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布莱克斯塔布尔还算欢快的圣诞节气氛，我尽可能多地往德里菲尔德夫妇那幢紧挨着公理会教堂的小房子里跑。我总能见到“乔治老爷”，盖洛威先生也去得很勤。默契使我们结成了朋友，做完礼拜在牧师住地或法衣室碰头的时候，我们总要狡黠地相互瞟几眼。我们只字不提共同的秘密，但自得其乐；现在看来，盖洛威先生和我当时都明白那是在捉弄我伯父，而且都还很得意。可有一次我想到乔治·肯普说不定在路上遇见伯父的时候，会不经意地说起经常看到我去德里菲尔德家串门。
“‘乔治老爷’会说吗？”我问盖洛威先生。
“哦，我跟他打过招呼啦。”
我们咯咯笑起来。我开始喜欢上了“乔治老爷”。起初我对他很冷淡，只是小心保持着客气，但他似乎浑然不觉我们之间的社会区分。我只能得出结论，我那高傲的礼数根本不能奈何他。他永远一副热情愉快的模样，甚至很爱闹腾；他用庸俗的套路跟我开玩笑，我则以学生的机智回敬他；我们总能逗乐其他人，这让我对他颇有好感。他总爱吹嘘满脑子的宏伟计划，但也能欣然笑纳我对他痴心妄想的揶揄。我津津有味地听他谈布莱克斯塔布尔时髦的头面人物，那些人的风光到了他口里便显得愚蠢，当他绘声绘色地学他们的怪样时，我不禁捧腹大笑。他举止浮夸而粗俗，穿衣打扮总是令我惊愕（我从没去过纽马克特，也没见过驯马师，但我想象中纽马克特的驯马师就是这么打扮的）。他的吃相惹人生厌，可是我发觉自己越来越不在意了。他每周都给我带足球副刊，我小心地折好藏在大衣口袋里，躲在自己卧室里读。
我一向都要等到教区住地的茶会结束才去德里菲尔德家，但我总能赶到那儿吃第二顿茶点。之后特德·德里菲尔德便开唱滑稽小曲，有时拿一把班卓自弹自唱，有时则使用钢琴。他会眯缝着相当近视的眼睛看着乐谱，唱上一个小时。他的唇边挂着微笑，还很喜欢我们所有人加入合唱。我们打惠斯特牌。我儿时就会打，以前经常和伯父婶婶在他们家里打，度过漫漫冬夜。伯父总是一个人打两家牌，尽管我们玩这个是出于喜好，但我和婶婶输牌时，我还是会哭哭啼啼地钻到饭桌底下躲起来。特德·德里菲尔德不打牌，说没有打牌的脑子，我们开打的时候他便坐在炉火边，手拿铅笔，看看从伦敦寄来请他写评论的书。我从没跟三个人打过牌，自然力不从心，但德里菲尔德夫人却是天生的牌手。她平常行动不紧不慢的，但玩起牌来却敏捷而机警，把我们其他人打得晕头转向。通常她说话不多，说起来也慢条斯理，但一轮牌下来，她会不厌其烦又不失快活地指出我的失误，此刻她不仅思路清晰，还能滔滔不绝。“乔治老爷”像对待所有人一样也拿她打趣儿，而对他的插科打诨她则一笑了之，极少喜形于色，有时候还来个干净利落的反驳。他们完全没有情侣的表现，而是像熟悉的朋友。但她偶尔抛给他的一个眼神却让我感到窘迫，若非如此，我差不多就要忘记先前所闻所睹了。她的目光默默停留在他身上，仿佛他不是人而是椅子桌子，那眼神却掩藏着一丝顽皮、天真的笑意。接下来我发觉他的脸似乎一下子鼓胀起来，在椅子上不安地挪动着。我飞快地瞟了一眼牧师助理，生怕他发现什么，不过他的心思放在了纸牌上，要不就忙着点烟斗。
每天在那燠热、狭小又烟气弥漫的屋子里度过的一两个小时，飞逝得如闪电一般，假期行将结束，我郁闷地想到，接下来的三个月都得无聊地花在学校里了。
“真不知道没你我们该怎么办，”德里菲尔德夫人说，“只好三缺一打明牌了。”
我一走他们没法好好打牌了，这让我很得意。我可不甘心想到自己在学校预习的时候，他们还能坐在那小屋子里自娱自乐，就好像我不曾存在似的。
“复活节你能有多长的假？”盖洛威先生问。
“大概三个星期。”
“那我们到时候好好玩，”德里菲尔德夫人说，“天气应该会很好。我们可以上午骑车，然后喝了午茶就打牌。你牌技提高了不少。如果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每周打三四圈，你跟谁打都不用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