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坐在长凳上，眼睛闭了一会儿，这一会儿变长了，从一会儿变成了好一会儿。
伊丽莎白说，格卢克先生，格卢克先生？
她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胳膊肘。
啊，噢，我刚才，我刚才——我刚才怎么了？
伊丽莎白说，你刚才说，我们在的时候，你说了两遍，我们在的时候，然后你就不说话了。
丹尼尔说，是吗？我们在的时候，嗯，我们在的时候，让我们永远都对说这话的人抱有希望。
伊丽莎白说，什么话，格卢克先生？
丹尼尔说，你确定想要战争吗？
[1] 童话剧里的马由两人共穿一件特制戏服扮演。
伊丽莎白的妈妈这周开心多了。谢天谢地！这是因为她收到了一封邮件，通知她被选中上《金木槌》这个电视节目，在这个节目中，大众选手要同名人和古玩专家比拼，到古玩店搜罗各种玩意，在固定的预算内，争取买到最后能在拍卖中筹得最多钱的东西。这就好像天使加百利来到了她妈妈的门前，跪地俯首，告诉她：在一爿堆满了旧货的商店里，在成千上万件被遗弃的、残缺不全的、过时的、变了色的、被转卖的、早就消失的、被遗忘的东西中，有那么一件，人们不知道它有多珍贵，而我们相信能把这件宝贝从时间和历史的糟粕下发掘出来的人就是你。
伊丽莎白坐在餐桌边，妈妈在给她播其中一集《金木槌》，给她看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同时，她在想着自己过来这一路上的经历，主要是那对在车站排队等出租车的西班牙夫妇。
显然他们刚到这里，是来度假的，行李就在脚边。排在他们后面的人冲着他们喊，喊的是滚回家去。
他们喊道，这里不是欧洲，滚回欧洲去。
排在这两个西班牙人前面的人很好，他们让西班牙人搭下一辆出租车先走，想以此来息事宁人，但伊丽莎白仍然感觉到那一次偶然事件极有限地展示了某种势如火山的东西。
她想，这种感觉就是丢脸。
同时，屏幕上还是晚春，过去遗留下来的旧货是值钱的东西。人们开着古董车到处跑，时不时在路边停下来，看着引擎盖里冒出来的烟发愁。
伊丽莎白想找些话来和妈妈聊聊《金木槌》。
她说，我很好奇你会上一辆什么型号的老爷车。
妈妈说，不会的，素人是不能上这种车的，只有名人和专家才可以。他们到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店里等着他们了。
伊丽莎白说，为什么你不能上车？这太不像话了。
妈妈说，让谁都不认识的人开着老爷车到处跑，把镜头浪费在这上面是毫无意义的。
伊丽莎白注意到在《金木槌》的镜头中，长在乡间道路两侧的那些峨参真是美极了。妈妈说，现在放的这集是去年在牛津郡和格洛斯特郡拍的。名人们四处游荡着，路边姿态庄严的峨参噙着毒。伊丽莎白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是名人。其中一个唱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流行歌曲，说着想当年他有一辆金色的达特桑。另一个很亲切地聊着她在《奥利弗》中当临时演员的经历。古董车拖着尾气在英格兰游窜；车窗外闪过的峨参，高高的，沾着雨珠，强健，葱翠。伊丽莎白在想，它们是陪衬，但这种陪衬却是深刻的宣言。峨参有自己的语言，这个节目中的嘉宾和工作人员都不知道，也没注意到它们正在说着这种语言。
伊丽莎白掏出手机，做了个笔记。这也许可以在课上讲讲。
然后她想起来也许很快自己就要失业了，没课讲了。
她把手机正面朝下放在餐桌上。她想到自己教的这批学生这个星期就要毕业了，欠了一身的债，而现在，迎来的未来却只是别人的过去。
电视节目中，那些车在郊外的一间仓库外停了下来。车上的人纷纷下车。在仓库门口，名人和专家见到了两个普通人，他们穿着一样的运动服，表明他们是普通人，素人。大家握了握手，然后名人、专家和素人，各自绕着仓库朝不同的方向出发。
其中一名素人选手花30英镑买了一个旧钱箱或被店主称作古董收银机的玩意。它已经不能用了，但那个素人说，密密麻麻点缀在弧形箱子上的那些亮白和鲜红的按钮，让她想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她祖父当电影院门卫那会儿穿的那件军大衣。镜头切换到一位名人，这位名人刚发现了一组按真实比例打造的狗和孩子造型的慈善募捐箱。这些箱子一起立在仓库门口，像是一批来自过去的模范村民，这批模范村民又像是从一个过去与未来发生碰撞的科幻场景中走出来的。这些箱子过去是摆在商店外的，让人们在进出时投放零钱。一个亮粉色的女孩，抱着泰迪熊；一个看起来土里土气的男孩，大部分漆成了棕色，手里拿的好像是一只旧袜子；一个鲜红色的女孩，胸口刻着谢谢两个字，一条腿上安着支架；一条西班牙猎犬和两只小狗，玻璃眼珠透着哀求的神情，脖子上套着小盒子，盒子上有投币孔，头顶也有投币孔。
一位专家很兴奋。她对着摄像机解释，那个穿棕色衣服的男孩捐款箱，巴纳多机构的男孩，是这一组中最经典的。她指出男孩脚下的基座上的排版式样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的风格，基座上的那句话——请施舍一点，让他活下去——本身是另外一个时期的遗迹。然后，她冲着摄像机点点头，眨眨眼，说如果是她，她还是会选猎犬，因为做成狗狗造型的东西在拍卖时总是很抢手，而这个穿着棕色衣服的男孩好是好，但不太可能会受到赏识，除非拿到网上拍卖。
妈妈说，他们没说的是——或许他们没说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出现这些募捐箱是因为在上个世纪初，那些真的狗在诸如火车站那种地方跑来跑去，脖子上挂个盒子，让人们往里面塞硬币，为慈善募捐。
伊丽莎白说，啊。
妈妈说，那些狗狗造型的募捐箱，就像上面那只，是根据那些活的狗做的，而且，它们死了之后，有时候标本师会在里面填上东西，然后，它们又会被放回火车站或生前服役的其他场所。所以，你去火车站，看到的会是尼普、雷克斯或者鲍勃，已经死了，里面填了料，但脖子上还挂着盒子。我肯定，这就是狗造型的募捐箱的由来。
伊丽莎白有点不安，她意识到这是因为她喜欢把妈妈当成一个没什么见识的人。
这时候，屏幕上的选手们从门口蜂拥而出。一套杯面印着亚伯拉罕·林肯的财政政策的马克杯让他们兴奋不已。围着仓库的那片绿色荒地上，有一只蝴蝶，在主持人的脑袋后面，这只小小的白蝴蝶飘飘摇摇地在花朵间振翅翻飞。
一位名人说，而且还保存得很好。
妈妈说，霍恩西，一九七四年，收藏爱好者的梦想。
买下这套杯子的专家说，七十年代中期，约克郡，很清晰，总统系列印的霍恩西底款，白头鹰图案。霍恩西是战后一九四九年创建的，十五年前进入破产管理，在七十年代发展得很好。最重要的是，七只这样在一起，真是难得一见。收藏爱好者的梦想。
妈妈说，瞧见没？
伊丽莎白说，是的，但你已经看过这集了，所以你知道它们的来历这也没什么了不起。
妈妈说，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我在了解，我是说我现在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
我想说我在拍卖时最担心的就是这批人。这是第一位专家的画外音。节目中出现的画面是破损的募捐箱，一个素人正晃着腿上装支架的那个红色的女孩，想看看里面是不是还有钱。
伊丽莎白说，我看不下去了。
妈妈说，为什么？
伊丽莎白说，我是说我已经看够了，我已经看了很多了。谢谢。你要上这个节目真的非常非常令人激动。
妈妈把笔记本电脑拿了过去，她要给伊丽莎白看自己会在节目中碰到的其中一位名人。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六十几岁的女人的照片。妈妈挥了挥手中的电脑。
看！神奇吧？
伊丽莎白说，我根本不知道这是谁。
妈妈说，这是约翰尼！《电话亭孩子》里的！
看来这个六十几岁的女人是伊丽莎白的妈妈童年时期的电视演员。
我真不敢相信，我不敢相信我就要见到约翰尼了。真希望你外婆还活着。真希望我能告诉她这个消息。真希望我能告诉十岁的自己。我十岁的自己会兴奋得要死。不单单是见她，还要一起上节目，和约翰尼一起。
妈妈把电脑转向她，屏幕上是YouTube的页面。
看到没？
一个十四岁左右的女孩，穿着格子衬衫，扎着马尾辫，在一个布置成伦敦大街的电视演播厅里表演一套舞蹈动作。和她一起表演的舞蹈演员扮成电话亭的样子，这样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公用电话亭在和这个女孩跳舞。就舞蹈演员而言，这个电话亭是相当僵硬的，女孩也让自己显得很僵硬，学着电话亭的样子。女孩活泼，热情，招人喜欢，电话亭道具装里的演员跳得很像个电话亭。路上的一切都停了下来，大家都在看着他们跳舞。然后从电话亭门口伸出来一个听筒，立在花线一端，就像被耍蛇人控制的一条蛇。女孩抓住它，贴到耳边，说了声：喂？舞蹈就这样结束了。
妈妈说，我其实记得看过这一段，在我们的客厅里，当时我还很小。
伊丽莎白说，天哪。
妈妈又在从头看。伊丽莎白快速浏览着手机上当天的报纸，想了解在刚刚过去的半小时里通常会发生的大事。她点开一篇题为《看着我的眼睛：脱离欧盟组织咨询电视催眠师》的文章，往下滚动屏幕，扫了一眼里面的内容。影响他人的能力。我能让你快乐。意识催眠胃束带。帮助制作社会化媒体广告。你忧虑吗？你担心吗？是时候了吗？沉迷于电视节目同样是被催眠。事实行不通。在情感上与人们产生共鸣。特朗普。妈妈又在从头播放四十年前的那段舞蹈，欢快的音乐又响起来。
伊丽莎白关了手机，去门厅拿外套。
她说，我出去一会儿。
妈妈仍旧对着屏幕，点点头，挥挥手，没有看她；眼睛亮晶晶的，也许是泪光。
但今天真是个好天。
伊丽莎白走在村子里，心里想着既然狗造型的募捐箱是根据真的狗复制的，那么孩子造型的募捐箱是不是借助圆规照着真的乞丐，小乞丐，小叫花子依样画葫芦做出来的，脖子上再挂上个盒子，然后，她又想到是不是曾经酝酿过要把真的小孩做成标本放在车站里。
她路过那幢涂着滚回家去几个大字的房子。那几个字还在，但她看到有人在下面用各种鲜艳的颜色添了一行字：我们已经回到家了谢谢。旁边画着一棵树，底下还有一排鲜红的花。屋外的人行道上也有花，很多真花，用玻璃纸和纸包着，看起来就像不久前在那里刚发生了一场事故。
她把画的树和花拍了下来，然后穿过足球场，走出村子，来到野地上，心里想着峨参和那些画出来的花。她想到了保利·博蒂的那幅画，那幅《致我爱的让－保罗·贝尔蒙多》。不管她保不保得住工作，这里面也许有点名堂，将颜色当作语言来运用，颜色的自然运用偕同美学上的运用，在灰暗的时期，画在那幢房子正面的洒脱明快鲜艳的色彩，同时还有比如像博蒂的那幅画的表现：二维的人物本相顶着一头性感的颜色，周围是橙色、绿色和红色，纯得像是直接从颜料管里挤出来，就抹在了画布上，而且，不仅通过颜色，还通过抽象的花瓣，罩在贝尔蒙多头顶帽子上的那团像生殖器一样的深色玫瑰，似乎在充分提升他凸显他的同时又在充分地压制他。
那些峨参，那些画出来的花，博蒂在给形象再造形象时运用的不掺杂其他颜色的纯红，都放到一起，你想到了什么？有啥有用的东西吗？
她停下来，在手机上记下：纵情与存在。
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第一次感觉终于像自己了。
平静遇上能量／
人工遇上自然／
电能／
天生的通电电线，精力充沛／
她抬起眼，发现前面仅仅几码开外就是横穿公地的围栏，另一种通电电线。
围栏比她上次见到的多了一倍。除非是眼睛在欺骗她，现在不只是一道，而是有两道平行的围栏。
真的。在第一道围栏的另一边，相距大约十英尺，隔着一块平整过的地，是一道一模一样的铁网围栏，上面也装着看起来多余得令人反感的铁丝网，这道围栏也通着电。当她沿着两道围栏走的时候，宝石形状的金属丝网就在她的眼睛边频闪，有点像癫痫发作的感觉。
伊丽莎白用手机给它拍了张照片，然后又对着一根金属柱子周围的杂草拍了一两张照片，杂草已经从那翻搅过的泥里又冒了出来。
她环顾四下，处处可见花草回归。
她顺着围栏走了大约半英里，一辆黑色的SUV沿着两道围栏中间的那块平地赶了上来。车超过她，在她前面停下，熄火。当她走到车边的时候，车窗滑下来，一个男人探出头来。她点头向他问好。
她说，天气真好。
他说，你不可以在这里走。
她说，我可以。
她又冲他点点头，笑了笑，还是一直往前走。她听到车子在她身后又发动起来。车子开到旁边时，慢下来，跟着她的步速往前爬。那人从窗口探出头来。
他说，这是私有土地。
她说，不是的，这是公地，公地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私有的。
她停下脚步；车子超了过去，那人往回倒车。
他边倒车边朝车窗外吼，回到路上去。你的车停在哪里？你得回到你停车的地方去。
她说，我做不到。
他说，为什么？
她说，我没车。
她又继续往前走。那人踩下油门，超了上去，在她前面几码的地方停了下来，熄了火，打开车门，在车边站着，等她走过去。
他说，你这是违反规定的。
她说，什么规定？不管你说什么，我是不会离开的。嗯，从这里看过去，你像是在监狱里。
他揭开上衣口袋，掏出一只手机。他举起手机，像是要对着她拍照或录像。
她指着围栏柱上的摄像头，说，你们拍得还不够吗？
他说，除非你马上离开，不然会有警卫人员来强制执行。
她说，这么说，你不是警卫喽？
她指着他掏出手机的那个口袋上的标志——SA4A，说，这是不是safer[1]这个词的变形，或者说，更像sofa[2]？
这个SA4A男开始在他的手机上打字。
他说，这是第三次警告，现在是最后一次警告你，除非你马上离开，不然就要对你采取行动了，你这是在非法擅闯。
她说，相对于合法擅闯吗？
——我下次经过这里的时候，如果你还在这边界附近的话——
她说，什么的边界？
她朝着那片围起来的地看过去，能看到的只有自然景观，没有人，没有建筑，只有围栏，然后就是自然景观。
——你会被起诉，可能会被扣押起来，你的个人信息和DNA就会被采集并收录进系统。
树的监狱，金雀花、苍蝇、菜粉蝶、小蓝蝶的监狱，蛎鹬的囚禁地。
她说，装这些围栏到底是为了什么？还是说，你不可以告诉我？
男人怔怔地看着她，然后在手机上输入了些东西，他举起手机，对着她拍照；她亲切地微笑着，就像拍照时通常会做的那种表情，然后，她转过身，又继续沿着围栏往前走。她听到他打了个电话，和对方讲了几句，然后上了他的SUV，在两道围栏中间把车一路倒回去。她听到车子朝着相反的方向远去。
荨麻什么都没说。草茎上的种子什么都没说。点在茎端的那些小白花，她叫不出名来，这些新绽放的花儿也什么都没说。
金凤花喜洋洋地沉默着。金雀花出乎意料地沉默着，明黄色的花朵柔滑娇嫩，衬着绿色的钩状茎须，一起沉默着。
[1] safer的意思是更安全。
[2] sofa的意思是沙发。
上学的时候，有个男孩子，总是一根筋地想把伊丽莎白逗乐。当时她十六岁。（他一根筋地只想让她也哈哈大笑。）他很酷，她喜欢他。他叫马克·约瑟夫，是乐队的贝斯手，这个乐队惯以不拘一格的风格翻唱九十年代初期的一些老歌。除此之外，他还是个电脑天才，比其他人都懂得多，当时大多数人连搜索引擎是什么都不知道，所有人都相信千禧新年全世界所有的计算机都会崩溃。对此，马克·约瑟夫开了个很有趣的玩笑，把它挂到了网上——学校所在的那条街上的一家兽医诊所的照片，下面标注着：点击此处，抵御千年犬[1]。
现在，她在学校里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想着法子逗她笑。
他在学校后门吻了她，感觉不错。
三个星期后，他问她，你为什么不爱我？
伊
丽莎白说，我已经爱上别人了，不可能再爱上第二个人。
十八岁的时候，她和大学里一个叫马里耶勒·锡米的女孩在她住所门厅的地板上打滚。两人都嗑了药，正飘飘欲仙地取笑着那些伴唱歌手在一些歌里的滑稽唱词。马里耶勒·锡米给她放了一首老歌，伴唱歌手在里面唱了八遍拟声词这个词。她给马里耶勒·锡米放了一首克里夫·理查德的歌，伴唱歌手唱的是羊。她们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然后马里耶勒·锡米这个法国妞一把搂住伊丽莎白吻了她。感觉不错。
几个月后，马里耶勒·锡米说，为什么？我真不明白，我搞不懂，明明感觉这么好。
伊丽莎白说，我只是不能骗你，我喜欢和你做爱，我喜欢和你在一起。这感觉很好。但我得说实话，这个我不能骗你。
马里耶勒说，那人是谁？前任？他还在你身边？你还在见他？还是说，是个她？是个女人吗？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还和她（他）保持着关系吗？
伊丽莎白说，不是那种关系，根本不是肉体上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但那是爱，我不能假装不是。
马里耶勒说，你找这么个借口，是不想承认现实，是要把你自己与你的真实感受隔绝开来，不让自己去感受。
伊丽莎白耸了耸肩。
她说，我感受得很充分。
二十一岁的伊丽莎白在毕业典礼上遇到了汤姆·麦克法兰。她（上午）毕业于艺术史专业，他（下午）毕业于商科。汤姆和伊丽莎白在一起交往了六年，他搬进她租的公寓同居也已经占了这六年里的五年。他们正在考虑要让关系永久化，正在讨论结婚和贷款买房的事。
一天早上，汤姆正往餐桌上摆着早餐，突然冒出来一句话：
谁是丹尼尔？
她说，丹尼尔？
他又说，丹尼尔。
她说，你是说格卢克先生？
他说，我不知道。谁是格卢克先生？
她说，我妈妈家的老邻居，我小时候，他就住在隔壁。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他了，真的是很多年。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我妈妈来电话了？丹尼尔出事了？
他说，你睡着的时候叫了他的名字。
她说，是吗？什么时候？
他说，昨天晚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经常在梦里叫这个名字。
伊丽莎白十四岁。她和丹尼尔一起走在这个运河与乡村会合的地方。小路绵延而去，攀上山坡，钻进高低起伏的山体上的那片林子里。天突然就冷了下来，尽管还只是初秋。他们走到山顶的时候，她能看到雨正扑过来，雨拂过大地，就像有人拿着铅笔在天空上刷。
丹尼尔喘不过气来，他通常不会这样喘不过气来。
她说，我不喜欢送走夏天迎来秋天的感觉。
丹尼尔抓住她的肩膀，把她转过去。他什么都没有说，但他们身后山脚下的那片大地，还是阳光明媚，蔚蓝与葱绿交相辉映。
她抬头看着他向她展示夏天还在。
没人像丹尼尔这样说话。
没人像丹尼尔这样不说话。
[1] 计算机2000年问题即千年虫问题Millennium Bug，此处将Bug（虫／电脑故障）替换成了Pug（哈巴狗）。
这是一个冬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这是二〇〇二年底二〇〇三年初的那个冬天。伊丽莎白十八岁。正值二月。她到伦敦参加抗议游行——别以她的名义。全国各地，人们都这样做了；全世界，还有几百万人也都这样做了。
游行过后的那个星期一，她在城里四处游荡。走在街道上，有种奇怪的感觉——在这里，生活还是照旧，车辆和行人还是像往常那样来来往往，但就在前天，因为某种关乎真相的东西，就在她走过的这条路线上，人潮霸占了整条整条的街道，车辆无影无踪，唯见两百万双脚踏过人行道，气冲云霄。
就在这个星期一，她在查令十字街的一家艺术品商店淘到了一本旧的红色精装目录，很便宜，3英镑，就在降价书箱里。
这是几年前一场展览的目录。保利·博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波普艺术画家。
保利谁？
英国的波普艺术女画家？
真的？
这对伊丽莎白来说很有意思。她在大学里修的其中一门课就是艺术史，一直和她的导师意见不合。导师告诉她，绝对没有出现过什么所谓的英国波普艺术女画家，在这方面，从来就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人物，所以在英国的波普艺术史上，也没有什么人留下大名，最多只是作为脚注备注一下。
这位艺术家创作过拼贴画，画过画，制作过彩色玻璃制品和舞台场景。她的人生经历很丰富，她不只是位画家，还是舞台剧和电视剧演员，她曾经充当过鲍勃·迪伦在伦敦的监护人，那时候，还没人知道鲍勃·迪伦，她还上过广播节目，向听众讲述在当时那个年代作为一名年轻女性的处境，她还差点上了一部电影，后来那个角色归了朱莉·克里斯蒂。
她在摇摆伦敦有着大好前程，然后，只活到二十八岁就死了，死于癌症。她因为怀孕去找医生，结果被查出了癌症，她不肯堕胎，这意味着她不能接受放射治疗，那会伤到孩子，她生下了孩子，四个月后，她就死了。
恶性胸腺瘤——目录后面生平历程下面列的那一串，其中就写着这几个字。
这是个令人唏嘘的故事，一点都不像她的画，妙趣横生，令人愉悦，满眼都是令人意外的色彩和反差。伊丽莎白翻着目录，意识到自己看得嘴角上扬。画家的最后一幅画是一个硕大的女性美臀，其他什么都没有，这个美臀被围在一个很喜气的舞台台口里，好像把整个舞台都填得满满的。画面下方是硕大喧闹的鲜红大字：
屁股。
伊丽莎白大笑起来。
真绝！
画家的作品中，处处可见那个时代的人物形象——猫王、梦露和政界人士。其中有一张照片，是一幅已经遗失的画作，画的是那个引发丑闻丑闻[1]的女人的著名形象，她全身赤裸，倒骑在一把时尚椅上，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
然后，伊丽莎白翻到了一幅特别的画。
这幅画名为《无题（向日葵女人）1963》。
画面中是一个女人在一片湖蓝色的背景上，她的身体是由各种画拼贴而成的：一个男人手持机关枪对着正在看这幅画的人，构成了她的胸部；一爿工厂构成了她的胳膊和肩膀。
一朵向日葵填满了她的躯干。
一艘爆炸的飞船充当了她的胯部。
一只猫头鹰。
几座高山。
若干彩色的锯齿线条。
册子背面是印成黑白的一幅拼贴画。上面有一只大手握着一只小手，小手也握着大手。
在这幅画的底部，海上漂着两艘大船，还有一艘小船载满了人。
伊丽莎白跑到大英图书馆期刊室，找到一九六四年九月版的Vogue，坐下来。特辑：9聚光灯92葆拉——公主的典范110洋娃娃保利·博蒂接受内尔·邓恩专访120沉浸在婚姻幸福中的女孩，作者：埃德娜·奥布赖恩。Young Jaeger风格（又是这风格）的大红外套、戈雅金色女孩化妆棉以及让你感觉无拘无束的管状胸罩与短内裤款式的束腰内裤，挨着这些广告的是：保利·博蒂，金发女郎，才华横溢，26岁结婚一年，丈夫为她获得的成就感到极度自豪，夸耀她通过绘画和表演赚了很多钱。她体会到在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女性解放是个密码，不是事实——她很美，因此她就不应该聪明。
整版照片是大卫·贝利拍的博蒂的面部大特写，还有一张倒过来的小洋娃娃的脸，就在她后面。
保利·博蒂：我发现自己有个虚幻的外在形象。就是我很希望让别人高兴，这也许有点自负，因为你知道人们会想“多可爱的女孩啊”。但还有就是我不想让人触碰到我，我不是特别针对身体方面，当然也包括这方面。所以我总是喜欢感觉自己好像是翩翩而过只是偶尔出现在那里，见见他们。我很习惯扮演别人为我设定好的角色，尤其是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嫁给克莱夫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真正把我当成一个人，一个有思想的人，接受我。
内尔·邓恩：你的意思是男人只把你当成一个漂亮女孩？
保利·博蒂：不，他们只是觉得，你开口说话会很尴尬。很多女人比很多男人有智慧，但要让男人接受这一点很难。
内尔·邓恩：如果你开始谈自己的想法，他们会觉得你在装模作样？
保利·博蒂：不是说你在装模作样，他们只是觉得这样有点尴尬，因为你这么做是不对的，这不是你该做的事。
伊丽莎白把杂志中的这几页复印下来。她把保利·博蒂的画展目录带到了学校，放在导师的桌上。
导师说，哦，博蒂。
他摇摇头。
他说，真是悲剧。
然后他又说，这些画无足轻重，拙劣，质量不高。她很像朱莉·克里斯蒂，很漂亮。她有部电影，肯·罗素的电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在里面有点古怪，戴着一顶礼帽，模仿秀兰·邓波儿的样子，我是说还挺漂亮的，但也挺讨人嫌的。
伊丽莎白说，我在哪里能找到这部电影？
导师说，我不知道。她很美，但不是有分量的画家，她的作品中但凡有点意思的元素都是从沃霍尔和布莱克那里剽窃的。
伊丽莎白说，那她把形象当作形象的风格呢？
导师说，哎哟，那时候谁都会那一套，张三李四，连同他的狗。
伊丽莎白说，那张三李四连同她的狗呢？
导师说，你说什么？
伊丽莎白说，这个呢？
她打开目录，翻到其中一页，上面并排印了两幅画。
一幅画上，画着古人和现代人。上方是蓝色的天空，空中有一架美国空军飞机，下方画的是坐在车上的肯尼迪在达拉斯遭遇枪杀的一幕，在这个模模糊糊的彩色场景两边是黑白的列宁和爱因斯坦，在垂死的总统头上，是一个斗牛士、一朵深红色的玫瑰、几个面带笑容的西装男子和披头士乐队的两个人。
在另一幅画上，几副肉体铺成一长条，叠印在蓝／绿色的英国自然风景上，在这片风景中，还有一幢小小的帕拉第奥式建筑。叠印的长条里有几个半裸的女人，摆出色情杂志上的那种撩人姿态；但被这些忸怩作态的肉体围在中间的是某种不做任何矫饰的东西，纯粹而直白：一个女人的正面裸体，在头和膝盖处截断，只保留了中间的一段。
导师摇摇头说，我在这里看不到任何新意。
他清了清嗓子说，波普艺术有很多极度渲染性的形象。
伊丽莎白说，那作品名称呢？
（这两幅画的名称是《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1》和《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2》。）
导师的脸涨得红通通的。
伊丽莎白说，那个时候有没有什么女人画过像这样的东西？
导师合上目录，他又清了清嗓子，说：
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设想性别是有关系的？
伊丽莎白说，事实上，这也是我想问的。其实，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是要变更我的论文题目，我想写一写保利·博蒂作品中的表现手法之表现手法。
导师说，你不可以。
伊丽莎白说，为什么不可以？
导师说，保利·博蒂的素材远远不够。
伊丽莎白说，我觉得有足够的素材。
导师说，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素材。
伊丽莎白说，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让我觉得这是件有意义的事。
导师说，我是你的论文指导，我告诉你，素材不够，这也不是什么有意义的事。你这是脱离现实，你在钻死胡同。明白吗？
伊丽莎白说，那么我就申请换一个指导。我在你这里办，还是去行政办公室？
一年后，伊丽莎白回家过复活节。这个时候，她妈妈想着要搬家，也许搬到海边去。伊丽莎白听了几个选项，看了诺福克和萨福克的中介寄给妈妈的一些房子的资料。
在房子的话题上绕了足够长的时间后，伊丽莎白问起了丹尼尔。
妈妈告诉她，他不肯让人来家里帮忙，不肯在轮椅上吃饭，不肯让人给他弄喝的啥的，洗洗涮涮，换换床单什么的，都不行。屋里面味道很重，但如果有谁过去要给些什么或是要帮忙，他会让你坐下来，然后自己给你倒茶，就连这，都不肯让人为他做。他至少有九十岁了吧。他已经做不来了，上次我还从他给我泡的茶里捞出一只死掉的甲虫。
伊丽莎白说，我要赶紧过去看看他。
丹尼尔说，哦，你好，进来。你在读什么？
伊丽莎白等着他给她泡茶，她从包里拿出那本在伦敦找到的画展目录，放到桌上。
我小时候，格卢克先生，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但是我们在外面散步的时候，你有时候会向我描述一些画。问题是，我觉得我终于看到了其中的几幅。
丹尼尔戴上眼镜，打开目录，他的脸上泛起一阵潮红，然后又变得苍白。
他说，哦，是的。
他一页页地翻着，一脸惊喜的表情。他点点头，又摇摇头。
他说，画得还不错吧？
伊丽莎白说，我觉得非常棒，非常出色，而且，无论在主题上，还是艺术技巧上，都很有意思。
丹尼尔把一幅画转向她。上面画的是蓝色和红色的抽象图案，还有黑色、金色和粉色的圆圈和弧线。
他说，这幅画我记得很清楚。
我在想，格卢克先生，因为我们曾经聊过那些，你对这些画知道得那么清楚。我的意思是这些画已经失踪了几十年，刚刚才找到，真的。艺术界没人知道它们，就我所了解到的，知道它们的也就只有那些认识她本人的人。我去了大概七八年前展出过这些画的画廊，然后我遇到了这个女人，她认识一个人，这个人曾经和博蒂有点私交，她告诉我即使隔了将近四十年，她认识的这个女人每次想起自己的朋友，还是会泪流满面。所以，我在想，这让我想到，或许你也认识博蒂。
他说，好啦，看看这个。
他还在看那幅名为《格什温》的蓝色抽象画。
他说，我现在才知道她给它起了这个名。
伊丽莎白说，你看她的照片，会觉得她真是美得惊艳，但遭遇真是令人痛心，自己不幸离世之后，丈夫，然后女儿，又接二连三地遭遇不幸，真是太惨了——
丹尼尔举起一只手，示意她打住，然后又举起另外一只，两手平平地举着。
安静。
他又继续埋头研究目录。他们中间隔了张桌子，目录就摆在桌上。他翻到一页，一边是一个由火焰构成的女人，另一边是一幅明黄色的抽象画，点缀着红色、粉色、蓝色和白色。
他说，看看。
他点点头。
他说，真的很棒。
他把每一页都翻了个遍，然后合上册子，放回到桌上。他抬起眼看着伊丽莎白。
他说，我的生活中出现过很多男人和女人，我希望他们，我想让他们爱我，但是我自己，那样去爱对方，只爱过一次。我爱上的不是一个人。不是，根本不是人。
他轻轻地拍了拍册子的封面。
他说，这是有可能的，爱上的不是某个人，而是这个人的眼睛。我的意思是，爱它们不是你的眼睛，却让你看清楚自己在哪里，自己是谁。
伊丽莎白点点头，好像听懂了的样子。
不是一个人。
她说，是的，六十年代的时代思潮，是——
丹尼尔举起手，又制止了她。
他说，我们必须怀着这样的希望，爱我们以及对我们有所了解的人最后能真正地看清楚我们。到最后，真正重要的，也就这些个事了。
但是一股凉意迅速袭遍全身，就像一面抹了肥皂水的玻璃窗被一个洗窗工用一柄橡皮刮刀从上刮到下，心里一下子透亮了。
他点点头，与其说是对她，还不如说是冲着屋子。
他说，这是记忆唯一的责任，但是，当然，记忆和责任互相是陌生的，来自两个国度。记忆总是照着它自己的路子，我行我素。
伊丽莎白一定表现出在听的样子，但那时候，脑袋里回荡着尖细的咝咝声，血液在她身体里流淌的动静，盖过了一切。
不是一个人。
丹尼尔不——
丹尼尔从来不——
丹尼尔从来不知道——
她喝了茶，她起身告辞，她把书留在桌上。
他蹒跚着跟到门厅，把册子递给正在拨前门插销的她。
她说，我是特地留下它的，给你的，我想你也许会喜欢。我不需要了，我已经交了论文了。
他摇了摇苍老的头。
他说，你留着吧。
她听到门在她身后关上。
[1] 这是一个名叫“丑闻”的丑闻，原文为scandal scandal．
这是某一年某一个季节某一个星期的某一天，也许是一九四九年，也许是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一年，反正就在那几年。
只需再过十几年，克里斯汀·基勒就将声名大噪，有意无意地引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阶级传统与性观念的一场巨变。但在当时，她还只是个小女孩，正和几个男孩在河边玩耍。
他们从地里挖出了一个金属玩意，这东西应该是一头圆，一头尖。
一个小型炸弹应该和他们的上半身差不多大。他们知道这是个炸弹，于是决定把它带回家给其中一个男孩的父亲瞧瞧。他可能在军队里待过，所以他会知道该怎么处理。
这东西在土里埋过，有点脏，所以他们可能先用打湿的草和套衫的袖子擦了擦。然后，轮流抬着它回去，路上还掉了几次，每次掉的时候，他们都像发了疯似的逃窜，生怕它炸起来。
他们把它弄到了那个男孩的家。男孩的父亲走了出来，想看看这些孩子聚在门外到底要干啥。
哦，我的天！
英国皇家空军派了人过来。他们让这条街上所有的人都从屋子里撤出来，然后又让周围几条街的人也从屋子里撤出来。
第二天，这些孩子就上了当地的报纸。
这个故事记录在她的其中一本自传里。这里还有一个。她还不到十岁的时候，被送到一家修道院，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那里的修女给小女孩们讲的其中一个床头故事，讲到了一个叫拉斯特斯的小男孩。
拉斯特斯爱上了一个白人小女孩，但这个白人小女孩得了病，而且看起来就快死了。有人告诉拉斯特斯，等到她屋前的那棵树的叶子都落光，小女孩就会死掉。于是，拉斯特斯收集了他能找到的所有鞋带，也许还拆了自己的套头毛衣，把毛线剪成了一段段的，他需要很多。他爬上女孩屋外的那棵树，把树叶绑在了树枝上。
但是，有天夜里风特别大，把所有的树叶都吹落了。
（早在克里斯汀·基勒出生前，她出生那年再往前倒推四十年，在那个时候，很多照书里这么说给自己看护的小女孩讲这种故事的修女想来应该还是个孩子或者小大人，在当时那些白人扮演的黑人说唱团演出中，拉斯特斯就是个很常见的名字。它在早期的电影中，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小说文学中，乃至所有早期的传媒娱乐形式中，成了一个角色名称，一个对黑人带着歧视的简称。
在美国，二十世纪初直至二十年代中期，一个名叫拉斯特斯的黑人形象被用来宣传奶油麦皮早餐麦片。在所有照片中，他都戴着厨师帽，穿着厨师服。在其中一张插图上，一个胡子花白的黑人老头拄着拐杖站在一张你的奶油麦皮早餐的广告海报前，看着海报上的拉斯特斯，下面写着：“世界头号名人，怕就是他吧。”
二十年代中期，奶油麦皮把拉斯特斯的角色名字换成了弗兰克·L．怀特，尽管海报和广告中的配图还是没什么变化。弗兰克·L．怀特确有其人，二十世纪初他在芝加哥当厨师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上的头像成了奶油麦皮的标准广告形象。至于怀特有没有收取肖像使用费，并没有记录在案。
他死于一九三八年。
又过了七十年，他的墓地才正式有了墓碑。
回到克里斯汀·基勒的话题。）
在她和为她代笔的人写的几本书里，还有一个关于她自己的故事。
这个故事也发生在她小时候，不过是在另一个时期。那天，她发现了一只田鼠，把它当成宠物带回了家。
那个被她叫作爸爸的男人杀了它，用脚踩死的，可能还当着她的面。
和之前几次一样，丹尼尔还是睡着。
这里的员工可能觉得他就是床上的一块东西，他们的任务就是打理这块东西，别脏得不像话就行。他们还在给他输液，但他们已经和伊丽莎白说过想和她妈妈谈谈是否停止给他输液。
我希望你们，我妈妈和我，尤其是我妈妈希望你们能继续给他输液。伊丽莎白在他们问起的时候这样说。
她到的时候，接待员告诉她莫廷斯疗养院很想和她妈妈谈一谈。
伊丽莎白说，我会和她说的，她会和你们联系的。
接待员说他们想尽量含蓄地提醒她妈妈，格卢克先生的住宿费和护理费马上就要拖欠了。
伊丽莎白说，我们一定会马上来和你们谈这个问题的。
接待员继续看她的iPad，她刚刚暂停的是一部罪案连续剧。伊丽莎白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一个穿警服的女人被一名年轻男子开着车轧了过去，他把她轧了一遍，然后又一遍，然后又一遍。
伊丽莎白走进丹尼尔的房间，在床边坐下来。
他们确实还在给他补液。
他的一只手已经从被子下钻了出来，放在嘴边。手背上用胶带贴着输液的针头，输液管沿着手掌边缘也用胶带固定着。（看到胶带和针头，伊丽莎白感到胸口有条细索突然绷断。）丹尼尔触碰着上唇，他仍旧熟睡着，但轻轻拂扫的手势就像在抹嘴上的面包屑。似乎他在悄悄地通过感觉试探或验证自己的嘴是不是还在，或者说，手指是不是还有感觉。然后，这只手就不见了，钻回到了被子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