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便条是为她前几天晚上的一场闹剧道歉。以一个谜语的形式。我想不出来是什么意思。反正我从来不喜欢猜谜语。不管她了。
我去接女儿，带她去朴次茅斯广场的游乐场。过去一小时我都在看着她。我不时停下来写下这些文字。
我想知道，我的女儿以后是否也会在该死的四月初，在某个男人的门上留下一张便条，而他会在床上，用床单罩住脑袋读，然后带他的女儿去公园，就像我刚才那样抬头，看见她在沙滩上玩蓝色水桶。
1939年的一个下午
这是个我反复讲给我四岁的女儿听的故事。她从中有所收获，一次又一次地要听。
到她上床睡觉的时候了，她说：“爸爸，给我讲讲你小时候爬进那块石头的事吧。”
“行。”
她把身边的一圈被子抱紧，仿佛它们是可控的云，把拇指含在嘴里，好奇的蓝眼睛看着我。
“有一次，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和你一样大，我的父母带我去雷尼尔山野餐。我们开着一辆旧车去那里，看见一只鹿站在路中间。
“我们来到了一片草地，树木的阴影下有积雪，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也有雪。
“草地上生长着野花，很美。草地中央有一块巨大的圆形岩石。爸爸走到岩石前，发现岩石中央有一个洞，就往里面看。岩石像一个小房间一样，空空的。
“爸爸爬进岩石，坐在那里凝视着蓝天和野花。爸爸非常喜欢那块石头，假装那是一栋房子，整个下午他都在石头里面玩。
“他捡了一些较小的石块，并把它们放进了大石头里。他假装较小的石块是炉子、家具和其他东西，然后他把野花当作食物，做了一顿饭。”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后她抬头，用深邃的蓝眼睛看我，把我看作那个在石头里玩耍的孩子，假装野花是汉堡包，然后在小火炉般的岩石上做饭。
她永远听不厌这个故事。她已经听了三四十遍了，总是还想再听一遍。
这对她很重要。
我认为她是用这个故事作为一种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式的契机，去探索她父亲的童年时代，那时他和现在的她是同龄人。
下士
我曾经有过当将军的梦想。那是在“二战”初期的塔科马，那时我还是个上小学的孩子。他们办了一个盛大的纸张回收活动，很精妙地设计了类似于军衔的等级。
这非常令人兴奋。大概是这样的：如果你贡献了五十磅纸，你就成了一名列兵，七十五磅纸能给你下士的军衔，一百磅纸相当于一名中士，然后你持续不断地上交纸，直到你最终成为一名将军。
我觉得要成为一名将军需要一吨纸，或者只要一千磅。我记不清确切的数量，但一开始听上去，攒够纸张成为一名将军似乎很简单。
我最初先收集了我家里散落的纸张，总共三四磅。我不得不承认，我有点小失望。我不知道我是从哪里产生了家里有很多纸的错觉。我真切地以为家里全是纸。非常有意思，纸太有欺骗性了。
不过，这并没有让我灰心。我打起精神，出门挨家挨户询问人们是否有报纸或杂志可以捐赠给收纸活动，这样我们就可以赢得战争，永远消灭邪恶。
一位老妇人耐心地听完了我的演讲，她给了我一本她刚刚读完的《生活》杂志。当我还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手中的杂志时，她关上了门。杂志还有余温。
下一户人家，没有纸，连只用过的信封也没有，因为另一个孩子先我一步。
再下一户，没人在家。
我那一周都是那么过的，挨家挨户，一栋又一栋房子，一个又一个街区，直到最后我拿到足够的纸，成了一名列兵。
我把我那该死的小列兵军衔带回家，放在口袋的最里面。街道上已经有一些纸军官了，中尉和上尉。我甚至懒得把军衔缝在外套上。我只是把它扔进抽屉，用袜子盖住。
接下来的几天，我玩世不恭地寻找纸张，幸运地从某人的地下室里找到了不多不少的一堆《科利尔》杂志，这足以让我赢得一个下士军衔。不过，这也是要扔在袜子下面的。
那些穿着最好的衣服、有很多零花钱、每天吃热午餐的孩子已经是将军了。他们知道哪里有很多杂志，他们的父母有汽车。他们像军人一样昂首阔步地走在操场和从学校回家的路上。
此后不久，应该就是第二天，我终止了我辉煌的军事生涯，进入了不再抱有幻想的美国纸质阴影中。在那里，失败是一张被拒付的支票，一张糟糕的成绩单，或是一封分手信，以及所有人读起来会伤心的文字。
棉屑
今晚，一种难以言传的感觉席卷而来，因为一些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情感，一些只能在棉屑的维度上解释的事件。
我一直在回想童年的一些零星片段。它们是没有形式或意义的遥远生命的碎片。它们就像口袋里的棉屑一样出现。
德日全史
几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住在一家汽车旅馆里，毗邻快速包装厂（那是屠宰场的一种美称）。
他们在那里宰猪，一小时接一小时，一天接一天，一周接一周，一个月接一个月，直到春天变成夏天，夏天变成秋天。要割断它们的喉管，之后紧跟着一声哀号，就像是在垃圾处理站上演一出歌剧。
不知怎么的，我认定杀死所有这些猪与赢得战争有关。我想那是因为其他所有事都和赢得战争有关。
我们住在汽车旅馆的前一两周，我深受其扰。不停的尖叫令人难以忍受，但后来我渐渐习惯了，它变得像任何其他声音：一只鸟在树上唱歌，中午的哨声，收音机在播放，卡车驶过，人声，或是被叫去吃饭，等等。
“你可以吃过晚饭之后再玩！”
每当猪不尖叫时，寂静听起来就像机器坏了一样。
拍卖
这是一场下雨天的太平洋西北地区拍卖会。孩子们到处跑来跑去撞到各种东西，农场妇女想买一箱箱用过的水果罐、二手裙子，或给房子添置些家具，而男人们对马鞍、农场设备和牲畜感兴趣。
周六下午，拍卖在一栋仓库或谷仓一类的旧建筑中进行，到处都摆满了令人兴奋的二手货。闻起来像是美国的完整历史。
拍卖商卖东西的速度非常快，以至于有可能买到明年才会发售的东西。他的假牙发出像蟋蟀在骷髅的下颌里上下跳跃的声音。
每当有一盒旧玩具被拍卖时，孩子们都会一直哀求他们的家长，直到他们被威胁说，如果不闭嘴就要被皮带抽：“别缠着我，否则你一周都没法坐下来。”
总是有牛和羊、马和兔子等着换新主人，或者一个农夫边操鼻涕，边安静地打量着一些鸡。
对于一个多雨的冬天下午来说，拍卖会办得还不错，因为它有一个铁皮屋顶，里面的所有事物都沾上了一种潮湿、美妙的亲昵。
一个由落满灰尘的玻璃和像西部开拓者小胡子的黄色长木制成的古董盒子里，装着几盒坏掉的糖果棒。每盒50美分，糖真的快坏了，但出于一些幼稚的原因，我喜欢啃它们，而且会拿出25美分，找个人和我一起吃一盒。最终，我会在1947年得到十二块坏掉的糖果。
装甲车
给贾尼丝
我住在一个有床和电话的房间里。别无他物。一天早上，我躺在床上，电话铃响了。窗帘拉着，外面雨很大。天还是黑的。
“你好。”我说。
“谁发明了左轮手枪？” 一个男人问。
我还没来得及挂电话，我自己的声音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蹦了出来：“塞缪尔•柯尔特。”
“你赢得了一考得木头。”那人说。
“你是谁？”我问。
“这是一场竞赛，”他说，“你赢得了一考得 1 木头。”
“我没有炉子，"我说，“我住在租来的房间里。没有暖气。”
“除了一考得木头，你还想要什么？ ”他问。
“嗯，一支钢笔。” “很好，我们会寄给你一支。你那里的地址是？”
我给了他地址，然后我问他是顺助了比赛。
“不要紧，”他说，“钢笔明天早上就会寄到。哦，对了，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颜色？我差点忘了问。”
“蓝色好了。”
“我们库存里没蓝色的了。其他颜色可以吗？绿色？我们有很多绿色钢笔。”
“好吧，那就，绿色。”
他说：“明天早上就会寄到。”
不，它永远都没寄到。
我这辈子唯一赢得并实际收到的奖品是一辆装甲车。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做过送报员，线路沿着城镇的崎岖边缘绵延好几英里。
我沿着一条两边都有草地的路骑车下山，尽头是一座古老的梅园。他们砍倒了部分树木，在那里建造了四栋新房子。
一栋房子门口停着一辆装甲车。这是一个小镇，每天下班后，司机都会开着装甲车回家。他把车停在自己家门前。
我早上六点前就经过那里，那时候所有人都在自己家里睡觉。早上光线好的时候，我可以从大约四分之一英里之外看到装甲车。
我很喜欢那辆装甲车，常从自行车上下来，走过去看一看，敲敲上面厚厚的金属，看看防弹窗户，踢踢轮胎。
因为早上所有人都在睡觉，就我一个人在外面，过了一阵儿我认为那辆装甲车是我的了，我也就这样对待它。
一天早上，我钻进装甲车，坐在里面送了我剩下的报纸。一个孩子坐在装甲车里送报纸，看起来有点奇怪。
我很喜欢这样，并开始经常这么干。
早起的人说：“开装甲车送报的孩子来了。对，他疯了。”
那是我唯一赢过的东西。
考得（cord）：体积单位，一个长、宽各四英尺，高八英尺的长方体为一考得。
加州文学生活/1964
1
昨晚，我坐在酒吧里和一个朋友聊天。他不时看看他坐在吧台的妻子。他们已经分居两年了：毫无希望。
她正在和另一个男人亲热。他们看起来好像玩得很开心。
我的朋友转过身来问我的两本诗集的事。我是个小诗人，尽管如此，人们有时也会问我这类问题。
他说他以前有过这两本书，但现在没有了。找不到了。我说其中一本已经绝版，另一本在城市之光书店可以买到。
他低头看了一眼妻子。她被另一个男人说的话逗乐了，对方也对自己很满意，如此这般。
“我有一件事要坦白，”我的朋友说，“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下班回家，发现你和我妻子在厨房里喝甜苦艾酒吗？ ”
我记得那天晚上，虽然什么也没发生。我们只是坐在厨房里，听着留声机，喝着甜苦艾酒。全美国大概有成千上万像我们这样的人。
“好吧，你离开后，我去把那两本诗集从书柜里拿出来，撕成碎片，扔在地板上。尽国王所有的人马也不可能再把那两本诗集拼起来。”
“有时赢，有时输。”我说。
“什么？ ”他说。
他有点醉了。吧台上，他面前有三个空酒瓶。
它们的商标被小心翼翼地刮掉了。
“我只是写诗，”我说，“我并非书页的守护者。我不能永远照顾它们。这是没有意义的。”
我也有点醉了。
“不管怎样，”我的朋友说，“我想再次拥有那些书。在哪里可以买到它们？”
“其中一本已经绝版五年了。你可以在城市之光书店找到另一本。”我说，一边忙着整理并在脑海中重放我离开厨房回家后发生的事情，它们像灯笼一样在甜苦艾酒里发光。
他去拿诗集并把它们撕碎之前对她说的话。她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哪本书先被撕，他怎么撕的。哦，这是个可爱的行为：健康的发泄和在那之后被解决的事。
2
一年前，我在城市之光书店看见有人在读我的一本诗集。他对那本书很满意，但他的快乐中有一丝不情愿。
他又看了一眼封面，再次翻了翻。他停下翻页，仿佛它们是时钟的指针，他对现在的时间很满意。他在书上的七点钟处读了一首诗。后来，这种不情愿再次出现，模糊了时间。
他把书放回书架上，然后又从书架上拿下来。他的不情愿已经成为一股紧张的能量。
最后，他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便士。他把书放在胳膊弯处。那本书现在成了一个巢，诗歌成了蛋。他把便士抛向空中，抓住它，拍在手背上。他将另一只手拿开。
他把诗集放回书架，离开了书店。他走出去的时候，看起来很放松。我走过去，发现他的不情愿正躺在地板上。
它看起来就像黏土一样，但紧张不安。我把它放进我的口袋。我带着它回家，把它捏塑成现在这个故事：反正我也闲着没事可干。
我自己选择的旗帜
喝醉酒上床，喝醉酒没上床，又喝醉酒上床，这都没有区别。我回到这个故事，作为一个已经离开但注定要回来的人，也许这是最好的情况。
我找不到雕像和一束束鲜花，也找不到心爱的人，她说：“现在我们将在城堡里扬起新的旗帜，它们将由你来挑选。”然后再次握住我的手，你的手牵住我的手。
我没有这些东西。
我的打字机速度足够快，就像是一匹刚从苍穹中逃出来的马，扎进寂静中，词语在阳光照耀下整齐地奔驰。
也许这些文字还记得我。
这是1964年3月的第四天。鸟儿在后门廊唱歌，其中一群在鸟舍里，我试着跟它们一起唱：喝醉酒上床，喝醉酒没上床，又喝醉酒上床，我回到了城里。
加州名声/1964
1
这很厉害：让名声把它长着羽毛的撬棍放在你的石块下，然后向上举向光亮，解放你，连同七只蛴螬和一只木虱。
那我给你看看会发生什么。几个月前，我的一个朋友走过来对我说：“你成了我刚刚写完的小说中的一个角色。”
他这么说，吊起了我的胃口。我立刻幻想自己是浪漫的主角或反派：“他把手放在她的胸上，他炽热的呼吸模糊了她的镜片。”或者：“她哭的时候，他笑了，然后他把她像一袋脏衣服一样踢下了楼梯。”
“我在你的小说里是干什么的？"我说，等着听到些好话。
“你开了一扇门。”他说。
“我还做了什么？”
“没了。”
“哦，”我说，我的名声越缩越小，“我就不能做点别的吗？也许开两扇门？亲了谁？”
“开那一扇门就够了，”他说，“你是完美的。”
“开门的时候，我说了什么吗？”还保有一丝希望。
“没”
2
上周我遇到了我的一个摄影师朋友。我们在酒吧里一轮一轮地喝酒。他拍了一些照片。他是一位细心的年轻摄影师，像藏手枪一样把相机藏在外套下面。
他不想让人们发现他在做什么。他想捕捉他们生活的真实瞬间。他不想让他们紧张，然后开始表现得像电影明星。
后来，他像逃跑的银行抢劫犯一样，猛地抽出相机：一个质朴的印第安纳男孩，现在身处瑞士，生活在权贵人士和大老板之间，并已经养成了外国口音。
昨天，我遇到了这位年轻的摄影师，他带了一些他那天晚上拍的照片的大幅冲印。
“我给你拍了张照片，”他说，“我来给你看看。”
他给我翻看了十几张照片，随后他翻到了下一张，说：“看！”照片里，一位老妇人在喝一杯相当烂的马提尼酒。
“你在这儿。”他说。
“在哪里？”我说，“我不是个老太太啊。”
“当然不是，”他说，“桌子上的手是你的。”
我非常仔细地看了那张照片，的确是我的手，但现在我想知道七只蛴螬和一只木虱发生了什么。
我希望在那根长着羽毛的撬棍把我们举向光亮时，它们的表现比我好一点。也许它们会有自己的电视节目，同时发行一张黑胶唱片，它们的小说由维京出版社出版，《时代周刊》会采访它们： “谈谈你们是怎么发家的。用你们自己的话说。”
记忆中的一个女孩
看见消防员基金保险公司的大楼时，我没法不想起她的胸部。这栋楼位于旧金山的普雷西迪奥街和加利福尼亚街，是一栋覆盖着红砖、蓝瓦和玻璃的建筑，它看起来像是从加州曾经最著名的墓地之一的遗址上剥落下来的小哲学：
月桂山公墓
1854—1946
十一名美国参议员葬在此处。
他们，和其他所有人在几年前就搬走了，但保险公司旁边仍然伫立着几棵高大的柏树。
这些树的阴影曾经覆盖在这些墓上。它们是白天恸哭和哀悼的一部分，也是夜间除了风之外沉默的一部分。
我想知道它们是否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每个死去的人都去了哪里？他们被带到哪里去了？那些来拜访过他们的人呢？为什么我们被留下了？
也许这些问题太诗意了。也许最好只说：加州一家保险公司旁边，立着四棵树。
九月加州
9月22日意味着她穿着黑色泳衣躺在沙滩上，她非常小心地测量自己的体温。
她很漂亮：修长又白净，显然是蒙哥马利街的一名秘书，在圣何塞州立大学读了三年书，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穿着黑色泳衣在海滩上量体温了。
她看起来很开心，我没法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体温计后是一艘从旧金山湾驶出的船，开往世界另一边的城市，以及其他地方。
她的头发和船的颜色一样。我几乎能看见船长.他正在对一个船员说些什么。
现在，她从嘴里拿出体温计，看着它，微笑，一切都好，再把它放进一只淡紫色的手包里。
水手不明白船长说了什么，所以船民必须重复一遍。
加州花卉研究
哦，突然，在路上没有什么可看的了，我要去的地方也一样。我在一家咖啡馆里，听一个女人说话，她穿的衣服比我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钱还多。
她身着黄色，戴着珠宝，我听不懂她的语言。她在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一直在说。我能判断出这一切，是因为和她在一起的男人一点都不相信她说的话，而是心不在焉地盯着宇宙。
自从他们坐在这里，喝着像小黑狗一样陪伴着他们的浓缩咖啡，这个男人一句话也没说。也许他不再有兴趣说话了。我想他是她的丈夫。
突然她开始讲英语。她用我唯一能理解的语言说：“他应该知道的。那些是他的花。”她的话完全没有得到回应，一直回响到一切的原初，万物都无二致。
我生来就是为了记录这些：我不认识这些人他们也不是我的花。
遭背叛的王国
这个爱情故事发生在“垮掉的一代”的最后一个春天。她现在也该三十好几了，我想知道她现在在做什么，是否还会去参加派对。
她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它加入了我忘记的所有其他名字之列，在我脑海中盘旋，就像一池不连续的面孔和看不见的音节在涌动。
她住在伯克利，那个春天我经常在参加的派对上见到她。
她会打扮成自己最性感的样子参加派对，放肆地扭动，喝酒，调情，直至午夜来临，然后她会跟任何试图和她睡的人上演这一幕，碰巧是和我很多有车的朋友。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回应了她给他们准备的命运。
“有人开车去伯克利吗？我需要搭车去伯克利。”她总是色情地宣布。她戴了一块小金表来把握午夜的降临。
总会有一个我的朋友在喝了太多酒后说好，然后开车送她去伯克利。她会让他们进她的小公寓，然后告诉他们，她不会和他们上床，她没和任何人上过床，但如果他们愿意，可以睡在她家的地板上。她有一条额外的羊毛毯子。
我的朋友们总是喝得太醉，没法开车回旧金山，所以他们会睡在她的地板上，蜷缩在绿色的军用毛毯里，早上醒来时，像一只患风湿病的土狼一样僵硬，充满怨气。没有咖啡和早餐给他们，她又搭了一趟车去伯克利。
几周后，你会在另一个派对上见到她。午夜时分，她会唱她的小曲：“有人开车去伯克利吗？我需要搭车去伯克利。”一群可怜的狗娘养的。总有我的一个朋友会上当，并与她地板上的毯子约会。
显然，我永远无法理解她的吸引力，因为她没有对我做任何事。当然，我没有车。可能是这个原因。你必须有一辆车，才能理解她的魅力。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每个人都在喝酒，玩得很开心，听着音乐。哦，那些属于“垮掉的一代”的日子！闲聊、葡萄酒和爵士乐！
“伯克利地板小姐”正四处漂泊，四处传播快乐，除了我的那些朋友，他们已见识过她的热情好客。
然后午夜来了！接着是“有人开车去伯克利吗？”她总是用同样的句子。我猜是因为这些词很好使：完美无缺。
我的一个朋友向我讲述了他和她一起的冒险经历，他看着我，笑了；而此时我的另一个朋友，一个没有体验过这一冒险的新手，在喝了一晚上的酒后焕发欲望，上了她的钩。
“我送你回家。”他说。
“太好了。”她带着性感的微笑说。
“但愿他喜欢睡在地板上。"我前一个朋友压低声音对我说。声音足够让她听见，但又不够让他听到，因为他的宿命就是要去和伯克利的地板相遇。
换句话说，这个女孩的伎俩在被整过的人中间，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内部的笑话，看到其他人踏上伯克利之旅，总是让他们很开心。
她去拿她的外套，他们走了出来，但她喝得有点多了，当他们坐到他的车上时，她一下子觉得恶心，吐了他一翼子板。
她吐光了，感觉好一点后，我的朋友开车送她去伯克利。她让他裹在那该死的毯子里，睡在地板上。
第二天早上，他回到旧金山：浑身僵硬，带着宿醉，对她非常生气，以至于一直没把她的呕吐物从翼子板上洗掉。他开车在旧金山转悠了几个月，黏在翼子板上的东西就像一个遭背叛的王国，直到它自行消失。
如果不是因为人们都需要一点爱，这可能会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而且，天哪，有时候他们不得不经历所有的不幸，只为找到一些爱。
晨起穿衣时的女人
当女人晨起穿上衣服，就成了全新的自己，这真是一次非常美妙的价值交换，而你从未见过她穿衣服。
你们是恋人，你们一起睡了觉，现在你也没什么别的可做，所以是她穿上衣服的时候了。
也许你已经吃过早餐。她穿上线衫，为你做了一顿美味的床上早餐，在厨房里光脚踮着走；你们俩详细讨论里尔克的诗，她对此了解颇深，这让你吃惊。
但现在是她穿上衣服的时候了，因为你们俩已经喝了太多咖啡，再也喝不下了，到她回家的时候了，到她上班的时候了，你想一个人待在那里，因为有一些事情要在家里做，你们要一起出去散散步，是你该回家的时候了，是你该上班的时候了，她有一些事情要在家里做。
或者……这可能就是爱。
但不管怎样：她该穿上衣服了。她穿衣服的时候真美。她的身体慢慢消失，穿上衣服后非常漂亮。这有一种纯洁的品质。她穿上了衣服，故事的开始已经结束。
丹佛的万圣节
她觉得不会有讨糖果的小孩来她家，所以她没有为他们买任何东西。这看起来很简单，不是吗？好吧，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这可能很有趣。
先从我开始。听到她对情况的分析，我的第一反应是：“天哪，给孩子们买点东西吧。毕竟，你住在电报山，附近有很多孩子，其中一些肯定会过来的。”
我就这样说服了她去商店。几分钟后，她带着一盒口香糖回来了。口香糖在一些叫作“芝兰” 的小盒子里，盒子里有很多颗。
“满意了？”她说。
她是白羊座。
“嗯。”我说。
我是水瓶座。
我们还有两个南瓜：都是天蝎座。
所以我坐在厨房的桌子旁，雕刻了一个南瓜。
这是我多年来雕的第一个南瓜。还挺好玩的。我的南瓜有一只圆圆的眼睛和一只三角形的眼睛，还有一个不太明亮的女巫式微笑。
她做了一顿有甜红卷心菜和香肠的丰盛晚餐，并在烤箱里烤了一些苹果。
然后，当晚餐在慢慢地炖煮时，她雕了她的南瓜。完成后，她的南瓜看起来很现代。它看起来更像一台电器，而不是一盏南瓜灯。
我们雕刻南瓜的时候，门铃一次也没响。这里完全没有要糖的小孩，但我并不惊慌，尽管有很多“芝兰”口香糖在大碗里焦急地等待着。
我们七点三十分吃了晚饭，非常好吃。然后饭吃完了，仍然没有讨糖的小孩。已经过了八点，事情开始变得糟糕起来。我开始紧张了。
我开始认为，这其实是除万圣节以外的任何一天。
她当然带着佛教徒天真的气场，愉快地俯看着这一幕，并且小心翼翼地，对没有要糖的小孩敲开我们的门这事只字未提。
这并没有使事情变得更好。
九点钟，我们走进卧室,躺在她的床上，我们谈些有的没的。我有点愤怒，因为我们被所有讨糖的小段抛弃了，我说了一些类似于“那些小杂种都在哪里？”的话。
我已经把一碗“芝兰”拿进了卧室，这样当门铃响的时候，我可以更快地给讨糖的孩子开门。碗沮丧地坐在床边的桌子上。这是一个非常孤独的景象。
九点三十分我们开始做爱。
大约五十四秒后，我们听到一群孩子跑上楼梯，伴随着万圣节旋风般的尖叫和疯狂的门铃响。
我低头看着她，她抬头看着我，我们的眼睛在笑声中相遇，但声音不太大，因为突然间我们就从家里消失了。
我们在丹佛，手牵着手，在街角，等待红绿灯切换。
亚特兰蒂斯堡
后面有几张台球桌，边上有一张坐满醉鬼的桌子。我正在和一个刚被解雇的年轻人聊天，他倒是很高兴，但对夜晚降临和下周还要去找工作感到厌倦。他也对自己的家庭状况感到非常不安，并且花了很长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聊了一会儿，都靠在弹球机上。后面有一场台球比赛。一个很阳刚的小个子黑人女同性恋正和一个像是干活儿的意大利老人打台球。他可能是种菜的，或者是干别的。女同性恋者是海员。他们全神贯注于比赛。
桌子上的一个醉汉将他的饮料洒了一桌子，也洒了自己一身。
“去吧台拿块抹布。”另一个醉汉说。
洒酒的那位斜扭着站了起来，走到吧台，向酒保要一块抹布。酒保俯身靠在吧台上，对他说了一些我们听不清的话。醉汉回来坐下。手里没有吧台抹布。
“抹布呢？”另一个醉汉问。
“他说我欠他45美元60美分。我赊账:……"
“嗯，我不欠他45美元60美分。我去拿块吧台抹布。这张桌子现在一团糟。”他站起来去证明自己不欠酒保45美元60美分。
桌子恢复了正常。他们开始谈论一些我知道的事情。
最后，我的朋友说：“今晚真他妈无聊。我去看那个拉拉打台球了。”
“我想再在这里坐一会儿，听听这些醉鬼说话。”我说。
他走过去，看着黑人女同性恋和意大利老头打台球。我倚着弹球机，站在那里，听醉汉谈论失落的城市。
狗塔风景
“……三只德国牧羊犬幼崽从
它们靠近县界的家溜出去，走丢了。”
《北县日报》
为圣克鲁兹县北部服务
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想我在《北县日报》上读到的这篇小文章。它为一出小悲剧划出了边界。我知道世界上到处都是井喷的恐怖景象（越南、饥饿、暴乱、生活在绝望的恐惧中，等等），三只小狗走丢不算什么，但我挺担心它们的，认为这一简单的事件可能是更大的痛苦的缩影。
“……三只德国牧羊犬幼崽从它们靠近县界的家溜出去，走丢了。”听起来仿佛出自鲍勃•迪伦的歌。
也许它们当时在一起玩耍，吠叫，追逐，迷失在直到今天还困在其中的树林里一那些蜷缩着的像是狗的碎片，寻找任何可以吃的小东西，它们的脑袋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因为它们的大脑就焊在胃上。
它们的声音现在只被用来在恐惧和饥饿中呼喊。它们所有玩耍的日子都结束了，那些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把它们引进了可怕的树林。
我担心，如果我们不小心，这些可怜的迷路的狗可能就是一段未来之旅的缩影。
灰狗悲剧
她希望自己活成电影杂志里的一部悲剧，就像一位年轻明星去世：排成长队的人们为之哭泣，成为一具比一幅伟大的画更美的尸体。但她从来未能离开她生长的俄勒冈州小镇，也无法去往好莱坞，然后死去。
尽管正值大萧条，但她的生活很舒适，全然没有受到影响，因为她的父亲是当地彭尼公司的经理，在经济上支撑着自己的家庭。
电影是她生活中宗教一样的存在，她看每一部电影都带着一袋爆米花。电影杂志是她的《圣经》，她像神学博士一样狂热地学习。她可能比教皇更了解电影。
岁月像她每年订阅杂志一样流逝：1931年、1932年、1933年、1934年、1935年、1936年、1937年，直到1938年9月2日。
最后，如果她还打算去好莱坞，她必须得行动了。有一个年轻人想娶她。她的父母认为他大有前途。他们认可他，因为他是福特公司的推销员。她父亲说：“这是一家有着优良传统的公司。”对她而言，情况不容乐观。
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想要鼓起勇气去汽车站，看看去好莱坞的票价是多少。有时，她会整天整天地考虑汽车站的事。有几次她甚至想得头晕，不得不坐下来。她从未想到其实可以打电话问。
在那紧张的几个月里，她明确表示绝不去汽车站。一直在想着车站是一回事，但实际看到它又是另一回事了。
有一次，她和母亲一起开车去市区，她母亲拐到了汽车站所在的街道，她央求母亲务必在另一条街拐弯，因为她想在那条街上的一家商店买东西。
一些鞋子。
她母亲没有多想，拐弯了。她没有想到去问女儿为什么脸红，但这并不罕见，因为她很少会想到要问女儿任何事情。
一天早上，她母亲打算和她谈谈邮寄的所有电影杂志的事。有时它们会塞满邮箱，她不得不用螺丝刀把邮件取出来。但她母亲在中午之前已经忘记了这件事。她母亲的记忆都超不过中午，通常在十一点三十分左右就会清空。然而如果食谱足够简单的话，她是一个好厨师。
时间剩得不多了，就像在看克拉克•盖博的电影时的爆米花一样。她父亲最近一直在“暗示” 她已经高中毕业三年了，也许是时候考虑自己今后的日子了。
他不是凭空当上彭尼公司的本地经理的。最近，实际上是大约一年前，他已经厌倦了看见女儿坐在家里看电影杂志，眼睛睁得像醋碟一样大。他开始认为她是一根原木上的一个突起。
她父亲的暗示恰好与年轻的福特推销员的第四次求婚相吻合。她拒绝了前三次，说她需要时间去思考。她这话真正的意思是，她正在努力鼓起足够的勇气去汽车站，看看去好莱坞的票价是多少。
最后，来自她自身渴望的压力和她父亲的“暗示”，迫使她在一个温暖的黄昏早早离开了家，洗完晚餐的盘子后，她慢慢地走到汽车站。从1938年3月10日到1938年9月2日晚上，她一直在想，去好莱坞的巴士票价是多少。
汽车站很荒凉，毫不浪漫，离大银幕很遥远。两个老人坐在长椅上等一辆大巴车。老人累了。他们现在就想到达他们要去的地方。他们的手提箱就像一个燃尽的灯泡。
卖票的人看起来好像什么都能卖。他也可以像卖去其他地方的票一样，卖洗衣机或草坪家具。
她脸红了，紧张不安。她的心脏在汽车站感到不舒服。她假装是在等下一辆大巴车上的人——一位姨妈，同时她拼命地想要鼓起足够的勇气去问到好莱坞要多少钱。但是对任何人来说，不管她怎么装，都没有什么区别。
没人看她，尽管她现在脸红得可以去充当“地震甜菜”。他们根本不在乎她。那是九月的一个愚蠢的夜晚，她就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弄清到好莱坞的车票价格。
她在温暖柔和的俄勒冈夜里，一路哭着回家，每次脚触及地面都想去死。没有风，所有的阴影都仿佛在安慰她。它们就像她的表兄妹，所以她嫁给了年轻的福特推销员，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每年都能开上一辆新车。
她有两个孩子，取名为琼和鲁道夫，并试图让她的美丽电影明星之死的愿望消失。但现在，三十一年后，当她经过汽车站时，依然会脸红。
疯老太太们坐在今天的美利坚公共汽车上
给马西娅•帕考德
现在，其中一个就坐在我身后。她戴着一顶旧帽子，帽子上有塑料水果。她的眼睛像果蝇一样在脸上来回穿梭。
坐在她旁边的那个男人正在装死。
这位疯狂的老太太一口气连续不断地和他说话，声音从她的嘴里传出，就像周六晚上愤怒的保龄球馆，数百万只球瓶磕在她的牙齿上，掉下来。
坐在她旁边的那个男人是一个很瘦小的中国老头，他穿着一身青少年该穿的衣服。他的外套、裤子、鞋子和帽子属于一个十五岁的男孩。我见过很多穿青少年服装的中国老人。他们去商店买衣服的场景一定很奇怪。
那个中国男人在窗户边蜷缩着，你甚至不能分辨他是否有呼吸。她不在乎他是死是活。
之前他还活着，然后她坐到他身边，开始告诉他，自己的孩子都没有用，丈夫是个酒鬼，他不去修理车顶上的漏洞，因为他总是喝醉酒，真是狗娘养的。她太累了，什么都干不动了，因为她一直在小餐馆工作：“我肯定是世界上最老的女服务员。”她的脚再也受不了了，她的儿子在监狱里，她的女儿和一个酒鬼卡车司机住在一起，他们生了在房子里跑来跑去的三个小杂种，她希望自己有一台电视，因为她受不了继续听收音机了。
十年前她就不听收音机了，因为她在收音机上找不到任何节目。现在电台里只有音乐和新闻，我不喜欢听音乐，我听不懂新闻。她也不在乎这个该死的中国人是死是活。
二十三年前，她在萨克拉门托吃过些中国菜，随后腹泻了五天，她只能看见一只正对着她嘴的耳朵。
那只耳朵看起来像只小小的黄色死牛角。
正确的时间
我会尽力吹个泡泡，也许还会再吹几个。并不是说它们很重要，能改变什么，除了被30路斯托克顿公共汽车撞上的那个。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我的女朋友迟到了，所以我独自去了公园。我厌倦了等待，厌倦了站在书店里读那本小说：里面的人物待在有钱人待的地方，无休止地做爱。她长得很漂亮，但我在变老，心灰意冷。
那是个寻常的夏日午后——但在旧金山，属于不等到秋天就难得一见的那种。公园和往常一样：孩子们在玩我小时候玩的游戏，老人们在晒太阳，阳光照耀着那些即将被坟墓中的黑暗笼罩的事物。“垮掉的一代”就像馍掉的地毯一样躺在草地上，等着大屁股地毯商人来捡。
在我坐下之前，先在公园里走了一圈：绕了个大大的圆圈，慢慢走到终点。然后我坐下来，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我坐的是哪儿，一位老人问我现在几点了。
“两点四十五。”我说，尽管我不知道现在几点。我只是想帮忙。
“谢谢你。”他说，脸上露出了一抹欣慰的古雅微笑。
两点四十五对那个老人来说就是正确的时间，因为那就是他想要的、最让他高兴的时间。我感觉很好。
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没看到值得记住的东西，也没看到任何需要忘记的东西。我起身走开，身后留下一个快乐的老人。
美国童子军教会了我所知道的一切，我今天做了我的好事。现在我要是发现一辆熄火的消防车，然后帮忙推它过街，我就会沉醉于完美的喜悦中。
“谢谢你，孩子。”它患有关节炎的红色油漆散发着高龄的味道，梯子上满是白色的头发，警笛盖上有轻微的白内障。
在我决定离开公园的地方，有孩子在吹泡泡玩。他们有一罐神奇的泡泡液和几根短棍，棍头有金属环，可以把泡泡吹到空中。
我没有离开公园，而是站在那儿看泡泡离开公园。它们的伤亡率非常高。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它们猝死在人行道和街道的半空：那些彩虹轮廓不复存在。
我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凑近细看才发现它们在空中撞上了一些小飞虫。这太可爱了！然后其中一个泡泡被30路斯托克顿公共汽车撞了。
砰！就像一支灵感迸发的小号与一首宏伟的协奏曲相撞，向所有其他泡泡演示了如何隆重地离去。
德国假日
我话先说在前面：我不是度假专家。我真没那种闲钱。你甚至可以说我很穷。我不介意，因为这就是真相。
我三十岁了，过去十年里，我的年平均收入大约是1400美元。美国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所以有时我会感到自己在反美。我的意思是，我觉得我让美国失望了，因为我赚的钱不足以证明我的公民身份。
不管怎么说，你很难靠一年1400美元去度假。昨天，我乘灰狗巴士去蒙特雷待几周，作为一种从旧金山流亡的方式。
我不会在这里告诉你们原因。我担心太多的幽默会毁掉这个故事，因为事实上这件事和我没什么关系。我只是去兜兜风而已。
这与车上的两个德国男孩有关。他们二十出头，坐在我前面的座位上。他们计划在美国度假三周。而假期快要结束：真不妙。
他们用德语喋喋不休地说着，一直做观光状，在公共汽车往蒙特雷驶去的时候，他们四处指指点点。
靠窗坐的德国男孩对美国汽车的内容也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女性内容。每当他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开车驶过，他会给他的朋友指一指，作为他们在美国行程的一部分。
他们是健康、正常的性犯罪者。
一辆大众汽车从靠窗坐的德国男孩旁边经过，他立即唤起他朋友的注意，指出了大众汽车上的两个漂亮女孩。德国男孩们现在把脸紧贴在窗户上了。
副驾驶一侧的女孩，就在我们的正下方，有一头金色短发，脖子白净。大众汽车和公共汽车以相同的速度行驶。
当德国男孩们继续向下盯着她看的时候，她变得有点紧张，局促不安，但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她看不见我们。她现在在玩自己的头发。女性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这么做，即便她们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