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清晨，这间单户住宅总是少有人音。
继母早上七点就要去上班，阿里走进厨房的时候，她已经出门了，雅各布一个人坐着，面前摆着粥，他撒了一些白糖，也许是因为那天早上没人满怀深情地看他，而他也没有兴致勃勃地去看任何人，所以他机械地喝着粥，呆呆地看着前方，阿里出现的时候，他打开了收音机，因为他们之间的沉默让人很不愉快，很难适应。播音员正在谈论埃夏山，谈论它的外观，光线照在山上的样子，仿佛它对于住在凯夫拉维克的我们很重要，我们可以对你描述大海的颜色，黑色的熔岩——土壤的诅咒，还有风，本族语言中现存的所有词汇也许都不足以描述它，可今天早上的埃夏山是不是紫罗兰色，明天早上是不是如永恒一样的洁白，后天早上是不是像古老的冰岛幽灵一样的红褐色，对于我们又有什么意义——随后播音员放起了爵士乐，或者贝多芬的第(1)12交响曲1。接下来是新闻，阿里和雅各布听着有关铁托心脏的报道，它是一只老驼鹿，蹒跚地走过这个世界。他们几乎什么都没说，甚至没说早上好，更不会说再见，他们只是一边吃饭，一边看报，我们对世界的印象，接着一个去鱼类加工厂干活儿，另一个继续去工地盖房子。也许雅各布想起了东峡湾的山峰，想起他对它们的思念，思念着仍有可能听见永恒的清晨，他想起父亲奥迪尔，他的尊荣与光辉，像一座高山屹立在自己的生命中，或许是最高的那一座，他想起玛格丽特，他的母亲，想起他的兄弟索聚尔和居纳尔，他们也有些像山；山影响天气和阳光，山是基准，它们站在离天堂更近的地方，比我们这些世人更近。他喝完甜粥就去上班了，去那个树脂把一切都黏合起来的地方上班。
幸好每个周四清晨情况变得更好，周五清晨自然也不在话下，生活堪称美好，能感觉到公正和渴望，雅各布的确变得愉快又诙谐，他会评价报纸上的某篇文章，或是谈论某场体育比赛的结果，并与阿里交谈，仿佛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事了，阿里在椅子上坐立不安，急着把粥喝完，烫了自己的舌头，接着冲出家门，飞也似的逃离了父亲的闲谈与欢快，他飞奔出门，还父亲一片清净，这样他就能毫不担忧地往咖啡壶里倒上一些伏特加了。只要他离开，父亲就不用找借口去洗衣房、车库、储藏室，或者不管什么地方，只要能让他藏起酒瓶。上帝保佑我们，这个世界是多么野蛮与不公，假如继母出门上班之前找到他的酒瓶，就会把里面的酒倒掉一大半，再兑上水装满，真是个蛮不讲理的臭婆娘，如此一来，雅各布干活儿时喝上的第一口咖啡实在令人失望，寡淡无味，就像这该死的生活，他真想把咖啡壶扔到离他最近的一堵墙上摔碎。假如真让她找到酒瓶的话；假如她真想大费周章去找的话。清晨不到七点，继母穿过半睡半醒的凯夫拉维克，无论天气如何，有时月色明净，有时天色阴暗，大雪纷飞，有时遇上暴风雪，有时刺骨的寒冷甚至能把人的念头生生锯断，迫使人们低头走路，那样子就像在祈祷，就像在祈祷上苍的仁慈。她倔强地前行，有时反倒对险恶的天气心存感激，感激风的嘶吼和冰雹的捶打，哪怕风像一群暴怒的公牛，她也感到愉快，特别在她起床困难的时候，或者黎明时分与疼痛有关的事情在等待着她的时候。
继母在风中挣扎，雅各布把伏特加倒进咖啡壶，阿里穿上外套，脑海中想着在他梦中出现过的翅膀，它们是红色的，他可以乘着翅膀在不同的世界之间翱翔，进入死者的世界比乘坐巴士去雷克雅未克更简单。他出门走在风里，想念他的翅膀。他在猛烈的风中跋涉，就像半个小时前的继母那样，她弯着腰向前走，用尽全身的力气逆风而行，也许在想，我以为生活会不一样。
六十年代末她爱上的那个雅各布究竟怎么了？那时的他好玩、有趣，是个非常勤劳的工人，又有点敏感，为什么现在我很难看见他好的一面，是我的眼睛背叛了我，还是他已经变得很糟？我还能原谅一个在周四、周五或周六晚上喝得烂醉后回家的男人，一个对我大喊大叫，说我疯了，说我可以用沉默干掉他的男人吗？假如他从星期四就开始喝，直到星期天酒还没醒，并把我们所有的钱都挥霍在酒精上，还振振有词地说我们买不起新家具和好厨具，那我又有什么搭理他的必要？过去三年，他曾两次花光整整一周的工钱，在外狂欢一整晚，和他的牌友豪饮，去格洛津餐厅，打肿脸充胖子，给每个人买酒，对着宇航员的相片干杯，那些星星的英雄，嘴里喊着飞行、群山和男子气概，黎明时分才回到家中，一脸醉态，根本走不了直线，要么在酒后的自怜中抱怨，要么咒骂，他对着她好一顿痛骂，说她和他的前任老婆比起来糟糕得多，阿里的母亲，那个死去的女人，横在她和两个男人之间，雅各布和阿里。我们怎么争得过那些年纪轻轻就死去的人，那些安睡在我们记忆中的人？年复一年，他们倒是越发善良和美丽，而我们这些人却越来越老了，胖了，看着自己的乳房下垂，步态僵硬，眼中的神采逐渐黯淡，思想失去了光芒，我们会犯错误，说一些愚蠢或笨拙的话，让自己难过、心痛甚至走向毁灭；但死去的人从来不会犯错，从来不会在清晨让人不堪忍受，从来不会在早餐桌上放屁，从来不会把穿脏的内衣裤丢在浴缸边，从来不会心情不好，从来不会有失公正、自私和乖戾，死去的人做的所有事就是在我们的记忆中闪耀光芒。
我怎么争得过她呢，继母很纳闷，她在大风中穿行，潮湿的狂风，她不得不一个人把风劈开，她知道没人会扔给她一个救生圈，这种认定让她坚强，让她倔强，让她的嘴更坚决，也许更顽固，可这是生活的过错，不是她的过错。雅各布昨夜很晚才回家，在打完桥牌之后，每周四他都会在凯夫拉维克的桥牌俱乐部打牌，你是指酒鬼俱乐部吧，她有时会这样说，她清楚自己不该说出来，清楚这样说招人烦，也清楚这样说话只会让一切更加艰难，但她不能总这么压抑自己、控制自己，就像某种未知的力量正迫使她说出充满讥讽与伤害的话一样。雅各布昨晚牌打得很糟，一整晚手气都很差，这不正常，他说，身上的酒味很大，目光涣散。是不是你喝得太醉了才分辨不出红桃和方块呢？她不无挖苦地问，她清楚用这样的语气问这样的问题显然很不明智，也清楚她脸上轻蔑的表情是他不堪忍受的，会让他在失意的时候感到窝火。他曾经那样温柔和敏感，假如她也回以温柔，他甚至可能会伏在她的膝上大哭，或许还会提起他母亲，说他有多思念她，说他梦想去过更好的生活，一种不同于她所经历过的生活，这样想让他很痛苦，他或许会说她过得并不幸福，这一点她在日记里写得很清楚，埃琳保留着她的日记，直到现在，雅各布都不愿去读，也不敢去读这些日记；或许他会说起阿里，说他们仿佛不认识彼此，完全形同陌路，互相无法沟通，“我的儿子”，他会这样说，“儿子”这个词在他口中仿佛是语言里最脆弱的词——或许她还会劝他别去阿里的卧室，别用他的伤感和满身的酒气吵醒阿里。
但愿她能回以一点温柔。
但愿。
可是她不行，她就是做不到；她对生活的不满太多，她愤怒是因为他大醉后回家，是因为这已成了家常便饭，这就是为什么她抱起胳膊告诉他，她是怎么处理掉他的牌，告诉他也许他分辨不出红桃和方块，让他看见自己脸上的轻蔑。够了。她没让自己忍受他多愁善感的抱怨和酒后的眼泪，可与此同时也沦为了愤怒、无理和辱骂的目标，她以牙还牙，用尖锐的话保护自己，可悲的是这些话张口就来，能轻易用作匕首。一切肯定会变得更好，更容易，假如他学着控制自己，抑制自己。他打过她两次，打得不重，也不敢打得重，或者是喝得还不够醉，他接着辱骂她，说她不仅性冷淡，还长得丑，是不祥之兆，是他生命中最坏的东西，他把他能想到的最重的字眼都扔给她，重得让他在清晨懊悔不已，他还记得这些话吗？她想，风中的她步履艰难，大风似乎想把一切都撕成碎片，把一切都吹走，净化这个充满歹徒的国家，可风却无法吹起她，她的不幸稳稳地压住她，是她衣袋里的两块大石块。她劈开风、时间和生命，来到她工作的地方，米兹内斯冷冻厂，凯夫拉维克最大的一家工厂，拥有规模庞大的加工公司，无数船舶停在海上，八十名员工在陆上工作，它还有全西南区最大的速冻间，连美国军方都租了其中的一部分用来储藏食物：供士兵及其家属食用的火鸡、牛肉和午餐肉——每个星期五的午后，一辆卡车从基地开过来，载满了下一周所需的食物。负责基地冷冻食品储存的军官把火鸡运到办公室分发给员工，每人一整只火鸡，老板一个人两只，凯夫拉维克的一些家庭总能在星期五晚上吃到鲜嫩多汁的火鸡，这已经成为被广泛认可的传统，多么奢侈！这位军官长相十分英俊，个子很高，是一名越战英雄，他显然具有意大利血统，皮肤黝黑，眼睛明亮，还有一头黑发和丰满强壮的胸部，动起来就像一头黑豹。当他出现的时候，加工部的一些女工总会频繁地歇工抽烟，不管天气好坏，她们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不抓住机会去仰慕无限美好的事物？他有时会加入她们，和她们一起抽烟，一起调侃，一起大笑，他真是帅得要命，他自己也清楚，管他呢，一年要是有一两次，你知道，能让他钻进我两腿中间也不错，女人们笑着说。继母从不参与这些事。你疯了吗？她宁愿被枪毙，也不愿站出来为一个美国军官精心打扮，阿谀逢迎，表现得像一头发情的母牛。不过她偶尔也像她们一样，抽支烟休息一下，她不经常这样，只在生活变得更糟的时候，变成仙人掌、拳头和流沙的时候；每逢这样的日子，走出大楼，去下面抽烟就是件惬意的事，她可以一个人不被打扰地靠在工厂光秃秃的墙面上抽烟，凝视着大海，什么也不用思考，什么也不用做，除了抽烟，看海——她那来自北方的老实巴交的朋友，童年的伙伴。在海边，所有悲伤都能被安抚。
差一点。
她吸了一口，让肺部充满烟雾，甜蜜的毒药，为何如烟草这般美妙的东西却是有害的、肮脏的，让你的肺部充满黑色的焦油？
继母靠着大楼灰色的水泥墙，闭上眼睛体会这一刻，体会她耳中的大海，海用昔日的声音和她说话，她只需要闭上眼倾听，就会回到北方，她在那里徘徊，在此刻数也数不清的荒野和山脉背后消失，消失在北方和过去。当她睁开眼睛看表时，她看见一个年轻姑娘在海边湿滑的岩石上小心地探路，她害怕滑倒，走得很慢，慢慢往某一个方向走，去哪儿都无所谓，因为前方除了湿滑的岩石什么也没有，一些岩石的表面覆盖着海藻，然后是海水，是大海。继母抽着烟，快抽完了，还剩三四口，她想一个人静静地享受，因此在心中暗骂这个姑娘，她以为她是谁，不好好工作，跑到这里打发时间，穿着工作靴在湿滑的石头上摸索着前进，摇摇摆摆，一脸怪相，竭力保持着平衡。继母认出了这个姑娘，她也来自北方，她认识她的母亲和继父。真该死，她喃喃地说，因为姑娘没有停脚，尽管她的前方只有大海和雷克雅未克，在三十千米的海外，或是西边的斯奈山半岛，离她至少有一百千米的距离，天气晴朗的时候能看得见，那时候日子像孩子一样快乐，冰川是天堂的颂歌；它是冰岛的最高荣耀之一。可今天看不见冰川，离它很远，也几乎看不见雷克雅未克。这个傻姑娘既不停下，也不犹豫，她走入大海，两千年前耶稣曾在加利利海的海面上行走，向几个渔夫施以魔法，从那以后，再没有人能走在水面上。这个北方来的姑娘走下岩石，一只脚立刻踏进大海，另一只脚也随后跟上。你看，没有人能在水面上行走，这就是为什么鱼没有脚。
她到底在搞什么？继母心中纳闷，尽管她什么也没做，只是看着，这一点也不像她，她是个闲不住的人，她不会把任何东西丢在地板上和桌子上，或者扔在椅子上不去收拾，她会把东西放回原处，不管是在自己家还是在别人家；你来找我之前，我总会把家收拾得格外干净，雅各布的妹妹、奥斯蒙迪尔的母亲埃琳说，有一天埃琳会在德国的首都遭遇一场车祸，被一辆黑色的奔驰车抛出三米多远，很快她的生命之火就会熄灭，那美好、温柔的生命，其因宁静而美丽，要是我们的语言能为你完美地描述她该有多好，这样你也会思念她，我们才有我们的价值；你来找我之前，我总是把家收拾得格外干净，她总是这样说，对着继母亲切地笑着，继母也回以微笑，埃琳大概是这世上唯一一个让她愿意报以信任的人，就像她面对大海时那样。
海水淹没了那姑娘大腿的一半，她继续向前走，也许走得很慢，却很坚定，仿佛那里有人在等她，她迫切地前去赴约，一个溺水的船员，一只男性人鱼。她到底在搞什么？继母重复着，可她什么也没做，只是看着，像一个最卑微的懦夫，低头看见手里的香烟不知所谓地燃烧着，她把香烟举到唇间，吸了最后一口，品尝着烟草气，突然她仿佛醒了过来，怪异的麻痹感退去，她意识到这个傻姑娘可能想淹死自己，她走得太远了，海水已经没上了她的臀部，她还在往前走。继母扔掉烟，向着姑娘的方向冲去。
她已经二十年没奔跑过了。从她十几岁的时候在北方算起，说实话，她已经忘了怎样奔跑，忘了奔跑的感觉，身体内部有什么样的反应，以及血液是怎样循环的。她从冷冻厂一路跑向大海，遗忘已久的动作唤起了她对北方新的记忆，如此强烈，如此清晰，仿佛她同时在两个地方，两个不同的时代奔跑；在凯夫拉维克，在寒冷刺骨的风中，也在北方，她还是个十二岁的孩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跑到自家绿色的牧场，冲上前吓跑羊群，羊儿穿过篱笆间的大洞，贪食着草地上鲜甜的青草。她跑过草地，在阳光下，怡然自得，天空是蔚蓝的永恒，蔚蓝的微笑，血液在她体内欢唱，因为活着如此有趣，因为她浑身满溢着生机和对生命的热望，尽管这个夏天很多事都改变了，连奔跑都变得有些不同，因为她刚发育的乳房轻柔地起伏着，在她的胸膛上颤动，就像有人贸然闯入其中，她也不能完全确定该以此为傲或是羞愧，可有关这一点，她并未多想，只是在那个夏日欢跃地跑进牧场，永恒似乎带着幸福和阳光降临大地。她像个孩子——几乎像个少年——一样奔跑，跑过昔日的牧场，轻盈又顽皮，像一匹小母马，同时，她也身为一个生活在凯夫拉维克的三十多岁的女人在奔跑，穿着靴子和长过膝盖的白围裙，她几乎没有意识地迅速解开围裙，接着蹚进海水里，开始喘气，冰冷的大西洋猛地将她从过去、从记忆中拽回来，她胸脯的重量和僵硬的身体让她感到她已不再是一匹小母马，不再是永恒的玩伴，它走了，就像其他愚蠢的幻想一样。大海唤醒了她，让她全神贯注，她快速地向女孩蹚去，水越来越深，再过一会儿她就不得不游起来了，她轻轻地移动，没有尖叫或者大吼，她觉得这样做似乎会让姑娘受到惊吓，就像她记忆中的羊群，或许她会因此游得更远，而不像现在这样缓慢，仰面漂浮在渐渐收紧的海浪中，凝视着灰色的天空，因为一个求死的人没有必要匆忙行事，等待他们的只有死神。这姑娘让自己漂浮，接着开始下沉，因为她想淹死自己，想从生活中消失。不，继母喘着气，不要，假如我能帮你。继母用胳膊抓住她，姑娘开始大喊，她先是大喊，接着尖叫、乞求、命令，放开我，随后加上一句，你这该死的婊子！没人能在我眼皮底下淹死，继母一边说，一边努力躲开姑娘的拳头和指甲。西加，她就是西加，就是一九七六年一月的一个清晨我和阿里遇见的那个姑娘，正是那个被戈用脚死死踩在地上，那个跳上卡车说“假如我错过这个，那真是浑蛋”的姑娘，可是才过了四年，她却想了结自己，而且差点达到目的，要不是继母心情不好，出来抽烟休息的话，因为生活不易，继母说过，有我在没人会淹死，她说得很平静，仿佛正走在街上和别人对话，或是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隔着篱笆和邻居交谈，但语气却带着某种绝对，某种像山一样难以逾越的事物，所以西加不再挣扎，不再用手打继母，不再抓挠，也不再咒骂，身体顿时软下去，任继母带着她游回岸边，游向湿滑的岩石，游向她极力想要逃离的生命。
* * *
(1) 原文如此，贝多芬并没有第112交响曲，此处可能为某贝多芬音乐集中的顺序。
北峡湾
——过去——
大海让我们成为男人——
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一天
我们一起记住这一点：大海比日常生活更宽广。
你能在海上找到安宁。在那里你能找到一种广阔和高深莫测，用以安抚、宽慰和减少生命的种种困境。人们在陆地上有各种烦恼、摩擦、挫折、相处的需要和义务，你凝视着海浪，感受存在如何在你的胸膛里平静下来。接下来也许会起风，海浪高过船头，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而波谷那样深，你几乎能看见海底，仿佛它正升向海面，要把你带走。寒冷和潮湿，艰苦和辛劳，把鱼从海里捞上船，不管天气怎样都要将它们淘洗干净，不管是风和日丽还是霜雪交加。船艺就是自由。不过自由也在于你知道自己不能依靠任何人，任何一个人，也绝不能依靠你的祷告，因为天堂的仁慈被远远抛在岸上。你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大海让我们成为男人。
这句话，大海让我们成为男人，如同劝诫深入了他儿子们的内心，索聚尔和居纳尔，还有后来的雅各布。一条劝诫，一个基准，第十一条诫命。
还不到十三岁，索聚尔就已成为一名成熟的舱面水手。
他从七岁起就跟随斯莱普尼尔出海打鱼，除此之外，他也会陪着特里格维驾驶着他的小船在近海活动，可这些事情并没有让他成为真正的水手；他依然只是个小男孩，和邻家的孩子一起上山、去海边玩耍——不过现在他快满十三岁了，生活突然板起面孔，这就是奥迪尔所经历过的，对索聚尔而言也一样，当然，他不是奥迪尔，他和父亲不完全一样，远远不同；索聚尔有些遗传母亲身上的幻想，爱读书，会写诗，尽管只是偷偷地写，不给任何人看。他在北峡湾出生，在一个村子里长大，在那里，人的生命总在和大海较量，奥迪尔的话，第十一条诫命，大海让我们成为男人，如同他血液中的交响曲。他首次以一名成熟水手的身份出海是在春天，他兴奋得几乎睡不着觉。他渴望得到机会证明自己，以水手的身份走遍整个村子。
他应该先开始学会和陌生人相处。这会更好，奥迪尔对玛格丽特说，和陌生人一起做事会让他更快得到锻炼，让他更独立、更坚强。在你还年轻时，学习是非常宝贵的，说到底，你永远都是孤身作战，除了自己，你无法依赖任何人。
当玛格丽特看着大海，想着索聚尔的时候，她看不见奥迪尔看见的景象；她看不见祝福和自由，只看得见危险、苦难和一个充满亵渎的冰冷潮湿的世界。一个人的一生中究竟有多少个世界？她最希望的是让索聚尔和她一起待在家里，永远，可这是一个天真的女人的幻想，她很清楚，她清楚没人逃得开生活，也清楚海上的生活几乎就是他的命运，尽管他也爱幻想，可以一连几个小时钻进书丛里不见人影，做一个好学生；他也总是被大海吸引，梦想在那里证明自己。她清楚这是生命的循环与节奏；农民的儿子在羊舍终其一生，而乡下的男孩则在海上。同时，看着他离开家，以水手的身份和陌生人一起走向岸边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她几乎不忍去看，必须抓住什么东西，必须牢牢抓住，才不会追上去把他拉回家，用蛮力和眼泪把他拉回安全地带。这样做当然不可原谅。索聚尔不会这么容易就原谅她，奥迪尔永远也不会。要她看着他离开，她的心该如何承受？他才十三岁，他蓬松的暗金色头发，他温柔而坚定的性格，不易察觉的敏感，他含笑的眼睛。生活在索聚尔面前总是更服帖，早上叫醒他从来不是问题，他对兄弟姐妹们很耐心，在同龄人之间也颇受欢迎——虽然奥迪尔离家出海的时候，他会溜上他们的床，睡在她身边，像一只困倦的小狗跑向她，她搂着他，用胳膊感受他又长大了多少，在她的手掌下，一个孩子的心脏在跳动，在给她安抚，他们都睡着了，就这样睡去；生命中最珍贵的瞬间很少发出声响。
看着他离去多么艰难，一大清早天还没亮，这是一天中我们最敏感的时候，几乎毫无防备，在这个时候看着他下山，越走越远，走向大海，船和航行在那里等待着他，她抓住了什么，他故意拉开自己和家之间的距离，在一瞬间，他是个大人，下一瞬间，是个孩子。其他几个孩子尚在睡梦中：三个女儿，只有一岁的埃琳，九岁的奥洛夫，十一岁的胡尔达，还有四岁的居纳尔。他和胡尔达两个小时后才醒来，为母亲没有叫醒他们而感到愤怒，他想看着自己的哥哥离开家，走进成人的世界，那不仅相当刺激，也充满危险——他已经迫不及待地盼着他回家了。居纳尔相信这第一次庄重的出海会给索聚尔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几乎会变成和他们的父亲一样的人，而你呢，妈妈？他一边说，一边咬着一块咸鱼，两条腿耷拉在凳子上不停地晃动，你不得不嫁给索聚尔，和他一起生活，也许你能让木匠比亚德尼给你做一张更大的床，能把你们俩都装下，但我可不打算叫他爸爸。假如他把他的小折刀送给你呢？胡尔达问，她已经准备好出门去腌鱼了，她虽然个子矮，却总是精力十足，踏实肯干，她的胳膊很壮，打架的时候能轻易撂倒和她同龄的男孩。让我保管，永远？是的，永远；它会成为你的小刀。那我就会在周日和周三叫他爸爸，居纳尔这样回答，他要和姐姐一起去烘干厂，帮她把鱼翻身，他如此渴望长大，几乎无法安静下来，有时他会让索聚尔把自己的胳膊向上拉，期望这样伸展四肢他可以长得更快。
这将是玛格丽特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天。
她不停地透过厨房窗子向外望，有时使用望远镜，有时不用，希望能找到那艘载着索聚尔的船，她是如此焦虑不安，无法忍受孩子们围着她，她把所有的专注和自控都用来缓解自己的恐惧，阻止自己爬上床，在痛苦中屈服，阻止自己会冲向岸边，就近坐上一艘划艇，划船去寻找她的儿子，他还是个孩子，拥有痛苦而敏感的梦想，他这样温柔，这样善良，有时会不断亲吻她的脸，天真的吻，会说动听的话，这个世界因为他的话而美丽起来，她凝视着大海，感到无比恐惧，害怕与这些粗野的男人为伍会毁掉他，他们蠢话连篇，充满亵渎，他们对女人的谈论粗鄙又庸俗，把女人的阴部和乳房说得下流不堪——也许索聚尔会带着不堪折磨的耳朵和受伤的心回家，他温柔的眼睛会质疑地看着她。
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一天？
至少可以说，时间过得如此缓慢，假如玛格丽特拥有炸药，她会制造一个强力炸弹来催促时间。索聚尔和水手们相处得越久，他们就越有可能改变他，把他从她身边带走。她照顾女儿，洗衣服，擦洗厨房的地板，给居纳尔刻了一把剑，他正在南行，向着圣地进军；快点，妈妈，他说，军队在等着我，我要在索聚尔从海上回来之前回到家。
终于，夜幕降临。
它在降临，伴着一丝黑暗和几颗星星，接着起风了，峡湾上空的云层变暗，峡湾的空气冷起来，玛格丽特的心突然暗了，她感到血液开始冻结，风势渐强，下起了雨，孩子们跑进屋，包括居纳尔，他必须大大缩短军队征战的时间，当他让母亲为他包扎伤口的时候，显得生气又伤心，他的伤口很深也很多，可她只是说，好的，好的，没事的，然后继续来回踱步，看着窗外，把东西从橱柜里拿出来再放回去，后来她不再往外看了，再也无法忍受，再也不想去看大海已经多么黑暗，几乎就像多年前和她对视过的那双漆黑的眼睛；漆黑而深邃，像两座坟墓。她继续用荒谬可笑的话回应几个孩子，举止也很怪异，居纳尔几乎要哭了，后来胡尔达说服妈妈让她给他们做晚饭，她的常识告诉她，这能帮助玛格丽特集中精神。唱歌吧，妈妈，她又说，唱几首美国歌曲。玛格丽特唱起来，她心不在焉地听从建议，开始做晚饭，唱起她在加拿大学会的歌曲，她给孩子们唱过很多次，正唱着，门开了，他们进屋了，父亲和儿子，奥迪尔先进来，但他等了等儿子，他踩着母亲的歌声进门，精疲力竭，却依然挺拔、骄傲。玛格丽特立刻停下来，仿佛她的声音被切成两半，她看着这两个并肩而立的男人，奥迪尔紧握拳头，就像很久以前的那样克制着自己，不让他的骄傲太过明显，索聚尔像一支箭一样站得笔直，他已不完全是清早离开家门的那个人了，他看着母亲，她必须苦苦压抑自己，压抑着心底巨大的力量，不去呐喊，不去拥抱和亲吻他，这几乎让她感到疼痛。居纳尔站在餐桌旁，他战斗了一整天，身上还带着伤，他张着大大的嘴巴看着哥哥，脸上带着显而易见的仰慕，胡尔达忍不住发笑，玛格丽特也笑着说，我的男子汉们一定都饿了。她看着奥迪尔，他们四目相对，他们也正想要四目相对。
所以我们的确拥有美好的瞬间。无论怎样。
凯夫拉维克
——现在——
小美国；过去在一场电视直播里
十二月，正值冬天，无论是下雨还是下雪，没有哪里的天空比这里更远离大地，对天使们来说，飞行的路途太遥远，成群结队去冰岛的游客只是在往返于莱夫·埃里克松航站楼时途经这座小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来这里，他们都错开了它，仿佛凯夫拉维克根本不存在。我和阿里还记得八十年代末航站楼开通的那一天；电视上进行了直播，在贝格斯塔扎斯特赖蒂一座四层楼的顶楼，我们定定地坐在屏幕前，心里充满自豪。这个小国家居然能建成这样一座豪华机场，来取代美国军区深处的老机场，它坐落在一座荒废的老建筑里，看上去就像篱笆后面一匹衰弱不堪、一脸苦相的马，展示着美国徽章；就像某种证据，证明我们太弱小，无法自己站起来，若不倚仗美国的势力和金钱，我们甚至出不了国门。在莱夫·埃里克松航站楼建成以前，外国游客来到这个国家之后看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美国，仿佛冰岛是一个“小美国”，美国的殖民地。这对我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没什么帮助；很难想象外国游客不得不降落到荒地上的米涅斯荒原，周围全是熔岩，它们有时看起来就像魔鬼的念头；仿佛现实的冰岛只不过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嶙峋的熔岩、寸草不生的荒野，以及凯夫拉维克——最黑暗的地方，风的战利品。这伤害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所以拥有这座豪华的航站楼简直妙不可言，红色和水泥灰的外体拔地而起，俯瞰四方，就像在庄严地宣称冰岛独立了，就像约纳斯·哈德格里姆松(1)所作的诗歌那样美，航站楼的墙上挂着有关冰岛风景的巨幅相片：瀑布、山脉、温泉，平静而阳光明媚的草地上吃着草的马儿，以及身穿羊毛衫的金发如云的漂亮女孩。相片上的冰岛不是米涅斯荒原或者凯夫拉维克，完全不是，连边都不沾。这就是为什么从机场通往城镇的道路铺得那么好，镇上的没有配额的生命全都倚仗基地，国家的尊严仿佛都依赖机场航站楼的风光。可是后来军队撤离了；如今我们该怎样描述凯夫拉维克，该用什么措辞——你能把一个失去一切的城镇称为什么？
我和阿里观看了莱夫·埃里克松航站楼的正式开幕仪式。
现场直播。奥马尔·拉格纳松(2)坐着他的塞斯纳飞机在上空盘旋，让我们得以从空中观看这座建筑，从众神和游客的角度。嘿，我说，你看，那里是德朗盖岛的烘干架，我指着那些架子，它们就在离航站楼几千米远的地方，这一点也不丢脸，我们在架子上挂过那么多吨的鱼，在各种各样的天气下劳作，经历过最艰苦无常的冬天，并在夏天将它们拆除，那时荒野悄悄地、羞怯地、犹豫地露出它美妙绝伦的景色，仿佛害怕遭到嘲弄；这并不丢脸，虽说有些奇怪，我们单调又孤独的日常生活突然被搬上了电视屏幕，还是整个国家都在收看的现场直播！我们的过去，现场直播！遥远的过去；我们认为有些事情已彻底在我们的生命中消失，一去不复返，可就在这张旧书桌上，破电视旁边放着一份几乎完整的手稿，那是阿里的第一本诗集，想必里面都是些意义非凡的句子，想必它们能够照亮世界：
晨光凝成阳光；
就此停住／在这家肮脏的酒店／厕纸过期；
日子已不属于我们，而她，遥不可及。
我们两个都深信这本书的出版会让社会大吃一惊，它将成为一件大事；兄弟姐妹们，请注意，即将改变世界的文字就要诞生了！可最终这些文字什么也没改变，当然，我们的生命除外。我们印刷了五百本，计划将它们作为第一版，期盼很快可以再版，我们等待记者的来电，但唯一确实的回应是埃琳打来的电话，她是阿里的姑妈，奥斯蒙迪尔的母亲，阿里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她了。一天清晨，不到八点她就打来电话，语气非常热情，她刚在报纸上读过关于这本书出版的新闻稿，想要预订六本。她和阿里聊了一会儿，带着前所未有的愉快和亲切，但聊着聊着突然哭起来，因为她提起了她的母亲玛格丽特，说母亲要是能看见自己的孙子出版诗集该有多高兴；玛格丽特的弟弟特里格维也会一样高兴，埃琳说，更不用说索聚尔了——就在那时她的声音变得嘶哑，当她提起哥哥。她停下来，阿里觉得他听见了她在抽泣。他害怕地想，亲爱的上帝，她在哭，他握着电话听筒的手开始出汗。但没有持续很久，只是片刻的难过，后来她两次清清嗓子，温柔地笑笑，说了一些话，怎么年纪大了反倒变得这么伤感，一点承受力也没有，像一只小鸟一样，她说，就像一只鹪鹩，接着她又笑了，说雅各布一定会对这个消息守口如瓶，我们家又添了一位诗人！是的，阿里想，他感觉很糟，手心全是汗，他几乎握不住下滑的听筒，他的父亲当然不会告诉任何人诗集出版这件事——因为他对此一无所知。第一版印了五百册，我们还盼着再版时印得更多。一个月后，我们手上还剩四百五十二册；书店几乎卖不出去，我们自己也根本没有销售能力。毫无疑问，诗歌能拯救世界，可读诗的人却没几个，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少；一个濒临灭绝的部落。给他们提供正式保护才会更保险，把读诗的人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
可日子已不属于我们，而她，遥不可及：这本书根本卖不出去。没有再版的必要——只需要一大笔钱负担印刷的费用，这就是为什么我和阿里去了南方，又折返，在德朗盖岛找到工作，最后，也许你能想起，以拆除那些烘干架了事。正是莱夫·埃里克松航站楼的开幕仪式上进行现场直播的主持人通过奥马尔·拉格纳松的航拍展示的那些架子。我看见那些架子了，他说，是的，奥马尔大声地说，那些的确是烘干架，随后他竟唱起歌来：
在海上航行的西南区男人们
似乎永远无法满足——
他们仍旧热切地航行着！(3)
是的，哈哈，主持人笑了，他们是真正的水手，这毫无疑问，但是……凯夫拉维克就像我们的披头士乐队小镇，奥马尔突然插话进来，他很亢奋，因为飞行、现场直播、欢庆的气氛和聚集在航站楼里的成千上万的人——这里水泄不通，百分之七十的国民聚集在电视机前。主持人问：“怎么回事？”——这个跳跃对他来说太突然了，从鱼架到披头士。披头士乐队小镇？是的，奥马尔大声说，在这重要的一天，他的热情几乎让他情绪失控，鲁尼·尤尔和居尼·索扎尔都在凯夫拉维克长大，大部分时间他们都陶醉于美国电台播放的摇滚乐和披头士的歌曲，天啊！奥马尔又唱起了歌，他的歌声总是很完美：
这样深邃清澈
你闪耀的蓝眼睛
两颗星星照亮
我脚下的路。(4)
你还记得吗？我问阿里，当时奥马尔提起了，或者确切地说，高喊出了鲁尼·尤尔和居尼·索扎尔的名字；你还记得一九七六年一月的那个清晨吗？！
阿里：有些事情忘不了。
我：不知奥斯蒙迪尔到底经历了什么？在我的记忆中，自从他把车开进那个院子过后，我几乎没再听说过有关他的任何消息。
他去了东部，阿里说，接着抬起手示意我别出声，向着电视机俯身，想听得更清楚——东部的北峡湾，加入了一艘渔船，自然是想从他年迈的外祖父手中接过大旗；不过，嘘，他说，因为主持人又开始谈论那些架子了，他好不容易才让忘乎所以的奥马尔沉默下来，坐着塞斯纳飞机盘旋在航站楼上空的奥马尔，一只手在操纵杆上，另一只手在拍摄，嘴里唱着居纳尔·波扎尔松的“你的蓝眼睛”，凯夫拉维克对“这里，那里，无论何地”的回应；西格伦的右眼。我们在布扎达吕尔的合作社的饼干区和她偶遇，她那由列侬谱写的左眼，“假如我爱上你”；当卡里在她身上不断起伏，在狂乱中露出牙齿，用他的白屁股在座椅上方冲着我和阿里眨眼的时候，那些眼睛在看着什么；那时它们在看着什么？
阿里抬起手示意我别出声，同时也让我们的记忆陷入了沉默，当卡里骑在她身上喘气时，她的眼睛在看什么？那个此刻不在、永远也不在的她，我们不必学会活在没有她的世界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感觉自己就像鸟儿再也感受不到空气，就像星星已经失去天空，再也无法闪耀。嘘，阿里抬起手说，因为主持人再一次谈论起了那些架子，他说，也许它们已经不是人们所说的骄傲的源泉了，它们距离这座豪华的新机场这么近，无可否认它们与航站楼不相配。该死的，阿里说，你听见了没，我们的过去配不上高雅的现代化；我们该怎么处理，该把它放在哪儿？也许我们必须忘了它，我回答他，电视屏幕上的画面已经从奥马尔的航拍图切换到航站楼内部，切换到人群中一位正举着香槟酒，因为喜悦而浑身发抖的记者身上。“这座机场，”他说，他仔细斟酌着自己的措辞，果断地盯着镜头，仿佛正在做一个关键的声明，“这座机场和全球的任何一座机场一样现代。它证明我们是国中之国，是一个现代国家，证明我们雄心勃勃，证明一个到处是茅舍的世界已被我们抛弃，被远远抛在身后，证明那些茅舍里拥挤的世界只属于遥远的过去。这座机场证明我们雄心勃勃，或许比大多数国家都更有雄心，只要我们能得到真正的机会去展示，去向全世界证明。谁拥有更公平的祖国？”(5)这位记者如是总结，他受到自己演说的鼓舞，深深地凝视着镜头，仿佛他想预见未来，预见一个时刻，我们终于得到机会向世界展示我们真正的伟大；他凝视着未来，却没看见十二月的我和阿里，冒着冻雨和冷风走在哈布那加塔街上。
我们走过“1976年1月”酒吧，两个中年女人从里面出来，点上香烟，门在她们身后关上，她们把罗德·斯图尔特唱的《玛姬·梅》关在了里面。时间已是晚上，我们在酒店喝了些红酒和威士忌，此刻有些微醉，我们走在哈布那加塔街上，它比过去我们和奥斯蒙迪尔一起走的时候干净得多；西于尔永市长的清理工作做得不错。我们走在哈布那加塔街上，冻雨变成了雪，大海在我们右边，夜晚很黑，像一个安静的巨人，走到岸边扔石头，聆听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应该是件乐事，不过凯夫拉维克的居民们已经无法再去海边找乐子了，除非冒着风险，从赫尔古维克运来的巨石早就把长长的海岸线填满了，那些二十万年前的大石头；曾经有一两个人试着翻过这些巨石去海边，去获得大海的安抚，让内心得到平静，可他们却在湿滑的岩石上失足摔断了腿，他们的脚滑进了石缝里。几百吨重的石头把凯夫拉维克的居民从大海身边隔开。也许是为了强调他们和大海再无任何关系，强调他们的大海已经被褫夺，他们最好接受这个事实，切断联系。
我和阿里倾听着大海和雪花飘落的声音，低声谈论着那个我们走出宾馆时看见的美国人，那个从前的宪兵。他的妻子睡着了，他很孤单，想和人交谈，在这个国家我总是感到孤独，他对那个高大的服务生说；搞什么呀，就像该死的孤独出产自这里似的，就像它是随着你们这儿的火山喷发一起喷射出来的，把整个世界淋了个遍。孤独，他顿了顿，仿佛失了神，然后重复了一遍这个词，他又讲起军队的故事，两只脚轮换踩在地上，仿佛想在这个高深莫测的世界里维持平衡。我和阿里设法从他们身边悄悄溜过去，差一点被看见，害怕这个美国佬上前来对着我们劈头盖脸地说军队里的事和军人的生活，没完没了，每说一个词就要带一个“他妈的”，我们走到大堂门口，看着外面漆黑的夜迟疑了片刻，冻雨里的夜色看上去几乎是险恶的。我们迟疑了，看看四周，仿佛在寻找某种东西，给予我们力量走出去，走进黑暗和冻雨中，于是我们看见了航站楼的照片。那是一张近照，悬挂在大堂显眼的位置，是在阳光灿烂的时候拍摄的，照片下面是一句用冰岛语、英语和德语写成的题词，它详细地描述了航站楼开幕的盛况和机场的重要性。题词引用了胡尔达的诗句，“谁拥有更公平的祖国？”还有记者对于我们的伟大和理想的描述。胡尔达的诗句后面紧跟着的是有关莱夫·埃里克松航站楼的建设成本的详细信息，以及一则关于美国人承担了相当大一部分费用的说明，那则说明还规定，在“高风险环境”下准许他们接管机场。“我们由此可以问一问，”题词如是总结道，我和阿里意识到这些文字很可能是酒店经理西加亲自写的，“经过仔细的审视，冰岛人的自我形象究竟是基于幻觉，还是基于我们遗忘的能力，遗忘那些我们不愿铭记的事物？”
以前你知道这个机场吗？我问。不知道，阿里说，我们已经走到了迪苏斯，凯夫拉维克最老的地区之一，在我们和大海之间的是二十万年前的巨石，它们是美国军方出于为油轮修建港口的需要从赫尔古维克的悬崖上炸下来的。风从海上刮来，绕着我们打转，继而消失在黑暗中。贝尔吉兹悬崖，高耸在小船坞的上空，向大海的深处延伸，强力泛光灯照射着它，它就在我们眼前亮起，仿佛即将出发，准备逃离，贝尔吉兹这座古老的悬崖，某些地方是垂直的峭壁，仿佛连它都想抛弃凯夫拉维克，抛弃这座没有捕鱼限额，也没有军队的城镇，在这里几乎没有东西被冲上岸边，除了失业、破旧不堪的渔网、基地的记忆、消失的收入和那两个长刀一般的挪威人。不，他说，我不知道，如果说遗忘比铭记更快是个惊喜，或者说还算不上是人类最大的不幸的话，无疑是因为遗忘更方便，这样的话生活不会变得那么戏剧化，日子更简单、更容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许多东西压在内心，不去理会，让逝去的岁月埋葬它，让它渐渐被遗忘。
我：就像你这样吗？
阿里：就像我这样。
所以我们站在这里，眺望着美军从赫尔古维克的悬崖上炸下来的二十万年前的巨石，它们后来被丢在凯夫拉维克和大海之间，仿佛是为了强调它不再是一座海滨小镇，强调有一段至少二十万年的历史横在它和大海之间。我们看着沐浴在光芒中的悬崖，它正在去往天空，或是其他地方的途中，因为它不被准许驻留在黑暗中，因为它已经消失在操场上；从现在起，这里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事实上这几十年来的确没发生过什么，就业市场转移到了别处，在这里不可能获得丰厚的利润，这就是我们衡量人命的方法，用利润而非心跳，用经济利益而非幸福来衡量，可我们却惊讶于自己的不幸、压力和犹疑。究竟有没有人能让我们幡然醒悟？
我们站在这里，带着醉意，刚才在西加开的酒店里喝了些威士忌，一九七六年一月的一个清晨我们第一次见她，冬天还和她一起在德朗盖岛干了几周活儿，那时阿里需要钱支付他的诗集的印刷费，我们和索尔拉屈尔一起拆除了烘干架，在西南区地产中介的橱窗里挥舞着拳头的索尔拉屈尔。阿里写过一首诗，关于西加的胸，它们很小，和西格伦的一样，西格伦的嘴角那一抹隐约的忧郁至少有二十万岁，她和卡里在他的拉达车后座上合二为一——在我们看来，那是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我们什么也不了解，一无所知，因为后来我们才知道黑暗在别处，而且异常沉重，比横在凯夫拉维克和大海之间的巨石还要沉重。所以我们才站在这里。因为阿里已经遗忘，由它去了，放下了他不想铭记、不想面对的事情；他任逝去的岁月埋葬了它，就这样顺其自然地生活，直到一切破裂，直到他的手臂像尖叫一样扫过餐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