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做的产品都是宾居此前缺少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生意并不好。我的卤味定位为零食，而不是熟菜，但这里的人似乎对零食兴趣不大。或许零食是在物质富裕后增生的欲望，或是在生存压力下的精神排解。但这里的人好像既不富裕，也没什么压力。镇上的菜场里已经有一家熟菜店，如果我也改做熟菜，店面的位置就很不利，很少人会特意绕过来买菜，而且我很难再兼营饮品了。事实上，我的饮品和卤味营收差不多，而且饮品做起来没那么麻烦。但我也不能改成单纯的饮品店，因为离我不远已经有两家饮品店，店面都比我大，还设有桌椅、提供零食，顾客可以坐下来聊天和打牌。我的店面只有几平方米，是我的工作区，没地方让顾客坐，饮品只能外卖。我的优势是每个品种都比他们便宜。但如果完全做饮品，镇上根本没那么多外卖的顾客。
我曾在朋友圈里记下了2015年6月6日这天，我从早到晚的全部工作内容。假如不是有这条朋友圈，我现在肯定想不起自己当时每天都做了些什么，因为那些工作太琐碎了。我把这条朋友圈的内容整理如下：
8点：起床，把昨晚泡在卤水里的鸭货和素菜捞出，烧开卤水，重新放入鸭货和素菜煮二十分钟，关火继续浸泡。把昨晚解冻的鸭肠洗净、汆水、剪段，浸入关火后的卤水中（鸭肠不在卤水里煮制，只浸泡）。
9点30分：开电动车去县城，采购了十公斤鸭腿、十二公斤鸭脖、四公斤鸭肠、一公斤鸭掌、五公斤莲藕及其他杂物。
11点：回到店。把浸在卤水里的鸭货和素菜捞出上柜，开门营业。煮好当天珍珠奶茶的粉圆，调好柠檬水。煮甜品。
13点：解冻鸭货生料。备素菜：藕片、剥壳鸡蛋、海带结、豆腐皮。
15点：解冻后的鸭货生料洗净、焯水，和素菜一起泡入常温卤水中。
16点：桂花酸梅汤沽清，重新煮了一锅。
17点：把刚才泡进卤水里的鸭货和素菜捞出，烧开卤水，重新放入食材煮二十分钟，关火继续浸泡。
18点30分：把浸泡过的鸭货和素菜捞出，用风扇吹凉后上柜。
20点30分：解冻鸭货生料。备素菜。
22点：解冻后的鸭货生料洗净、焯水，和素菜一起泡入常温卤水中。
23点：打烊。冷藏剩下的食材。制冰。清洁店面和器具。洗刷厕所和倒垃圾。
0点15分：回住处洗澡、洗衣服。
1点15分：回到店里。
1点45分：睡觉。
当时我对冰块的使用量预估不足，因为我的奶茶和果汁是即点即制的，每杯里开水和冰块的添加量约为1∶3，充分摇匀后液体和冰块的比例约为3∶1。因为没买制冰机，当时我用冷柜加大量冰格制冰。为了留出冷柜空间，我不能存放太多鸭货生料。所以每次我去县城采购的量都不大，但每周要去一到两次。上面记录的这天就是我的采购日，否则我应该在早上九点半左右开门营业。我的卤味一天要出两锅，早上一锅，下午一锅。因为食物放进销售柜后，水分会逐渐蒸发，口感会越来越差，所以我不敢一天只做一锅。
我晚上在店里打地铺，则是由于我租的房间是水泥预制板搭建的，房顶只有薄薄一层，没有隔热设计。在夏天房顶晒了一天的太阳后，晚上屋里就像烤箱一样炙热，根本不可能睡着。夏天还有一个烦人之处，就是虫子非常多。我们这排店铺的后门外是一条三米宽的小路，路下面就是农田。街对面的那排店铺后面也是农田。我记得店刚开的时候，地里种的是大豆。后来大豆收了，又插上玉米。大豆在镇上的菜场里卖0.8元一斤，玉米的价格我忘了，只记得也很便宜，所以这些农地的经济效益很低。但是到了晚上，里面会飞出很多很多虫子。像天牛、锹甲、屎壳郎这些品种，我在城市里从没见过，在下关也很难见到，但是现在每天往我店里钻。还有各种各样的蝗虫，如果仔细分辨，大概能数出几十个品种。最可怕的是大水蚁，成千上万地聚集过来，简直无孔不入。可是我在做生意，又不能不开灯。我记得虫灾最严重的几晚，我们被迫提早关门，因为大水蚁已经落满我们全身，到了无法驱赶的地步。只要我敢打开熟食柜的玻璃门，它们马上就会成群地拥进去。生意已经没法做了。
夏天虽有百般不好，却帮衬了我很多冷饮生意。进入秋天以后，随着气温的不断下降，饮品和甜品变得一天比一天难卖。卤味受到的影响较小，但销量也不如之前。这时候，早先说想和我合伙开进口零食店的主编又联系上我，劝我回广州和他合伙做网店。这次他非常热情，每天联系，反复游说，为我分析利弊，向我描述未来。我在宾居的生意确实遇到困境，我的店面面积非常小，经营内容和方式的选择不多，对于将要来临的冬天也没做预案，这时的处境确实有点儿尴尬。更重要的是，宾居不是个日新月异的地方，这里的人口就这么点儿，未来也不会有很大变化。一方面我可调整的空间很小，另一方面外部条件也没有可预见的变化，那么今天我克服不了的障碍明天照样也很难克服。我在宾居每天忙碌十五六个小时，连读书的时间都没有；如果生意一直是半死不活，看不到改善的可能，那确实就不是长久之计。我权衡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离开。我和合租店面的前组长协商好，在2015年底回了广州。
7 从第十六份工作到第十九份工作
我知道自己在他心目中是一个信得过的老同事、老朋友；无论我和他的价值观差异有多大，他都觉得可以信任我，不必提防我。实际上他要提防的人，是那些价值观和他相近的人。
主编早已离开媒体行业，和人合股经营了一家生产汽车倒车摄像头的工厂，他是个小股东。但是因为人力成本越来越高，竞争越来越激烈，工厂已经难以为继，他和另一个小股东都在另谋出路。这次做网店他除了拉上我以外，还拉了我们当年的另一个同事，这个同事现在和他是情侣关系。不过在我回到广州前，他们并没告诉我这一点。现在主编是大股东，另外那个同事和我是小股东。我们三人时隔十多年再次共事，这是我的第十六份工作。我们这次合作共维持了一年零六个月。实际上还不到一年时，我就想要离开了，但碍不住熟人的情面，又徒劳地耗了些时间，最后几乎是在消极地应付了。
刚开始时，我住在主编工厂的员工宿舍里，八人的房间只住了两人。有时他的工厂忙不过来，我们也上生产线帮忙。主编这时着迷于一个做创业内容的播客，主持人叫罗振宇，节目名称是“罗辑思维”，当时很受欢迎。他热情地向我大力推荐这个人和节目。我听了一下，不但没觉得好，反而有些反感。主编说罗振宇是做文化的，我既然要写作，就应该多关注他。我说罗振宇是在做营销，不是做文化，他是个商人。但主编说罗振宇也卖书，是个文化英雄。他告诉我罗振宇是这样卖书的：事前不告诉买家是一本什么书，然后向买家收取全款，买家要收到书后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他通过这种方式，一次可以卖出两三万本冷门的历史书，而且还不打折。我觉得很震惊，但并不佩服。我猜那些买书的人，大多并不会真读。他们买书的动机，我觉得很可疑。但是主编很崇拜罗振宇。而且他和我说话的腔调，也越来越像罗振宇了。之前我在云南时，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人，所以没能洞察到主编的这些变化，还以为他真的发现了好机会，所以才表现得那么热切和自信。
他还让我读一些他买的经营创业方面的畅销书。我认真地读了一些，国外作者写的稍微好一点儿，国内作者写的则都很恶心。但主编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写作也有帮助，因为万事万物皆有相通的道理。他说我写作好多年，至今还没成功，也该反思一下了——话这么说是没错，但我知道他说的成功是什么意思，我真正要反思的不是他认为的那些方面。有天我们聊天的时候，主编随口说了句我太感性。我马上纠正他，说我是个非常理性的人，起码比社会上大多数人都理性。主编听了不以为然，笑嘻嘻地看着我，表示他认为我在胡说。我瞬间就明白，他把理性和功利（无贬义）混为一谈了——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按功利法则行事，就是不理性。我记得十多年前，我和他都还是二十几岁，彼此间并没有这么大的差异和分歧。不过他对我确实很友善和慷慨。他的经济情况也不好，但对我仍关照很多。我知道自己在他心目中是一个信得过的老同事、老朋友；无论我和他的价值观差异有多大，他都觉得可以信任我，不必提防我。实际上他要提防的人，是那些价值观和他相近的人。
主编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他想做的不是什么网店，而是文化品牌，网店只是我们最初的途径而已。不过因为他说过罗振宇做的也是文化，所以我对他说的这些不以为然。我们先注册了一家公司，然后以公司为主体，在淘宝上开了个企业店。后来回过头看，企业店和个人集市店其实没有区别。但当时，天猫店已经暂停了我们想做的品类的申请。而且天猫店毕竟投资门槛高，我们打算谨慎地从底层做起，慢慢积累经验。我们的主营产品是车用香薰，最初从批发市场采购，然后找厂家做贴牌，最后自己设计和生产。以上这些都是主编早就想好的，无论后来有没有我的加入，他都会照这个方向去做。
不过在2016年，淘宝的流量已经发展到天花板，活跃用户数很难再增长，平台的发展趋势是提高客单价，往更高的消费层次提升。在这个背景下，像我们这种中小卖家，越来越难获得站内的免费流量——要不就自己到站外引流，要不就付费获取流量。其实按照我们当时的经营水平，更适合的平台是拼多多。但我们三人都没用过拼多多，对拼多多的印象很刻板，觉得那是个只能做低端产品的平台。而主编认为我们要做中高端，将来的目标是天猫店，所以应该留在阿里系统里积累经验。于是我们的全部精力都用于研究怎么获得免费流量，结果却只是浪费时间。当时我们看不清大趋势，总觉得自己的免费流量少，是因为优化做得不够，还要继续打磨。主编从没做过网店，对运营一无所知，但他学习能力强，而且远比我投入。我们到处找网店运营的视频教程，听了无数的讲师讲课，努力发现自身的问题，又上派代网读运营文章。那些网友文章大多是吹牛逼，对关键操作避而不谈，将次要因素当主要讲，以显出自己能人所不能。实际上绝大多数爆款，都是先做出数据才开始热销，而不是热销后才产生数据。在淘宝上开企业店或个人店，表面上是免费，其实步步都要花钱，否则根本就没人点进你的店，毕竟阿里不是做慈善的。而且你不花钱，各项经营数据的样本量小，随机性的影响大，会导致你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总之归根结底一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但是怎么花钱也是门学问，首先要找对门径，否则钱很容易打水漂。直通车就不用说了，当时还流行一种做销量的操作：先给主推产品设置隐藏优惠券，然后和淘宝客合作，让他们发布到折扣群里，以极低价吸引群友下单，同时我们每单再支付淘宝客佣金。通过这种方式做出的基础销量，要比刷单安全和高效。大量刷单的风险很大，在一些保证安全的平台上，刷一单的成本超过10元。而折扣群做出来的销量，起码是真实的，尽管也要砸不少钱，后面能不能赚回来，就看产品的售后数据了。我们尝试操作了几个产品，售后问题都比较多，因为数据不漂亮，搜索权重下降得很快，最后连前期砸的钱都赚不回来。因为过惯了节俭窘困的生活，我逐渐养成了一种小农意识，对花钱有抵触心理。这么多年来，每当存款低于一万，我就会感到焦虑不安，这是我的心理安全线。所以被迫要花钱时，我不懂得怎么花——我是指在生意操作上，我非常消极和保守。我很少考虑怎么发展。相反，我总在考虑怎么避免倒闭。而答案就是，少花钱。或许看见我过于保守，我的两个合伙人开始频繁地提出主张。名义上我是网店的运营，实际上大多数决策是三人商定的结果。可是他俩也没有运营经验。主编虽然很投入，但因为不懂，开始时他抓不住重点，在一些没有意义的方面，浪费了我们太多讨论时间，也做出了一些错误判断。其实我们应该在选品上多花工夫，但我不想在批发场里和商家多打交道，所以我没能称职地提出建议、负起责任。而且我们下一步计划是做贴牌，主编希望和固定的厂家培养关系、加强合作，我便正好以此为理由逃避了更广泛的发掘新品和接触厂家。
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找到合适的产品，接下来也还是要花钱运作。淘宝按照产品的各项用户反馈数据来给予展示机会，新品的平均展示机会本身就很少，反馈数据的随机性大，加上竞争对手都在维护数据（我们委婉地用“维护”代替“操纵”），如果你不同样地去维护的话，一个产品就很难获得成交机会。而在有了持续的成交后，又增加了销售反馈数据，同样地你不维护的话成交就很难持续增长。只要你的数据保持漂亮，淘宝就会持续给你流量。天猫店的售后评价没有好中差评，只有五星；个人店和企业店则既有好中差评也有五星，这显然增加了我们数据维护的成本。评价维护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折磨。开始时我为了省钱，没把评价维护外包出去，遇到了中差评的客户，我就要打电话去沟通，每天光是打这个电话就把我打到胃痛。到了2016年底，我发现自己不能胜任这份工作，而且做得也不愉快，因此便提出离开。但是主编和我讲责任，讲希望，讲他对未来的展望，等等，软硬兼施地迫使我留下。直到2017年5月，我才终于如愿和他们拆伙。
退出了网店的生意后，我不敢耽搁片刻，因为我的积蓄所余已不多。过了几天，我就通过58同城找到了新工作。这段工作经历记录在《我在物流公司上夜班的一年》一章里，这是我的第十七份工作了。在D公司我上的是长期夜班，过着日夜颠倒的日子。不过因为每天工作时间长，住处附近也封闭落后，我们没有什么机会消费，倒是很利于攒钱。客观而言，这份工作是苦的——每晚上十二个小时班，通宵达旦地搬抬货物，其中近十个小时不能进食。不过在另外一些方面，这份工作却是我的“舒适区”。有时实在累得受不了了（其实主要是困得受不了），我会边干活儿边回忆在大关邑村生活的那一年的点点滴滴，从中感受温暖，并恢复力量。
2018年3月，因为私人原因，我又从D公司辞职去了北京。到了北京，我先在S公司送了六个月快递，然后又跳槽到品骏快递做了十四个月。2019年12月，品骏快递解散，我和所有同事一道被遣散。这是我的第十八份和第十九份工作，在《我在北京送快递》一章里有详细的讲述。
8 尾声
我记得当年在上海时，有次和文学论坛的两个朋友聚会。在餐厅里，我们各朗读了一篇自己喜欢的作品。在这一章写到上海的部分时，我突然想起了这件事。我回忆起了那天的经过：我们在人民广场碰头，逛了一家占地两层的书店，我买了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更重要的是，我想起了自己那天读的作品。然后我马上意识到，把它作为我这篇文章的结尾再合适不过了。
那天我读了弗吉尼亚·伍尔夫收录在《普通读者》里的一篇短文。我发现伍尔夫很喜欢读传记，她读了非常多，其中有些不是名人而是普通人的传记。我朗读的那篇作品就是伍尔夫读《皮尔金顿夫人回忆录》的读后感。
伍尔夫读的这本书，我在中文网络上查不到信息，可能因为作者实在太过默默无闻。皮尔金顿夫人——或许应该称她为利蒂希亚女士，因为皮尔金顿先生抛弃了她——是18世纪英国的一位没落贵族，生卒年代大约比简·奥斯汀早半个世纪。她受过教育，但没继承遗产，被丈夫抛弃后，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她主要靠写作为生，否则也不会留下一本回忆录，但养活她的那些文章主要是些影射名人的不入流的低俗故事。她自称为了钱什么都愿意写，因此不难想象，她写下的肯定不是什么传世名作。如果不是伍尔夫读了她的回忆录并写下读后感，我根本不会知道有她这么一个人。她是伯爵的曾孙女，却和底层的仆役生活在一起，最后因拖欠房租被送进监狱。但是伍尔夫却这么写道：
无论是在她游荡的日子里，这种游荡是一种家常便饭，还是在她失意的岁月里，那些失意都很伟大……（许德金译）
利蒂希亚女士曾经祈祷过（但不小心被锁在教堂里），乞讨过（但被人羞辱了，起码她自己这么认为），也认真地考虑过自杀。即使如此，她仍然无比地热爱生活，百折不挠地去爱和恨。她可以恶毒地诅咒伤害过她的人，在创作低俗故事时不忘讽刺他们（少不了添油加醋）；但也会疼爱一只鸭子和打扰她休息的昆虫。她似乎很情绪化和粗神经。她的感情天然具有一种戏剧化效果，而她写作时又有取悦于人的本能，这使她经受的苦难不像是最终要了她命那么残酷，而像是发生在舞台上一样滑稽。而她的粗神经则每每助她从苦难中恢复过来，继续精神抖擞地投入生活，投入到她极富感染力的爱和恨中。她既有教养也粗鄙，既博爱又记仇。我初次读这篇文章时感动得哭了。伍尔夫最后这么结尾：
……她在一生的历险过程中经历沟沟坎坎、反复无常时仍然保持着乐观的精神，保持着女士的那份教养、那份勇敢。这种精神、教养和勇敢在她短暂一生的最后日子里，让她能够谈笑风生，能够在心死之时喜欢她的鸭子及枕边的昆虫。除此之外，她的一生都在伤痛和挣扎中度过。（许德金译）
“在心死之时喜欢她的鸭子及枕边的昆虫”——在毫无希望的绝境中的爱，这就是照亮生命的光。尽管她的社会地位在一生中不断下坠，但她的灵魂始终高贵、纯洁。我想在这里向这位曾经感动和安慰过我、为我拨开迷津的利蒂希亚女士致敬，也向她的“伟大的失意”致敬。
2021年11月18日
后记
生活的另外部分
我在品骏快递最后的那段日子，常常下午一两点就送完了当天的快件，然后我会在京通罗斯福广场打发时间，因为那里有空调。我喜欢坐在负一层亚惠美食广场后面的员工就餐区，那里也是送餐员的等单和休息处。商场把多余和用不完的餐桌椅子堆放在那儿，顾客不会走进去，因为那里是个死角，而且没有灯光，仅从南边的玻璃墙透进一些折射的阳光，维持着昏暗的可见度。于是，和另一边灯火通明的经营区相比，那里就像剧院里被幕布遮挡的后台。对我来说，在那里度过的时刻是隽永的，我会永远记得那个地方，记得当时自己的感受。非饭点的时候，很多送餐员就坐在那里聊天、打盹儿、打游戏、刷视频……而我在旁边戴着耳机，边听歌边打量他们，反正我也无事可干。我尝试揣摩他们的生活——和我一样，他们大多不会在北京定居，北漂的日子是暂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那么他们生活的另外部分是什么？他们在北京用所有的时间来挣钱，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是什么在他们生活的另一面吸引他们，令他们甘愿为之付出？或许这个问题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答案。假如说，工作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是我们对个人意愿的让渡，那么与此相对的生活的另外部分，就是那些忠于我们意愿的、我们想做的事情和追求——无论其内容为何，我在这里暂且先称之为自由吧。
当我在打工的时候，我很少想到自由。可能因为我默认了不工作才是自由，而工作则相反，你必须按照要求，无论这要求是来自雇主、客户，或——当我经营个体生意时——对市场的观察和分析等，然后付出有效劳动，才能获得回报。当然也可能有个别例外的情况，比如有人恰好喜欢自己的工作方式和内容，因此感觉自己在工作中所做的就是自己想做的。或者反过来，有人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却恰好能够满足雇主、客户或外部机制等的要求，并由此抵达了某种自由。但是这样的幸运听起来似乎可遇不可求。
在我认识的人里，还有一些人的工作很轻松，有时人们会以羡慕的语气用“自由”来形容他们的工作。至于他们自己有没有感觉到自由，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比如我爸的工作就很“自由”：他以前在单位里每天喝茶看报，主要的职责是采购、看管和分派各种办公用品，偶尔写些没人看的宣传稿。但是他已经退休多年，他的单位经过不断改革，如今已经没有那种闲职。不过因为我对他非常了解，我敢说他的意识里并没有自由的概念。假如我和他讨论自由，他就会说出一些令人费解的荒谬的话来。
由此我想到，所谓的自由，实际上在于你能意识到什么，而不在于你享有什么。对于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来说，尽管每年的农务受到二十四节气的限制，但他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不自由。农闲的时候和亲朋打打牌，农忙的时候忙完一天的农活儿，晚上回家喝点儿小酒，感觉惬意且满足，仿佛自己所做的都是自己想做的。可是文化水平越高，思维和意识越复杂，人就越难在工作中感觉到自由。
其实我想说的自由，是一种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自我意识上的个人追求和自我实现，是一个人真正区别于另一个人的精神内容。我觉得假如更多人向往这种自由，世界将会变得更多样化、多元化，更平等和包容，更丰富和多彩。因为向往自由，人们才会有不同的追求，而不必总在狭窄的独木桥上互相倾轧。就如基因对环境的适应力建立在其多样性之上一样，社会整体的幸福感则建立在人们的精神多样性之上。此外，我认为就如莱辛说的：追求真理比占有真理可贵。自由的情况也一样，或许它可望而不可即，或许我终生都无法抵达它，但这并不要紧，因为对它的追求比对它的获得更可贵，而且这对所有人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很可贵——它就像理想和信念，是我们生命的支点，而不是内容。
2020年春节过后，我从南方回到北京。因为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街上的行人非常稀疏，很多我熟悉的店铺都关门了，其中有些是彻底关张了。这感觉就像春节假期并未结束，而人们也迟迟无法回归到日常的生活里。我的前同事有的已经找到新工作，有的还留在老家观望形势。我们刚从品骏领到一笔遣散费，我的补偿是两个半月工资，此外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和返还的5000块押金也到账了。这笔钱总共三万左右，虽然不多，但也稍稍令我安心了一些，尤其是在当时疫情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写了一些东西发在网上，其中一篇我在D公司上夜班的打工记录，受到了出乎意料的关注。因为这篇文章，“副本制作”的两位编辑冯俊华和彭剑斌联系上我，在了解了我过往的打工经历后，建议我把在北京送快递的经历也写下来。在这之后，我又写下了在上海自行车店打工的一篇，这篇记录的内容其实发生得较早，但文章是较晚写出来的。
说说我打工以外的经历。我在写作上并非新人，从2009年到2011年，曾经有接近三年的时间我没去工作，每天就在家读书和写作。我在写作上遇到的困难是复杂的，里面既有自身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因素。我不是一个有写作才华的人，如果说我现在对写作的意识、观念和实践有一些可取之处的话，那是因为我真的投入过很多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早年我在期刊上发表过一些作品，收到的稿费非常微薄，远远无法以此为生。但是，不能通过写作谋生，对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写作于我的意义因此变得更加个人、重要、特别和纯粹。虽然我写得不多，但对我来说，写作就是我生活的另外部分，属于自由的那部分。
此后我就反复地处在打工和写作两种状态中：当我去打工的时候，我就无法写作，光是工作本身就极大地占用了我的时间，同时它还透支我的情绪，令我在下班后也只想放松和减压，而无力思考其他。当然这种情形的肇因在我自身：我在生活和工作中，在别人可以获得正面激励的多数事情上感受不到激励；但是在相反的方向，在别人不以其为阻力的事情上，却经常形成负面的心理障碍。而当我要写作的时候，我就辞去工作，专心地在家写。这种间歇式的打工和写作交替就是我近十年的生活状态。或许这也算是一种折中的自由？也就是说，在一半的时间里我不打工并自由，而在另一半的时间里我打工并不自由。
不过，单单就打工而言，我觉得从中获得自我肯定和快乐也很重要。假如我们对自己从事的工作的价值并不认同，仅仅是通过它来获取生活资料，那么由此形成的心理景观未免太灰暗。或许基于这个原因，越是简单的劳动越容易在我心里产生正向激励，因为我能够很直观地看见我的劳动对人产生的价值。比如在我最后的一段快递工作经历中，当我把快件交到客户手里时，我看到客户满意甚至是兴奋的表情，听到客户悦耳的道谢语句，我的心里是快乐的——我感觉到自己有用、我的劳动对人有用。虽说获得这种快乐不完全是我的工作目的，虽说收到公司打来的工资时我也同样快乐。
实际上，通过写作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打工和自由的对立：在有限的选择和局促的现实中，我越来越感觉到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决定意义。感谢浦睿文化的编辑普照，在他的鼓励和建议下，我把这三段打工经历以更全面和完整的方式重写了一遍，并增补《我做过的其他工作》一篇，讲述了我在此之外的其余打工经历。除了仍然以我具体的经历为主要叙述内容外，更补充了一些我的工作方式、过程，我身处的职场和地区环境等方面的描写。这些背景对理解我当时的处境和所做的决定有重要作用。同时我也知道，因为我是其中的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我的叙述难免带有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和立场。但我如果过滤掉这些内容，读者就无法理解我当时的一些行为和反应。故此在一些细微的方面，我也吃不准自己有没有受情绪左右、有没有偏离客观。为此我已尽己所能地换位思考，尝试理解那些令我不愉快的人和事，理解其背后的原因和目的，尽量不带倾向地客观还原，减少作出评价。事实上，今天我对自己所有的打工经历，只怀有感激和怀念，没有丝毫的不满和怨忿——我承认曾经有过，但已经全部放下了。因为从更多的生活经验中，我逐渐认识到，怀着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2021年8月1日初稿
2022年6月20日修订
（鸣谢：副本制作和刺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