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吉桑，拿出来！”
王东谷瞪大眼睛，直盯着我伸出的手。
“拿出来？拿什么呀？”
“别装蒜了。小谢给过钱了吧？今天放水的报酬。”
“啊，是吗，我差点忘了。”
王东谷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好个奸猾的老头，但我为什么不讨厌他，自己也说不上来。
王东谷拿出一个信封。我探了一下，里面是绿花花的美钞，十八张百元大钞。
“少了两张。”
“算是我的小费吧！”
我笑了。这时候，我好不容易才得以忘记被枪威胁的恐惧。
我打了电话。浴室传来水声，理惠正在冲澡。
“喂？”
丽芬的声音——我拿着听筒远离浴室。
“这么晚打电话，真对不起，我是加仓。”
“加仓先生！”丽芬转用日语说话。“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特别的事，阿俊在吗？”
“你骗我，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吧？阿俊今天有点奇怪。加仓先生，知道情况的话，请告诉我。”
看来丽芬并没有心烦意乱，和往常一样，声音仍充满活力。但口音失常的日语，暴露出她内心的惊慌。
“不，我什么也不知道。”我顿时加以敷衍。
“阿俊，怎么了？”
“他回家之后，就躲进自己的房间里了。”
“请阿俊听电话，我要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伪君子的说辞。我脑中浮现出丽芬在婚礼时的模样——一身鲜红的旗袍，一脸幸福的微笑。
“加仓先生，你真的不知道吗？”
“若是知道阿俊有烦恼，我是不会让他一个人回家的，丽芬！”
“请你稍等一下。我去告诉俊郎，说加仓先生打电话找他。”
电话中一阵沉默——浴室传来冲澡的声音。理惠冲洗得很仔细，看来还有点时间。
“喂喂。”
电话那端突然传来俊郎的声音。
“我是加仓，你还在担心吗？”
没有回答。
“好好考虑我告诉过你的事。”
没有回答。
“现在你不是让丽芬感到不安了吗？去报警情况会更糟。”
依然没有回答。
“俊郎，你有没有在听啊？”
“我在听啊，加仓兄，可是我还是很生气。”
电话挂断了。我酒醒了，心中更感不安，因此又打了一次电话。
“摩西摩西，加仓先生吗？”
丽芬的声音，一开始就讲日语。
“阿俊呢？”
“他又回自己房间了。”
“浑蛋！”
我不由得地臭骂了一句。
“加仓先生，俊郎发生什么事了？请你告诉我。”
“我现在就去找他。”
我挂掉电话。心想，绝不能让俊郎去警局报案。
拿起安全帽和摩托车钥匙，我朝浴室说了一声：
“理惠，我出去一下，你先睡吧。”
她讲了些什么，但我不予理会便离开了房间。
我沿着中山北路一路北上，俊郎住在士林。深夜时分，骑摩托车三十分钟即可抵达。身上的T恤和短裤迎风飘扬，虽然如此，却没有爽快的感觉。
俊郎这个不懂世故的傻瓜！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冷落俊郎，我脑海中浮现十五年前的光景。我有一个弟弟——邦彦，在我十二岁，邦彦七岁的时候，我们的父母离异了。父亲选了我，母亲选了邦彦。离婚前，无论外出游玩或做什么事，邦彦总是跟在我的后面当跟屁虫，但是我并没有善待他。
看着俊郎让我想起邦彦。
母亲带着邦彦消失数年以后，我在亲戚的聚会上听到一则传言——母亲和台湾人再婚了，邦彦也在台湾。没想到传言属实，因为几个月后，母亲寄了封信来。
信上写着她们在台湾的生活点滴。我可以想像，她初到陌生的环境所受的艰辛。信末这样写道——妈妈和邦彦都在期盼哪天可以和昭彦见面。
其实，我之所以来台湾，也是因为想见母亲和邦彦一面。见到俊郎想起邦彦，也是因为惦记这件事所致，我之所以过着自甘堕落的生活，主要是觉悟到我和邦彦之间的羁绊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来台湾后，我依址前去寻找母亲和邦彦，但信上的住址已成了空地。
士林夜市的灯火映入眼帘。快凌晨两点了，却仍是人潮鼎沸。从中正路往左，矗立着几栋高级公寓，我在一栋公寓前停下摩托车。这是丽芬的父母买给他们的房子，只会收拾残局的投手是买不起这种房子的。
在公寓旁的停车场里，俊郎那辆可乐娜并没有停在车位上。我脑中闪过一抹不祥的预感，立刻跳进电梯。我敲了俊郎家的门，门开了，丽芬的脸出现在铁格门后面，显得有些憔悴。
“加仓先生……”
“俊郎呢？”
“他说要去警察局，就出门了。”
我仰天无语。
回到房间，我拼命地四处打电话，给王东谷、周仔和洛佩斯。其中交杂着日语和台语的交谈，但仍然完全徒劳无功。我找不到洛佩斯，我分别给林总教练、老板、黑道的小谢打了电话。他们都要求我说明清楚，并说会再跟我联络。
电话打来了。
“加仓吗？”
王东谷打来的，声音沙哑。
“嗯，情况咋样了？”
“警方似乎要成立紧急调查小组，不久之后，我和你都会被叫去警局。”
“你联络一下周仔和洛佩斯，交代他们绝对不能承认比赛放水的事。”
“我知道啦……可是，问题出在黑道身上。刚才，我和小谢通过电话，他很生气。”
“说得也是。”
窗外的天色开始泛白了。知道俊郎去报警时，我急得想哭，现在只觉得饥肠辘辘而已。
“加仓，你为什么没有阻止俊郎？”
“我太小看这小子了。”
“事情都发生了，也无可奈何……我这就去接你。”
“接我？去哪里？”
“小谢的老大说，在你被传讯之前，想跟你见个面。”
“想见我？他在台北吗？”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小谢的老大——徐荣一，是个纵横高雄的海线黑道的老大。我见过他几次，他的道上经历我都听腻了。
我看了一下手表——现在是凌晨三点半。
“你到我这里需要多久时间？”
“不到三十分钟。”
“那么，我等你。”
挂掉电话，我跑进了寝室。我心想，穿T恤和短裤跟徐荣一见面有失礼仪。理惠在床上睡觉，盖在身上的毛毯滑落了。她的上半身穿着我的睡衣，下半身只着短裤。此时我的股间有了反应，脑中则全是焦虑、疲劳和郁闷。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就会变得自暴自弃。
我脱下短裤和内裤，把理惠叫醒了。
“帮我舔一下！”
我把半勃起的荫.经塞进仍半睡半醒的理惠嘴里。
Armani的西装和意大利Feragamo的皮鞋。这是我在休赛期间里用放水得到的钱在香港买的，亮晶晶的劳力士金表则是初次比赛放水时小谢送我的礼物。我才刚调整好领结，便传来敲门声。
来了一台宾士——最高级的。司机戴着皮手套，王东谷坐在前座，他的眼睛泛着黑眼圈。后座的玻璃窗是灰色的，宾士后停着一辆日产Cedric高级车。
前来接我的黑道兄弟打开宾士的车门，此时，我和先来的客人照面了。
“早。不，我搞错了，今晚还没睡吧？加仓先生，这种时候日语该怎么讲呢？”
果然是徐荣一。与其说是徐荣一的人，不如说是他的日语让我浑身打颤。
“说‘晚安’就行了。”
“不过，已经是早上了，上车吧！加仓先生。”
我镇定自若地坐在皮椅上。宾士开动了，我朝徐荣一的侧脸瞥了一下。黎明初至的天色下，仍看得见他褐色的肌肤泛着光泽。他抹油的头发梳得整齐有致，搭配着制工精细的西装，年纪约四十岁左右，看起来既不似流氓，也不正派。
“一大早就闹得鸡飞狗跳。”
“对不起！有劳徐先生贵手了。”
“我好久没这么早起了。”
徐荣一笑了，就像是商人早上打招呼的笑容。我想起了传言——徐荣一杀人时会一脸笑容的传闻。为了证实小谢的背后是谁在撑腰，当我得知提议打放水球的小谢是高雄的道上兄弟时，我在夜晚的台北倾听那群小混混的描述：徐荣一在二十岁前后，因杀了对头帮派的老大而闯出了名号。后来进出监狱如三餐便饭，最后一次服刑期满出狱后，便和政治人物挂上了钩——那群小混混说得活灵活现的。
“警察也不是省油的灯。好几年前，他们就开始调查棒球比赛放水的事情，但没什么进展，这回却是棒球选手主动上门投案，套句日语应该怎么说？”
“可以说成‘喜从天降’吧！”
“没错，警察这下子可乐歪了。”
徐荣一叨着香烟，其实是雪茄。我在Armani的西装口袋摸了一阵，这才想起自己初到台湾时已经戒烟了，不禁慌了起来。
“对不起，我没打火机……”
“无所谓啦，我不点火，只衔着而已。”
“徐先生的日语讲得真好。”
“泡沫经济的时候，我因为杀了人逃到日本，受了日本暴力团的照顾……整整待了三年，因为身边全是日本流氓，所以我很快就学会日语了。”
虽然他讲日语时的语尾有点随便，但发音还算标准。
“怪不得……”
“我的日语比不上王桑啦，对不对呀，王桑？”
“因为我是日本人嘛！”
“这就奇怪了，王桑你也是台湾人吧？”
“我是天皇的子民，皇民啦！每天早上面向皇居祈祷，唱《君之代》，读教育敕语，也挂日本旗，我比日本人更日本人。”
“王桑平常就是这样。”
“我都听得耳朵快长茧了。”
“因为王桑最喜欢日本人。”
我觉得徐荣一语带讽刺，但摸不清其中原因。
“来，谈正题吧！”
宾士从中山北路往南行驶，前方可以看见总统府。
徐荣一开口了，不过说的是国语，嗓音比说日语时更低沉。
“徐先生只有三点要求。”王东谷说道。
“第一、绝对不可以承认比赛放水；第二、绝对不可以坦承认识黑道；第三、风声过后，要帮徐先生忙。”
“就这样而已？”我用日语说道。
徐荣一点了点头，然而，开口说的又是国语。
“你若承认比赛放水，就别想活；承认你认识黑道，照样没命；拒绝帮忙，也得死。”
王东谷的语调很平淡。徐荣一笑了。
在回他一句“我会配合的”之后，我才有所警觉。“俊郎呢？徐先生准备杀掉俊郎吗？”
徐荣一的眉头往上吊了起来。
“你要袒护他吗？为什么？”
他用日语讲道，我一时无法回答。
“他明知加仓先生会很为难，居然还去报警，你没必要袒护他吧？”
“俊郎并不知道我打放水球。”
一阵沉默，徐荣一不相信我的话。
“没有人会相信那种废话的。”
“欧吉桑，你告诉徐先生，俊郎真的是大傻瓜。”照后镜映着王东谷的眼睛。我用目光向他镜中的双眼求情：“俊郎什么也不知情，他对警方是没什么帮助的。真有问题的话，就是周仔和洛佩斯。”
“加仓，我也被你搞糊涂了，那小子根本是自作自受。他若反抗黑道，一定会被干掉的，台湾人都懂这个道理，可是即使你好言相劝，他却一意孤行找警察报案。不必再护着他了。”
我为什么那么关心俊郎的安危，自己也不知道。
“欧吉桑，拜托你。”
“那小子不只给你添麻烦，他跟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
“拜托，欧吉桑，帮我向徐先生求个情吧。”
“没问题。”徐荣一插口说：“我问你一件事，加仓先生，我若听得满意的话，就不杀他，怎么样？要保证我满意喔！”
“请尽管问。”
“你为什么要袒护他？”
我看着徐荣一的脸孔，看着照后镜中王东谷的眼睛。他们两人都在等待我的回答。
“他有个太太。”我咽着口水说道：“我不想看到她伤心的模样。”
徐荣一露出了微笑。
“你很老实嘛，加仓先生，我接受这个说法，就留他一命吧！”
我脑海中浮现出俊郎和丽芬的容颜。
宾士在万华奔驰着。左边是龙山寺，华西街一片冷清。
“警察的侦讯是很严格的，尤其你又是外国人……”
“我不会说出去的，跟黑道的人碰面，昨晚还是第一次。”
徐荣一歪着嘴，用台语向司机说了些什么。
“我送你回家，谢谢你拨冗会面。”
“哪里，是我该说谢谢！”
“对了，去警局的时候，最好别戴这只手表。”
徐荣一抓住我的手腕，仔细打量这只亮晶晶的劳力士金表。
“这只表很棒。不过，你若戴这只手表，会被警方怀疑有放水的嫌疑。”
“知道了。”我说道。
但不知何故，身体仍莫名地颤抖着。
宾士回到来时的路上，这时徐荣一的手机响了，他用台语应对着，王东谷则在和司机聊天。我摸了一下左腕上的劳力士，此时，所有看到的、听到的，全失去了现实感。
宾士在我的公寓门前停下来时，后面的Cedric车里走出一个人。
徐荣一按下手机的保留键说道：
“万事拜托了，加仓先生。”
“我了解了。”
从Cedric跑来的黑道兄弟打开了门。我正要下车时，徐荣一抓住了我的手。
“等警方的侦讯结束之后，一起吃顿饭吧！到时候，我会送你个礼物的。”
我原想拒绝，却又闭上了嘴。
“只是只手表而已。劳力士是名表，但百达翡丽和宝玑（Breguet）也不差喔！”
“我衷心期待，徐先生。”
我下了车，膝盖直打颤。百达翡丽——他会要求我拿什么回报呢？
我离车子有段距离，回头一看。黑道打开前座的门，王东谷也下车了，他们还向王东谷鞠躬致意，此时，车门关上了，王东谷来到我的身旁。宾士和Cedric开走了。
“你打算收下他的表吗？”王东谷望着宾士的车尾说道。
“我不知道。”
“那款手表也要好几百万呢，你知道吗？”
我点了点头——哪可能不知道。
球团办公室里狗仔队（新闻记者）聚集。王东谷吩咐计程车司机绕到后门，但为时已晚，一只狗仔发现了我，其他的狗仔们旋即一拥而上。
“怎么办？”王东谷说道。
我无奈地耸耸肩。
四处都是闪光灯和国语的怒吼，我只好下了计程车。我拨开狗仔队走向办公室，有人拉住了我的手臂。
“不要碰我！”
我奋力挣脱，此时镁光灯一阵炽亮，将会出现在明天报上的醒目标题在我脑海里浮现。
不见王东谷的踪影，大概是怕狗仔队纠缠跑去后门了吧！
“加仓先生，请问你有没有打放水球？”
有人用拙劣的日语发问。
“我什么也没做。”
“那么，为什么……”
狗仔的问题淹没在一片怒吼和快门声中。双腿叉开站在大厦入口处的警卫拉着我的手，冲出了狗仔们的包围。屋内的宁静与外头的喧嚣形成强烈的对比。
王东谷站在电梯前面。
“是警方向记者透漏消息的，好卑劣的手段啊。”
“煽动了媒体会比较容易办案吧！”
我们搭电梯到老板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除了老板、林总教练、周仔和洛佩斯，还有一名陌生男子。
“他是个律师。”
王东谷在我耳边低语道。
“早。”我用国语打招呼。
周仔和洛佩斯也对我打了招呼，洛佩斯的眼袋红肿，老板和林总教练面带不悦，律师则是连眉毛也没抽动一下。
“事情严重了。”
王东谷把老板的国语翻成了日语。
“昨天揍你们的是嘉义的海线黑道，全是一些笨蛋！”
老板气得口沫横飞。
“没错。”
“警察很快就会找上门来，我们必须拟定对策才行。”
“嘿，刚才那老头在说些什么？”洛佩斯捺不住性子插嘴道。
他的左眼充血，颊骨的上方浮肿。如果在他获释之后马上去治疗的话，就不至于如此严重；也或许他若不喝酒，不玩女人，就不至于变得如此丑陋。
“他们是在商量接下来怎么应付警察。”
“我不想听。告诉他，我要回多明尼加！”
老板大声斥责，林总教练也口径一致地用责备的眼神看着洛佩斯。
“他说什么？”
“他想回多明尼加。”王东谷说道。
“这可不行！”
律师开口了，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为什么不行？”
“费南德斯先生，我希望你能扮演一个无辜牺牲者的角色。”
洛佩斯浮肿的脸孔朝我望来——这个笨蛋到底在想什么？我知道答案了。看到洛佩斯这张脸，任谁都会出此妙计。
“总之，就是这样。”我用英语说道。“黑道威胁我们比赛放水，坚持运动员精神的我们拒绝了，却遭到黑道殴打。我们才是无辜的受害者，该责怪的是黑道，不是我们。”
顿时一阵掌声，律师高兴地眯起眼睛。
“加仓先生，你的英文讲得真好，在哪里学的？”
“很久以前，我自不量力地想去美国大联盟打球，所以请了一个美国人教我英语。”
“原来如此。像你这样的人都这么用功了，日本人果真都很勤奋的吧？”
“别啰嗦了，你用国语说吧，老板他们都在瞪眼了。”
“而且，脑筋又转得很快。”律师无视我的话继续说道。“我知道日本战败后奇迹似地复兴的原因。你知道吗？台湾有许多老人很怀念日据时代。”
“都叫你别啰嗦了！”
“身为日本人的你。，为什么专程跑来台湾打放水球？”
我耸耸肩没回答，他就是一理他就会更得意忘形的那种人。
“加仓，刚才你们在说什么？我一点也听不懂。”洛佩斯说道。
“请跟费南德斯先生说明一下，老板这边由我向他解释。”
律师面向老板等人，用国语开始解释了起来。
“这个外省小子，台语和日语都不会说，却摆出一副菁英架势。”王东谷厌恶地说道。
所谓的外省人——就是国共内战后随蒋介石来到台湾的中国人。原本住在台湾的汉人则被称为本省人。长期以来，外省人仗恃武力欺压本省人，所以本省人很讨厌外省人，年纪稍长的人讲台语，一部份台湾人也会讲日语，外省人讲的则是国语。而不分本省外省，小孩子全都讲国语，台湾虽小，但内部的龃龋颇大。
“仔细听好喔，洛佩斯！”
洛佩斯点点头。
“你大概会上报纸或上电视。”
“搞什么玩意啊——”
“把话听完嘛！等一下新闻记者和电视台会来采访，你就尽可能摆出可怜相，让他们拍摄，强调你眼下那个肿块。”
洛佩斯露出理解的神色了。
“要我演戏吗？”
“没错，新闻记者很想知道我们是不是和黑道挂钩在打放水球。你要说，我们毫不知情，只是被黑道恐吓殴打而已。我们才是受害者！你要用肿得像猪头皮的脸，封住那群新闻记者的嘴。”
“这招行得通吗？”
“就是管用，老板才花大把钱叫他来的。”
我指了一下律师的背影。他身上高价的西装不比徐荣一的西装逊色，从年龄来看，这家伙脑筋聪明得很，否则是赚不到钱的。
“还有一点必须切记，洛佩斯，警察一定会啰啰嗦嗦问比赛放水的事，总之，绝对不可以泄漏出去。”
“说出去会怎么样？”
“百分之百会被干掉。今天早上，我见过黑道的老大，他当面警告我——说了就没命。”
洛佩斯的喉结动了一下。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算你聪明。”
“你跟他说清楚了吗？”律师回头问道。
“嗯，费南德斯先生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安排的新闻记者和电视台很快就会到达。有关采访时的应答，由我负责，你们绝对不要任意发言，知道了吧？”
“警察会有什么行动呢？”
“很快就会赶来吧！”
“要讲到什么程度？”
“据实以告。”律师说道。
“除了我们比赛放水以外的事。”我说道。
律师笑了。
“加仓先生，你当职棒选手太可惜了。”律师掏出名片，名片上印着“顾志强”三个大字。
“需要律师的时候，请不用客气跟我联络。”
“要花多少钱？”
洛佩斯细长的手指夺过名片。
“当然要付出相对的律师费。”
顾志强左手腕上的金表闪闪发光——百达翡丽，在我脑中的悬念慢慢消失了。
采访一团混乱，到处都是闪灭的快门和灯光，以及滔滔不绝地说着国语的记者群。有几个镜头对准了我们，特别是对着洛佩斯的脸孔。可怜兮兮的洛佩斯，是个惨遭黑道勒索的多明尼加人。只有我和周仔的脸部没有损伤，让洛佩斯的面容显得益发悲惨。
顾志强巧妙地回避记者们的质疑，而老板好像在叫嚷着什么。
我们背后的门开了，有数面之缘的职员跑了进来，在老板的耳边通报讯息，老板看着顾志强。
顾志强不知向记者们说了什么，此时响起一片不满的声音。
“警察来了！”王东谷说道。
警察一来，记者们就回去了。来到现场的是一个彬彬有礼的老便衣刑警，一个目光挑衅的年轻刑警，和四名穿制服的警察。年轻刑警的左颚下面有条伤疤，好像是被钝刀划伤的。他每变一个表情，那条伤痕就格外引人注目。
“来势汹汹哪！”王东谷说道。
年轻刑警瞪着王东谷。王东谷赶紧别过脸去，他很少如此胆怯，脸皮简直比象屁股的皮肤还厚。
顾志强和老刑警礼貌地交谈着。老板提出抗议，这点国语我还听得懂——他们明明是受害者，为什么要被强行带走？
老刑警好言劝退了老板的抗议。我们被请上警车。没有戴上手铐，但穿制服的警察坐在两旁压阵。
警察局也围着一大群狗仔队，四周不断传出按快门和闪光灯的声音，以及低沉的国语。穿制服的警察赶走了狗仔队。
“真的不会有事吧？”洛佩斯在警局前哭诉着。
“闭嘴！什么都不要说。记住，我们是受害者。”
走在前面的年轻刑警回过头来，我清楚看见他下颚上的刀伤。
“你尽管说呀！”
是英语，洛佩斯噤口了。周仔不知说了什么，刑警朝自己的脚下吐了一口口水。
“不用紧张啦，我们只是想问几个问题而已。”
老刑警讲的是日语。
“你会说日语吗？”
“很久以前学过。”
老刑警露出回忆往事的眼神，他的脸宛如我在某寺院见过的佛像。
警局里，俊郎垂头丧气地坐着。
“加仓兄。”俊郎喊道。
“Fuckyou！”洛佩斯怒骂道。
周仔朝俊郎的脚下啐了一口口水，俊郎一脸愁容。
“加仓兄……”
又是那种求助的眼神，我微微一笑。
“不要在意，俊郎，他们只是心里焦急而已。”
俊郎这时候才绽开笑颜。我想起了徐荣一的脸孔，也想起了丽芬的面容。
“比赛结束之后，我正要去停车场搭俊郎的便车。不料从车内冲出了几名大汉，用枪抵住了我。
因为洛佩斯被揍，我们不敢反抗。后来我们被迫坐上一辆黑色厢型车，被带到了一处像是仓库的地方。”
“不要再扯这些！”
一位自称姓王的年轻刑警用英语打断我的话。
“我知道你们暗中在打放水球，坦白招认吧！你们受谁指使的？除了你们之外，还有谁插一脚？用什么方式收钱？”
“比赛不可能放水的啦！”
王东谷浑身颤抖，勉强从嘴里迸了一句国语。
我只听见一句“日本人”的名词，年轻刑警下颚的伤痕颤动着。
“加仓先生，不要太激动，慢慢说。”
老刑警，也就是袁先生——用日语说道。
他和血气方刚的年轻刑警犹如一对父子档，对我们软硬兼施。我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电影里。
“我很冷静啊，激动的是那位刑警先生吧。”
密闭的空间内，大概是侦讯室吧！只有破旧的铁椅和桌子而已，桌上有一个烟灰缸。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锈铁的臭味。
“你不愿意谈比赛放水的事？”
“我没打过放水球。”
袁姓刑警不理会我的说词。
“根据张先生的说法——”霎时，我无法意会他是指谁，原来指的是俊郎——张俊郎。“掳走各位的黑道操的是嘉义口音。”
袁姓刑警停顿一下，窥伺我的反应。
“所以怎么样？”
“和你们联手打放水球的是哪里的海线黑道？台南？高雄？或者是嘉义？”
“我在林森北路和万喝酒时，是见过一两个黑道，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叫我们比赛放水。日籍的职棒选手不可能打假球的。”
“听说你比较特别。”
我觉得他在套话。
“就算你装糊涂，其他两人也会坦白招供的。”
王姓刑警用英语插嘴道。
他算准了时间。
“你也会讲日语吗？”我用日语问王姓刑警。
“讲得不好。”他用英语回答。
“不谈这些，你听清楚，加仓。如果他们两人承认你打放水球，对你会很不利喔！为了自己着想，不如趁现在招了吧。”
“你问过小张了吗？他说我在打放水球吗？”
王姓刑警歪着嘴。
“嗯，问过了。”
“他怎么说？”
俊郎，就是这次引发风波的始作俑者。但这次的“放水疑云”若是牵扯到我，他这个好人是一定会罩我的。
袁姓刑警搂着王姓刑警的肩膀走到室内一隅。
他用国语低语着——在台湾待了三年，即使不会讲，我多少能分辨国语和台语。
我弄懂了一件事。王姓刑警英语讲得好，多少懂一点日语，讲国语，可是不会说台语。
从袁姓刑警的年龄和会说日语这一点来看，他应该是本省人。本省人的老者之所以用国语和自己的同事交谈，只能说是因为对方听不懂台语。
结论——王姓刑警是外省人。这事等一下再告诉王东谷，这么一想，心情就舒服多了。
约莫三十分钟后，袁姓和王姓刑警走出侦讯室。回来之后，开始用陈腐的台词向我逼供。
“承认打放水球吧！”
“找我们的律师来！”我这样回答。
“那个多明尼加人都招了。”
“我要告你制造伪证喔！”
我加以反击，每次王姓刑警气得浑身颤抖时，袁姓刑警就在一旁安抚他。
“周仔说，一切都是你惹出来的，因为你一直在打放水球，所以才被卷入赌局。”
“你继续掰呀！”
王姓刑警冲出了侦讯室。
“加仓先生，你最好不要激怒他。”
袁姓刑警坐了下来。叨着香烟，也递了一根给我。
“棒球选手是不抽烟的。”
“这是好事，抽烟对身体不好。不过，加仓先生，王警官只是热心工作而已。他还年轻，行事难免冲动，可是你的态度只会更刺激他。”
“我受到不当的侦讯，心情当然不爽。”
“我们只是恳求你协助而已。”
“如果他不要用看罪犯的眼神看我，并且绅士一点，就好谈。”
“他如果有礼一点，你就会承认打放水球吗？”
“我没打过放水球。”
袁姓刑警微微叹息着，吐了口烟。
“其实，我们都非常清楚，加仓先生。中华职棒联盟的选手有三分之一都以某种方式在比赛时放水，尤其来自中美洲的选手半数以上都会。”
“有证据你们就来抓人嘛！”
“每个球员都认为黑道比警察恐怖。”
“而且都想捞钱吗？”
袁姓刑警悲凉地笑了。
“来自日本的球员尤其会这样认为。加仓先生，你在日本拿多少薪水？”
在达成无安打无失分的翌年，我的年薪涨了一倍，二千八百万日圆。依照我的盘算，继续打几场好球赛，第三年应该可以赚进一亿日圆。但事与愿违，隔年调涨了百分之十之后，我的年薪就往下掉了。
“二千万日圆。”我加油添醋地回答道。
“你到台湾打球，只有当初薪水的一半吧……所以我可以理解你打放水球的动机。”
“我没打过放水球。我每天骑摩托车到球场打球，住的是租来的公寓。真有打放水球的话，我早就开宾士、买房子了。”
“说得也是。不过，据说你戴劳力士金表，还在林森北路开涩情酒店。”
我忍住牢骚，到底是谁摆我的道？——我脑中闪过几张脸庞。
“我们打算以这个事件做开端，把球界的恶脓掏个一干二净。”
“不可能的。”我窃笑着。
“为什么呢？”
“你明明知道，就不要套话了。”
我当然知道事情的真相，但一公布真相，台湾的职棒就整个瓦解了，况且里面也有警界人士积极地参与职棒赌博。如果撬开台湾棒球界的泥板，很有可能闹得鸡飞狗跳难以收拾。
“真难办呢！”
袁姓刑警两眼直盯着香烟的袅袅青烟。
袁姓刑警出去了——换王姓刑警进来。
“你给我坦白招来！”
“叫律师来！”
“这不是侦讯，只是随便聊聊而已，不需要律师。”
“既然这样，我无可奉告。”
突然，王姓刑警动手了，他伸手揪住我的胸窝。
“你这个日本人，最好不要看扁我们台湾人！”
“你若打了我，事情就不可收拾啰！”
王姓刑警瞪着我。近在眼前的充血眼白、褐色的眼眸，散发莫名的憎恨怒火。
“你不要太得意！”王姓刑警把我推回椅子。
“总有一天我要揪出你的狐狸尾巴。”
“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
王姓刑警眼眸深处的恨意让我无法接受。很多台湾人对日本抱持好感，但也有人只因为对方是日本人便恨得咬牙切齿。
“我不清楚，也许我们在哪里碰过面，但你还是招认比赛放水的事吧！你拿了黑道多少钱？跟他们都在哪里碰头？你——”
“我的名字叫加仓邦彦，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出生于日本的埼玉县，我持有日本和台湾政府核发的工作签证，你若继续对我进行过度的违法侦讯，我将以日本人的身份，透过领事馆向台湾政府正式提出抗议。”
“你想说的就这些吗？”王姓刑警的手按着桌子探过身来。他下颚处的伤疤令人厌恶地直闯入我眼帘。“顺便报上你父母的名字吧！你不觉得丢脸才告诉我。”
“我的父亲叫加仓文彦，在东京经营一家贸易公司，没有母亲。我敢以父母的名誉保证，我绝对没有涉及任何不法的行为。”
好像有什么东西飞了过来，原来是王姓刑警的拳头。我的下颚在不知不觉间挨了一拳，让我从椅子上弹了出去，倒在地上。
“你再说一次！”一阵热与闷痛以及愤怒的情绪，一种无法用理性压抑的愤恨顿时涌上我的心头。
“我从来没有看过像你这么无耻的人！你再说一次看看！”
“我要杀掉你。”我用日语嘟嚷着。
我站了起来，但因为过度激怒而有点目眩。
“来呀！看我怎么扁你，你这个不要脸的日本人！”
门打开了。袁姓刑警冲了进来，从后面抱住王姓刑警，嘴里还叫嚷着些什么。一群制服员警随即蜂拥而上，把我压在地板上动弹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