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罗伊的允诺把我的思绪带回了初到伦敦的岁月。下午没什么要紧事，我便想着可以和我的房东老太太去散散步，喝一杯茶。哈德逊夫人的名字是圣路加堂医学院的秘书告诉我的，我这样一个初来乍到的毛头小伙子，正在找住处呢，而她在文森特广场有房子。我在那儿的底层两个房间里住了五年，楼上在客厅那层还住了一位威斯敏斯特公学的先生。我每周要付一镑房钱，他的租金则是二十五先令。
哈德逊夫人身量不高而精力充沛，脸色泛灰，长着大大的鹰钩鼻，还有一双我见过的最明亮、最富有生气的黑眼睛。她满头乌发，平日的下午及周日全天都在前额梳着刘海，其余用圆髻束在颈后，类似或许在老照片上见过的泽西的莉莉[35]。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但当时我浑然不觉，年轻的时候，是会将人们予你的善良当作应有之物的），而且厨艺上乘。谁都没有她做的omelette soufflée[36]好。每天清晨她都起得很早，在房客的起居室里生好火，这样“他们就不用边吃早饭边冻得发抖了，早上可真是冷死了”，她会在前一天晚上用扁扁的锡沐盆放上热水塞在床底下驱寒，要是没听见你洗澡的动静，她就说：“瞧啊，我的餐厅还没开张嘛，他上课又要迟到了。”然后她一路小跑上楼捶起房门来，只听她扯着尖嗓子叫道：“如果不赶紧起床就没时间吃早饭啦，那我还准备了美味的鳕鱼饼给你。”她终日忙碌，一边干活一边唱着歌，总一副快活高兴的样子，满面笑容。她丈夫年岁长她很多，过去曾做过大户管家，留着连鬓胡子，举止极为端正；他后来在附近的教堂当司事，广受尊敬。在家里他也端茶倒水、擦擦靴子，并帮着洗碗碟。哈德逊夫人唯一的消遣便是在安排过晚饭（我六点半用餐，那位公学先生则要到七点）后过来和房客们聊几句。
我特别希望当时能有意识（就像艾米·德里菲尔德对她的名人丈夫那样）把哈德逊夫人的话记录下来，因为她是伦敦土味幽默的高手。她有随机巧答从不哑口的天赋，有原汁原味的谈吐风格，她用词精当且花样翻新，用起比喻或鲜活的语句来绝不会词穷。她就是说话得体的样板，她还从不留女人在家，说真不知道她们会演哪出（“男人，男人，总归是男人，喝下午茶吃薄片黄油面包，又开门又打铃要热水，我都忙得不知道怎么好啦”）；不过在谈话中她也会毫不犹豫地用上那时称作“蓝袋”[37]的荤段子。可以拿她评价玛丽·劳埃德[38]的话来评价她自己：“我喜欢她的地方就是，她让你笑得好开心。有时候话说得快赶得上下流了，但她绝对不会过分。”哈德逊夫人对自己插科打诨的本事很得意，我觉得她更喜欢跟房客聊，因为她丈夫很严肃（“也该这样，”她说，“教堂司事嘛，掺和的都是婚嫁啊葬礼啊这类正经事儿。”），不怎么好开玩笑。“我总是对哈德逊说，趁还有机会要多笑笑，死了埋了就笑不出声儿啦。”
哈德逊夫人的幽默绝非一日之功，她和住十四号的房东太太布彻小姐的斗嘴常年为人所津津乐道。
“真是个讨人嫌的老太婆，脾气太坏，不过要是上帝哪天收了她，我准保还是想念她的。他收了她后该拿她怎么办，我还真想不通。活着的时候可把我乐坏啦。”
哈德逊夫人满口坏牙，该不该拔掉换假牙，这个问题讨论了两三年，其间夹杂着五花八门难以想象的搞笑段子。
“可昨个儿还跟哈德逊说起呢，他就说：‘哦，得了，拔掉算活拉倒吧。’早知道我就不提了。”
我有两三年没见哈德逊夫人了。上一回拜访她还是应了一封短信，她请我过去同她喝杯上好的浓茶，并宣布：“到下周六哈德逊就去世满三个月了，享年七十九岁，乔治和海丝特都发来了慰问信。”乔治是她和哈德逊生的儿子。他此时已年近不惑，在伍尔维奇兵工厂上班，二十年来他母亲反复念叨着要乔治有朝一日带个媳妇儿回来。海丝特则是我快要搬走时雇来的勤杂女工，哈德逊夫人现在仍然称她为“我那讨嫌的丫头”。我刚住进来时哈德逊夫人就应该不止三十岁，而那是三十五年前了，当我悠哉地步行穿过格林公园时，我真不知道看见她时，她是不是还那么有精气神。她同伫立于景观湖边的那些鹈鹕一样，已成为我对芳华之年不可磨灭的回忆。
我走下广场台阶，为我开门的是海丝特，如今已年近五旬，体态发福，但仍挂着一副讨嫌姑娘那种没心没肺的讪笑。她把我让进一楼前厅时，哈德逊夫人在给乔治补袜子，她摘了眼镜看看我。
“哟，那不会是阿申顿先生吧！想不到会见着您呐！水烧开了吗，海丝特？喝杯好茶，可以的吧？”
哈德逊夫人显得比初识时略胖，行动也更持重了些，但几乎没有一丝银发，眼睛仍然如扣子般漆黑发亮，且闪动着诙谐。我坐在了一把破旧的包褐红色皮革的小扶手椅上。
“都好么，哈德逊夫人？”我问。
“哦，没啥好抱怨的，只是岁数不饶人哪，”她答道，“没法像您住这里时那么能干活儿了。我现在不给客人做晚饭了，只做早饭。”
“您的屋子都租出去了？”
“是啊，谢天谢地。”
由于物价上涨，哈德逊夫人赚的房租比我在的时候还要多，以她用度的节俭，想来日子过得不错。不过当然，现在的人需求也多。
“您都没法相信，先是得加个卫生间，然后又要装电灯，再后来装了电话才能伺候得了。下面还有什么花头经我都想不出。”
“乔治先生说哈德逊夫人差不多可以考虑退休了。”海丝特边摆放茶点边说。
“管好你自己的闲事，丫头。”哈德逊夫人斥声道，“我一退就退到坟地里了。只守着乔治和海丝特住，没人说话，想想啊。”
“乔治先生说她应该到乡下住一间小房子，把自个儿照顾好。”海丝特满不在乎地说着。
“别和我提乡下。去年夏天医生叫我去六个礼拜。简直要了命，我得说。那个吵闹。鸟一天唱到晚，公鸡喔喔叫，牛也哞哞个不歇。我挺不住。一年到头过的都是太平日子，换了那种闹腾劲儿，是住不惯的。”
隔几家门外就是沃克斯豪尔桥路，有轨电车打着铃隆隆开过，汽油公共汽车吭哧吭哧挪着，出租车嘟嘟按着喇叭。如果哈德逊夫人能听见，那么她听见的是伦敦，伦敦的声音抚慰着她，就像母亲的低吟浅唱抚慰着焦躁的孩子。
我环顾这舒适、破旧而素朴的小客厅，哈德逊夫人在这里度过了如此漫长的岁月。不知有没有什么可以为她添置的。我注意到她有一台留声机，这是唯一我能想到的了。
“您还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吗，哈德逊夫人？”我问。
她那晶亮的眼珠子若有所思地盯着我。
“我不晓得要什么，您既然说起这个，那我只要再有二十年的健康和气力，好让我继续干活儿。”
我没觉得自己是个好感伤的人，但她的答话出乎意料，又极富个性，一时间便有块垒涌上咽喉。
临告辞时我提出来是否可以看看我住了五年的屋子。
“上楼去，海丝特，看看格雷厄姆先生在不在。要是不在，那我想你去瞧一眼，他肯定不会在意的。”
海丝特急急上了楼，不一会儿便又有些气喘吁吁地下来说格雷厄姆先生出去了。哈德逊夫人同我一起进了屋。床还是那张我睡过觉、做过梦的窄铁床，五斗橱、洗脸架也都老样子。不过起居室换成了运动员那种乏味的健康风格；墙上贴着板球队十一名球员的照片，还有穿短裤的划船手；高尔夫球杆立在墙角，饰有某大学徽章的烟斗、烟草罐子散落在壁炉架上。
在我那个时代，我们信仰为艺术而艺术，以我的屋子为例，壁炉架上盖了一块摩尔风格的毛毯，窗户配胆汁绿哔叽呢艺术帘子，墙上则挂着佩鲁基诺、凡·戴克以及霍贝玛的绘画复制品。
“您那会儿可是非常艺术啊，是吧？”哈德逊夫人道，语气里不无嘲讽。
“非常艺术。”我喃喃地说。
想到自从别离这间曾栖居过的屋子以来，过去了那么多年，发生了那么多事，不禁心潮澎湃。就是在这同一张桌子上我吃着丰盛的早饭和俭朴的晚餐，念着医科书，写了我的第一本小说。就是在这同一把椅子上我第一次阅读了华兹华斯和司汤达、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俄罗斯小说，还有吉朋、鲍斯韦尔、伏尔泰和卢梭。不知自那以后又有谁读过。医学院学生、合同制文秘、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已逾中年的殖民地退休者，抑或因古老家族分崩离析而意外流落尘世的贵族。这房间使我——照哈德逊夫人的说法——异想天开。所有珍视的热望、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青春燃烧的激情；忏悔、幻灭、厌倦、放弃；有那么多人在此感受到那么多情愫，全套的人类情感，以至于这屋子似乎很诡谲地散发着令人不安和难料的脾性。
我不明白为何如此，但这里使我想起了一位站在路口的女子，她食指贴唇，回首顾盼，挥动着另一只手。我这隐约（又不乏羞惭）的感受，不由得让哈德逊夫人觉察到了，因为她笑出了声，并以很个性的动作擦了擦她那醒目的鼻子。
“依我的话，人都是很奇怪的。”她说，“想想所有在我这儿住过的先生们，要是我告诉你他们的一些事，我敢说你都不会相信，其中有些更离谱了。有时我会躺床上想着他们，然后就笑起来。嗯，要不能经常好好笑一笑，那这世界可多么糟糕啊，不过呢，老天爷，房客们真的是够了啊。”
[35]泽西的莉莉：The Jersey Lily，亦称泽西的百合，原名Emilie Charlotte Langtry（1853—1929），闻名英美的社交名媛、演员和制片人，昵称The Jersey Lily。
[36]omelette soufflée：法语，煎蛋松饼。
[37]蓝袋：blue bag，原指垃圾收集袋，此处指庸俗下流的笑话。
[38]玛丽·劳埃德：Marie Lloyd（1870—1922），英国有名的杂耍剧场歌手，在伦敦地区尤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