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不懂也不想知道彗星都跟她说了什么，因为她在自己的轨道上安然自得，讨厌被一个只是偶尔出现的星体打搅，谁知道它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那天清晨，我来到这家叫皮特的酒馆，倚在吧台上，就这样任由思绪天马行空，眼睛则盯着对面的镜子，看着自己的脸出现在一排酒瓶上方，同样出现在镜中的，是坐在我身旁和身后的几十个顾客，在一片烟雾缭绕和热闹喧哗中，他们正庆祝他们一年中持续时间最长的节日：狂欢节，虽然它跟我所了解的“狂欢节”完全不是一回事。只见这帮人兴奋异常地举杯欢呼着，在这光线充足的大厅里，我几乎看不清他们的脸，因为我只是死死盯着镜中的自己，观察脸上的每一个部位和每一个表情，突然间，那张脸一下变得陌生了，仿佛坐在那里的人不是我，有一瞬间，它变成了别人的脸，一张陌生人的脸，而不是我平常所见的面孔，我一下认不出自己了，这让我立刻陷入极度的恐慌，差点就要在这座陌生城市的陌生酒徒中间当场发疯：谁在镜中看到另一个人还能保持镇定呢！好在我的堂弟基克及时出现了，“唉，上卫生间撞见两个死玻璃在里面乱搞。”基克在吧台刚坐下就开始发牢骚，“我等着进去大便，可那两个人占着厕所不出来，在里面互舔呢。”他又说了一遍，口气粗鄙又刻薄，他一贯如此。我问他，都没进去怎么就如此确定里边的人在干什么。他回答说，他在外面听得清清楚楚，一个正夸另一个的口活好呢！基克堂弟的德语很好，他面有愠色，让我确定了他没有撒谎。我又提醒他，该不会他们在所谓狂欢节的第一天，有给男伴吹箫的习俗吧，毕竟各地有各地的风俗，我说，如果他们把清晨四点、零下五度的气温中举行马车游行称作“狂欢节”，那市民的庆祝方式是去有暖气的厕所口交，而不像我在别处的狂欢节看到的那样半裸着身体在外面跳舞，我是绝对不会感到奇怪的。可基克仍然没在听我说话，而是跟皮特点了杯啤酒，转头和旁边一个面色苍白的女孩攀谈起来，是个长得不错的荷兰女孩，看起来基克准备今晚把她带上床了，对他来说，女人是最大的诱惑，也是他最大的弱点。所以，我又没人陪了，形单影只地坐在人群中，两手紧紧抓着酒杯，生怕再次在对面的镜中看到那张陌生的脸，心里想着，我就像一颗彗星，而基克堂弟是地球，所以每当我试图把自己校对那一千一百页档案的经历讲给他听，他都看起来十分不耐烦，因为对他来说，那是另一个遥远星系的事，与他的生活毫无关联。他唯一的反应是怪我没把因为一遍遍审阅那份报告而造成的心理创伤的治疗费用列入跟神父们签署的合同条款中。也许他说得对，虽然我已经飞到地球的另一端，积郁却依然丝毫不见缓解，我没有办法享受这边的清静，只要基克随便说点什么刺激的话，我就会重新提起几个星期前在改的那份报告，还有那段可怕的经历，而且至今仍保留着随身携带小笔记本的习惯，动不动就掏出来，出声朗读之前摘抄到上面的优美句子，很多我都背下来了，比如这句：对我来说回忆，我感觉我在重新经历一次。句法破碎，一定是因为说出这句话的幸存者的部分大脑机能被损坏了，而实际上，这句话完全贴合我眼下的处境：孤身逃亡在异国他乡，多亏堂弟基克好心收留，对我来说，每次回想起那一摞口述报告，都像重新经历其中噩梦般的内容。“要再来一杯吗？”皮特过来问我。这个亲和力十足的瑞士大个子店主，似乎是这里唯一会讲西班牙语的人，他刚才一直在吧台对面脚不着地忙前忙后，今天顾客太多了，个个看起来都口渴万分。皮特给我递过来满满一杯扎啤，泡沫都溢出来了，我正透过宽大的落地窗望着酒馆对面的街道，依然惊讶于那好几百位居民竟然丝毫不顾外面寒风刺骨，身着奇装异服聚集在阴沉沉的马路上，一片歌舞欢腾，他们冲着行驶过来的马车欢呼，伴着鼓声和笛声扭动着身子，俨然一幅中世纪女巫安息日的景象。“没事吧？”皮特问道，大概是被我脸上那跟周围的节庆气氛毫不相称的轻蔑表情冒犯到了。我回答说没事啊，只是觉得不可思议：如此盛大的狂欢节庆，居然选在大清早举行，还是在这隆冬时节，可惜我不懂这里的语言，否则很想弄明白马车上都写了什么，大家都在开着什么样的玩笑。然而，他转眼就跑到酒馆另一端忙活去了，我又不得不一个人面对前方镜中的自己，心里坚信不会有事的，如果我只是注视镜中人的眼睛，说不定会发现些什么，至少可以试着去想象在镜中看到另外一个人的可能性，我一边这样联想着，一边害怕真的又在镜中看到一个陌生人。这时，脑海中突然冒出一句话：让我们感到害怕的，是跟我们一样的人。我一遍遍默念着这句话，眼睛依然盯着镜中的自己，连举起酒杯往嘴边送时，也依然能在眼角余光中看到镜中的自己，同时口中不间断地重复念着那句：“让我们感到害怕的，是跟我们一样的人。”我的声音估计太大了，我立马感觉到基克放在我肩上的一只手，同时在镜中看见他靠了过来，伏在我耳边问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在叫他。我转过脸望向他的眼睛，说：“让我们感到害怕的，是跟我们一样的人。”意料之中，他听完一脸不解。我跟他说话时，总爱引用那些死里逃生的印第安人口述的报告里的句子。这让他很不耐烦，形容我是“病态的痴迷”。可这一次不是那样，我是说，他竟然没表现出厌烦，而是追问了一句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脸上满是担心，仿佛生怕我会突然做出什么意想不到的激烈举动似的，于是我赶紧解释这句话的背景：军队下令让村子里一半的人口杀死另一半人口，最好是让印第安人杀印第安人，这样，就算有一半人活下来，他们也只能顶着杀人犯的罪名度过余生。“我们快点出去吧，我跟你说的那列马车队马上就要过来了。”堂弟基克赶紧转移话题，他向来如此，我一聊政治或军队，他就神情慌乱不知所措。“那个荷兰妹子呢？”我问他。“她也一起。”说着他抓起我的胳膊，带我来到酒馆门口挂外套的地方。可是门一开，一股寒流就猛地扑面而来，冻得我立刻跟基克说，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上街喝西北风的，别管我了，我还是待在这暖暖和和的酒馆里，什么时候决定回家了再一起走，让他赶紧抓住机会，尽情施展本领，争取拿下荷兰靓妹。就这样，我留在了酒馆里，不紧不慢地喝着我的扎啤，时不时跟皮特交谈两句，视线有意避开镜子，直到我不可救药地又把小笔记本取了出来，也没什么特定的目的，就像一个烟鬼总是用快要抽完的小半截烟再点燃另一根烟，或者一个孤单的人每天来酒馆读报纸，就这样我翻看着我的笔记本，细细品味着里面的句子，时而念出声来，好体会它们的节奏韵律，或其中包含的细微情感。这时，皮特走了过来，问我在读什么，而那一刻我嘴里刚好在念这么一句：“他们杀得越多，爬得越高。”这是一位村民看到邻居因杀人而得到官方嘉奖之后有感而发的一句话，我声情并茂地念了出来，皮特则一脸愕然，显然他没听懂，于是我不得不解释道，在我们的国家，犯罪是升官发财的最快捷径，刚才那句话精准概括了这一现实。“他们杀得越多，爬得越高。”我又念了一遍，但已经没有听众了，对面的瑞士大高个已经跑去招呼另一位客人了。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起，报告公开发布的消息应该已经出来了，我也急切地想知道前一天上午大教堂中的状况，据托托老兄在最新一封邮件中说，大主教就是在大教堂中把这份报告高调地公之于众的，他还跟我说，他碰到了我的朋友埃里克，埃里克对我的不辞而别感到迷惑不解，我心想，难道我还需要对一个鬼鬼祟祟策划阴谋的人解释自己的去向吗？难道不正是因为他的阴谋，我才不得不逃到世界另一端这么一座陌生的城市来忍受天寒地冻吗？就这样形单影只地在酒馆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现在只想马上回到堂弟基克的住处，赶紧打开电脑，上网查一查那份报告最终定下的标题是什么，我当初提议使用所有口述证词中最有力的那一句作为标题：我们都知道谁是杀人犯！我认为这一句非常贴切，很适合被用作报告的标题，因为这份报告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我们都知道谁是杀人犯。我在离开大教堂去灵修院闭关之前，跟朋友埃里克和八字胡小个子碰过一次面，我当时把这个提议说给他们听，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跟我一样的热情。“我们都知道谁是杀人犯！”我高喊出来，朝皮特抬起手臂，因为我想现在就结账，然后马上回到堂弟基克的公寓，不再等他了，有荷兰美女在旁做伴，他还不一定什么时候回去呢。我在吧台前等着皮特拿账单过来，不经意间却发现我右边倚在吧台上的客人，竟然是奥克塔维奥·佩雷斯·梅纳将军，我顿时感觉如同五雷轰顶——该死！——我那天透过后窗瞧见的就是这张脸，它此刻正从对面镜子里看着我，一副目中无人的张狂样，仗着今晚喝了不少酒，也鉴于他在这个国家不可能同样无法无天，我挑衅地扬起眉毛，转过身子正对着他，他则把头扭向另一边，避开了我的目光，这个胆小鬼，这下我越发愤怒，更加不怕了，猛地把手里的酒杯举到半空，大声冲他喊出来：“我们都知道谁是杀人犯！”这句祝酒词正适合他这样的酷刑犯，而那人却装作听不懂我讲的语言，冲我傻笑起来，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我了，他可真是把我当白痴啊！于是，付完皮特递过来的账单之后，我径直走到那个特务跟前，厉声说出下面这一句：“从那以后，我们日夜担惊受怕。”这句话也出自报告，在我脑海中萦绕好几天了，只见他依然不明所以地冲我笑起来，接着说了一句德语，我当然听不懂，这家伙一定是在跟我耍把戏，我一下被激怒了，又大声重复了一遍，以示挑衅：“从那以后，我们日夜担惊受怕。”他不再理会我，扭头跟皮特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交谈起来。
很快，我就站在了酒馆门外的马路上，冻得瑟瑟发抖，迈开步子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准备到灰烬广场去坐电车，因为马车游行和其他欢庆活动的缘故，市中心的交通暂时关闭。置身于这堆在清晨的寒风里边喝酒边唱歌的陌生人中间，为了让自己也振奋一下精神，同时也为了把被我留在酒馆的那个幽魂从脑海中驱赶出去，我用尽全身力气一遍又一遍地大吼出这句话：“我们都知道谁是杀人犯！”喊完我顿觉激情澎湃，吼叫声则立刻消散在这片被称为“狂欢节”的嘈杂喧嚷之中，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甚至在同样挤满了狂欢者的电车上，我仍未停止大喊，等回到了堂弟基克的公寓，我本想继续吼两遍，但一阵比我的音量还要高的呻吟声突然传来，让我立刻闭上了嘴，是那个荷兰妞，她两条腿大张着，叫声一浪高过一浪，老天，我的酒劲一下子散了，不得不蹑手蹑脚地往里走，生怕弄出声响打断她的呻吟，说实话，她的音量实在是太高了，即便我已经回到了我睡觉的办公室，关紧了门，依然能听到它在我耳中回荡，若不是急着打开电脑查看邮件，我恐怕很快就要脱下裤子打个手枪了，肯定轻轻松松就能出来。登录邮箱一看，托托老兄果然来了一封信，我兴冲冲地点开，却只看到一条像电报一样简短的留言：昨天中午，大主教在大教堂高调主持了报告发布仪式；晚上，他被人在堂区暗杀，脑部被砖头击碎。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幸好你走了。
魔幻与见证之后：暴力阴影下的中美洲文学——代译后记
《错乱》这部小说的具体背景，书中并未点明，但透过情节中的若干线索，读者可以推断出故事发生在中美洲的危地马拉。这些线索包括一些原住民族群名称，比如卡克奇克尔族、基切族；主人公编校的那份口述档案，也显然是在影射由危地马拉天主教会于1995年发起的“历史记忆恢复计划”（Recuperación de la memoria histórica, REMHI）。这份人权报告记录了长达36年的危地马拉内战（1960—1996）期间，军队对国民犯下的种种暴行，其中包括对玛雅原住民的种族屠杀。报告按照议题分为四卷，每卷都附有对幸存者开展的共计6000多场采访。报告于1998年4月完成并公之于众，仅在发布两天之后，项目发起人胡安·赫拉尔迪（Juan Gerardi，1922—1998）主教就在寓所附近被杀害，其他参与者也相继收到死亡威胁。
若以玛雅原住民议题为脉络来梳理危地马拉，乃至整个中美洲的20世纪文学史，我们会看到其中贯穿着两大主要叙事传统：其一是以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①（Miguel Angel Asturia，1899—1974）为代表的精英文人群体所创作的虚构作品，其二是以玛雅—基切族人权斗士里戈韦塔·门楚②（Rigoberta Menchú，1959— ）的自传为代表的非虚构类作品。后者被称为“见证文学”（testimonio），其书写目的不在于艺术探索，而在于传达边缘群体的抗争诉求并进行社会动员。古巴哈瓦那美洲之家于1970年设立“见证文学奖”，颁给两部见证文学作品。此举标志着该体裁在拉美首次被官方正式承认③。而拉美见证文学真正被国际文化、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就始于门楚于1983年发表的自传《我，里戈韦塔·门楚》。通过将本土民间文化元素与欧洲先锋叙事技巧融合，阿斯图里亚斯实现了对本国原住民文化传统的艺术性再现和传播，这被乌拉圭学者安赫尔·拉马（Angel Rama，1926—1983）引为拉美“跨文化叙事”（transculturación narrativa）的典范。而无论是拉马的跨文化叙事理论，还是阿斯图里亚斯以玛雅文化为材料而展开的小说实践，其最终服务的对象都是拉美国家主体性建构和文化现代化进程，以图建立起不同于欧洲文明的独立国族身份。在这个统一民族文化身份的塑造过程中，知识精英起核心能动作用，独特性和异质性极强的原住民传统被动接受筛选、提炼和改造。以“见证文学”为代表的民间口头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对这一精英传统的对抗性回应。这些平民书写者和发声者，拒绝被他人所代表，拒绝被宏大的国族叙事压制，而是选择以叙述和行动的主体身份，记录各自所在社群的历史，对抗不公正的社会结构。以门楚为例，她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成功成名，对推动危地马拉境内的印第安人运动，争取印第安人群体权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至于同样触及危地马拉原住民议题的小说《错乱》（首次出版于2004年），其诞生的时代背景已与80年代“见证文学”兴盛之时大有不同，距离阿斯图里亚斯活跃的20世纪中叶前后更是遥远。截至90年代，内战在中美洲各国陆续结束，而和平并未随着战争的结束到来，中美洲至今依然是全球暴力现象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浪漫的国族想象已然消散，战后全球资本的扩张进一步深化贫富差距，为了逃离这个充斥着贫穷与暴力的地区，每年都有大量中美洲非法移民穿越国界，北上至墨西哥或美国。以萨尔瓦多学者比阿特丽斯·科尔特斯（Beatriz Cortez，1970— ）的《犬儒美学：战后中美洲文学中的激情与幻灭》（Estética del cinismo: pasión y desencanto en la literatura centroamericana de posguerra，2010）为代表，当代中美洲文学评论界的一大研究主题就是犬儒主义。《错乱》的主人公正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抱负和道德坚守的犬儒主义者形象。他接受档案编辑工作的动力并非源于人道主义精神，而仅仅是为了那份承诺给他的五千美元的报酬。他在小说中多处流露出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不屑和无情讽刺，其中就包括疑似影射里戈韦塔·门楚的那位成为“国际顶级奖项获得者”、在欧洲王室成员的簇拥下登上著名时尚杂志的印第安妇女（第七章情节）。虽然作为战争幸存者的玛雅原住民所提供的口述资料贯穿小说始终，但《错乱》并不是一部受压迫者讲述自己族群所遭受不公的见证文学，而是关于一位负责编校工作的知识分子阅读这些史料时的经历和体验。也就是说，故事的核心不是印第安人群体的经历，而是这些经历如何被阅读、被感受。正是基于此，一些学者称《错乱》为一部“元见证小说”④（meta-testimonio），因为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见证”小说，而是一部“关于见证”的小说。
在2017年3月墨西哥《宇宙报》（El Universal）的一次采访中，莫亚谈及其在《错乱》中所使用的这种对历史事件的处理方式，他说：“小说在本质上是主观的。作家生活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而小说是作家们想象力的产物，他们从个人的角度、以个人的方式对历史做出回应，跟利益团体的反应未必一样……以《错乱》为例，小说描述了危地马拉社会的暴力和战争受害者的记忆，但主人公的视角是完全个人的，他被个人的需求所驱使，有其看待世界的方式，其言行举止与历史事业所基于的善意并不一致。文学不能被限制在历史真相的框架之内。小说家的工作是构建一个世界，在其中通过挖掘人类内心的深层动机，以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来讲述事实。文学处理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情感，是人类心中那个不可见的隐秘世界。”通过这番关于文学理念的表达，莫亚似乎在与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见证文学划清界限。见证文学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美洲文化、文学领域十分兴盛，莫亚承认这类书写存在的必要，同时也已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对该体裁的厌倦。比如，2009年4月，他在接受纽约《格尔尼卡》（Guernica）杂志采访时说：“见证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教派，好像所有人都应该带着政治诉求去写作，而读者也必须相信那些作品的真实性，因为，见证文学的基石就是历史真相……可是现实很复杂，不存在唯一的真实讲述。”具体到《错乱》，在2008年接受厄瓜多尔作家毛罗·哈维尔·卡德纳斯（Mauro Javier Cardenas）的邮件采访时，他说：“政治上的严肃性或意识形态上的党派性会让它陷入见证小说的危险，而那是一种我绝对不会去写，也完全不喜欢的体裁。《错乱》的最大挑战只在于，如何让那份编辑报告的工作一点点摧毁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愤世嫉俗者的心理和情感世界。”
从人物塑造的连贯性和情节合理性上来说，主人公自私自利的言行特征背后，是他自身难保的现实处境。他时刻处于被恐惧吞噬的边缘。因此，他在情感上始终试图与原住民的残酷遭遇保持疏离，这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一种逃避和自我保护。他所身处的环境，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其所阅读史料中玛雅族群的遭遇，却也充斥着邪恶、暴力和大大小小的犯罪。如上文所说，中美洲内战的结束并未为各国带来和平，抢劫、绑架和凶杀充斥着国民的日常生活，黑帮团体像病毒一样在最贫穷的街区蔓延。引用莫亚接受墨西哥《宇宙报》采访时说的话，“现如今在萨尔瓦多，有数万人加入地方黑帮，跟内战时期加入游击队的国民人数几乎一样多”。危地马拉“历史记忆恢复计划”记录了战争期间442场屠杀事件，众人都期待这项宏伟的工程可以带来正义，为国家带来历史性的变化，可是项目发起人刚刚办完新闻发布会就被残忍杀害。类似的悲剧也在邻国萨尔瓦多上演着：“有罪不罚的现象继续存在，战争的受害者并没有获得正义。想象一下，你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他们可以杀死你们的最高宗教领袖［指奥斯卡·罗梅罗主教（Monseñor Óscar Romero，1917—1980），1980年3月24日在圣萨尔瓦多一个小教堂做弥撒时被暗杀］……而那些下令暗杀这个民族精神领袖的人依旧安然享用着他们的财富，没有任何人付出任何代价！我们要从哪里获得精神上、道德上的能量来重新树立一个榜样，来让人们依然相信未来还有可能变得更好呢？”（《宇宙报》，2017）《错乱》的主人公在来到邻国参与档案编辑之前，在本国已经饱受人身威胁，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问题的困扰，而这份内容敏感的工作又将他置于新的危险之中。面对报告中所记载的大规模人类暴行，自顾不暇的主人公把焦点放在文字表层的诗意，这可以理解成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他选择逃避。他想逃进美、逃进性爱，但最终都失败了。他逃到地球另一端也没能逃出内心的恐惧。他在故事结尾大喊出的那句“我们都知道谁是杀人犯！”，与其说是一句从道德立场发出的控诉，不如说那背后的驱动力量依然只是他个人心中日积月累的恐惧和无力的愤怒。
在莫亚的笔下，恐惧与妄想症（paranoia）如影随形。偏执妄想、疑神疑鬼是暴力和恐惧所触发的一种心理机制，也是一种在特殊环境下被激发出的求生本能。莫亚将当代中美洲的社会现实和国民普遍的心理特征幻化成特定的小说叙述风格，即大篇幅的心理描写和第一人称独白，以表现笼罩在恐惧中的人物终日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在他的笔下，人物常患有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世界与自我因而同时变得愈发扭曲、陌生，直至精神错乱。在作家莫亚的眼中，进入历史就是进入悲剧，就是进入一个超乎人的意志和主观掌控的过程。面对暴力主导的悲剧命运，个体只能一步步陷入错乱和癫狂的旋涡。在这里，笑，即幽默、嘲讽，成了仅剩的武器。2004年5月，马德里美洲之家举办中美洲文学研讨会，莫亚受邀出席，发表演讲。在这场重要演讲中，他回顾了萨尔瓦多及整个中美洲在过去一百年左右的残酷历史，说：“我们是一场大屠杀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平时如此热衷于开玩笑。我们用笑来抵御精神错乱。”
除了宏观的国族史，他在马德里那场演讲中还谈起一些个人经历，以及自己所属家族的历史，来解释塑造自己文学创作风格的现实因素。比如，他说他童年最早的记忆是三岁时在外祖父家经历的一次爆炸式袭击，“也许就是这个事件，在我心中埋下了恐惧、仇恨和报复的种子”。“或许不是，”他接着说，“或许可以追溯到更早。我想象着我的曾祖父何塞·玛利亚·里瓦斯（José María Rivas）将军的脸。他于1890年被埃塞塔（Carlos Ezeta，1852—1903）独裁政权枪杀，头颅被悬挂在科胡特佩克⑤城门口，作为对他叛乱行为的嘲弄；或者我的叔叔哈辛托在1932年2月1日清晨于行刑队前向法拉本多·马蒂⑥（Farabundo Martí，1893—1932）告别时，因痛苦而扭曲的神情；或者我的父亲在1944年4月2日所参与的反对马丁内斯（Marximiliano Hernández Martínez，1882—1966）将军独裁统治的政变失败后，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时颤抖的身体；又或者，我的侄子罗伯蒂克在1980年3月的某一天，即将被暗杀队士兵用砍刀砍死时，那满脸的惊恐。”所有这些都构成莫亚的个人记忆，而浸透于这些记忆最深处的，就是暴力。莫亚继而引用他十分喜欢的一位思想家埃米尔·齐奥朗（Emil Cioran，1911—1995）的一段话，来解释自己创作的动力源泉：“齐奥朗说：‘对我来讲，写作就是复仇。对世界的报复，对我自己的报复。我所写的一切，或多或少都是一场报复的产物。因此，它同时也能带来解脱。’我倾向于相信，激励着我自己的文学创作的，也是一种类似的感情。”
但无论如何，在列数完这些记忆之后，他又重新强调，“我是个写小说的，而不是扮演救世主形象的政治家。”他不愿让政治、暴力限定大家对他及其作品的解读，即便这些元素的确充斥着他的写作。政治和暴力构成作家的存在处境、创作土壤，却并不是他的创作目的。他在马德里的演讲中说，虚构写作是为了创造平行于现实世界的时空，写作者在那里可以探索日常生活中所无法行使的自由。“正是这份自由赋予人些许解脱。也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抗拒通过列表或画框来被简易地分类。多位评论者称呼我为暴力小说作家，对此我的回应是：我不写暴力小说，我写的就是小说，没别的了。”
不愿被政治、社会议题框架限制，这诚然是莫亚关于自己所追求的一种普世主义文学理念的表达。他只是个写小说的，不想去做扮演救世主形象的政客。但不可否认，这份普世的态度或理念，背后依然可见当代中美洲国民对政治、对精英、对文化英雄所抱有的一种普遍的消极情绪。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斯托尔（David Stoll，1952— ），在其著作《里戈韦塔·门楚和所有贫穷危地马拉人的故事》（Rigoberta Menchú and the Story of All Poor Guatemalans， 1999）中，收录1993年在危地马拉采集到的一条街头采访资料。前一年，门楚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被采访的危地马拉老汉说：“我们这样一个文盲国家，得过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现在，一场战争正无休无止地进行着，竟又得了个诺贝尔和平奖。”阿斯图里亚斯与门楚所代表的，可能不单纯是前文所谈到的两种叙事传统，他们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深刻的命题，即面对现实苦难，尤其是种族屠杀、种族灭绝这样大规模的人类暴行，艺术何为、文学何为的问题。“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将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这句著名的表述，置于位于世界“边缘之边缘”⑦的萨尔瓦多籍作家莫亚的小说内外，又可以激发出我们哪些思索呢？
张婷婷
2021年8月
①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②199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③卢云，《拉美见证文学的历史发展和概念梳理》，载《西班牙语论丛》，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语系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
④Misha Kokotovic. “Testimonio Once Removed: Castellanos Moya’s Insensatez” . Revista de Estudios Hispánicos, 43:3, 2009. 545-562.
⑤萨尔瓦多城市，据查阅到的有限资料，从大约1860年起一直到1890年，何塞·玛利亚·里瓦斯将军与当地印第安人联合，反抗统治者压迫。
⑥萨尔瓦多革命领袖，1930年创立萨尔瓦多共产党，1932年领导反对马丁内斯军事独裁的农民起义，遭到残酷镇压，导致三万起义农民死亡，马蒂也被杀。萨尔瓦多诗人罗格·达尔顿在一首题为《我们》（“Nosotros”）的诗中多次重复的一句“我们都是1932年的子孙”，指的就是这场历史上著名的1932年大屠杀。
⑦这是莫亚对中美洲地区的形容，出自2019年7月厄瓜多尔《电报》（El Telégrafo）采访记录。采访中，莫亚说：“在掌控这个世界的新型法规秩序中，在全球对资本的需求、对原材料和技术发展的需求中，中美洲国家完全没有存在感。没人对我们有兴趣。资本需要跟巴西这样的国家谈判，因为它的矿物出产能力对于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甚至对非洲国家也一样。但我们被剩了下来。没人在乎我们死活…… 除了巴拿马，我认为其余的中美洲国家都注定被遗忘。我们一直处于世界边缘的边缘，这是我们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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