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这段时日里我极少见到德里菲尔德。编辑工作占用了他白天很多时间，晚上他则用于写作。当然每周六下午他是在的，很亲切，说得讽刺些也很滑稽；他看来很高兴见到我，总是很愉快地与我聊一会儿无关紧要的话题；但很自然，他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比我年长也比我更重要的客人上。但我感到他正变得越来越淡然，不再是那个我在布莱克斯塔布尔认识的愉快而略显低俗的玩伴。也许只是我的识别力增长了，能看出来在他和与他一起插科打诨的人之间似存有一道看不见的屏障。仿佛他居于想象的生活中，这使得日常生活反倒有些朦胧。偶尔他也受邀在晚餐会上演说。他参加了一个文学俱乐部。他的写作本已将他吸纳到一个狭窄的圈子里，而现在他又认识了大量圈外人，有越来越多热衷结交名作家的夫人们请他共进午餐及午茶。罗茜也在受邀之列，但很少去；她说她不怎么喜欢聚会，而且说到底她们也不需要她，她们只要特德。我觉得她很害羞，感到自己和那种场合格格不入。或许那些女主人不止一次让她看出来，非得将她加进来是多么烦心的事。她们出于礼数邀请了她，之后又因为不胜其烦而顾不得礼数冷落了她。
就是在那一时期爱德华·德里菲尔德出版了《生命之杯》。谈论他的作品本不关我的事，而且近来其书评也多得足以满足普通读者的需求；不过我还是要说，《生命之杯》虽然肯定不是他名气最大的作品，也不是最畅销的，但在我看来却是最有意思的。它具有一种淡漠的冷酷笔触，这在英国小说的一团多愁善感当中独具原创意味。故事写得明快锐利，其味略同苹果挞，第一口咬下颇感不适，却又能咂摸出微妙、苦中含甘的滋味，十分惬意。德里菲尔德所有的作品中，这是唯一一本我应该写写的。孩子夭折时的情景很悲惨又揪心，但写得节制而理性，接下来的古怪事件，任何人读过都难以忘怀。
正是本书这部分引发了暴风骤雨，降临在可怜的德里菲尔德头顶上。出版后的几天似乎还一切照旧：涌现出大量书评，总体看好，略做保留；销量不错，但中规中矩。罗茜告诉我他期待能有三百镑入账，还谈到夏季时能租得起一套河景房。最早发表的几篇评论都不温不火，然后一家晨报打出了一篇猛烈抨击的文章，占了一个专栏。该文把小说形容为具有无端伤害性、淫秽下流，而出版商也被指冒天下之大不韪。作者描绘了触目惊心的图景，即小说的负面效应必将祸害英国年轻一代。该书还被说成有辱女性人格。这位评论员抗议道，此种书完全有可能流入天真少年和无辜少女之手。其他书评也纷纷跟进，有更愚蠢者提出应该禁售此书，某些人甚至还自问道，检察官是不是该仗义介入此案。于是骂声一片。偶有不乏勇气的作家受了欧陆小说更偏现实主义基调的影响，站出来说爱德华·德里菲尔德从来没写过如此优秀的作品，可这样的直言却无人理睬，反被归于一种想哗众取宠的卑劣欲望。图书馆禁止该书上架，铁路租书铺也拒绝备货。
所有这一切对爱德华·德里菲尔德来说是非常难堪的，不过他以哲人的镇静承受了下来。他耸耸肩。
“他们说这不真实，”他微笑道，“让他们见鬼去吧。这本书是真实的。”
在这场审判中，他朋友们的忠诚支持了他。能欣赏《生命之杯》成为审美敏感度的标志，为之惊惶就等于坦白了你的庸俗。巴顿·特拉福德夫人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大师之作，虽然彼时并不适合巴顿在《评论季刊》发文，但她对爱德华·德里菲尔德前途的信心是坚定不移的。如今读这本曾掀起如此轩然大波的书，则是相当奇怪（也很有教益）的事；里面不再有任何一个字眼儿能让最忠厚的人脸面发红，没有任何一个桥段能让当今的小说读者大惊失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