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决定不提那幅画，画上的女人让整个政府垮了台，她光着身子坐在一张翻转过来的椅子上。画面上所有红色的颜料和蹭在红色上的几道黑色，丹尼尔说那就像核爆炸后的沉降物。
即便这样，妈妈还是在最后说
（时隔近二十年，关于以上的对话，伊丽莎白确确实实还记得的内容，一字不差）：
不正常。
不健康。
你不可以。
我不准。
够了。
一分钟前还是六月，现在这会儿的天气已是九月。庄稼长得高高的，正等着收割，一片灿烂的金色。
十一月？难以想象，就只隔着一个月了。
白天还是很暖和，但在背阴处却透着寒意；夜晚来得愈加早了，也愈加冷了，光在日渐消退。
七点半天就黑了，七点一刻天就黑了，七点天就黑了。
八月以来，实际上，七月以来，树上的绿叶就已经暗淡了。
然而，花儿还在绽放；绿篱依旧生机勃勃；棚内已经堆满了苹果，而外面还有满树的果子。
鸟儿栖在电线上。
雨燕几周前就已飞走，如今已在千里之外，大海上空。
Ⅱ
但现在？老头（丹尼尔）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根本睁不开眼睛。
他似乎被关在什么东西里面，那东西像极了欧洲赤松的树干。
至少，它闻起来像松树。
他无法判断，他动不了。在一棵树里面，活动的空间是很有限的。他的嘴巴和眼睛都闭着，被树脂胶上了。
说实话，嘴里这味道也不算太糟糕，但欧洲赤松的树干的确是窄，又直又高，因为这种树很适合做电线杆，做矿井里的坑木，从前，工业依靠人们在矿井里劳作，而矿井又依靠坑木牢牢地撑住坑道的顶。
如果你不得不去地下，那就去地下成为有用之材；如果你终将在刀斧下丧生，来生遍及四野，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使，也不失为一件美事。松树长得高，这比困在一棵矮种针叶树里强多了。
在欧洲赤松的顶端，看得到很远的地方。
丹尼尔躺在床上，困在树里，他没有惊慌，甚至都没有感到幽闭恐惧，这里还不错，除了那种麻痹感，但可能一会儿就过去了。要乐观。不，实际上，他很高兴这样一动不动地被困在里面，因为困住他的这棵树不是随随便便的一棵老树，而是这样古老、适应性强的高贵树种，这种树早在所有带叶树种出现之前就有了；它是万能的，它不需要太深的土壤，寿命极长，能活几百年。但困在这样的树里面，最妙的是它比一般的树颜色丰富，一片欧洲赤松可以从绿色渐变到蓝色，然后到了春天，结出来的花粉黄得如同画家颜料罐里的亮彩，弥漫在整片林子里，浓郁，抢眼，就像变戏法时周围腾起的烟幕。很久以前，在远古时代，有些人为了让人相信他们具有神力，会在自己四周抛撒这种花粉，他们会去林子里采集花粉带回家，这是耍把戏时少不了的道具。
也许想象被封在一棵树里，你会很不舒服；你也许会想象，啊，成为一棵松树好痛苦。但松香味减轻了绝望的情绪，这有点像穿着一副盔甲，只不过比盔甲好多了，因为这盔甲的材料是历经漫长的岁月，在岁月的磨炼下生成的。
哦。
一个女孩。
她是谁？
她有点像那个人，那时候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那人的照片，
她叫什么来着？
基勒，克里斯汀。
对，就是她。
也许再也没人认得她了，也许时至今日，当年的历史已经成了脚注。说到这儿，他发现，她光着脚，在夏夜的灯光下，独自一人在那幢宏伟建筑的大厅里。他恰好知道，碰巧（历史，脚注），就是在那里，《统治吧！不列颠尼亚！》第一次被人唱响。她站在挂着绣帷的墙边，褪下身上的连衣裙。
裙子落到了地板上，他身上的松果都支了起来，他呻吟了一声，她什么都没有听到。
她从架子上摘下盔甲，拆成一片一片摆在地板上。她套上胸铠，围住她的胸部（十分迷人，传闻是真的），她把双臂从袖孔穿过去。那里没有甲片，就在她，啊，内裤的那个位置。她把手放到甲片中的那个空隙，就好像刚刚才意识到整副盔甲上身后，这道缺口会让她走光。
她扭动着身体摆脱了身上仅剩的那块遮羞布。
它落到了地板上。
他呻吟了一声。
她抬脚向边上一跨，任它留在地毯通道上。它就躺在那里，像一只去了骨的乌鸫。
她用一片腿铠套住一条大腿，接着另一片。她尖叫起来，骂了一声——也许是第二片腿铠里的卡口？她把腿铠在大腿后侧扎紧，然后光脚伸进第一只大靴子里，她把双臂插进金属臂铠，举起头盔套在头上，透过头盔正面的槽口四处张望，寻找那副金属手套，然后戴上一只，接着另一只。
她举起戴着金属手套的手把面罩往上一推，眼睛往外看。
她走过去，站到一面挂在墙上的巨大的旧镜子前。她的笑声从头盔里钻出来，又细又弱，她用金属手套磕下面罩。现在，唯一看得到的就是她的私处了。
然后，她就出发了，但走得很小心，这样绑得不太牢的部件就不会掉下来。她一路叮叮当当地穿过走廊，就好像这身盔甲根本没有看起来那么重。
她走到一扇门外，转身一推，门开了，她消失了。
她刚刚踏入的这个房间爆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
笑声可以是富有的吗？
有权势的笑声和普通的笑声不一样吗？
那种笑声总是有权势的。
丹尼尔想，这有一首歌。
《克里斯汀之歌》。
富人，商人，打探的人，告密的人，藏起她，偷走她，皮小姐扒光她。
啊，不，那个虚构的皮（扒光）小姐[1]是后来出现的，隔了好几年才有的。
但也许皮小姐的皮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据基勒的基起的，算是留给观众一点小小的联想。
此刻，他被挤在公众席上，以至于——现在是在哪里？
法庭。
中央刑事法院。
那个夏天。
基勒穿盔甲那一幕是他想象出来的，那是梦，但坊间传闻确有此事。
下面将要发生的这一切，是他亲眼目睹的。
先是基勒对沃德，她的朋友，整骨医生史蒂芬，肖像画家。没有盔甲，但她武装着盔甲，金属片一样毫无生气，无法穿透，戴着面具。她妆容精致，面无表情，冷冷的，带着一丝异国情调。
她说起话来就像一个神思恍惚的人，把全场都带入了恍惚的境界。聪明，空洞，性感的机器人，洋娃娃。真是令人兴奋，公众席成了窥人阴私的场所。此刻，所有人都被勾了魂，除了她的朋友史蒂芬，他就在前面。他每天都会拿起铅笔，把自己看到的勾勒出来。
与此同时，几天过去了。
现在在证人席上的是另一个人，一个女人，另一个女人，里卡多小姐。老实说，她比可怜的基勒还要底层。很年轻，打扮得有点俗，一头红发打理过，盘得高高的。一个舞女。我去见男人，然后他们会给我钱，我就这样赚钱。
她刚刚对着法庭宣布，她一开始向警察提供的证词是假的。
旁听席上的人更加起劲地向前挤作一团。丑闻和谎言，妓女的行径。但丹尼尔看到的这个女人，其实还只是个孩子，她努力让自己挺得直直的，他看到她的脸、她的举止表现因为恐惧而有几分发青。
红色的头发。
青色（青涩）的女孩。
她说，我不想让我妹妹进拘留所，不想失去我的宝宝，总督察说我要是不作证，他们就会把我的妹妹和宝宝带走，他还威胁说要把我哥哥抓起来，我相信他说的，于是我就作了证，但我已经想好了，我不想在中央刑事法院作伪证，我告诉了《人民报》，我希望大家都知道我为什么撒谎。
我的天哪。
她真是青涩。
控方律师有种猎狐犬的气质，他嘲笑她，他问她既然作的是伪证，那她究竟为什么要在那份供诉状上签字。
她告诉他，她希望警察放过她。
控方律师撕咬着她。为什么她之前从来没有投诉过？
她说，我该向谁去投诉？
那么，她是在蓄意欺骗？
她说，是的。
旁听席上的丹尼尔看到她的一只手，放在证人席栏杆上的那只手，长满了嫩芽，嫩芽绽开，叶子从她的手指上冒出来。
法官建议她别着急，用这一晚上时间好好斟酌一下她今天想要告诉法庭的这套说辞。
眼睛一眨。
第二天。
女孩又站在了证人席上。今天她几乎完全成了一棵小树，只有她的脸和头发没有长出叶子，她就像神话里被某位猎艳的神看中的女孩，神灵一心想要对她为所欲为，而她就在一夜之间脱胎换骨，重塑了自己，这样谁都不能占有她了。
那几个男人又在向她咆哮，他们很生气，她没有用谎言来掩饰自己的谎言，控方律师问她为什么要把自己撒谎的事告诉记者，而不是警方。他在暗示这是不正当的，一件不正当的事，像这种不正当的女人才会做这种事。
她说，我去向叫我撒谎的人坦白，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法官叹了口气，他转向陪审团。
忽略这条证据，我要求你们完全不要去理会它。
丹尼尔看着白色的树皮升起来，遮住了她的嘴、她的鼻子和她的眼睛，心里在想这也有首歌。
《白桦树之歌》。
高高教堂，摇摇晃晃，诬蔑毁谤，扪心自问。
他自己直接从法庭去了那个心爱的女孩的家。
（他爱她，他几乎连默念她的名字都做不到，他深爱着她；但她不爱他。就在几星期前，她嫁给了别人。他可以说出她丈夫的名字，他叫克莱夫。
但是，他刚刚看到了神奇的一幕，不是吗？
他看到了改变事物本质的某种东西。）
他冒着雨站在后院，天很黑，他抬头望着房子的窗户。他的手上、小臂上，他的脸上，他的好衬衣和好西装上，都是从垃圾桶和围栏上蹭来的污渍。好像他还很年轻，还可以这样翻墙似的。
有一部很有名的短篇小说，詹姆斯·乔伊斯的《死者》，书里讲到了一名年轻男子在寒夜里伫立在他心爱的女人的屋后唱歌，然后这个年轻人思慕着这个女人，死了。他在雪地里得了风寒，就这样早早地死了。真是浪漫至极啊！从此以后，故事里的女人一直被那个年轻人的歌纠缠着，这歌就像木蠹一样折磨得她千疮百孔。
嗯，丹尼尔可不是年轻人，这是一方面。这个女人，他确信自己爱她胜过爱以往任何一个女人，但他的爱得不到回馈，为伊消得人憔悴，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场空，她比他小了整整二十岁，而且，对了，不久以前，还有这回事——她嫁给了克莱夫。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唱不了歌，嗯，唱歌跑调。
但是，他可以喊一首歌出来，他可以把歌词喊出来，他的词，不是什么陈词。
而且，她认识他才十天就嫁给了他，克莱夫。有希望的，不能死心。
《一直对我说不的女孩之歌》。
放荡的小东西，聪明的，来见识她的聪明。
声音嘶哑的，得意扬扬的，野生燕麦（的），装饰音（的），错误引用（的），趣闻逸事（的），投票（的），毛皮大衣（的），衬裙（的），鱼雷艇（的）。
（糟透了。）
我是公山羊。
不要趾高气扬。
但是，没有一扇窗亮起来。他在雨中站了半个小时左右才承认屋里没有人，他站在院子里对着一幢空房子喊了一堆蹩脚的同韵词。
从客厅的天花板上挂下来的那架时髦的秋千会独自在黑暗中慢悠悠地转来转去。
真是讽刺，他是个傻瓜。她甚至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来过这里。她会吗？
（没错，她不知道。
然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接下来发生了。历史是讽刺的代名词，它我行我素地搞着恶作剧的把戏，唱着恶作剧的小曲。在这个故事里，女孩才是那个早早死去的人。
千疮百孔，木蠹，身心俱穿。）
然后，那个困在树里床上的老头，丹尼尔，还是个孩子，他搭乘的火车正穿行在一片云杉树林深处。他又瘦又小，正值十六个夏天的年纪，但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男人。又是夏天，他在欧洲大陆，他们都在欧洲大陆，欧洲大陆的局势有点动荡，眼看着要发生点什么事，事情已经来了，正在发生着，大家心知肚明，但大家都装作它没在发生。
火车上的人都能从他的穿着看出来他不是本地人，但他会说这里的语言，虽然这些陌生人都不知道他会，因为他们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坐在他身边的妹妹是谁，他们对他们一无所知。
周围的人在谈论有必要开发一种合法的科学手段来精确测定谁是什么。
坐在他对面的男人对一个女人说，有一位学院里的教授，这位教授正在研究一种先进的工具，非常科学地记录特定的身体数据。
女人说，哦？
她点点头。
丹尼尔对面的男人说，鼻子、耳朵、中间的部位。
他在和那个女人调情。
测量身体各部位，尤其是头部的特征，能够简明扼要地提供你需要掌握的所有信息。眼睛的颜色，头发的颜色，额头的尺寸。以前也有人做过，但没有这么专业，没有这么精确。一开始，这是一项测量与核对的工作，但从长远来看，就显得稍微复杂些，要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仔细审查。
男孩冲着他妹妹笑。
她一直都住在这里。
她正在认真地看她的书。他用胳膊肘碰碰她。她抬起头来。他眨眨眼。
对此，她了如指掌。她知道调情是一层透明的薄纱，她很清楚他们在说什么。她翻过一页，瞥了他一眼，然后，目光越过书沿扫了扫对面的人。
我听到他们说的了，但我会让这影响我继续看书吗？
她用英语对她哥哥说了这话，冲着他扮了个鬼脸，然后，又一头扎进了书里。
男孩丹尼尔离开座位去解手，在火车的走廊上，有个戴帽子、穿皮靴的男人挡住了去路，他的正面都是口袋和带子，双臂悠闲地向两侧伸展着，横在走廊上，堵住了去厕所和下一节车厢的通道。火车驶过云杉树林和农田，他也随着火车一起晃动，似乎是火车机械结构的一个运转部件。
那个人那么霸道地横在过道里，有点吓人，会不会不怀好意？
哦，会的。
哎，不就是懒嘛，肯定的。他对男孩微笑着，士兵小憩时的那种笑容。他抬起一条手臂，让男孩过去；丹尼尔过去的时候，士兵的手臂落下来，他的衬衣料子刚好刮到他头顶的头发。
士兵说，过吧。
火车上的男孩。
眼睛一眨。
床上的老头。
床上的老头被困着。
木头外衣
（的）。
把我住的这棵树砍倒，把它的树干掏空。
用你掏出来的内脏，将我重新塑造。
再把新的我填进那旧的树干。
烧了我，烧了树。把灰烬撒在你明年的庄稼地里，讨个吉利。
让我重生
把我和树一起烧掉
明年夏天的艳阳
隆冬的承诺
[1] 皮小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电视剧里一个出色的女间谍。
现在还是七月。伊丽莎白来到小镇中心她妈妈就医的诊所。她站在队伍里等，排到最前面的时候，她告诉接待员，她妈妈注册的全科医生就在这家诊所，她自己在这里没有注册过全科医生，但她感觉不舒服，想来咨询一下医生，也许没那么紧急，但的确感觉不太对劲。
接待员在电脑上查找伊丽莎白妈妈的信息。她告诉伊丽莎白，她妈妈不是注册在这家诊所。
伊丽莎白说，她是的，绝对是的。
接待员点开另一个文件，然后走到后面，打开文件柜的一个抽屉，从里面抽出一张纸，仔细看了看，又放回去，关上抽屉，然后，她回到前台，坐下来。
她告诉伊丽莎白，很遗憾，她妈妈已经不挂在这家诊所了。
伊丽莎白说，我妈妈绝对不知道这事，她以为自己是这里的病人。你们为什么要把她从名单上去掉？
接待员说这信息是保密的，她不可以向伊丽莎白透露除伊丽莎白本人以外其他任何病人的信息。
好吧。那我能注册一位医生吗？我很不舒服，我真的想找人看一下。
接待员问她有没有什么身份证件。
伊丽莎白把大学的借书证给接待员看。
她说，至少在我工作期间都是有效的。现在我们给这些大学的拨款，都要削减百分之十六。
接待员给了她一个耐心的微笑。（专门给病人的那种微笑。）
很抱歉，我们需要的证件必须得有目前的住址，最好上面还有照片。
伊丽莎白向她出示自己的护照。
接待员说，这本护照过期了。
伊丽莎白说，我知道，我正在更新。
接待员说，很抱歉，过期的证件不行。你有驾驶证吗？
伊丽莎白告诉接待员她不开车。
接待员说，水电费账单呢？
伊丽莎白说，什么？随身带着？现在？
接待员说，随身带一张水电费账单是很明智的做法，万一有人需要核实你的身份。
伊丽莎白说，那么那些在网上缴费的人怎么办？他们没有纸质账单啊。
接待员急切地看着桌子上左侧的电话，电话正在响。她盯着电话告诉伊丽莎白，简单，直接用一台标准的喷墨打印机就能把账单打印出来了。
伊丽莎白说她现在住在妈妈家里，离这里六十英里，而且妈妈家没有打印机。
接待员还真的是一副很生气的样子——伊丽莎白的妈妈竟然会没有打印机。她说起了医院的服务区域和病人注册的问题。伊丽莎白意识到她的意思是既然妈妈住在服务区以外，伊丽莎白就没资格待在这幢楼里。
伊丽莎白说，这也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事，伪造一张账单，打印出来，冒充个什么人。那些搞诈骗的人呢？怎么能一张打印出来的纸说你是谁你就是谁了？
她告诉接待员，有个自称安娜·帕夫洛娃的骗子，三年来，西敏寺银行会定期给他／她往自己住的地方寄对账单，即便她已经多次告知这家银行。她确定，至少十年间，没有一个叫安娜·帕夫洛娃的人在那里住过，因为她自己就在那里住了这么久。
伊丽莎白说，所以一张纸到底能证明什么？
接待员看着她，脸上像石化了一样，冷冷的。她请伊丽莎白等一下，她接起了电话。
她做了个手势，示意伊丽莎白在她接电话的时候退后回避；然后她又把手盖在听筒上，更明白地提出要求——请配合一下，我得尊重这位的隐私。
伊丽莎白后面排了几个人，都在等着挂号。
她只好改去邮局。
今天，邮局很空，几乎没什么人，除了自助秤前的队伍。伊丽莎白取了个号，39。看情形现在正在接待的是28号和29号，但柜台前根本没人，无论是邮局那边，还是顾客这边。
十分钟后，一个女人穿过后面的那道门走了出来。她喊30号和31号，没人应答；于是，她在电子屏上把30后面的几个数字依次切换下去，一边口中叫着号。
伊丽莎白走到柜台前，把装着护照的信封和照相亭拍的新照片交给那个女人。新照片上她的脸绝对合乎尺寸（她量过了）。她把收据给她看，证明自己在上周已经付了9.75英镑的预审费。
女人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去？
伊丽莎白耸了耸肩，说，还没计划。
女人看着照片，说，很抱歉，有个问题。
伊丽莎白说，什么？
女人说，这绺头发不应该挂在脸上。
伊丽莎白说，是不在脸上啊，那是我的额头，都没有碰到脸。
女人说，必须完全捋到后面。
伊丽莎白说，如果我拍出来的照片，头发不在本来的位置，那这照片根本不可能像我。要一张实际上不像我的护照照片有什么意义？
女人说，我认为它碰到眼睛了。
她推开椅子，走到发放旅行现金的柜台，把照片给那边的一个男人看，男人和她一起走过来。
他说，你的照片可能有点问题，我同事觉得头发碰到脸了。
女人说，不管怎样，头发倒没什么，你的眼睛太小了。
伊丽莎白说，我的天。
男人回到自己的旅行现金柜台。女人把伊丽莎白的照片套在一个透明的塑料图表里推上去又移下来，图表上印满了方框，方框里标着各种记号和尺寸。
她说，你的眼睛不符合阴影部分的常规标准，这个没有对齐，这个应该在中间，你看得出来，这在你鼻子这一边。很抱歉，这些照片不符合规定。如果你去快照快照，而不是去照相亭——
上周我在这里见到的那个男人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你们这家邮局是怎么回事？到底和快照快照有什么关系？有谁的兄弟在快照快照上班吗？
女人说，这么说已经有人向你建议过，要你去快照快照，但你还是没去。
伊丽莎白笑了起来，她忍不住。女人的表情十分严厉——她竟然没有去快照快照。
女人举起那张表，又给她看自己的脸，上面蒙着一个带阴影的框。
很抱歉，通不过。
伊丽莎白说，听着，把这些照片直接送到护照办去吧。我愿意冒这个险，我觉得没问题。
女人看起来很受伤。
伊丽莎白说，如果他们不认可，我会很快再回来找你，告诉你，你是对的，我不对，我的头发不对，我眼睛的位置也完全不对。
女人说，不，因为如果你今天通过预审程序提交过去，你在本邮局的申请也就到此为止了，申请一旦提交过去，有什么问题，到时候就是护照办来跟你交涉了。
伊丽莎白说，好的，谢谢你，送过去吧。我想碰碰运气。你帮我一个忙好吗？
女人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你能向那位海鲜过敏的同事打个招呼吗？告诉他，那个脑袋尺寸不对的女人祝福他，希望他健康。
女人说，就这个特征？很抱歉，但是，任何人都有可能，几千号人。
她用圆珠笔在伊丽莎白的收据上写下：顾客决定提交照片，后果自负。
伊丽莎白站在邮局外，她感觉好了些。很凉爽，下着雨。
她要去二手书店买一本书。
然后，她要去看丹尼尔。
伊丽莎白的信息瞬间就进了电脑，然后接待员把扫描过的证件还给了她。
丹尼尔还睡着。护工正在拖地，今天换了个人。拖把划过地面，嚓嚓作响，带着松油洗洁精的气味。
伊丽莎白很好奇这些护工会怎样。她发现自己在这里从来没碰到过一个护工不是来自其他国家的。那天早上，她听到广播里有位发言人在说，但这不只是说我们一直在口头上和实际上鼓励针对移民的与种族融合背道而驰的种种，而是我们一直在口头上和实际上鼓励我们自己不要融入社会。自从撒切尔教会我们要自私，不要只是想，要相信没有社会这种东西之后我们就一直把这当成一件自律的事在这样做。
然后对话中的另一位发言人说，呵，你会这么说，醒醒吧，成熟一点，你的日子到头了，民主，你输了。
这就好像民主是一个瓶子，你能扬言把它砸碎，搞点破坏。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了这样——大家在对彼此说话，但说出来的都构不成对话。
对话终结了。
她想知道这种改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这样的局面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维持了多久。
她在丹尼尔身边坐下来。熟睡的苏格拉底。
她对着他熟睡的耳朵轻轻地说，今天过得怎么样，格卢克先生？
她掏出她的新／旧书，翻开第一页：我要说一说那些转变成新形态的体。天神啊，既然是你促成了这些变化，还有那所有其他的变化，请保佑我，传授我一曲长歌，从创世之初直到我身处的时代，种种一切，绵绵不绝，尽收其中。
今天，丹尼尔看起来像个孩子，但长了一颗很老的头。
她看着熟睡的他，心里想着安娜·帕夫洛娃，不是那个舞蹈家，是那个骗子，在西敏寺银行用伊丽莎白家的地址注册账户的那个人。
什么样的骗子会给她自己——假定是个她——起个芭蕾舞演员的名字？她真以为西敏寺银行的工作人员不会调查叫这名字的人？还是说，如今的账户都是由机器开设的，机器不懂如何去量化这种东西？
话说回来，伊丽莎白又知道些什么？有可能这个名字不是那么罕见，也许全世界现在就有千千万万个安娜·帕夫洛娃，也许帕夫洛娃在俄语中相当于史密斯。
一个有修养的骗子，一个敏感的骗子，一个脚上闪着舞后的光芒、极富表现力、极具天分、传奇般的骗子，一个睡美人垂死的天鹅型的骗子。
她记得妈妈曾一度认为丹尼尔曾经是名芭蕾舞演员，也许是位很有名的舞蹈家上了年纪，因为他瘦巴巴的，轻盈灵活，颇有帕克的气质，当时八十几岁的他爬楼梯上阁楼比她四十几岁的妈妈还敏捷。
丹尼尔曾经说，你会怎么选？我该迎合她，告诉她猜对了，我刚从兰伯特舞蹈团退休？还是说，该把无趣的真相告诉她？
伊丽莎白说，一定得和她说假话。
丹尼尔说，但想想要是我这么做了，结果会怎么样。
伊丽莎白说，会很棒，会很有趣。
丹尼尔说，我来告诉你结果会怎样，听着，我和你都会知道我撒了谎，但你妈妈不会知道，我和你会知道你妈妈不知道的事，然后我们不论看你妈妈还是对方，都会和以前不同，这会破坏我们的关系，你不会再相信我，很对啊，因为我会撒谎。我们都会受到这个谎言的拖累。所以，你还是选芭蕾的说法吗？还是说，让我把无趣的真相告诉她？
伊丽莎白说，我要谎话，她知道那么多我不知道的事，我也想知道她不知道的事。
丹尼尔说，谎言的力量，总是会诱惑无能为力的人。但我是个退休的舞蹈演员又怎么能切实地帮到你，让你摆脱无能为力的感觉呢？
伊丽莎白说，你以前是舞蹈演员吗？
丹尼尔说，这是秘密，我永远都不会说出来，对谁都不说。无论给我多少钱，我都不说。
这是一九九八年三月的一个星期二。伊丽莎白十三岁。虽然妈妈跟她说过不可以去，她还是和丹尼尔在外面溜达。已是傍晚时分，天还亮着，近来天开始黑得晚了。
他们走过几家商店，然后来到举行夏季校际运动会和露天游园会的那片野地上，这里也是上演马戏的地方。伊丽莎白上次来的时候，马戏团刚撤走，她特地来看马戏团搭过帐篷的那块干干的平地。她喜欢做那种伤感的事。但现在你根本看不出这些夏季活动的痕迹，就只是片空空的场地。跑道已经褪色消失。人们围着各种骑乘设备，流连于各种驾驶和射击游戏的敞开式拖车间，那被踏平的草地，那曾被踩成泥泞的地方，那个幽灵马戏场：如今就只剩下草。
不知为什么，这和伤感又不一样，是另一码事，和伤感怀旧一点都扯不上关系。事情刚刚就那样发生了，然后就结束了，时间就那样过去了。一方面，这样想有点让人不舒服，甚至有点粗暴；另一方面，又觉得很好，是种解脱。
这片野地过去，还有另一片野地，然后再过去就是河了。
伊丽莎白说，一直走到河边是不是有点太远了？
如果他真有妈妈说的那么老，她不想让他硬着头皮走这么远。
他说，对我来说不远，巴格代拉。
她说，什么？
他说，小事，不是那种小事，是算不上什么，微不足道的意思。
她说，我们走到那边再走回来，一路上该做点什么？
他说，我们来玩巴格代拉吧。
她说，巴格代拉真的是种游戏？还是你临时编出来的？
他说，我承认，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新游戏。想玩玩吗？
她说，看看吧。
他说，我们这样来玩，我告诉你故事的第一句——
她说，好。
——然后你来告诉我当你听到第一句后，脑袋里想到的故事。
她说，就像一个已经有的故事？比如《金发姑娘和三只熊》？
他说，那些可怜的熊，那个缺德的无礼的搞破坏的丫头，自说自话就进了它们的家，打坏了它们的家具，吃了它们的食物，还把她的名字喷涂在它们卧室的墙上。
她说，她没有把名字喷在墙上，故事里没有这个。
他说，谁说的？
她说，这个故事很早以前就有了，可能早在喷漆出现之前就有了。
他说，谁说的？谁说这不是现在发生的故事？
她说，我说的。
他说，那好，那你玩巴格代拉会输的，因为巴格代拉的关键就是你不要把那些人们以为板上钉钉的故事当回事，不是，不是那种小事——
她说，我知道，哎呀，不要小看我。
他说，小看你？我吗？嗨，你想要恶搞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你可以自己来选。
他们已经走到了河边的一条长凳旁，那两块地被远远地甩在身后。这是第一次，伊丽莎白没觉得走过这两块地走了老半天。
她说，有什么可以选？
他说，什么都可以。
她说，比如真话还是谎话？那种选择？
他说，有点对立的味道，但是如果你要这么选的话，也可以。
她说，我能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进行选择吗？
（每天的新闻里都有战争，有围攻，有裹着尸体的袋子的画面。伊丽莎白在词典里查大屠杀这个词，想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意思是特别暴力残酷地杀害很多人。）
他说，你真幸运，在这个问题上还有选择的余地。
她说，我选战争。
他说，你确定想要战争吗？
她说，你确定想要战争吗是故事的第一句吗？
他说，可以啊，如果你要这样的话。
她说，角色呢？
他说，你编一个，我编一个。
她说，一个带枪的男人。
他说，好，我选一个扮成树的人。
她说，什么？不行，你应该说另一个男人带着另一把枪，类似这样的。
他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这是战争啊。
他说，这个故事我也有份，我选择一个穿着树皮装的人。
她说，为什么？
他说，独创性。
她说，独创性不会让你的角色赢这场比赛的，我的角色可带着枪呢。
他说，那可不是你的全部，你要负责的也不止那一个，你还有一个能装成树的人。
她说，子弹可比树皮快多了，也厉害多了，它会把树皮打穿打烂的。
他说，你要编的就是那样一个世界？
她说，没有必要编一个世界，本来就已经有一个真实的世界了，就只有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真相。
他说，你是说，有真相，也有我们被灌输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编出来的那套说法。
她说，不，世界是存在的，故事是编出来的。
他说，可这也不影响啊，还是那么回事啊。
她说，这话真是荒唐透顶。
他说，故事里的角色也组成了世界，所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欢迎人们进入你的故事。这是我的建议。
她说，编故事又怎么去欢迎人们？
他说，我的建议是，你在讲故事的时候，在没把握的情况下，暂且先相信你的故事角色，给予这样的福利，就像轮到你自己，你也会希望别人这么对你。
她说，就像领救济金那样的福利？就像失业救济？
姑且信之这样必要的福利，总是给他们一个选择的机会，即使是像那样的角色，在他（她）与持枪的男人之间只隔着一层树皮装，我的意思是那些看似根本没有选择机会的人，永远给他们一个家。
她说，凭什么？你也没给金发姑娘一个家啊。
他说，我有阻止她带着喷漆罐进那房子吗？
她说，那是因为你根本阻止不了，因为这已经是故事的一部分了，每次讲故事的时候，她都是这么做的——她走进熊的家。她必须进去，不然就没有故事了，对不对？除了带着喷漆罐的那部分，那是你编出来的，是假的。
他说，我的喷漆罐比故事里的其他部分来得更假吗？
她说，是的。
然后，她想了想。
啊！我的意思是，不是的。
他说，如果我是讲故事的人，我会随心所欲地讲，所以就这样了。如果你是——
她说，这样的话，我们又怎么知道什么是真的？
他说，你这算说到点子上了。
她说，如果，嗯，如果金发姑娘那样做是因为她别无选择呢？如果她是因为粥太烫了，很不高兴，所以才会拿着喷漆罐发疯呢？如果冷粥总是会让她想到过去发生的事而感到难过呢？如果她曾经经历过什么可怕的事，这粥让她回忆起来，所以她才会不高兴，才会把椅子给砸了，把床铺都弄乱呢？
他说，或者说，她就只是个搞破坏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乱涂一气，就因为我这个故事的主人决定了所有的金发姑娘都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呢？
她说，我个人会给她姑且信之这样的福利。
他说，那现在你算是准备好了。
准备好做什么？
准备好照这样开始巴格代拉啊。
这是一组延时摄影镜头：成千上万朵花儿绽放，成千上万朵花儿垂下，闭合，成千上万朵新的花儿绽放，成千上万枝嫩芽变成树叶，然后树叶飘零，腐烂，化土，成千上万条细枝分裂出成千上万新的嫩芽。
伊丽莎白坐在莫廷斯疗养院丹尼尔的房间里，时隔将近二十年的光阴，她已经完全不记得上节中描述的那一天、那次散步和那场对话的情形了，但保存在这里的这个故事是丹尼尔实际讲述的，从人脑细胞的存储区原封不动地抢救出来的，但我们所经历的事件的维度则被完整地封存在那里（包括那个三月的夜晚较为和煦的空气、空气中弥漫着的新季节的气息、远处车流的噪音以及她对时间、空间和自己在时空中的存在的种种其他感受和认知）。
伊丽莎白说，我可不愿意编个故事，放个穿树皮装的家伙在里面，因为没有一个脑子正常的人能把这样的故事讲好。
丹尼尔说，这对我正常的脑子是种挑战喽？
伊丽莎白说，毫无疑问。
丹尼尔说，那好吧，我正常的脑子要接受你的挑战。
扮成树的人说，你确定想要战争吗？
扮成树的人站在那里，树枝向上支着，像人举着双手的样子。持枪的男人拿枪对着扮成树的人。
持枪的男人说，你是在威胁我吗？
扮成树的人说，不，拿着枪的人是你。
持枪的男人说，我是个随和的人，我不想惹麻烦，所以我才带着枪，并不是说我对你这样的人有什么成见。
扮成树的人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这样的人？
持枪的男人说，我的意思是，穿着愚蠢的童话剧里的树皮戏服的人。
扮成树的人说，为什么？
持枪的男人说，你想想，如果人人都开始穿上这种树皮戏服，就会像生活在树林里一样。我们可不是生活在树林里。这个小镇在我出生前早就已经是个小镇了，一直以来都是，如果这个地方对于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母和我的曾祖父母来说都足够好的话。
扮成树的人说，那你自己的戏服呢？
（持枪的男人穿着牛仔裤和T恤，戴着棒球帽。）
男人说，这不是戏服，这是我的衣服。
扮成树的人说，好吧，那这就是我的衣服，但我可没有说你的衣服愚蠢。
持枪的男人说，是啊，因为你不敢。
他挥了挥枪。
不管怎样，你穿的都很蠢，正常人是不会穿着树皮戏服四处晃的，至少在这里不会这样，天知道在其他地方会怎么样，好吧，随便他们。但是如果让你得逞了，你就会把我们的孩子扮成树，把我们的女人扮成树，所以必须把这种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
持枪的男人举起枪来对准扮成树的人。扮成树的人在厚厚的棉层里严阵以待，画在戏服底部的那些小草叶围着画出来的树根颤抖着。男人盯住枪的准星，然后放下枪，笑了起来。
你瞧，有趣的是，我刚刚想到在战争片里，当他们要处决人的时候，会让人靠着树或者柱子站着，所以我开枪打你，有点像没有在朝任何人开枪。
他把枪凑到眼前，瞄准那棵树树干上的一点，他判断这身戏服里的那个人的心脏大概会在这个位置。
丹尼尔说，好了，我的部分结束了。
伊丽莎白说，你不能就这样结束啊！格卢克先生！
丹尼尔说，不能吗？
在那间单调的房间里，伊丽莎白坐在丹尼尔身边，捧着书，读着书中讲述的变形故事。在他们的周围，肉眼看不见，但四仰八叉遍及宇宙的，是被枪杀的童话剧里的角色。埃德娜夫人死了，丑陋的姐姐死了，灰姑娘、神仙教母、阿拉丁、穿靴子的猫、狄克·惠廷顿都被撂倒了，一批被收割的童话剧庄稼，一场童话剧大屠杀，一场喜剧的悲剧，死了，死了，死了。
只有扮成树的人还站在那里。
但正当持枪的男人准备开枪之时，扮成树的人在他眼前摇身一变，化作了一棵真的树，一棵大树，一棵美丽的金色白蜡树，高高地挺立着，迷人的树叶轻摇曼舞。
不管持枪的男人怎么发狠开枪，他都没法用子弹消灭它。
于是，他就用脚踢那厚厚的树干。他决定去买除草剂，把它泼在树根上，或者火柴和汽油也行，把它烧死。他转身要走，但就在这时候被童话剧里的半匹马[1]踢中了脑袋。他忘了把它打死了。
他倒在了地上，自己也死了。他的身下是倒下的童话剧里的角色。这是一幕超现实主义的地狱景象。
什么是超现实主义，格卢克先生？
就是这样。他们躺在那里。下雨了，刮风了，季节变迁了。枪生锈了。鲜艳的戏服暗淡了，腐烂了。附近所有的树掉下来的叶子落在他们身上，堆积起来，把他们盖住。野草在他们身旁滋生，然后开始从身体里长出来，穿过他们，穿过肋骨和眼窝，然后草丛中绽开了花朵。当戏服和烂得掉的东西都烂光或被钟爱这些养分的生物啃食干净之后，无论是童话剧里的无辜者还是持枪的男人，都没了，什么都没剩下，就只有草丛里的骨头、花丛中的骨头和上方那繁茂的白蜡树枝叶。这就是最后到头，我们所有人的结局，不管我们在的时候手里有没有枪。所以，我们在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我们还在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