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迪尔坐在床上，愤怒地看着妻子。
他在咒骂。
后来他去学了游泳。
一开始，简直令人难以忍受。游泳池建在峡湾的入口处，他感觉自己像个白痴，在水里踢腾、扭动，像一只在陆地上挣扎的鱼，这种让人刺痛的羞辱感，对每个人来说都显而易见，主要是女人和孩子们，还有他和应他要求同来的特里格维；第一次课结束后，他们气得几乎要动拳头。有三回，特里格维不得不拦着奥迪尔，不让他爬出泳池去揍那个该死的老师，那个十足的白痴比约格温，村里的邮政局局长。这两个拜把兄弟是被嘲弄和戏谑的对象；他们被称作两条鱼，两条美人鱼，不止一次，他们一大早离开家时，看见门口放着鱼尾巴，那就像挖苦的笑脸。不过奥迪尔铁了心要学会游泳，该死的游泳，去征服它，这个讽刺的绰号，鱼尾巴，去驯服它，游泳的美妙一点点向着他们敞开；这个比约格温是一位真正的大师和杰出的老师，他在海上一无是处，但在其他方面却是个天才，因为这完全是奇迹，浮在水面上的感觉简直太棒了，你甚至还能在水中驱使自己前进。一年后，斯莱普尼尔的全体船员都学会了游泳。这是东峡湾第一艘所有船员都会游泳的渔船，每个人学游泳的时候都受尽了嘲弄。船员们追着鱼游，而不使用渔具。他们被称作人鱼、海豹、海豹精，他们的船上还有救生用具——既然他们对大海这样恐惧，为什么不干脆待在陆地上？最重要的是，他们有救生船，一艘小艇，这太过分了，你甚至没法拿它开玩笑。对奥迪尔来说，他的杰出不仅在于船艺，也在于安全问题上，这是件值得骄傲的事，而且他对此也始终不懈地倡导着。他拿到了一本有关海上安全的小册子，那是游泳教练兼邮政局局长比约格温在东峡湾出版发行的。这本小册子的影响力相当大，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奥迪尔对他的曾祖父在离海岸不远的地方溺水这件事的描述：“我的曾祖母、我的祖父，以及祖父的兄弟姐妹眼睁睁地看着他挣扎，最后沉入水中。天气美好而平静。他们看着，无助又绝望，他在水里猛烈地拍打着，接着沉了下去。消失了，不会再回来。后来，年龄最小的孩子，一个幼童问道：‘为什么爸爸不出来呢？’”
正确答案很简单，奥迪尔说，尽管文章无疑是玛格丽特写的，这样的事对她而言更自然：“因为他不会游泳。”
“这的确很奇怪，”文章这样结尾，“几乎没有几个水手有勇气考虑安全问题。虽说每个人都清楚，假如我们不采取适当的措施，大海就会严惩我们。当然没有人能阻止死亡，可也没必要帮它清除障碍。”
时值三月——死亡的手
白如月光
一天晚上，死亡从海上升起，进入内斯村。
奥迪尔躺在玛格丽特身边，睡得很沉，家里有五个孩子，五个宇宙，五重幸福，三个女孩，两个男孩：小居纳尔，还有索聚尔，他很快就满十二岁了，已经开始时不时地跟随父亲出海，这对他的年龄来说很了不起，他一点也不晕船。时值三月，奥迪尔本应在霍尔纳峡湾，现在正是鱼汛期，但他几天前已经回家，工作时出了事故，他没有站稳，跌在一把小刀上，被戳伤了大腿，需要康复。伤口感染了，不过他恢复得很快；他不久就要离开，从特里格维手中重新接管这艘船。奥迪尔睡得很沉，但玛格丽特已经醒来，小居纳尔做了噩梦，爬上了他们的床；他躺在他们中间，很快安静下来，重新睡去。不过玛格丽特却很难入眠，所以她走出去，洗脸，小解，然后烧了点水，在等水烧热的这段时间，她向厨房窗外望去。万籁俱寂，村庄、群山和大海无比宁静，起初外面一片漆黑，后来云层中渗透出了微弱的月光，她看见水上升起一个模糊的轮廓，经过码头向海滩扑来。开始看不清楚，一团模糊，但它很快就有了形体，高大而黑暗，玛格丽特当即确信只有死神才会那样行走，从海里来到岸上，要带走某个村民。她必须保持清醒，观察这一切。它迈着缓慢而均匀的步伐，就像时间之外的存在，它经过的时候，似乎连空气都对它臣服。我一定是在做梦，她想，可她周身感到恐惧，因为死神沿着山坡走上来，直奔他们的房子。
她在走廊见到了它。
它很高大，目光冷峻，瞳孔那样黑，显得周围的夜色都明亮起来，它的手巨大而洁白，就像月光；为什么它们是这种模样？她想，月光这么美，为什么不能继续呢？她站在客厅里，站得很稳，她的全部武装只有自己的生命。孩子们在里屋睡觉。还有奥迪尔。她说，你不能带走任何人，不能在今晚，明晚或后天晚上也不能，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
我只是拿回我的东西，活着的人无法阻止我。
它的声音仿佛来自虚无。没有声响，没有细微的变化，没有腔调。它的话来自深渊，只有无尽的悲凉，仿佛所有的希望都消失不见，每一片草叶都枯萎了；她真希望自己能蜷缩在角落里，闭上眼睛。可是她没有动，她直视死神，看进它的眼睛深处，看见它们如同两座坟墓。她只是看着，没有畏缩。死神举起一只手——后来她再也记不起是右手还是左手，但它的指尖是蓝色的，它的皮肤伤痕斑斑，苍老又粗糙，裹着一层茧，它举起手，将指尖轻轻放在她的左胸上，放在她的心脏外面，心脏在一瞬间从温暖的肌肉变成了一块冰冷的石头。
后来她醒了。
她在走廊里，冷得发抖，蜷缩在地板上，此刻已是半夜，月光透过窗户涌进来，像一只冰冷的手。
五月，春天已经到来
“过去，”《指针日报》这样说，喝咖啡的时候，玛格丽特读了起来，像在进行一次沉重的判决，“海冰是我们的死敌，但是最近几年，它的位置已经被肺结核取代。它不可阻挡，比海冰更为致命。它蔓延到全国各地，在那些幸存下来却失去亲朋挚爱的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死亡和裸露的伤口。肺结核不会赦免任何人，无论是无辜的孩子还是最强壮的男人。”
像在进行一次沉重的判决——就在玛格丽特挡住死神的几天后，她被确诊患上肺结核，仿佛死神用冰冷的手指把这种致命的疾病推入了她的胸膛——可它却没能让她倒下。她成了极少数的幸运儿之一，她勇敢地挡住了死神，这是来自生命的奖赏。她恢复得很快；疾病并未深入，所以一年多后，她完全恢复了健康。或者说像一个挡住了死神的人一样健康，她直视过它的眼睛，那两座黑色坟墓，并且被它触碰过。没有谁的生命理当忍受死神的触摸；难道这就是她偶尔感到某种重要的东西，也许是内心的平静，突然断裂的原因吗？难道这就是她为阻止死神，直视它的眼睛并拒绝回避所付出的代价吗？
或者说，难道这就是她为过度的想象，为过于薄弱的控制力所付出的代价吗？
她从没对奥迪尔提过死神曾经来过，没提过那究竟是不是梦，没提过死神的眼睛是两座坟墓，以及它用月光做成的巨大的手骨。奥迪尔从来没有耐心面对有悖理性和超越理性的东西，也没有耐心面对那些双手无法抓握，也无法打破的东西。对迷信、鬼魂之说和超自然力量感到恐惧，相信神秘事件的存在，这些迹象一方面是由过度活跃的想象所导致的神经紊乱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自控力的缺乏。他的观点十分强硬而坚决，所以自从他们相爱开始，她一直努力压制自己漫无边际的想象，有时甚至完全将之否定。可是后来她看见死神浮出海面。她挡住它的去路，一切都变了。她挡住了死神的去路，战胜了肺结核，进而发现生命的可贵，那是多么稀有的火花。可她也开始质问自己，我的梦想在哪里，它们去了哪里，那些关于明媚的幸福、欢笑、梦、知识、智慧、诗歌和教育的梦想？
也许是她想得太多。她过度思考，也过度夸大，所以才会急着批判周遭的事物，只看见消极的东西。同时，她也忘了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空间。比方说，男人比女人更爱喝酒；这是他们的应对方式——应对自己的过错，假如你愿意这样看待的话。但每个人都有缺点，那才是生活，还有一些女人不让自己为了喝酒的事烦心；喝酒是生活的一部分，可为什么有时候奥迪尔酒醉回家，她是如此冷淡而不悦？也许是因为在他喝酒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就要失去他了，或者觉得她对他而言也许没那么重要；她是不是担心他在追求别的女人，她们会从她身边偷走他，偷走奥迪尔身上她仍然眷恋着的部分，不管情形怎样？她总是时不时听见有关奥迪尔和其他女人在烘干厂的谣言，全是一些含沙射影、含糊其词的话。会不会因为她给他的空间不够，没有让他感到自由？酒精是避难所。做一个船长，为他人的生命和生计负责，展现坚不可摧的力量，成为一个榜样，这一切都太不容易，需要使自己与众不同，疲惫不堪地回家，一边是孩子，一边是日常生活的压力，几乎没有时间休息；有时候每个人都需要宣泄。他酒醉回家，她有时根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她被困在家里，陪伴孩子、烧饭、做家务，可他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自由自在。她有时就这样消极地思考问题；她无法控制自己，总挑他的错，不给他空间，仿佛她厌恶他拥有空间，他酒醉回家，在一番畅饮后大醉，可他走路从不打趔趄，他从不语无伦次，从不惊慌无助，仿佛时刻都在控制自己——有时甚至还很愉快。他会和孩子们玩闹，逗弄他们，让每个人都感到开心，除了她；她总是忍不住板起脸，不管她多么努力地保持平和——她变得乖戾，而他却变得有趣。奥迪尔把孩子们抱在怀里，把他们扔到空中，打一个圈，他给他们讲关于大海的故事，讲大海的汹涌，海上的暴风雨，还有它的风平浪静，当世界在延伸，我们也随着它一起延伸，这是你舅舅特里格维的话。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和你一起出海？女儿们问他，奥迪尔喝了酒，也没料到孩子们这样在意自己，他几乎不由自主地带着盎然的诗意回答，大海让我们成为男人，而陆地属于你们女人。你们要替我们看管好大陆。我们生活在危险之中，它塑造我们或毁灭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宿命，而你们安全地生活在陆地上，守护生命。我们会在岸上相遇。
玛格丽特听见了这些话。她在厨房里，试着看书，却无法集中精力，她为自己的僵硬与暴躁，为自己对奥迪尔的冷酷和愤怒感到沮丧，此刻他的注意力都在孩子们身上，她听见了他们喧闹的笑声和欢乐的尖叫。所以她开始动手烤面包，可惜这不是为了讨他们的欢心，而是为了让自己沉迷于工作中。烘焙的时候，她听见了这些有关男人和女人、陆地和大海的话，某种东西在她体内裂开；她没有意识到自己伸手拿了一个盘子，并把它摔到了墙上。用尽全力。盘子噼里啪啦地碎了。
之后一片寂静。
我们听见东西碎裂的声音，看见后果，看见原本完整的事物一瞬间变得凌乱不堪。没有什么比凌乱更让我们感到害怕。那些曾经拥有特殊用途，同时也很美观的东西已经不能再用了，变成了令人厌恶的凌乱。那让它诞生的力量也已变成了参差不齐的、不规整的、险恶的碎片。奥迪尔和孩子们走进厨房，看见摔烂的盘子，看见玛格丽特站在那里，她脸上的表情令人难以琢磨，眼神既疯狂又恐惧——索聚尔看见的是恐惧，胡尔达看见的是疯狂。奥迪尔看见的是碎裂的盘子。我会清扫干净的，玛格丽特说，她努力让自己发出平静的声音。你得学会控制自己，奥迪尔说，他的声音因为一股突然从深处爆发的怒火而变得冷酷不堪，她看见了碎片里和她对峙着的东西：她自身的弱点。那些拥有弱点的人总是错的。
她跪下来，清理地上的狼藉，而他走到墙边，用手抚摩着木头上浅浅的刻痕。玛格丽特，他说，你的幻想正在伤害你的神经。你的杂念太多，困扰太多，把并不存在的东西和真实混为一谈，正因为如此，你才变得狭隘。
一篇关于黑暗与夜晚的随笔
拥有弱点很痛苦，更糟的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感觉到了这一点，这种意识会穿透身体，对生命器官产生危害，损害它们的功能，尤其是你的心脏以及它与大脑的种种联系。她越来越狭隘了。
她不能容忍自己挡住死神的去路，或是容忍被它触摸。她的肺结核的确治好了，但那种触摸也让她落了病，残存的冰冷变成黑暗，在她心里起伏不定，难以预料，仿佛它拥有意志，随兴致自由来去，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不管是鸟鸣还是雪落。一年有两三次，黑暗充满了她的血管，一切都变得尤为艰难，她几乎不做家务，也不理会腌咸鱼的工作，除非她强迫自己这样做。情况最糟的时候，她就躺在床上，像个游手好闲，或者年老体衰的人，无异于废物；摆脱她并不会有很大的损失，或许在大家看来那反倒是件极好的事。孩子们不得不替她做家务，为他们的父亲做饭，这是怎样一个母亲，连自己的家都不顾？这就是奥迪尔必须容忍的。难怪他偶尔喜欢喝酒，喜欢和其他女人打情骂俏，换作别人，谁不会干同样的事呢？谁不会呢——她知道，知道她让他们失望了，可黑暗填满了她，给她的脏器涂上了颜色，闯入她的每个思想，甚至记忆；一切都是黑的。她几乎起不了床，一次在床上躺两三天，只是平躺着，呆呆地凝视着，纹丝不动，像是睡着了，或是死了，她几乎不说话，经常如此，孩子们很怕接近她，奥迪尔则睡在前屋。这样的日子常常结束得很突然，仿佛死亡从她身上被扯下，取而代之的是生命，璀璨的生命。她的血液充满阳光、笑声、鸟鸣和难掩的喜悦，她静不下来，必须四处走动，为生命喝彩，跳舞！她开始烘焙，投入所有的精力，在屋子里跳舞，拥抱孩子们，他们一时间又开心，又害怕，又尴尬。她拥抱生活，因为活着是那样美好，那样有趣，那样重要，若不允许一个人去释放，那必然是对每个人，对宇宙，对上帝的背叛。正因为如此，她才跑出去，想把世界变为一声喜悦的叫喊，一支舞蹈，她跑出去，拥抱第一个她遇见的人，一个从山谷里来的农民，她知道他的名字，仅此而已，但这不重要，因为她热爱生命的一切，想拥抱生命的一切，想拥抱他，想大声呼喊，难道生命不美丽吗，难道活着不美妙吗！事实上，这个农民又怎会不接受，他像平常一样去镇上，却意外被一个漂亮女人抱了一把，她只穿了一件睡裙，他感觉到了她的胸脯，于是紧紧贴着她，当你被一个女人抱着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他一边说，一边吻她。后来，也许过了半个小时，她的快乐有所收敛，或者缓和，她给孩子们做了热巧克力，给他们的盘子里装满了香甜的饼干，她感到有些羞愧。也许她没有必要那样跑出门，去拥抱那个男人，更别说允许他吻她了，此刻她记起他的手在她屁股上乱摸，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你就没办法向一个男人展示你的开心，同时避免他占你便宜吗？她有些羞愧，年长的孩子们对她感到愤怒，尤其是胡尔达。那天之后她一连几天不得不去忍受同辈的戏弄，而小居纳尔也感到气恼，他不被允许跟妈妈一起上街四处乱跑；胡尔达不让他这样做，他扭着身体，在她怀里又打又哭，没完没了。也许没人看见我，玛格丽特试着安抚他们，何况无论怎样，偶尔享受生命何错之有？
何错之有？当然没错，难道我们大家不该偶尔冲出家门，为生命喝彩吗？或者说生命是如此不言而喻，如此理所当然的吗？我们多久才会跑上大街，为生命——那头疲惫的兽，那朵迎风的花，那种基调——庆贺一次？
可是没人看见她。当然，除了那个农民，他看不出任何保持沉默的必要，所以消息在码头上等待着奥迪尔，数小时后，他的船满载货物向岸边驶来，最近两年，他的船总是收获最多，可她却跑到大街上拥抱一个陌生人，歇斯底里地大叫。我没有大叫，她在抗议，我听到的可不是这样，他在怒斥，他刚进家门，在厨房里来回踱步，她坐在餐桌边，一天的风波后，她摆脱了沉重的黑暗，脸颊红润，美丽极了。她烤制了几个小时的饼干，尽管这香味让奥迪尔更觉饥饿，却无法平息他的怒火；反倒让怒火更盛。她为什么那样做，为什么那样跑出去，大喊大叫，衣衫不整，还雪上加霜地拥抱基尔丘博尔的西格蒙杜尔，拥抱所有的人！我不知道你认识他，她柔声说道，垂下眼睛，仿佛在和桌子说话。认识他，我不知道还有谁想认识那个烂透的乡巴佬，该死的酒鬼，算他走运，我上岸的时候他已经回家了，否则我会把他削成一片咸鱼；这他妈的到底什么意思？
她能说什么呢？
她该如何描述快乐把她制服，黑暗突然弃她而去，在一瞬间毁灭，把她的绝望变成生命的庆典，她该如何对他解释，假如她对那个她拦住了死神的夜晚和从那之后接二连三发生的坏事闭口不提？他永远不会理解。她在餐桌旁抬起头，看着奥迪尔，光线透过窗户，照着他英俊的脸，她仍旧看得见他让她倾慕的地方，让她沦陷的地方，它们一直存在，哪怕当初她远在加拿大，他们之间隔着一片汪洋。她看见了，感受到了，同时，某种东西拉大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无法丈量的距离，无法用言语、爱抚和亲吻弥合的距离，是什么横在他们中间，它的名字是什么，它是由谁创造的，为什么生命非要如此艰难和不公，为什么她非要这么倒霉，成为家庭的耻辱，为什么他不能去努力了解她，为什么他不能停止对她的愤怒，穿过厨房走向她，跨越那片淹没他强壮双腿的大海，给她一个关怀备至的拥抱，一个能给她安慰，让她睡上一觉就能驱散黑暗的拥抱？
她坐在餐桌边，又低下了头，就是这样，她把双手放在桌面上，它们曾经白皙柔软，不像现在皴裂得这么厉害。她闭上眼睛。哭泣。
我们哭泣，因为语言并不完美，无法一路抵达生命的至深处，甚至无法触及深渊的一半，我们的眼泪在语言停止的地方开始，它们是来自深渊——那片完好无损的深渊——的信息吗？
奥迪尔发现她的肩膀在抽搐，因为她在努力地抑制眼泪，起初这让他更加愤怒，因为当你愤怒的时候你只想保持愤怒，想发泄，他最想一路跑向山谷，把那个该死的娘娘腔拽出来，那个人见人厌的西格蒙杜尔，把他拽到他的农场上一阵好打，打碎他的烂牙和腐臭的内心，他一直让人难以忍受，带着一种令人极其厌恶，甚至愤怒的东西，可玛格丽特居然拥抱了这个男人，他随后传遍了整个村子，大肆吹嘘这件事，言语间毫不留情，他说她衣衫不整地跑向他，用她的胸脯蹭他，兴奋而急切地勾引一个汉子。奥迪尔细想了一阵，简直怒不可遏，他握紧拳头，而她开始哭了起来，再也无法克制眼泪，她哭了，他的怒火在一瞬间消散，如此突然，以至于让人心痛，他一下子感到无比空虚，不知所措，怒与怨的突然平复，既而消失，会让人空虚麻木，他的胳膊还悬在那里。要是他身在海上就好了，最好在暴风雨中，这样他的胳膊就有了目的。她哭了。要是他能把悬空的胳膊变成船桨，把自己变成一艘船就好了。
玛格丽特，最后他开口说，可他的声音如此嘶哑，以至于他说出的词和名字让人听不懂；那听起来更像是咆哮。
他清清嗓子，又试了一次，他说，玛格丽特，我亲爱的——于是又过了很多年。
* * *
(1) 水手日（冰岛语：Sjómannadagurinn），定在每年6月1日。首次庆典于1938年在雷克雅未克举办。
凯夫拉维克
——1980——
停滞是死亡的姐妹——
但左轮手枪在唱机转盘上
唱片封面在我们眼前
二月末，我和阿里一起把立体音响系统搬进他家的单户住宅，当时家里没人，他的继母和父亲都不在；阿里对此非常小心，他曾经带着谨慎和犹豫说过，他在攒钱买设备，立体音响，但这个想法并没有得到支持；事实上，它遭到了强烈反对。不过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们很快就能听见从真正的扬声器里传来的音乐了，我们终于能听见音乐的纵深和它纯正的力量。我们匆忙接通肯伍德扩音器、卡式录音机、唱盘和AR扬声器，我们的手指因为兴奋而颤抖；我们坐在他卧室的沙发床上，卧室里还有带书架的书桌、椅子和立体音响，我们把《希望你在这里》放在唱盘上，调高音量，让它响亮得在天堂都能听见，我们希望住在天堂里的人也听得见，尤其是早逝的她，六十年代末，她在维菲尔斯塔齐尔医院被死神带走，她骨瘦如柴，所以死神必须非常小心地抬着她，免得被她锋利的骨头割伤，必须非常温柔，免得把她打碎——不知死神把她带到哪里去了。每个人都会孤独地死去，我们的存在和安慰也许无法洞穿黑暗，这一点让人感到痛心。所以我们懒得去想，只是尽量把音乐声开大，大到足以在黑暗中听见，足以一路传到天堂，传到当一切终结我们将去往的那个地方，那时候树木停止生长，人们不再听得见言语，雨不再落下，阳光不再照耀，土壤不再馨香。当一切以一种我们不能理解，不想理解，也不敢理解的方式结束时，我们应该不停地、毫不犹豫地试着去理解，因为假如我们放弃不可能的事物，放弃捕捉生命之外的存在，我们就会失败，彻底失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补偿。
所以我和阿里才把音乐声放得这么大，只想让天堂听见，我们播放平克·弗洛伊德，这是一支想要改变世界的乐队，我们坐在他的沙发床上，听着熟悉的音乐，以前我们经常在单声道盒式播放机上播放他们的歌，播放机是三年前阿里用递送《冰岛晨报》挣来的钱买下的。上帝保佑我们，用单声道系统和用带有AR扬声器的立体音响播放音乐差别很大，后者为音乐增添了一个全新的维度，我们能听见更为浓烈的东西，所有的乐器听起来更清晰和精准，歌手的声音更圆润丰满，仿佛我们走得更近，对生活的理解更丰富。聆听好的音乐就像打造一条直通幸福的道路。当大卫·吉尔摩唱着“我多么希望，我多么希望你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把音量开得更大了，我们多么希望，我们多么希望；没有什么能衡量那种愿望，数字太有限，太愚蠢，太缺乏想象力，我们多么希望你在这里。人不可能衡量的渴望，也不可能理解它，描述它，解释它，那些有所思念的人心中总有一些黑暗，总有一根穿起悲伤的琴弦，只由时间来弹拨；我和阿里在这张专辑主打歌中听见了同样的悲伤，“多么希望你在这里”，我们一遍遍地循环播放，怎么也听不够，我们迷失在音乐中，忘了去看表，阿里的父亲雅各布和继母还在上班，可因为今天是星期六，他们不会太晚回家。我们忘了保持警觉，留意钟表，指针指向四点，指向五点，可假如你在为天堂播放音乐，你就可能忘记时间，可能消失在音乐中，无影无踪。卧室在摇撼。整座房子都在摇撼。“我多么希望！”音乐淹没了世界，充满每个角落，涌向下班回家的继母，她很疲惫，简直筋疲力尽，在她开门的一瞬间，音乐像惊雷一样迎向她，像一堆乌云，渴望像闪电从中劈下来。她直接走向保险丝盒，关掉电源。
安静像一个拳头，向着我和阿里的眉心击来。
后来，阿里花钱买了一副好耳机，距离上次的事还不到一周时间，他挨了继母和父亲一顿骂，理由是把钱砸在这么一个绝顶荒谬、毫无用处的东西上，一套立体音响系统，简直是一派胡言，你总不能拿音响当饭吃，何况客厅里已经有一套高级音响了，不是吗？家里没人的时候，他可以时不时地用它听音乐，前提是听的时候必须有点修养，不能像一个疯子那样用刺耳野蛮的音乐狂轰滥炸，让下班回家疲倦不堪的继母耳根子不得清净，是的，他们可以达成协议，让他偶尔在客厅里用音响听听音乐，这样他就不必把得来不易的钱浪费在这样无益又愚蠢的垃圾上。只要他把钱省下来，就能偶尔搬出去住，去体会怎么做个成年人，当然他也可能永远长不大，永远一事无成。起码不能靠着对妻子出轨。永远不可能。没有机会。
他们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局面几乎变得美好。
但这才是生活：某些事情对一个人来说是追寻意义，对其他人来说只不过是噪声和垃圾。很明显，在人类世界中很难找到平衡，而且我们似乎从未在相互理解上取得过任何进步。因此，我们懂得多少种语言也许并不重要，因为分歧、偏见和误解似乎是语言固有的属性，像杂草一样潜伏在言语中；除去音乐，我们或许永远不会因为任何事物走到一起。我们在音乐中存放自己的梦想，对更美好的生活、更美丽的世界的渴望，以及我们能克服缺点、嫉妒、软弱和虚荣的心愿。
也许吧，阿里在我们听完了他在赫尔约马林德唱片店买的第一张古典音乐唱片《巴赫精选》后说道。店主曾是赫尔约马尔乐队，也就是鲁尼·尤尔和居尼·索扎尔所在乐队的主唱，他和妻子一起看店，妻子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好像自己不在场，她经常把自己打扮得像是要去参加六十年代的舞会一样。我和阿里每个星期六早上去赫尔约马林德，头一天我们刚领完工资，每周我们都盼着这一天；店主很快就像老朋友一样招呼我们，在六十年代末，年轻姑娘们都为这个男人尖叫，把她们的围巾扔向舞台上的他，把写着爱的宣言和她们的电话号码的门票扔向他，把胸罩甚至还有内裤扔向他。他对我们没有一点架子，而且样子很高兴，凯夫拉维克的年轻人竟然对音乐感兴趣，更了不起的是，对音乐家而不是热门榜单上的歌手感兴趣，换汤不换药罢了，他说，并一起卖给我们一张奥斯卡·彼得森的唱片，一张佛利伍麦克乐队的很老的布鲁斯乐唱片，那时彼得·格林还在乐队中，他弹奏的吉他乐仿佛是眼泪做的，最后就是这张《巴赫精选》，他从一大排密密麻麻的白色唱片中找出来，除了巴赫，其中还有贝多芬、肖邦、格里格和莫扎特精选，白色唱片封面上一些永恒的碎片。听听这张，他说，并把专辑递给我们，脸上带着别样的微笑，仿佛他正手握一只天使收起的翅膀。我们也笑了笑，很真诚，可内心却怎么也想不通奥斯蒙迪尔曾给我们讲过的关于赫尔约马尔的故事，关于他们在西南区跳舞，当时内裤、电话号码和那些充满情欲的信息纷落在这位歌手身上，不过十年光景，他如今递给我们一只天使收起的翅膀，他在我们眼中是个中年男人，身材肥胖，他的脖子、肩膀和屁股上堆满脂肪，随着他移动的身躯来回摇摆，让他看起来几乎像个女人。当年把内裤、带着情欲的门票和电话号码扔给他的姑娘们现在在哪里；他是否给她们打过电话，如今她们还会期盼接到他的来电吗？时间改变了一切，把充满情欲的信息变成购物清单，把内裤变成胡佛袋；但最后我和阿里选择了《巴赫精选》，选择了天使收起的翅膀，我们回到家，把唱片放在唱机转盘上，赶在阿里的继母和父亲下班回家前，戴上巴赫和天使收起的翅膀，它在我们头顶铺展开来，我们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赫尔约马尔的前主唱脸上的微笑是那样别有深意。我们一边倾听，一边注视着蓝天，我们看见的一定是永恒，看见了它的美丽，看见了一种可能：这个世界和人的灵魂比我们想象的更美丽、更和谐。我们听着巴赫的音乐，想要流泪。
也许，阿里说，我们把一整张唱片听了一遍，有些曲子听了两遍，他说也许联合国安理会不该让任何一场会议开始，除非事先为与会者播放巴赫的音乐至少半个小时，因为假如任何人听了半个小时的巴赫却仍旧用恶意的和不合理的方式思考，仍旧渴望那些与美、和谐和正义为敌的东西，他就是个疯子。是的，我说，这样的人彻底疯了。
音乐可以驱散黑暗，把我们从忧郁、焦虑和消极中解放，让我们因为活着，因为存在而欢欣鼓舞、生机勃发；没有它，人的心脏就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星球。既然拥有一套这么好的立体音响，不用它播放披头士乐队的《左轮手枪》，不让这张唱片在唱机上旋转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咂摸着唱片封面和背面的相片，仔细看着改变世界的那四个人，琢磨着把他们连在一起的友情，这种友情以某种方式让他们变得战无不胜，并强化了他们的创造力。在唱片旋转时凝视他们。凝视与倾听。A面：《收税员之歌》《埃莉诺·里格比》《我只是在睡觉》。第四首歌是乔治·哈里森的《爱你爱到》。我和阿里从来不把这首歌跳过去，这显得我们很忠诚，他很有趣，我们说，很有趣，歌里有关印度的东西，不是通常众人皆知的污水，做得很好，乔治，我们可以叫你乔治吧，了不起的歌曲，也许娱乐感还差一点，但你在探索，可能过于认真了，否则这真是好音乐，奥斯蒙迪尔会这样评价。
《爱你爱到》在翻滚的印度旋涡中结束。在印度，人们一本正经地练习瑜伽，牛也很受尊敬。印度有雄壮的老虎和大象，我们不能忘记大象，什么样的人才会忘记大象呢，我和阿里喃喃自语，小声嘀咕，《爱你爱到》在锡塔琴琴音的旋涡中结束，唱片还在旋转，在两首歌之间的沉默中旋转。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时已傍晚，继母和雅各布在埃里屈尔和埃琳，也就是奥斯蒙迪尔的父母家玩桥牌，旋转的唱片进入沉默，或是空转时发出令人愉快的低沉的噪声，那种轻微的爆裂声，我们屏住呼吸，我们展开手掌，又合上，握成拳头。
紧握的拳头曾经一度是阿里祖父的情诗。
在内斯克伊斯塔泽的海滩上。
当然，我们坐在一九八〇年冬天的那间房子里，没得到一丁点儿与此相关的暗示，那时候铁托的心脏正费力地在人间挣扎前行，像一只衰老的爬行动物，像一个破碎的希望，看不见一丝光亮，而奥迪尔和玛格丽特都已不在人世，多么可怕，时间改变了一切。阿里记得她，但对祖父的印象却非常模糊，祖父去世的时候阿里只有三岁，他对奥迪尔的印象模糊得仿佛他从未存在过。不过他的荣誉证书挂在客厅里，就像一个警告：他的确存在过，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老人。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已经看不见在我们眼前静止不动的事物，它甚至会变成虚无，因为它总在同一个地方，纹丝不动，从不改变。停滞是死亡的姐妹。一旦你停滞不前，许多东西便开始死去，甚至包括爱，虽然它是宇宙的基本元素，上帝赐予的古老礼物，对死亡唯一真实的答案。奥迪尔死了，他走了，消失了，对我和阿里来说，他没在世上留下任何东西，除了挂在墙上的证书，一动不动，毫不显眼，只有在雅各布喝得烂醉，风度尽失，卸下他抵挡生活的盾牌并将之丢在地上的时候，他才会把证书取下来，读给阿里听。
对奥迪尔的表彰。喝醉的雅各布。继母的沉默。
《左轮手枪》还在唱机上旋转，唱片封面就在我们眼前，我们长久地看着封底的大照片，仿佛自己成了四重奏的一部分。唱片在两首歌之间沉默地旋转。仿佛它被卡在《爱你爱到》和《这里，那里，无论何地》的沟槽之间，不敢开始下一首歌，在沉默中旋转，在停顿中旋转，借机让我们回想这一切。下一首歌当然要开始；这个世界的耐心不会超过两首歌之间的停顿。阿里握紧拳头。握紧的拳头曾是奥迪尔的情诗。一百年前他在一片海滩上握紧拳头，几个小时后，玛格丽特说，假如我的裙子下面什么都没穿，你就会知道我爱你。一个人还有可能收到比这更美的爱的宣言吗？她裙子下面的确是赤裸的，得到这个宣言的男人太幸运了不是吗？尽管如此，生活将很快对他们亮出闪亮的尖刀，这一把把刀将割得他们伤痕累累。我的裙子下面什么都没穿，阿里的祖母说，她六年前过世了，最后几年她住在埃琳和埃里屈尔的家里，睡在他们家宽敞的前卧室里，她很苍老，头发稀疏而纤细，假如没人帮忙，她连裙子也脱不下来，恐怕再也没法在裙子底下赤裸着身体，也不会有人惦记着想看一眼，恰恰相反，我们恐惧老人的裸体，没有任何欲望去观赏那些衰老皱巴的身体，它们会让我们想起干梅子，很不自在地让我们想起那种无人能够逃脱的毁灭性的力量，让我们想起我们会衰老，会枯萎，想起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再没有人想看我们赤裸着身体，我们再也不能说，假如我的裙子下面什么也没穿，你会知道我爱你，因为这传到世界的耳朵里就像一种威胁，或是悲惨的笑话。假如没人帮忙，玛格丽特就无法脱掉裙子；直到最后，她兜着尿布睡觉，她的牙齿放在床头柜上一个盛满水的杯子里，她肿胀的双脚让阿里想起风干的老香肠，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夜里的她那样年轻，那样迷人，美式长裙下的胴体让人无法抗拒，东峡湾的山峰是赞美诗，对于我和阿里来说，它并不存在——在我们看来，它从未存在过。
因此——过去的每一段经历，无论大小，无论美丑，欢笑声和一只手的触摸，一切的一切迟早会消失在操场上，注定被遗忘，被摧毁，被消灭，却只是因为没人记得，没人想过，也没人存留下来，所以我们历经的一切都会渐渐化为虚无，甚至连空气都算不上，多令人痛心，这如此巨大的浪费，并推着我们走向虚空。一个人的生活充其量不过是几个孤单的音符，不成曲调，偶尔发出声响，却不是音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你讲述几代人的经历，这百年历史，抑或行星，彗星，这首流行歌曲，这张来自末世的热门榜单——因为我们想让你知道，玛格丽特曾经在一条连衣裙底下赤裸着身体，她的乳房小巧圆润，她纤长有力的双腿紧紧锁着奥迪尔，这样你就会知道，也永远不想忘记每个人都曾拥有青春，这样你就会明白我们迟早都会燃烧，满怀激情、幸福、喜悦、正义、欲望地燃烧，因为它们都是火焰，照亮黑暗，不让凶猛如狼的遗忘靠近我们，这火焰为生命加温，这样你才不会忘记去感受，你才不会变成墙上的一幅画，客厅里的一把椅子，电视机前的一件家具，一个盯着电脑屏幕的人，一个呆子，你才不会对什么都无所察觉，才不会变得麻木，才不会沦为权力的玩物、经济利益，才不会变得微不足道、冷漠无情，至多是一个神秘齿轮上的润滑油。燃烧吧——这样火焰才不会衰弱、消退和冷却，人间才不会变成一座冰窖，变成月球的另一边。
假如我的裙子底下什么也没穿，你就会知道我爱你。
阿里握紧拳头，我说了什么，最后唱针离开沟槽，《这里，那里，无论何地》开始播放。西格伦的右眼。她靠着拉达旅行车呕吐，没过多久她就脱去紧身牛仔裤，在拉达车的后座上分开双腿，让卡里，一个三十几岁、留着一脸黑胡子的有三个孩子的父亲，把硬邦邦的阴茎插进她的身体。三月的凯夫拉维克，我和阿里坐在他的卧室里，同一时间我们看见一个十月的夜晚，社区中心外一个农民的路虎车前座上，卡里的白色屁股正快速地起伏，像两个快乐的小男孩带着节奏不时从后座上探出头，博在唱歌，仿佛受到鼓舞：“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我在任何地方都渴望着你，但最渴望的是在一辆拉达旅行车的后座上。
有些歌曲像时光中巨大的红杉，
高飞的天使
有些事情改变了一切。有人死去，你就会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太阳系的行星，花儿怎样在细雨中低头，一个人吻你或不吻你，语言中闪烁的光芒都会不同。世界总在不断变化，没有正确的形式，我们也不知道上帝怎样看待它，上帝眼中的山是什么形状，它们是紫罗兰色的草药，还是古老的玫瑰，上帝的视野一定和我们完全不同，也许从天堂向下看，美国西海岸巨大的红杉就像高飞的天使。有些事情改变了一切，改变了我们的样子，我们看见的、感知到的一切——还有我们倾听的方式：这个冬天，我和阿里要把《这里，那里，无论何地》翻来覆去地听很多遍，才能再度爱上它，这两分二十五秒的时间。最后，我们彻底地、完美地融入了这首歌，沉溺其中，成为这一百四十五秒的一部分，感受着音乐固有的幸福和舒畅：有些歌曲像时光中巨大的红杉，高飞的天使。我们可以沉浸在歌里，不会看到卡里的屁股像魔鬼喷射的唾沫一样从拉达汽车的后座上方弹起。“我在任何地方都渴望着你。”麦卡特尼唱得格外忧伤；不到一周后，我们在合作社碰到了她。就在我们动身回南方之前，我们在饼干区碰到了她，当时我们的距离不超过一米，我们听得见她的呼吸，她把目光移开，可我们看见了她的嘴角，看见它们从一开始就有同样的悲伤，看见每一个雀斑，看见它们像亲吻一样。她把目光移开，显然决定无视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过是一首蹩脚的流行歌曲，排在世界末日的热门歌曲排行榜的第三百八十七位。我们想，好吧，原来她是这样的人，只想让老男人在后座上操她，还狂吐不止，好吧，滚蛋吧，我们会忘记你的，“再见宝贝，蓝色的宝贝，一切都结束了，蓝色的宝贝”。我们拿起一包饼干，弗仑牌的奶油饼干走了，把她从我们的生活中驱逐，三天后我们乘坐绿巴士南下，可它沿着布拉塔布雷卡坡向下开的速度太慢，所以我们无法忘记她的雀斑、她的嘴唇，更别说她那由列侬和麦卡特尼共同谱写的眼睛了，正因为如此，这个冬天我们仍然觉得用音响播放《左轮手枪》或《难过的一天》是件困难的事。“假如我爱上你”，我会把溅在你脸上的呕吐物擦去，扯掉你的紧身牛仔裤，在我该死的车后座上操你，我们的白色屁股像两个孩子快乐的脸庞，像一个咧开嘴的邪恶的笑。我们倔强地坚持听着这两张唱片，尤其是《左轮手枪》，期盼音乐能抹去我们的记忆；现在是二月，接下来是三月，铁托的心脏是一只老蜥蜴，一个破碎的希望，是变质的良心，我们反复听着歌，寻思着卡里有没有戴避孕套，或者及时拔出来，他是不是在用粗哑的嗓音低吼，她也在说，哦，卡里，宝贝，什么时候你想要我就尽管拿去吧，你是个男人，不是傻头傻脑的毛头小子，不是北极热门歌曲排行榜上的第三百八十七名，她拉起上衣，露出小小的乳房，它们本该伏在阿里的手心，像一声轻柔的低语。操，伙计，西格伦的奶头比葡萄干大不了多少，不知哪个农民的儿子这样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想到脱去她的衣服，爱抚她的肌肤，一连几个小时，我们都渴望把自己的手放在她小小的乳房上，毫无疑问，它们像黎明一样美丽，仿佛一滴眼泪，一颗坠落的星星。我们坐在路虎车里，比约吉唱着，“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我们直接对着瓶子喝酒，大口大口地喝，接着溜回社区中心，这种耻辱，这种拒绝就像一对匕首插在我们背上，世界多么丑陋，它真丑陋，丑陋，丑陋，丑陋。
“我在任何地方都渴望着你。”
甚至在凯夫拉维克。我们甚至在那里都渴望着你，想念着你。
我们反复听着《这里，那里，无论何地》，听着《假如我爱上你》，情况在渐渐变化，我们渐渐开始享受它们，跟随音乐一起，一起哼，一起叹息，全身心沉浸在歌曲里，我们脑海中没有卡里的屁股，也不记得在饼干区碰上她的时候，她是怎样把目光移开的。我们漫不经心地随手抓了四袋奶油饼干，而不是一袋，迫切地想要表现出自己的满不在乎，让她知道她根本不重要，从来不是那颗划过我们生命的彗星，不是《纽约时报》上的头版头条。我们迫切地想让她看见，对我们而言，她的确一文不值。
鱼没有脚，
有人要出海了。
此行定然不顺
世上最古老的著作，古老到无法说谎的著作这样说过，命运安住在黎明中，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小心，抚摩头发，用最美好的言语交谈，支持生命。
其实我们有时候像裸露的伤口一样醒来。手无寸铁，脆弱无助，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第一句话，第一声叹息，取决于你醒来的时候怎样看待我，当我睁开眼睛，从睡梦中苏醒时你怎样看待我，在那个陌生的世界，我们不一定是同一个人，我们会出卖那些我们永远没想过要出卖的人，我们会创造丰功伟绩，会飞翔，死者生，生者死。有时候我们仿佛能看见世界的另一面，一种完全不同的模样，仿佛有人在提醒你，你不一定是你理应成为的那个人，生命变幻无穷，而且——很不幸，或者感谢上帝——向着崭新的、意想不到的方向前进永远为时不晚。可后来我们苏醒了，是这样脆弱，敏感，不堪一击，于是一切都要依靠那些最初的时刻。一天也许就是我们的一生。所以小心你看待我的方式，对我说美好的话，抚摩我的头发，因为生活不会永远公平，也绝不会一马平川，我们常常需要帮助，所以带着你的言语、手臂和陪伴来找我，没有你，我会迷路，我会在时光中破碎。请在我苏醒的时候陪在我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