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社团和个人给国会议员寄去大量邮件，不断告知他们色情作品蔓延开来的情况，人们投诉他们街区的杂货店和书报摊被没有任何可取价值的垃圾文学污染；最高法院也收到很多轻蔑的邮件，由于在自由表达和个人自由问题上纵容的裁决，以及似乎漠视保守家庭和教会组织的传统，最高法院尤其成了美国右翼攻击的对象。自1953年厄尔·沃伦当首席法官的时代开始，最高法院就被各种各样的派系诋毁，因为它判处公共学校里的强制宗教实践为非法，因为它废除了学校里的种族隔离，因为它约束窃听行为，因为它降低了福利金受众的居留年期规定，因为它规定联邦囚犯如果在监狱里受伤可以起诉政府，因为它禁止执法当局“不合理的”搜查和逮捕，因为它维护宣传和接受避孕信息的权利。在言论自由和性表达这一问题上，没有哪个法官接到的嘲讽邮件会比法庭里最教条的公民自由主义者——威廉·O.道格拉斯——更多。
道格拉斯法官拆阅这些信件——其中很多是学生签写的——的时候，经常发现精确相似的短语甚至是标点，使他推断这些信是从学校或教堂的黑板上抄下来的。虽然大部分信攻击他的法庭判决，但也有一些指责他的私生活和多次婚姻。1963年，六十四五岁的道格拉斯法官第三次结婚，娶了一个20多岁的女子。三年后，他会再次结婚，新娘还是20多岁。在最高法院自1789年开始的漫长历史中，一共只有三次法官离婚的记录。三次都属于道格拉斯法官。
威廉·O.道格拉斯1939年在罗斯福总统的推荐下加入最高法院，自那以来，他就代表着个人主义对抗专制势力。他曾经写道：“宪法被设计出来是为了使政府不再压迫人民。”道格拉斯法官在保守派阵营引起的敌意，导致他的对手三次试图弹劾他，但都失败了。第一次发生在1953年，约瑟夫·麦卡锡议员引领的“猎巫”行动激发起歇斯底里的反共产主义，这期间，道格拉斯为作为被告的苏联间谍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夫妇签署了一项暂缓执行令——不过他们那年晚些时候还是在电椅上死去。第二次驱逐道格拉斯的呼声，出现在他第三次离婚之后；另一次撤销他职位的尝试，是在他的书《叛乱要点》出版之后，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拉尔德·福特在弹劾决议书中认为，该书会引起“暴力、无政府的混乱和社会动荡”。格罗夫出版社的《常青书评》，一份向来大胆、常常配有色情插图和故事的文学月刊，摘录了道格拉斯这本著作的片段之后，杰拉尔德·福特站在国会大厅里挥舞这份载有摘录的《常青书评》；决议书也宣称道格拉斯法官从不正当的来源收受资金——众议院小组委员会进行调查之后，确证两项指控都是捏造。就像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威廉·兰格一次对这个最高法院史上最具争议的法官说的：“道格拉斯，他们给你扣了不少屎盆子——但感谢上帝，都不黏。”
同样，道格拉斯收到的所有这些弹劾威胁和谩骂信件，都没有削弱他对媒体自由和性表达自由的坚持，即使这些性表达确实 缺乏可识别的可取价值。道格拉斯法官有次评论道：“不管淫秽是什么，它都无法被当作犯罪来衡量，只能被当作罪恶来描述。作为罪恶，它只存在于一些人的头脑里，并没有在其他人的头脑中，而且它太主观，不能由法律惩罚。”在他看来，恰如其分地审查什么是性方面不道德的言行，这项任务超越了道德团体、警察、邮政职员、神职人员、陪审团和法官的智慧和理解力——包括九位坐在这个国家最高法官席上、受人尊敬的法律贤人。关于最高法院的同僚们他写道：“恕我直言，我不知道这个国家还有没有其他组织比它更没能力做到：首先，从所目睹的东西中认识到什么是淫秽；其次，深思熟虑地裁决，某刊物在年轻人或年长者的头脑里留下的，到底是什么有害或有益的影响。”
不管道格拉斯对同侪法官们在色情方面领悟力的评价有多低，也不管他多希望法院和警官远离这个国家的锁眼，将注意力转移到国家律法真正应该关注的领域，最高法院在60年代还是继续仔细检查那些美国公民幻想和愉悦的源头；在两个罕见的案例中，高等法院非同寻常地决定，色情书籍出版商的社会影响如此差、如此无法补赎，使得这两个受审的人除了坐牢，不应获得任何较轻的处罚。
两人的一个叫爱德华·米什金。他的案子——“米什金诉纽约州案”——与“回忆录诉马萨诸塞州案”在1965年12月的同一天由法庭审理；但是米什金的情况，和那个最终被赦免了的古老的芬妮·希尔故事的案子完全不同。米什金在纽约被逮捕定罪，罚款1.2万美元，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因为他制造和销售一些粗制滥造耸人听闻的平装本小说，并为它们散发了大量下流广告，这些书似乎对异性性爱行为不那么着迷，反而沉迷于施虐受虐、恋物癖和其他被认为是变态的行为。米什金的律师们上诉到最高法院后，给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辩护，希望可以以此释放当事人：他们承认米什金的书也许确实 全无可取的价值，也许甚至使一般成年读者恶心嫌恶；但是这些书不是 为一般人 而写，当然也就并没有 激起一般人 淫邪的性趣。鉴于对“淫秽”的明确定义中要求一般读者受到撩人意象的影响，米什金这些诡异的书不能被归为淫秽作品。
但是这个逻辑最终并没有说服足够多的法官，情形还是对米什金不利。虽然道格拉斯法官、波特·斯图尔特法官和雨果·布莱克法官在第一修正案的基础上投票推翻对米什金的判决（布莱克法官和道格拉斯一样，坚持不论出版社刊印了何等不道德或离经叛道的作品，政府对全国出版社都没有管辖权），其他六名法官却认为下级法院对米什金的定罪是正当的，他们没有撤销对他的罚款或监禁。
这段时期第二个向最高法院上诉的也是纽约人——拉尔夫·金兹伯格，《爱欲》杂志、《家庭主妇的选择性淫乱手册》和双周简报《连音》的出版人。《爱欲》杂志引发了对金兹伯格的指控，罪名是违反考姆斯托克邮政法案，但实际上这本杂志与其说是淫秽，不如说只是撩拨人：它的人物彩照并没有露出生殖器或阴毛，文章也没有公然勾起淫欲，而且它优雅的图片、厚重的纸张和精装硬皮封面表明该杂志的设计和品质不凡。这本季刊靠邮件订阅销售，价格是一年25美元；出版的第一年，它收录的专题包括居伊·德·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泰利耶夫人的妓院》，由埃德加·德加配图；全彩重印重要博物馆里的古典裸体油画；还有《圣经》里有情欲的片段，并以《旧约》人物木版画做页边装饰。也有心理学家阿尔伯特·艾利斯 [138] 一篇名为《呼吁多偶制》的文章；另有菲莉丝和埃伯哈德·克龙豪森一篇名为《女人作为情欲旺盛者的自然优越性》的文章；重印马克·吐温曾颇具争议的短文《1601》；莎士比亚诗作的一些范例，它们被解读为暗示莎士比亚是同性恋；孟买男妓的照片；还有声名狼藉的楠·布里顿的故事，她在20年代初声称自己是美国总统沃伦·G.哈定私生子的母亲，制造了全国轰动的丑闻。
1962年冬天《爱欲》第四期被邮寄给订户，里面包括一个金兹伯格称为“炫彩的黑与白”的栏目，那是一系列展现一个强健有力的裸体黑人男性和一个迷人的裸体白人女性亲密接触的照片；尽管16张照片中没有一张的焦点在生殖器上，这一对儿却很明显是被刻画成了恋人。一些照片中他们在接吻；另一些中他们躺在一起爱抚对方；在也许是最惊人的照片里，他们面对面站着，手臂紧紧地抱住对方，大腿和骨盆牢牢地贴在一起，他们的身体靠得如此紧，女人的左胸都压平在黑人坚实的胸肌上。在这些照片的简介里，《爱欲》称它们为“摄像音诗”，它写道：考虑到法律要求的“可取的社会价值”——这一对儿是献给“一种信念，即不论种族，男女之间的爱是美的”；而且，文案继续写道：“今天，跨种族的情侣忍受着这种耻辱：不得不在一个质疑他们的世界里保护爱情。明天，他们会被承认是一个更文明进步的时代的先驱者，在那个时代里不会有偏见，唯一的种族是人类。”
当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第一次注意到这些照片时，据传他被激怒了。虽然很多肯尼迪的密友和同事相信，在私生活方面，他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或遵守一夫一妻制的人，但人们知道，在大众色情作品问题上他和约翰·埃德加·胡佛一样正直；而且，据维克多·S.纳瓦斯基所写的《肯尼迪正义》里说，在肯尼迪看到这对跨种族的情侣照片之前，他就已经打算审查《爱欲》和其他性出版物了。但是，据肯尼迪在司法部的副手尼古拉斯·德伯·卡岑巴赫向纳瓦斯基解释的，肯尼迪担忧这种干涉会被政治性地解读为他偏向于拥护天主教。不过，《爱欲》载有跨种族情侣的第四期是在全国打广告和发行的，包括南方腹地，而因为在密西西比大学正强行废止种族隔离，以及第一个黑人学生——叫詹姆斯·梅雷迪思的坚毅的年轻人——的到来，那是一个暴动四起、紧张不安的时期。肯尼迪相信《爱欲》的照片也许会对南方的民权进程产生负面影响，于是他迅速行动，以通过邮政派送淫秽物的罪名控告金兹伯格。
针对金兹伯格的刑事审判程序被安排成他必须在费城出庭应诉，而该市市长和警方在种族问题方面非常反动，而且强烈倾向于执行反淫秽法案，在最近费城学校督察长出席的一场典礼中，很多色情读物在教堂的台阶上被焚毁，当这些书在热浪中萎蔫下去的时候，一群男孩儿组成的唱诗班高唱着“荣归主颂” [139] 。在金兹伯格受审之前，一名费城居民在当地图书馆的日志中写道：“拉尔夫·金兹伯格在我们（费城）的法院获得公正审判的概率，和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法院获得公正审判的概率一样大。”
1963年6月开始的审判由一名冷峻的法官主持，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作为证据呈递上来的材料似乎都让他非常尴尬；庭审最后，政府召集了几个证人诋毁金兹伯格的作品，接着法官自己宣布，他从《爱欲》中找不到“哪怕一点可取的社会、艺术或文学意义或价值”，他对简报《连音》和《家庭主妇的选择性淫乱手册》也没有更高的评价。《手册》这本书是一位女作家对自己的多次婚姻和不忠行为自传式的描述，法官断定它“在法庭看来极度无聊，令人厌恶、震惊，对一般读者也是如此”。
但最终对金兹伯格案的判决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两位小镇邮政局长在法庭上的证言，他们回忆起曾经收到过金兹伯格在纽约的办公室发来的信件，信件请求从他们的邮局邮寄金兹伯格的文献和公告传单，这两个邮局都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荷兰社区。两个社区的名字都有性暗示意味，一个叫“布卢博尔”，另一个叫“因特克丝” [140] 。两个邮政局长以设备太小无法处理这么多邮件为由拒绝请求后，金兹伯格联系了新泽西州米德尔塞克斯 [141] 的邮局；那儿的邮政局长允许后，金兹伯格和他的职员从米德尔塞克斯发出了几百万张传单，吸引人们订阅《爱欲》和其他产品——收件人名单有一部分是从电话簿里弄来的，人数极大，且对象不加区分，尽管很多人积极答复了金兹伯格，其他人却并不高兴，尤其是在性方面节制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一不注意就拆了邮件，读到广告商承诺让人从色情文学中获得满足的诱人广告词。一些宣传《爱欲》的广告传单和都市日报整版广告中，甚至将该杂志的起源归于美国最高法院对性宽容的政策：“《爱欲》是最近一些法庭判决的产物，这些判决以注重实际的精神解读美国的反淫秽法案，给了这个国家自由表达的新气息。判决使得例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样此前被禁的文学名著得以合法出版。”尽管拉尔夫·金兹伯格在费城的一些拥护者也认为，他在《爱欲》的广告中提到最高法院并不明智，也相信从米德尔塞克斯散发邮件的想法是个低级玩笑，但当费城的法官宣告判决后，他们仍旧大吃一惊：金兹伯格以淫秽物玷污邮政，裁决有罪，罚款4.2万美元，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受到如此严厉惩罚的打击，金兹伯格和律师们立即向同位于费城的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庭提起上诉；但11个月后，他们被告知上诉被驳回，起草维持原判意见书的72岁的联邦法官声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自成一格的专家式经营，靠迎合和利用人类最大的弱点之一来卑劣地牟利……”
最终在1965年12月，“金兹伯格诉美利坚合众国案”被最高法院审理；庭审最热心的参与者之一是CDL的查尔斯·基廷，他提交了一份法庭之友 [142] 意见摘要，支持政府检察官，强烈要求严格执行联邦反淫秽法。金兹伯格的辩护和在费城时一样，仍旧是《爱欲》和其他出版物既不淫邪，也不公然冒犯，也不是全然没有可取的社会价值。确实，在肯尼迪起诉后的三年间，金兹伯格见识到休·海夫纳和其他几个出版商在展现赤裸裸的性等方面远甚于他，却没有被起诉；金兹伯格有信心，在华盛顿不像在费城，法律会被客观公正地解读，必然会撤销对他的有罪判决。
最高法院听取了金兹伯格首席律师的辩护词和政府发言人的立场之后，休庭数周仔细审议此案；三个月后宣布判决时，金兹伯格才得知法庭根本没有在意《爱欲》《连音》和《手册》是否淫秽这个问题。法院仔细考虑的反而是金兹伯格的广告宣传活动；最终投票结果是五比四，金兹伯格因通过邮件“勾引”而获罪，这是一项在那之前从未被处罚过的罪行——拉尔夫·金兹伯格的有期徒刑和4.2万美元罚款只以一票的微弱优势被判合理有效。
起草多数派意见书的布伦南法官宣读意见书时态度粗暴，令律师和听众的观察员们大吃一惊。他指出，金兹伯格的广告中弥漫着“好色之徒猥亵的目光”，也毫无疑问地表达出对金兹伯格行为的愤怒，因为他利用了米德尔塞克斯邮局，还在赞美《爱欲》的整版广告中鲁莽地提及了最高法院。过去十年间，崇尚自由的最高法院被指责在美国煽动很多事物，但布伦南法官不会允许《爱欲》杂志在此之列；不管在法律上它属不属于淫秽物，布伦南认为金兹伯格有罪，是因为他经营“迎合低级趣味的卑劣生意——‘提供文字或图片材料，公然以引起消费者性欲的方式做广告’”；作为对其他出版商的警告，布伦南补充道：“只要出版商唯一强调的是他出版物中撩人性欲的那一方面，仅这一事实就可判定其为淫秽物。”
四位持反对意见的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波特·斯图尔特、雨果·布莱克和约翰·哈伦——中，道格拉斯法官的意见书最清晰有力地为金兹伯格的宣传手段辩护。他指出：“在最好的杂志中做的广告，都充斥着大腿、关节、小腿、胸部、眼睛和头发，使潜在买主能注意到乳液、头饰、食物、酒、衣服、汽车，甚至保险单。这些性感的广告既不增加也无损于所售商品的质量。我也看不出来，为何它就会增加或损害一丁点儿所售书籍的合法性。一本书应该以其自身来受到评判，这与它为何被写出以及销售它时采用了何种诡计都是无关的。”
金兹伯格的律师们用巧妙的法律策略和不断的延期为他争取了保释，自由了几年，他们最终还说服司法系统将有期徒刑从五年减到三年；但逃不掉的，他不得不把自己交到法警手里的那一天终于来临，服刑的城市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刘易斯堡，不到20年前，政府在那儿监禁了像威尔海姆·赖希和塞缪尔·罗思这样的文字和思想的传布者。金兹伯格在刘易斯堡对媒体做了最后一次街头演讲，对他的处境表达愤慨，还将一卷印有人权法案的羊皮纸揉成一团扔进街边的垃圾箱，之后他转向联邦办公楼，在那儿他将正式失去自由。后来记者看到他戴着手铐走出办公楼，和一个犯有抢劫银行和过失杀人罪的黑人囚犯铐在一起，由联邦法警护送到一辆车中，他将被载到几英里远的高墙铁门里，一个狱监正等在那里。
旧的道德问题不断有新的违犯者，最高法院继续审理这些人的上诉；处理完金兹伯格的案件一年后，法院审理了一个出版不法之徒，但他既不是出版商，也不是经销商、编辑或作者。他在时报广场上的书报摊做生意，1966年一天下午这个不走运的人卖出两本平装书——分别叫《欲池》和《羞耻代理人》——给一个恰巧是便衣警察的顾客。摊贩罗伯特·雷德鲁普在那个便衣要买之前，从没读过也没听说过这两本书。事实上，雷德鲁普甚至不是书报摊的正式职员；他只是在那天顶一个休病假的熟人的空缺。但警察对这些情况不感兴趣，亮出徽章之后就将愁容满面的罗伯特·雷德鲁普逮捕了。他在看守所按了指纹，被警探痛斥，然后被指控违犯纽约州刑法第1141项禁止销售“淫秽、猥亵、下流的书籍”的规定。
《欲池》和《羞耻代理人》的出版商、圣地亚哥的威廉·哈姆林有责任保释雷德鲁普和为他做法律辩护。尽管刚在休斯顿历时两个月的淫秽案官司中花了30万美元——他被指控犯有25项罪名，陪审团悬而不决，但其最终裁断使他的几本书随后被禁，哈姆林仍旧毫不犹豫地为雷德鲁普辩护，该案在纽约州一路上诉，最终上达最高法院。哈姆林将花费10万美元为这两本售价75美分的书，还有在时报广场上售卖它们的摊贩辩护；但他觉得这非常值得，因为1967年5月，七名法官做出有利于他的判决，释放了雷德鲁普，并裁定这两本黄色读物在法律上不算淫秽物品。这是一个由法庭整体做出的判决，无需单一法官起草意见书；但雷德鲁普案不久就被性文学出版商们称赞为最高法院做出过的最自由化的裁决——因为如果《欲池》和《羞耻代理人》都不算淫秽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任何书算淫秽了。这些书和罪犯爱德华·米什金之前出版的书一样毫无可取之处，而且比金兹伯格被起诉的那些书报杂志色情得多。因此，支持第一修正案的律师和法学学者将雷德鲁普判决解读为美国实际上已经废止了书刊审查制度。只要没有像金兹伯格那样以“勾引”的方式做广告，没有强加给不愿接受它的公众或卖给未成年人，不管一本书的内容有多色情、恶心、毫无价值，法院都允许其存在，并被卖给任何想读它的人。
哈姆林欣喜若狂。在他看来，30多年前“美利坚合众国诉《尤利西斯》案”——该案中文学精英们取得了胜利——所开启的法庭抗争，现在在1967年终于结束了，而最终结果是普通老百姓凯旋。一本性露骨的书要合法出版，不再需要证明自己是乔伊斯的名著，甚至不需要证明是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那样有可取价值的小说；现在，最高法院在雷德鲁普案中似乎终于放弃了它国家文学作品公断人的角色，它确实既无时间也无才能胜任这项任务，而这一判决的衍生结果振奋人心。它暗示任何书，就算是垃圾，就算充满了全国最平庸的小说写手喷出的愤怒咒骂和污秽的胡言乱语，也可以被出版和销售，不管警察、神职人员或CDL会怎么想。它意味着，加州弗雷斯诺的出版商桑福德·E.阿达伊所销售的平装小说《一个警察的性生活》——他被密歇根州、爱荷华州、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和夏威夷政府起诉——因为雷德鲁普案的判决，现在合法了。
在最高法院1967年的备审案件目录表中，几乎有另外30个淫秽案以类似的方式被撤销，诉状上只印上了一个词——雷德鲁普。这也意味着，1968年纽约一家著名的出版公司兰登书屋能够不受审查和巨额诉讼费的威胁，发行菲利普·罗斯关于手淫的小说《波特诺伊的怨诉》。哈姆林认为，美国自由表达的边界不是被纽约的文学机构扩展的，而是被他自己、米尔顿·吕斯和桑福德·阿达伊这样不那么高雅的加州出版商拓展的——他们每年在法庭上花大笔钱，与反堕落小队、联邦探员和南方“圣经带” [143] 的郡县治安官抗争，如此打开了新的领域，当像出版菲利普·罗斯、诺曼·梅勒、威廉·斯泰伦、约翰·厄普代克这样有名气作家的出版商以后再探索的时候，就容易许多，获利也更为丰厚。
哈姆林对雷德鲁普判决的称心满意，很快就被由CDL这种组织发起的全国范围的反作用力抵消，他们用成千上万封信件和电报围困国会和约翰逊总统，抗议厄尔·沃伦领导的最高法院对性的纵容。就是为回应这些抗议，两名议员、CDL的荣誉成员——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卡尔·E.蒙特和新泽西州的众议员多米尼克·V.丹尼尔斯——提出了法案，成立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除了其他任务，还要求委员会研究“淫秽色情物品对公众，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以及它与犯罪和其他反社会行为的关系”。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其他自由分子最开始反对委员会的成立，因为他们知道，自由派的议员都不愿意公开为“淫词秽语”辩护，以防激怒选民，拿自己的政治生涯冒险。他们也认为委员会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右翼政治势力的工具，帮助他们以“道德”之名让思想审查正当化。
因此委员会两年后得出的结论——莫顿·希尔神父谴责为“色情产品出版商的大宪章”的报告——让绝对认同第一修正案的人又惊又喜，程度不亚于所引起的CDL的惊慌；哈姆林随后决定，出版发行装饰有几百张狂乱纵欲的照片和图画的插图版报告，使这件事引起的愤怒情绪进一步升级。这是哈姆林职业生涯中最放肆无礼的举动，让很多人非常不舒服，包括他的老朋友休·海夫纳。哈姆林请求在《花花公子》的书评专栏宣传插图版报告，被拒绝后，哈姆林才注意到海夫纳的感受。海夫纳的主编纳特·莱尔曼寄给哈姆林的主编厄尔·肯普一封信，里面解释了拒绝的理由。关于插图版报告，莱尔曼写道：
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它非常发人深思，但看不出任何在《花花公子》给它撰写书评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写一篇书评，仅仅是祝贺（贵公司）有这样精巧的想法，把一大堆露骨色情材料和证明它们无害的文章放在一起。天呐，想想“可取的社会价值”吧。我觉得要是有一天最高法院的这条准则无以为继，你们的这版总统报告就是罪魁祸首。
的确，我对你们的所作所为非常痛心。总统报告是在审查制度领域出版过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它受到极多攻击，而你们这群人推波助澜，造成是政府给你们提供了这些图片来搭配报告文字的印象，以赢取更耸人听闻的效果。你认为尼克松政府会善罢甘休吗？
不管怎样……我认为你们的机灵将导致你们身败名裂。你真应该让哈姆林读读希腊人是如何定义傲慢 的。
当哈姆林看到莱尔曼的信后，感到遭到了背叛；他突然看到了《花花公子》和海夫纳的怯懦及伪善。在性产业中大发横财之后，海夫纳现在似乎变得保守戒备起来，也许是因为尼克松现在主政白宫，而且大部分都市日报的社论版都发声赞同反淫秽运动。哈姆林在一封给海夫纳的信里写道：
《花花公子》是否给我们的书做书评是不相干的，实际上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尽管同样无关紧要，（莱尔曼）表达出来的无礼更别提傲慢粗鲁的态度。鉴于他的主编职位有名无实，我可以判断他只是代管理层发声。因为管理层就是你，所以应该通过合适的渠道澄清是非，以教导他。
他若无其事地提到最高法院准则——它在60年代初期和中叶最浓墨重彩地制定出来，而实际上它大半是基于对我们公司的判决制定的。战争打响的时候，你不谙世事的编辑并不在场。1953年那个晚上，在埃文斯顿的我家，当我告诉你和你可爱的妻子米丽，你不能向美国公众兜售性产品的时候，他当然也不在场。我当时的想法，在《花花公子》诞生前是一个典型的判断错误，但与当时的商业伦理吻合。你投入战斗，但尽管如此，《花花公子》也被邮局判为淫秽刊物，无法获得二等邮政许可，直到1957年年中，我通过华盛顿的联邦法院，为我的杂志《无耻之徒》赢得了一个二等邮政许可，此后不久，受此案之惠，《花花公子》没通过法庭抗争就获得了自己的邮政许可。
不知什么缘故，似乎你的员工觉得是法律自己爬到了奥林匹亚的高度，但事实是其他人，尤其是我们的努力，通过胆魄和毅力实质上改变了法律气候。莱尔曼先生知道什么是“可取的社会价值”？当这一因素被决定的时候，他在联邦法庭里吗？我在，你很清楚……
至于《报告》本身，我基本上不需要莱尔曼告诉我的公司它有多重要……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作为参与其中的一员我很清楚这一点，也正因此我们要出版它。完全不像莱尔曼那样蹑手蹑脚装腔作势，我们大声清晰地说出来。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有像今天这样的言论和表达自由。因为大约15年来，我公司的立场一直是无畏而直白的。莱尔曼觉得《花花公子》是在哪儿大量生产出来的——在《时尚先生》一间充满无病呻吟的保守思想的密室里吗？……难道这家伙不知道，你那时在冯·罗森以性为导向的出版公司工作，《花花公子》正是从那儿 产生的吗？
所以在书评这件事上，请好好管管你不懂事的雇员吧。当你私下要看这本书时我寄给了你，感觉你对它的兴趣是真诚的，我了解它在文化中的重要性，以及它毫无疑问会引起的争议。《报告》是通往思想自由道路上的又一座里程碑。这条道路有很多部分是我们铺设的。我们出版的这本书就是重要的铺路石之一。但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我们从来就不需要。我仅仅是以为，这么长时间了，你应该已经做好准备运用杂志赋予你的领导权了。抱歉我看错了你。不会再有这种事。
休·海夫纳没有回复，但是哈姆林在全国发行插图版报告后不久，收到的一则回复是美国司法部长约翰·N.米切尔在达拉斯和圣地亚哥对他的起诉。哈姆林和他的三个员工在圣地亚哥被指控传播和销售“未经授权”的《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而且用淫秽图片说明这份报告。
接到米切尔起诉的一周之内，哈姆林买下《洛杉矶时报》和两份圣地亚哥日报的整版广告，批评米切尔的行动是尼克松政权“遮掩不住的政治手腕”，意图用“色情威胁论”转移美国公众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注意“如下问题：失业、饥饿、贫困、扩张的城市贫民窟、教育、支离破碎的税收和在远离家乡的地方秘密进行的战争”。广告继续说：“纳税人的钱不应该被浪费在监督美国人的思维和阅读习惯上，公民也不应该因批评官方行为而被惩罚。法庭宝贵的时间不应该浪费在此等事务上。司法部长和政府应该把时间和注意力投入到当下紧迫的问题中去。”
尽管政府起诉哈姆林的诉讼程序很便利地在他的居住地展开，省了他不少要是在达拉斯——联邦调查局购买插图版报告的地方——应诉所需要支付的额外费用，但是哈姆林在圣地亚哥要面对的联邦法官戈登·汤普森，却是最近被尼克松任命的；甚至在庭审开始前，哈姆林就已经感觉到自己深深陷在无情的处境中。首先，汤普森法官拒绝了辩护律师延期一个月审判的请求。延期可以让法庭上抽取陪审团成员的主要陪审团任选轮盘 [144] 中纳入一个最近编制的名单，新名单中新注册的选民也许在性方面比轮盘中年老些的选民要宽容，而轮盘中的旧名单已经三年没有更新过了。然后辩护律师建议，询问每个可能的陪审团成员如下问题：“你是CDL的成员吗？”“你认为自己非常虔诚吗？”“你最近是否在你礼拜的地方听过关于淫秽的布道？”也被法官驳回了。
1971年10月开庭时，陪审团由九男三女组成，年龄都相对较大；而且让哈姆林不舒服的是，政府的一位首批证人梅尔文·安凯尔博士是个非常支持CDL的人，还帮助基廷完成了少数派报告，他斥责哈姆林的插图书和宣传册是败坏的“淫欲”。报道庭审的圣地亚哥报纸对哈姆林的插图书也一样没有好印象，管它叫“下流报告”。“下流”这个词在日报大标题中不断出现：“下流案在密谋事实方面遇到阻碍”；“法官禁止阅读下流报告”；“三专家为下流案庭审作证”。另外，比起辩方证词，圣地亚哥报纸编辑们刊载了更多政府证词；而且汤普森法官决议排除一项证词，这也扰乱了辩方，因为那是最支持哈姆林的一位证人——一个年轻女性，她最近在圣地亚哥做了一项调查，给718名公民看了哈姆林的色情宣传册后，她发现，基本上大多数人认为公众不应该被禁止阅读它。法官以“与本案无关”为由不考虑这项调查，因为哈姆林是由于一项联邦罪行——污染邮政——而受审，因此证据必须与全国的性标准相关，而不仅仅是圣地亚哥的标准。
庭审历时两个多月于1971年11月结束，陪审团历经重重困难才做出了裁决。尽管哈姆林书中的插图对陪审团来说色情得再露骨不过了，但陪审团内部也承认，这些图片准确地描绘了总统报告所研究的内容；而且哈姆林书中的文字，几乎全部是委员会的一点儿也不淫秽的文章和数据。但是，对于哈姆林寄出的5.5万多份广告宣传册，陪审团就不那么宽大了。虽然宣传册重印了书中露骨的色情插图，但它没有加上委员会报告的任何原文摘录，反而用编辑版面攻击尼克松总统拒绝委员会的建议；这种组合冒犯了至少十几个未经索要就收到这份宣传册的公民，他们分别在邮局正式登记了投诉。所以经过六天私下辩论和争执后，陪审团裁决，就算书不淫秽，那份宣传册也许是淫秽的；在此结论的基础上，汤普森法官在1972年2月传唤威廉·哈姆林到法官席前，阴沉地宣判他四年有期徒刑和总计8.7万美元的罚款。哈姆林的主编厄尔·肯普被判三年有期徒刑，而两个下级职员被判处缓刑五年。
判决使哈姆林目瞪口呆、心烦意乱，但鉴于他以保释获得有条件的自由，他还没有完全灰心丧气。他和他的律师们打算上诉到加州的第九巡回上诉法庭；被驳回之后，他们会去美国最高法院，过去哈姆林的书在那儿都胜诉了。
1973年6月，上诉法院公开了对哈姆林的意见书；它支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确认哈姆林有罪。但是两周后，正当哈姆林的律师们在准备提交给最高法院的诉状时，哈姆林听到了他认为在出版业这么多年来最不祥的消息：最高法院突然变更了对淫秽的定义，新定义预示了色情产品出版者的阴暗前景。一份令人吃惊的决议在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票数通过，大半是由四个尼克松任命的法官——伯格、布莱克门、鲍威尔、伦奎斯特加上肯尼迪任命的怀特法官——支配的。在决议里，最高法院迅速从法律用语中删去了“全然没有任何社会意义”——这个喜爱表达性爱的人们一直最常钻空子的短语。1973年6月21号公布的新法律使得想要取缔涉性作品的公诉人不再必须证明它“全然没有”价值；它只要缺乏“严肃的文学、艺术、政治或科学价值”就可以被认为是淫秽。近些年来所有自由化的趋势——“雷德鲁普诉纽约市案”“回忆录诉马萨诸塞州案”“雅各布利斯诉俄亥俄州案”，现在都被首席法官沃伦·伯格起草的新意见取代；一个色情产品出版者的案子促使他和保守派同事强化反淫秽法案，这个色情产品出版者曾经因为用邮件传播淫秽广告小册子而被传讯。
这个已被定罪的出版人是洛杉矶的马文·米勒，威廉·哈姆林对他很是了解，因为他名声在外。近几年来米勒通过发行X级的家庭电影、露骨色情照片杂志和黄色读物赚了几百万；而且，像那么多被指责为以可耻的出版和贸易为营生的美国人——例如哈姆林、海夫纳和格罗夫出版社的巴尼·罗塞特，例如大卫·S.艾伯茨，一个被定罪的洛杉矶邮购商人，和埃德·朗伊，一个洛杉矶裸体公园的主人，他也为那位历史上裸体上镜数最多的女人摄影——一样，马文·米勒在芝加哥城出生长大。似乎那个爱尔兰天主教气氛浓重的城镇，注定要养育一些对性爱着迷的本地人，但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最终会将自己流放到更加自由的地方。芝加哥就是美国的都柏林。
马文·米勒是芝加哥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儿子，父亲在他1929年出生前几个月去世。马文·米勒和他穷困的俄国移民母亲靠救济金生活了五年后，在6岁时因闯入一家面包店而被捕，然后被委由一家犹太少年机构看管。此后米勒的大部分青少年时代是在寄养家庭和公立寄宿学校里度过的，他的监管人都承认他智力出众，有躁动的野心，而且像几年后在一份假释报告里记录的，他“有天分找到能迅速致富的生意”。
大一从芝加哥大学退学后，米勒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例如散装二手银箔经销商，卖覆盖整个地面的地毯织料的推销员，股票经纪人，以及洛杉矶一个毛巾和日用织品供应公司的经理——50年代初，他因为在那儿伪造公司账目，骗了公司3.5万美元而被法庭定罪。这些罪行，加上像纵火罪这样的其他罪行，使米勒成为加州监狱的常客，在那儿他的行为总是反面教材，但他也被监狱教辅们认为只是个无聊的骗徒，有些许魅力，但不大了解社会系统如何运转，甚至更不知道什么会让他惹上麻烦。
1961年从监狱被释放之后，他适时地在洛杉矶色情产业圈赢得盗印者的恶名，他以连载的形式私下复印出版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我的秘密生活》，而纽约的格罗夫出版社刚刚花了5万美元，从一个德国收藏家那里买下这本书的所谓美国独有出版权。但是米勒没跟任何人说，就在十期杂志上连载了这本书，每一期在书报摊上卖1.25美元。当格罗夫出版社的巴尼·罗塞特以版权侵犯罪控告米勒时，一个加州法官发现自己处境奇特，不得不解决这两个他都想送去监狱的人之间的纠纷。但是因为，在格罗夫出版社紧跟罗思判决，以昂贵的两卷本发行《我的秘密生活》之前，它毋庸置疑早已存在于公共领域（尽管非法），所以从技术上说格罗夫出版社的起诉伤不到米勒；罗塞特唯一可以阻止米勒继续印刷该书的方法是在庭外付给米勒一大笔钱，他很不情愿地这么做了。
当马文·米勒开始通过邮件发放几千份广告宣传册，吸引人们注意他想卖的一些物品时，他短暂的好运就结束了。其中一本叫《我，一个同性恋》的裸体男模画册售价3.25美元；一本叫《名叫邦妮》的大开本画册售价10美元，里面允诺给读者一个金发裸体女人24张撩人的彩照；另外一本售价10美元的画册《非洲的黑色性爱力量》里，有一对黑皮肤夫妇的特写；价格15美元一册的《色情图录》刊印了150件色情艺术作品的复制品，其中包括萨默塞特·毛姆和法鲁克国王 [145] 的一些经典收藏；还有一部叫《夫妻性交》的X级8毫米电影，售价50美元。
米勒发放宣传册的联系人名单，是由洛杉矶一家邮寄名单中介提供的——该公司专门把使用邮购的消费者的名字编纂成名单，名单以他们过去买过何种商品分类，这些商品从园艺用品到古董汽车零部件不一而足。为了保护他的名单，该中介不透露有各种“特殊兴趣”的人的名字，却负责填写地址和邮寄制造商想要散发的广告材料，他向制造商要价高达每1000个名字100美元。马文·米勒要求得到将近30万个名字，花了他大约3万美元。虽然所有的名字都在中介的所谓“X和Y”名单上——过去曾买过“成人”用品的人——但实际上中介没法确定，米勒的邮件会不会偶尔到了“错误的人”手中，因为中介手上的性产品消费者全国名单中，渗入了不少邮政检查员和道德社团间谍的假名。
因此回想起来也不奇怪，米勒进行广告宣传战役后不久，警局就接到一些投诉——不过就法律来说，是谁打开了邮件并没有什么差别。根据加州法庭的裁决，米勒的材料是淫秽的，他有罪，日后他因犯下此罪被沃伦·伯格警告，而伯格可以说已经算是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了。在伯格对“米勒诉加利福尼亚州案”历史性的判决中，他写道：“上诉人为销售插图书进行了大范围的广告宣传运动，这些书可以被委婉地称作‘成人’材料。”伯格在脚注补充道：“我们在此案中讨论的材料应该被更确切地定义为‘色情作品’或‘色情的材料’。‘色情作品’（pornography）一词由希腊语而来（porne ，娼妓；加上graphos ，书写）。该词现在的意涵是，‘1.对娼妓或卖淫的描述；2.对纵欲或淫荡的描绘（在写作或绘画中）：对色情行为的描绘，意图激起性欲。’以上摘自韦氏新国际词典。下流的色情材料是所有‘下流’表达的子集但并不是全部，至少从我们的语言现在如何使用‘下流’这个词来看是这样的。因此我们注意到，在此案中使用的词语‘下流材料’有源自罗思案的特殊司法意义，即‘关于性的’下流材料。”
早在马文·米勒案上诉到最高法院之前，沃伦·伯格就已不能容忍在美国书籍、杂志、电影和现场表演中性爱被呈现出来的样子了，不仅在东西海岸的大城市是这样，在明尼苏达州小一点的中西部社区也是这样，伯格就是在那儿被他正直审慎的家庭抚养长大的。去年，几乎全国所有的州都出现了按摩院、裸体酒吧和像《深喉》这样的电影——62分钟长的正片里有50分钟是各类性交的场景。不仅上百万男人看了这部电影，他们还带上了自己的妻子或女朋友：《深喉》是很多情侣一起观看的第一部露骨色情电影，他们中很多人被好奇心诱惑，因为这部影片被大张旗鼓地宣传，放映时经常被全国的反堕落小队突袭，他们坚韧但徒劳无功地想要完全查禁它。
但现在在马文·米勒案中，首席法官伯格和最高法院中其他保守派终于找到机会，来表达他们对美国性开放的愤慨，驱除他们前任在60年代的放任纵容的态度。伯格宣布，色情出版商凭着在俗丽书籍的扉页重印“伏尔泰语录”就可以令这些下流书合法化，这样的好日子结束了。而且，他扩展这个主题，继续说：“如果国家警察权力可以在公共街道上禁止某种行为或对该行为的描述，那么当这些行为改到了在酒吧或‘现场’戏剧舞台上发生，也不会让它们自动受到宪法的保护，就像宪法不会保护正午在时报广场‘现场’表演交合的男女一样，即便他们同时也在严肃参与政治对话。”
伯格强调，新的反淫秽法也意味着，也许一些事物在时报广场和日落大道的电影院和人行道上仍旧是合法的，但这不再会影响主要街道的地方法官或“圣经带”的郡县治安官对审查法的解读——因为现在是以“社区标准”，而不是“国家标准”，来判决所有涉及第一修正案的淫秽案。更具体地说这意味着，一本像《花花公子》这样的杂志（它的广告商总是假定，《花花公子》每月既可以被摆在大城市也可以被摆在小镇的书报亭里）以及像《巴黎最后的探戈》（由马龙·白兰度主演，预期向全国观众放映）这样的主流情色电影，现在也许会发现他们在那些城市或市镇的市场被审查制度限制了，在那里，有自发组织的治安维持团体给地方政客和警察施压，要求维持道德的“社区标准”。最后，抛弃了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的结论，首席法官伯格写道：“尽管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反社会行为和淫秽材料之间有联系，立法机关还是可以明智地决定，这样一种联系确实或可能存在。”
伯格的判决意见书要求全国的报纸刊登在头条，代表保守地区的国会议员、神职人员和像查尔斯·基廷这样有宗教热忱的公民，热情洋溢地称赞它，基廷发表在《全国正派报道》中的声明说：“从我创立CDL十五逾年以来，色情出版商肆意践踏美国公众，用污秽的浪潮吞没了这个国家，将她引到道德败坏和衰亡的道路上。他们是为了钱。巨额的金钱。数十亿元。为了钱他们愿意出卖自己的国家、同胞和我们的孩子，让他们陷于性堕落的枷锁中。这些阴沟里的商贩把他们肮脏的商品包在美国国旗里，自己蜷缩在宪法后面。他们想利用那份解放了人的心智和精神的伟大文件，来奴役美国男人，贬低美国女人。这些卑劣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久我们就会带着震惊和怀疑回首，看看我们让自己被他们以‘自由’之名拽入何等深渊。”但是，基廷的社评继续说：“现在要看我们的了。要看你的了。美国正直的人，在最高法院的支持下，将要发动一场神圣的，是的，神圣的 战役对抗淫秽物商人。从今天开始我不会休息，所有和CDL有关联的人都不会休息，直到美国所有色情出版商要么歇业，要么进监狱，或两者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