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在发烧吗？”
“不烧了，头也不痛，也不像前几天那么难受了。是开始治疗的好日子。”石柱掺杂着鼻音，故意用轻松的语调说。
“炸鸡收到了吗？”
“什么时候送进来的？”
“十分钟前。这附近有人气餐厅，想吃什么尽管说。他们怎么还没送给你啊？炸鸡得趁热才好吃啊！”
“换点滴时才能送来，为了送炸鸡护士还要穿防护衣，也很麻烦。”
“真是天使般的病人啊。我特地跑回来，就是为了想让你趁热吃。”映亚听起来有些伤感。
石柱安抚她：“谢谢你，不过我觉得冷掉的炸鸡更好吃。权医生有没有详细跟你说明情况？”
“嗯，卢忠泰教授说什么就算换病房也不会改变治疗方案，这不是全都改了嘛！病房变了，医护人员变了，治疗方案也变了。连探病都不允许，真伤心。”
“权医生很亲切又非常有干劲，听说他是自愿过来的。”
“是吗？有两年经验了？”
“不，三年了。听说因为是MERS隔离区，所以特别要从满三年的人里选志愿者。”
“原来如此。他说会每天把你的情况告诉我。”
“每天？要是有需要，日后可以把病历印出来看啊。”
“我不要等日后，我要随时知道你的情况。就算说我固执我也不在乎，像这样被重重大门阻挡着，我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真不愧是南映亚。谢谢你。”
“有必要接受血清治疗吗？停用类固醇，身体还要重新适应。如果接受血清治疗，这样按照计划进行，接下来就是化疗，你受得了吗？”
“能尝试的方法都要试一试，别担心。”
“真的可以吗？”
“当然。都为MERS吃了一个月的苦了，现在是时候跟它道别了。我拍了几张照片，等会儿传给你。”
“嗯。”
“我找到了信号好的位置，之后再打视频电话给你。”
“嗯，离床近吗？”
“在窗户下面，距离病床要走四步。家属休息室怎么样？”
“就那样。有冰箱，也有微波炉。”
“你也回家休息吧。多陪陪雨岚，照常去上班，反正你来医院也见不到我。”
“你不是说医院的饭很难吃吗？”
“就算你从医院附近有名的餐厅买来，我吃起来也觉得很普通。”
“就算是这样，外面的也比医院的好吃，我会买来送进去给你。我上午去公司处理工作，下午再来医院，公司很体谅我。不是说只要一周就能判定阴性吗？就让我这样做一周吧。”
“好吧。我刚把照片传过去了，你也拍几张照片给我看看。”
“我今天没洗头，很丑。”
“没事啦，还能比我丑吗？”
“好吧，我传给你。”
“炸鸡好像来了，我听到开门声了。与其说是开门声，不如说是震动，这房里太安静，就算微弱的震动我也能感受到。我会好好吃的。”
* * *
转院后的头两天，石柱少量使用类固醇后，从七月五日开始彻底停药。他首先出现了高烧、头疼和晕眩，动弹不得，只能躺在床上看手机里映亚和雨岚的照片。
在这里最痛苦的时候是黄昏时分，透过小窗户照射进来的亮光消失后，整个隔离病房会立刻被黑暗笼罩，谁都无法摆脱那种凄凉感。就算把病房里的灯全部点亮，电视音量调到最大，还是会察觉到房间里只有自己一个人。过分的光亮和吵闹的声响也会消耗石柱的能量，他现在已经没有之前那样的意志和体力了。
七月三日转院当天，石柱的绝对嗜中性白血球5计数是八百六十九，到七月九日为止持续下降到五百一十四。七月九日，为了增加嗜中性白血球，医生给石柱注射了白血球生长激素，并输了两包红血球，这是第一次输血。
之后每当绝对嗜中性白血球数下降，医生都会给石柱注射白血球生长激素，然后输红血球和实施血小板分离术（APH）。输血次数从三天一次变成两天一次。七月二十三日后，几乎每天都要输血。每六个小时输一包血，这样输完四包血后，一天也就过去了。七月二十七日，每四个小时输一包血，总共输了六包血。
看着血液不停注入身体，石柱渐渐感到不安。虽然之前听亨哲提到停用类固醇，会增加溶血性贫血恶化的可能，因此会根据情况随时输血，但石柱怎么也没想到会这么频繁，他觉得自己每天输四到六包血，都快代替吃饭了。尽管如此，七月十五日还是进行了血清治疗。
虽然石柱甘愿接受输血，却没有轻易获得期盼中的阴性结果。七月十四日和十六日，石柱持续接受PCR检查，虽然都是阳性，但数值明显降低了。
化疗再也无法拖延，七月十七日到二十四日，血液肿瘤科的柳大焕教授决定给石柱使用名为普拉曲沙（Pralatrexate）的药物，正式展开化疗。七月十七日化疗开始，石柱因高烧和头痛不停呕吐，完全无法联络映亚。石柱不停呕吐、呕吐，还是呕吐，就算再也吐不出东西，还是有沉甸甸的东西从小腹经由胸口爬上喉头。吐累了就昏睡，这样整整折腾了一整天，石柱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为了上厕所，他好不容易下了床，但膝盖怎么也使不上力，整个人几乎要在地上爬行。
化疗期间，石柱整个身体都出现问题，疼痛最严重的部位是腹部。七月二十日晚上，石柱整夜没睡，脾脏附近像被刀刺般剧痛。隔天，咽喉开始疼痛，牙龈和舌头发炎，微血管破裂，喉咙肿得连吞口水都痛。石柱根本无法进食，喝水也很痛苦。
展开化疗后，石柱只发信息给映亚，但多次拒绝了传照片的要求。虽然石柱还是每天自拍，但也只是把照片存在手机里，他不想让映亚看到自己憔悴的样子，徒增担心。一周的化疗结束的隔天一早，七月二十五日，石柱照了照拿在手里的镜子后，拨了视频电话。
“你的脸是怎么回事？”电话刚拨通，就听到映亚提高了嗓门。
才过了一周，石柱不仅皮肤变黑，脸上到处都是血痂，嘴唇也很肿，就像刚结束第五场比赛的拳击选手一样，双颊和额头都是瘀青。
“其他部位也这样吗？”
脖子、胸口、背和侧腰都长出了脓疮，最严重的是双腿。皮肤不仅变得暗红，还流出了脓液，仿佛腐烂的枯树。
“应该是化疗的副作用……”虽然石柱想笑，咽喉和口腔却像被锥子扎般疼痛，他不自觉地紧闭双眼，双眉紧锁。
“去年也做了八次化疗啊……那时也很痛苦，但皮肤没有出现问题，咽喉和口腔也没有这样啊。”
“今天早上……我觉得自己搞不好会死掉……好痛，真的好痛。身体不像自己的，连去上厕所的力气都没有，我好不容易才爬去厕所的。”这是第一次，石柱的语气不再充满自信。
“雨岚爸！”映亚喊了石柱一声，却无法继续讲下去。
从去年开始治疗淋巴癌，一直到今年六月一日再次住院，“死”这个字一直都是他们夫妻间的禁忌。即使迫不得已要用到这个字眼，他们也会尽量找别的词、比喻或象征代替。但刚才石柱直接说出了“死”，可以想见他在这一周里所经历的痛苦和绝望。
“我这就去要求他们给你做检查。腹痛、咽喉痛，连腿也……”映亚的怨愤涌上心头，连话也说不下去了。
石柱反倒冷静地解释：“按照权医生说的……可能是血小板产生了抗体。他们很快就会给我做血小板抗体检查……”
“那其他检查呢？”
“我是MERS病人，去检查室太麻烦了。他们只能把移动式超声波带来病房……”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得到阴性反应啊？！”
这不是该向石柱提出的问题，但映亚实在太气愤，若不向谁发泄出来，恐怕难以再忍下去。
“应该很快吧，等得到阴性反应，才能抗癌……”石柱也回答得含糊其词。
得到阴性反应！从六月七日到今天，这个假设就像沉重的挂钟一样，挂在他们的胸口。
七月二十五日到三十一日，还是一直在输血。嗜中性白血球缺乏症渐渐恶化。七月九日第一次使用白血球生长激素后，只过了一天，绝对嗜中性白血球就从五百一十四上升到三千四百零一。但数值起伏不定，七月二十七日是一千七百七十九，隔天又掉到两百九。接着连续三天使用白血球生长激素，但七月二十九日是两百，七月三十日则掉到五十，七月三十一日甚至是零！这已经是再也无法递减的数值了。
极度的无力感包围了石柱。由于出现副作用，连化疗也终止了。石柱体力匮乏，连一丝希望也无法再有，绝望充斥着他的内心。
MERS终结？
|
南映亚手记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星期二）
只剩他一个人了！
一直担心会有这一天，结果还是来了。
根据“MERS每日消息”，七月四日之后，已经二十三天没有再出现确诊病人。确诊人数维持在一百六十八人，接受治疗的十二名患者中，有十一名在PCR检查中连续两次出现阴性。十二名中十一名是阴性，这表示在大韩民国，MERS病人只剩下金石柱一个人。
就像在等待这一天到来一样，国务总理宣告MERS结束。宣告结束的根据是连续二十三天没有出现确诊病人，十五家集中管理的医院也解除了警报。
我的丈夫为了MERS忍受着地狱般的痛苦，生不如死，政府却急着抹去“MERS”这个词。那我们一家的不幸与痛苦谁来负责？为什么不调查清楚这可怕的MERS？为什么急着宣告结束？我丈夫都还没被放出来，就这样结束了？
独自哭泣的夜晚
石柱在凌晨三点醒来。没有医护人员走进病房，映亚也没有发信息，眼睛却自动睁开了。他用手机上网到凌晨一点半才睡着，但最多也只睡了一个半小时。石柱干咳几下，下床打开冰箱，本来他只想喝口水的，但白天玉娜贞护士买给他的蓝莓优格奶昔进入视线。玉护士说，那是跟陈雅凛护士一起到一楼咖啡厅买回来的。饮料装在塑料杯里，杯盖上插着吸管。由于牙龈和舌头都发炎，只要吃一点东西，整张脸都会火辣辣地疼。为了不接触口腔里的伤口，吸管成了必备品。
石柱取出饮料，关上冰箱后转身把吸管送到嘴边。但他没有用吸管，而是抽出吸管，打开杯盖。石柱把杯子放到嘴边，一口气喝下奶昔。感受到冰凉的同时，整张脸又火烧般刺痛，让他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泪水掉进杯子里。但他没有拿开杯子，一口气喝光掺入眼泪的奶昔。
跟映亚一样，石柱每天早上也会查看疾病管理本部官网的“MERS每日消息”。今天早上公布十二名病人的PCR检查结果，有十一名阴性，这意味着十二名中只剩下一名MERS病人，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当F医院的病人递减到最后都集中到十八楼时，当转院到大学医院负压病房时，当隔壁的病人痊愈出院时，石柱都感到不安。这样下去，该不会只剩下自己吧。如果在韩国只剩下自己一个MERS病人……石柱默默想着，然后苦笑着把担忧丢在一旁。他真的不想成为最后一个没康复的病人。但那令人极度恐惧的瞬间就这样忽然降临。
石柱瞄了一眼连接护士站的监视器，转身躺在床上，眼泪再也止不住，恐惧、难过和愤怒一下子涌上心头。玉护士递上奶昔时，石柱因为收到意外的礼物而开心不已，但当他看到玉护士眼里流露的怜悯，很快便觉得不是滋味。医护人员也知道，如今只剩下金石柱一个人了，因此向来一丝不苟、从不违反规章的玉护士才特地买了奶昔。石柱接过奶昔，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石柱从没为自己哭过，哪怕遭遇困难，就连去年接受化疗期间也没哭过。每当妻子哭泣时，他都会讲笑话安慰妻子。当时的石柱以为以后也不会为自己哭，他怎么也没想到，现在的自己会哭上一整夜。他不想哭，但眼泪流个不停。
都说这个传染病无论是死亡还是痊愈，只要两周就会看到结果，但自己从六月七日确诊到现在，已经过了五十二天，都这么久了，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病人一样诊断为好转或恶化？总要有个结果吧！这可怕的旅途终点到底何时才会到达？一定要我死，这个游戏才会结束吗？真是这样吗？
石柱不想用自己的死去交换MERS的终结，他感到孤单、害怕，自己还在与MERS搏斗，但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已经把MERS抛到脑后，回归日常生活。或许那些人很想无视这个唯一还在与传染病搏斗的病人的存在。病情不见起色，能怪病人吗？很快就会出现谣言，怀疑问题出在病人身上，这都是时间的问题。谣言一定会说是病人身患淋巴癌，才无法痊愈。
无论石柱如何睁大眼睛，也找不到任何关于病人感染MERS而无法治疗淋巴癌的新闻，他感到自己变得越来越渺小。究竟为什么自己还是MERS患者？当局和医院没有任何答案，这将石柱推向了悬崖。
“MERS每日消息”上，正在接受治疗的病人显示为“1”。这个数字不会再增加了，但当这个数字变成“0”的瞬间，“MERS每日消息”也会随之消失，石柱也会在痊愈和惨败中做出选择。在此之前，“只有一个人”还在坚持。
石柱拖着满身病痛的身体迎接黎明，感觉自己仿佛是地球上唯一的外星人。他一直哭到天亮，枕头都被泪水浸湿，蒙在脸上的被子也潮湿发软。石柱背对着门躺在床上，直到玉护士送早餐来，注意到石柱微微颤抖的肩膀。
石柱抬起头，两人的视线相对。石柱哭了整夜的眼睛红肿，玉护士低下头装作没看见。这时，映亚的视频电话响起。石柱没接，也没有看发来的信息。石柱不想让妻子知道自己哭了一整夜。
他哽咽地叫住准备走出病房的玉护士，拜托她：“这是秘密，请不要告诉我妻子。”
“……知道了。还好吗？还是闭上眼睛睡一下吧。”
“不了，我想听几首歌，然后打电话给妻子。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我要活下去。不管我怎么想，都觉得就这么死掉太不值得了。”
太久了
|
南映亚手记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五）
从昨天晚上开始，石柱就没看过信息。
他应该是累了。
唉……我太久没见到他了。
我们在同一片天空下，都身处大韩民国，还是同一个首尔。
我就坐在医院附近的咖啡厅，但就算去医院，也见不到他的一根头发。
唉，眼泪直流。
我应该能哭上二十四小时，忍住不哭的话喉咙会很痛。
活了这么久，从没羡慕过别人，但我最近谁都羡慕。
羡慕所有健康的人。
住院医师打电话来跟我道歉，说原本计划七月让石柱出院。我知道权亨哲已经尽力了。我叫他不要道歉，真心地感谢他。
要向我们一家人和那些受害者道歉的，另有其人。
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八月三日，李一花来到首尔总公司上班。虽然她已经做好去地方工作的心理准备，但一周前意外收到留在首尔的通知。电视台或许是想避免被外界指责他们把感染MERS、九死一生的新人赶到乡下去。虽说一花没有被分配到想去的社会二部，而是文化部，但她已经感激不尽了。
返回首尔当天，小姨淑熙在巨济古县客运站说：“简直热死了，首尔会更热吧？你随时都可以回来，这哪是一个月能养好的病啊！小姨知道你心里有多难过，你就咬紧牙关再等一年，‘游山会’这些亲戚一定会再次相聚的。知道吗？一路顺风啊。”
一花担任文化部电影、出版和宗教方面的助理，据说有十五年资历的罗惠兰次长反对她来文化部，因为文化部每天要审阅大量作品、看新闻稿，还要负责采访，需要至少三年资历的记者。一花刚办完父亲的葬礼就感染MERS，连实习都没做满，还在家休息了一个月，所以罗次长反对这样的新人直接来接手助理工作。况且，一花对电影、出版和宗教也没有特别的兴趣和专长。
上班第一天，罗次长便叮嘱她：“你不要只相信新闻稿，新闻不是只靠动脑子写，而是靠两条腿、两只耳朵、两只眼睛去跑现场，去见受访者。”
尹海善一直在珍岛和木浦待到九月，十月正式搬来跟一花住。文化部一周有两次电影首映会邀请，送上门的书堆积如山。罗次长经常公出参加首映会，一花则要在书堆里选出可以写成新闻的书。对她而言，二十四小时根本都不够用。出版界也有各种聚会、记者会和颁奖典礼，罗次长会替她选出几个必须参加的。
一花选择的首位受访者是纪录片导演诸葛胜。采访一直由罗次长负责，虽然她说会在适当时机把工作交给一花，但刚开始的三四个月，她还是把一花当实习记者看待。诸葛导演在“世越号”船难后，不断流连于珍岛彭木港、安山市和光化门广场，以受害者为主轴展开拍摄。最初他以记录为目的拍摄，现在则着手把那些拍摄内容扩充、剪辑成长篇纪录片。一花正准备去位于贞洞附近的诸葛导演工作室时，苏道贤记者打来电话。两个人至今还没找到机会一起喝杯贩卖机的咖啡。
“今天晚上有空吗？”
“……我有本小说要研究，还有部电影要看。”
“接到我的电话，觉得高兴就说嘛。”苏记者轻松地一语带过。
一花做了六个月实习记者，不管过程好与坏，多少都与直属领导有了感情。
“当然高兴咯！”
“我请你吃饭，也请你喝酒。”
“还以为你忘了呢。这届的实习记者里，我是最后一个被你请的吧？”
“你是谁培养出来的？还学会见缝插针了。不过这次不只我们，还有其他人，你要是有压力我就取消，下次再请你。”
“还有谁啊？到底是哪些前辈要请我吃饭、喝酒？”一花开玩笑地反问。
苏记者把选择权交给她，就表示这饭局不像实习期间喝酒、说闲话那样轻松。
“今天的饭局主要还是为了欢迎你回来，文化部那边呢？”
“还没聚过。”
“那一定就在这两天了。总之，今天各部门同事聚在一起，都是关心你的。我们很担心勾起你难过的回忆，给你留下二次心理阴影，但大家都想听你说说今年夏天的经历。我觉得现在向你提出这种要求有点太早，所以先问问你的意愿。你应该会觉得为难吧？”
“不，前辈，我没事！”一花爽快地答应了。
苏记者惊讶地问：“真的？”
“不过，前辈要请我喝非常好喝的酒才行。”
“没问题。你知道公司对面二楼的‘冰屋’吧？十点半，那里见。”
那家店虽然有自己的名字，但记者们都叫它“冰屋”，因为那里的啤酒特别清爽。晚间新闻结束后，大家才能聚在一起，所以时间定在十点后。
“知道了。”
“那晚上见……对了，还有件事想拜托你……”
“请说。”
“这次的‘直击现场’轮到我了，想请你帮我看看稿子。”
“直击现场”是记者轮流写的采访笔记，字数、形式不限，所以每个人写得都各具特色。过去只有报纸和杂志记者写采访笔记，但随着电视新闻也开始运用社群，需要电视台记者写东西的事也随之增加。不仅要写采访后的感想和幕后花絮，甚至还要再写一篇与报道不同的专栏。如今记者为了在电视圈存活，都必须拿出看家本领才行。
“哪轮得到我来看啊？”
“找你审阅是有理由的，我先把初稿传给你。明天下午截稿，还有些时间。拜托啦。”
虽说一花觉得挺有压力的，但毕竟是实习期间格外照顾自己的前辈，还是答应了。未来总有一天也会轮到自己写“直击现场”，就当作提前预习吧。
采访诸葛导演的场所碰巧是一花住院前约海善见面的咖啡厅，那里可以俯瞰在光化门广场长期静坐示威的“世越号”帐篷。为了解暑，广场四处安置了洒水器，但还是可以看到地上散发着热气。约在这里的是诸葛导演，与一花一起来的摄影师明润川在能拍摄到帐篷的角度架设好摄影机。一花背对摄影机，开始采访。
“我记录了痛苦。失去亲生骨肉是极大的痛苦，但船为什么会沉，为什么不及时救援，至今没有厘清这些真相的痛苦，也不容忽视。相关部门坐视不管，法律和制度也没有把焦点放在这些痛苦上。说得更直接一点，现在相关部门正急于掩盖和抹去受害者的痛苦，唯有这样才能减少自己的责任。他们不是也表明立场，说自己不是船难控制中心吗？意思就是，他们对此事没有任何责任。他们都在逃避责任，那底下直属的海洋水产部长和海洋警察厅长会站出来承担吗？救援失败后，他们都把责任推给现场的一二三号舰长6。就算那位舰长被判有罪，受到处罚，其他海警官员却丝毫不需负责。相关部门不但不厘清真相，严惩相关人员，反倒大力阻止真相公开。‘世越号’的受害者不是我们的国民吗？就是因为他们不作为，民众才会自发地站出来。我也是其中之一。”
历时一年多，诸葛导演努力记录那些痛苦。
采访到最后，一花问道：“这样的痛苦，还会反复上演吧？”
诸葛导演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注视着一花，他的眼睛像白头山的鹿眼一样清澈，闪烁着感伤。
“当然。如果不彻底厘清真相，处罚相关的负责人等，痛苦只会重复上演。”
“请问……你有没有拍摄MERS受害者的计划？”一花的语气小心翼翼，就像在敲打土块。
“你说……MERS？”
“是的。感染MERS丧命的人和他们的家属，还有那些虽然痊愈却有严重后遗症的人，你感兴趣吗？现在政府同样公开表示，他们不是MERS控制中心，警察、检察官和法院也没有调查的意向。我认为在厘清真相和严惩负责人上，MERS面临了和‘世越号’一样的困难。你见过MERS受害者家属或康复的病人吗？”
诸葛导演坦然地说：“我一直把精力放在‘世越号’船难上，没有关注到MERS事件。未来我还是计划继续拍摄与‘世越号’船难有关的纪录片，光是拍摄‘世越号’就已经很力不从心了。话说回来，MERS的受害者情况有多严重？说来惭愧，其实我并不清楚实情，才这样问的。”
“采访一开始，你提到了心理阴影，也提到相关部门应该对‘世越号’生还者和罹难者家属负责，为他们治疗心理阴影。相关部门不仅应该指定医院为他们治疗，还应该指派有责任感的公务员和专家定期、持续追踪、照顾他们。”
“没错。”
“这和好不容易从MERS康复的病人，还有因为MERS失去亲人的家属是一样的。感染MERS是难以想象的经历，简直糟糕透顶！真的！你被人当成细菌看待过吗？被关进过单人病房吗？有时候，连续两个早晨一直听到同楼层的病人的死讯。就算侥幸捡回一条命，肺部却损伤到连慢跑都不行。体重下降十多公斤，严重的甚至会掉二十公斤。每天都睡不着觉，就算睡着也接连不断地做噩梦。这些身心严重损伤的受害者，从没听说过国家会指派公务员关心他们。你知道有哪位艺术家会对MERS事件感兴趣吗？”
“我没听说过，肯站出来发声的艺术家都在关注‘世越号’。不过，MERS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据我所知，没有再出现新的确诊病例，病人大部分也痊愈了……”
“那只是大部分，并不是全部！事实上，政府在七月二十八日宣告MERS终结，但官方的终结必须是一名病人都没有。目前还有病人没有痊愈。”
“几名？”
“一名。”
诸葛导演严肃的表情稍稍缓和下来：“剩下一个人了，最后一个人！”
一花的表情反而变得更严肃，她就像放羊的牧童，比起回来的九十九只羊，她更担心的是走失了的那一只。
“虽然不清楚实际状况，但那一个人一定很害怕，他一定觉得只有自己身患那种病，像独自在汪洋大海中漂荡的小船。政府却已经准备抹去MERS，就像抹去‘世越号’一样。”
诸葛导演抬了抬镜框，认真地说：“今天你让我学到不少。我会开始关注MERS事件，就算不是我，也会有其他导演想记录MERS的。话说回来，李记者怎么对MERS了解得这么详细？”
一花压低下巴，强忍愤怒：“我也是MERS病人。”
诸葛导演先离开了，摄影师也因为要拍摄下一个采访场景，匆忙整理好摄影机走出咖啡厅。一花坐在窗边准备处理剩下的工作，她打开笔记本电脑，戴上耳机重新听了一遍采访内容，然后整理出重点，记在印象笔记里。四天后的晨间新闻要介绍电影，罗次长会决定影片的时长和顺序。
痛苦！
一花反复思索这个词，转头望向窗外。不管是感染MERS前还是康复后，黄丝带和“世越号”的帐篷一直都在光化门广场上。诸葛导演最后提出的问题隐约在耳边回荡。
“你真是受了不少苦，现在好点了吗？”
从医学角度来看，一花已经痊愈了，她的身体里不再存在会引发MERS的冠状病毒，但内心受的创伤依旧还在。刚刚她向诸葛导演提到，康复者里有人得了严重的失眠，就算好不容易睡着也会不断做噩梦，那个人就是她自己。采访时，一花一直紧握手帕，因为只要稍一紧张手心就会流汗。内容相似的梦不断重复，梦里的自己总是被关在某处。有时是深井，有时是阁楼，有时是保险柜，有时是行李箱，昨天夜里甚至梦到自己被困在冰河下方，无论自己怎样呼喊求救，都发不出任何声音。一花觉得自己渐渐成了深井、成了阁楼、成了保险柜、成了行李箱，甚至成了冰河。今天听了关于沉船的事，看来今晚会梦到溢满海水的船舱。
一花本打算关掉笔记本电脑，但还是点开邮箱。现在十点，慢慢走到聚会的“冰屋”只要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可以看两篇专栏。看到文件标题时，一花终于明白苏记者为什么拜托自己审阅这篇专栏—“MERS所感”。电视台内没有人比一花更关心MERS，也没有人能比她做出更正确的评价。一花深吸一口气，点开文件，快速阅读起来。
* * *
“冰屋”一角，用隔板挡住的包厢内挤满了十一名记者。
跟一花聊过天的人只有召集这次聚会的苏记者和一起实习的三个同期记者，其他六名前辈都只跟她打过招呼。罗次长有其他约会，所以没有到场。在炸鸡端上来前先干掉一杯冰凉的啤酒，已成为记者聚会上不成文的规定。碰杯之后，大伙仰头一饮而尽。很熟悉这情况的店员早等在包厢内，等大家喝完就直接收走啤酒杯。
苏记者往嘴里塞了一片海苔，没头没脑地问：“你做得来吗？”
“嗯，罗次长很照顾我。”
“我们还不了解罗次长吗？不管是老鸟还是菜鸟，她可从来不会照顾别人。”
前辈们一起点了点头。一花坐在角落，跟几个实习记者对看了一眼。实习第一天，报道局长亲自告诉大家，四人中会有一个人被派去地方工作，但从结果来看，他们是唯一一届没有人被派去地方的。大家都自认是靠实力留在首尔的，所有人也都认为公司是特别关照一花，才让她留在首尔。这的确是事实。但身为新人的她，也不可能主动要求调去地方，唯一的办法就是证明自己的实力。所以从上班第一天起，一花就做好了每天加班的心理准备。
“你还能再来一杯吗？”
看来苏记者是要充当今天聚会的主持人，他把下酒菜和生啤酒分给大家。这不是需要特地问新人的问题，一花觉得苏记者这样做纯粹是想照顾病人，虽然感激，却也很不自在。她觉得自己没必要享受特殊待遇。
一花毫不在意地回答：“当然咯。”
大家又喝了一杯生啤酒，啤酒的冰爽感冻得舌头发麻，沿着喉咙进入胃部，瞬间觉得十根手指、十根脚趾都舒展开来。苏记者连喝了三杯，才进入正题。
“百忙之中来了这么多人，相信李记者也明白原因。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不是谁都能经历的痛苦。当然，我们也从政府和医院那里获得了一些MERS的消息，也比一般人理解得多，但我们还是想听听亲身经历这场劫难、现在健健康康坐在我们面前的你所理解和经历的过程，相信会对我们有很大帮助。我们不强求你全都说出来，如果有难言之隐的地方就跳过去，也没关系。”
二十只眼睛同时看向一花。一花慢慢起身，一一注视每个人。无论如何，这都是必经的仪式，从六月四日被送进医院到八月三日的这近两个月，一花清醒时都会看新闻，用手机搜索或不停切换电视频道，同样的新闻看了一遍又一遍。前辈和同事当然也会好奇，毕竟这是第一次遇到实习记者感染MERS，痊愈后又请了一个月病假。
“我要先谢谢大家百忙之中赶来参加我父亲的葬礼。”
葬礼结束后，还来不及一一发信息跟大家道谢，一花就昏倒了，不省人事。
从五月二十七日搭救护车送父亲抵达F医院急诊室，一直到今天，这期间自己所经历的不幸，一花按照时序简单进行了说明。住院期间、出院以后，一直有几个画面不时出现在脑海：突然呼吸困难，挣扎着滚下床的凌晨；呕吐五十多次，抱着马桶哭的夜晚；身着防护衣的护士看起来像高达三米的巨人，为了闪躲他们铁锤般的大手，而拼命嘶喊的白天。如果不是感染MERS，被关进隔离病房的人是不可能知道这些详细细节的。
不时有人提出问题，但关于具体的数字和处方，一花说自己也不清楚。虽然她诉说了大部分记得的片段，唯独一个鲜明的场景她一直隐瞒到最后。那就是所有亲戚围绕在急诊室病床前，与父亲做最后道别的时候。一花觉得她此生都不会有信心把这件事说给任何人听，光是想到父亲床边的点滴架，眼泪就会夺眶而出，胸口发闷。
一花与病魔搏斗的经历伴随着在场记者的掌声结束，前后用了半小时。接着大家就像平时聚会一样，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聊起最近的热门话题。
苏记者跟一花碰了碰杯：“辛苦了。日后需要我帮忙的，随时找我。”
“谢谢。”
坐在一旁的鲜于秉浩忽然开口：“对于传染病危机警报一直设定在‘注意’等级，你有什么看法？”
社会一部主要负责福利、教育和医学方面的报道，身为医疗记者的鲜于秉浩可比社会一部部长的资格还老。
正当一花迟疑时，苏记者抢先开口：“先喝一口润润喉咙吧。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医学专家啊？人家才刚说完，你的问题就来了。六月初确诊病例数量直线上升时，不是也说应该把等级提升到‘警戒’或‘严重’嘛，但死亡人数没有超过四十人，现在确诊病人只剩下一人，维持‘注意’等级，我觉得很正常啊。”
“你跟苏记者的想法一样吗？”鲜于记者的视线依旧停留在一花身上。
“我觉得不是这样。”
“那是怎样？”
“我觉得用死亡人数来判断危机警报太过简单了。死亡人数并不等于MERS给国民带来的恐惧强度。应该更多地去看MERS是如何给我们造成伤害的，以及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再制定危机警报等级。我认为必须注意两个部分，首先，比起陆路和海路，MERS最先是通过航空路线扩散到全世界的。只要有飞机降落的地方，就有传染的风险，也就是说，昨天在沙特阿拉伯附近感染MERS的人，可能搭飞机抵达首尔。其次，要考虑网络和移动通信等数字媒介。”
苏记者追问：“数字媒介？MERS和网络有什么关系？”
鲜于记者代替一花回答：“因为传播恐惧的速度、范围和深度会不同。”
一花点头，接着说：“不管是只感染一个人还是很多人，数字不是重点，而是在这个国家、这座城市存在确诊MERS的病人。通过网络，全国都会陷入恐慌。为了远离传染病，会采取各种方法。与过去没有网络的时代相比，就算死亡人数不超过四十人，但恐惧强度跟中世纪死了四百四千甚至四万人是一样的。”
“那些人没办法去推测和控制因数字媒介大量产生的恐惧感，他们的解决层次只停留在严惩散布MERS谣言的水平。他们应该迅速解答民众的疑虑和不安，而不是只顾扼制所有流言蜚语。哪些消息是流言蜚语，哪些消息属实，应该一五一十地讲清楚。”鲜于认同地附和。
一花补充：“没错，他们对国内外官方或非官方的消息都没有任何回应。”
“对此你怎么看？”
“组织和会议很多，却没有控制中心。什么中央MERS防疫对策本部、MERS综合对应项目小组、全国政府MERS支持对策本部和MERS紧急应变小组……名字多得记都记不住。国民安全处、保健福祉部、疾病管理本部及包括首尔市在内的地方政府，整个MERS的应变一塌糊涂。那里该做的，这里却不做；这里说感染人数是十人，到那里却变成二十人。现实情况都搞成这样，在这网络时代，还能拿出什么应变传染病的方法？”
“了不起……你什么时候把这些整理出来的？我看你都快比鲜于前辈还精通MERS和传染病了。”苏记者半开玩笑地表扬一花。
一花简短地回答：“利用休息的一个月看了一些数据。我也开始好奇，把我逼上绝路的MERS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这时，苏记者转换了话题：“我写的文章如何？”
一花开口前先环视了一下四周，她没想到会在挤满十一名记者的“冰屋”发表对专栏的感想，原本打算单独跟苏记者见面时再如实说出自己的想法，如果没时间，就写邮件或打电话阐述意见。
苏记者仿佛看出一花的顾虑：“没关系，你就说吧。我写得如何？”
“很好。”一花意识到鲜于前辈冰冷的目光，含糊地回答。
苏记者没有就此罢休，追问：“很好？就这样？”
“嗯。”
“没有要改的地方吗？哪有初稿就完美的？”
这时，鲜于记者插嘴道：“是海明威说，初稿都是垃圾吧。”
苏记者不甘示弱：“记者写得再深入，也比不过当事人啊！”
一花被卷进了他们的一唱一和中：“写得都很好，只是有一点……”
“哪里有问题？”苏记者像收回钓竿似的，立刻问道。
“里面有一句‘既是受害者，也无奈成为加害者’……”
“那句话怎么了？”
一花看到旁边的前辈这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包厢瞬间充满沉重的气氛。探讨其他热门话题的记者也都停止交谈，竖起耳朵。
“我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写。因为相继出现第二、第三和第四批感染者，有的人是被传染的，同时也传染了别人。有段时间，传染力强的病人还被叫作‘超级传播者’。但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情况下，MERS病人都不是加害者。只用‘感染MERS’和‘把MERS传染给别人’区分受害者和加害者，太过简单了。难道不该先思考让病人感染MERS以及让病毒扩散的医院的僵化体制吗？
“不管传染给多少人，MERS病人都是受害者。把全部MERS病人看作受害者后，才能讨论谁才是让他们被传染的加害者，才能分清法律和制度的对错。所谓‘加害者’是要追究责任的，但MERS的扩散绝对不是MERS病人的错，不是因为他们不道德、不诚实。不管是‘超级传播者’还是‘加害者’，这种标签都是对受害者、对病人的偏见，是把责任推到了他们身上。没有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的MERS病人，就算他们传染给别人，也仍是受害的MERS病人。我想强调的是，传染或被传染不能成为受害和加害的标准。希望前辈能更正一下这点。”
另一场死亡
李一花认为MERS病人只是受害者的那天晚上，吉冬华搭医院准备的救护车回到了家。MERS确诊后两个多月她才终于出院。冬玉和冬心分别握着冬华的左右手，艺硕抱着一束鲜花站在前方，那是护士为了祝贺冬华出院献上的红玫瑰。冬华暗下决心，余生要像那束玫瑰般，热情洋溢地活下去。
刚回到家，冬华便打给崔文乐社长，但没人接听。
冬心插嘴道：“晚间新闻都结束了，这时候打电话太失礼了。反正明天是星期六，星期天下午再打吧。你又不是明天就去上班。”
冬华没有反驳，接着拨了林罗雄组长的电话。拨号音响了七次后，传来对方的声音。林罗雄大概在啤酒屋，话筒那端传来音乐的嘈杂声。
冬华简短地说：“林组长，我出院了。”
“恭喜你，应该早点跟我说一声嘛！”
“公司如何？”
“还是老样子……部长，对不起，我现在不太方便讲电话。”
冬华提高音量：“好，你明天上班吗？”
冬华周六偶尔会去物流仓库，虽然周末不接出货订单，但她还是会去根据账本确认入库的新书，检查一下是否摆放好了，还会待在退货仓库看看关于编辑和印刷的书。高中刚毕业，她就进永永出版社负责仓库工作，一直对出版流程很感兴趣。不光是编辑和设计，连印刷和装帧也想了解。自从结识了终结书本的碎纸机“咚咚”后，冬华对一本书的诞生过程的兴趣更大了。电话另一头传来断断续续的歌声。
“说实话，订单量不如从前了。”林组长回答。
冬华感受到一股寒意：“是吗？知道了，那我周一过去。社长还好吧？”
“……周一见，我会转告社长的。”
周一早上六点五十分，冬华出了家门，七点半抵达仓库。冬华仰望马路对面的“朴二内科”，喝了一杯贩卖机咖啡后，输入密码走进仓库。书的味道扑鼻而来，一直堆积到天花板的书挡在冬华面前。
冬华在仓库里走了一圈，转身朝反方向走去。住在隔离病房期间，除了很挂念冬心和艺硕，她也很想念仓库里的书。正如林组长说的，仓库里出现了几处空书架。
转了两圈后，冬华来到退货仓库，走到碎纸机“咚咚”前抚摩几下，眼泪便模糊了视线。因为体重掉了二十公斤，肺部缩水，支气管变形，如今连走有一点陡的上坡路都要停下来休息三四次，冬华真恨不得一死了之，但如果能待在物流仓库，不管怎样她都想撑着活下去。
“你过得好吗？对不起。谢谢。”冬华像在跟好久未见的朋友打招呼。
冬华坐在碎纸机旁的椅子上，扫了一眼摆放在个人书柜里的书。《世界随笔全集》？怎么都不是平时自己看的书呢？
“你是哪位？”
出现了一位眼神中透露着戒备的青年，冬华把戴着的口罩拉到下巴。医生再三嘱咐冬华，为了保护肺，一年四季出门都必须戴口罩。
“我是吉冬华部长。”
“啊！原来是你，我常听林部长提起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