人，看到我的文章很得意，跟他们说，是我侄女写的。他问我要不要去中旅剧团见识见识，我说好啊，就和同学桂慧君一起去了。
中旅的人住在惠中饭店。我没想到那么破那么简陋，连会客的地方也没有。这之前我去过的酒店都是“国民大饭店”“利顺德”那样的，高级多了。他们在惠中是几人一间，只有唐槐秋一家，住了个——算是套间吧，外面的一间很小，没地方会客，就把我们领到那里。团里人都知道我写的那篇文章，唱戏的有人捧，话剧没人搭理呀，这次报上文章赞了，当然高兴。听说写文章的人来了，就过来看。门开着，老有人进来，一看就说，是个小孩嘛（他们以为是个年纪大的人），弄得我很窘，不知道说什么。
就这么认识了，唐若青对我很好，我很喜欢她的戏。她演《茶花女》里的主角，我就让花店给她送花。我可不是捧角，也没那么多钱，每次只送一朵白茶花，她就戴在身上。外面就传了，说杨家小姐每天送花给唐若青，传得像过去的捧戏子。其实不是每天，只是演《茶花女》的几天。我母亲倒没怎么说我，只说了一句，送花送一朵花？新鲜！
中旅最忠实的观众，大概就是像我这样的了。我的同学、朋友里因中旅剧团迷上话剧的，不在少数。孙以藻就要算一个。她是冯骥才的岳母，上的是法国天主教办的圣功女校，但她姐姐孙贤芳是中西的，与我姐同班，关系很好。孙家在天津挺有名的，家族里有大名鼎鼎的清末状元孙家鼐，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人，孙父孙多鑫办过中孚银行，属于最早一批的民族资本家——这些若不是有人查了告诉我，我也闹不清，我只知道他们家很有钱，我姐跟我说，孙贤芳的爸爸好像什么也不做，也不知哪来那么多的钱。我父亲办银行，大概两家也是有些来往的，要不大人怎么会玩笑地说起我和孙以藻的弟弟孙以葵可以成一对？孙以葵和我差不多大，小时候在什么场合一起玩过，有段时间他打电话到我们家找我，我一接他就说我，小狗！小狗！我就说你是小猴！小猴！打一通电话就这么骂过来骂过去，吵成一团。
孙以藻看话剧特别投入。有一次看《茶花女》，里面有一幕是阿芒收到了玛格丽特的信，她因为阿芒父亲的干涉，不得已不告而别，留下这么一封信，说她自己不好，配不上他。阿芒读了信很伤心，两手掩面痛哭起来。孙以藻看到这儿已经很动情了，等后面玛格丽特再出现，她坐在下面泪流满面冲着台上喊：“你哪里不好？——你好，你配的！”我并不在场，听人说的，熟人朋友间当笑话传遍了。这也可见唐若青、陶金他们演得很成功的。
那时唐若青已经有未婚夫了，也是剧团里的，家里给订的，可她喜欢上了陶金。陶金在《茶花女》里是男一号，演阿芒，她演女一号，玛格丽特。有一场宴饮狂欢的戏，台上弄一只烧鸡，这是平时吃不起的，每次她都撕下一只鸡腿来给陶金。陶金不喜欢她，他爱上的是章曼苹，他认为她脾气好，肯做事，是一起过日子的人，他都是把鸡腿留着给章曼苹吃。
除了到过惠中饭店，我还去过他们住地一次。那时剧团已住不起饭店，租房子住了。不大好的房子，上海说的弄堂房子那样的，两层，楼上住女的，楼下住男的，好多人在一起，像睡大通铺。只有唐槐秋夫妇单独住很小的一间。那时有个叫程辰的女演员得了猩红热，是会传染的，大家乱成一团，楼上楼下，乌七八糟的。演员的住处我算是见识了。也不光是因为有病人，要隔离，他们相互之间还在闹意见。陶金因为章曼苹不舒服，要照顾她，住楼上去了，戴涯跟他吵成一团。这时唐槐秋到上海跑演出业务去了，戴涯是副团长，管着事。那边唐若青又跑楼下住了，怕被传染。唐若青成了剧团的台柱子，又是唐槐秋的女儿，有点特殊，她还嫌团里的伙食不好，不肯吃。他们的饭都是从外面叫来的，的确不好，剧团穷嘛。他们的演出服装都不齐，经常上台就是穿自己的衣服。
出名以后，我觉得唐若青变了，喜欢热闹、奢华的生活。有个有钱的朱太太捧她，收她做干女儿，她就认了干妈。经常演出一完，朱太太的汽车就把她接走了。接到哪儿？酒楼饭馆，舞场，时髦地方，吃喝玩乐呗。有时不卸装就直接去。有一次我在国民大饭店里看到她在舞池里跳舞。那种地方母亲是不许我去的。偶尔她去吃点心、瞧新鲜，才让我跟着去。跳舞这些，她也不全反对，照她的规矩，样样都可以学，要会。但有舞女的地方只能看，绝对不能下去跳，跳了不是跟舞女混在一起了？那次我们坐那儿看到了唐若青。像陶金、章曼苹他们，戏演完了看书、琢磨戏，用功极了，那是把演话剧当career的，她这样下去不是堕落了吗？——我是受巴金这样的作家影响的，当时就这么想。
我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说一些奋斗求上进的意思和希望。她没回信，到快走时派人到我家里来说，晚上的火车，剧团要去上海了，让我到火车站去见一面。我跟母亲说了，母亲回说，大晚上的，到火车站去干什么？车站乱哄哄的，不许去。要去的话，肯定是坐家里的黄包车去，哪会一个人？但母亲发了话了，就没去。让下人去送信，说来不了了。后来唐若青送了我一张六寸的大照片，还写“别了，亲爱的小妹妹”一些话，肉麻兮兮的，就是女生之间那种调调。其实好像她不过比我大一岁，只是她戴耳环，穿高跟鞋，看起来成熟得多。
她离开天津后就再没联系了。三八年我去昆明上西南联大，经过香港时住了十天，当时中旅在香港，我看了《日出》，唐若青演陈白露，我只是看戏，并没有找她。
再后来，还是从陶金、章曼苹那儿知道一些她的消息。陶金、章曼苹我也是在天津时认识的，他们和唐若青是一道的嘛。要说当年那样就叫追星，那时候我追的是唐若青，没想到后来保持着友情的是陶金和章曼苹，他们俩后来成了夫妻，直到晚年，我们两家都一直有来往，孩子也成了朋友。现在提到陶金，大概没几个年轻人知道，三四十年代他是货真价实的当红小生，抗战胜利后他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都是轰动一时的。
四六年我随赵瑞蕻从重庆到南京，赵瑞蕻在中央大学当助教。陶金他们正在南京演戏，我告诉他们我在南京了，晩上他们就到学校分配的宿舍里来，聊了好久，说到唐若青，都觉得她当年没有去重庆大后方，是走错了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