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笔记的内容关于摇滚，原标题是“摇滚之为艺术”。不过今天的我会把标题改为“不要温顺地走进那良夜”：
(A)摇滚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形式成就更大程度和更直接地依附于艺术家本人的独特个性、精神气质。
(B)摇滚乐的魅力在于艺术家本人和他的音乐之间的极致和谐：艺术家的灵魂（内容）和音乐（形式）的一致。
(C)摇滚艺术家终生都在探寻和自己的灵魂最吻合的声音。
(D)因此摇滚艺术家最不能包容匠气，最反感精巧、优美、娴熟但缺乏灵魂的音乐。
(E)摇滚反对虚伪、麻木、中庸、秩序和教条，但摇滚本身常表现出任性、粗暴、偏激、迷乱和绝望；摇滚的力量在于破坏而非建设。
(F)摇滚常常以“不健康”的方式疯狂地叛逆“健康”的现实世界。
(G)最好的摇滚乐未必由最动听的曲子、最优美的唱腔、最娴熟的表演构成；摇滚乐甚至常走到另一个极端：鄙弃技巧、熟练和工整，偏爱简单、率性和粗糙。
(H)“偏见”往往更富创造性和表现力。艺术不排斥“偏见”，因为艺术不以观点和主张为目的，它只关心“偏见”是否独特和精辟。摇滚对待“偏见”也一样。
(I)况且世上从来没有全见，只有偏见。
(J)写歌是创作，表演也是创作；表演是以行为展示为形式的艺术。
(K)因为摇滚同时也是表演艺术，所以它不反对演绎，但它反对虚伪的演绎；尝试在创作中表现自己不真正具有的胸怀、情绪和态度是对摇滚精神的反动。
(L)摇滚精神的核心是真诚。
(M)一支摇滚乐队的灵魂人物常常是其中个性最突出者。
(N)人们常说，摇滚不是一种音乐类型，而是一种精神。这句话的意思是，摇滚在本质上是一种把个人和生活艺术化的形式而不是对音乐形式本体的探索。因此摇滚乐常被批评为“粗糙的音乐”。
(O)这决定了摇滚艺术家更注重对人性的探索和对感知的提炼，直到对灵魂的拷问……摇滚艺术家会必然地不断深入、丰富和塑造自我，把提炼自我视为自己艺术成就的最大甚至唯一保证。
(P)虽然对自我的提炼体现在最终作品和行为里，必然与对音乐形式的探索结为一体，但两者是先后、主从的关系。
(Q)因此尽管摇滚艺术家最初就具有异于常人的个性，但伴随着自我提炼他们还会不断变得更敏感和极端，这出于他们维持艺术生命和巩固原创性的本能。哪怕自己身上最微不足道的方面，他们也要追求最鲜明独特的形式；最后他们身上爱和恨两者的质量都大到他们承受不了，甚至导致精神崩溃或濒临崩溃。这往往不是他们有意识的行动，而是精神上的自发行为。
(R)摇滚既钟爱也需要自毁式的英雄。
(S)所以这是条不归路：当他们决定或被迫停下来时，他们的艺术生命就终结了。“死了”的摇滚艺术家仍然可以写歌和表演，但那是另一种情况了。
(T)因此摇滚比别的艺术形式更需要艺术家献身，这完全是不由自主的；而仍在世的摇滚艺术家里有很多是“死了”的摇滚艺术家。
(U)但是对自我的过度演绎和诠释是平庸者难以察觉的窠臼；真正的摇滚艺术家都是天才，而且具备天才的自觉。
(V)或者说，摇滚是属于天才的艺术。
(X)和浮士德一样，摇滚歌手拿灵魂和魔鬼做交易，伴随才华而来的是孤独、矛盾、痛苦和疲惫；真正的摇滚乐哪怕表面听起来欢快或生机勃勃，实质都是艺术家在堕入深渊的过程中发出的哀号。
第二段笔记的内容关于工作，没有标题：
完全为了谋生而工作，就和坐牢一样可悲，所以很少人声称自己是完全为谋生而工作的。惯常的说法有：我对我的工作内容感兴趣，我喜欢我的工作伙伴，工作使我感到生活充实，等等。这些说法就算真实，也很片面——不工作我们也同样可以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和自己喜欢的人交往以及过得充实。老一代的人更坦诚，他们会反问不工作怎么养活自己。他们不觉得用工作囚禁自己、限制自己的自由是可悲的。相反，他们以盲目的劳动为光荣。确实，那时候我们没有艺术家和哲学家，所以只有懒人才不工作。就如毛姆所说，并不是每个人在不用为温饱奔忙后，依然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是曾经艰难甚至残酷的年代迫使我们变得可悲地单调和狭隘，但如今社会环境已经改变了。消费主义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囚禁却始终存在，我们只是看似更自由了而已。而且，相比于限制你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情，向你灌输你需要些什么并给你途径去实现，无疑是更牢固和持久的促成社会稳定的手段。但这其实仍然是奴役人的方式。而在这样的社会规则下，个人自我实现的最主要手段依然是工作。所以我们不仅很重视自己的工作，同时也很关心别人的。工作已经成为一个人最重要的身份标签。老同学老朋友久别重逢，首先要问的是对方现时的工作。在火车上邂逅的陌生人，往往在交流到彼此的志趣爱好之前，都已经打听了对方的工作。确实有人天生适合在社会规则下通过工作——我指的是大众认可的有物质回报的工作——取得成就和享受快乐。但并非人人如此。工作本是生存的手段，而不是人生的目的。只是社会的发展使我们不至于像我们远古的祖先一样，即使卖命工作仍免不了冻死和饿死。今天我们不用花上五天五夜不眠不休地追踪一头猛犸象，在自己彻底累垮之前扳倒猎物，然后拖着血淋淋的肉块步行几十公里回到自己居住的那寒冷的洞穴，喂饱自己浑身长满毛的妻儿。是的，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如果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处身那种境况，大概会选择自杀了之。幸好我们已经发展出非常复杂的社会规则和生产手段，使我们的工作高效、体面，这和血淋淋的原始狩猎完全不像是一回事——尽管它们仍然是一回事。
4 第十二份工作
这一年我在网上花了太多时间，一方面做网店客服，另一方面在文学论坛读帖、回帖。我觉得自己和现实生活有些脱节了。我想多亲近自然，或者说我想多远离社会。
我在家里待了接近两年，似乎又有点儿想到外面走动了，加上这时写作也遇到了瓶颈。虽然我和父母住在一起开销很小，但毕竟在不断买书，手上的钱已花了一半。我觉得自己的状态还是不能工作：我怯于和生人面对面地打交道。正好这时有个旧同事，他是之前我参与制作的那本动漫资讯杂志的另一个美编。他待人很随和，可以随便开玩笑，我们的关系很好。后来他也选择了做生意，而且做得比我好。他在广州上下九的一个商场里，从最初的一家店，开到了这时的六家店。我们重新联系上，约出来叙旧，愉快地聊了一整天。他告诉我，实体店已经越来越难做，将来的趋势是往线上转移。我们这次见面是在2011年中，他当时刚租了一个六百平方米的仓库，打算认真地经营网店，同时逐步关掉实体店。他知道我在南宁做过女装，又听说我这会儿没有工作，就劝我也开个网店。我当然租不起大仓库，他建议我在批发市场旁边租个房子，然后挑一些款式放到网店上，但不要囤货，卖出一件才去批发市场拿一件，这样的话不需要多少本钱就能把生意做起来。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完全按照他说的去做了——这是我的第十二份工作。
我的网店生意不太好，但因为成本实在很低，所以还能维持收支平衡。我仍在继续读书和写作，所以对于网店，并没有百分百地投入。我以为自己能兼顾两件事，实际上两边都没有做好。当年的淘宝远不如后来竞争激烈，很多网商在几年后回忆说，那几年是做淘宝的黄金时期，随便搞搞都能赚到钱——可我就是随便搞搞的，却并没有赚到钱，可见我有多么不擅长赚钱。另一方面，虽然我多数时候只是躲在出租屋里，但毕竟还要出来拿货和发货，所以每天要和批发商、快递员打交道。我和他们的交往也堪称灾难。因为我的补货量不大，每次在每个摊就拿几件，所以总感觉抬不起头，有时不敢直视摊主的目光。实际上这根本没什么，每次只拿几件的人多了去了，但我就是克服不了自卑和畏葸的心理。而且我不是完全没有囤货。出于面子，一些卖得比较好的款式我会多拿一些，减少去补货的次数，避免见到摊主时尴尬。
我希望自己像透明的一样，没有丝毫存在感，不被所有人留意。可是事与愿违，大概我确实和其他来拿货的人有很大不同。有个摊主大概对我印象很深，因为我礼貌文静，来时问好，走时谢谢，从不多废话，也不提要求。我长期和她拿一款T恤，因为批发几乎都不讲价，所以我从不跟她谈价钱。有一天我去补货，她主动提醒我，这款T恤降了2块。我突然反应过来，之前几次我去补货时，她已经是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显然这款T恤早已降价，但是我不问的话，她又觉得主动告诉我会很奇怪——既然我对老价钱满意，她何必放弃到手的利润呢？我回想当年开女装店时，虽然我一直在南宁，从没亲自拿过货，但每款衣服的进货价是知道的。有些衣服在刚上市时价格较高，但随着商家扩大生产，成本会逐渐降下来，加上有其他商家抄款，所以调价的情况是常有的。一般有采购经验的人，每次补货都要和摊主确认价格。而我因为本身就不想和人说话，加上觉得自己补货量小，心里不好意思，又缺乏采购经验，所以在和她拿了第一次货后，就再没问过她价格了。瞬间想明白这些事后，我觉得很羞愧，甚至无地自容。在那次之后，我再没和她交易过。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羞于再被她看见。
我和快递员之间也有一些故事。当时在“四通一达”里，业务最好的是圆通，其次是中通，最差的是汇通（现已改名为百世）。我因为发货量不大，所以选择了汇通，一般汇通对小客户的收费会更低。来收件的快递员很年轻，十八九岁。我觉得和他打交道很难。他不像个业务员，完全还是个孩子。和他约定时间没有用，因为他不太守时。问他几点有空他也从来都回答不上。而且他从不上楼收件，而是提前给我打电话，让我到楼下等，有时要等很久。以上这些我其实完全能体谅，也没有责怪过他。我最不能忍受的是，有时他会到晚上才告诉我，因为太忙不能来收件了。这害我有些货要推迟一天发。在当年，很多用户对网购还没有习以为常，一些新用户特别容易紧张，付款后几个小时就来催发货。于是我每晚守着快递小哥的电话，怕忙别的事情错过了，又不敢打过去催；如果他迟迟不来，我就会越来越焦虑——这使得后来我开始胃痛了。有一天那个小哥请假，另一个年长的快递员代替他来收件。这个快递员没让我到楼下等，而是上到我屋里来收。我给他运费的时候，他皱着皱眉头问我：“你一直是给他这么多吗？”那个小哥一直跟我收每件8块。我回答说是的。年长的快递员骂了句：“操，这小子！”我立即明白了，他跟我要了8块，但交给站点的不是8块。这时我和他合作都半年多了，假如我早点和他老板沟通，或者多和他砍砍价，都不至于多付那么多运费。我很懊恼，觉得自己无能，被一个小孩子耍着玩。我不想再见他了，第二天开始我改发中通。那个汇通站点的老板，也就是承包商——我没见过她——还给我打过电话。她没问我为什么不找他们发货了，因为她心里清楚，她只是委婉地打听中通给我什么价格。中通的价格也是8块，但我没有告诉她。
而在写作方面，这时的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之前写的那些现实题材小说老土、过时。我好像进入了“嬗变期”，羞于读自己早前写出的所有小说。在文学论坛上的交流也促进了我的这种自卑感，尽管从交流中我也得到过不少有益的启发。我前面两年喜欢的那些作家，这时也已经不怎么喜欢了。他们的小说我曾反复研读，有些篇目可能都读过十遍以上，确实也该读腻了。我开始向“现代主义”进军——其实这是一种审美上的功利思想，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随后，我把模仿的对象从塞林格调整为卡夫卡。我还在回帖中表示：我不再喜欢卡佛了，因为他太受欢迎、太好懂，他的写法如今已被总结出套路。我还有另一个模仿对象：詹姆斯·乔伊斯。但仅限于他的《都柏林人》，当时我还没读过《尤利西斯》。可是好像没人看出我在模仿他，所以我没针对他说过什么。
渐渐地，我察觉自己有时对别人隐隐怀有恶意。比如说，当时我曾担任论坛的客席版主，用户发到小说版的每篇作品我都要读，并且要尽量回帖。而在回帖时，我对一些其实我不懂欣赏的作品发表过很多不恰当的点评，且大多是偏向否定的。当时我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可能挟带了恶意。我认为自己在坚持一种诚实的评论风格，也就是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而且这个论坛的言论风格一直是尖锐、直率和不讲情面的；相比于评论的适度与否，大家可能更反感油滑、抱团和互相吹捧的混圈子习气。为此我肯定挫伤过一些人，因为我没有在自己能力不及处闭上嘴。实际上我表现出的攻击性，是我在写作上的自卑感导致的心理防御。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我感到非常沮丧。我对自己、对写作都产生了怀疑。我想脱离互联网一阵子。这一年我在网上花了太多时间，一方面做网店客服，另一方面在文学论坛读帖、回帖。我觉得自己和现实生活有些脱节了。我想多亲近自然，或者说我想多远离社会。这些是我随后迁往云南的一方面原因。
另一方面原因是，我账面上的钱几乎一直没有增长。也就是说，开网店的收入，刚好和房租伙食的支出相当。而我在房租和伙食方面是非常节俭的。我这次做网店大约做了一年多，其间还搬过一次家，因为我换了个批发市场。我越来越无心经营，尤其是越来越不想和批发商、快递员、房东打交道。我的写作也陷入僵局：我想推翻自己之前的写作，可是卡夫卡不是那么好模仿的，何况我还是半心半意地在写。终于有一天，我觉得这么过下去不行：我的生意没做好，日子过得很拮据，在网上对人也不友善；我的精神状态不健康，心态已经开始有些扭曲。由此我想到，是时候换一个环境了。我指的不是从城市的这边搬到那边，而是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这时，我和一个当年在北京的朋友恢复了联系。他这时在画童书插图，属于自由职业者，无论搬到哪儿都行。我们经过商量，最后选择了云南。当时有另一个朋友向我们推荐了大理，说他想搬到大理去，于是我俩决定先去。但后来，推崇大理的那个朋友并没过去。
5 第十三份工作和第十四份工作
这次我在大关邑住了一年多，因为没有去上班，每天都过得很愉快。我不觉得自己在虚掷光阴、蹉跎岁月。在我看来，只要是认真度过的日子，最后都不会没有意义。这个时候假如亚历山大大帝来问我需要什么，我也会说，别挡我的光线就好。
2012年9月，我和朋友最终定居在了下关。我们各租了一套房子，他继续画画，我则找工作上班。我租的房子有两个房间、一个厕所、一条走廊，没有客厅，租金是一季度1000块。我没有装网络，因为我想减少上网，我对自己之前的表现很失望。而且我的写作暂停了，这时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和人交流的。不过我仍然在记笔记。前面摘录的那篇“摇滚之为艺术”就是在这时记下的。我还用上了智能手机，是我出发到云南前买的一只二手华为。当时的安卓系统还很简陋，那个手机的分辨率只有320×240。就是从这时候起，我的写作工具从电脑换成了手机。一直到2020年，我才重新回到电脑上写作。
我在下关找到的工作，也是我的第十三份工作，是在一个商场做物业管理，也就是保安。这个商场面积不大，我们只负责一至三层。四楼以上是超市、家私城、住宅，那些都不归我们管。我们被分成四个小组，每个小组四个人，全天二十四小时三班倒。这种排班方式正好和我早年在加油站时一样。不同的地方是，这时我的工资是1500块，而当年在加油站是1800块。也就是说，十二年过去了，在劳动强度相当的情况下，我的工资反而少了300块，由此可见下关有多么不发达。不过这正好是它吸引我的地方。在我们商场四楼的超市里，4块钱就能吃一顿快餐，街上的耙肉饵丝一碗5块，我的房租一个月330块，所以其实1500块也足够用。下关的位置在洱海的最南端、洱河的入湖口处，城区临湖而建，西依苍山，风景非常秀美。我的下关同事经常对我说：我们下关最好在！一副很自豪的样子，仿佛与有荣焉。在下关话里，“好在”不是“幸好”的意思，而是“宜居”的意思。我的新工作很轻松。我以为只有上了年纪的人会做这种工作，而我也更愿意和长者打交道。结果，我的同事里有好几个和我年龄相仿，甚至还有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我清楚这份工作没有前途，但我不想考虑未来，只要好好活在当下。我认为自己写作上的平庸，是受了我过的平庸生活的影响。我渴望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去看待生活，发现生活。
我们有一间小小的值班室，是用铝合板加玻璃搭建的，藏在商场大楼的后面、单车棚的旁边。看管这些单车、电动车、摩托车也是我们的职责，所以要分出一个人坐在值班室里。在商场里巡逻很无聊，哪怕我以最慢的步速，逛遍三层也用不了半个小时，何况还不止我一个人在巡逻。实际上每天里的大多数时候，商场里都冷冷清清，所以当我走过时，一个个营业员的目光就随着我挪动。有些同事喜欢和她们聊几句，但我从不和她们说话。商场正门外的停车场已经承包出去，不用我们费心了。但我有时也会逛出去，装模作样地左顾右盼，好像在检查车辆的安全——因为我在商场里待腻了，想出来透透气。我们上白天班的话，就轮流到值班室里坐。值班室里也很无聊，但起码有些报刊可看。我更喜欢上夜班，因为可以轮流睡觉。领导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下关实在太太平——大概连犯罪分子也有上进心，纷纷去往更发达的地区发展了。有一晚，我们还在值班室里烧烤，显然他们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反正大家怎么做，我也怎么做，虽然也知道不对，可是心里很坦然。不过令我有点儿惊讶的是，他们竟然用一只家用电暖器来烤食物。那只电暖器的结构有点儿像紫外线灭蚊灯，只是体积大得多，里面装的不是紫外线光管，而是红外加热管。为了保护使用者，散热的一侧安了铁栅网。他们就把它横下来，食物搁在铁栅网上烤。虽然不如炭火加热快，但正好以此打发漫漫长夜。平常这只电暖器就摆在大家脚边，早已沾满了尘垢，可是大家不在乎，我也不在乎。我们每人出了20块，一个同事骑电动车出去，直接跟烧烤摊买腌好的食材。他还带回来一瓶雪山清荞酒。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觉得我不敢喝，因为这是在上班。或许在他们看来，我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可是我才不在乎！他们喝，我也喝。他们看见我喝了，都竖起大拇指。
我在下关过得很舒心，虽然工资不高，但每天干八个小时，从没加过班。我的能力胜任工作有余，因此很安心。我的同事对我很友好，可能因为我是唯一的外省人，他们有时对我就像对外国人一样客气。在他们当中，我觉得自己没有社交障碍。他们不了解我的过去，我也不了解他们的，我们彼此不打听。他们显然心地单纯，思想都很简单，大概因为工资就1500块，再会来事也没用。没有人耍什么心计，可能懂得耍心计的人都去更好的地方发展了。下关的气候我也很喜欢，冬暖夏凉，阳光足，雨水多，风也大。似乎这里的老天爷特别慷慨，每种元素都加倍地施与。我上了两个月班，感觉身心都舒泰，比之前好多了。
有一天，人事部的经理把我叫进办公室。她对我说，商场四楼的烘焙店在招学徒，工资也是1500块，但总比做保安好。她劝我说，做保安学不到任何手艺。虽然很舍不得我的同事，但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她的好意——哪怕仅仅是为了不让她失望。那家烘焙店的老板就是我们商场老板的女儿，人事管理是在一起的。对于我从物业部调职到烘焙店，我的同事大多表示赞许，说我做保安浪费了。他们还叮嘱我：“记得搞些点心下来给我们吃啊。”他们是开玩笑的，但我后来确实那么做了。
烘焙店的制作车间分为面包部和蛋糕部两部分，两边各有一个制作室（我们叫整形室）和烤房。面包部还有一个发酵房、一个搅面室、一个做起酥和牛角包的小工作间。此外还有一个共用的配料室。我被分配到了面包部。这时店里仅有一个蛋糕师傅，据说面包部的师傅刚走了，后来过了一个多月，老板才重新请了一个。面包部总共有两个组长（其中一个是新招的）和六个学徒。很快我就发现，在面包部我的年龄是第二大的，两个组长都比我年轻。八个人里，有三个白族、两个回族、两个汉族、一个傣族。作为新来的学徒，最初我负责各种杂活儿，比如分面、揉面、配料、分料、填料。蛋挞、酥饼、曲奇之类技术含量低的产品我也要参与，但面包的整形不大让我插手，因为我整出来的每只都不一样。两个组长一个负责打面和整形，另一个单独负责起酥、牛角包、法棍和吐司等产品。自然了，忙不过来的时候，分工就没那么严格了，我也会被叫去整面包，这时就不说我整的每只不一样了。我在整形室待了一个多月，来了一个新的面包师傅。这个师傅是重庆人，已改行做业务员，他到我们店里来，原本是为了推销面粉，但我们老板把他留下，请他做了我们面包部的师傅。由此可见在下关，找一个有水平的面包师傅并不容易。新师傅对我们的工作做了些调整，从这时起我被分配到了烤房，负责烤面包。
发酵好的面包在进烤箱前后，一般还要进行些加工：烤前的工序有发酵后的整形、刷油、刷蛋液、撒香料等；烤后的工序有挤奶油、撒糖粉、嵌水果、装饰等。烤房里除了一组三层的大型商用烤箱外，还有一只风炉烤箱，用来烤蛋挞、酥饼、曲奇等；一台电热油锅，用来炸甜甜圈等；一台自动发酵柜，这个柜比发酵房方便，带有定时功能，平常是冷藏状态，到达预设时间才开始增湿增温。我们每天下班前把整形室做好的产品放进去，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就可以立即烤了。烤房的上下班时间比整形室早一个小时，比店面的开门时间早两个小时，所以我们烤房的两人总是最早到，我记得上班时间好像是七点。下关的地理时区是东七区，因为使用北京时间，所以天亮得晚。起码在冬季，每天早上我到店时，天还是全黑的。
我们的常温产品只卖一天，所以每天都要把卖剩的处理掉。早上我们回到店里，会先把前一天剩下的产品吃掉，这样可以省下早餐钱。有时早上我回到店时，会看见老鼠从面包堆里窜出来。因为晚上关店前这些面包被撤柜后，都直接堆放在工作台上，没有用罩子罩起来。不过大家好像并不介意，吃之前先检查一下，只要没被啃过就行。老鼠是灭之不尽的，在商场里从事过餐饮的都清楚，慢慢地人就麻木了。我们烘焙店和超市在同层，超市的仓库也在四楼。对于老鼠来说，这整个楼层畅通无阻，可以躲藏的地方太多，食物也太多。我们采用了很多灭鼠手段，粘鼠板是其中最有效的，基本上每晚都有捕获。可是不管捕获多少，新的老鼠总是源源不断地涌现。这让人不由感慨，相比于个体的智力或敏捷，繁殖力才是物种的决定性优势。我们老板可能也知道我们每天吃过期面包，但她就像不知道一样，从来不过问。相比于给我们涨工资，请我们吃早餐对她来说更划算。只要她不过问，我们吃坏肚子就是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是偷吃的。
既然我是学徒，自然会学到点儿手艺。但烘焙店毕竟不是学校，人家没有义务教会我什么。蛋糕部的师傅就对我们说过，他十七岁到蛋糕店打工，最初的三年，师傅只让他烤蛋糕坯，他什么都没学到。他的意思是让我们服从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老惦记着学手艺，因为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实际上，师傅主要负责研发新品、采购材料、安排工作和品质监控等，并不常待在我们身边，很少会直接指导我们。平常和我们一起干活儿的是两个组长，他们才是我们的老师。但是组长并不喜欢授艺解惑。一来是因为他们确实忙，二来是出于一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顾虑。只要涉及利益，人和人的关系就不会简单。对于学徒的提问，他们是很敏感的，故意语焉不详，只告诉我们必要的部分。我还在物业部的时候，比如向同事请教扶手电梯怎么开关，他们会立即详详细细地告诉我。因为开关电梯不是一门有价值的技术，他们不会因为教会我开关电梯而被我取代。可是做面包却是有价值的技术，假如去专门学，报个入门班也要几千块。这些技术他们当初也是经受了种种刁难后才学到的。所以当我遇到困难向组长请教时，得到的往往不是即时和详尽的解答。他们会突然地部分丧失表达能力，对着我急得皱起眉头、抓耳挠腮，仿佛在脑里飞速地遣词造句，但就是半天吐不出一个字来。最后，他们一般这么说：“你去问某某（另外某个学徒）吧，我已经教过他了。”于是我就去找他说的那个某某。某某比我早来几天，但和我一样也是学徒，都处在人事结构金字塔的最底层，按说和我应是难兄难弟，彼此间有着深厚的阶级情谊吧。可是就是在他们嘴里，我也很难得到认真的解答。他们会夸张地笑着反问：“哎呀原来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呀？”这句话会反复说好多遍，可就是不直接回答问题。有时他们会让我猜，要不就故意用一个错得离谱的回答来逗乐。假如我孜孜不倦地要得到答案，那就得和他们磨很久的嘴皮子，浪费很多时间。我一般都没有这种耐心。他们不想说就让他们自己干好了。我其实并没抱着来学手艺的念头，但是他们显然都有——他们会用手机把每个产品的配方、做法拍下来——而我只是来打工而已。况且这份工作也不是我自己找的，而是人事部的大姐好心推荐的。当我察觉他们都不太乐意教人后，我就不再请教他们了。我不想看到他们难堪和虚伪的模样。无私是一种高尚情操，但或许并不是做人的基本原则。我也不想经营人际关系，因为我原本就很不擅长。这时我只想和所有人保持最简单的关系——越简单越好。不过我完全没有受到伤害或不高兴。毕竟我比他们年长，阅历比他们丰富，理应更懂得包容。实际上除却这点，我和他们关系很好，共事很融洽，从不起争执，下班后还经常一起聚餐、活动，比如去全民健身中心、团山公园等地方玩耍。
我这次在下关待了大半年，精神状态比之前好了很多。我的那个朋友待了三个月后离开了。2013年，我因为私人原因也离开下关去了上海，并在上海工作了一年多。这段经历单独记录在《在上海打工的回忆》一章里，这是我做过的第十四份工作。在此之前我从没去过上海。但我母亲出生在上海，直到六岁时才随我外公外婆离开。我外公是常州人，外婆是苏州人，从小他们就教我和我姐说上海话。不过他们自己说的上海话都带有口音，我母亲离开上海时年龄太小，加上在外面生活多年，发音也不标准。所以我到了上海后只说普通话，不说上海话。有次我的同事听到我和我妈用上海话通电话，他说我的上海话听起来像“新上海人”。不过我不清楚他说的“新上海人”是指哪些人。
2014年，我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再次回到了下关。上一次我在下关是住在龙溪路宁和巷，这次我住到了洱河北岸的大关邑村。起先，我想在下关做些小生意。我手上有小几万块，当年和我一起短暂到D市创办会刊的主编也说要和我合伙。我们计划在下关开一家进口零食店，主编在广州给我发货，我负责经营销售。我当初去上海前，下关还没有一家进口零食店，可是这次从上海回来，却发现已经开出了好几家，不过生意都不太好。我试着去找店面，但始终没遇到合适的，后来我就放弃了。
这之后我开始摆起地摊。我在大理学院下关校区周围摆——这可不是免费的，每月要给城管交150块，他们开给我的收据是一张罚款单。我在淘宝上找货源，卖些可爱风格的文具，价格从几块到二十几块不等。我摆摊一天只能挣到四五十，如果下雨我就没收入了。可是城管还经常跑来添堵，说什么明天上面有领导来，接下来一周不要出摊之类的。我不敢顶风作案，所以只能断断续续地摆。钱他们当然是不退，我们也没办法追究，因为那是罚款而不是租金，不过也没多少。我一般中午摆两个小时，晚上摆三到四个小时。
这段时期我恢复了写作。我的阅读量已经增加了一些，眼界也更开阔了。我不再抱着模仿卡夫卡这种幼稚的念头。这段时期我的作品篇幅都比较短，可能和我改用手机写作有关。我开始写一些非现实题材的小说。此外我重新练起了吉他。我在淘宝上买了把便宜的琴，自从当年离开北京后，我已经有十年没认真碰过吉他了。在我离开上海时，一个同事送我一双亚瑟士(ASICS)跑鞋，另一个同事送我一只百锐腾(Bryton)码表。所以回到下关后，我仍然保持着在上海时养成的跑步习惯。我一般在全民健身中心的喷泉广场跑，最多的一个月跑了两百四十五公里。我的房东是一个白族老太太，不会说汉语，却很喜欢和我说话，每次看见我都要抓住聊几句才放我走。可是在我和她相处的一年多里，我没听懂过她说的任何一句话。我见面只是对她微笑，不断地微笑，她边说我边笑，直到她也笑起来。这次我在大关邑住了一年多，因为没有去上班，每天都过得很愉快。我不觉得自己在虚掷光阴、蹉跎岁月。在我看来，只要是认真度过的日子，最后都不会没有意义。这个时候假如亚历山大大帝来问我需要什么，我也会说，别挡我的光线就好。
不过与此同时，我也会认真地思考一些很消极的事情。我没有抑郁症，这一点我非常肯定。我只是不喜欢社交而已。这篇文章分享了我的工作经历，难免也涉及我生活中其他的一些方面。因为它们原本就是难以分割的整体，单独拎出一部分来讲述，很难不令读者感到疑惑和费解。但是有些内容我愿意分享，有些则不愿意，所以恐怕还是要令读者疑惑和费解。一个人可以非常乐观，同时又非常悲观，这并不矛盾。人的精神形式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复调的，可以有多段旋律同时在奏响。我不想分析促成当时我精神状态的各种因素，而且我也未必有那能力。我翻到了一段当时记下的笔记，或许能从侧面有所反映。这段笔记的题目是“太阳下山之后”：
仿佛所有快乐都凑到了晚上。虽然太阳下山之后，温度下降了不少，但是把防风的大衣披上，把帽子扣到脑袋上，出门倒也并不觉得冷。走到水边的广场上，孩子们正在放烟花。在闪着光的夜空下，他们追逐打闹着。有那么多的快乐，让人感觉所有不美好的事情和人性离自己是那么遥远，丝毫也损害不了我们的幸福。回到家后再喝一点儿小酒，就更加深了这种感觉。
不过放烟花和喝酒，都是晚上才能做的事，白天我们还是面对现实为好。现实就像一个力大无穷、整天在胡说八道的野蛮人，不过最后他总能证明自己是对的。谁要是胆敢质疑他，那可就得吃大苦头喽！那些说要接受现实的人，其实只是想方设法地让现实接受自己。而说不接受现实的，则可能刚刚被现实拒绝。对此不能抱有精神胜利的想法。在现实面前，连“胜利”的念头都不要有。对于现实，我们真的很难说出些什么，是不会被人挑剔、不显得幼稚或自欺欺人的。所以最好还是少说一点儿。或者索性闭上嘴巴，什么都别说。
如果我被石头绊了一跤，就爬起来自己再摔一跤，然后拍拍屁股继续走路。这样一来就显出了石头的可笑。在接下来的几十万年里，它将孤独地反省到自己施与人的痛苦是那么地毫无必要和微不足道。最后它会成佛，学会善待这个世界。
艺术家常常乞灵于精神的纯粹——自己本身是什么，就更加要是什么，有时甚至发展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发展到令人困惑和惊恐的地步。但是艺术家的精神若达不到那种纯度，他眼中的世界就不会闪闪发光，他也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创作。这或许从另一个角度应验了贡布里希所说的：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
在摆摊的日子里，我仍然和之前烘焙店的几个同事碰面、聚会。他们这时跳槽到了一家在线上卖鲜花饼的作坊，生产车间在小关邑村，和我住的大关邑村挨得很近。有一天，我从前的一个组长——如今是鲜花饼作坊的“厂长”——告诉我他打算结婚和辞职，然后搬到他老婆那边开个面包店，问我有没有兴趣和他合作。他是洱源人，他老婆家在宾川。于是我和他一起到宾川实地考察了两趟。我们的目的地不在县城，而在离县城二十公里的宾居镇。因为他老婆刚调到镇附近一所小学做老师，所以他们决定在镇上安家。如果从地图上看，下关到宾居其实不远，可是中间横亘着大片的山峦，两地间没有直通的公路。我们只能绕一个大弯，先从下关坐小巴到宾川，再换乘一辆乡镇公交到宾居。在初次去往宾川的小巴上，我用手机记下了当时车内的情景和我的心情。我觉得这比现在再概括一遍更能生动和准确地反映我当时的状态，所以我直接把它摘录在这里。这段笔记没有题目：
据说没必要迁居到乡村去，因为大隐隐于市，因为心远地自偏。不过我正坐在开往乡村的小巴上，为即将到来的搬家做着准备。连续晴了很多天，才刚下了一阵雨，天气预报说，明天开始又是连续的晴天。这场雨就像一笼香喷喷的肉包子里混着的一只馒头，用来调节我们被饱满多汁的肉包子宠坏了的口感，保存我们对于美味的敏锐的感受力。
车上的每个人都喜气洋洋，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暌别多时的亲人和丰盛可口的饭菜。小巴在蜿蜒的山路上欢快地颠簸着，我和同行的朋友仿佛也受到这欢乐祥和的气氛感染，开始热烈地讨论起这个热情款待我们的现实世界，究竟是由一股偶然的必然性力量所支配呢，还是由一股必然的偶然性力量所支配。最后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各自愉快地保留了意见。
这时，坐在车厢前面的几个农民工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们上车后就不停地大声聊天和嗑葵花籽。他们把葵花籽壳吐得满地都是，好像并没有看到旁边的一只垃圾篓。司机在开车前只是冷淡地扫了他们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看来他早已被这些随性惯了的人折磨得麻木了，再也不愿在教训他们这件事情上浪费哪怕一分力气。
透过偶尔听到的只言片语，我知道这些农民工都没有领到全部的工钱。他们在城市里工作了一年，每个月只拿到一点儿生活费，在工程完成之后，原本应该兑付的薪金却不见踪影。现在他们正要回家过年，不难想象，几乎身无分文的他们回到家里要遭遇多少难堪的场面。可是他们都没有表现出哀伤或愤慨，他们的眼睛都炯炯有神，说起话来铿锵有力。他们兴致勃勃地讨论着社会分配的公平问题，热诚而粗率地比较了改良主义和彻底革命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他们都对未来怀着热切的憧憬，恨不得春节赶紧过去，好立刻回到他们向往的工地上，为自己即将拥有的幸福多打一分基础。
看到他们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我不由得在心里感慨，看来少懂一些道理，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有益的。不过我知道还有一些更优秀的人，他们懂得很多的道理，可又从不把那些道理放在眼里。他们熟悉道理就像老练的舵手熟悉水下的暗礁一样，他们掌握这些道理是为了提防它们有天猝不及防地露出水面挡住他们的去路，妨碍他们获得生活中那些原本唾手可得的快乐。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优秀的人，社会的快乐总量大幅度地提高了。我们正好活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时代，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是勇敢地享受更多的快乐；而不是像我们的前代人一样，忙于应付各种各样的贫乏和愚昧，克服无穷无尽的苦难和悲伤。可以这么说，在今天，任何一个不快乐的人都是可耻的、不负责任的。要不是我此刻还坐在小巴里，我真恨不得立刻放声讴歌生命，讴歌世界，讴歌这个美好的时代！
其实这是我当时做的一种写作练习，记录的内容虽然经过了夸张和虚构，而且显然有所反讽，但其中表现的乐观、欢欣和满不在乎，确实是我当时的真实精神状态。
6 第十五份工作
我的卤味定位在零食，而不是熟菜，但这里的人似乎对零食兴趣不大。或许零食是在物质富裕后增生的欲望，或是在生存压力下的精神排解。
我和前组长从2015年春节前开始筹划，经过几个月的反复商量、考察，事情终于敲定下来：他在宾居租下了一个店面，经营面包店；然后把小半边分租给我经营熟食店。我们共同分担租金，彼此压力都小，还可以互相支援。店招和装修我们在宾川县城找人来做。我在下关的新桥集市采购了不锈钢工作台和置物架、一台带冷藏的熟食销售柜、一台饮品杯封口机，然后又在京东采购了一台228升的卧式冷柜和两只电磁炉。去办营业执照时，我发现自己的身份证过期了，换新证必须回到户籍地。我不想跑这一趟，所以营业执照我没办。因为我和前组长的店面是相通的，他有营业执照就行了。而且当年有个扶持政策：个体户月营收不超过10万的可以免税。因此，我实际上也没有偷税漏税。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居住。在宾居没有外来人员，所以也没有出租屋。我费了一些工夫，才在镇卫生所对面找到一户农家，愿意租出一个房间给我，租金是1200块一年。终于，2015年4月，我们两店同时开张了，这就是我的第十五份工作——之前在下关摆地摊我不认为算是一份工作。
我们的店开在镇中心的新街上。所谓的镇中心其实就是两横一竖三条街，从这头就能望到那头。镇上有一家两层的超市，请了一群年轻女孩做帮工。这些女孩二十岁上下，可能是从下面村子里来打工的。我的店开了没几天，她们中的几个跑到我店里来，也不买东西，光是提问，然后捂着嘴笑。她们有的是结伴来，嘻嘻哈哈，互相取乐；有的则独自来，犹犹豫豫，畏畏缩缩。她们看起来都不像要买我的东西。我觉得很奇怪，想不明白她们要干吗。但我很快就醒悟了：她们都是待嫁的姑娘，还没有对象，因为镇上来了新人，所以专门来和我打个照面；假如我也有这方面的意思，就可以和她们搭讪了。而和我同来开店的前组长因为已经结婚，所以她们就没到他的店里去。这些女孩物色异性的方式我从前在城市里从没碰见过，倒是有点儿像简·奥斯汀描写的情景——不过我不是贵族也没有财产。她们都只来一次，看我没和她们搭讪的意思，大概就明白了。后来我再去超市碰见她们时，她们的态度已经和接待普通顾客差不多。
宾居地理位置偏僻、人口少且分散，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极少有外来人员的地方。虽然镇上每周有一天赶集——下面村子的人会到镇上来消费，但带来的商机很有限。这里显然不是个有发展空间的地方。但是我已经不想考虑什么发展空间了。我出生在广州，到上海打过工，又在广西的省会南宁做过生意——我已经在有发展空间的城市发展了很久，可是并没有发展起来。这说明我不是一个适合发展的人。我从来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乡下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奇、有趣，这会儿我很想体验一下。或许我从前过得不顺利，就是因为生错了地方。而且光是宾居周围的自然景观就对我充满了吸引力。我设想只要熟食店开始产生盈利，我就请一个小工帮忙，自己抽出一半时间写作，长久地定居在这里。原本我以为这不难，实际上不然。
我的熟食店主要经营两个品类：卤味和饮品。卤味我主要做鸭货和素菜，偶尔也做些泡椒花生和鸡爪。不过在宾居买不到鸭货材料，莲藕也很难买到。所以我买了辆二手电动车，每周到县城采购一到两趟。饮品的材料我则全部在淘宝上购买。我做的饮品包括各种口味的珍珠奶茶和果汁，都用粉包或浓缩液调配。另外我还熬煮蜜豆椰汁西米露、桂花酸梅汤、莲子枸杞银耳羹、海带绿豆糖水等几种甜品。在此之前，宾居只能买到一种甜品，叫作凉虾，是把凝结成水滴状的米浆粒泡在红糖水里，卖1.5元一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