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时陶金他们演话剧火得很，我倒没去找过。听说我那时也在重庆，便问怎么不来看戏？我说没钱看戏呀，学校在沙坪坝，进趟城也不容易。那时真是穷得看不起戏。陶金说，找我们啊，我们是什么交情？请你看戏还不应该？！的确，年轻时就交上的朋友是不一样的。
陶金告诉我唐若青后来很惨。最糟糕的是，她抽上了鸦片。《清宫秘史》里她演慈禧太后，起初大家都不知道她吸鸦片，电影公司汇了钱让她快来拍，她迟迟不来，这戏慈禧是大主角，她不来怎么拍？又汇钱去，催她。最后终于来了，拍戏又常迟到。后来才知道，是起不来，起来了也没精打采。之前给她当路费的钱，还不是抽鸦片抽掉了？她在香港，越往后越潦倒，住在了贫民窟里，跟过去的熟人朋友也不联系。后来她住的那一带失火，烧了许多房子，火灭了以后有人看到她坐在街边，蓬头垢面，夹着个小包袱。再往后就没什么消息了。
中西以外
说看中旅剧团演出，和唐若青、陶金、章曼苹等人的交往这些，已经说到中西以外去了，虽然说不上“接触社会”，到中旅住的惠中饭店等地方去，在我已算是出了自己生活的小圈子。中西的生活，多少可以说是象牙塔式的，和我后来到昆明到西南联大比起来，真有几分与世隔绝的味道。就像中西在“中国地”，出了校门就是另一个世界。加上母亲管束得严，出去到哪儿都要请示汇报，我对外面的世界，民间的疾苦，真是一无所知的。
当然就算像世外桃源，我们毕竟还是身在动荡的年代，回想起来，就是在学校里面，也有过得不太平的时候。上小学时就有一件事，印象很深。当时军阀混战，打来打去，我们年纪太小，弄不清这边那边的。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打成一团，他们打他们的，老百姓过自己的日子。怕的就是败兵，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有各种可怕的传说。有一天下午，学校忽然让学生赶快回家，让家里来接，学校里顿时大乱，大家都急急忙忙收拾东西。学校紧张，是因为中西在“中国地”，租界是比较安全的，败兵一般不敢去。在“中国地”就难说了，虽然是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也不得不防备。我从窗户里就看见校工在用铁丝网把学校围起来。
我姐跑来让我快走。她是急性子，这时更是心急火燎的，偏偏我动作慢，又不知利害，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也就不知道害怕。那一阵午饭都是从家里带来，很简单的，就一个三明治，另外还带热水，用个小暖瓶。暖瓶都是一根带子斜挎着背身上，这时我被我姐催得紧，没在脖子上挂好，一下掉在地上，碎了。我姐气得跺脚，也顾不得许多，拉着我就走。没走几步，我又不肯走，要回去，因为这天是带了蚕到学校的，用一个纸盒装着，放在桌肚里。是小蚕，刚刚长出来，不喂它不是要饿死了吗？我要回去拿，我姐更气了，说，都什么时候了？还管这些？！拖着我就走了。
外面吵吵嚷嚷的，校工蹲在地下弄铁丝网，用钳子把铁丝往一块儿拧，围起来，就校门留了一个口子，催我们快出去，说一会儿铁丝网要通电的。校门外面更热闹了，接人的车都停在那儿，大呼小叫的，招呼自家的孩子赶紧上车，真正是兵荒马乱。来接的，汽车、马车、黄包车都有，都急着走，就乱了，小汽车按喇叭要人让道，越是堵着越是拼命按，结果把孙家琇她家拉马车的马给惊着了，拖着车就开始狂奔，好吓人。
长大了，经历的事情更多，大多都和日本人有关，像日本人闹事弄出的“津变”就让天津人很恐慌，只是那次没有波及学校。我们对日本鬼子的痛恨是不用说的。我记得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传来，我们高兴极了。学校还开了庆祝会。对蒋介石我们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和平解决就是不打内战，一致对外了嘛。我们对张学良也不感冒，谁都知道，他是个公子哥儿，还不抵抗就让日本人把东三省给占了。他扣了蒋介石，好像有点不对头，可是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能换来抗日，就都对。庆祝会上本来有个环节，到最后要有人亮出字板来，连在一起，就是“蒋委员长万岁”六个字。这样赞颂蒋介石，和地下党有联系的人是不满意的，好像当时就有人反对，最后那些字板也没亮出来。
我也是反对亮字板的，当时我还没像后来那样反对蒋介石，但是，万什么岁嘛！这个事件里面，当时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宋美龄，她亲自到西安谈判，不管别的，在丈夫落难处境危险时挺身而出，这就让人佩服。按照中西的教育，就该是这样的。好多同学跟我是一样的看法，当然，多少也是因为，宋美龄在美国念的学院也是美以美会办的，和中西算是一个系统。后来我大概在沈从文面前也表露过什么，所以有次向别人介绍我，他笑话我说，这位杨小姐是崇拜“国母”的。
毕业季
一九三七年，真正是“多事之秋”，就在那一年，我毕业了。毕业是件大事，中西的传统，总是很隆重的。
我们班是历届人数最多的，毕业的活动搞得特别热闹。中西没有校服，平时各穿各的，只有为了某个活动会去做统一的服装，白绸旗袍应该就是我们的校服吧。这次为毕业，我们做了班服，绿色的，象征春天的气息。选择了绿色和银白色作为班色，大家到天津的国货售品所去买一种上海生产的面料，绿色的带有很密的本色小方格的薄纱。穿这薄纱做的旗袍，下面是白皮鞋。毕业典礼上，我们就是穿这一身一个一个上台去，向校长、教务长鞠躬，恭恭敬敬双手从他们手中接过毕业文凭。文凭白底上烫着金字，卷成筒状用缎带系着，接过时我们又兴奋又激动。
典礼上全班人唱起了“班歌”。这好像也是中西的传统，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班歌，一般是用现成的曲子填上新词。我姐她们班的班歌是我哥写的，我们班的班歌是我姐给写的，用的是Flotow的歌剧《玛尔塔》里的咏叹调“像一道光”。我姐姐喜欢古典文学，写得文绉绉的，我到现在一句都不会了。她还在的时候问过我，说你们班歌你还记得吗？我就说都忘了，只记得最后是“去矣去矣”，谁叫你写得那么文乎？
这是老年忆旧，当笑话说，当时可笑不出来，十年学校生活，就要结束了，激动啊，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是流着泪唱的。我后来参加婚礼，还有其他什么典礼，都没这么激动过。四四年我大学毕业，学校没有搞毕业典礼，而且我是借读，不算中央大学的。中国的学校不大重视这个，据说现在都有了，可没有那样的氛围。在电视上看到现在的中学高考誓师大会，敢死队似的，还有的毕业了一起把课本撕了，对母校没什么留恋，真是奇怪。
我想还是因为中西是教会学校，自然而然地就有庄重的气氛，那个时候我们是真有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的。家长在下面也很感动，都为自己的孩子骄傲。我母亲是当大事的，准备了一个大大的花篮。我哥在英国，也订了花给我。那时我照的相片，放在前面的是母亲的花篮，捧在手上的就是我哥送的，另外颜伯母还送了一个花篮，人家都是一个花篮，我有两个，另外还有一束，心里说不出的得意。母亲很要面子，她送的那个花篮特别大，很显眼。有的同学也用来做道具，拍照留念，她就嘀咕：怎么把我们的拿去了？
中西还有个传统，每一届毕业班照例向学校赠送纪念品，费用由班上同学自由分摊，家境好的多出点。前面有一届送过一个落地的报时大钟，就放在教学楼的瓷砖过道上，我们从初中起在那楼里进进出出，每天都看见，每隔一刻钟、半小时、一小时就会长短不一响一阵，直到现在我都还能想起报时的低沉的声音。还有一届送的是几只亮闪闪的铜铃，每张饭桌的角上都装一只，要唱谢饭歌时老师就用筷子敲一敲，大家就静下来，加添饭菜或有事找服务员、老师时也敲一下，免得大喊大叫的了。我们都觉得这礼物送得很有趣。
我们班送什么呢？想到了送旗杆。好像是我提议的，想不起我们是否想到过送别的，反正一说旗杆，大家一致同意。原来的旗杆用了十几二十年了，已经破旧不堪，每次升旗时摇摇晃晃的。大礼堂建成以后，那旗杆就更显得不像样了。不过我们想到送旗杆不光是为这个，更多是因为当时高涨的爱国情绪。其实平时是不升旗的，重大节日时才升起来，仪式不见得有多庄严正式，我们也没多少特别的感觉。但是日本人侵略以后不一样了，我们特别想看到国旗飘扬起来。我们班是受一二·九运动影响最深的一个班，这在送给学校的礼物上也能看出来。
旗杆很快竖起来了，水泥的基座，比原来的旗杆高大，像模像样的。可惜上面没挂几天国旗。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天津，虽然还没进租界，但中西在“中国地”，已在日本人控制范围内。这时国旗不让挂了，逼着挂日本旗，中西也被要求的，当然要抵制。美国教会为了保护校产，就挂起了美国国旗。我要离开天津去学校辞行的时候，旗杆上挂的就是美国国旗。
范教士很伤感，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每个学生来辞行的时候她都这么问，形势越来越糟，她说她要回美国了。她在中西的时间最长，真是看着我们长大的，虽然平时很严肃，对学校、对我们真是有感情的。（她很快就回美国了，回国之前，她到北平去看望中西的学生，中西很多学生后来念了燕京，我姐也是，范教士到那儿见到了许多她教过的学生。她特别带了蛋糕去，路上通过日本人的关卡，要检查，怀疑蛋糕里藏着发报机，就拿手指头捅，这样蛋糕还成个什么样子？范教士气得要命，和我姐她们说着，眼泪都出来了。）
我看范教士她们伤心的样子，心里也有点难过，但年轻，正要离开家去更大的天地，新鲜又好奇，而且我们都相信现在已经全民抗战了，很快就会赶走小日本的。我信心满满地对她说，等旗杆上升起国旗了，我就回来了。当时形势真的很紧张，七月初毕业，紧接着就来了七七事变。事变之后就挂上了美国国旗，因为学校不在租界，租界以外的地方，都很危险了。那时日本还没跟美国宣战，挂美国国旗是保护学校。别的学校，除了租界的，日本人都已派了教官去了，在“中国地”的，只有中西还没有日本人进来。后来一些学生就从别的学校转到中西来念书，躲开日本鬼子。我说那话不是针对美国，意思就是等到赶走日本鬼子再回来。
那时虽没对她说多长时间，我心里想的是一年，很多人都这么想的。没想到我再回到天津，已是十一年以后了。
苦闷
中西毕业了，当然要继续念大学。中西的学生是可以保送名校的：三年的成绩平均九十分可以保送清华，八十五分的话可以上燕京。我姐姐是八十五分，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我均分是八十分，但是也没觉得不好，八十分可以上南开。我母亲当然希望我上更好的学校，不过上南开她也很高兴。南开就在天津，这样我就还是在她身边。我姐的目标是在燕京念研究生，母亲觉得家里总得有一个人。
虽然是保送，入学还是要考一下的。我报的是南开的中文系，要考中文和英文，这对我不是问题。其实我还考了燕京。我是不想考的，因为燕京要考数学，还要考智力。我智力那门考的分数挺高，但我数学缺考了。一考数学我就紧张，结果生病，发起烧来，我母亲就说我是装病。后来我姐去打听，说因为智力考试我的分很高，数学只要有个成绩，即使分数差也准备取我了。缺了考根本没成绩，也就免谈了。
即使成绩够，我也不想去燕京：我都读了那么多年教会学校，虽然很留恋中西的生活，大学也该换换了吧？如果要上教会学校的话，我也宁可去金陵女子大学，那样就可以远远离开家了。要是完全凭我自己的兴趣，我最想学美术，那时候我已经写信要了美专的招生章程，上海美专的，北平艺专的，杭州艺专的……章程都寄到家里来了，我母亲就说，这也叫念书？新鲜！我母亲觉得画画不是不可以，但是书还是要念的。她认为画画就不是念书。还有一样，就是男的、女的在一起画，成什么样子？她倒是没有想到模特儿、画裸体什么的，她只想到男的留长头发，那时候男的画家是这样的，在她看来就不对头。
我对绘画一直有兴趣，从小就喜欢画小人，在中西喜欢美术课，老师觉得我在这上面是有天分的。没事也喜欢自己画着玩。这时闲着，我就去上私人开的暑期绘画班。天津有个才女叫刘文娴，长得很漂亮，家里好像也是没有父亲，学成回来开绘画班。还有一个班教刺绣、绘画、手工，就是把你培养成lady。这些都在我们附近，我母亲都同意。第一，老师是女的，第二，很近，我可以走过去。我母亲也认为应该学这些，在她看来，都算“学本事”，学本事总是好的。还跟另外一个老师学过画，应该是一年毕业，结果我那时水平已经很好了，那个老师非常喜欢我。过了十一年，三十岁回到天津，她正好住在我们这个里弄，碰上了，她还是单身，叫郑德茵。我想如果我不到大后方的话还是会继续画的。
除了绘画、刺绣，那阵子我还上了各种班。毕业了，还没进大学，整天待在家里实在太闷了。学踢踏舞，学画画，学钢琴，至少有一半原因是为了不待在家里。学踢踏舞是在小白楼，那儿是很热闹的商业区，也是吃喝玩乐的地方，因为有好多白俄，天津人叫那里“俄国城”。我上的踢踏舞班是一个白俄开的，广告上说她是去过好莱坞的。我是和颜枬生、桂慧君、吴华英一起去学的，这一条对我母亲也是有说服力的。学了一阵，有一天老师让我们去英租界的“蛱蝶”电影院跳舞，回家一说，几个家长都不答应，就算了。在我母亲看来，“学本事”是一回事，跳给人看好比票友下海，就是另一回事了。
“蛱蝶”就是后来的“大光明”，天津的一等影院，好莱坞电影第一轮都是在那儿放。那时放电影中间有休息，interval，大概十分钟，观众可以去上厕所，或是喝咖啡，吃点心、冰激凌，这时候台上的丝绒幕布就会放下来。让我们去跳踢踏舞，就是在休息的时候给观众助个兴，就像球赛中场的啦啦队表演。白俄老师想要我们去，可能是可以从中赚点小钱吧。我母亲常在“蛱蝶”看电影，看到过白俄舞女休息时跳舞，我也去跳，成什么样子？
听上去我的生活挺丰富多彩的，事实上那段时间我很苦闷。我的苦闷并不是毕业了之后才有的。上高中时我就经常有这感觉了，特别是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以后。母亲对我的管束特别严，哪也不许去。平津一带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我的好朋友刘嘉蓁可以自由自在地参加各种游行示威和集会活动，我也有参加的冲动，谁甘心做亡国奴呢？但我是根本出不了家门的，对那些同学只有羡慕。
刘嘉蓁在我的好朋友里是有些特别的。她是东北流亡学生，长得瘦小，人却很热情，高中时她进了中西，很快就和我熟了。她比我低一班，但那时有几门课两个班一起上，我们座位离得不远。因为家乡被占领，她特别恨日本鬼子，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活动，集会、营火晚会什么的，回来之后会激动地跟我说。有一次上课时她跟我传纸条，上面写着：“来吧，到群众队伍中来吧，欢迎你！”我回她：“毁灭吧，世界！”那是无政府主义的调调。现在听上去很幼稚，当时不管是她这么说还是我听着，都是很投入的。我只是情绪上投入，事实上只能旁观。有时在教室里，我们会听着游行队伍喊着口号过来，大家都激动，一下子跑到窗口去看，老师并不阻拦——中西的教育里有一条，就是要爱自己的国家。但是也就止于此了，从学校上街游行是不许的，刘嘉蓁不住校，从家里就去了，我是家里绝对不许的。
上高中时，只有一次，家里答应了我参加在香山的夏令营。那次也是磨了半天，母亲知道了崔莲芳、吴华英、颜枬生、钱伯桐、梁爱敌她们几个都去，才答应了我。记不得是哪里组织的，不光是中西，参加的人里有南开的，还有北平的中学的。里面有很多活跃分子，共产党的，国民党方面的，都有。谁也没明说，但我们模模糊糊的，心里大概都有数。比如有个叫余恩溪的，是北平一所学校的，她大概觉得我有点“左”倾，就和我交谈，问我读过些什么书，跟我谈巴金，谈茅盾的《子夜》。挺认真地谈过两次，她劝我多和社会接触，认识更多的人就是认识世界，有好处的。她肯定是有背景的，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名字是因为后来在报上见到过，说是失踪了，我猜她多半是地下党。我记不得有没有老师带队去，直接领着我们的是高年级的叶楚生，她哥哥是叶楚伧，国民党的高官。我觉得她是有“三青团”背景的，她曾叮嘱过我，跟人接触要小心，别随便和人交往。我大概是这么划分的，比较开放的，劝多和人交往的，是“左”倾的；比较保守，总是说要小心谨慎的，一般是向着国民党那边的。年轻人喜欢集体生活，我们在香山搞营火晚会，唱歌、写诗、朗诵，玩得很开心。中西是女校，我们去的当然都是女生，不过别的学校有男生，认识了，后来还通信。有个男生就写信给钱伯桐，我也收到过信，不过那个男生是给我们几个人都写信的，如果只给我写信，没准我就不敢回了。
有个男生，家就在昭明里我们家那一带，原来并不认识的，在夏令营认识了，回到天津后老是追我和梁爱敌，他大概是精神有点毛病的，会骑着自行车冲着我们的窗户哇啦哇啦喊，吓得我和梁爱敌一度出门都胆战心惊的。母亲更是害怕，当成那次夏令营出的一桩事，对我管得更严了，参加游行、集会之类的活动，想也别想。她总是说，你们小孩子家懂得什么？好好念书，将来考个好大学才能报国。
其实我母亲很有爱国意识，那一阵，她领着家里亲友为前方赶制棉军衣，家里到处放着一堆堆灰色棉袄的成品半成品，从早到晚她忙个不停，缝纫机一直转动，我站一边看她忙，一面觉得母亲真了不起，一边又气她自己支援前线，却不让我参加抗日的活动。
越是管着我，我就越发郁闷。有一次，不大登门的三叔到我们家来，吃午饭时对娘说，大嫂，你还记得高凌霨吗？大哥在时认识的，他现在做了“维持会”委员长，出面“维持”地方，请我出来做事。这倒是个机会，可以弄个差事做做。大嫂你看怎么样？他说的高凌霨就是后来在日本人扶持下做了伪河北省省长、伪天津特别市市长的大汉奸，过去在北洋政府里任高官，曹锟的心腹，做到过国务总理。娘是长嫂，虽然不管事，面子上在家里是有地位的，但三叔其实是兴奋了过来显摆，哪是征求什么意见？问也问不出名堂来——娘哪闹得清楚这些？她满脑子里都是打牌的事，只顾和母亲说头天晚上牌桌上的事，没怎么接三叔的话。
但三叔说的我是声声入耳的，什么“维持”“差事”的，说白了不就是当汉奸吗？！我听着都觉得是奇耻大辱，搁下碗筷噔噔噔就上楼去了。楼上有架租来的钢琴，我就坐下使劲弹，学过的都是《蓝色多瑙河》一类的曲子，我觉得没劲，不解气，就开始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会的抗日歌曲轮着唱了个遍，一边唱还一边跺脚，拿铅笔盒敲桌子。
娘和三叔吃完后坐在客厅沙发上说话，我的位置就在他们头顶上，我在上面闹，下面不得安静，过一阵老潘子就上楼来，垂手立在旁边对我说，六姑娘，太太让你小声点——正和三叔说话哩。母亲从她卧室里掀帘子出来问怎么回事，而后说，小孩子家嘛。过去我有点小错母亲也会训斥我的，现在哥哥留学在英国，我姐在北平念研究生，大公主搬出去自己住了，身边就我一个，算个人物了，待我温和了许多，这次更是没说我，只说了句，你也是的，惹他们做什么？
我得承认，学踢踏舞、刺绣、画画，甚至自己上街去shopping，这些事都挺让我开心的。我十八岁时中学毕业了，母亲说，现在算大人了，该有零花钱了。以后我每个月就有十二元钱的零花。之前要什么都是家里给买，我没有一个人逛过街，身上也没钱。第一个月拿了钱，我跑到唱片行，买了四张红心唱片，三元钱一张，很贵的，拿回来开心得不得了。但是这一类的快乐消除不了我的苦闷，反而有时苦闷得更厉害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参加抗日活动的同学过的完全是两种生活，在这样的大时代里过一种贵族小姐式的生活，我觉得很“醉生梦死”。
这些跟母亲是说不通的。对她我从来不敢反抗，甚至没想过要反抗。除非是到外地去，只要还在这家里，我想不出怎么能不听母亲的，也想不出我的状况会有什么改变。
就是在一团苦闷中，我开始给巴金写信。
给巴金写信
我是十七岁时开始和巴金通信的。之前我看了许多巴金的书，《家》《雾》《雨》《电》，不光是小说，他编译的《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蒲鲁东的人生哲学》我也看。新文学作家中，我哥喜欢胡适，我姐崇拜冰心，我最崇拜的是巴金。冰心在燕京教书，我姐是真的崇拜。她的毕业典礼，带我去参加的。在燕京的礼堂，学生都在那儿了，就见司徒雷登戴着方帽子走过来，冰心和一些教师跟在后面，我姐站在外侧，靠过道，冰心就从她身边过去，她激动得很，大喊：“谢先生！”冰心连忙竖起手指在嘴前面，让她别响。冰心作品里都在歌颂母爱，我是有点隔膜的，因为母亲对我一直很严厉。我爱读巴金，因为巴金《家》里写的，和我的家太相像了。
其实也不光是我，我在中西的好友当中，有好几个都迷上了巴金，读遍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从中得到鼓舞和力量。巴金的小说对年轻人是特别有吸引力的。可能好多年轻人都给巴金写过信。我是好多年以后，才知道差不多就在我开始给巴金写信的那段时间，同学刘嘉蓁也在给他写信。一九八五年我和她通信时还说起这事，她在三八妇女节那天的来信里这样写：“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卷进一二·九运动后，心头像一团火一样在燃烧，血管里流淌着的血要沸腾了，要爆炸了，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承受不了在燃烧的火，要爆炸的血管，她在寻求一个支持者，一个承受者，帮助她承受这火，这血。巴金先生是这样做了，他理解、同情、支持我们当时那些极为幼稚可笑的想法和行动。我告诉他我们办墙报，搞营火晚会，划船到墙子河中央去放声歌唱，他完全能理解和同情我们。我的心得到了安抚。”刘嘉蓁到延安之初还给巴金写过信，巴金称赞她路走对了。
当时我也是写信到巴金那里去寻求抚慰的。那段时间我特别苦闷。有好多因素，一是前面说的一二·九运动，再就是我哥去留学后，我觉得特别寂寞。我哥对我特别好，我总是跟着他，什么事都听他的，像是一种依靠。有一次我上楼，仰头对空气喊了声“哥der”，堂弟杨纮武听到，就对母亲说，六姐是想哥哥了。我一直叫我哥“哥der”，那是从一个玩笑来的：八叔家的四哥还有七叔家的五哥，加上我哥带我一起玩，他们和我哥都上新学书院，会英语，跟我说，喊我哥要说“dear哥”，我不会说dear，一说就说成“der”，他们当笑话，说，行，你就喊“哥der”，后来就一直这么叫。我总跟在我哥后面，到老了我姐还说，我和我哥是一拨的。
巴金是我崇拜的偶像。另一方面，对于我，他也像兄长一样，代替了我哥。就在一团苦闷中我开始写信。收到巴金的第一封信时，我简直是狂喜，那几天恨不得拥抱遇到的每一个人，告诉他们：“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信！”总想大笑，又怕是在做梦。事实上，信我是悄悄写的，收到信也不能公开，尤其更要瞒着母亲。
我在第一封信里写了对他作品的喜欢，还有对他的崇拜之情，以后慢慢地，什么对别人不说的话都对他说，什么事都问他的意见。都是很长的信，我喜欢做梦，梦多，在信里向他描述我的每一个梦。我给朋友写信习惯写得很长，但给巴金的信特别长，以至于好多年后有次他在朋友面前开我的玩笑，说我有一封信长到写了十七页纸。
可能是第二封信，我就说到了对我的家的不满，重点是表示，我要做他笔下的觉慧。他回信表示不赞成，说我年纪太小，应该先把书念好，要有耐心。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和刘嘉蓁之间的通信，当然也不知道他称赞她去延安是“路走对了”，否则我大概要问，为什么赞同刘嘉蓁去走自己的路，却不赞同我像觉慧那样呢？可能他会说，你和她的情况不一样。现在我想想，如果刘嘉蓁当时不是已经到了延安，他的回答也许又不一样。巴金总是爱护年轻人，为他们设想的。
我跟巴金通信，母亲并不反对。我开始瞒着她，后来还是忍不住说了。我给好莱坞明星瑙玛·希拉还有巴金写信，她都是知道的，他们回信，我告诉她，她嘴里不说，心里也是高兴的。她也有她的虚荣心嘛。巴金的《家》她看过，知道他名气很大。对《家》怎么个看法她没说过，不过晚年她有次说我，你和你哥都不给我争气，就知道玩儿！你们怎么就写不出一本《家》呢？巴金能写，你们就不能写？但是另一方面她挺传统，对巴金鼓励年轻人反叛家庭，以及我受巴金的影响一直有点耿耿于怀。也是晚年的时候，有次她对我说，你都是给巴金害的。这是说我后来的路，离家去读书，包括婚姻，都不是她的安排。
“大李先生”
还在天津时巴金给我的一封信里，劝我好好念书之余，说我可以去找他哥哥李尧林，说他会帮助我的。李尧林是巴金的亲哥哥，大排行行三，两人的关系特别好，巴金离开四川的家，就是和李尧林一道。后来巴金去了法国，李尧林到北平念燕京大学的外文系，毕业后就到天津南开中学教英语。我是不大会和陌生人交流的，哪敢主动去找？写了个纸条让同学冯秀娥带给他，上面写了家庭住址联系方式，这事就算结了。
那时李尧林住在冯秀娥家。冯秀娥也是中西的，低我一级，但我们常在一起上课。她家里是开绸缎庄的，弟弟在南开中学念书，李尧林是他的老师，他课讲得好，特别认真，对学生也特别好，像南开许多学生一样，秀娥她弟弟也喜欢大李先生。日本人飞机轰炸，一颗炸弹落在南开，炸到了教师宿舍，大李先生没地方住了，秀娥的弟弟就向家里提出，要让他住到家里。秀娥家有地方住，同时也希望大李先生帮着孩子补习英语，就答应了。大李先生于是住到了冯家原先的客厅。之前巴金给他写信提到我，说没有妹妹，就把她当小妹妹看吧。他因为知道冯秀娥和我是同学，就让她叫我到她家见个面。
冯秀娥对我说，李先生问起你，说你怎么不去见他呢？我一时想不起，问，哪个李先生？她说，就是巴金的哥哥呀！我这才想起来。一见面他就说，以为你是个小孩子，没想到其实是大人了。那天我穿着旗袍，半高跟鞋，说大不大，倒的确不能算是小孩了。以后这意思他还说过不止一次，老提醒我说：也不小了，怎么什么事也不懂？
后来就开始通信了，而且越来越密，有时候一天就有两封，头一次一天两封信，是他写给我的。从第一次见面，到我离开天津去昆明念书，大概有半年时间，我收到的信有四十多封，我写给他的信应该更多。（他叫我在信封上面写上编号，所以我清楚记得来信是四十多封。）对巴金，当着面我都是称“李先生”，李尧林是他哥哥，就称“大李先生”，写信的时候不一样，给巴金写信，只称“先生”，写给李尧林，就称“李先生”。也不是有意的——写给巴金的信主要是说苦闷，给大李先生的信更流水账一些，多说好玩的事，吃了什么，到哪玩去了，遇到了什么人……什么都汇报。
大李先生和巴金的信，都是寄到同学叶道纯家里。有信来，她就打电话告诉我，我就让小本儿去取。小本儿是我们家的车夫，在我们家干了好多年。都是我在楼上按个铃，他就从下房那边过来听吩咐。
我和大李先生很少单独见面，只有三四次一起散步。一般情况，是说好了在我家附近的某个地方会合，跟母亲，就说是到同学家玩去了。我在学校、在家里受的教育，都是不许说假话的，在家里母亲问我什么，我都不敢隐瞒，所以我说去同学家，她都是信的。我说去找同学玩，也不是扯谎，有时真是想和同学一起跟大李先生散步的。比如有一次，我和大李先生碰头之后，就去找同学安继伦。安继伦家也在租界，有个小院，大李先生在街对面等，我就过街去按她家的门铃。晚上英租界特别安静，门铃声音很响，按了又按，听见里面安继伦和大人说话，过一阵她出来说，家里人说太迟了，不许出去。这样我就和大李先生单独去散步了。大概我按门铃时没等响完又按，大李先生笑着说，你急什么呀？我说我没急呀。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希望单独和大李先生散步。
我和大李先生没一起看过电影，都是在电影院里碰上——和一个男的去看电影，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家看电影，通常不是买当场票，在报上看了电影广告，会让下人去买某个时间的。我看电影，通常不是一个人去，不是和母亲，就是和同学一起。这时候和同学一起去的多了。在信里我会和大李先生说，要去看哪场电影。
我特别爱看电影，好多名著，我都是先看的电影，《呼啸山庄》也是，好莱坞拍的片子，叫《魂归离恨天》。刚有有声片那阵，好多电影公司都抢着拍歌舞片。米高梅、派拉蒙，还有United States Artist（中文名好像叫“联美”），都拍。我们家里原来不大让看的，后来也让了，因为并没有什么露大腿的。有一部《百鸟朝凤》，我看了三遍，还有《丹宫恨史》。这些我都会在信里说。这些过去大李先生都是不看的，老听我说，他就说，我也看看吧。
那时的电影院不是对号入座的。说来有意思，有一次看到大李先生，我坐在左半边，他坐在右半边，不久以后在另一家影院，我坐在右半边，发现他坐在左半边。在哪家影院坐哪半边，都是习惯性的，他正好和我相反。
即使发现了大李先生，我们也不会坐到一起。只是到电影散场了，我会看到他在门口站着，等我。我看电影，家里的黄包车都是在门口等着的，这时我就会过去跟车夫说，要和老师说话，让他再等着。有一次，是我已经告诉他要去昆明念书以后了，散场后他又在门口等我，对我说，我带你到海河边上去看看。走到了海河边，他指着码头说，你就是要从那儿走。
和大李先生单独在一起一共没几次，外面就风言风语的，有些传言。有天晚上我和同班同学张志清一起学骑自行车，一会儿就学会了。她忽然对我说，静如，有件事你听说了吗？——不得了的事：外头都在传，李尧林先生有一个小女朋友，有人看见两人晚上一起散步，还有人白天也看见过，说那个小女朋友就是你，你和李先生散过步吗？我说那是碰上的。的确有时并不是约好，一下就碰上了。比如有一次我和安继伦、王莲华早上散步，没走几步就遇见了大李先生。我带着我的柯达相机的，他还给我们拍了照，我回头大笑的一张，后来烧了，挺可惜的。碰上也不奇怪，因为我信里每天的事都说，要上哪去，和谁。照完相安继伦她们就笑，说真是巧，走几步大李先生就露面。
张志清说，不管怎么样，要是让你母亲知道就不得了了，会把你关起来的，那你就不能出来玩，我们也不能一起看电影了。回到家我越想越害怕，偷偷一个人哭。哭完了就给巴金写信，说这是对大李先生的污辱，怎么谈得上是love呢？多恶心？我跟张志清说那些传言，用的词就是“多恶心”。
我不知道那时是否已经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但她似乎也觉得我有点不对头了。每天下午一定的时间，我都会把房间里面对着街上的窗户打开，在留声机上放唱片，开到很大的音量。放的不是卡鲁索就是吉利唱的歌，这是我和大李先生都听过也讨论过的，我们各有所好，争执不下，我喜欢卡鲁索，他钟情的是吉利。南开中学被炸以后，他在耀华中学找到了职位，耀华也是一所私立学校，比南开的待遇要好。这时我们家已搬到了耀华里，距耀华中学不远，大李先生从他的住处去学校，都要经过耀华里六条八十一号，我们住的房子是临街的，也就是说，他每天都会从我家门前过去。我是算好了耀华下午放学的时间等着他的。
我希望他听到唱片会知道是我在等他，在放给他听。他的确也会朝楼上望过来，虽然他并不能看到我。我不会站到窗前，开着窗户在楼上和他说话更是不可能的，我只会远远地看他两眼。就这样母亲已经起疑了：怎么老是把唱片放得那么响？当然即使她到我房间里来，看我在干吗，甚至往街上看过去，也发现不了什么，因为她并不知道有个大李先生。
这是我和大李先生之间的秘密。给巴金写信，后来对母亲不是个秘密了，和大李先生通信，她一点也不知道。我和大李先生通信没多久，他就说，我们可以把信都编上号，我就给编上了，信都小心地放在一只漂亮的盒子里，一个人的时候，我会拿出来看。不仅对母亲，就是和好朋友，我也没有分享过和大李先生的秘密。和同学好友说起大李先生，是到昆明以后的事了。每次收到大李先生的信我都很开心——不只是开心，是欣喜，因为守着一个秘密，兴奋是翻了倍的，你也可以说，那就是一种幸福感吧。
大李先生没有教过我，不过我完全可以想象他和学生在一起的样子。他在南开教过的学生中，有好几个后来和我成了极好的朋友，比如黄裳、黄宗江。我们在一起当然谈论过李尧林，他们的回忆文章也让我想起当年的大李先生。在他们的印象里，大李先生讲课生动，对学生热情，就像对朋友一样。他有许多爱好，拉小提琴，听古典音乐，喜欢逛书店，溜冰很拿手……在学生心目中，他简直是个“快乐王子”式的人物（黄宗江的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干脆就叫《快乐王子颂》）。这些有不少在我和他的交往中也是可以得到印证的。比如音乐，他谈起来总是津津有味，虽然我们没有一起去过音乐会，听唱片也是各听各的，除非他从我们家楼下走过听到我在放唱片也算是一起听。再比如溜冰，我和他一起溜过的，不是单独，是和其他同学一起，他背着手随着《溜冰圆舞曲》滑行的样子，我们都觉得帅极了。
后来见到巴金，慢慢熟悉了，我有意无意地会拿他们兄弟俩对比。巴金穿着是不讲究的，李尧林就比较讲究，不是说穿的衣服档次高，是他注意整洁，讲究合体，所以他的学生会觉得他很潇洒，风度翩翩。巴金除了写作，爱好是不多的，李尧林则是兴趣广泛，我的印象里他是个爱玩会玩的人，这也是我觉得他亲近的一个原因。对巴金就更多的是“敬”的成分了。
事实上大李先生也有不快乐的时候，甚至可以说，他一直是在生活的重压之下的。但是我太年轻，总是我对他说我的苦闷，他是不会谈他的苦恼的。但是在信中他不止一次感叹：“什么都是irony of life（生活的讽刺）！”也不止一次让自己乐观起来：“我主张happy-go-lucky（随遇而安）。”我很清楚地记得，有次散步时他说他赞成“all or nothing（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对比“happy-go-lucky”，那是表示他不愿接受命运的安排了，但随即他就苦笑着补了一句：“对于我，就是一无所有！nothing！”
人到中年，他去世多年以后，我才慢慢能体会到他内心的苦涩。巴金《家》里的觉民是有大李先生的影子的，正像从觉新、觉慧身上可以看到大哥李尧枚和巴金自己一样。他和巴金一起离开家到外地读书，都是标准的“新青年”形象，他比巴金大一岁多，可以说还是他带着巴金摆脱旧家庭的。但是大李先生后来的情况小说里就没写了。主要是李尧枚因家里破产自杀后，大李先生和家里就没那么对立了，他觉得过去大哥担的责任要由他来承担了，每个月他都把大部分的薪水寄回四川，那边继母、弟妹一大家子的生活都是靠他的。其实他原本就不像巴金那么决绝，巴金和家里有冲突时，他总是在中间调停。他当然希望过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只是为了家人，他选择了牺牲自己，过一种清苦的生活。看得出他的窘迫，天很冷的时候，他还穿得很单薄，没钱添置棉袍，更不要说大衣。
我认识大李先生的时候，巴金已经出名了，一部《家》为他带来无数的读者。这时候巴金已经有能力帮助家里，但是大李先生希望这个弟弟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写作上，还是一人承担家里生活。对此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是内心很骄傲的人，不会向人诉苦。他也从不向人提及他和巴金的关系，他的学生都是很迟才从别处知道的，他们的英语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巴金的亲哥哥。大李先生对我提起巴金的时候也不多，我和他说《家》，他就笑着说，巴金并没有一个“鸣凤”，他也不存在一个“琴表姐”，那是四弟编的。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在冰场，他说到巴金时有一种沉思的表情。他说他最喜欢四弟，四弟勤奋用功，从小就有抱负、有信仰，愿意为信仰献身。他才是有前途的。（言下之意，他自己是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
然后他用英语说：“I'm proud of him！”。接下来的一句更让我终生难忘：“I don't want to be famous by my brother，and if I would，I want to be by myself！”。（我不愿靠我弟弟有名气，如果我想要，我要靠我自己！）
我知道人家背后总是说，李尧林是巴金的哥哥，好像这成了他的标签，这多少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但他很快又笑着用中文跟我说，四弟比我用功，他总是不停地写，我也不愿意他操心别的事。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路……
前面说过了，我哥走了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有说不出的孤独，遇到了大李先生之后才又开心起来。那是我一辈子难忘的几个月。只有几个月，很快我就要去昆明念书了。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在大光明电影院看日场电影，电影院人不多，开场前我老远就看见大李先生坐在左边的后排，目不斜视。有这么巧的事，我不记得是不是在信里告诉他，同学约我一起看这场Alice Faye的电影，只记得散场后我很自然地就往他那边走。他不说话，面无表情在前面走，不跟我打招呼，我也不敢叫他，只是跟在后面。走下电影院门前的大台阶了，他才站下等我。我回头让同学先走，她们就嬉笑离开了。待我走近了，大李先生笑着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
他带我走到了海河边。那地方离电影院并没有多远，但我真的没去过。一个人家里是哪也不让去的，天津租界以外的地方我实际上没去过几处，虽然把觉慧当榜样，事实上在母亲面前，我只能做乖乖女。我们站在海河码头一带的岸上，看见远处一艘白色的大轮船缓缓地驶去，一点点变小，最后消失，这景象带给我一种说不出来的新鲜感受。大李先生站在我身边，轻轻地说，你看，你就会坐这样的轮船离开你的家乡的。我傻乎乎问了句，你呢？他叹口气说，我迟早也是要走的。
那时候关于大李先生和我的传言已经有好一阵了，一起看电影的同学走开时嬉笑的表情，也在暗示她们猜测我和大李先生在谈恋爱。我觉得很冤枉，我认为我和他之间是友谊，不是爱情。即使真有爱情的成分，那时我也不敢承认的，不管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
前几年还有人问我，和大李先生在一起有过电的感觉吗，拉过手吗？其实在天津时我对大李先生完全没有那方面的感觉，他是老师、兄长，我对他完全是仰视的呀。
我受的家庭教育是男女授受不亲，不要说拉手，碰都没碰过。要说的话，只有一次，他碰到过我头发。是有次在英国花园散步，他问我怕不怕蛇，怕不怕虫，我说怕得要命。他就说，你现在头发上有个吊死鬼。不是骗我，那一带有很多树，常有吊死鬼吊在半空中。我听了吓得一动不敢动，直说请他帮我弄掉，他就弄掉了。这和手拉手完全是两码事吧？我给巴金写信，把传言说了，表示对传言很气愤：他们这么说，是对大李先生的污蔑，是亵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