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送快递
1 面试
去S公司面试的那天，是我到北京的第三天。第一天和第二天我用来安顿自己，第三天早上起床后，我在58同城上投了一些应聘资料。那天是2018年3月20日。还没到吃午饭的时候，我的手机就响起来了。电话里是一位女士，她首先表明自己不是用人单位，而是属于58同城旗下的一个职介部门或子公司。我起先以为她想推销些什么，但随即反应过来，她的职责是帮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牵线。电话里的女士继续对我说道，在看到我投递的资料后，想把我推荐给S速运公司，假如我下午有空，可以到亦庄面个试，地址她会通过短信发给我。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对我来说，在找工作这件事上耗费时间划不来，我的条件很难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S公司已经比我原本最糟的设想要好得多。
出发去亦庄之前，我还接到了另一个电话——另外一位女士问我有没兴趣到D物流公司试试。我告诉她，六天前我才在D公司办完离职手续，当时经理告诉我，正常离职后三个月内不能再入职。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换了一个城市，这三个月的限制就取消了。结果她回答不出来。实际上在我投递的简历里，工作经历一项已经注明我在D公司的离职日期，她大概没有仔细看。在支吾片刻后，她对我说，她先打听一下这种情况，然后再给我回电话。当然，后来她再没联系我。
至今我也不知道，当时在亦庄面试的那个地方，是S公司的什么部门，后来我再也没去过那里。面试地址在一个开放的工业园区里，周围都是面积很大的厂区。S公司的那栋楼就立在路边，样子有点儿破旧，看得出是个从事体力劳动的地方。不过奇怪的是楼里没有什么人。我记得包括我在内，总共十几个应聘者，都站在一个房间里听一位经理说话。房间里好像没有椅子，要不就是大家都不好意思坐，因为跟我们说话的经理也是站着的。那个经理是什么经理我也没搞清楚，从头到尾就只有他在接待我们。他用聊天的口吻和我们说，他最初也是从快递员干起的，现在则负责人事管理的工作。他大概是想告诉我们，他和我们出身一样，都属于劳动人民，同时也暗示我们将来也会有广阔的职业前景。
于是我们围着他，认真地听他说话。他则提高了声音，确保每个人都能听到，那样子就像个正在介绍景点的导游。他的工作也确实接近于导游。他说，网上经常有人提到，快递员的月薪早已过万，所以难免有人觉得送快递的收入很高——确实有收入高的快递员，但那只占少数，刚入职的新人手头没有积累的客户资源，不可能拿到那么高的工资。不过他马上补充，入职后的第一个月，公司会保底给5000块。
接着他又说，干快递这行，上班时间长，客户难伺候，每天日晒雨淋，很多人没干之前以为很轻松，干了之后才发现自己受不了……显然，他担心的不是我们不能胜任或瞧不起这份工作，而是我们干了两天就跑掉——假如是那样的话，还不如此刻就打道回府好——这大概就是他的用意。不过，我原本就没想过月薪上万、工作轻松之类的事情，其他人大概也没有，反正在他说完之后，并没有人因此失望地离开或向他提出什么问题。看见大家都没有怀着过高的预期，经理大概有点儿满意，于是拿出了一叠表格让我们填。在我们都填好表之后，他让我们选择各自就近的站点去报到。方法是这样的：他一个个地读出有空缺职位的站点名称，然后我们举手报名。我听到他念出了第一个地名，这是个我没听过的地方，当时北京99%的地方我都没听过，所以这很正常。不过我担忧地想到，万一到最后他读出的地名我全都不认识，那我该怎么办？就在这时候，他念到了“梨园”。恰好我就落脚在梨园——北京那么大，地方有那么多，而他第二个就念到“梨园”，我觉得这太幸运了，就像是命运推了我一把，于是我马上报了名。
拿到了梨园分部的地址和负责人电话后，我先在高德地图里查了一下，发现那个地方离我住处很近，步行只要二十分钟。我又看到时间还早，心想何必耽搁一天呢，于是立刻就给梨园分部的L经理打去电话，说我马上过去报到。但是我未免有些过于乐观；我来的时候交通畅顺，回去却撞上了晚高峰。北京的交通状况很快给我上了一课。两个小时后，我在公交上又给L经理打去电话，说我赶不及了，还是得明早过去。
3月份的北京依然春寒料峭，气温比我从南方出发来的城市低了十几度。第二天早上，我去到云景南大街的某小区旁，S公司的云景里站点就设在这里。L经理的办公室在站点二楼，在进门之前，我看到旁边还有京东和D公司的站点。因为这个缘故，人行道上已经被货车碾得支离破碎、坑洼不平。
包括云景里站点在内，L经理管理着附近的四个S公司站点。见面之后，我发现还要回答他的一些问题，大概这个才是正式的面试。L经理戴一副细框眼镜，年龄大约四十岁，说话时带着礼貌的微笑。他这会儿估计不忙，所以和我东一句西一句地聊了起来。不过对于一对一的聊天，我并没有心理准备，所以基本是他问我答，多余的话我一句都没说。他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了他。他又问我来北京多久了，我说刚第四天。他接着问我为什么想送快递。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想送快递，如果有更好的选择，我就不来送快递了。不过我猜他想听的不是这种答案，而且我也不敢这么说。这时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应该说我对S公司向来有好感——加入一个我喜欢的公司，这合情合理，完全说得过去。可是我由于紧张，却说成因为我住在附近，想找一份就近的工作。这当然也是事实，但不全面——在我可以找到的工作里，送快递是收入比较高的一种。我那么说显得有点儿漫不经心，好像到这里来只是贪图方便，并不是深思熟虑的决定。
果然，L经理对我的回答起了戒心。他旁敲侧击地试探，问我想在北京待多久、为什么要来北京，等等。我回答了之后，他又问到我的家庭情况，问我父母多大了、有没孩子之类的。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所以再不敢说错半句。接下来我回答的都是我认为他喜欢听的。他说，这个工作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好。我就说，我没有以为这个工作有多好。他说，送快递很苦的。我就说，我不怕吃苦，我的上一份工作比送快递还苦。像这样的对话让我感到尴尬。我明白他在介意什么，他怕我干几天就跑掉，这样的人估计不少，大概已令他非常头痛。从聊天当中，他知道我没有孩子，父母有医保和退休金，不必靠我赡养，故此我身上的担子很轻。这些信息引起了他的警惕。当时我完全没料到，他会对这些内容那么敏感和在意。显然他在担心，假如我在工作中遇到不愉快的情况，可能不会选择忍辱负重，而是会因一时冲动而辞职，因为我身上没有足够沉重的负担。除此以外，和其他应聘者相比，我说话可能过于文雅。虽然L经理也是个斯文人，但我后来察觉，他其实更喜欢性格“粗”点儿的快递员，因为“粗人”身上没有多余的自尊心。后来在工作中我亲身体会到，自尊心确实是一种妨碍。
今天的我回过头看，已经能理解他当时对我的方式和态度；可能换我坐他的位子，为了把工作做好，也只能选择和他相似的做法。他尝试劝退我，不过是委婉地，因为他和我一样，都不是简单粗暴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头一天大老远地跑去亦庄应聘，然后再被分配过来，假如他不接收我，起码得给出个合理的解释。所以他希望我自愿放弃，但我并没有。最后，他好像不大情愿似的收下了我，让我第二天到邻近的临河里站点试工。
2 试工和入职
S公司临河里站点原来确实在临河里，后来因为站点的消防检查不过关，被有关部门查封了，于是才搬到了梨园地铁站斜对面的一座写字楼的后院里。但站点的名称却没有跟着改，仍然叫临河里站点。这些都是我听小高说的。小高是带我试工的快递员，也就是我的师父。不过他的年龄比我小很多，是个1995年的东北小伙。
小高的工作区域在梨园中街和玉桥东路的交界处，他负责幸福艺居、源泉苑、玉桥东里三个小区。这三个小区其实紧挨着，只由铁围栏隔开。第一次坐上小高的快递三轮时，他告诉我他有两辆三轮车，其中一辆出了点儿毛病，搁在家里了，他又开走了站点里的另一辆。为此他很得意地说：“×××在这里干了快十年，但还是开着原来那辆老车，而我都有两辆车了。”我觉得他的想法很奇怪，就好像三轮是他的个人财产一样。因为我后来很少和×××打交道，他的名字我已记不起来。我也没去求证过，他是不是真的干了十年。不过他的三轮确实和其他人的不一样，是一种老旧的款式。当时我还不知道，小高因为额外挪用了一辆三轮，每天都在和站点里的人扯皮。他还得意地告诉我，每逢休息的时候，他和他的女友就开着快递三轮去买菜。显然，他对于公车私用的“福利”很满意。
在S公司试工是无薪的，要试三天，说是不用干活儿，只是跟着师父看看学学，实际上肯定要帮忙——谁好意思光看不动手啊？所以我和小高合作，他把车开到楼下停好后，我们就各上一个单元。小高对自己负责的小区已经很熟悉，经常提前告诉我哪家有人，哪家没有人；没有人的时候，哪家的快件可以放门厅，哪家的放鞋架，哪家的放电表井……看来这工作也没什么难度，只要记性好，在一个地方待久了，效率自然就上去了。
试工的第三天下午，我抽空到站点旁边的中建二局附属医院体了个检。没想到体检报告要等三天才能取。早知道这样，我试工前就该先体检。于是我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小高打来电话，让我去帮他的忙，说货太多了，他送不过来。我想反正也没事，去熟悉一下小区也好。那天早上的快件送完后，小高把我拉到梨园东里菜市场，我们在“成都主食”吃了顿午饭，是他请的客。我是来无偿劳动的，所以没跟他客气。
小高的小组有六个人，其余的人负责滨江帝景、京艺天朗嘉园、美然百度城这一片区域。S公司早上的快件比较多，时间很紧张，下午则相对清闲一些。所以到了下午，大家会聚在滨江帝景门外，边等货边聊天。那天有另一个刚入职的小哥，他是负责滨江帝景南区的，对我说：“你那个体检报告只要多给50块钱，隔天就能取到，不用等三天。”我说：“我也问过能不能加快，但护士没告诉我啊。”小哥说：“他们就是为了多收钱才故意拖时间，你要主动给，问是没有用的，她不会说，因为收这个钱不合规。”他说这是他的亲身经历，所以我不好怀疑他，他骗我确实没有任何好处。但是我也不想怀疑接待我的那个护士，因为她看起来也是个认真负责的人。到了那天下班的时候，小高约我第二天再去帮忙，我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我帮小高送完了早上的快件，下午去医院取了体检报告，然后带回站点交给主管。临河里站点的主管姓Z，我感觉他不是个友善的人，也不太喜欢说话。我问他的问题他多数不回答，甚至连看都不看我。和他沟通就像小学生和老师说话，明明自己没做错什么，也有种在挨训的感觉。我先面试了两天，再试工了三天，等体检报告又等了三天，这时已经是3月27日了。Z主管让我坐在旁边等，他在办公桌上操作电脑，也不知道是不是处理我的事情。过了好一阵，他终于告诉我，3月份的入职名额已满，最快要到4月2日才能入职。我当时心想，我都试完工，也体完检了，你才告诉我没有名额，这无论合不合理，起码是不太尊重人。既然没有名额，你们招什么聘呢？而且他通知我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抱歉的意思，就是一副你爱干不干的表情。
隔天一早，小高又打来求援电话，说站点要收回他挪用的那辆三轮，而他自己的三轮一直没推去修，所以想让我帮他去修车。见了面之后，我发现他有些气急败坏，大概刚和站点里的人吵过架。这时我隐隐察觉，他可能属于站点里比较自由散漫、不太服从管理、麻烦事有点儿多的那类人。我们用好的那辆三轮拖着坏的那辆三轮，开到了临河里路的小街之春嘉园，那里有家店门只有一米宽的迷你修车店。然后小高自己去派件，让我留下来等着。我还记得自己坐在修车店里百无聊赖、东张西望的情景。我看到店里的水泥地面已经被砸得坑坑洼洼，因为覆着一层油污而乌黑发亮。各种零配件沿着四边墙杂乱地（但在老板眼里可能是有序地）堆放着。我还记得来过两个顾客，其中一个大姐来取订购的电瓶，老板收了她600块或700块，比我猜想的便宜。另外一个中年男人也来问电瓶，但最后没买。奇怪的是，我记得这些琐碎的事情，却独独忘了当时为什么让我留下来等。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把三轮交给老板后，留一个人等完全是多余的。不过，三轮并没有在那家店里修好，老板调试了半天，最后好像说缺少工具还是配件。于是到了中午，我们又把车子拉到了梨园东里菜市场，那里有家更大的修车店。大店生意很好，所以要排队，我们吃了个午饭，又等了一会儿，老板才开始看我们的车。结果大店也修不了，好像是说S公司用的宗申电三轮，某个配件不是通用型号，必须从原厂订。磨到下午四五点，修车已经彻底没戏了，这时小高还在派件，抽不出空来，我向他转述了情况后，他让我把三轮从梨园东里菜市场推回站点，这一路我走了将近一个小时。
接下来我又去白干了两天活儿。小高好像很依赖我，每天都喊我去帮忙。大概我比他年长，他觉得我可以信赖。也可能他和组里的同事处不好，宁愿寻求外人的支援。为了提高效率，我们改为分头行动：我把要送的快件装在纤维袋里，扛在背上，骑一辆共享单车进小区，他则去送别的地方，送完之后我俩再会合。小高每天让我去帮忙，当时我以为，等我办好入职后，自然就留在他的组里了。那么我提前熟悉一下片区，和组里的同事认识认识，对以后的工作也有帮助。实际上却不是这样，试工其实是随机的，后来我并没分配到他的小组。
他们组里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在听说我的情况后，吩咐我：“那你就先义务干着吧。”这个人在组里还是个组长。这里说明一下，所谓的组长，并不是正式的职称，也没有职位补贴，一般由组里入职时间最长的人兼任，负责协调组内的工作以及和站点的管理人员对接。组长之所以愿意无偿地付出，是因为他们入职时间最长，肯定已经拿到了小组里最好的小区。所以他要不就是组内收入最高的，要不就是工作最轻松的，或者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了自己想要的平衡。这个叫我义务干活儿的组长还告诉我，他刚来的时候也白干了十几天，因为当时没有人提醒他办入职，他也没有主动找主管，他甚至不知道不入职就没有工钱。隔天他又对我说，他特别崇拜S公司的老总W，每年春节的时候，S公司会在全国40万名一线员工里，挑出最优秀的100人包机送到总部参加年会，他渴望自己能被选上。他说这些的时候神情那么诚恳和向往，以至于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聊天。组里的其他人好像也不太喜欢他，我只好也尽量不理他。
出于无产阶级的自觉，第二天一早小高又让我去帮忙时，我给他回了信息，说我有事不会再去帮忙了。我在住处待了两天，买菜做饭搞卫生。第三天就是4月2日，早上我先到临河里站点找到Z主管，跟他要到了签好他名字的入职表。下午一点，我又去云景里站点找L经理。可是L经理的办公室没有人，门上贴着一张告示：“入职手续在下午两点后办理。”我看见办公室旁有一个开着门的会议室，于是坐到了里面等。过了一会儿，陆陆续续又进来几个人，全都是来办入职手续的。大家好奇地互相打量一眼，然后各自埋头玩手机，并没有人说话。直到快三点，也可能过了三点，L经理和两个文职人员才慢悠悠地聊着天回来，原来他们刚去吃午饭了。其中一个女文职既是财务，同时也负责办理我们的入职手续。这个女财务和同事有说有笑，但一看见我们就板起脸，丝毫不想掩饰对我们的嫌恶。
轮到我的时候，我把材料递给她，她在电脑里查，但找不到我的名字。这时我才发现，Z主管只给了我入职表，却没在人事系统里填报我的入职申请。女财务吩咐我回去找Z主管，然后顺手看了看我给她的材料，结果发现我的血检报告里，有一项“中性粒细胞比率”稍高于正常值。她指着报告面无表情地对我说：“你的体检不过关啊，不能办理入职。”
从办公室出来后，我马上赶回医院。这个医院的体检部是一个独立的房子，在门诊楼的后面。我拿着报告走进去，问一个值班医生：“为什么我的这项血检数值异常，你们却在总结栏里写一切正常？”他接过我的体检报告看了一眼，然后有点儿惊讶地反问：“S公司就为了这个不让你入职？”我说是的。他说：“这个数值没有影响的啊，正常人身上随便哪里发炎了，这个数值就会波动，过几天就恢复了。为了这个不让你入职，实在太荒唐。”他摇着头，反复说了几遍“太荒唐”，也不知道是真的很荒唐，还是为了安抚我，因为我看起来很生气。于是我说：“既然这是正常的，那你帮我改回来吧。”他马上回答：“哎呀这个不行，这是有规定的。”我问：“那现在该怎么办？”他说：“你可以重新验一次血。”因为重新验血又要掏钱，所以我问他：“那要是我再验一次血，结果还是一样呢？”他连忙说这个你放心，保证不会的。当时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他怎么敢保证，万一我身上还在发炎呢？不过最后我还是听从了他的建议，第二天一早又去验了个血，因为除此以外我也无计可施。然后我回了一趟临河里站点，Z主管正好不在，我让站点里唯一的一个女文职把我的入职名额上报一下。
复检的结果当天下午就拿到了，果然一切正常。这也证明之前的体检报告根本不用等三天。因为在体检的所有项目里，除了血检以外其余都是立刻出结果。哪怕我体检时是下午抽的血，第二天结果也肯定能出来。现在多抽了一次血，我终究还是再掏了五十多块钱。或许那个提醒我的快递小哥说得对，这个小医院确实有点儿问题。
4月4日早上，我第三次去到L经理的办公室。结果这天那个坏脸色的女财务请假了，没法为我办理入职，L经理让我改天再来。当时我刚到北京，还没正式开始工作，每天有不少闲暇时间，所以晚上会写一下简单的日记。但我只记下了每天的行程，却没有记下自己的想法。如今翻看这天的日记，我也回忆不起来，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因为一般来说，我很少会拂人意愿。但是那天我没有听从L经理的建议，而是转头去了临河里站点找Z主管。大概那时候我已经不信任L经理了。
两个站点离得不远，步行半小时就能到。见到Z主管之后，他告诉我，假如我很着急，也可以去公司总部办理入职。S公司北京总部在顺义区的空港物流园里，距离我们梨园有三十多公里。我立刻出发，去到已经是下午。我发现公司人力资源组的职员都很年轻，教养也很好，接待我时很热心。当然，他们的学历也更高，和站点里的人完全不同。在这里，我才觉得S公司像一家现代公司。他们问我，为什么大老远跑来这里办入职。我说梨园的那个女财务今天没上班。他们中有人小声地嘀咕了句“又是她”。看来这个女财务并不是偶尔请假。接着他们又发现，临河里站点的那位女文职，并没有提交我的身份证复印件，这导致我的手续还是办不了。
我立刻联系了那位女文职，她在电话里说：“没道理会这样呀，昨天明明发过去了。”于是大家又研究了一会儿，发现她把邮件发到了某个职员的邮箱，而不是按照理应的那样发到工作组里。于是我把身份证掏出来，当即让他们复印了。可是他们又说，身份证是要提交到公安局审核的，当天无法返回结果。然而次日是清明节，和周六、周日调休连成了三天假期，也就是说我又要再等三天。
回家的一路上我都在琢磨，我遭遇的这些不顺，究竟是因为我特别倒霉，还是有人——比如说L经理——故意设置的。因为当时心情不太愉快，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这是L经理在故意给我使绊子。不过，从我3月20日去亦庄初试算起，到这时已经过去了半个月。在这半个月里，我一直诚诚恳恳地准备加入S公司，没有同时找别的工作。我掏了钱去体检，还白干了七八天活儿，起码也得把付出的这些挣回来。
这时候小高还联系过我，他听说我的入职一直没办好，就劝我索性别办入职，因为他有事想回趟老家，说不准多久能回来，但他请事假不能超过三天，所以想让我先用他的工号上班，钱他私下算给我。等他回来以后，我可以继续帮他干活儿，他可以多揽下两个小区，交给我去送，我俩合用他的工号。这种不靠谱的提议，当然被我拒绝了。虽然站点里是有这种情况，但人家自己有三轮车，而我没有，小高多占的那辆车已经保不住了，这些问题他都没为我考虑过。
清明节假期过完后，4月8日下午，我又去到云景里站点二楼的办公室，L经理和两名文职照例吃饭吃到三点回来，这天来办手续的就只有我一个人。女财务又告诉我，有个什么名额没有了，我入职得换一种名额。这意思也就是说，我又得再等一天。看到她板起脸不耐烦的样子，我也不敢问她说的那些名额是什么含义。后来我知道，她是说正式工的名额满了，我只能先入职为小时工，等以后有空缺了再转正。小时工没有底薪和各种补贴，公司也不给买五险，一般情况下只负责派件，不负责揽件，派件费是每件2.2元，而正式工的派件费是每件1.6元。此外，超过一公斤的快件，每公斤我们会有0.2元的续重费。一些特殊件，比如要代收货款的电视购物件，还有额外的提成。
因为原来的入职表作废了，第二天一早，我又回到临河里站点找Z主管。不料他不在，别人说他这天早上要去云景里站点办事，中午十二点才回来。我不想干等，所以马上赶去了云景里站点。但二楼L经理的办公室锁着门，一个人也见不到。楼下云景里站点的仓管员告诉我，L经理一般没这么早来。无可奈何之下，我回家坐了一会儿，到了十一点我又赶过去，这次碰到了Z主管。可是他对我说：“你来这里干什么，回临河里站点去等我。”我心想，要不是你们耍了我大半个月，我至于这么步步紧逼吗？
下午我终于从Z主管手里拿到了小时工的入职表。这一天女财务又没来上班，不过我已经习惯了，其实我也不想看见她。我又坐了两个多小时车到总部，终于把入职手续办好了。办手续的时候，有个胖子排在我前面，估计有两百斤，他是离职后再回来的。负责人看了他的体检报告，马上指出他的血脂异常，然后皱着眉问他：“你辞职回家吃胖了吧？”周围的人听到都笑了。他红着脸，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时旁边有人给建议：“你找个朋友，体检的时候顶替一下就行了。”负责人在旁边听着，但什么都没说，没有严厉地指出“不可以弄虚作假”。
3 流浪
临河里站点当时有六十多个快递员，分成了十多个组。开始的时候，我没有自己的三轮，因为我的入职手续被一拖再拖，站点里的三轮已经被瓜分完了。实际上和我同天入职的还有一个人，但他是老乡介绍来的，他的老乡提前帮他留了车。而我什么人都不认识。于是整个站点里，就剩下三个人没车，我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人入职比我早几天，已经分配到小组里了；我甚至连接收的小组都没有，这时所有小组都满员了。
于是接下来的半个月，我每天早上去到站点，都要先找Z主管，由他来协调，看哪个小组有人请假或休息，就把我临时安插到哪个组。假如所有小组都不缺人，他就随便把我硬塞给一个小组。这种处境令我的工作进行得非常痛苦和低效。假如我有自己的三轮还好，可是我没有，那就无论到哪个小组都像个累赘。假如他们把我扔到小区里，让我步行去派件，我就没法和他们一样快。有些快件体积比较大，我没法全扛在身上走，所以他们还得去送大件。而且我每天去送不同的小区，效率就没法提高起来。有些小区在高德地图里没有标出楼号，在这些小区里，我只能不断问人，有时候人家告诉我的方向是错的。而在另外一些小区，虽然高德地图里标出了楼号，我也还是会绕远路，因为有些捷径和小门，地图上是不标的，而带我的同事又不能把这些都一一教给我，毕竟我可能只是来帮一天忙，明天就到别的小组去了，教给我也是浪费时间。出于这个缘故，他们有时会载着我一栋栋楼跑。但这样我就不是在独立工作了，对他们的帮助就很有限。而且我不是来试工的，换言之我不是免费的劳动力，他们带着我送出去的快件，派件费是属于我的。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加上有时我是被Z主管硬塞给他们的，这就不难想象他们对我的态度了。
不过，偶尔也有相反的情形。比如说，有一个小组很奇怪，组里总共只有两个人。因为他们的片区很小，假如安排三个人的话，每个人挣到的钱就太少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和他们邻接的其他小组没有分一些区域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增加人手。于是这两个人就几乎不休息，日以继日地连轴转。因为他们之中只要有一个人休息，另外一个人就无法兼顾翻倍的工作量。可是这种情况有时难以避免，我记得他们中的一个人当时突然患了甲沟炎，几天都没法上班。于是我去帮忙的时候，另外的那个人对我就很友好。
在我到处流浪的那段时期，我几乎把站点里十多个小组的地盘都跑遍了：最东到乔庄的七零九零小区，最西到九棵树中石化加油站旁的25号院，最南到土桥的欣桥家园小区，最北到运河西大街全段南侧。后来有一个叫飞哥的小哥接收了我，和别人不同，他不介意我瓜分了他的派件费，于是我们成了临时搭档，我每天坐着他的三轮车，和他一起派件。
飞哥说他很小就出来打工了，在山里挖过隧道，当过修路工人。后来他养过各种牲口，我记得他提到养过驴，我就顺口问他养马难不难，要多少钱。他不屑地说养马赚不到钱。不过转头他又告诉我，他养驴也没赚到钱。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小区里看见一户人家在阳台上养鸽子，他说他也养过，还告诉我赛鸽要几千块一只，血统好的甚至要几万。后来我发现，他对养殖业怀有很大的兴趣，要不就是始终对之前的投资失败耿耿于怀，期待着有天可以卷土重来。
和飞哥结伴干活儿的日子很轻松，但赚不到什么钱。因为他在站点里属于混日子、不求上进的那类人。4月份北京的香椿开始冒芽了，他就带着我到处摘香椿。奇怪的是，在梨园很多小区里都栽了香椿树，但香椿芽在菜场里仍然卖十几块一斤。飞哥很擅长和人打交道，有次我们看到一对老夫妻用绑了长杆的镰刀钩香椿芽，他就走上去和人家攀谈，老夫妻很热情，聊了几句之后，飞哥就厚着脸皮跟人讨要，人家很高兴地给他了。不过像这样要，远远满足不了他的胃口，所以当遇到他认为合适的树时，他也会亲自爬上去摘。
飞哥虽然已在S公司干了半年，但和我一样，还是个小时工，所以他可以不收件只派件。他的小组里另外四人都是正式工，其中两人甚至比他入职更晚。但是飞哥好像不想转正，他说干小时工更自由，而且刚过去的那个春节，因为愿意留在北京加班的快递员不足，公司就把小时工的派件费提高到3元一件，以此吸引小时工留下。在那个春节里，飞哥挣到的钱比正式工还多，他好像很满意，更坚定了不转正的念头。后来有一天，他甚至带我翘班去逛了一个在乔庄的花鸟鱼虫市场。那天刚下了一阵雨，天气有点儿凉，我们的目的地像一片泥滩，地面全是泥浆和积水，不远处矗立着几座高压电线塔。所谓的花鸟鱼虫市场，其实就是几排分散的平房商铺，还有一边露天的摊位。可能因为不是休息日，那里显得冷冷清清。
飞哥对那里很熟悉，先带我逛了一些卖盆栽的摊位。他似乎想买些花苗，但和老板砍价没有成功。然后他又带我去看卖猫狗的摊子，因为他觉得我会喜欢看猫狗，而不是看植物，他不好意思带着我光办自己的事。之后他找到一家卖宠物龟的店，又跟老板砍起了价来。老板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把装着龟的纸箱子摆在店门外，对我们不是很热情。飞哥家里其实已经有一只成年的鳄龟，他这次来，是想给它找个伴儿。这是他事后告诉我的，当时我并不知情。他突然伸出手，揪住箱里一只起码八九斤重的大龟的尾巴，把它倒提了起来，然后教我看龟的肛门来辨别公母。那只龟看样子很凶，皮肤和外壳布满了扎手的棱角，嘴巴像鹰喙一样尖锐而无情，但其实它很温驯，完全没有反抗。老板站在旁边看着我们，也没做出任何干预——既没有趁机向我们推销，也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大喊一声：“不买别碰！”
当时我还不知道飞哥会买下它，而且我对鳄龟一无所知，不知道有真鳄龟和拟鳄龟之分。如今回忆飞哥提着龟尾巴的情景，可以肯定那是只尾巴更粗壮的拟鳄龟。飞哥摆出并不太想买，只是随口问问的姿态，连我都被他骗了。那只龟大概不容易卖出，老板最后面有难色地让步了。买好龟之后，飞哥提着纸箱子，我跟着他，又折回到刚才卖盆栽的摊子。虽然我们已经离开了一回，但老板还是坚持原来的价格，于是飞哥没买就走了。
在我把飞哥的地盘都摸熟了以后，他好像变得比原来更懒了，每天到中午就说要回家，让我下午开他的车去派件。其实我俩坐一辆三轮干活儿，效率比一个人高不了多少，所以他索性少挣钱多休息，反正他原本也不勤奋。现在回想起来，他为人其实不错，虽然老爱咋咋呼呼，令人觉得不真诚，但其实没有坏心眼。事实上他从没让我吃过亏，也没提出过什么占我便宜的要求。他喜欢养动植物，不完全是出于投资，而是真的喜欢。有次我们在一个老宿舍院子里派件，他突然指着围墙上一个看着像鸡埘的洞对我说：“这里住了一窝流浪猫。”然后他停下三轮，下车学起了猫叫，想把猫引出来。可惜后来我换了小组，和他碰面的机会少了。再后来我换了公司，慢慢地在微信上也不再说话。但他的朋友圈还在三天两头地转发着S公司的业务广告，说明他至今还在S公司混着日子。
又过了将近半个月，我终于领到了自己的快递三轮，车是我从顺义开回来的，这一路跑了三十多公里。为了领车，我去到一个叫作天龙汽配城的地方，那是在六环边上，马路上车很多，却看不到行人。汽配城其实已经倒闭了，不过公交站还叫这名字。S公司在那里租了一片露天的空地，用来存放废旧的快递车辆。我放眼望去，只见密密麻麻的一排排车，起码有好几百辆。其中既有三轮的，也有两轮的，大多已烂得不成样子。
三个年轻人接待了我，他们是修车师傅，其中两个像是未成年人，另外一个也很年轻，三人都穿着背心短裤，身上还有点儿脏。其中一个人指着旁边的几辆车对我说：“这些都是修好的，你去挑一辆吧。”我失望地看到，他们让我挑的那些车，情况都很糟糕，各有各的毛病：车门大多关不严，从车厢里往上看，车顶有小洞射进光来，下雨时肯定要漏水。所有车都很脏，感觉像是从没被清洁过，车身上的破损残缺更是触目惊心。其中有一辆车，甚至两只后轮的轮径都不一样，导致车身是倾斜的。这些车能动起来，本身就已经是奇迹，我不由得对三位小师傅刮目相看。飞哥入职的时候领到的是新车，虽说已被他开了半年，那仍然比眼前这些车好太多。我开惯了飞哥的车，如今要我开这些破烂，心里自然感到失望。不过话说回来，我也支持物尽其用，只怪之前自己预期太高，此时难免有心理落差。
我勉强挑了一辆，感觉就像在一包掉到地上的饼干里挑出一片没弄脏的。然后小师傅帮我装好电瓶，再安好车锁，把钥匙交给了我。这时我才发现，我的三轮配的不是锂电瓶，而是铅酸电瓶。铅酸电瓶笨重，两块铅酸电瓶超过六十斤，我住在六楼，并且没有电梯，从此我每晚要把电瓶提上楼充电，早上再提下来。
下午我把车开回站点，立即被派到土桥支援。在欣桥家园小区里，我一次正常倒车后，三轮突然不动了。于是我把车推到华远好天地对面的一家路边修车店，因为车厢里装满了快件，路上还有个斜坡，我推出了一身汗。修车店是一个侏儒开的，他既是老板，也是个自信的技师。他不容置疑地告诉我：“控制器坏了，要更换一个。”于是这辆车还没帮我挣到一分钱，我就先为它掏了150块。回头碰到了同事，他们都对我说：“你被骗了，可能就是线路接触不良。”事实上侏儒告诉我控制器坏了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假如他发现只是接触不良，他会帮我接好线路，然后收我10块，还是告诉我控制器坏了，然后收我150块呢？但是既然我已经换了控制器，我决定还是相信他，毕竟他也可能是诚实的。那天晚上，当我初次把三轮停到住处楼下时，我终于有了安心的感觉：这份工作稳固了。
4 入组
领到三轮后不久，我正式加入了一个小组，小组的工作区域在土桥地铁站以南的颐瑞东里一带，我负责其中的高楼金、新城乐居两个小区，还有旁边的环球影视城工地。这个封闭工地的面积非常大，我从网上查到有四平方公里，全部被围墙围了起来，设有二十多个出入大门，我只负责群芳南街南侧、新城乐居对面的三号大门。
三号大门的快件不多，平均下来每天就十几个，但很不容易送出。因为我不能进入工地，只能在门外等候，这里又没有快递柜，门卫也不代收，工地里分许多标段，不同标段有不同的施工单位，门卫和他们不属一个系统。很多收件人没有车，走路出来取件要二十多分钟，而且他们经常拖拖拉拉——起码在我看来他们相当拖拉。也有的人确实在忙，没法撂下手里的活儿。比如有个开塔吊的，经常在网上购物，我给他打电话时，他就抱歉地说，他正在高空作业，现在出不去，快件明天再送来吧。可是明天他还是在高空作业，于是又改为后天。像这样的快件得去几次才能送出。尽管如此，也没有浇灭他的购物热情。到了夏天，我把三轮停在三号大门外，片刻铁皮就晒得烫手了，等打完十几个电话，我往往已经汗流浃背。我一般每天去两趟，经常得等大半个小时。有的人迟迟不出来，我就反复打电话催。他们说快了快了，其实只是缓兵之计，并不是真的快了。有时我都走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才回我电话：“我已经出来了呀，怎么没看见你？”
高楼金是我每天的第一站，早上我从站点出发，到高楼金大约要花二十分钟。这是个回迁安置小区，住户里有一半是回迁的本地农民。进了小区大门后，右前方有一块五米宽、三米高的大屏幕，每天早上我开着三轮进去时，屏幕上正好在播放早间新闻，这大概是继承了从前农村放露天电影的习俗。碰到村里有人去世时，家属会在小区外搭一个临时的灵堂供亲友吊唁。灵堂是彩色的，而不是像我认为的那样是黑白的；用可拆装铁架支撑，覆上防水帆布，整体有三四十米长，三米左右高，四米左右宽，出入的一边还有檐柱牌楼——当然也都是可拆装式的。第一次看见这种灵堂时，我还以为是哪个家电品牌在做促销活动。
高楼金总共有16栋楼，其中1号楼到7号楼住的是回迁村民，8号楼到16号楼是外来的租客。回迁楼的快件都很好送，他们是本地人，白天有老人在家，即便碰到外出买菜，快件也可以放在门边或水电井里。因为村民们彼此熟识，邻里间会互相关照，连贴小广告的都不敢上去，怕被楼里的老人逮住。相对地，租客住的几栋楼就鱼龙混杂，他们大多是北漂的年轻人，有的还是合租户，白天都去上班后，屋里就没有人了。住户之间彼此不认识，楼里进出的陌生人也多，快件很容易丢失。我刚到高楼金的时候，同组的一个同事就让我送8号楼到16号楼，他自己送1号楼到7号楼。于是我每天送半个高楼金、一个新城乐居，加影视城工地，三个分开的地方来回跑，经常疲于奔命、气急败坏。
渐渐地，我在工作中陷入一种负面情绪里。我发现小区有的好送有的不好送，谁送了好送的别人就得送不好送的，同事之间就像零和博弈——要不就你好，要不就我好，但不能大家都好。刚来的时候，谁都是从最烂的小区送起，有的人因此走了，有的人没走。没走的人可能会换到好一点儿的小区，最后得到好送的小区的人会长久留下来，剩下不好送的小区就让新人去送。新人刚来时一般都不会太计较，但逐渐地就会察觉到其中的不公平。这种心态的转变一般只需要一两个月，甚至更短。假如迟迟没有改变的机会，新人就会离开。于是小组里总有一半的人雷打不动，另一半的人却换个不停。
我不想和搭档闹翻，不想难看地和他争执、讨价还价。但我也不喜欢和占我便宜的人共事。假如我每天下班比别人晚、挣钱比别人少，我就会烦躁和不满，然后变得不太在乎这份工作了。就像深海里的鱼都是瞎子、沙漠里的动物都很耐渴一样，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所处的环境，而不是由我的所谓本性决定的。其实在当时我就已经察觉到，工作中的处境正在一点点地改变我，令我变得更急躁、易怒，更没有责任心，总之做不到原本我对自己的要求，而且也不想做到了。这些改变有时会让我觉得痛快，我痛快的时候就不太能感觉到烦躁和不满。比如有次我骂了一个不认识的妇女——我很少骂人，因此印象特别深刻。
平常我们在小区里送货，一般离开三轮时都不会拔下钥匙，因为每天上百次地插拔钥匙很浪费时间，也没有实际意义，小区里没人会偷快递车。有天我搬一箱快件上楼，才刚走到二楼，无意中朝楼道的窗口外瞟了一眼，正看见一个五六十岁的妇女，把她三岁多的娃娃抱到我的驾驶座上玩耍。娃娃的双手扶在了车把上，模仿在开车的样子。可我知道他只要轻轻一拧，车就真的会往前冲出去——我吓得赶紧撂下快件往楼下跑。当时我组里的一个同事，因为上楼时忘拉手刹，三轮车被大风刮跑了，蹭到了旁边的一辆小轿车，最后赔了1600块。我不敢想象一个小娃娃启动了我的三轮会造成什么破坏和伤害——他可能会撞到停在前面的轿车，那是我赔不起的，也可能会剐到行人，或更糟糕，他自己从车座上摔下来，被车轮碾过……想到这里我几乎要眼前一黑了。我很生气地骂了那个妇女，她只讪讪地看着我，我还记得我说她：“小孩子不懂事，难道大人也不懂事吗？！”——这其实是我在葛优主演的一部电影里听来的台词。
说到赔钱，对快递员来说，赔钱是家常便饭。大多数时候是由于丢件，但也有别的情况。当时高楼金有个韵达小哥，在小区里三轮开得太快，避让一个孕妇时，车子侧翻摔倒，前挡风罩脱落碎裂。孕妇虽然没被撞到，但受了惊吓。他修车加赔偿人家花了近2000块，当即就决定辞职不干了。我还记得事后他瞪大眼和我说“我已经不干了”时心有余悸的表情，他受到的惊吓可能不比那个孕妇小。我听说过的金额最大也最离奇的赔偿，发生在临河里路的方恒东景小区。一个快递员在把快件塞进消防栓时，水管或接头被他弄坏了，水喷出来灌进电梯井里，导致电机损坏，最后赔了三万块钱。
我在S公司的半年里运气还算好，既没有丢过件，也没有赔过钱。只有一次，我在高楼金送一箱常温水果快件，敲门的时候，屋里有一个女声，让我把快件放在门外。这种情况是常见的，有些人屋里养了宠物，开门前要把宠物抱开。还有一些是单身的女住户，出于安全的考虑，不敢给陌生人开门，她们会等我走了之后再开门取快件。这我当然能理解，虽然我不太相信在高楼金，会有坏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以这种方式作案。我放下快件就走了，不料过了一会儿，这个女人打来电话，说要拒收这个快件。我告诉她，当她让我把快件放在门口时，就意味着她已经签收了，我在系统里做了反馈，这个操作是不可逆的——已经签收过的快件不可以再拒收。她说怎么可能这么不人性化，才过了两分钟，怎么就不能改呢。我说：“别说过了两分钟，就是一秒钟也不能改，你要拒收就得当即验货，你让我把快件留下，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拆开调包？”而且，后面这句我没说出来：那根本就不是两分钟，都已经过去二十分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