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法官先生，我也正要表达此点……米勒判决要求，判断淫秽的标准被限制为：可适用的州法律中对性行为的具体描述……而且它表明，如果对联邦标准的清晰性有严重的怀疑，我们需准备好将这些标准理解为露骨的性行为。而且事实上……”
“但是已经定罪之后就难以探讨这些标准了，不是吗？”斯图尔特法官说。
塔特尔和斯图尔特继续辩论下去；然后塔特尔不被打断地说了几分钟，直到斯图尔特法官再次开始问问题，大部分讨论的是，各种各样的社区如何能够公正地解读和实施哈姆林身陷其中的联邦邮政法规。“米勒案应对的是一项州法律，”斯图尔特提醒塔特尔：“在一州之外并不可适用。但是此案中（哈姆林案）我们应对的是一部联邦法律（考姆斯托克法）。”然后斯图尔特补充到，现在这部古旧的联邦邮政法在全国已有数不胜数的地方释义。斯图尔特提出，这就好像：“副检察长办公室里的某人告诉我们，国内税收法规在全国很多地方有了不同的含义。”
但是，塔特尔回答：“最高法院在一个仅涉及州法律的案子（米勒诉加利福尼亚州案）里回到临时性的社区标准，是因为它发现，陪审团表述和理解国家标准的努力并不完全成功。如果是这样，那么一个试图裁断联邦淫秽案起诉的陪审团，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第一修正案和国家标准无关吗？”道格拉斯法官问。
“当然有关，”塔特尔说：“最高法院在分析第一修正案的基础上，制定了对国家标准的要求。（关于考姆斯托克联邦邮政限制）我要说的仅仅是，我不认为国会考虑的是所谓地区标准或国家标准——他们考虑的是陪审员会认为是淫秽的材料——而这再一次是米勒案告诉我们的。”
“我设想这是真的，”首席法官伯格用心良苦地补充道：“在肯塔基州经营没有执照的电影剧照生意，比起在其他州经营，也许会从陪审团那里得到不同的回应，因为在其他州这并非是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事。但是法规准则还是同一个准则，对不对？”
“是的，”塔特尔回答，“对于很多罪行都是如此，事实上我要说在大部分情况下，犯罪是……”
“但是，”瑟古德·马歇尔法官说：“你能说在纽约州一张电影剧照不是一张电影剧照吗？”这个问题令塔特尔很困惑。“它是或者不是 一张剧照！”马歇尔不耐烦地叫出来，让塔特尔大吃一惊。“它在纽约州和在肯塔基州一样是同一张剧照！”
“我非常同意，马歇尔法官先生，”塔特尔说，“这也是为何我说在那些情况下……”
“但是，”马歇尔继续说，“你能在肯塔基州有《猎爱的人》的剧照，却不能在纽约州有……”
“《猎爱的人》也许超越了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市有关坦率的边界，”塔特尔说：“而且《猎爱的人》也许事实上是在勾起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市一般人淫邪的兴趣，但是如何评判仍旧是最高法院的权力……”
“塔特尔先生，”马歇尔打断他，说得温和了些：“我唯一的异议是：你在推断米勒判决改变了（考姆斯托克）法规的决定。”
“我并不认为米勒判决仅仅是，如果我能这么说的话，一项决议。”
“那么我来问问你——米勒判决对这项法规的影响是什么呢？”
“米勒判决仅仅涉及淫秽材料……”
“没错。”马歇尔说。
“最高法院自罗思判决起就尝试确定‘淫秽材料’的意涵，”塔特尔继续说，“在每一个判例中，最高法院制定的规则都有些许不同。今日所陈述的米勒判决在社区标准问题上的意见，是该标准必须是当代论坛社区的标准。”
“你能否劝告一名被告是否该当服罪？”道格拉斯法官问，补充道，“……（法规准则）是否足够明确，还是过于隐晦使得我们只能臆测？”
“我认为，”塔特尔回答说，“这是很明显的，法官先生，对淫秽的定义并不像关于其他罪行的法规那么清晰明确……”
“在这项联邦法规下，”道格拉斯推理道，“……从纽约州邮寄材料可以是无罪的，但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接收和销售这些材料可以是一项罪行——对吗？”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塔特尔说：“我们可以推测这样的情形。但同时，在材料被散发、罪行被犯下的地点下达有罪判决也是有可能的。”
“塔特尔先生，”首席法官伯格补充道，似乎想要帮助澄清反淫秽法案变幻莫测的性质，如果不是为这种性质辩护的话，“最高法院在过去15年间对淫秽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定义——改变这些定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是吗？……从罗思判决到雅各布斯判决到其他判决一路下来，这是一场革命……”
“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努力，”塔特尔同意，“来尝试制定可操作的准则……”
“塔特尔先生，”拜伦·怀特法官问，“你指出在米勒判决之前，有第三条评价准则，即材料需要‘全然没有可取的社会价值’——你所凭借的是哪些判例？”
“我凭借的是‘回忆录诉马萨诸塞州案’。”
“该评价准则在此案中获得几票？”
“获得了三票。”
“那么，在哪个判例中它获得了五票？”
“……很抱歉，”塔特尔纠正自己，“正是在‘回忆录案’中它获得了五票。”
怀特法官微微皱起眉头，似乎塔特尔的回答惹恼了他。虽然60年代中期，确实有五名法官在“回忆录案”中允许描写芬妮·希尔的小说合法化，但当时确实也只有三名法官，同意那份观点不统一的意见书中所使用的特定语言——甚至在八年以后的今天，怀特法官（之前是反对这本书的）似乎仍旧对那次的结果耿耿于怀；他以清晰硬冷的语调提醒塔特尔，“回忆录案”“并没有获得五票”。
“我认为它获得了五票的原因是，”塔特尔执意解释道，怀特的嘴唇绷紧了，“有两名 最高法院的法官认为，在任何 情况下这本书都应受宪法保护，有三名 法官认为，除非能证明这本书‘全然没有可取的社会价值’，否则它应该受到宪法保护……”
“但是事实仍旧是，”怀特说，俯视着塔特尔，“从来没有 一个时刻有五名最高法院法官同意那条评价准则。”塔特尔沉默的时候，斯坦利·弗莱什曼饶有兴致地观察着怀特法官展现出来的冷酷性格。此前弗莱什曼认为，自己颇有机会使怀特转而支持哈姆林，但是现在他看出来，唯一的希望只在刘易斯·鲍威尔法官身上了，那个坐在最左边的瘦削、安静的弗吉尼亚州人，正用细长的手指轻抚自己苍白的尖下巴。这时，雄辩的艾伦·塔特尔机智地结束了和怀特的争论，承认怀特对“回忆录案”的记忆很准确，然后继续他准备好的演说，迅速忽略了威廉·布伦南法官打断他的努力。
“请暂停一下，塔特尔先生，”布伦南法官终于说。塔特尔转向这位阴沉着脸的70多岁的老人，正是他起草了广受争议而现在行将消亡的“回忆录案”意见书。塔特尔听到布伦南问，“是否所有这些讨论暗示着，也许甚至米勒判决，也没法给这个非常麻烦的领域下定论？”
“米勒判决给我们……”
“那不是 我的问题，”布伦南插进来，“我的问题是，你是否认为米勒判决必然是这个领域的定论？”
“米勒判决当然不是它的定论，”塔特尔说，“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今天带着一些问题在这里。但是我们的问题和米勒判决的应用有关。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质疑米勒判决中所表述的判断淫秽的标准，而仅仅是试图决定，在此种定义之下，一个米勒案之前的判决是否能被维持。”塔特尔停下来等一些回应；由于没有回应，他继续说下去：“现在我们不相信，对‘米勒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中包含着的地方标准的批评，必然会使所有在米勒案之前的联邦淫秽案起诉无效。而且我们不认为最高法院有这样的想法。首先，自米勒判决起，有大量的案子被依照米勒判决发回上诉法院重审。这些都是联邦案例，陪审团被要求使用国家标准，就像（哈姆林在圣地亚哥受审时的）陪审团一样。而且我们相信，如果米勒判决之前的案子，因为使用国家标准而令法规准则含糊不清、不符合宪法要求的话，我们看到的应该是推翻原判，而非发回重审……”
看到发言台上的小灯开始闪烁，提示他时间快要到了，塔特尔做结语时提高了声调：“……如果人们质疑被告在国家标准之下被错误地审判了，我们会说这是一种无害的错误，因为（哈姆林的）材料在任何 标准之下都是淫秽的，上诉人的出版物超越了任何社区的底线。”停顿了一下，他说：“非常感谢。”然后落座。
首席法官伯格点点头，然后面向右边说：“弗莱什曼先生。”
弗莱什曼很明显被塔特尔的结语激怒了，他一到达发言台就开始咄咄逼人地驳斥政府公诉人的论点。
“首席法官，”弗莱什曼开始说，“……这份材料完全不是 淫秽的！它在国家标准下不是淫秽的。在地方标准下也不是。……公诉人说它在任何 标准下都是淫秽的。我要提醒法庭一部电影《深喉》，它曾经被认为在任何标准下都是淫秽的，却不断被全国的地方陪审团认为不是 淫秽的。”
政府对哈姆林的起诉，弗莱什曼继续说，是任意构想的、含糊定义的，在法律上充满缺陷。这份起诉以考姆斯托克式的语词为特点，例如“淫荡”“猥亵”“下流”“污秽”和“龌龊”，但是它却不能证实哈姆林本人犯下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侵害公共道德的罪行。“看看这份起诉状——有明确性可言吗？”他申诉道。“没有，”他回答：“它一点也不明确……起草这份起诉状时法律对淫秽的定义是什么呢？怀特法官提出‘全然没有可取的社会价值’并不是定义的一部分。就当前的意图而言，我不在意它是否是定义的一部分。我不在意它是地方标准还是国家标准。我不在意你是以国家标准、地方标准或完全没有 标准来判定什么是淫邪的兴趣。我只是 要说，如果你有一项如此悬而未决的法规，那么绝对不能再降低的最低限度是，我们有权在起诉书 中知道所犯下的到底是什么罪，而不是类似‘淫荡’‘猥亵’这样含糊的词，然后说所有人 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我们毋庸置疑一直 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现在，”他继续说，“我们确实有其他观点，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强调一些由起诉书的缺陷所带来的罪行。例如，回应我们索要详情说明的请求，我们被以法定的语言指控说涉案材料是违法的，因为它勾起了一般人淫邪的兴趣。但是（圣地亚哥陪审团）……被告知如果材料勾起了一般人淫邪的兴趣或者 一个明确定义好的性反常人群的兴趣，他们就可以定罪。当我们向上诉法院申诉时，上诉法官赞同，应该仅仅根据一般人标准来衡量，但认为这是一个无害的错误……”
“关于勾引的问题也是这样，”弗莱什曼继续说：“起诉书上并没有提到勾引，详情说明里也没有——但是 陪审团却被指导说，他们可以基于一套‘勾引’的说法来定罪，即使完全没有证据表明有勾引存在。我所知道的没有一个案例表明，一份广告能够‘勾引’起人们对它本身的兴趣……”
“金兹伯格案呢，弗莱什曼先生？”首席法官伯格问，“里面什么也没有表明吗？”
“并没有，”弗莱什曼说：“尊敬的法官阁下，我对金兹伯格案的理解是，法庭认为涉案书籍是淫秽的，是因为宣传这些书籍的小册子实际上声称它们是淫秽的，因此这点就被考虑在内。但是对金兹伯格案的判决完全没有 提出，广告可以勾起人们对它自己的兴趣。这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小册子被邮寄出去，它或者是淫秽的或者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它也没有让自己去勾引……”
“弗莱什曼先生，是否有记录显示这份5.5万人的邮寄名单是如何编制出来的？”这时传来刘易斯·鲍威尔法官轻柔的泰德沃特——里士满口音，这是他今天第一次说话；弗莱什曼用拐杖将自己转向他的方向，以直接面对这位坐在最左边的询问者，这位法官可能会在这件案子里投下“决定性的一票”。律师用谦和的方式回答说：“尊敬的法官阁下，记录并没有显示。我们有的确切的记录是，有12个人受到了冒犯。这是我们知道的一切。有5.5万或5.8万本（小册子）被邮寄，有12个人受到了冒犯……”
“是否有记录显示这5.5万或5.8万个人曾要求邮寄这本小册子？”
“并没有关于这一点的记录，尊敬的法官阁下。”
“记录是否显示，”鲍威尔继续说，“有未成年人收到了这本小册子？”
“记录确实 显示完全没有 任何未成年人收到了它。”弗莱什曼回答，很高兴有机会让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对这一事实印象深刻；他也抓住机会补充到，哈姆林的办公室知道有12个人向邮局投诉后，马上从这名经销商的邮寄名单中删除了全部12个名字，保证投诉者日后不会再收到更多与性相关的邮件。
“我猜想，”鲍威尔法官继续轻柔地说，“没办法确定，在这5.5万个收到小册子的家庭里孩子的数量？”
“没有办法，”弗莱什曼承认，“但因为我们是在猜想，我能这么说，尊敬的法官阁下：我知道这份名单的意旨是，邮寄给此前表露过想要接收性露骨材料的人。只有那样的邮寄名单才是有价值 的，因为得寄给感兴趣的人……如果您想要售卖猫粮，就需要寄给家里养了猫的人。”
注意到鲍威尔严肃的面孔上淡得难以察觉的微笑，弗莱什曼继续说：“所以事实是，小册子被尽可能多地寄给了曾表露出想要它的成年人。现在，我不想误导法庭，因此必须承认这些并不在记录中，但是我认为这是对谁是收件人这一问题真实正确的回答。像我说的那样，我们有12个人受到冒犯。但是，”他总结道，“很多政治宣传小册子也会有12个人受到冒犯，尊敬的法官阁下。”
鲍威尔法官似乎对弗莱什曼的回答感到满意，没有继续问下去。因为分配给辩驳的时间到了，弗莱什曼向法庭致谢，然后听到首席法官伯格宣布：“此案已被提交。”执行官敲下槌子，九名法官站起、转身，迅速消失在红色天鹅绒帷帐后面。听众们开始离席，慢慢穿过拥挤的走道向后面出口移动；但是哈姆林挤到前面律师席和弗莱什曼握手，祝贺他对案子精彩的处理，表示对结果很乐观。弗莱什曼微微笑着，但是提醒他不要过度乐观。十周后宣布的投票结果可能会很接近，弗莱什曼预测；也许会是五比四，鲍威尔法官私下的沉思和变化可能会决定整个案子的结果。
1974年6月24日，斯坦利·弗莱什曼从华盛顿收到了糟糕的消息：以五比四的投票结果，哈姆林输了官司。最高法院的四名自由派法官——道格拉斯、马歇尔、布伦南和斯图尔特——支持哈姆林，但是鲍威尔法官还是和其他尼克松任命的法官以及怀特法官站在同一阵营，组成了多数投票。伦奎斯特法官起草的多数派意见书，驳回了弗莱什曼为哈姆林做的所有辩护。伦奎斯特表明，政府起诉书在阐明哈姆林的罪名方面已经“足够清晰”；考姆斯托克邮政法案中类似“淫荡”“猥亵”“下流”等词在证明定罪合理方面，并不“过于含糊”；加利福尼亚州法官在圣地亚哥对哈姆林案的审判中，应用国家标准并驳回地方证据，“在宪法上并非 不正当”。尽管哈姆林也许真诚地相信，他的小册子在法律上不是淫秽的，伦奎斯特说实际上这无法为他辩护；伦奎斯特援引1896年的“罗森诉美利坚合众国案”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案中一名叫卢·罗森的纽约出版商声称，他不知道自己期刊照片里女模特摆的造型是淫秽的，最高法院告知他，他对淫秽的认识与本案无关——他的罪名最终成立，因为他知道自己所邮寄的材料的内容。
电影《猎爱的人》被宣判无罪，相伴的意见书也是由伦奎斯特书写——“电影中偶尔有裸体镜头，”伦奎斯特写道，“但是裸体本身并不足以证明材料在法律上是淫秽的”——但哈姆林的小册子却是，用伦奎斯特的话说：“一种露骨的色情材料，正是米勒案所描述的那类需要禁止的材料。”所以，对哈姆林的判决是不可改变的了；牢狱之灾不可避免；8.7万美元罚金必须偿付。
全国报纸的社评版上几乎没有同情哈姆林的声音，新闻专栏上也只简单报道了此事——除了CDL的《全国正派报道》，它头版刊印了伦奎斯特法官的照片和一篇吹捧他的判决的文章，大标题是“淫秽案起诉获全系统通过”。
在弗莱什曼的请求下，一些律师、作家、出版商和编辑与哈姆林的家人一起写信给圣地亚哥的法官恳求慈悲，他现在掌控着哈姆林当前的命运；但在付给罚金后，弗莱什曼取得的唯一让步，是在终端岛 [155] 的刑期减少为不到一年，条件是哈姆林切断与色情出版业一切商务联系，并从此停止书写、编辑或散发任何和性哪怕只有一点关系的材料。哈姆林也认识到，为了不违背五年缓刑期的要求，他应该明智地避免写杂志文章或书来评论性法案的变幻莫测，或者悲叹自己的处境和刑罚——这意味着他对自己案子的观点只能以私人信件的方式寄给朋友或律师。似乎他仍旧难以置信，在给弗莱什曼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是一名罪犯……这被决定了。九票中的一票决定了，宣传书的小册子是非法的，我的判刑就这样被确定了。无关的想法，它的混乱体现出它受到的重创：小册子邮寄时布莱克法官还在最高法院……这一票可能会是不同的，我就不会是一名罪犯……但是布莱克法官现在不在（被鲍威尔法官取代），因此我成了罪犯，要陷入囚犯生活和囚犯头衔的灵泊。一个人要如何适应这一点？个人喜好和法律歧义可能使正义的天平以五比四向任何方向摇摆……像黄昏时的风一样反复无常。”
24
休·海夫纳时髦的黑色DC-9喷气式私人飞机定期载着他和几个玩伴，往返于芝加哥和洛杉矶的宅邸，坐在这架飞机的圆床上时他更耽于幻想，将自己视为男性理想的化身，商业乌托邦的缔造者，一部耗资巨大的家庭电影的主角，这部电影在他脑海中，月复一月不断围绕着一个自恋的母题铺陈开来——在绵延不绝的浪漫激情事件里，他同时是制片人、导演、编剧、选角经理、布景师、万人迷偶像和每个性感新星的爱人，不出所料，她们从不喧宾夺主，而是助他提升到他想要的满足之巅。
从青少年时期在芝加哥的罗克尼剧院当引座员时起，海夫纳就被电影迷住了，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它们最荒诞不经的剧情，在浓烈的感情中憔悴，在冒险奇遇中欢欣鼓舞；站在漆黑的剧院里，他常常希望灯光不再亮起，荧幕上的故事无限继续下去，这样他就永远不用回到他平凡整洁的家里，那里有做会计师的德国父亲和古板的瑞典母亲。是母亲首先注意到他逃避现实的倾向，她从一个正在考取执业资格的心理学家那里得知，她儿子是某种天才，但会因“不成熟”而备受苦恼，这评价令她担忧，但从未让休·海夫纳困窘。正相反，他渴望年轻的幻想，把它们强化成一种激情；现在，70年代中叶，在飞机上放松或在豪宅里花天酒地的时候，他可以回首看看许多快意的日子：他逃离了无趣——其他人把这种无趣合理化为“成熟”，将他的幻想膨胀成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商业帝国。
他的第一桶金当然是凭借《花花公子》赚下的，1953年他用结婚时的家具作抵押，借来600美元创办了杂志；杂志的成功也带来了婚姻的终结，以及他对裸体照片和照片中的模特无尽地追求。《花花公子》中的女人是海夫纳的女人，拍完照片后他恭维她们，给她们买昂贵的礼物，和其中很多人上了床。甚至当她们不再为《花花公子》做模特，和其他男人稳定下来建立自己的家庭后，海夫纳还是将她们看作自己的 女人，在他杂志的疆域里永远占有着她们。
1960年，他在芝加哥创办了第一家花花公子俱乐部，把全国数不胜数的兔女郎引入他的生活，一些人就住进了他府邸中的宿舍，这栋豪宅有48间房，毗邻一片湖，坐落在芝加哥独一无二的黄金海岸 [156] 上。他第一次看到这座宅邸时，想起了在悬疑片中见过的大房子，里面有隐藏的地道和密门；买下这块房产后，他发现里面并没有这类东西，于是就派人修建了自己的私人通道，还有按一个钮就可以移动的墙和书架。他也在宅子豪华的内室里，添置了一个电影放映厅和爆米花机、保龄球球道、蒸汽浴室，另外，尽管自己不游泳，他还是在地下室安置了一个标准游泳池，池子的一部分由玻璃包住，这样在海夫纳的水下酒吧中就常能看到裸泳的兔女郎。
海夫纳的众多厨房员工和穿黑制服的管家全天候轮流上班，这样他和访客可以白天黑夜任何时候叫早餐或晚餐；海夫纳喜欢用厚重的帷幔紧紧遮住所有窗子，并安上隔音设备，因此他可以像贵族一样隐居数月，甚至不知外面阴晴雨雪，街上在发生什么，是何季节，今夕何夕。像海夫纳最爱的小说家笔下的主人公、命运多舛的盖茨比一样，海夫纳经常举办数百人参加的大派对；而且和盖茨比一样，他有时并不露面，而是待在橡木台阶尽头的私人套房里，设计新一期的《花花公子》，或者只由一小群亲密的人陪伴，或者从他电影资料馆里收藏的数百部影片中挑出一部，在床对面的银幕上观看。
他精心设计自己的套房，提供所有能想象到的舒适和便利，这样，几乎做所有事都不用离开它：他有视频音频设备，躺在床上就能与几个街区外花花公子大厦中的主管们交流；按下几个键，他就能让床向任何方向旋转360度，让它摇动震动，或突然停在壁炉前、棕色沙发前、电视机前，或低平的曲线形床头板前，那个床头板他既当写字台也当饭桌，床头板上还安有立体声音响、很多台电话机和一台冰箱，里面有香槟和他最喜欢的饮料——百事可乐，他每天都要喝十几瓶。在安了镜子的房间里，还有一架电视摄像机聚焦在他的床上，让他可以拍摄和保存与一个情人逍遥时的影像——或者，有的时候，和三四个情人一起逍遥的影像。一天晚上，一位新住进宅邸的房客打开了海夫纳套房的门，发现他裸躺在床中央，周围有六个裸体的《花花公子》模特和兔女郎，每个都在用精油轻柔地为他按摩，而他聚精会神地看着，似乎从观看中获得了同样多的快感：似乎他杂志中的照片突然活了过来，在一场性爱仪式中为他施涂油礼 [157] 。
海夫纳花了将近600万美元买下喷气式飞机后，重新设计了机舱，尽量多地再现宅邸中熟悉的舒适感。他将飞机的座位从110个减少到35个，安装了可以变成床的豪华毛绒座椅；他加上了办公桌，既可以举行商务会议，也可以玩他最爱的桌游大富翁和西洋双陆棋；飞机上还有两台16毫米电影放映机、九台电视显示屏、三部带分机的空中电话、一套复杂精致的八声道立体声音响系统，他还在机舱前部留下足够的空间跳舞。花花公子空姐穿着饰有白色兔子徽章的紧身黑色制服，与飞机外面的颜色相匹配，她们准备好足够36个人使用的银具、水晶器皿和瓷器，服侍八道菜的晚餐。飞机后部，海夫纳的套房里有圆床和下沉式淋浴，桌子上放着口授录音机、磁带录音机和一个灯箱，用它可以检查将付印杂志的彩色底片。
尽管飞机后备燃料箱足以支持海夫纳偶尔出国旅行，他最频繁的飞行还是从芝加哥往返洛杉矶，在那儿，他的公司60年代末期开始大量投资电视电影产业，也是在那儿，海夫纳于1968年迷上了他新近遇到的18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女学生芭芭拉·克莱恩。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叫《夜晚花花公子》的综艺节目里，他做主持人，而她被海夫纳的一个合伙人雇为替补模特，该合伙人一天晚上在贝弗利山的迪斯科舞厅瞥见她，立刻就知道她的长相定会吸引海夫纳。芭芭拉·克莱恩是典型的邻家女孩，绿眼睛、棕色头发、皮肤娇嫩，有着可爱的向上翘的小鼻子，优雅的含苞待放的身体，休闲但裁剪合体的衣服自然而然地让她的身体更加美丽。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上医学预科班之前，芭芭拉·克莱恩是高中啦啦队队长，也代表她的家乡萨克拉门托参加了美国小小姐大赛 [158] ；到洛杉矶后，她课后有时当电视模特，为瑟茨薄荷糖拍广告，为“梳理和洁净”做美人鱼模特 [159] 。
海夫纳第一次看到她时非常惊讶，她和自己已经离婚的妻子米尔德丽德如此相像——不是现在的米尔德丽德，而是少女时期那眼睛明亮的棕发美女，留着刘海儿，穿着短袜，他1944年夏天从斯泰因梅茨高中毕业后深深爱上的那个姑娘。米尔德丽德·威廉姆斯是那个最初的邻家女孩，他最纯真的梦想和欲望倾慕的焦点，也是他最悲切痛苦的来源，当她承认——他们订婚之后，她在伊利诺伊州一个小镇上教书时和系里一个老师有了外遇。尽管这事极大地打击了海夫纳，他们还是在1949年6月按计划结了婚，但是几年之内，有了两个孩子后，双方都承认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他们离婚后，米尔德丽德嫁给了处理她离婚案的律师；而海夫纳就一直在追求《花花公子》里的情人们。
但当他和芭芭拉·克莱恩约会几次后，海夫纳似乎突然想要建立一份更加忠诚牢固的关系。他现在40岁出头，虽然芭芭拉比自己的女儿克里斯蒂（现在与母亲和继父住在芝加哥）大不了几岁，但她和他离婚后认识的几十个年轻女人都不一样：她更有求知欲，更活泼，社交方面更泰然自若；出生于萨克拉门托一个显赫的犹太人家庭，作为一位医师的女儿，她不像海夫纳大部分女友那样对他的财富和地位充满敬畏。他们约会时，她坚持不让他用配有司机的豪车来公寓接她，而是自己开车到餐厅或派对上见他。她也避免和他独处一室，不想将自己的童贞献给有他这种名声和年纪的人。他们刚相熟的时候，她解释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从没和24岁以上的人约会过。”他回答：“这没关系，我也没有过。”
最初的几个月，只要在洛杉矶，海夫纳就会和芭芭拉约会，而且表现得相当得体和耐心；她最终同意与他和他朋友一起，飞到拉斯维加斯玩几天，然后到阿斯彭滑雪——他弟弟基思在那儿有一栋大房子，芭芭拉·克莱恩被安排自己住一间卧室。但是他们一起旅行的事，不久就被好莱坞的媒体报道了，这惹恼了她在萨克拉门托的父母，也重新引发了抨击海夫纳的老生常谈，即他和少女约会，是因为他畏惧更年长更具挑战性的女人。对这种断言，海夫纳回答说，年长的女人并不必然比年轻的更加难搞，而且他在情爱生活中绝不是要寻求挑战。“我不是要找个女版休·海夫纳，”他对记者说，又补充道，“对我来说，一段浪漫关系是为了逃离工作中的挑战和问题。这是心理和情感的世外桃源。”
芭芭拉·克莱恩和海夫纳在一起交往了更长时间后，认识了很多他在出版和演艺界的朋友，在他的世界里愈发轻松自在，对海夫纳个人的回应也更加热烈。他机敏但不恃才傲物；他似乎不受百万家产的影响，有一种孩子气的冒险精神，令她忘记了年龄的差距。1969年去芝加哥他的宅邸时，芭芭拉·克莱恩不仅做好了准备，而且是迫不及待地在那张大圆床上完成了他们的关系；在芝加哥时，她也同意为《花花公子》拍封面照，那是第一张照片，日后她拍的很多张照片，使她以“芭比·本顿”的艺名令全国瞩目。海夫纳被芭比·本顿迷住了，为她生机蓬勃的感染力神魂颠倒，当她对海夫纳已经习以为常的漂亮东西和地方展现出少女似的欢愉，她在他的内心中激发出一种动力，使他想要更进一步地探索生活的无限可能性。在阿卡普尔科的一个周末，尽管不会游泳，海夫纳还是跟随她和朋友们，轮流玩由摩托艇带起的“水上风筝”，在许多危险的时刻，人们能在阿卡普尔科海湾高高的上空，看到花花公子帝国那颗独一无二的脑袋。
因为芭比·本顿，海夫纳在洛杉矶待的时间，比之前在那儿的所有时间都长；1970年，他花了150万美元在日落大道附近一个繁茂的庄园买下一座哥特——都铎式城堡，由芭比·本顿做女主人。他们一起商议，如何重新装修这座有30个房间、被常春藤覆盖的庄园，它将成为花花公子的西宫。建筑师和工匠用了很多个月，将周围5.5英亩土地改造成缓缓起伏的山丘和草坪，在主屋后开了一片湖和瀑布，也造了一个石头洞穴，里面有一系列温暖的按摩浴池供客人裸体沐浴。音乐在蒸汽岩洞里循环播放，在周围的红木、松木森林里和蔓延开去的绿草坪上，海夫纳新弄到的几十只动物可以闲庭漫步——美洲鸵、松鼠猴、浣熊、兔子，甚至还有孔雀。池塘里有鸭子和鹅，鸟舍里有秃鹰、金刚鹦鹉和火烈鸟。庄园其他地方还有满是珍奇花卉的温室，客房里摆着古董，游戏室里有台球桌、弹球机、游戏机和天花板安有镜子的小私人卧室。在一大片林间空地里，还建了一个下沉式网球场，从一个提供午餐和晚餐的室外餐厅可以俯瞰它，在餐厅，打黑领带的管家会用托盘给每对背着网球拍的客人两罐未开封的网球。
除了高高的树篱和树木，从庄园几乎每个地方都能看到那座豪宅，它的结构像城堡，有高耸的烟囱和塔楼，是模仿一座15世纪的英国庄园建造的。宅邸大门前有一座白色的大理石喷泉，上面雕着小天使，狮子的头向外喷水；穿过石拱门和厚重的橡木大门，访客进入豪华的走廊大厅，那里铺着大理石地板，高梁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金碧辉煌的巨型吊灯，上面的蜡烛几乎有棒球棒那样粗大。右手边是一间华丽的餐厅，抛光长木桌的周围有12把覆盖着蓝色天鹅绒的椅子；左手边是宽敞的客厅，里面摆着三角钢琴、皮沙发和很多椅子，在海夫纳把这间客厅变成电影放映室的晚上，这些椅子上会坐满客人。从门厅向上，是一个木质双栏杆的哥特式楼梯，通向几个私人套房，其中包括芭比·本顿住的主卧，休·海夫纳在洛杉矶的时候也会住在这里。
洛杉矶宅邸和芝加哥的一样，以24小时无间断的餐饮服务为特点，这是海夫纳式的不顾晨昏，只要他来了兴致，他的社交秘书就急忙安排盛大的派对。因为大部分有名望的电影大亨近些年都太老了，无法举办好莱坞标志性的花哨华丽的聚会，因而海夫纳在洛杉矶就特别受欢迎，1971年，他的宅邸一准备好举办第一场私人派对，山脚下的电控大铁门一开，川流不息的劳斯莱斯、宾利、梅赛德斯——奔驰、捷豹和定制吉普车就沿着山路向上，两旁是爬满了蜿蜿蜒蜒的常春藤的山墙，车上载着顶尖制片人和导演、电影明星和模特，吸着烟斗、穿着丝绸长袍的休·海夫纳在大理石门厅里迎接他们，手里拿着一瓶打开的百事可乐，身边站着他光彩照人的公主，身穿低胸的衬衫和裁剪合体、饰有亮片的蓝色牛仔裤。
作为爱的标志，海夫纳送给芭比·本顿一辆玛莎拉蒂、许多精美的珠宝、漂亮的衣服和一台红色的棉花糖机；他委托雕刻家为她塑了一座半身像，突出她活泼的肉感和坚实翘起的乳房。海夫纳不在洛杉矶时，每天都从飞机上、豪车里或芝加哥的豪华大床上给她打电话，告诉她他爱她、想她——这些都是真的；但他没有承认，他们分开时他常常和一个新的兔女郎或模特共度良宵，她们在接受花花公子俱乐部的女服务生培训，或在花花公子大厦的摄影室试镜期间，都暂时住在芝加哥宅邸里。
尽管海夫纳快要45岁了，从创办杂志以来和几百个上相的女人交往过，他反而比原来更享受女性陪伴了；考虑到他近些年看过和做过的事，对他而言也许更重要的是，每次和一位新的女人在一起都是全新的体验：似乎他总是第一次看着女人脱掉衣服，愉快地再次发现女性身体的美丽，当内裤脱掉，光滑的臀部露出来时，他总是充满期待地屏住呼吸——他从不厌烦做爱。他是贪得无厌的性瘾者。
他也深信，活跃的性生活是他的创造力、商业成功、作为一个男人的自信和独特性的源头活水；这将他与菲茨杰拉德式多愁善感的角色区分开来，不然他也可能成为那些惧怕年老的时髦浪漫派，在40岁上就凋零，隐入阴暗和绝望。对逐渐变老的海夫纳来说，相反的事情正在发生：40多岁时比30多岁时要开心，他毫不怀疑50岁时他会更加满足。他众多的商业公司会继续蓬勃发展，而且在私人天堂的中心，他会像现在这样占有一个他爱的年轻女人——而他同时能接触一大群来来去去的美人，给他最私人的时刻带来多样性和情趣。
例如，1971年初夏在离芭比·本顿几百英里远的芝加哥，休·海夫纳就对一个体态丰腴、曲线玲珑的绿眼金发美女情有独钟，她是从得克萨斯州来的凯伦·克莉丝蒂。凯伦·克莉丝蒂生有结实华美的巨乳，流泻到双肩和背部中央的白金色卷曲头发，她是在达拉斯的一次“兔女郎选拔活动”中被发现的，该活动由海夫纳的合伙人、花花公子俱乐部的一个经理约翰·丹蒂组织，他负责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面试候选人，那些女人看到当地报纸上的广告，想要在全国15家花花公子俱乐部里工作。在达拉斯，凯伦和其他200个申请人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酒店集合，穿着比基尼为约翰·丹蒂和其他花花公子代表摆造型。数周后，凯伦被雇用了，她收到一张到芝加哥的飞机票，受邀住在海夫纳的宅邸，受训为迈阿密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工作。
被雇用后，凯伦又惊又喜，因为她之前从没去过得克萨斯州以东的任何地方，青少年时期她大部分是在阿比林乡下一个频频接到噩耗的家庭里度过的。凯伦3岁时，母亲因一种复杂的肾脏疾病去世。父亲再婚，但凯伦9岁时这段不幸的关系就以离婚告终；四年后，凯伦的父亲打猎时，遇到意外，被子弹射中致死。那些年，凯伦和妹妹由心地善良但能力有限的父辈祖辈亲戚轮流养大；尽管作为孤儿凯伦受到联邦财政援助，从阿比林库珀高中毕业后，也靠打零工和在一家公司做全职秘书尽量省钱，但是资金不足还是迫使她大一后就从北得克萨斯州立大学辍学。
但是19岁时，她在当地报纸看到了《花花公子》的广告；随后她得出结论，做穿着小兔制服的服务生，应该比在办公室当秘书更有趣更赚钱，于是1971年5月，她打包好行李，到达芝加哥机场，然后乘出租车抵达那华丽的黑色铸铁前门，门后面就是海夫纳在北州大道上由石灰石和红砖建筑的领地。门厅的保安核实了她的身份后，凯伦·克莉丝蒂被一个管家护送，穿过大理石大厅，登上橡木楼梯到达四楼，然后管家指给她一扇通往兔女郎宿舍的门。
她听到淋浴声、笑声、电吹风和电台音乐声从门后传来，走过门厅时，她看到几个裸体的年轻女人从屋里跑进跑出，大概是在准备到花花公子俱乐部上班。凯伦对她们的极端不拘礼节感到惊讶，也有点尴尬。当走进分配给她的套间，她发现一个棕发裸女站在镜子前梳头发，另一个有金色短发的女人坐在梳妆台上涂指甲油，她变得更加局促起来。尽管凯伦介绍自己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友善，也耐心地回答她对明天工作的很多疑问，但她还是感觉到，她们谈话时在苛刻地评估她，仔细观察她衣服下身体的轮廓；后来当她脱下衬衫但没有脱掉胸罩时，一个女人轻轻说：“我们在这儿不穿这个。”凯伦微微一笑，但是并没有脱掉胸罩，继续打开包裹整理东西；直到她们离开去工作，宿舍安安静静空无一人的时候，她才脱掉了所有衣服去洗澡。
过了一会儿，凯伦感觉神清气爽，穿上在达拉斯买的新衣服大胆走出宿舍，走下豪华的楼梯，不久就发现自己站在60英尺长的客厅里，那里铺着柚木地板，20多英尺高的天花板上镶嵌着用花装饰的壁画。在这间宏伟客厅的一端，有一座大理石雕出的壁炉，大得足够她站在里面；另一端，银质抛光的中世纪盔甲栖息在基座上；两头之间混合着古董家具和现代家具，一架三角演奏钢琴，还有轻柔回荡着爵士乐的立体声音箱。远端壁炉附近的一张咖啡桌旁，坐着一群正在交谈的年轻女人和年长些的男人。海夫纳不在那里，但是凯伦认出那位在达拉斯遇到的约翰·丹蒂；他看到她后马上站起身，走过来向她打招呼。丹蒂是个健壮时髦的男人，40岁出头，友善红润的脸庞上留着利落剃好的小胡子，他穿着敞口的丝绸衬衫，脖子上戴着一个金徽章，窄腿裤上有明显的折痕。尽管他说话温和谦逊，但因为他在海夫纳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屋里的管家却对他非常关照，当丹蒂与凯伦握手时管家仍旧非常留心；丹蒂问她想吃什么喝什么时，两个管家迅速站到她旁边准备好满足她的需要。
她被介绍给咖啡桌边的人们，他们在奢华的屋子里聊天休息，而她坐在中间尴尬地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一个大约30岁的迷人女士加入了他们，她容貌瘦削精致，大眼睛顾盼传神，举止虽然世故老练，但似乎热情自然。她名叫波比·阿恩施泰因，凯伦过后知道，阿恩施泰因小姐是海夫纳的社交秘书和红颜知己；除了其他责任，她还帮助招待拜访海夫纳的客人和社会名流，安排在海夫纳套房中进行的《花花公子》商务会议，而且海夫纳的大部分私人采购也由她负责，包括寄给他父母、孩子的圣诞节礼物和生日礼物。几年前，波比·阿恩施泰因曾和休·海夫纳有过一段短暂随意的浪漫关系；但那之后他们的关系就成熟成一种深切特殊的友谊——而且像海夫纳一样，她现在也喜欢比自己小的情人。波比·阿恩施泰因在咖啡桌前风度翩翩，她微妙地将凯伦·克莉丝蒂纳入谈话，但不需要这个明显很害羞的得州美人必须回答，这让凯伦在陌生人之中自在了许多。但当丹蒂提议领她转转宅邸时，她还是很愉快地抓住了这个从容退出的机会。
之后的半个小时，凯伦跟随丹蒂穿过走廊和秘密通道，经过古董家具和弹球机器，走下旋转楼梯进入水下酒吧——从楼上一个黄铜消防滑杆滑下来也能到那儿。丹蒂几年前在海夫纳建议下搬入宅子，对它的历史有所了解，告诉凯伦它是由一位芝加哥企业家在19世纪建造的，这名企业家随后在房子里招待了像西奥多·罗斯福和皮尔里海军上将这样的客人。1960年海夫纳以低于50万美元的价钱买下它，那时它积满灰尘空荡荡地闲置了好多年；买下它之后，海夫纳又花了至少50万修建现代化的设施，还有像保龄球场、游泳池、私人套房这样别具特色的装备，那私人套房里布满了电子小玩意和海夫纳自己设计定做的家具。但当凯伦问起她是否可以看看海夫纳的住处时，丹蒂最开始迟疑了一下，解释说，海夫纳今天早些时候刚从洛杉矶抵达芝加哥，现在也许在睡觉；但丹蒂去查看了一下，几分钟后回来说海夫纳醒着，很乐意与她见面。
凯伦由丹蒂陪伴着，走过不久之前他们坐在那儿的带橡木镶板的客厅，爬上两层台阶，穿过一扇门走进一间充满电子设备的房间，里面包括八台分开的电视监控器，每一台负责芝加哥的一个频道，这样海夫纳可以同时录下很多节目，在方便的时候回放。打开第二扇门，丹蒂引凯伦走进一间条纹嵌板的房间，那里铺着厚厚的白地毯，中央一张圆床支配了整个房间，上面坐着正在吃汉堡喝可乐读杂志校样的休·海夫纳。
海夫纳抬起眉毛，带着夸张的微笑从床上弹下来迎接她；接下来的十分钟里，除了和丹蒂一起打趣逗凯伦开心，他和她既严肃又随和地交谈，问她的背景和未来的抱负，带她参观套房里装修豪华、收藏了很多书的图书馆，带有罗马式浴盆的浴室，浴盆大得足够盛下12个人，还有可以激活旋转大床的众多按钮和旋钮，床的直径有8.5英尺，耗资1.5万美元制成。床旁边，一台Ampex牌电视摄像机指向床，它被设计成既可以即时也可以延时地将海夫纳做爱时的影像传递到上方的墙幕上，对此他感到无穷刺激；但是领凯伦·克莉丝蒂参观时，他巧妙地没有提及这台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