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水不敢相信。再也没有一滴水从地下冒出来，水位下降，河流很快就像小孩的鼻涕一样，变成了地面的涓涓细流。
迦太基河的骄傲消失在充满讽刺的水中，峡谷恢复了好心情。鸟儿突然在这个地方飞来飞去，开心地看着发生的事情，一阵大风袭来，甚至那天晚上星星似乎更早就出来看一看，然后开心地笑了。
几英里外的一些群山中有一场夏季暴雨，迦太基河恳求雨水来拯救它。
“求你了，”河水说，声音现在小得只是耳语的影子，“帮帮我。我的鳟鱼需要水。它们快死了。看看那些可怜的小东西。”
暴雨看着鳟鱼。鳟鱼对现在的状况非常满意，尽管它们很快就会死去。
这场暴雨编造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复杂故事，说它不得不去拜访一个人的祖母，那人的祖母有一台坏了的冰激凌机，不知怎么的，需要大量的雨水来修理它。“但也许几个月后我们可以聚一聚。我来之前会打电话给你。”
第二天，当然是1921年8月17日，许多人，包括城镇居民之类的，开着他们的车，看着曾经是河的地方，惊讶地摇摇头。他们也带了很多野餐篮子。
当地报纸上登了一篇文章，上面有两张照片，是迦太基河的源头和汇水处的两个大洞。这些洞看起来像鼻孔。
另一张照片是一个牛仔坐在马背上，一只手拿着伞，另一只手指向深深的迦太基洼地。他看起来很严肃。这是一张让人发笑的照片，人们也确实笑了。
好了，这些就是《在美国钓鳄鱼》遗失的章节。它们的风格可能有点不同，因为我现在也有点不同了，我三十四岁了，它们的书写形式也可能略有不同。有趣的是，我在1961年没有重新写，而是等到1969年12月4日再写，是差不多十年后，才回来尝试找回这些记忆。
旧金山的天气
那是一个多云的下午，一名意大利屠夫向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妇人出售一磅肉，但年纪这么大的老太太买这一磅肉干吗呢？
她太老了，吃不下那么多肉。也许她用肉喂养蜂群，家里养着的五百只金蜂在等着吃肉，它们体内填满了蜂蜜。
“你今天要点什么肉？ ”屠夫说，“我们有挺好的肉糜，挺瘦的。”
“我不知道，”她说，“我不太想要肉糜。”
“嗯，瘦肉多。我自己绞的。我在里面放了很多瘦肉。”
“我觉得肉糜不太行。”她说。
“啊，”屠夫说，“今天是买肉糜的好日子。看看外面，现在多云。有些云层里夹着雨。换作是我，我肯定买肉糜。”
“不，”她说，“我不想要肉糜，我觉得等会儿不会下雨。我觉得太阳会出来的，这将是美好的一天，而且我想要一磅肝。”
屠夫呆住了。他不喜欢把肝脏卖给老太太。这件事不知怎的让他非常紧张。他不想再和她说话了。
他不情愿地从一大块红色的肝上切下一磅，用白纸包起来，放进一个棕色的袋子里。对他来说，这是一次非常不愉快的经历。
他收了她的钱，给了找零，然后回到禽肉区，让自己平复一下心情。
老妇人仿佛扬起船帆，拖着一把老骨头，飘出去到了街上。她拿着肝脏，仿佛是一场胜利，来到了一个非常陡峭的坡道脚下。
因为她年纪很大，爬上坡对她来说很吃力。她很快就累了，在到达山顶之前，不得不多次停下来休息。
山顶上是老妇人的房子：位于旧金山的一栋高大的房子，从窗子望出去就是海湾，倒映出这个阴天。
她打开钱包，钱包就像一片秋天的小田野。在一棵老苹果树倒下的树枝旁，她找到了她的钥匙。
接着她打开了门，它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伙伴。她在门口点点头，走进屋子，走过一条长长的过道，进了一个养满了蜜蜂的房间。
房间里到处都是蜜蜂。椅子上有蜜蜂。她死去的父母的照片上有蜜蜂。窗帘上有蜜蜂。一度收听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老旧收音机上有蜜蜂。她的梳子和刷子上有蜜蜂。
蜜蜂飞过来，充满爱意地聚集在她身边。她打开白纸包装，将肝放在一只多云的银盘上，很快就变成了阳光明媚的一天。
复杂的银行问题
我有一个银行账户，一是我不想再把钱藏在后院，二是几年前，我在埋一些钱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一具人的尸骨。
骷髅一手拿着半个铲子，一手拿着快被腐蚀的咖啡罐。咖啡罐里装满了铁锈一样的粉末，我觉得这原来应该是钱，所以现在我有了一个银行账户。
但大多数时候，银行账户也很不好用。我排队时，前面总是有很多人遇到复杂的银行问题。我必须站在那里忍受美国金融卡通片的折磨。
举个例子：我前面有三个人。我有一张小支票要兑现。我这件事应该是一分钟就能搞定的。支票已经签过名了。我把它拿在手里，对着出纳员的方向。
现在在办理业务的是一个五十岁的妇女。天气很热，但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长大衣。她似乎不觉得这有什么，可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从她身上散发出来。我想了几秒钟，意识到这是复杂银行问题的第一个迹象。
接着，她把手伸进大衣的褶子里，取出冰箱的影子，冰箱里装满酸了的牛奶和放了一年的胡萝卜。她想把影子存进她的储蓄账户。她已经写好了存款单。
我抬头看着银行的天花板，假装那是西斯廷教堂的拱顶。
这位老妇人在被带走之前，大闹了一番。地板上有很多血。她咬掉了一个保安的一只耳朵。
真是不得不佩服她的胆量。
我手里拿的是一张10美元的支票。
队伍里接下来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他们是一对连体双胞胎，但他们都有自己的银行账户。
其中一个人往自己的储蓄账户里存了82美元，另一个人要注销自己的储蓄账户。柜员给他点出了 3574美元，他把钱放进裤子侧面的口袋里。
这些事情都很费时间。我再次抬头看银行的天花板，但我没法再想象那是西斯廷教堂的拱顶了。我的支票现在湿乎乎的，看上去像是1929年签发的。
我与柜台之间的最后一个人，完全是匿名的。他是如此匿名，以至于他几乎不在那里。
他把237张要存活期的支票放在柜台上，总共489000美元。他还有611张支票要存进他的定期储蓄账户，总共1 754 961美元。
他的支票像一场财富暴风雪，彻底覆盖了柜台。柜员开始忙碌起来，仿佛她是一名长跑运动员。而我站在那里，认为后院的骷髅其实做了正确的决定。
新加坡的一座高楼
旧金山这一天唯一的美景，是新加坡的一座高楼。我走在街上，感觉糟透了，我的脑子像一坨糨糊。
一位年轻的母亲路过，一边和她的小女儿聊天。小女孩实在太小了，还没到说话的年纪，但她还是非常兴奋地和母亲讲着一些事情。我听不出她在说什么，因为她太小了。
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小小孩。
然后，她妈妈对她的回答，以一种蠢劲照亮了我的一天。”这曾是新加坡的一座高楼。”她对小女孩说。小女孩热情地回答，像一枚明亮的彩色便士：“是的，那曾是新加坡的一座高楼！”
35毫米胶片无限量供应
人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和她在一起。他们无法理解。他很好看，但她长相很普通。“他喜欢她什么呢？"他们心里这么想，也这么问别人。他们知道不是因为她的厨艺，因为她不怎么会烧菜。她只会做马马虎虎的肉饼。她每周二晚上都会做，他每周三的午餐里会有一个肉饼三明治。时光飞逝，他们的朋友都分手了，他们还是在一起。
跟很多这样的感情问题一样，最初的答案就躺在他们做爱的床上。她成了他放映自己性爱幻想的电影院。她的身体就像一排排柔软的剧场座椅，通向阴道——他性爱幻想的温暖银幕。在那里，他和所有他看到并想得到的女人做爱，就像放映电影胶片一样。但她对此一无所知。
她只知道她非常爱他，他总是让她开心，让她觉得自己很幸福。她每天下午四点左右变得很兴奋，因为她知道他五点下班回家。
他巳经和她体内数百个不同的女人做过爱了。她让他的所有幻想成真：她躺在那里，像一家天真知足的电影院任他摆布，心里只想着他。
“他喜欢她什么呢？”人们继续问自己和别人。他们应该很清楚，最后的答案很简单。都在他的脑袋里。
斯卡拉蒂失控
“与一个正在学小提琴的男人合住在圣何塞的单间公寓里太难了。”当她把空左轮手枪递给警察时，这么说道。
天堂的野鸟
我宁愿停驻在黑暗的叫喊声中
那太阳拒绝照耀的地方，
天堂的野鸟
也听不见我发牢骚。
--民歌
没错。孩子们已经抱怨没电视看好几个星期了。图像已经看不清了，约翰•多恩 1 深情描述的死亡正在蔓延到那天晚上播放的任何节目边缘。屏幕上还闪着雪花和竖线，像是喝醉的墓地。
亨利先生是一个简单的美国人，但孩子们对没电视看的忍耐快要达到极限。他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他的工作是确认受保人是否健在。受保人都在文件柜里。办公室的每个人都说他前途无量。
一天，他下班回家，发现他的孩子都在等他。他们直接和他摊牌：要么他买一台新电视机，要么他们去做少年犯。
他们给他看了一张五名少年犯强奸一名老妇人的照片。其中一名少年犯正在用自行车链条抽打她的脑袋。
亨利先生立即同意了孩子们的要求。什么都行，只要他们把这张糟糕的照片收起来。然后，他的妻子走进来，说了自从孩子出生以来对他说的最客气的话：“快给孩子们买一台新电视机。不买你还是人吗？ ”
第二天，亨利先生就到了弗雷德里克•克罗百货公司，窗户上贴着一块巨大的标牌，写着诗一样的文字：
电视促销。
他走进去，立刻看到了能让孩子们安静下来的视频播放器：它有一块42英寸的屏幕，排线内置。一名店员走过来，向他推销：“嗨，你好。”
亨利先生说：“我要买这个。”
“现金还是贷款？”
“贷款。”
“您有我们店的信用卡吗？”店员低头看看亨利先生的脚。“不，您应该没有，”他说，“只要告诉我您的名字和地址，您到家时电视机就送到了。”
“我的信用好吗？ ”亨利先生问。
“别担心，”店员说，“我们的信贷部门正在等您。”
“哦。”亨利先生说。
店员指了指去信贷部门的路。“他们在等您。”
的确，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坐在一张桌子旁。她真的很可爱。她像是你在所有香烟广告和电视上看到的所有漂亮女孩的混合体。
哇！亨利先生拿出他的烟，点着了一根。毕竟他可不蠢。
女孩微笑着问：“有什么我能帮您的吗？ ”
“嗯。我想贷款买一台电视机，我想在你们店开一个账户。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三个孩子，计划买一栋房子和一辆汽车。我的信用还不错，”他说，“我已经负债25000美元了。”
亨利先生以为这个女孩要打电话调查他的信用状况，或者要看看他有没有就25000美元的债务撒谎。
她没有。
“没什么好担心的。”她说。她嗓音的确很甜美：“电视机是您的了，您进去就行。”
她指着一间门很好看的房间。事实上，这门非常别致，是一扇沉重的木门，木头的纹路很漂亮，像地震时的地裂穿过沙漠的日出。纹路里满是亮光。
把手是纯银的。这是一扇亨利先生一直想打开的门。他的手梦见过它的形状，而数百万年的时间已被海水淹没。
门上方有一个标识：
铁匠。
他打开门，走进去，有一个人在等他。那个人说：“请脱掉您的鞋子。”
亨利说：“我只想把合同签了。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会按时还款的。” “别担心，”那人说，“脱下您的鞋子吧。”
亨利先生脱掉了鞋子。
“袜子也是。”
他照做了，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毕竟他没有钱买电视机。地板不冷。
“您多高？ ”那人问。
“五英尺十一英寸。”
那个人走到文件柜前，拉出写着“五英尺十一英寸”的抽屉。他拿出一个塑料袋，然后合上抽屉。亨利先生想起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可以讲给那个人听，但随即就忘了。
那个人打开袋子，拿出一只巨鸟的影子。他像摊开一条裤子一样，展开阴影。
“那是什么？”
“这是一只鸟的影子。”那人说着走到亨利先生坐着的地方，把影子放在他脚旁的地板上。
然后，他拿起一把奇形怪状的锤子，从亨利先生的影子中，拔出那些钉在他身上的钉子。那人小心翼翼地叠起了影子，把它放在亨利先生旁边的椅子上。
“你在做什么？ ”亨利先生说。他不害怕，只是有点好奇。
“把影子戴上。”那人说着，把鸟的影子钉在他的脚上。至少不疼。
“好了，”那人说，“您有二十四个月的时间来支付电视机的费用。等您付完电视机的钱后，我们会换回影子。它在您身上还挺好看的。”
亨利先生凝视着他身后鸟的影子。亨利先生想，这看起来还不赖。
当他离开房间时，桌子后面的漂亮女孩说： “天哪，您变化真大。”
亨利先生很享受与她的谈话。结婚这么多年了，他已经忘光了性的意义。
他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拿一支烟，发现烟早就被他抽完了，他非常尴尬。那个女孩盯着他看，仿佛他是个做错事的小孩。
约翰•多恩(1572—1631),英国玄学派诗人。
冬日地毯
要我的证件？没问题。在我口袋里。听着：我曾有朋友在加州去世，我以自己的方式哀悼他们。我去过森林草坪，像一个皮孩子满草坪嬉戏。我读过《挚爱》《美国式死亡》《裹尸布里的钱包》和我最喜欢的《夏去夏来天鹅死》。 1
我见过有人在太平间门口，站在灵车边上用对讲机指挥着葬礼，就好像他们是形而上学战争中的军官。
哦，对了：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走过旧金山贫民区的一家酒店，有人抬着一具尸体出来。尸体用白色床单精致地裹着，背景里有四五个群众演员似的中国人在旁观，有一辆速度非常慢的救护车停在外面。法律禁止它鸣笛或时速超过三十七英里，或是有任何激烈驾驶行为。
我的朋友看着那具女士或者先生的尸体从他面前运过，说：“比起住在这家酒店，死了更舒服一些。”
如你所见，我是加州死亡专家。我的资历经得起最仔细的检验。我有资格继续讲我朋友告诉我的另一个故事，他也是一个园丁，给马林县一位非常富有的老妇人干活。她有一只十九岁的狗，她深爱着它。这只狗格外缓慢地衰老死去，以此报答主人的爱。
每天我的朋友去工作，那只狗都会多死一点。狗早就过了死亡的恰当时间，但这只狗拖得太久了，在走向死亡的途中迷了路。
同样的事发生在这个国家的许多老人身上。他们太老了，与死亡周旋太久了，以至于到了真正离开的时候，他们已经找不到路了。
有时他们一迷路就是好几年。看着他们继续逗留在人间很可怕。直到他们自己血液的重量终于压垮了他们。
不管怎样，后来老妇人无法忍受看着她的狗遭受衰老的折磨，于是请了一位兽医过来，想让狗永远睡去。
她嘱托我的朋友给这只狗做一口棺材。他照做了，他想这应该是在加州做园丁的一个附加条款。
安乐死医生开车到了她的庄园，很快就带着一个黑色的小袋子进了屋。他搞错了，老妇人要的是一个大号的彩色袋子。当老妇人看到那个黑色小袋子时，她脸色明显变得苍白起来。这种过于残酷的现实让她难以承受。于是，她开了张慷慨的支票将兽医打发走了。
哎呀，兽医走了，但狗的现实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他 2 太老了，死亡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他在死亡的表象中迷失了自己。
第二天，那只狗走到一个房间的角落，却不知道怎么离开。它在那里站了好几个小时，直到筋疲力尽地倒下。这时老妇人刚好走进房间找她劳斯莱斯的钥匙。
当她看到狗躺在那里，像角落里的一洼野狗做的小水坑，她哭了起来。它的脸仍然贴在墙上，眼眶里有泪水，像人一样。狗和人相处太久，染上最糟糕的人性后就会这样。
她让女佣把狗抱到他睡的地毯上。这条狗有一块中国地毯。从他是一只小狗开始就一直睡在上面，那时蒋介石政府还没倒台。那块地毯在一两个王朝的更替中幸存下来，当时就价值1000美元。
这块地毯现在更值钱了，没什么严重磨损，比起在某座城堡里存放几个世纪要好得多。
老妇人又打电话给兽医，兽医带着黑色小袋子回来了，里面装着如何在多年的迷失后找回通向死亡之路的妙招。真的太多年了，以至于会把自己困在一个房间的角落里出不来。
“你的宠物在哪里？ ”他问。
“在他的地毯上。”她说。
这只狗筋疲力尽，四肢摊开，躺在美丽的中国鲜花和很多来自异国他乡的东西上。“请在这块地毯上帮他吧，"她说，“我觉得他也会想这样。”
“没问题，”他说，“别担心。他不会感觉到什么的，这是无痛的。就像睡去一样。”
“再见，查理。”老妇人说。狗当然没有听到她说话。1959年他就已经聋了。
与狗道别后，老妇人就上床睡觉了。当兽医打开他的黑色小袋子时，她就离开了房间。兽医急需一些公关手段。
后来，我的朋友带着棺材进屋去接狗。一个女佣把尸体裹在地毯里：老妇人坚持要把狗和地毯一起埋在玫瑰园附近的坟墓里，头朝向西方，指向中国。我的朋友把狗朝着洛杉矶的方向埋了。
当他把棺材抬出去时，他看了一眼那块价值1000美元的地毯。这设计真不错，他自言自语。只要用吸尘器吸一下，它就光洁如新了。
我的朋友通常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这头蠢死狗！他走近坟墓时，自言自语道，该死的死狗！
“但我克制住了，”他告诉我，“我把地毯和狗一起埋了，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是一个我将永远追问自己的问题。有时候，冬天夜晚下雨的时候，我会想起坟墓里的那块地毯，裹着一只狗。”
此句中的《挚爱》《美国式死亡》《夏去夏来天鹅死》分别是伊夫林•沃、杰西卡•米特福德、阿道司•赫胥黎的作品，《裹尸布里的钱包》信息不详。
自此段开始，文中指代狗时“他”与“它”混用，原文如此。
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打字员
这听起来像首圣乐。我的一个朋友刚从纽约回来，他雇了海明威的打字员帮他打字。
他是一位成功的作家，所以他去找了最好的打字员。她正好是给欧内斯特•海明威打字的那个女人。这足以令你窒息，令你的肺都安静下来。
这可是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打字员！
她是每个年轻作家渴望的梦想——她如羽管键琴一般的双手，她双眼恰到好处的凝视，以及她打字时深沉的声音。
他每小时付给她15美元。这比管道工或电工赚的钱都多。
一天就是120美元！给一个打字员！
他说她能帮你解决一切问题。你只要把手稿给她。就像奇迹降临一般，你就有了迷人、正确的拼写和标点符号，美丽到让你双眼充满泪水，文章段落看起来像是希腊神庙，她甚至能给你补全句子。
她是欧内斯特•海明威的
她是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打字员。
致敬旧金山基督教青年会
从前在旧金山，有一个人很懂得欣赏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尤其是诗歌。他喜欢读好诗。
他有资本来满足自己的这种爱好，换句话说就是他不必工作，因为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这笔钱来自他祖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投资的一家私人精神病院，这家精神病院在南加州，盈利颇丰。
他们都说精神病院账本上有黑字（盈利），位于圣费尔南多谷，就在塔尔萨纳市外。这是个看上去很难让人联想到精神病院的地方。它看起来像是个鲜花环绕的地方，而且大多是玫瑰。
支票总是在每月的一号和十五号准时寄到，即使那天没有邮件寄来。他在太平洋海岸高地有一栋精致的房子。他常常出门买更多的诗。当然，他从没当面见过任何诗人，这对他来说有点过了。
有一天，他决定，仅仅是阅读诗歌或通过唱片听诗人读诗无法表达他对诗歌的热爱。他决定把自己房子里的水管全扔掉，用诗歌取代。他开始行动。
他关掉水闸，取出水管，放进约翰•多恩来替换。管子看起来不怎么开心。他拿走浴缸，换成威廉•莎士比亚。浴缸一头雾水。
他拆掉厨房水槽，换上艾米莉•狄金森。厨房水槽只能惊讶地盯着他看。他拆了浴室水槽，放进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浴室的水槽突然泪如泉涌，尽管水闸已经关了。
他拆走热水器，放进迈克尔·麦克卢尔 1 的诗。热水器气坏了。最后，他拿走了马桶，装上了些小诗人。马桶计划要移民。
现在是检验成效、享受他惊人的劳动成果的时候了。相比之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向西航行的小小冒险，只不过是一个平淡事件的阴影罢了。他重新打开水闸，欣赏着他付诸实际的梦想。他心满意足。
“我想泡个澡。”他说，作为庆祝。他试着加热迈克尔•麦克卢尔，好进入威廉•莎士比亚里洗澡，但实际上发生的事情远非如他所愿。
“那不如把碗洗了。”他说。他试图在《我品尝未酿之酒》 2 中洗盘子，但发现酒和厨房水槽有着天壤之别。他渐渐感到了绝望。
他想要上卫生间，而那些小诗人完全没用。当他坐在那里想拉屎时,他们开始闲聊自己的职业生涯。其中一个人写了197首十四行诗，都是关于他在巡回马戏团见过的一只企鹅 他预感这个题材能拿普利策奖。
突然，这个人领悟到诗歌不能替代水管.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看到光明”。他立即决定把诗歌拿走，把管子连同水槽、浴缸、热水器和马桶一起摆回原处。
他说：“只是我的计划没有奏效罢了。我不得不把水管装回去。把诗拿走。”在意识到这样巨大的失败后，光着身子站在那里还是能想明白这个道理的。
但是后来他遇到了更多的麻烦。这些诗一点都不想走，非常享受地占着管道的老位置。
艾米莉•狄金森的诗说：“我做厨房水槽看起来棒极了。”
“我们做马桶很不错呢。”这些小诗人说。
约翰•多恩的诗说：“我和水管一样伟大。”
迈克尔•麦克卢尔的诗说：“我是一台完美的热水器。”
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在浴室里从新的水龙头里唱出歌曲，这些水龙头已经超越了苦难。威廉•莎士比亚的诗一言不发地微笑。
“你们当然觉得很好，棒极了，”那人对诗歌说，“但是我必须要有水管，这房子里得有真正的水管。你有没有发现我在真正上加了强调？真正的水管！诗歌是做不到的。认清事实吧！”
但诗歌拒绝离开。“我们就不走了。”他说他要报警了。“来吧，把我们锁起来，你这个文盲。” 诗歌异口同声道。
“我会打电话给消防局！”
“焚书人！”诗歌大声喊道。
这个人开始和诗歌动起手来。这是他第一次打架。他踢了艾米莉•狄金森的诗的鼻子。
接着，迈克尔•麦克卢尔和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走过去，用英语和俄语说：“你这样可不行。”然后把那个人扔下了楼梯。他明白现在的情况了。
这已经是两年前发生的事了。这个男人现在住在旧金山基督教青年会里，他觉得好极了。他在浴室里花的时间，远多于任何人。晚上，他走进那里，关着灯自言自语。
迈克尔•麦克卢尔(1932-2020),美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
艾米莉•狄金森于1861年发表的歌词诗。
漂亮的办公室
当我第一次路过那里时，那还只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摆着桌子、打字机、文件柜，电话铃在响，有人在接电话。有六名女职员，但她们与全美数百万其他办公室职员没什么区别，而且她们都不好看。
办公室里工作的男人都已步入中年，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帅过，实话说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几乎一无是处。他们看起来都像你记不住名字的人。
他们在办公室里做他们该做的事情。窗户上或门上都没有贴这个办公室是干什么的，所以我从来都不知道那些人在做些什么。也许是其他地方的大企业的一个分部。
他们所有人似乎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我就这样顺其自然，一天路过这里两次：在上班的路上和下班回家的路上。
大约一年过去了，办公室从未改变过。人员没变化，总是有些事情可干：只是宇宙中又一个小角落罢了。
有一天，我在上班的路上经过那里，发现所有在那里工作的平凡女性都走了，消失了。就好像空气给了她们一份新的工作。
甚至连一点踪迹都找不到，取代她们的是六个非常漂亮的女孩：金发女郎和棕发女郎，配上各种漂亮的脸蛋和身材，有着令人着迷的女人味，穿着合身的职场服饰。
有的有大而友好的乳房，有的有小而令人愉悦的乳房和臀部，都让人心驰神往。我望进办公室的每一处都有些女性模样的美好事物。
发生了什么？其他女人去哪儿了？这些女人从哪里来的？她们看起来都不是旧金山本地人。这是谁的主意？这是弗兰肯斯坦 1 的终极奥义吗？
天哪，我们都猜错了！现在又过了一年，我一周五天都从那里经过，目不转睛地往窗户里望，试图弄清楚：所有这些漂亮的肉体都在这里做手头的事情。
我怀疑是不是老板的妻子去世了，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是哪个，这是不是他对多年来无聊生活的报复，或者说与生活扯平，或者也许他只是厌倦了晚上看电视。
或者可能发生了别的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一个金发女孩在接电话。一个可爱的褐发女人在把什么东西放进文件柜里归类。有一个啦啦队员长相的女孩牙齿很齐，在擦除着什么。一个性感的褐发女子夹着本书穿过办公室。一个神秘的小女孩，胸部很丰满，正把一张纸卷进打字机里。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孩，有完美的嘴唇和丰满的臀部，在信封上贴了一张邮票。
这是间漂亮的办公室。
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在1818年创作的同名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
对花园的需求
当我到那里时，他们又在后院埋狮子了。像以往一样，这是个草草挖好的坟墓，容不下一头狮子，或者不如说简直是一无是处，而他们正试图把狮子塞进一个潦草完工的小洞里。
狮子像往常一样泰然处之。过去两年里，狮子被埋了至少五十次，他已经习惯了在后院里被埋。
我记得他们第一次埋葬他的时候。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时，他还是一头年轻的狮子，又害怕又困惑。但现在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因为他已经是一头成熟的狮子了，被埋过很多次。
当他们把他的前爪交叉搭在胸前，开始往他脸上扔土的时侯，他看上去有些无聊了。
这几乎是徒劳的尝试。这头狮子永远不可能放得进这个洞里。之前在后院挖的洞从没放下过狮子，今后也放不下。他们就是挖不出一个足够大的洞来把狮子埋进去。
“你们好，”我说，“这个洞太小了。”
“你好，”他们说，“不，这洞够大。”
两年来，这已经是我们之间的标准问候语了。
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个小时左右，看他们拼命努力地埋葬狮子。但他们只能埋葬四分之一的狮子，然后他们放弃了，满脸厌恶。他们站在那里，责怪彼此没有挖足够大的洞。
“要不然你们明年搞一片花园吧，”我说，“这土看起来挺适合长胡萝卜的。”
他们觉得这一点也不好笑。
老公共汽车 1
我的生活挺平凡：我住在旧金山。有时候，我被生活逼着搭公共汽车。比如说昨天：我想去黏土街上的一个地方，但那超出了我双腿的能力范围，所以我得等公共汽车。
天气不算糟，是一个温暖而晴朗的秋日。一位老妇人也在等车。正如人们所说，这没什么不寻常的。她有一个大钱包，还有一双白手套，像蔬菜表皮一样贴合着她的手。
一个中国小伙儿骑着摩托车过来了。这让我大吃一惊。我以前从没想过中国人会骑摩托车。有时候，现实与那个老妇人手上蔬菜皮般的手套一样贴合。
公共汽车驶来的时候，我很高兴。当你的公共汽车驶来的时候，某种幸福会油然而生。当然，这是一种细微而特定的幸福，从来不是什么好事。
我让这位老妇人先上车，然后按照中世纪的传统美德跟在后面，城堡的地板随着我上了公共汽车。
我投币15美分,拿到一张车票，其实没什么用。我坐公共汽车的时候总会拿一张车票，这让我手里有点事情干。我需要一些运动。
我坐下来，环视了一下公共汽车，看看有些什么人。一分钟后，我才发现这辆公共汽车不对劲。大约在同一时刻，其他人也意识到这辆公共汽车很不对劲。不对劲的就是我。
我年纪太小了。车上大约还有十九个人，都是六十多、七十多和八十多岁的男人和女人，而我只有二十多岁。他们盯着我看，我也盯着他们看。我们都感到尴尬和不适。
这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我们突然都成了这残酷命运的玩家,无法将我们的目光从对方身上移开？
一个大概七十八岁的男人，开始拼命地抓牢他外套的翻领。一个大概六十三岁的女人，开始用一条白手帕擦拭自己的手，擦拭每一根手指。
我觉得很愧疚，让他们如此残酷而突兀地回忆起他们逝去的青春，回忆起生命已度过的漫长岁月。为什么我们被这样联系在一起，就好像我们一文不值，不过是放在这该死的公共汽车座位上的奇怪沙拉？
我在最近的一个站下了车。所有人看我下车都很开心，但我是最开心的。
我站在那里，看着公共汽车远去，它的奇怪货物现在安全了。它在时间的旅途中越走越远，直到公共汽车从我的视野中消失。
原标题“The Old Bus”，“old”兼具老旧和年老之意。
塔科马的幽灵孩子
1941年12月，华盛顿州塔科马的孩子们加入了战争。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跟随他们的父母和其他成年人的脚步。其实大人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铭记珍珠港！ ”他们说。
“当然！”我们说。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和我现在的长相完全不一样。我们在塔科马打仗。孩子们可以杀死假想的敌人，就像大人们可以杀死真正的敌人一样。战争持续了好几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一个人杀死了352892名敌军士兵，没让其中任何一个负伤。比起大人，孩子打仗不怎么需要医院。在孩子们眼中，战争的结果多是死亡。
我击沉了987艘战列舰、532艘航空母舰、799艘巡洋舰、2007艘驱逐舰和161艘运输船。击沉运输船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挑战。
我还击沉了5465艘敌方鱼雷快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击沉这么多鱼雷快艇。这种事情很难解释。有四年时间，我每次转身，都会击沉一艘巡逻鱼雷艇。我真的不明白，5465艘鱼雷快艇真的挺多的。
我只击沉了三艘潜艇。对付潜艇不是我的强项。1942年春天，我击沉了我的第一艘潜艇。在十二月和一月，许多孩子冲出去，接二连三地击沉了潜艇。我按兵不动。
我一直等到了四月，有一天早上在去学校的路上：砰！我击沉的第一艘潜艇，就在杂货店前。我在1944年击沉了第二艘潜艇。我耐心地等了两年。
1945年2月，我十岁生日过了没几天，我击沉了最后一艘潜艇。我对那一年收到的礼物不是很满意。
然后还有空战！我一举冲上蓝天，寻找敌人。雷尼尔山耸立在我身后,像一位冷酷的白胡子将军。
我是一名王牌飞行员，驾驶P-38、格鲁门“野猫”、P-51“野马”和梅塞施密特。没错，我飞梅塞施密特。我俘获了一架，给它上了特殊涂装，这样就不会被友军误伤。所有人都能认出我的梅塞施密特，而敌人将为它付出惨痛的代价。
我击落了8942架战斗机、6420架轰炸机和51架飞艇。大部分飞艇都是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击落的。后来，1943年的某个时刻，我不再去击落飞艇。进度太慢了。
我还摧毁了 1281辆坦克、777座桥梁和109座炼油厂，因为我清楚我们是正义的一方。
“铭记珍珠港！”他们说。
“当然！”我们说。
当我要击落敌机时，我笔直地展开我的手臂，拼命奔跑，高声大叫：啦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
小孩子们现在不会再这样玩了。孩子们现在有别的事情可干。因为孩子们现在有别的事情可干，我常常整天整天地觉得自己像个孩子的幽灵，审视着那些玩具的记忆。
当我还是一架年轻的飞机时，我做的有件事也挺有趣的。我常搜刮来几支手电筒，晚上打开拿在手里，双臂伸直，在塔科马的街道上做一名飞驰的夜间飞行员。
我也曾经在家里玩开飞机，从厨房拿四把椅子组合起来：两把椅子朝前当作机舱，两侧各一把作为机翼。
在屋子里，我主要玩俯冲轰炸。这个用椅子玩最合适。我姐姐会坐在我身后的座位上，用无线电向基地发回紧急消息。
“我们只剩下一枚炸弹，但我们不能让航空母舰逃了。我们要把炸弹扔进烟囱才行。完毕。谢谢你，上校，我们需要所有的运气。通话完毕。”
然后我姐姐会对我说：“你觉得自己能做到吗？”我会回答：“当然了，抓紧你的帽子。”
你的帽子
不见
已经二十年了
1965年
1月1日
脱口秀
我正在用几周前买的新收音机听脱口秀。这是一台双频晶体管收音机，白色塑料外壳。我很少买新的东西，所以走进一家意大利电器店买下这台收音机，在我的消费结构中是件不同寻常的事。
推销员很热情，他告诉我，他已经卖了超过400台这样的收音机给意大利人，他们想听调频的意大利语节目。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我就这样打破了我的消费结构。
这台收音机售价29.95美元。
现在外面大雨倾盆，我在听着脱口秀，我的耳朵闲着也是闲着。当我听这台新收音机的时候，我想起了另一台属于过去的新收音机。
我想我当时大约十二岁，住在太平洋西北地区，那里的冬天总是多雨、泥泞。
我们有一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老式收音机，放在一个看起来像是棺材的大柜子里。我很怕它，因为旧家具会吓到孩子，让他们联想到死人。
收音机的音质已经很差了，听我最喜欢的节目越来越费劲。
那台收音机再怎么修也好不了。它勉勉强强能发出一些可怜的声音。
我们早就该买一台新收音机了，但我们买不起，因为我们太穷了。最后，我们攒够了首付，我们穿过泥地走到当地的收音机店。
我的母亲、我和我的妹妹都在那里听着全新的收音机，像是来到了天堂。直到我们最后选定了要买的那款收音机。
它装在一个精致的木制橱柜里，美得令人窒息，闻起来像是出自天堂里的伐木场。收音机是桌面款，棒极了。
我们带着收音机，在没有人行道的泥泞街道上走回家。收音机被一个纸板盒子保护着，交给我来拿，我很自豪。
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夜晚之一，我用全新的收音机收听我最喜欢的节目，冬夜的暴风雨摇晃着房子。每个节目听起来都像是从钻石上切下来的一样精美。思科小子 1 的马蹄声像戒指一样闪闪发光。
我现在坐在这里，许多年后秃顶肥胖中年人 2 ，用我生命中第二台全新的收音机听着脱口秀节目，而许多年前那同一场暴风雨的阴影摇晃着房子。
欧•亨利笔下的人物，是一位墨西哥牛仔英雄。
原文词间未空格:“baldingfatmiddleagedyearslater”。
我曾试图向别人描述你
前几天，我曾试图向别人描述你。你看起来和我见过的任何女孩都不同。
我没法说：“好吧，她看起来很像简•方达 1 ，只不过她是红头发，嘴也不大一样。当然，她也不是电影明星。”
我没法这么说，因为你一点也不像简•方达。
我最后只能把你描述成一部我小时候在华盛顿州塔科马看过的电影。我想我是在1941年或1942年看到的：大概就是那会儿。我想我当时七八岁，或者六岁。那是一部关于农村电气化的电影，也是一部给孩子们看的完美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宣传片。
那部电影是关于生活在没有电的国家的农民。他们晚上不得不用灯笼来照明，进行缝纫和阅读。他们没有任何家用电器，比如烤面包机或洗衣机，也没有收音机可听。
接着，他们建了一座水坝，上面有很大的发电机，还在农村竖起电线杆，在田野和牧场上架设电线。
单单是在田野和牧场上架电线杆、铺电线，就有着一种非凡的英雄主义意味。他们看起来既古老又现代。
在那部电影里，电力是一位年轻的希腊天神，降临到农民面前，带走了他生命中的一切黑暗。
突然，像神话一样，当农夫在寒冷的冬天早晨挤奶时，他打开开关，光照亮了屋子。
这个农民一家终于可以听收音机，拥有烤面包机，开许多明亮的灯来缝制衣服和阅读报纸。
那真是一部绝妙的电影，让我激动万分，就像是听《星条旗》 2 ，看罗斯福总统的照片，或是在收音机里听他讲话一样。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