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乔治·克拉金第一次参观诺伊斯的宅地时，丝毫没有不和谐的迹象；接下来几年，也没发生什么令克拉金改变观点的事情，那一天的印象仍旧令他痴迷不已。“那里的信仰者小圈子和我从前所见的十分不同，”克拉金在日记里写道，“他们那样善良、安静、善于思虑、好学，精神又这样自由……如今，上帝已经用尘世的天堂补偿了我。”
1841年，诺伊斯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名叫西奥多，这孩子给社团带来了快乐和乐观精神，因为诺伊斯太太在结婚头两年流产了两次。可1843年和1844年，她相继产下两个死胎，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决定再也不让妻子承受“繁衍之爱”的生理风险和精神折磨，从那时起，他开始实践自己“男性自制”的主张。很快，他将此作为社团内的性爱方针推行，不仅因为这可以降低生育风险、方便控制社区人口，还因为其符合诺伊斯用复合婚姻的纽带来团结社员的计划。
在妻子的支持下，1846年春天，诺伊斯决定接近玛丽和乔治·克拉金，邀请他们成为自己的第一对伴侣。诺伊斯多年来一直喜欢克拉金太太，他妻子也对克拉金太太温文尔雅的丈夫有好感；诺伊斯私下提出要求后，克拉金夫妇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在约好的夜晚之前，玛丽·克拉金在日记里这样写诺伊斯：“他对我这样好，希望用自身充满我，我愿意服从、献出自己、被他的精神贯穿，我渴望爱和感激能启迪我的心，让我在自己的快乐之前，先感受他在这件事里获得的快乐；我知道，这可以提升幸福的能力。”
诺伊斯和克拉金夫妇的共同婚姻这样美满幸福，接下来的几周里，其他夫妇也开始交换婚姻伴侣；虽然成员都有权拒绝，分享性爱的风气还是在至善论者中间迅速流行起来。然而，1847年，帕特尼关于这些人狂欢纵欲的谣言传遍佛蒙特州，随即有了对诺伊斯的逮捕令。
诺伊斯向法律权威们投降了，可是没有悔改的意思，他被指控通奸，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后等待审判。不久，律师对他说，帕特尼有个道德治安团体正计划抓他去实施私刑；伊利诺伊州也有这么一群愤怒的公民，私刑处死了监狱中的摩门教领袖约瑟夫·史密斯，诺伊斯得知此事后，便决定在保释期间逃走，暂时藏在纽约城里。
这时是1847年11月，他销声匿迹了几星期，直到帕特尼的狂怒平息下来。1848年初，他写信通知追随者，说已经发现了新的定居地——纽约州北部160英亩漂亮的草地，在锡拉丘兹市和尤蒂卡市之间奥奈达溪谷中静谧的谷地里。这片土地上有两座小农舍、一间棚屋、一架风车，还有两座木屋，之前是一伙组织松散的印第安人住着。这样的条件对帕特尼社区的19个成人和孩子们来说并不太够，不过诺伊斯很幸运地结交到了锡拉丘兹市的一个年轻建筑师，并成功说服他入教。这个年轻人叫伊拉斯塔斯·哈普古德·汉密尔顿，答应会设计一座大别墅，并且监督至善论信徒们施工。
提案得到了帕特尼信徒的热烈反响，立即就有新人来到奥奈达定居；从1848年早春到夏天，再到秋天，男人、女人和十几岁的孩子们都不知疲倦地清理田地、锯木头、运来石块建造地基和地窖，架起、加固承重的房梁和墙壁，铺设地板和天花板，最后整体粉刷，整个建筑有三层，60个房间，屋顶还安了炮塔。
除了建筑师和另一个新入教的老手石匠，所有工作都是由经验极少的新手完成；然而1849年冬天，这幢大房子已经全面完工，可以住人了，20年间它都牢固耐用，直到后来另建了有100个房间的砖房，这房子才被拆掉。
主居住区建好之后，奥奈达的成员们又建了两层楼的儿童房和一所学校，由从前当过教师的克拉金太太监管。然后又建了一些不同用途的小型建筑——机械车间和铁匠棚、裁衣修鞋的地方、养马场和家禽栏、温室、储藏间，甚至还有蜂房。另有一座专门为社区成员清洗衣物的建筑——男人和女人都得做这项工作，靠每周抽签决定。
一开始，农耕是奥奈达的主要产业，但诺伊斯认为单靠农业，社区很难发展。这也是布鲁克农庄之类的傅立叶主义社区的一大问题——创始人太过相信土地的生产力。诺伊斯感到了农业式微、工业兴起的趋势，很快将奥奈达转变成了以制造业为主的社区。
19世纪50年代早期，奥奈达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气氛，宅地风景优美，吸引了近一百名新成员，急着向至善论大业贡献自己的才能和时间。诺伊斯管理着不少制造产业。玉米叶做成扫帚，卖到附近的城镇、村子和锡拉丘兹市、尤蒂卡市里。上市售卖的还有杉木躺椅、棕榈叶编的帽子、绒布旅行包、马车轮辐、钢制的捕兽夹等。1848年，一个从前在当地做猎人和铁匠生意的人遇到诺伊斯，加入了社区，带来了捕兽夹制造技术，到了50年代中期，美国的毛皮市场开始扩张，纽约城和芝加哥的零售商都需要捕兽夹，这成了奥奈达最赚钱的生意。
新入教的人不仅带来了技术，加入社区时也理应上交自己俗世的资产，以这种方式，1850年奥奈达从一个富有的信徒手上收下了一艘大船——以此为契机，在诺伊斯的鼓励下，有些乐观的奥奈达成员沿着哈德孙河做起了航运石灰石的生意。1851年7月的一天下午，船行到纽约市金斯顿附近，舵手虔信上帝，对航海却半懂不懂，这时暴风骤起，装满石灰石的船翻了。跟船航行、没能活下来的人里就有玛丽·克拉金。
事故让整个社区陷入悲伤与绝望，纽约市内报道事故的报纸也都持同情态度；不过有几家乡野地区的报纸和宗教刊物一直对诺伊斯持批评态度，这时抓住了机会，说溺亡事件是上天对该社区淫乱行为的惩罚。这些文章，加上宗教界和俗世一些领袖的责难，鼓舞了奥奈达宅地附近一个很小却很能发表意见的治安团体，他们找到地方法官，投诉说诺伊斯在煽动“摩门主义”、“伊斯兰主义”和“无宗教主义”。
可比起帕特尼，诺伊斯已经在奥奈达投入了太多，他全然不打算离开这里，发表了一系列公众声明，激烈捍卫自己的信仰，他在社区报纸中写道：
仔细查看过奥奈达社区任何时期的家庭生活，你绝不会发现淫邪的精神，恰恰相反……它能减少两性间轻率的接触——减少“放纵享乐”的可能性，更大大减少了不受规范的言行，而俗世所谓的上流社会圈子中，却有不少这样的言行。
我们确实不承认那些严苛的规则和习俗，因为它们只能让自私凌驾于两性关系之上；但是……通过组织成员的健康，可以证实我们严守道德。奥奈达还没有一个成年人死去……很多加入时还患病的人已然痊愈……妇女们也几乎可以免受生育与抚养儿童之苦。过去四年中，40个家庭中的人口增长比维多利亚女王一人的子女都少得多 [104] 。那些叫嚣“淫乱粗鄙”的声音可以停歇了。
在附近的城镇里，奥奈达社区也有不少有权势的朋友，都是和其有良好商业往来的个人——诺伊斯也对法庭让步，答应废除复合婚姻。因此，对诺伊斯及其追随者的指控并没发展到庭审。
然而没多久，诺伊斯就认定，坐在俗世法庭里、尚未达到至善的法官没权力审判上帝的乐园奥奈达，他重新恢复了自由情爱制度；与此同时，诺伊斯警告追随者，只有更加崇敬上帝，才能抵挡“野蛮”入侵奥奈达的土地，他督促信徒们多读《圣经》，深化自己对至善论的忠诚。“只有不再欲求棍棒，我们才能逃脱棍棒，”他写道，“只有不骄傲，我们才能享用丰盛的赐予。”
对奥奈达的商业进展，诺伊斯很满意，可他现在担心信徒们有资本主义的倾向、赚得利润的骄矜、对占有欲和个人成就的偏好。“只有主应当受歌颂。”诺伊斯警告说；从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社区的收入和捐款越来越多，诺伊斯让工厂里的工头把工作时间调整为每天6小时，而外面大部分工厂要求工作12小时，他还重新强调了社区目标是精神升华和自我成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没有一分钟是不受约束的：即使在社区成员聚在一起缝制手包、用棕榈叶编遮阳帽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成员坐在人群中间，大声朗读启示录或者历史文学名著——狄更斯的小说、杰斐逊的传记之类。社区鼓励所有成年人参加每晚在别墅里举行的晚间课程，由过去当过老师的成员任教；有音乐、美术、象棋等才能的成员也应指导有兴趣的成员学习相应技能。
分享原则在育儿室和学校里也有体现，孩子们不能说“我”、“我的”，而要说“我们”、“我们的”。农场里、工厂里、手工商店里，年长工人一对一地指导年轻学徒；不论多么粗重的体力活，也不能当成负担，而是奉献。大多数的劳动都伴着音乐：要是有人在庭院草地上悠扬地吹起黑管，就是向所有空闲的成员发信号，说有特殊任务需要人手——可能是摘果子，也可能是收割玉米、装罐蔬菜，或是修路。志愿者聚齐之后，项目负责人会挑选足够的人手，排成一列，在横笛和小鼓的伴奏下，精神饱满地列队走向工作地点。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工厂、商店、农场和参加各类任务的人重新集合到别墅，回到房间梳洗、换衣服，准备吃晚餐。晚餐5：30开始，主餐厅能容纳110个人。成员们到达后，就自觉走向房间后面，坐在屋子中央的餐桌旁，或是靠墙摆放的椭圆桌子旁边。这里人员混杂，有种自由的精神，没有小集团，成员不论男女老少、亲属配偶，都没有结对的风气。只有12岁以下的儿童在儿童房里吃饭，十几岁的少年要轮流在厨房帮忙、在餐厅服务，其他未成年人也像成年人一样在餐厅用餐，也要遵守庄重的餐厅礼仪。
晚饭后，如果没有室外音乐会，礼堂里也没有儿童剧或诗歌朗诵，一些成员就聚在起居室里谈天、下象棋，其他人则去图书室读书、看杂志，还有定期邮寄的《纽约论坛报》一类的报纸。奥奈达人和外界只有微薄的商业联系，认为自己是祖国土地上“和平的异国人”，可他们照旧对当时的新闻头条和焦点话题感兴趣，主要关注奴隶制、妇女参政、联邦主义和禁酒的问题。
诺伊斯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因此这两项在奥奈达都是不道德行为；而且因为社区的宗教信仰教导说，在主的眼中人人平等，成员们一致支持妇女权益、解放黑奴和给予劳工人道待遇。虽然社区也交税，男人们却选择不投票；而且不知什么原因，1863年征兵时，没有一个奥奈达男性被联邦军征召，诺伊斯自然也不会寻根究底。可能征兵的军官觉得，让奥奈达人入伍会对其他士兵产生什么不道德的奇怪影响；也可能因为奥奈达宅地横跨了两个选区，归两个郡的征兵局管，两边都认为奥奈达在另一边的领地里。
奥奈达的生意在战争期间不太景气，和平之后又开始复苏；到了1866年，许多退伍军人重操旧业，干起了毛皮商人和捕兽猎人的行当，社区工厂每周能卖出超过1000美元的捕兽夹；箱包工厂、风车磨坊和其他企业也接到了许多业务，社区历史上第一次开始招募外部人员，做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
社区扩建了许多旧建筑，又建了不少新的；占地面积增加到275英亩，除了满足住在当地的200名成员的生活需要，还支持康涅狄克州沃林福德的分社区。第一代奥奈达成员的孩子现在已经到了上大学的年纪，有的开始学习承担管理职责。诺伊斯的儿子西奥多就是耶鲁大学的医学生。乔治·克拉金的儿子查尔斯也毕业于耶鲁大学，眼下正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学习现代丝织技术，这也是奥奈达未来的产业之一。
1869年，诺伊斯认为社区已经足够繁荣，精神上也足够强韧，可以超越“长久关系”和“男性自制”，委员会挑选男女，实践优生，尝试养育至善论者特殊的下一代。
从奥奈达成立之初的1849年，一直到1869年，社区里有至少100个性成熟的成年人，却只有35个孩子出生。有几个孩子是不小心怀上的——诺伊斯虽然不厌其烦地强调男性自制，可并不是每个男人都能完美执行，还有些是女人害怕年纪太大了不能怀孕，得到了诺伊斯的允许。
除了这35个孩子，其他孩子大多是由父母带来奥奈达的，父母将养育的责任交给社区，也学着适应社区里盛行的自由情爱。在奥奈达的自由情爱系统里，任何男人若是想与某个女人上床，先得向由诺伊斯指定的中间人申请，这人是个年老的女人，她会把“邀请”发给相应的女性，确认她是否同意。虽然女人们可以任意拒绝某一个甚至所有男人，不过在奥奈达赞许性爱的风气下，一般人都不大会拒绝；根据中间人的记录，奥奈达社区的大多数女人一周平均有两到四个情人，有些年轻女人一周还有七个不同情人。中间人介入不是为了降低性交频率，奥奈达认为活跃的床上生活是健康、体面的事，而是为了监督可能对彼此有“特殊”感情、不愿与其他人分享身体的情侣。任何与“排外”沾边的行为都会被中间人阻拦，诺伊斯开始优生计划之后，也没有改变这政策的意思。
诺伊斯通告社区成员说，奥奈达已经有了足够的财力抚养更多孩子，又征集了愿意把身体借给优生计划的女性，之后诺伊斯明确地说，他会挑选提供精子的男性，女人们对亲生的孩子也没有特别抚养权。虽然限制众多，依旧有超过50个人申请，全都附有女性同意下列声明的签字：“在一切方面，我们都不属于自己，我们首先属于上帝，而后属于上帝真实的代理人诺伊斯先生……我们会摈弃一切嫉妒、幼稚和自我追寻，同那些受挑选的子民一同欢庆；如果有必要，我们也愿意为科学牺牲，如果诺伊斯先生以任何理由认定我们不适宜繁衍，我们也会满心欢喜地放弃做母亲的愿望。”
看了申请后，诺伊斯以身体条件和其他没有明说的理由拒绝了其中九个。被选中的女性平均年龄比男性小12岁，有些还是处女——不出所料，诺伊斯选中了自己，来让这些女人怀孕。
这个项目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共养育了58个孩子，其中五个男孩、四个女孩是诺伊斯的骨肉，姓氏也随他。其他的父亲都是诺伊斯认为有着高贵的精神和体魄，并且对诺伊斯哲学最为忠实的奥奈达男性。不过，有一个人选并非众望所归，后来还在70年代末导致了奥奈达的分崩离析。这个受质疑的人就是诺伊斯的儿子，西奥多，忧思多虑、优柔寡断的知识分子，他放弃了医学专业，一直质疑《圣经》，还总显露出极度自私和情绪不稳定的迹象。可年长的诺伊斯显然对这个孩子有偏爱，这是他妻子早年间怀孕五次、唯一活下来的孩子。诺伊斯本是严厉、公正的独裁者，可由于对西奥多的纵容，他形象上便有了触目的弱点和裂痕。
对西奥多的指责包括贪图淫乐、性关系混乱，对某个年轻女人有嫉妒式的情感，以及对社区企业的轻蔑态度。后来，佛蒙特的一个亲戚留给了西奥多3500美元的信托基金，他便离开奥奈达去了纽约，成员们都以为他不会再回来了。可一旦他投资失败、钱都打了水漂，寄回家的信也显出羞愧之情，奥奈达便接纳西奥多回来，诺伊斯也欢迎浪子回头的他。
虽然诺伊斯对儿子的过失十分宽容，但对其他挑战他权威的人，他照样不容置疑、施以铁腕，对一个叫詹姆斯·W.唐纳的人更是如此。詹姆斯·唐纳能言善辩、性格鲜明，之前在老家俄亥俄州做律师，后来突然爆出丑闻，众人发现他和妻子都是柏林海茨自由情爱社区的成员。社区的活动中心被一群暴怒的镇民烧毁之后，唐纳便带上家人和几个朋友狼狈搬走，来到纽约州，最后遇到诺伊斯，加入了奥奈达社区。
有一段时间，詹姆斯·唐纳是个积极分子；他起劲地工作，不论分到什么任务都高高兴兴，他的学识和自信也迅速得到了其他成员的倾慕和尊重。唐纳完全赞成诺伊斯关于无私和分享的价值观，没想到有一天他会和这位奥奈达尊敬的导师有观点冲突。
1875年，63岁的诺伊斯感到了衰老和死亡的迫近，对社区宣布34岁的西奥多将会接任自己的位置，上下哗然；虽然大部分奥奈达成员不敢反对领袖的决定，可也有一小部分人起来质疑西奥多的资格，这些反对的声音中，最响亮的就是詹姆斯·唐纳。
诺伊斯害怕这个直言不讳的俄亥俄人有在奥奈达夺权的野心，对唐纳十分戒备，接下来的几年里，新一批少女开始进入性成熟期，他便故意不选唐纳和其他反对西奥多的男性做“首位丈夫”。詹姆斯·唐纳固然认为这样不公平，可这一举措更加触怒了几个年长的男性，他们多年来遵守“男性自制”和至善论，现在却被排除在生殖快乐之外，只是因为他们不支持某个年轻后裔做领导人，这个人自己 就意志不坚定，却能随便进出奥奈达处女的卧房。的确，西奥多被选让三位女性受孕——再加上他父亲新出生的九个儿女，看起来诺伊斯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已经绑架了这个项目，使其成为在奥奈达肥沃土地上播撒自己家族种子的工具。
要内斗，现在是最坏的时机。时值19世纪70年代，奥奈达的大门外面，神职人员和法律界人士得知奥奈达的女性非婚生产了几十个孩子，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社论也谴责诺伊斯以优生学的名义创立达尔文式的野蛮系统，内在动机其实是“杀死病弱的孩子”。
经过全美清教神职人员大会，反对奥奈达的统一战线形成了。美国最厉害的审查者安东尼·考姆斯托克也加入了反对诺伊斯的活动中。他宣称奥奈达的宗教宣传册和有关自由情爱的印刷品——大多是通过邮政传播的——侵犯了联邦政府的邮政反淫秽法令。1873年，考姆斯托克亲自在国会鼓吹这项法案，这也为他和纽约反堕落协会的下属们提供了有力的长鞭，可以随意抽打任何偏离他刻板、狭隘道德观的人。
无数卖法国明信片的小贩、鸨母和妓女，以及D.M.本内特编辑这样的自由思想者被关进了牢房，安东尼·考姆斯托克还控告——或者打算控告——展出裸体艺术的博物馆，卖避孕套的药店，出版玛格丽特·桑格 [105] 所著婚姻指南和避孕措施书籍的出版商。考姆斯托克怒斥萧伯纳的戏剧《华伦夫人的职业》，还力促开除写作《草叶集》的沃尔特·惠特曼出内政部。考姆斯托克向联邦检察官上书，造成了激进女权主义者维多利亚·伍德哈尔的入狱。1872年，伍德哈尔是平等权利党派的主席，支持自由性爱、妇女投票权、放松离婚限制和节育措施；后来在她主办的周报里，还揭露了亨利·沃德·比彻在性生活方面的虚伪作为，也因此被考姆斯托克以散播淫秽为名处罚。
不过在19世纪70年代末那混乱的几个月里，考姆斯托克的报复再可怕，这位吹毛求疵、不遗余力的战士还不是约翰·汉弗莱·诺伊斯最担心的：诺伊斯听到可怕的传言，说有些最近背叛奥奈达的人，已经被政府的公诉人说服，答应出庭作证诺伊斯与社区里一些未达到法定年龄的女性有性接触；因为此事属实，诺伊斯知道自己会被起诉犯了强奸罪。
压力越积越多，执法官也在全国上下逮捕实行一夫多妻的摩门教徒，诺伊斯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放弃社区。如果他消失了，至善论的敌人可能就会不再惩罚他们，就像以前在帕特尼那样。
所以1879年6月23日的晚上，在绝大多数成员，包括西奥多都不知情的情况下，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和另一位社区元老爬上四轮马车，驶出了奥奈达的大门，之后便再没活着回来过。诺伊斯向西横穿过纽约州，经过尼亚加拉瀑布来到加拿大，在一所小房子里安顿下来，很快他的妻子和几个旧时代的亲信也来了。他很沮丧，也很虚弱，可还是充满希望，相信有一天能回到奥奈达。与此同时，他指定了代理奥奈达事务的委员会——包括西奥多，但不包括唐纳——尽量管理这个三百人社区的精神和世俗生活；他还有信使定时来往加拿大和奥奈达，捎去他语气热烈的信件，里面是各种指导和建议，用于在奥奈达的集会上宣读，还有相当多的居民相信他的智慧和高贵。
可他决定自行离开，并没有减弱外界反对势力消灭奥奈达的决心；至少，神父和执法官下令终止奥奈达的优生项目，怀孕的年轻女性和未婚母亲必须与令其怀孕的男人结婚，以赎清罪恶——这项命令实施起来十分复杂，因为很多男人已经和其他女人结婚了。比如有一位最近生了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儿子的女人，也和另一个已婚男人有孩子，还与另一位无法确定身份的奥奈达人有孩子。这类无法辨认孩子父亲的事，在从前繁荣的奥奈达都不是问题，在这个避风港里，诺伊斯预言复合婚姻会成为最高结合形式，社区企业也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各位上帝新娘和其后代们的生活。
此时奥奈达依然繁荣，社区新开发的银器产业也似乎正为其高达50万美元的财产添砖加瓦，但奥奈达的经济优势很大程度上仰赖公众的好意和支持；如果反对奥奈达的声浪再不平息，肯定会导致人们抵制至善论社区产出的产品，最终这片美丽的乐土会变成穷困、隔绝、臭名昭著的标志。
如果约翰·汉弗莱·诺伊斯还在奥奈达，他有力的领导和无畏的精神会给予追随者们力量；可他流放期间写再多鼓舞的信，也没法减轻奥奈达的惊恐和焦虑，无法阻挡社区里出现泾渭分明的三个派别，分别提出解决现阶段问题的不同办法。
第一派，包括西奥多和几个热心商业的年轻成员，认为社区应当更加世俗化、资本化，也许重组成股份公司，淡化其神秘的宗教背景。为了平息外部的批评声音，他们愿意停止引起争议的性爱实践，至少暂时停止，也愿意公开鼓励年轻人结婚。
第二派以詹姆斯·唐纳为首，仍旧对圣经共产主义和性爱自由有着军人般的忠诚，他们认为如果唐纳先生代替那个年老的流亡领袖，让至善论者都听从他强力的领导，社区就能迅速动作反对外部的骚乱。对于奥奈达要屈服于一夫一妻制婚姻的观点，唐纳毫不动摇地持反对意见。“我信仰情爱共有，正如我信仰财产共有。”他说，“我不相信婚姻和共享能共存。”
第三派有一百人，比前两派的人数加起来还多一倍，成员主要是忠诚于诺伊斯的人，相信他是上帝在尘世唯一的代言人，甚至不能想象有人取代他的位置，特别是听说诺伊斯还活着、注定了随时会回归之后。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些是从帕特尼时期就追随诺伊斯、皈依至善论超过30年的元老，比如诺伊斯的妹妹哈莉特·诺伊斯·斯金纳；第一个与诺伊斯合作尝试复合婚姻的人，乔治·克拉金；还有奥奈达第一幢公寓的建筑师伊拉斯塔斯·H.汉密尔顿。
可在这一派较为边缘的部分，还有另一些奥奈达人持中立和观望的态度，或者每天都转换立场，或是仅仅关心奥奈达的资产，因为在社区围墙外没有经济支持和维生手段，这些人都在偷偷祈祷，盼着不要被诺伊斯口中的“野蛮人”入侵社区。
不安感最为强烈的，是几个有孩子的未婚女性，还有很多适婚年龄的处女。现在社区内的自由和情爱得不到保障，她们便不那么愿意为了自由情爱献出身体。很多女人这段时间都禁欲，使男人们大为懊恼，另一些女人要求比身体快感更多的东西，希望得到自己偏爱的男人的称赞——她们想被占有，也想占有别人，想从爱情的对象身上取得长久婚姻的许诺。
这种种倾向，和其他与至善论理念相违背的行为，都被诺伊斯的亲信写在信里寄给了他，他读到这些描述，很难过也很忧心。年轻的学生和十几岁的少年似乎尤为反叛奥奈达的传统：他们自行其是，成为一对对的情侣；他们不理会《圣经》和年长者的批评；有不少年轻男人搞到了自己的马，公开违抗奥奈达不许持有私人财产的规矩；有几个年轻女人也开始留长头发，开始向往外部世界风行的长裙子。
之前，教师和保育员对每个孩子具有绝对和不可置疑的权威，现在受到了亲生母亲的挑战；母爱重新发挥作用的后果之一，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不守规矩，为了抢玩具争吵，总体的纪律风气也恶化了。
除了来自奥奈达的坏消息，诺伊斯还收到了大城市报纸的剪报，只有很少几个例外，其他剪报基本都反映了全国从法律、道德方面对奥奈达的谴责，将其成员塑造成混乱、好色的怪癖者。最典型的是《纽约时报》的一篇专题，题目是：《奥奈达的古怪人群，社会主义社区的烦扰》。
外部的曝光和嘲笑仍在继续，内部状况也在恶化，诺伊斯和几个最信任的顾问考虑、谋划了好几周，最终决定，为了避免长期、昂贵的法庭战争，避免让奥奈达的企业破产，社区士气低落——更不用说一直有暴徒的武力威胁，他必须宣布放弃复合婚姻和优生优育政策。他知道，媒体会把这事解读为对敌人的无条件投降，可在1879年8月的公开声明和他之后对媒体所做的陈述中，他却显出不知悔改的强硬态度，甚至暗示有一天自己的子民会再次享受到永恒关系的欢乐仪式。
官方声明是这样说的：“我们放弃复合婚姻的实践，它已经在社区里实行了33年。我们并非抛弃对此制度的原则和其未来正义性的信仰，而是为了缓解明显和日益上升的社会反对势力。”在另一份声明里，他重申了自己的立场：“社区对过去毫不后悔；恰恰相反，受到上帝的征召而实践这样先锋的工作，我们感到幸运；对于此次试验的总体结果，我们感到满意；我们没有放弃过去的信念，只是为了当前的大局稳定，暂时放弃复合婚姻，遵从圣保罗的教诲，他允许婚姻，然而更支持独身。”最后，仿佛是在为至善论的最高目标和其对19世纪美国的贡献做历史评价一般，诺伊斯写道：“我们冲锋到了未知的地域，为它绘制了地图，然后安全返回，没有损失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
虽然诺伊斯把圣保罗拉到统一战线上，宣称独身是最可追求的美德，他本人却没做出任何牺牲，那时他已经68岁，在壮年时充分享受了自由情爱的好处，现在则可以在加拿大的隐居地颐养天年，看着九个在奥奈达出生的孩子茁壮成长。这些孩子随他的姓，在20世纪里追忆他的荣耀。事实上的确有一位诺伊斯后裔，一位勤劳刻苦的年轻人，皮尔庞特·B.诺伊斯——母亲是9岁时被带到奥奈达的哈莉特·沃登——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成为奥奈达的领袖。后来在他的 子嗣的帮助下，20世纪70年代，把奥奈达的银器生意发展至跨国公司，市值接近1亿美元。
然而，即便是支持自由情爱的人，也无法把不断增长的财富归因于多元性爱带来的能量，因为自1879年诺伊斯宣布放弃复合婚姻，老奥奈达的奢侈性爱再没有重建过——虽然必须补充说一句，奥奈达很少有人相信诺伊斯迟来的独身教诲。诺伊斯发表新的信条之后，外部的仇恨因此平息，社区内大部分独身的年轻人两下权衡，选择了缔结婚约。
很快，奥奈达迎来了37场婚礼，大部分都由奥奈达成员主持，在公寓前葱翠的草坪上举行。可还有些成员——包括12名40岁以下、有孩子的女性——一直没有结婚，他们是不是支持独身主义、那些结婚的成员是否忠于彼此，奥奈达的历史学家并无记录。大多数新婚夫妇选择留在奥奈达，住在人满为患的公寓或者附近小些的房子里，也继续在社区内做着各式各样的工作。
1880年，奥奈达转变为股份制企业，其226名成员都成了奥奈达社区有限公司的股东。在股份分配方面，至善论的元老拿到了价值5000美元甚至更多的股份，新加入的、年轻的成员拿的比较少，这成了社区内的矛盾焦点；而且不出所料地，对股份分配最为不满的成员，也是最不满诺伊斯坚持放弃复合婚姻制度的成员——就是詹姆斯·唐纳和他的30个追随者。
1882年，71岁的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在加拿大去世——尸体被送回奥奈达埋葬。那之前四年，詹姆斯·唐纳与其派系退出了社区，将股票换成现金，坐着一辆马拉的篷车，开始向西长途跋涉，来到气候更温和，联结更松散的南加州土地上。这群人在洛杉矶南部的圣安娜安顿下来，慢慢融入了当地环境，幸福而繁荣——后来，詹姆斯·唐纳被选为此处地方法院的法官。
19
狂风击打人的自负，让它啜泣
和尖啸，留下赤裸惊惧的灵魂。
随风而去，虔敬如一。
因恐惧紧闭窗帷，与永恒失之交臂
还有那明艳、跃动的自我的火焰……
那么所追寻的是沉思领悟无限。
去它的门前，大胆地叩问意义。
长途漫漫，满是贪婪的庸人
渴求与你的根脉交缠。
抛之脑后，因为他们与夏日同朽……
——约翰·威廉森
当约翰·威廉森1970年开始为砂岩隐居地招募新人时，很多人像他一样相信“新生活方式社区”的时代在美国终于来临了。根据《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全国估计已经有将近两千个此类居所，大小各异千差万别，遍布在农舍、城市阁楼、山腹庄园、沙漠坯房、网格球顶的大厦以及犹太聚居区的廉租公寓里。住在里面的有嬉皮士园艺家、爱冥想的神秘主义者、时髦人物、耶稣迷、崇尚环保的福音派信徒、遁世的摇滚音乐家、厌倦的和平请愿者、辍离公司的人，还有威尔海姆·赖希和马斯洛、B.F.斯金纳 [106] ，以及维尼熊的忠实信众们。
俄勒冈州尤金市以西几英里处有一个占地80英亩的定居区，是由一群经营肉牛生意的性解放的中西部人创建的。在加州伯克利，受到罗伯特·里默一本性乌托邦小说的感召，璧人们比翼齐飞地——当然不总是和和气气地——住在一座叫“哈罗德西区”的大房子里。在奥克兰市郊拉斐特林地中的一个僻静所在，住着34岁倡导“负责的享乐主义”的维克多·布兰科，他在房地产开发中赚了钱，现在在加州和其他州拥有几个迷你社区；《滚石》杂志称他为“社区界的山德士上校 [107] ”。
在离新墨西哥州圣克里斯托瓦尔不远的地方，一位纽约艺术家和他受过斯坦福大学教育的妻子建立了占地130英亩的拉玛社区；而在科罗拉多州群山中、毗邻沃尔森堡的地方有一簇属于“自由社区”的小木屋，它的成员中有油漆工、陶器匠、皮革匠等。宾夕法尼亚州米德维尔市以外十英里是奥兹嬉皮社区，它的土地是从一位前海员兼商人手里继承过来的；而在弗吉尼亚州中部离库尔佩珀镇不远的地方，一群年轻的社会理论家创建了120英亩的双橡园社区，他们还经营农场，生产吊床，把自己的主要居所叫作“奥奈达”。
在纽约城，崇尚精神的社群主义者们住在褐砂石房屋 [108] 中间的静修院里，他们不练瑜伽和吟诵曼特罗 [109] 的时候就外出做木匠、泥水匠、油漆工等。在佛蒙特州的帕特尼，约翰·汉弗莱·诺伊斯的组织一个多世纪前被驱逐，而现在在这里已经成立了五个反主流文化的社区，其中最无政府主义的“红苜蓿部落”，大体是由一位麦片生产世家的公子提供财政支援的。佛蒙特州北部边远地区还有一个叫“布林阿斯”的农业社区，那儿有不少赖希的读者，他们相信，一夫一妻制、占有欲、妒忌和战争确实紧密相连；但这个社区，像许多类似的充满学院派激进主义者的农业社区一样，面临财政困境，因为成员们花太多时间阅读严肃书籍和在壁炉边高谈阔论，所以就没有多少时间在牛舍挤牛奶了。
一位叫罗伯特·乌里耶的作家屡屡有如此印象。1968-1971年间，为写作《破镜重圆》做调查时，他拜访了全美几十个社区。尽管对弗吉尼亚州的双橡园等地所呈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和高效率充满钦佩，但他无法忽视有很多社群主义者没有戒律和决心来践行他们的理念：他们谴责外面的污染和铜臭，自己却在满是迷幻剂的污浊小棚屋和阁楼里弄出来一种垃圾文化，这些地方挤满了嗑了药亢奋但精气萎靡的流浪汉。罗伯特·乌里耶所到之处都听到年轻人高呼着渴望与地球有机和谐地共处，渴望栖居于远离贪婪和敌意的和平之所，但是他在社区中也发现自己“被口水战和马拉松一样冗长的会议淹没，会上人们甚至无法决定是否该把狗关在门外。到处都是不能开的车和不能抽吸的泵，因为所有人都对塔罗牌的神秘历史了如指掌却对机械学一无所知。到处都是人们在为自给自足、脱离资本主义系统而奋斗，但他们却又接受食品券和老爸——一家卖维生素P的公司——的施舍。残羹剩饭堵住了水池，奶牛从没关的门里溜达出来，却没有人被责怪。到处都是摇摇欲坠和顷刻无常。总有人要离开，卷起行李，包好吉他，向人们吻别——他们要再度去寻找真正自由、无忧无虑的社区”。
约翰·威廉森很清楚这样的社区往往会吸引无根游民，他格外小心在砂岩不要吸收太多这样的人。虽然他想要反主流文化的伴侣加入砂岩体验——甚至在洛杉矶地下刊物《自由报》上登广告说砂岩要扩招，但他刻意不透露地点，只列上了城里一个租来的小办公室的电话号码，这样他的下属就可以一对一地面试申请者，向他们说明加入砂岩的基本要求和代价。
因为砂岩没有农场或产业来维持生计，威廉森决定接收大概200名付费会员，每年交240美金就可以把砂岩当作某种俱乐部：白天可以来游泳池游泳，在主屋的露天平台裸体晒日光浴，在草坪野餐；特定的晚上还可以和“大家庭”共进自助晚餐，通常是裸体的但并不强制如此，餐后他们可以小心翼翼地下楼到一个60英尺×20英尺的大房间里，那里灯光朦胧，铺着红地毯，任何人想要都可以在排列好的软垫和大枕头上做爱，或者仅仅是听立体声音乐放松一下，或者在壁炉边交谈。
为确保所有准成员都预先收到警告：砂岩会有放纵的夜晚，每个申请者在面试时都会领到一本小册子，上面写道：
砂岩背后的理念包括：人的身体是善的，公开表达爱与性也是好的。砂岩的成员只要不粗鲁无礼或把自己的欲望强加于别人身上，就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这里没有安排好的活动，不需要学习行为方式，也没有导师。在交互友爱的精神之下，成员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
砂岩体验中强烈而持久的重要性在于人与人的接触，但并非像鸡尾酒聚会那样充满了计谋戏耍和躲躲藏藏。在砂岩，接触包括基本水准上如实的、身体的赤裸和公开的性爱。在这些方面，此体验的意义远超任何理性的分析。行动的真实性，以及在基本层面上的接受与被接受，没有任何保留和掩盖，是砂岩体验的精髓。它超越了幻想，创造出一种新的共同体，在那里所有人的精神、身体和存在在彼此之间都不再陌生。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们之间的差异成为愉悦的源泉而非冲突的缘由。
砂岩为数不多的严格执行的规范包括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得成为成员；设施内不可使用任何毒品；另外，为了保持性别平衡，只有伴侣们可以结对参加晚间的活动。尽管晚餐伴有葡萄酒，饮用烈酒却被劝止。在办公室的初试，以及之后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在砂岩主屋进行的复试里，他们都下了很大功夫来了解申请者是否有酗酒、吸毒，或者精神疾病的历史，或任何可能被砂岩高强度的性氛围所唤醒或恶化的问题，在砂岩，忠诚的伴侣们可能会第一次充分了解甚至目睹他们爱人不忠的行为。
约翰·威廉森想要尽可能召集大量稳定的伴侣，那些相信如果没有性独占，私人关系会变得更加亲密的年轻中产阶级肉欲主义者。威廉森也希望能囊括较多媒体和学界的代表、商业领袖、律师、医师、作家和社会科学家，这些“改变的人”也许可以将砂岩的哲学用文字——如果不是用行为——传播给他们的朋友、同事，以及愈发接受新观念、新价值的消费大众。
威廉森为了和有影响力的人会面，可能的话也吸收他们，给著名的大学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发了邀请函，邀请他们来砂岩做一天客；他雇了专攻公关的同事，在媒体接受采访；和妻子芭芭拉一起，不远万里去研讨会上发言，那些研讨会探讨新生活方式社区和婚姻模式变革等问题。在宾夕法尼亚州波科诺群山间的科克里奇隐居地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威廉森发表了一篇演说来解释砂岩的目标，听众包括罗伯特·弗朗克尔——他从天主教神父变成了作家、丈夫和费尔里·狄金生大学的胚胎学性学教授；拉斯特姆和德拉·罗伊，两位宾州州立大学的化学家，也是一对富有经验的夫妻关系顾问；斯蒂芬·贝尔茨，身任费城行为矫正中心执行主任的心理学家；小说家罗伯特·里默；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听了威廉森的演讲对他在加州的实验饶有兴味，想要拜访砂岩看看那儿都发生了什么。
威廉森在远方撩拨起人们的热情时，家乡的“大家庭”可不是那么理想化地与他合拍；甚至他在砂岩时也似乎总是那么高瞻远瞩，从亲密圈子中游离出来，关注未来的计划，花大量时间款待重要访客，将他的魅力和性精力用于追求满足新欢。
第一个察觉并怨恨威廉森善变性格的人是朱迪斯·布拉洛，她过去曾被他热烈追求过，也习惯甚至是依赖上了威廉森的特别关注，现在感觉自己有些像旧物被弃之不理。为了他，她中断了家庭生活，离开郊区舒适的家，带着孩子和心怀不满的丈夫举家迁移到托潘加峡谷一个租来的农场里，只为了能离砂岩近些，能方便帮助威廉森他们清扫、油漆、改建、造园和其他装修。现在，完工的屋舍光彩照人，却不过成了玻璃橱窗，展示着威廉森的自我和不断扩张的野心。
威廉森不再是表面上那个罗曼蒂克的古鲁，他真正的职业更像是精打细算的工程师。在朱迪斯的眼里，威廉森正将砂岩变成一个家庭实验室，裸体大家庭像模型一样被展览，吸引新成员、新资金，以及威廉森一直想得到的学术界的兴趣。他高中之后就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唯一能为砂岩赢取学界地位的方式是建立一个顾问团，成员由大学认可的科学家和随机的行为主义者组成。顾问们自身的欲求在砂岩获得满足，也许会帮助威廉森在未来获取私人甚至政府基金，这样他就可以继续研究妒忌和占有欲的根源——而朱迪斯认为除非人们不再深深在乎彼此，否则妒忌和占有欲无药可医。
朱迪斯相信，虽然约翰·威廉森并不限制自己的妻子，但事实上就连他也受到性独占欲的影响；他似乎挺反感珍爱的奥拉利亚·利尔现在越来越多地与戴维·施温登单独相处，而且当朱迪斯向威廉森承认自己 也被施温登的身体吸引时，她觉得他的反应也很不满和消极。
朱迪斯不理会威廉森的反感，有天在孩子们去上学、丈夫去保险公司上班后邀请戴维到家里来；但她没把这次，还有接下来的另一次约会告诉任何人。不过她对这些幽会很不安，意识到自己仅仅是因为觉得威廉森会反对，就遮遮掩掩一件其实和他毫不相干的事，这让她备感困扰；也因此她渐渐承认威廉森对她的私生活有挥之不去的影响。整个处境充满了矛盾冲突：威廉森，直言不讳地拥护不独占的、开放的性爱，但在对待奥拉利亚和她自己时似乎很伪善；而朱迪斯对威廉森与新欢的“不忠”心怀怨愤，也或许在用和施温登私通来悄悄地报复，这些都是在嘲讽她自以为加入威廉森的团体后就获得了的自由解放。除去她和丈夫都心知肚明的通奸，有可能在内心深处她是一个占有欲强、在性方面内疚缠身的传统女人；在这种固执的自我怀疑中，再加上威廉森对她的生活难以捉摸的影响令她心烦意乱，朱迪斯决定无论如何必须离开威廉森和他正在幻灭的乌托邦。
不过，使她下定决心的关键性事件却相对而言微不足道，表面上看来与她和威廉森的关系、她的性生活、她的婚姻、孩子，或者任何非常私人的事情毫无关联。导火索只是她的宠物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