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就完事了。
我们偷了将近十辆货车。
已经快上午十点了，凯夫拉维克的天空明亮起来，一种犹豫而脆弱的光，在黑暗的领域里充满歉意。有人外出走动，还有一辆警车，这当然意味着是时候停手了。一些司机在咒骂我们，试图甩掉我们，对着我们大声责骂，其中一名司机把车停在哈布那加塔街上，跳下车，想抓住正在路上收捡货品的西加，不过她还是跑掉了，跳跃的身影在庭院间闪现，嘴里咯咯地笑着，动作迅速而敏捷；当司机追不动转身往回走，喘着气咒骂时，车板上至少有六个男孩，他们划破了无数个箱子，把里面的东西撒在路上，使那里看起来就像刚刚发生了一场爆炸：罐头食品、午餐肉、饼干、冷冻鸡肉和泰迪熊。这名司机，一个身材矮小健壮的男人，走向自己的车，对那六个男孩一言不发，他笨重地爬进驾驶室，沿着哈布那加塔街慢慢开，向基地开去，在它前面还有不少货车，很多车上载的都是破烂的箱子。这辆车爬上斜坡，穿过格赖瑙丝闸口，一个冰岛警察和一个美国宪兵在站岗，他们看着货车如同受伤的巨兽一般缓缓驶过，宪兵站在外面，双腿分开，一脸严肃，警察站在门口，靠在门柱上抽烟，脸上的表情难以捉摸。
我们扛着战利品，有些人不得不跑两趟，把这一大批赃物送入独立党总部的院子，一个距离哈布那加塔街几个街区的地方。这个距离很安全，院子是封闭的；戈就在那里分赃。
很久以后，西加会在系列文章《谁是冰岛的主人？》里讲述这一事件，文章写于她在《每周新闻》担任编辑期间，它是一份周报，会被分发给西南区的家家户户，读者们都是从头读到尾。这些文章让她失去了工作，在她发表第三篇，也就是最后一篇的第二天，她就被炒了鱿鱼。再过几个月，经济就会崩溃，在谈论一些别的话题的同时，她也深入探讨了冰岛人如何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巧妙地利用军事基地的优势，直接的也好，间接的也罢。在最后一篇文章的末尾，她谈及凯夫拉维克的一种习俗，当地的青少年喜欢抢劫载满美国佬的船只运来的货物的大货车，有时他们会趁货车停在称重站的时候跳上车，有时像我们曾经做过的那样，在哈布那加塔街对车辆进行伏击。“常常如此，”她这样写道，“我们把这些赃物带到独立党总部院子里一个安全的地方，进行瓜分——用毫不友好的方式。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当然意识不到，选择这个特定地点具有某种惨痛的象征，不幸的是，这个政党大院，无论是在直接方面还是间接方面，都比其他任何处所都更漠视公正与诚实，自我们脱离丹麦的统治独立以来，党派成员就合伙瓜分了冰岛的财富。”
但这个星期六清晨，西加的脑海里压根儿没有这些尖锐的思想。他们抢来的一切都在这里，都被瓜分了，每个人都用“毫不友好”的方式分得了一份——戈比其他人“平等”得多，他的团伙拿走了最好卖的东西。记不记得，有人说，那声音中混着悔恨和欲望，那次我们找到了色情杂志？记得，另一个人叹了口气，十六本《好色客》，真该死，哥们儿！
后来大家都回家了。
带着他们的战利品。他们的宝藏。
有人偷偷把它藏在自己的卧室，或者车库安全的角落，其他人则根本不需要隐藏，他们和家人一起愉快地享用这些罕见的美国货——火腿片、罐装食物和饼干。我和阿里得到一袋M&M's巧克力、几袋饼干，还有一盒某种含糖的谷物早餐。这些东西冰岛没有卖的，连雷克雅未克也没有。感觉就像那个星期六清晨我们去环游世界了。这就是凯夫拉维克的生活，回家的路上阿里这样说，虽然阿里常常没有办法用那个大而麻烦的词“家”来表示他住的小屋；我们走过凯夫拉维克市立公园，那里的树木长年累月对抗着风和随之而来的盐粒，生长十分缓慢，一棵三十年的老杉树只有十二岁男孩的肩膀那么高。是啊，我附和着他，这里的生活的确如此。
* * *
(1) “奥利”是奥洛夫的昵称。
(2) 伊妮德·布莱顿（1897—1968），英国儿童文学作家，所作《我是淘气女生》系列深受欢迎。
(3) 赫尔约马尔乐队（又被称作“雷神之锤”），著名的冰岛摇滚乐队，来自凯夫拉维克，在1963—1969年十分活跃。赫尔约马尔乐队的贝斯手是鲁纳尔·尤利乌松（鲁尼·尤尔，1945—2008），吉他手是居纳尔·索扎尔松（居尼·索扎尔）。
北峡湾
——过去——
世界已被谱写好
——这首诗只诞生了一小时而已
假如没有我弟弟特里格维，这一切就不会发生，玛格丽特说，几周之前，她站在海滩上，收到了奥迪尔的情诗——两只紧握的拳头。此刻他们正在他的渔棚里，赤身躺在一堆渔网线上，凝视着天花板，抽着烟。他进入她时，玛格丽特感到渔网线把自己的背部擦得生疼，仿佛他想把自己的生命深深地嵌入她的生命中。绳子上的盐，他们的腥味，他移动的手，海上的艰辛，起航时他内心深处的自由，海天交融的景象，这一切都在渔网线里。快结束的时候，他就要炸裂的时候，狂野的快乐让他的表情变得扭曲，他看起来心门大敞，仿佛她能洞穿他的核心，他重重地压向她，仿佛要把所有的线压进她的后背，让一切融为一体：大海、自由和她。后来他们躺着喘气，浑身都被汗水浸透了，他伸手扯来一片帆，盖住他们的身体，仿佛他们是两条咸鱼。接着他们抽烟，她提起特里格维，说假如没有他，他们就不会在这里，她完全可能还在加拿大。奥迪尔抽着烟，感到自己的心跳得很慢，感到曾被撕裂的世界如何片片飞回，重新整合，回到正轨，万物各归其位。是啊，他说，特里格维，是的，可能就是这样，是的，可能的确如此，但他书读得太多，这是事实。她轻笑，你为何这样说？特别是诗歌，它们往往会侵蚀他的注意力，假如因此他才喜欢直言不讳，在人前说一些不该说的话，表达不该表达的感情，谈论无关别人的事的话，我并不惊讶，很多人不喜欢这种谈话。她又笑了，你，她说，你。可她没法继续，他用一个吻把她打住，他嘴唇的味道尝起来很好，很温暖，此刻又加上了一丝烟草味，这样好闻，她咬着他。
没有特里格维，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他们不会汗津津地躺在这里，心满意足地、幸福地赤裸着身躯，像船帆下的两条咸鱼。后来，很久以后，当想要改变，从头再来，阻止失望与死亡已为时过晚时，她偶尔会想，她给弟弟的信里至少这样提过两次，你是一切的罪魁祸首。假如没有你，没有你的信，没有你写的那些文字，甚至那些欲言又止的话；因为无以言表的东西会更快地潜入我们的内心，让变化更迅速地发生，而那些说出与写出的话反倒更容易抵抗，让它们噤声就好。我们能让言语噤声，却不能让暗示噤声。我在加拿大时，在你寄给我的所有来信中，奥迪尔就像藏在字里行间的暗号；我正是在信中感受到他的力量和伟大——是你让我在对他的渴望中疯狂！假如没有那些信，我或许会在加拿大定居，永远不再回来，那个国家比我们这座奇怪的岛温柔多了。那里也有追求我的男人，这你是知道的——有人承诺会给我幸福，其中一个许诺要为我摘来日月星辰和带来上帝的恩宠，只要我答应他。没有什么鸡毛蒜皮的事！他长得十分英俊，有着轮廓分明的下颌；我记得很清楚。最后，他进入政界，成了一名宪兵，或是州长，我记不清了。至少是个政治家。那些给过我很多承诺，甚至承诺给我天空的人，十有八九不是成了诗人，就是成了政治家。前者深信语言能改变世界，后者深知语言能轻易带给他们权力和名望。他们生来就没有诗人的天真，因而并非真的相信语言能让他们直上青云。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操纵语言，并由此得到他们苦心寻觅的东西。有时候我会想，住在他的大宅里是不是会感到幸福？他的房子一定很大。难道一个人住在大房子里就能幸福吗，这样一个人会比生活寒酸的人更幸福吗？哦，我不知道，没有人真的了解这些。别误解我，亲爱的弟弟，我并没有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悔恨，是的，忧伤，每个人都会因为忧伤而悔恨，但我有过耀眼的时刻，它们会一直伴我到老。从各方面考虑，你当然是对的，你在字里行间对你的朋友奥迪尔遮遮掩掩，也正是这样，才能不可思议地把我带回来。
一个人应该在故事的何处止步，一个人究竟该讲多少故事，被我们忽视、默默抛却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我们要不要以某种形式处死它们？我们不可能道出一切，这个世界缺乏耐心，但假如没有特里格维，我们正在讲述的，已经讲述的，将要讲述的，关乎生与死、喜与哀的一切都不会发生，假如没有他，我们会在静默中沉底，会成为静默，成为虚无，甚至别妄想能成为死亡，因为虚无是永不到来的事物，它甚至没法去死。可时间——它只向前挪了一小步，已经十一月了，只过了一年而已，索聚尔出生了。家里最大的孩子。他会长得像诗一样美，像野人一样强健。现在是深夜，大约凌晨一点，暴风雪持续了四天，山风呼啸着，穿过一场巨大、狂暴、稠密的暴雪，席卷一切，向四面抽打，根本不可能出门，除非一个人迷了路，被雪埋葬，变成玩具被屋外咆哮的风摆弄，风撕咬着大海，它像某种力量，来自上帝或什么，不怀好意，这当然是一派胡言，没有任何异常，也没有背后的恶念，一切只不过是冰岛四周的低压系统而已。人们待在室内，这是我们在风暴天气里常做的事，生命对我们很珍贵，也许并不那么意义非凡，却是我们唯一拥有的。几个农民和雇工除外，他们不得不爬到羊圈去喂羊，爬着去的原因是为了避免被风吹跑，就此消失不见——等风暴减弱、平息后，他们已无影无踪，被雪埋葬——他们慢慢地爬动，摇摇晃晃，依靠自己的体力、耐力、运气和主的慈爱，心中期盼主就在风暴的高处。也许上帝的目光无法穿过这场雪看见大地，一些雪落下，一些雪借着无情的风狂舞，让人盲目，一个雇工在风雪中迷了路，他才二十岁，就这样走失，失去生命，风雪带走了他，可他并不是故事的一部分，没有多余的空间留给他，就此把他留在沉默里。留在雪里。凌晨一点左右，暴风雪渐渐平息，他们俩都在沉默中醒来，特里格维和奥迪尔，醒在各自的房间，他们不能就这样被困在室内，所以走出去，他们需要在积雪中开出一条道，爬出雪堆，他们俩同时露出头来，看见彼此像两个奇形怪状的雪团；那些村舍要么被雪掩住大半，要么被全部掩埋。盛怒已经消退，咆哮的风，那野蛮又透明的巨人，那无形又凶猛的力量，一下变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个失魂落魄的世界，这让人难以置信。平静和星星，还有一轮满月！那是月亮，它一直藏在风暴、雪与潮湿背后，在白云之上，在太空里安然无恙，它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就在此刻，向着宁静的乡村倾泻着光。披上苍白的、尸体似的月光的雪山是沉默的威胁，是宁静的美人。这一对好朋友肩并肩站立，没有相互问候，只是迎着对方走过去，点了点头。群星在漆黑的夜空中闪烁，白色的月光在厚厚的积雪上发亮，将其变成一个珠宝箱，大海很黑，这种平静让风暴后的安宁愈加深沉——没有空间留给语言，没有必要，它们太笨拙，也太多余。两个人就那样站着，奥迪尔和特里格维。站了好一会儿。只是看着，体会着一切。直到最后，特里格维开了口，轻轻地，甚至谨慎地说，仿佛他正面对着某种极易碎裂的事物：上帝写下伟大的诗。他看起来还有话要说，这也的确符合他的作风，把世界化成语言的欲望始终在他内心深处嗡叫，可他最终什么也没说。世界已被谱写好，这首诗只诞生了一个小时而已，现在是时候闭上嘴，开始朗诵了。他闭上了嘴。
上帝写下伟大的诗。
他也不是全然不对，奥迪尔想，他一直没有忘记，被囚禁在深雪中，直到无情的风暴过后，从雪里爬出来的那一刻，感受着静止的空气、星星和月光；那种宁静穿透他，穿透他的心，接着是特里格维的话——难道这就是奥迪尔始终铭记那一刻，从未遗忘的原因？像一种安慰，一种证明，证明这个世界可以很美好，无论怎样，难道我们真有必要这样迫切地依赖语言吗？
安静，特里格维最后说。
是的，奥迪尔说。
特里格维：安静。
奥迪尔：是的，是的。
特里格维：我想我能听见永恒。
奥迪尔：听见什么？
特里格维：永恒——试着去听，屏住呼吸，闭上眼去听，看，像这样，永恒就会到来，像没有开头的满足。
别再说煞风景的话了，奥迪尔说，他看看四周。
可我听见了，也想让你听听，一个活生生的人绝不能错失这样神奇的时刻。永恒像一架巨大而安静的教堂风琴。
你真不应该读这么多诗，有时候看起来就像有人往你脑子里灌屎一样。
难道你听不出这种安静有多深沉吗？还有……
是的，是的，但……
……假如你听得再仔细一点……
……在格雷蒂尔和海伦娜住的地方才更深沉，奥迪尔说，他朝那对老夫妻的家的方向抬了抬下巴，或是朝着房子原本的方位抬了抬下巴，那是村庄后方地势稍高的地方，只不过那里现在没有半点房屋的痕迹，只有雪，无尽的雪。真是见鬼，特里格维说。
他们取来雪铲。
忙活了半个小时，他们向后铲出一条通向房子的路，世界守规矩的时候，走过去只要五分钟，可现在有些地方积雪厚得惊人，除此之外，气温降得很快，零下六摄氏度或零下七摄氏度，也许零下八摄氏度，上层的雪已经冻硬，形成一层三厘米厚的冰壳，他们走一步停一步，行动越发困难和沉重，在地狱行走的感觉也不过如此，接近房子的时候，特里格维嘴里嘟囔着，这里当然没有房子，只有雪，那已复归平静的白色愤怒，它完全静止，纹丝不动，迎着月光，让万物显现出美。他们看着四周，看向大山，远处壁立的尼帕山，正向着天空和群星延伸。他们看向悬崖，它像一个傲慢的额头，向山外突伸。他们开始挖雪。
很快挖到了房子，他们用铲刃敲打屋顶，告诉里面的人他们的存在，我们来了，正在挖，别担心，他们向门口挖，挖出一条很好的通道。同时，特里格维嘴里喋喋不休，这多少让人感到疲惫，但奥迪尔了解自己的朋友，不会因为他的话烦恼。大多数人都在同某种弱点做斗争；一个人吝啬，另一个嗜酒，第三个贪慕虚荣，这肯定是原罪之一；一个人对性想得太多，另一个无法控制脾气，而特里格维的话太多，那是他的罪过。你必须去接受，忍受，奥迪尔正是这样做的，因为特里格维身上还有许多好品质，让你无法想象身边没有他会是什么样；他是个乐观主义者，非常公正，无法忍受不公，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没有几个人能像他一样勤劳，不知疲倦地工作，他很能干，适应性强，和他共事简直是一桩乐事，一切向来都很顺利，没有任何障碍，所以忍受潜伏在他声带里的可怕罪过是有道理的。冰岛语，特里格维说——有一次奥迪尔没忍住，批评特里格维的唠叨实在让他心烦，每个人都有权沉默——冰岛语有七十多万个单词，特里格维开始滔滔不绝，但奥迪尔打断了他，生生打断了他想说的话：你今天真打算把这些词全都用上吗？奥迪尔不得不承认，尽管只是对自己承认，绝对不会让特里格维听见，最好也不让玛格丽特听见，他们俩极少分开，以至于有时他和她说话就像在和特里格维说话，反之亦然；他的确对自己承认了，尽管不太情愿，特里格维容易语出惊人，甚至以一种让你措手不及的方式，也许这会让你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事物，诸如上帝写下伟大的诗这样的事。这一招只不过是让他急促的语流变成一种低沉的嗡鸣，一种背景杂音，因为没人会因为船只引擎的嗡鸣、苍蝇的嗡叫和风的呜咽而感到烦恼。现在他们终于挖到了门口，门开了，那里站着一对老夫妻，格雷蒂尔和海伦娜，特里格维暂时闭上了嘴，所以没有必要再为此担心。
这对老夫妻站在门口，你们俩是真正的光明，是全人类的骄傲，海伦娜说，并一一亲吻了他们的额头，仿佛在祝福他们。被深埋在雪里无处可去并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房子变成了棺材，棺材盖上方除了可怕的沉寂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帮助，这对老人向上爬出来，我们也许老了，不中用了，她说，但我们还有腿，它们多少还是听话的。他们来到地面上，感受新鲜的空气和月光，让自己安心，这个世界还好好的，没有被吹走。他们四个人都看向峡湾，那里异常平静，海上本应还有风暴，海风吹得急促，也许月光安抚了大海，使它复归平静，月光在海面上闪耀，把它变成一首歌，变成某种事物被高高举起，向着天空升腾。现在才是你该咒骂人老的时候，格雷蒂尔说，因为你现在不再适合出海了，能在这么好的月色下和你一起出海可真不赖。格雷蒂尔搂着海伦娜，她给他一个几乎不露牙齿的微笑；他把手伸进外套里面，拿出一个瓶子，喝一口吧，伙计们，为你们还记得一片沉寂中有我们这样两个老家伙痛饮一番，愿仁慈的神灵保佑你们。他们大口地喝着，让人惊讶的是，酒居然是这么一种好东西，尤其在它意外出现的时候，就像现在，在你醒来之后，也就是说，在你能够清醒地面对一切之后。走吧，咱们出海去，奥迪尔说。是的，趁着月光出海正是时候，特里格维说。你在海上航行，月亮一动不动地挂在天上，老夫妻听奥迪尔这样说道。两个年轻人走了，踏着令人厌烦的雪轻快地走了，他们迫不及待地出海，最好能赶在大家都醒来之前，时间还很宽松，现在刚过凌晨两点。只是看看大海却哪儿也不去是不可能的，这种事只会让你痛苦。他们两次回头，对着老人招手。好孩子，她说。她把丈夫搂进自己怀里，两把老骨头，两条老命，紧紧相依。你还记得吗，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和他们一样年轻？是啊，我记得，亲爱的！可我们突然就老了，什么时候发生的？有时候就好像时间趁你睡着时爬到你身上一样，我们什么时候不再年轻了？对我来说，你的内心永远都是那个调皮的男孩，她说。他笑了。他们看着两个年轻人的身影慢慢在远处消失，她的目光比他看得更长远，她的视力更好。
我想和他们一样，特里格维说。他们第二次回头招手的时候，那对老夫妻还站在原地，女人个子较高，容貌算不上美，却很清秀，脸粗糙而丰满，胳膊粗壮，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男人则清瘦得多，看起来一点也不强壮，岁月把他越削越薄，假如生活就这样延续下去，他终将变成一把斧刃或铲刃。
你想变老，变驼，变得无助，只能靠别人把你从雪里挖出来吗？
不，我只想在年老之后，还能在月光和星光下，感受对妻子的深爱，我只想拥她入怀，不再醉心于其他，只想再和她一起生活一千年，依然爱她的眼和唇，那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在月光下，虽然老了，却很幸福。
总有一天，奥迪尔说，我不得不把你剁碎，做成鱼饵。我不惊讶，特里格维回答他。后来他们开船出海了。或者说，他们开船驶入了月光。世界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却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愿你得到幸福；
考虑到生活的多面
时间不懂谨慎或圆滑的道理；它每向前一步，你就会老去一点，像山峰和草地。再向前一步，他们就双双死去，格雷蒂尔和海伦娜，他们的生命将不再属于这些书页，公平从哪里来，为什么不能再多一些？夫妻俩都在初夏时分离世，在六月，“那时挖坟会更容易”，他们的死亡时间相距不过一周，他先走，走的时候样子不太体面，而她看上去并无大碍，埋葬了自己的丈夫，那个和她相伴六十载的爱人，带着尊严，在葬礼完毕后回家，清扫房间，把每样东西擦拭干净，拿起大大小小的物件，用手指或手掌盘弄，就像在追忆它们的历史和有关它们的生命。她慢慢地做这些事情，甚至偶尔坐下，淌几滴眼泪，虽说哭泣和虚度时光差不多一样无益。她花了四天时间做卫生，房子从没这样干净过，最后她泡了个澡，动作非常慢，慢得就像她在追忆自己身体的历史，是的，那时候她也哭了，岁月竟让我变成这么一个爱哭鬼，她想，接着擤了擤鼻子，擦干脸。最后，她给她的两个孩子写了两封短信，他们一个住在加拿大，另一个在雷克雅未克。第一封信只有十行，另一封十二行，因为不慎，信里有一堆拼错的词，字迹显得匆忙、潦草，这让她感到羞愧，这些年来一直是格雷蒂尔负责通信的事，“可现在他走了，所以没法再写信给你们。我清扫了所有的角落，还泡了澡，把一切收拾得干净利落，现在我就要去找他了。这将是我最长的旅途，不过我只需要躺下，闭着眼等待。活着多么美好。亲吻你们。愿我的好运保佑你们，就像它一直保佑着格雷蒂尔和我”。
再向前一步，他们就双双消失在深雪里，奥迪尔和特里格维这对郎舅兄弟再也无法把他们挖出来，不管他们苦干多久，铲子有多锋利。他们的生命中从未有过非凡的经历，只是与鱼群和羊群为伴，知道周围的山和几条溪流的名字，能由鸟的行为判断出气温是否会骤降，除此之外，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贡献，轻易就会被人遗忘，可他们仍旧获得了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东西，按照自己的意愿在一起幸福地生活了整整六十年，我们该怎样衡量一个人的伟大？
仅仅两步，奥迪尔和玛格丽特已有了两个孩子。
他在山坡上为他们盖了一座房子，位置不是很高，因此，雪崩——白色死亡——绝对殃及不了他们，但还是高到足以饱览峡湾、海湾和大海的风景。力所能及的时候，她也帮忙一起盖，在她尚有闲暇，不需要看管孩子的时候。年幼一点的孩子，胡尔达，有时会肚子疼，她还要不时盯着索聚尔——胡尔达的哥哥。他性格活泼，鬼点子多——对一个顽皮的孩子来说，这世上潜伏着的危险太多——可要她眼睁睁地看着奥迪尔盖房子，自己却毫无贡献，这简直太难了，她的胳膊确实因为不安定而疼痛，所以她经常现身，手里拿着工具，因此落了一个对孩子冷淡和漠不关心的名声，每当女人试图从分配给她们的狭小空间里走出来的时候，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但是别着急，时间刚刚向前迈了一步，它绝不会停滞不前，慢条斯理、小心翼翼地面对我们的幸福与青春，房子盖好了，他们搬进来，接着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孩，名叫奥洛夫，很久以后，她会在凯夫拉维克生活，得到一个黑暗的结局，尽管有时候她是一根弦，颤动在上帝与人类之间。你有了孩子，你的生活接着被割裂，一切就这样发生，不是之前就是之后，你被迫和从前的生活告别，你的爱及其神秘莫测的力量被分散，它不再独属于一个人。一切都变了，看上去面目全非，有人可以忍耐，有人多少可以迁就，还有人完全无法接受，可是长久以来，玛格丽特和奥迪尔什么都没觉察到，他们过于关注孩子，他们的童年和他们的无助，在那些岁月里，世界既剧烈地收缩，又无限地膨胀。一切都围绕着孩子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并不是金字塔的建造、拿破仑的胜利和大英帝国的扩张，而是第一次张嘴说话，第一次尝试站立，或许没有什么比看着一个生命成长更伟大。在索聚尔身上，奥迪尔找到一个朋友。有一天我们会一起出海，他说，他领着儿子，一边在房间里走，一边用胳膊模仿海浪的起伏，想让孩子去习惯。后来大女儿胡尔达出生了，接着是小女儿奥洛夫。奥迪尔会为了她们毫不犹豫地跳进大海；她们是他的公主，他喜欢装成一匹马，让她们骑上来，带着她们蹦跳，把她们带去雷克雅未克和国外，给她们买漂亮的裙子穿，她们一定会让东峡湾山区的人们惊叹得说不出话。有一次，奥迪尔出海回来，为索聚尔带回一个美丽的海螺壳。假如你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见大海，听见它的呼吸，猜透它的思想。当然，关于呼吸和思想，奥迪尔一个字也没说，这些话后来出自特里格维之口，这是一种来自舅甥之间的紧密联系，奥迪尔只是把海螺递给索聚尔，说，你听，这个六岁的男孩把海螺贴近耳朵。听见大海了吗？爸爸问。听见了！这意味着你是一个水手，奥迪尔说得很笃定，玛格丽特望着一脸骄傲的索聚尔，不得不移开视线，藏起笑意。女孩们得到了贝壳，它们很漂亮，能变成许多东西，像一个摊开的手掌。
一个摊开的手掌，拿破仑的胜利，第一次试着站立——出于某些原因，随着时间的流逝，玛格丽特开始隐隐对生活感到沮丧。可她什么也不缺，孩子们都很健康，奥迪尔也是个努力的工人，日子越过越红火，她偶尔也能摆脱烦琐的家务，像别人一样在外面工作，去加工渔获；为什么她会有这样的感觉，仿佛日子过得不幸福？孩子明明很健康，她却会难过，什么样的妈妈才会这样？他们在斯莱普尼尔——那艘船上共度一夜之后，她轻声地告诉奥迪尔，毫无羞怯，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去感受生命了，世界对他们敞开胸怀，献出它的珍宝，他们两人都因生命而颤抖。七年过去了，她仍然爱着奥迪尔，可日常生活变成了现在这样，以至于我们时不时需要提醒自己什么最重要，免得将之忽略，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她有时候会去码头，看着斯莱普尼尔驶来，在一群水手中凝视着奥迪尔。每到这种时候，她才看见并记起他的美，他的力量和他强大的自信，能在充满危险的生命中邂逅如此坚定的力量实在美妙至极。
“愿它赐予你幸福，如同它赐予我们。”
幸福会是运气吗，会像中彩票一样吗？或是反过来问，幸福只会临幸那些为它卖命的人吗，以他们的勤奋和看待世界的方式？生命，玛格丽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不过是一只麻木的野兽，假如幸福等同于运气的话。婚后的头几年，她会定期写日记，一开始总会先描写天气，不是因为用显而易见的事情开头更好，而是因为一千多年来，冰岛人的生活方式对天气的依赖过多，因为它决定了出海的奥迪尔能否安然无恙地返回。写过天气之后，她会接着写前一天的日常，正是这些细枝末节撑起了世界的穹顶：“索聚尔编了一个小故事，关于一座山渴望成为大海的故事，他还要我写下来……昨天胡尔达特别好奇：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上帝？他和牧师住在一起吗？为什么你身上有这些东西，爸爸却没有？她一边问，一边碰碰我的乳房……为什么你要帮爷爷擦屁股，他不会自己来吗？”
爷爷从没学过擦屁股吗？——她是指约恩，奥迪尔的父亲。胡尔达三岁那年，他们把他接到家里，岁月并没有对他格外照顾，他的健康过早衰退，接着中风，黑暗流入他的大脑，熄灭了很多盏灯，他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他像一块旧抹布似的躺在前屋的卧室里，偶尔大声又单调地呻吟，像是因为厌倦，也或许是因为疼痛，一次持续数小时，这种呻吟能穿透墙壁和玛格丽特的神经。大约在这个时候，奥洛夫出生了，对玛格丽特来说，有些日子变成了沉重的石块，她几乎无法举起。冬季尤其艰难，从二月到四月，奥迪尔像大多数北峡湾的渔民一样，向南航行到霍尔纳峡湾，他们从那里出海，一连离开数周，把她抛下，家里只有三个孩子和约恩。但这又怎样，数百年来，女人都不得不扛起家庭的重担，凭什么她就可以例外？不过，这几周的确十分艰辛。这几个月。有的晚上，她睡不着觉，疲惫不堪，听着山间轰隆隆的声音，某个地方雪崩的声音，根本无法确定是否会有雪崩在她头顶降临，冲下山坡，或者就在她的内心降临。她清醒地躺在床上，听着约恩的呻吟。在她尚能应对的时候，在他足够清醒的时候，她会读书给他听——在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头脑不糊涂，没有深陷在痛苦、屈辱和遗忘中的时候。她读冰岛民间故事，有关冰岛历史文化的书，约恩·特勒伊斯蒂的《格雷蒂尔传奇》(1)，他听着，枯槁的脸上眼睛大得出奇，大而黑暗，仿佛黑夜栖息在此，没有希望、没有星光的黑夜。有时候他试图拍她，打她，趁着她帮他清洗、喂饭的时候，不仅如此，还对她骂脏话，可她总能轻易地躲过这些难听的话，以及他四处摸索的手。一天夜里，玛格丽特刚刚为他做完护理，把一岁多的小女儿奥洛夫放上床，还在给她喂奶，不敢断掉，她听见前屋卧室传来奇怪的声音，走过去发现老人正蜷缩着身体，绝望地呜咽着，因为他死不成。他试着在夜里掐死自己，命令干枯的双手套住自己的脖子，用力掐紧，不到断气之时绝不松手，别担心，他对着自己的手说，就像他正对着另外两个人说话一样，你们很快也会死去，并得到安息，像我一样。
但生活总有许多面，多得我们数不清，或理解不了。也有这样的日子，甚至一连几天，他的头脑很清醒，儿孙绕膝让他心怀感恩，他说玛格丽特是他的光明，当孩子们在他卧室里玩耍的时候，他总是开怀大笑。索聚尔格外讨他喜欢，他们相互吸引，因此孙子总待在爷爷的房间，安静地摆弄特里格维用木头和骨头雕成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小人，美好的时刻就这样诞生，使他们之间有了联系，把老人十九世纪的根脉和孩子二十世纪的根脉连在一起。日子越来越明亮，春天近在眼前，太阳在天上越升越高，这上帝之眼，将生命之光播洒在我们身上，抹去冬季的黑暗。但是紧接着，生活新的一面出现了；一道闪光，一个打击，我们并不理解。已经四月了，阳光让世界更敞亮，玛格丽特躺在床上一边给奥洛夫喂奶，一边打盹，突然一阵哭声划破寂静，将之彻底粉碎，那是一种充满痛苦和极度恐惧的哭声。玛格丽特来不及思考，把奥洛夫打横放在床上，靠着墙，用枕头护住，然后冲进前屋卧室，几乎没时间遮上胀满奶的乳房。老约恩不知怎的竟从床上坐起来，用胳膊搂着孙子，渴望与他接触，抓紧珍贵的，抓紧年轻的、远离死亡的东西，他拥抱他，带着亲昵，但紧接着有什么东西向我们击来，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索聚尔还想继续玩，可约恩的胳膊越搂越紧，拒绝放手。他不想放手，或忘了放手，或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放手，或是绝不想放手，独自面对衰老、屈辱和时间，如此沉重的时间。一开始，索聚尔只是轻轻地想要挣脱，你和爷爷在一起的时候，无论做什么都要轻手轻脚，他太过敏感、孱弱；他是如此一个单薄的人，被时间缚住手脚，会轻易破裂，所以索聚尔的动作才格外温柔，可这双干枯的胳膊却把他捆得太紧，带着意想不到的力量。索聚尔能看见他紧绷的皮肤下的骨头，看见他手上的关节和指骨，他很害怕，当爷爷将他搂得更紧时，他吓得要命：玛格丽特进房的时候，他正在扭动和踢打，而约恩正用他那硕大而黑暗的眼睛呆呆地凝视着前方，仿佛他并不在场，或者只是试着回想他为何要紧紧搂着这个小男孩，试着回想是谁在他怀里扭动，为什么他没牙的嘴成了他脸上一个豁开的洞，像一个黑暗的洞穴。妈妈，索聚尔哽咽地说。她走进房间。妈妈，他恳求道，并向她伸出手，玛格丽特不得不极力控制自己不去攻击面前这位老人。没事，没事，她说，她努力稳住声音去安抚索聚尔，可在她开始帮儿子松绑的时候，她惊异于老人骨瘦如柴的手臂竟有如此巨大的力量。玛格丽特要求约恩放开孩子，可他完全没有反应，面色也没有变，只有两只大大的黑眼睛，通往黑暗的张开的嘴，以及难闻的气味。要让孩子解脱实在太困难——老人的胳膊根本一动不动——所以她变得手足无措，感到害怕、绝望，她开始用蛮力解救索聚尔，粗暴地拉开他，带他奔向厨房。
不用害怕你爷爷，玛格丽特说，她在厨房里坐下，把索聚尔放在自己的膝盖上，轻抚他金色的小脑袋，试着缓解他的恐惧，你爷爷只是病了……他年纪大了，而且……那不是我爷爷，索聚尔说，在他抽泣的时候，这句话听起来尤其清晰和刺耳；那是一种要把我带走的东西。我以后再也不会到那里去了。
不幸的是，他说到做到，这令约恩失望不已。然而约恩似乎并不记得这件事，并开始遗忘很多事情，此后一连几天，他都在找索聚尔，问他是否会过来，在他房间的地板上玩，这很令人愉快，可索聚尔从没来过，为了不让老人伤心，玛格丽特只得编造各种借口和解释。今后我都要一个人吗？约恩问，他一次次呼唤自己的孙子，却只是白费力气，他痛苦地哭泣，老人们都是那样哭的，因为生命正在远去，光明正在消退，他的许多朋友都已不在人世，要不然就是精力和健康都在衰退，直到什么也不剩下，除了回忆与眼泪，数不清的眼泪，足以用桶称量，仿佛它们能修补一切，带回逝去的一切，一桶桶眼泪，只有死亡能擦干。
这正是死亡的效果。还不到一周，约恩就发出一声尖叫，打破沉默，像是因为喜悦或恐惧，他口中唤着玛格丽特，她叹了口气，当时正在洗衣服，便用围裙擦擦手，再走进他的房间，她一进门约恩就断了气。仿佛他在等着她，用最后一点虚弱的力量挡住死亡，因为在孤独中死去实在可怕了；当她走进房间时，他呼出最后一口气，就此在黑暗中消失。她站在他身边，手被水泡得发肿，她别过双手放在后腰上，她已有了七个月的身孕，疲劳到连悲伤的力气都没有。只是松了一口气。她靠在门框上，看见他死去，隐入一个难以理解的世界，它正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她想，控制不了的，哦，终于解脱了。今后我能时不时地在这个房间里打盹了。
这些日子难道不是最艰苦的吗？
家里只有三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仲冬时节，奥迪尔一走就是几个星期，南下去霍尔纳峡湾；二月，三月，终于到了四月。第四个孩子出生了，比预产期提前了一个多月。一些人总是这样匆忙；事情紧急，别挡道，让一让，我今天就要拥有生命。约恩的尸体还停放在前屋卧室，距离葬礼还有一两天时间，这取决于奥迪尔何时返回，他们都期盼着他，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因为喜悦或恐惧而大叫的时候，他还远在海上，在遥远的海上捕捞鱼和自由。一两天时间。地面还在上冻的时候，操办丧事当然非常不便，地上的积雪很多，挖坟，在大地深处的黑暗中寻一个处所安放遗体成了一桩苦差事。意想不到的是，玛格丽特的羊水破了，她正跪在地上刷洗地板，为丧葬准备饭菜，为孩子缝补衣服，因此不至于太丢面子。她的羊水破了。当时胡尔达在家，她才五岁，使出吃奶的力气四处奔跑，寻求帮助，事发紧急，关乎生死，邻居家的女人们比医生早到一步，她们全都经历过这种场合，生死攸关，其实医生什么都不用做，她们已经做好一切准备。玛格丽特生下一个男婴，他安静地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十分平静。他是个安静的孩子，玛格丽特想，她大汗淋漓，精疲力竭，却很开心。其他三个孩子都是哭着喊着落地的，仿佛生命是一种磨难，可这个小家伙没发出一点声音，他也许会成为一个哲学家，总在思考，因此没时间制造噪声，她打算在洗礼时给他取名为约恩。她现在可以半搂着他，或是让他躺在自己的胸脯上，他就躺在那里，如此安宁而美丽，他的小脸异常纯洁，纯洁得仿佛不属于人世，仿佛他是在子宫里长大和死亡，不需要用他的蓝眼睛对这个世界投以凝视，不需要张开小嘴喊一声妈妈——他死了吗？因为她对老约恩的死感到释怀，所以这是她必须付出的代价，必须接受的惩罚吗？
* * *
(1) 约恩·特勒伊斯蒂（格维兹门迪尔·马格努松的笔名，1873—1918），二十世纪初期广受欢迎的冰岛作家，以他的四卷组诗Heiðarbýlið（《山屋》）闻名。《格雷蒂尔传奇》（冰岛语：Grettis saga Ásmundarssónar）是一个发生在中世纪冰岛的传奇故事，讲述亡命之徒格雷蒂尔·奥斯蒙达松的生活和冒险经历。
凯夫拉维克
——现在——
对于这个世界
我们究竟了解什么——几首
真正的流行歌曲正在播放着
凯夫拉维克十二月的夜晚。
我把手提箱交给我和阿里的远房表哥，他和两只猫一起住在一栋双层小木屋里，在凯夫拉维克最老的小区——他曾经试过养一只仓鼠，却被猫吃了，后来又买回一只活泼的长尾鹦鹉，也被猫害死了，活活吓死的。我把手提箱放在我住的房间的小桌上，接着表哥对我说，这两只猫显然忍受不了鹦鹉的歌声，他心不在焉地用手摸着那个舍不得扔掉的鸟笼；猫儿们站在门口，它们的黄眼睛一直盯着我，心里暗恨着一个事实，想除掉我，可这比除掉仓鼠和那只该死的鸟麻烦多了。它们是我的好伙伴，表哥说，仿佛在为两只猫的行为和它们黄眼睛中的冷酷开脱。他的冰箱塞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物，包括三组六听装的啤酒，他让我随意拿取，后来我们坐在客厅里喝咖啡，佐以从面包店买回的大理石蛋糕；他问起阿里和波拉，我一直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分开，他沮丧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他的客厅十分舒适；角落安放着一台庄重的老式座钟。这种又大又旧的钟表现在已经不常见了，真让人遗憾；指针走得很轻，我甚至感到自己再也没有奔忙的必要。两个庞大的书架上堆满了宗谱和历史文献，这增添了房间的宁静，但走动时需要小心，留意别撞了脑袋；十八架巨大的飞机模型用细铁丝悬起，几乎离地两米高，就在表哥的头顶上，用它们无声的飞行填满整个空间——包括美军战斗机从首次设计到今天所有的机型。关于阿里的生活，我有所回避；我该怎么说，又该怎么解释呢？我反过来问表哥这些飞机模型，他内心的火花点燃了。他忘了其他的一切，咖啡凉了，在他玫瑰色的杯子里变成了冰冷的黑暗，他满怀激情，甚至是满怀爱意地谈论着每架飞机的英勇事迹，它们参加过的战役，以及它们得以闪光的机会。这是他的措辞，“得以闪光的机会”，因此它们在军中，在那些发现飞机模型之美的人的心目中变得出名并成为传奇。我看着窗外的暮色，它已落向这个位于世界偏僻一隅的奇特小镇上，这个地方远离我们了解的一切事物，尽管它高处的荒野上正在兴建一个国际机场，停机坪下古老的牧场自然受到了限制。夜晚降临，它用画笔把窗玻璃涂得漆黑，高高的路灯亮起，它们紧紧挨在一起，像是害怕黑暗，想要彻底结束它。我和表哥道过晚安，他独自留在小小的客厅，留在客厅的中央，陪伴他的只有玫瑰色杯子里的冷咖啡、座钟里的时间，以及他头顶上默默飞行着的十八架战斗机和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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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穿过他家的院子，这是通往哈布那加塔街的捷径，我向右转，朝旅馆的方向走去。这是十二月一个漆黑的夜晚，但头顶的路灯却很耀眼。光线太强，以至于凯夫拉维克或许没有任何黑暗之地，除了一两户人家的后院，还有住着两只猫的一栋破旧的双层木屋。我走到新影院，天色突然变得暗沉，起风了，下起一阵冰雹。我沿着哈布那加塔街奔跑，经过“1976年1月”酒吧，再跑三百米就是飞行酒店了。酒店外的四面旗帜分别代表冰岛、挪威、美国和欧盟，它们向着同一个方向飘动，拼命逃跑，冰雹仿佛是来自天堂的惩罚，倾泻而下，猛烈而微小的拳头击打着我和停车场的汽车。最后几米我全力奔跑。
酒店看起来空荡荡的，我几乎一打开门，冰雹就停了。只有沉寂向我打招呼，我意识到自己饿了，我还没吃饭——除了表哥家的一块大理石蛋糕——上一顿饭还是在港口上狼吞虎咽而下的“限额欺诈”汉堡，当时海鸥在空中犹豫地盘旋着，天色有些浑浊。凯夫拉维克的天空很少有明媚的时候，除了一些风平浪静的日子，但这种时候十分罕见，那时的清晨安静得就像有人死去了似的；其他时候，风似乎总能卷带着点什么，让天空肮脏不堪，能见度大大降低：干土、灰尘、海上的泡沫、失望和失业。在酒店里能清楚地听见旗帜在猎猎作响，但除此之外，寂静十分深沉，我甚至能听见长长的、向外凸出的接待台上方八国时钟的指针轻轻跳动的声音，东京、悉尼、纽约、伦敦、开罗、莫斯科、新加坡和凯夫拉维克的时钟正在一秒一秒地跳动着。每一只钟都按照各自的时间走动，清楚地看着穿门而入的人，像是在提醒人们每一秒世界上都会有事发生，我们却毫无知觉，提醒我们自己如此无足轻重，所作所为如此无关紧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