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个人被讯问他们对海夫纳的看法，其中一个叫弗兰克·布雷迪，是《花花公子》的编辑，最近为这位出版商写过一本未经授权的自传；但讯问不集中于海夫纳有多大可能获取或使用毒品，布雷迪被问的主要是海夫纳的风流韵事，和他卧室里发生的事。其他被询问的人也收到类似的问题——似乎调查者急切地想把阿恩施泰因共谋案笼罩在性与毒品、堕落和死亡的氛围里。虽然海夫纳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格免受贬低，他决意阻止任何调查者渗入他住宅的企图，他们可能会在不显眼的地方藏一些毒品“栽赃”给他，日后再搜查出来作为指控的证据。在命令保安检查了两个宅邸每一个角落、缝隙和药品柜之后，他要求大门口的岗哨更加警戒，更彻底地搜查送货人、维修人员和其他通过侧门的外人。他的工程师周期性地检查电话防止窃听，还电子“清扫”屋子和大厅，寻找“臭虫” [172] 的迹象。
在疑心越来越重的这段日子里，波比·阿恩施泰因愈发抑郁，等待上诉之际，她有两次服用了过量安眠药，需要去医院治疗。尽管海夫纳邀请她到环境更阳光点的加州办公室工作——自从凯伦·克莉丝蒂离开后，现在他大部分时间待在那儿，他的律师却力阻波比住在洛杉矶宅邸，警告说她也许还在依赖毒品。当波比在芝加哥的密友、《花花公子》前雇员雪莉·希尔曼商量举家搬到洛杉矶，让波比和他们同住时，搬到西海岸似乎就很吸引人了；但波比还是反对，因为她知道在加州必须得开车。1963年出过一次车祸后，她就害怕开车，那是在肯塔基州，她驾车载着未婚夫，副主编汤姆·洛恩斯——《花花公子》主管维克多·洛恩斯的兄弟，撞上了路上一块凸起物，车被甩向路肩，然后撞到树上，洛恩斯的大众汽车整个翻了过来。她从车里被甩了出来，折断一条胳膊还受了其他伤；但洛恩斯被困在车里当时就死了。此后好几个月，波比·阿恩施泰因时常情绪消沉，白天黑夜都不能独自一人，因为她老是回顾事故，为未婚夫的死一遍遍自责。
不过，1974年冬天海夫纳提议她来加州找他后，她允诺新年假期一过就飞过去。1月的第二周，一个周六晚上她在雪莉和理查德·希尔曼北边的公寓吃晚饭，看起来对未来很乐观，也对官司的结果充满希望。她说自己不太可能被送去监狱。
凌晨1点半，一个朋友开车送她回宅邸，她查看了邮件后——没有新邮件，从值夜班的男佣那儿要了第五杯烈酒，端着回了卧室。喝了几杯酒后，她收拾好一个化妆箱，离开宅邸去散步。在往南几个街区的北拉什街，她推开年代久远的马里兰酒店的旋转门，50年代伦尼·布鲁斯在这家酒店的地下室夜总会演出时，观众中常常有休·海夫纳。在酒店登记簿上签下“罗贝塔·希尔曼”的假名，波比·阿恩施泰因乘电梯到11层楼，进屋后在门把手上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还上了两重锁插上门闩。透过屋里的窗子，她能看到那座37层的摩天大楼，楼顶巨大的文字招牌在夜空中闪烁：花花公子。3点过了一会儿，她打了三个电话——一个给开车载她回家的朋友（他没有接电话）；一个打给宅邸，查看是否有晚到的邮件（并没有）；最后一个打给希尔曼的公寓，理查德·希尔曼接了电话，虽然雪莉已经睡了，他说可以叫醒她；但是波比和他说不用了，又加上一句“告诉她我打过电话就行”。波比·阿恩施泰因的化妆箱里有装着巴比妥酸盐、安眠药和镇静剂的瓶子。每种都吃了足够致死的量后，她在酒店信纸上写下遗言放进信封，信封上面写着：“里面是无聊的解释信……”
第二天下午，酒店女服务员进不去房间，经理下令破坏门锁。波比·阿恩施泰因和衣躺在床边死去了。她的遗书这样开始：“这件事是我自己计划实行的。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我应该说明白，它绝对不是我的任何 雇主的决定或行为——在我最近的困境中他们最为慷慨和耐心……”
遗书继续说：“虽然政府的‘明星’证人做了（伪）证，但我从来没有参与过运输和销售这件案子涉及的所谓毒品……还有一点，虽然我不认为说出来关系重大，但是休·海夫纳是——尽管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一个坚定正直、道德心不可动摇的人，我很了解他，他从来没有参与过现在强加于他的罪行。”最后她补充道：“如果——像之前说另外一个人的那样——我的虚饰（或者心理捏造）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那么现在这件事令我安慰，知道这最后的决定——我自己的选择……是唯一一件我觉得自己能完全掌控的事……”
得知波比·阿恩施泰因自杀，悲痛愤怒的海夫纳飞回芝加哥；在宅邸主屋的壁炉边召开记者招待会，来的人挤满了屋子，会上他攻击检方，哀悼自己的朋友。他胡子拉碴双眼通红，读着一篇写好的声明：“近几周，有一系列针对我的耸人听闻的揣测和断言，即关于在花花公子芝加哥和洛杉矶宅邸所谓的非法毒品活动——企图把最近花花公子秘书波比·阿恩施泰因的可卡因共谋指控、芝加哥兔女郎阿德丽安·波拉克16个月前由于毒品使用过量死亡等事件与我联系起来。尽管我和这两个案子都没有任何关系，我很不情愿地同意在此事上不首先做任何公开声明，因为我们的法律顾问确信，我说的任何话都只会被利用，来进一步宣传——在我们看来——一项根本不合法的毒品调查，这项调查不如说是有政治企图的反花花公子的猎巫行动。”
“波比·阿恩施泰因的自杀使我们不可能再继续沉默，”他继续说，“不管她在私生活中犯过什么错误，她本应有更好的结局。她本应得到——除了其他事项——和其他受到类似指控的公民一样公正的审判。但因为她和《花花公子》以及和我的联系，在这件她其实只是边缘人物的可卡因共谋案中成了焦点。有充足理由可以相信，如果她为检察官提供了证据，支持任何针对我的严重的毒品控告，她根本就不会被起诉。她最终面临16年附条件监禁刑、长时间上诉的压力、政府检察官和探员越来越多的骚扰，这个已经情绪烦乱的女人到了忍耐力的极限——她自杀了……”
“很难去描述，在波比·阿恩施泰因的审判和相关对《花花公子》的调查中，宗教裁判所一般的氛围。臭名昭著的中世纪巫术审判中，审判官折磨受害者，直到他们不仅供认自己是巫师，还指控家人朋友施行巫术。以类似手段，毒品探员屡次任意、专横、反复无常地利用我们严厉的毒品法，以诱出审判中想要的证词。”海夫纳称波比·阿恩施泰因是“我认识的最优秀、聪明、有价值的女性”后，他不得不停顿了一下。他的手紧握着讲台，流下眼泪，除了照相机的声音，屋里鸦雀无声。终于，他继续说：“以正视听，我从未使用过可卡因，或其他硬毒品 [173] 和麻醉剂——我也愿意为此起誓，如作伪证愿接受惩罚，如果这能结束毫无根据的怀疑和猜测……一些政府探员追查此案的狂热，更多彰显出控诉者的品性，而不是被控诉者的。似乎水门事件的‘黑名单’思维还阴魂不散；我们出版《花花公子》第一年就挑战的压抑的清教主义遗产，仍旧和任何时候一样，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社会的可怕敌人。”
很多报纸专栏作家和社评撰稿人同意海夫纳对调查的批判，但还有其他报纸并不那么赞成，《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名作者就指责海夫纳试图“通过新闻宣传避重就轻”。在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份声明中，詹姆斯·R.汤普森强调“没有人，包括休·海夫纳，高于法律”；关于回应“海夫纳被调查是因为他是《花花公子》出版商”这种指责，汤普森评论道：“我不知道海夫纳本人近来代表着什么有何要紧——或者任何对他的起诉就有什么特殊意义。”
葬礼之后，对海夫纳和其同侪仔细彻底的调查继续进行；尽管司法部11个月后以证据不足宣布结束毒品案，媒体仍旧持续关注海夫纳和他公司的问题。报纸头版报道，《花花公子》杂志因为海夫纳的公众形象和毒品联系在一起，失去了广告收入；负面报道加上相信海夫纳的公司管理不善，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给海夫纳的信用额度降了两点，总价值达650万美元。这段时期，两个在华尔街有影响力的人退出海夫纳的董事会；花花公子公司股票从1971年卖给股民的每股23.5美元，到1975年一度降到低至2.25美元一股。尽管花花公子在英国的赌场——主要由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阿拉伯人赞助——每年盈利700万美元，尽管《花花公子》杂志就算月发行量降到600万份，仍旧是世界上最赚钱的男性期刊，媒体仍旧不断强调，海夫纳的竞争对手销量盈利增加。罗伯特·古乔内的《阁楼》给读者“乐而忘忧的裸女照”，月销量快要达到450万份大关；拉里·弗林特的《风尘女郎》1974年6月起家，现在每月已经能卖出将近200万份——1975年6月，它发表了一系列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在斯科皮奥岛上裸体晒日光浴的彩照，是由一个意大利摄影师蹲在渔船里用望远镜镜片拍摄的，令男性杂志市场目瞪口呆。
弗林特也打算在《风尘女郎》上刊印一张休·海夫纳和一个年轻女人做爱的裸体照，它从海夫纳芝加哥的私人档案中被拿走后，不知怎么被弗林特得到了。当海夫纳刚得知弗林特的打算——由《搞》的阿尔·戈尔茨坦泄露给了《花花公子》的主管纳特·莱尔曼，便催促莱尔曼联系弗林特要求返还照片，向其解释这是被偷的个人财物，未被授权的发表对牵涉的那个女人非常不公平。虽然莱尔曼和弗林特第一次商量后他的态度不明朗，莱尔曼感觉还是可以和弗林特说道理的。这个八年级就辍了学、极度贫穷的肯塔基州小佃农的儿子，用草垛上生命的临床特写镜头震惊了杂志界，并以此致富，如果海夫纳在洛杉矶宅邸宴请款待他，也许他感觉会被讨好；莱尔曼如此向海夫纳建议后，他提出了邀请，而拉里·弗林特欣然接受。拜访从始至终，海夫纳都魅力十足、关怀备至；把他的出版界同侪介绍给迷人的客人们，还亲自带弗林特参观宅邸和周围的庄园。尽管拉里·弗林特来的时候对海夫纳有所疑虑，怀疑他除了自私自利不会全心追求任何更高的目标，但是海夫纳用他的生命成就的事业，以及用他的钱买的东西，令弗林特印象深刻；走之前，作为友好的表示，拉里·弗林特从外套口袋里掏出那张照片，交给海夫纳，并向他保证没有制作复本。
在这段不稳定的时期，不仅纳特·莱尔曼成功辅助了海夫纳，维克多·洛恩斯——花花公子伦敦赌场的总管，也被召唤回来缓解一些困难，特别是花花公子度假酒店和俱乐部的财政问题。最近四年，仅酒店一项就亏损超过1000万美元；加上花花公子俱乐部也无盈利——还有电影和唱片部门，1975年公司总利润从两年前的1130万美元降到110万美元。
维克多·洛恩斯是个富有的离了婚的芝加哥人，最近几年都住在英国乡间一栋庄园，由司机开着劳斯莱斯往返办公室，他47岁，自信务实，从来不在意花花公子同僚主管们的认可和喜爱；洛恩斯同意暂时离开伦敦的好日子，到芝加哥为海夫纳做费力不讨好的活儿，与其说是无私，不如说是为自己身为花花公子第二大股东的利益考量。看到赌场的利润和《花花公子》杂志的盈利被一大堆散漫的附属机构吸走，洛恩斯烦透了；一抵达芝加哥，他立即开始向公司冗杂的部位开刀，几乎不在意在总公司人们都管他叫“大白鲨”。
知道海夫纳基本上快废弃不用芝加哥宅邸了，洛恩斯将员工人数从50名减少到12名；削减了芝加哥酒店和当地花花公子俱乐部的服务职员后，他终止了在全国花花公子俱乐部成员间流通的杂志《V.I.P.》，由此公司每年节省了80万出版费用。洛恩斯把花花公子的名头从芝加哥、大峡谷和新泽西的酒店中去掉，力图吸引常规生意；而且，经海夫纳同意，不久就制订了计划，处理掉牙买加的度假酒店，剔除无利可图的巴尔的摩、新奥尔良、旧金山、蒙特利尔和亚特兰大的俱乐部。公司的唱片生意逐渐被淘汰，花花公子电影产业暂时搁置。尽管洛恩斯无权过问《花花公子》杂志的业务，因为亚瑟·克雷奇默——A.C.斯贝特斯基的继任者——对杂志有编辑特权；但洛恩斯在编辑办公室出现，就已经足够搅起一些编辑向海夫纳没好气地抱怨——虽然海夫纳一直是同情的倾听者，甚至有时自己也对洛恩斯专横的性格颇有微词，却暗自支持他的行动，只要这些不特别影响到海夫纳自己的生活方式就行。
海夫纳已经削减了自己25%的工资，将30多万美元年薪降到23万，还放弃了三个总价值120万的半年期股息红利，将之转入花花公子其他股东账下，海夫纳相信，为了公司的清偿能力，自己已经牺牲得够多了；当他从报纸上听闻，洛恩斯宣布也许要卖掉芝加哥宅邸和海夫纳的飞机，这个震惊的出版商就不那么钦佩洛恩斯削减成本的才干了。
海夫纳私下责怪洛恩斯后，公开否认了报道；芝加哥宅邸仍旧在他监管之下，准备好了一箱箱清凉的可乐等待他不定期回来，同时海夫纳固执地抱住他最喜欢的玩具——花花公子飞机，它现在正闲置在加州大太阳下，因为一旦起飞，为维持其运转，公司每天至少要花费1.6万美元。但是当公司接到500万美元的报价，买这架飞了5年的飞机，海夫纳务实的德国基因压过了他菲茨杰拉德式的浪漫主义，他感到不得不同意卖掉它。尤其是，新主人会把这架黑色的飞机漆成别的颜色，不会利用它曾属于花花公子这件事来牟利，而且它也会去远离美国国境的地方飞行。买下“兔老大”的是委内瑞拉政府。
但是，DC-9的所有权正式转手时——海夫纳从飞机上取回他的立体声设备、飞行长袍和睡衣，还有大小与圆床正合适的塔斯马尼亚 [174] 负鼠毛床罩，仍旧是洛杉矶宅邸悲伤的一天，无论对休·海夫纳，还是他那些习惯了在奢华环境中免费快乐旅行的朋友来说，都是如此；如果他们看到花花公子飞机最后一趟从洛杉矶飞行之后的命运，可能会更加沮丧。
它被飞到俄亥俄州的威尔明顿，在那儿，专门的工人如期完全毁坏了内部，拆除了华美的座椅、海夫纳的下沉式淋浴和他特别的圆床。在海夫纳安装了桌游和舞池的走廊里，工人们现在用螺栓固定住将近100个排列整齐的标准乘客座椅。飞机被重新漆成白色，机身外那熟悉的花花公子兔子标志现在变成了委内瑞拉的七星旗。
1976年最终到达委内瑞拉首都时，这架DC-9看起来和其他民用通勤机没什么两样；不久之后，审慎严肃的官僚商人们每天乘它往返加拉加斯和马拉开波，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肘挨肘挤在一起的乏味机舱曾经是个欢乐场，满是开香槟酒塞的砰砰声、笑声、穿着丝绸衬衫的骄奢逸乐之徒和健美丰满不穿胸罩的双陆棋手。
虽然海夫纳经常观看那些展现他登上黑色飞机、在空中狂欢畅饮的自拍影片，来和他过去的飞机保持精神联系，但在1976年3月，多少幻想和追忆都无法安慰他了，为了参加纽约翻新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开业庆典，海夫纳和随员被迫在芝加哥机场手持机票、排队等候登上一家商用飞机，而飞机预定好的行期绝不可能受到《花花公子》出版商的睡眠习惯或心情的影响。因此，不仅海夫纳，还有他被惯坏很久的同行者们，在这趟旅行中都需要做一些心理调节；尽管他买的每张票都是头等舱，确保了十个朋友有足够的空间（不过有三个头等舱座位已经提前卖给了从圣阿尼塔到加州高架渠的赛马骑师），但在他们坐好、打开双陆棋盘前，休·海夫纳还是挤出来一个微笑对人群说：“不知怎么地，我觉得我应该道个歉。”
但是除了飞行本身，纽约之行让海夫纳非常满意。数年来第一次，《花花公子》获得了媒体的赞许。改造后的俱乐部位于第五大道和五十九街交界处，它漂亮的外观、一流的美食和娱乐表演广受赞誉，几十个摄影师在拥挤的酒吧和舞池里穿梭，给所有人——从霍华德·科赛尔 [175] 到伦尼·布鲁斯的母亲——照相。虽然穿着白色新西装的海夫纳和穿着黑色长裙的芭比·本顿是男女主人，但更多的注意力和好奇心却指向了海夫纳身边光彩照人的年轻棕发美女，她微笑着，机敏的黑眼睛和他很像——她是他23岁的女儿克里斯蒂，某种程度上，纽约的那一晚是她的亮相派对。
从布兰迪斯大学以最优等 [176] 成绩获得英语文学学士一年后，1975年，克里斯蒂·海夫纳作为初级经理进入公司，她已经向芝加哥很多心怀疑虑的《花花公子》编辑证明，她有机敏的头脑和成熟的性情，有能力和欲望学习，而且从不因为自己是老板的女儿就期待或想要特殊照顾。尽管在花花公子大厦中，特殊照顾不可避免——尤其是她父亲已经公开声明，有天她也许会接管公司，克里斯蒂的机智敏锐，让一个很容易引起怨恨的局面向最好的情形发展；到纽约开业庆典的时候，她已经赢得了父亲几乎所有同侪的善意和尊敬。
在纽约接受的采访，以及随后在全国其他城市的采访中，克里斯蒂·海夫纳把媒体的注意力从对《花花公子》的批评报道转移到她的个人经历和突然晋升这件事上——《时尚》杂志称她的职位为“兔子继承人”。作家朱迪·克莱斯露德描写她拥有“十大啦啦队队长那样生机蓬勃、精心打理的面庞，还成了布雷克香波的代言女孩”，克里斯蒂明显是那种会吸引她父亲的类型；她自己承认和父亲相互吸引，更像是浪漫而非家人关系。
在克里斯蒂少女时期的大部分时间，父亲实际上是个陌生人，像某种隐居的叔父，过着神秘奢华、声名狼藉的生活，让她觉得既诱人又困惑。克里斯蒂2岁时他搬了出去，1960年母亲再婚后，8岁的克里斯蒂和5岁的弟弟改姓继父的姓，她静静地住在威尔梅特北岸社区，并不快乐。克里斯蒂上高中后，偶尔可以去宅邸拜访父亲，坐在那儿对他非凡的玩具和女人们惊叹不已；但是直到上大学，她才能够和父亲深入交流，认出和欣赏他们两个身上类似的特点品质。像他一样，她头脑敏捷，智商很高，自我意识很强，而且一定要成功，也信奉个人主义和性自由。
在布兰迪斯的第一年，她开始和在校园遇到的一个男同学同居；虽然克里斯蒂假期把这个年轻人带回家，还和他睡同一张床时，她妈妈最开始很不高兴，但她父亲见过克里斯蒂的朋友后，倒是全心全意地支持这段关系，而且更愿意相信，女儿快乐的私生活会促使她学业有成，1973年6月，克里斯蒂最终入选ΦBK协会。
入会时，克里斯蒂坚持在名誉榜上将她的姓写作“海夫纳”，这让她的父亲心花怒放；1974年从布兰迪斯毕业后，她在波士顿做了一年自由撰稿人——她男朋友去了乔治城大学继续读法学院，后来她接受父亲的聘请回到芝加哥，在花花公子大厦里做他的特别助理。工作第一年，她定期拜访公司的造纸厂和印刷厂、赌场和俱乐部，参加商务会议，熟悉公司结构和各部门主管。她也参加办公室派对和会议，和父亲一样，不遵守那些劝阻同事间性行为的格言。她和公司里一个责任广泛的上级主管短暂交往过，她父亲完全知晓，但不大支持。实际上，海夫纳对他女儿处理这种情况的能力，比对那个年长的男人更有信心；这段关系最终友善地结束了，结果没有造成任何公司混乱或自我受伤的迹象，让海夫纳松了一口气。在她那一边，克里斯蒂·海夫纳毫不迟疑地告诉父亲，自己对他那些年轻女朋友们的看法；虽然她的观点从不苛刻，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的想法也不客观，但她相信，没有一个情人在他生命里真像他愿意想的那么重要——在她看来，她们没有一个在智识和本质上比得上那个曾是他妻子的女人。
克里斯蒂和父亲的团聚，完全没有减损她和母亲米尔德丽德之间密切的联系，她们几乎每天都通电话，每周都见面，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因为喜爱；她知道父母再婚非常不可能——就算母亲1971年已和第二任丈夫离婚，其中一个原因是母亲已经和一个小她12岁的迷人美发师深深坠入爱河三年，现在正在同居。但是，克里斯蒂确实成功强化了本已疏远的父母间的友谊纽带。在克里斯蒂的建议和鼓动下，70年代中期他们组织了一些海夫纳家庭团聚，把她父母和他们年轻的情人带到同一屋檐下；她住在阿斯彭的离异的叔父基思，通常由他滑雪胜地的一个小明星陪着；她上大学的弟弟戴维，是个有抱负的摄影师，保留了前继父的姓；她自己的伴侣总是个年长点的男人；还有她头发花白、观念保守的祖父母格伦和格蕾丝·海夫纳，他们似乎很享受团聚，但私下里他们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更有智慧。老海夫纳夫妇坦承一生没和其他人有过性关系；结婚50多年之后，他们说自己无怨无悔。虽然格伦·海夫纳通过投资儿子的股票，成了百万富翁，而且多年来帮助审计公司账目，但他表示自己这辈子一次也没有看过《花花公子》中的裸体照片。他强调自己爱读的杂志只有《财富》和《商业周刊》。
除了少数中层行政人员暗地里提及裙带关系，克里斯蒂·海夫纳在公司里的第三年被宣布晋升为副总裁时，花花公子大厦上下洋溢着庆贺的氛围，这样，她26岁时年薪已经将近5万美元；甚至那些认为她晋升过快的员工也不得不承认，比起其他任何人，她更有效地改善了《花花公子》的公众形象，把它从毒品调查、股票下跌和波比·阿恩施泰因去世时那段阴沉的日子里解救了出来。
但是，和她成功吸引媒体注意同时发生的，还有许多与她无关的事件，也帮助公司在广告公司、银行家和投资者那里恢复了声望。例如，杂志持续购买和出版享誉盛名的作家们——约翰·契弗、欧文·肖、亚历克斯·哈里、大卫·哈伯斯塔姆、 [177] 索尔·贝娄——的杰出作品，终于在文学界赢得了迟来的赞誉；尤其重要的是能够制造新闻的《花花公子》访谈，它采访的对象包括被罢免的工会领袖吉米·霍法 [178] （他失踪前的最后一次采访），还有未来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他的坦白让杂志和自己都成了世界头条：“我曾经充满情欲地看过很多女人的照片。在脑海里犯下很多次通奸罪行。上帝知道我会这样，而他原谅我。”
1976年海夫纳决定，从拥有32份报纸的奈特——里德集团挖来顶尖的报业经理德里克·J.丹尼尔斯，任命他为首席运营官，这也被证明是明智的举动；因为德里克·丹尼尔斯头脑格外清晰，擅于解决有些混乱的管理问题，他在维克多·洛恩斯已经采取的措施的基础上找到进一步节省开支的方法，又不严重影响员工士气，或者损害公司已经获得的利润。最显著的盈利是《花花公子》杂志的广告收入，尽管它现在月销量停在了500万份大关，但广告收入马上就要达到创纪录的每年5000万美元，比最接近的竞争者《阁楼》多了整整一倍。公司的另一份杂志《是！》也开始获利，酒店——俱乐部的亏损逐渐减少。虽然由于一些部门和附属机构被整顿或解散，丹尼尔斯上任头两年，有将近100个职员或者被解雇或者退休，但丹尼尔斯并没有主张保守或防备性的政策。他认识到，一个生气蓬勃的机构，有时为了更高的利润必须冒险，丹尼尔斯管理下的花花公子企业公司，1980年末计划在大西洋城修建开办一个耗资数百万美元的酒店赌场，在那里，赌博近期刚被新泽西州立法院宣布为合法。一来是因为“国际度假村”建立的第一个赌场财源滚滚，二来花花公子在英国赌场的成功，花花公子公司股票上涨到16美元一股。
完全归功于丹尼尔斯决议的举措，包括擢升克里斯蒂·海夫纳为副总裁；而且丹尼尔斯虽然如摄政王般代她主事，却也让克里斯蒂主管花花公子基金会（每年为公民自由事业和医药——性研究捐赠数千美元）和公司的宣传推广部，她的责任包括在广告团体前演讲、参加电视脱口秀和去全美各地接受媒体采访。
女记者最经常以简单粗暴的方式问她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她宣称自己是热心的女权主义者，那么为何要在一个以贬低女性身体来积累财富的男性沙文主义公司工作。克里斯蒂·海夫纳否认将女性描绘为性感尤物有什么贬低女性的地方，声称性爱和智识、独立性一样，是女性自我重要的一部分。当采访者提及《花花公子》里有张照片表现一个裸体女人把手指放在自己的阴蒂上，问那有没有剥削女性身体，克里斯蒂回答：“我不认为自慰是一件坏事，”她指出，“女性第一次被表现成和她们自己的身体亲密接触，这正是女权运动想要做的。”
她强调，《花花公子》从不把女人和链锁、鞭子和其他古怪装备拍在一起——但很奇怪，她在像《Vogue》这样的女性高级时尚杂志里却会看到，克里斯蒂·海夫纳追述道：“女权运动有影响力后，某段时间有一种氛围，如果你是女权主义者，你就得穿牛仔裤和军靴。所以突然之间，裸体和性爱成了剥削女性。运动中也有一种反性爱、反男性的偏见很严厉地攻击《花花公子》，因为它很明显非常倾向于异性恋，非常倾向于表现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但是她继续说，她看不出《花花公子》和女权主义有何本质上的矛盾；对她来说，女权主义代表在生活中拥有大量机会和选择，她强调，告诉女人她们不能裸体——像一些清教徒式的女权主义者现在力阻的，像男性审查员和神父阻止了几个世纪的——和大部分女性解放论者所寻求的独立自决等目标相悖。虽然在《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她承认《花花公子》对女性性质的表现视角有一定局限，但她强调，这是一份男性杂志，它的任务不是展现身为女性的众多复杂面向，就像美国的女性杂志也不想展示男性的复杂性一样。事实上，大部分女性杂志“甚至都不涉及女性的复杂性”，她说，补充到，比起《花花公子》，她更想改变《家庭圈》杂志中女性被表现的方式。
1978年12月，《花花公子》杂志庆祝出版25周年纪念；接下来的几周里——在芝加哥、洛杉矶和纽约——举办了一系列派对、晚宴、迪斯科舞会、宴会和其他盛大庆典，共花费了公司100多万美元，全部是由克里斯蒂监督组织的，她现在无疑是休·海夫纳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芭比·本顿仍旧是好朋友，但是28岁的她感觉在海夫纳的乐园里已经停滞不前，决定完全住回贝弗利山的公寓，并开始和其他男人约会。凯伦·克莉丝蒂回到得州之后，于1976年和1977年去洛杉矶拜访过海夫纳，最近也写简信告诉他，自己刚刚在达拉斯和巴尔的摩小马队的后位艾德·西蒙尼尼结婚。海夫纳的前妻米尔德丽德和年轻的瑞士裔美发师皮埃尔·罗尔巴赫愉快地同居多年后也决定结婚；而52岁的休·海夫纳正在追求最新的女主人桑德拉·西奥多，《花花公子》上22岁的金发的7月小姐，她混合了芭比·本顿和凯伦·克莉丝蒂，还有其他邻家女孩的气质，她们都在无情的岁月中老去和改变，但是在海夫纳心里永恒常青。
410页的《花花公子》周年纪念版里有杂志历史上所有玩伴女郎的照片，休·海夫纳在出版人寄语中回忆道：“当我25年前设想这样一本杂志时，完全没想到它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最被仿效、最有影响力但又争议纷纭的出版物之一。50年代早期是一个顺从和压抑的时代——艾森豪威尔和乔·麦卡锡议员的时代，这是20年大萧条和战争的结果。但是，那也是美国再度觉醒的时期——重新强调在自由社会中个人的重要性、权利和机遇——一个财富和闲暇时光不断增加的时期。我想要出版一份既影响到，也体现出美国正在发生的社会和性观念变迁的杂志，但是它首先必须有趣。《花花公子》想要去回应反驳我们的清教遗产中压抑的反性爱、反嬉戏享乐的那一面，这是一个年轻人的远大梦想。他刚刚从大学毕业，因为想要提薪五美元的请求被拒绝，愤而辞去为《时尚先生》做推广文案60美元一周的工作……”
1979年1月11日周年纪念闭幕式上，数百名嘉宾汇聚于纽约中央公园绿苑酒廊饭店，在他们面前，一位发言人——《时尚先生》的代表——站起来，赠予休·海夫纳一张放大的五美元钞票复制品，以纪念几十年前被如此坚决拒绝的那次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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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将女性贞洁作为最有价值的国家财产来培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是孩子真正的父亲，是在为自己的血肉卖力工作。没有这项保证，就没有可能有稳固的家庭生活，而这是国家繁荣不可或缺的基础。
这是为何法律和道德在婚前贞洁和婚后忠诚方面，对女性的要求比对男性更严格，并不是因为男性的自私。女性自由会造成的后果比男性自由要严重得多。
——麦克斯·格吕贝尔，德国卫生学家，20世纪20年代
女性解放的众多议题中，我个人解放的两个主要前线阵地是性和经济。归根结底二者不可分离——只要女性生殖器对女性来说还不具有性价值，而只是具有经济价值。把我的性爱留给情人/丈夫是我给他的礼物，用以交换经济保障——这被称为“重要关系”或“婚姻”。我的未来取决于，找到可以用性和爱的礼物永远占有的合适伴侣。
在一个两性间经济不平等的社会里，加上对性浪漫化的想象，我被迫用阴道交易以期获得财政上的安全。这种情形下的婚姻是一种卖淫。
——贝蒂·多德森，美国女性主义艺术家，20世纪70年代
贝蒂·多德森从不独立的家庭主妇转变成自由的个体，于是毫不奇怪地，她日日夜夜拜访砂岩隐居地，这和她称为“生殖器女性”的演变是合拍的。尽管多德森女士很久之前在词典里发现，“生殖器”（phallus）的定义同时指阴蒂和阴茎，这一点在当前世界里几乎没机会被大众接受，在她看来，“很多个世纪以来否定女性生殖器，是男性统治和女性臣服的精髓”。部分为了补偿，部分因为她涌现的性欲天性使然，贝蒂·多德森作为画家和作家，近些年致力于向一个想要掩藏女性性形象的社会展现这种性形象。
甚至在她拜访砂岩之前——在那儿，她遇到和她一样的生殖器觉醒的女性主义者，贝蒂·多德森就已经在纽约的公寓为女性组织研讨会，分期进行意识觉醒的练习，鼓励参与者毫不羞耻畏怯地仔细观察自己和别人的阴部。用镜子自我观察，然后轮流张开腿被别人观察，女人们惊讶地发现，她们生殖器的形状、布局、质地和图案如此不同：一些是心形的，另外一些像贝壳、肉垂或兰花；把阴毛和阴道上方的皮肤向后推，完全显露出阴蒂时，很多女人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女性性兴奋的核心，诧异地发现，阴蒂的大小形状从凹进去的珍珠到凸出的子弹，不一而足。
女人们也学到，阴蒂相对于阴道口的位置人所各异，大小阴唇的颜色也从深棕到浅粉各不相同。在多德森女士的建议下，女人们不仅观察也用手触摸、嗅闻、尝尝自己的——有时还有朋友们的，试图克服童年时的压抑以及将这片区域视为邪恶、不洁、诅咒之地的《圣经》传统。
贝蒂·多德森的公寓墙上，挂着一些她巧妙描绘女性生殖器的画作，有时为了启发人们也为受到钦佩，她会放一些表现裸体女人毫不羞怯地显露自己的彩色幻灯片，上面展示出一种贝蒂·多德森称为“阴道主动”的态度。大部分参加她研讨会的人和她一样，是中产阶级异性恋或双性恋的女人，30或40多岁，离异或仍旧结着婚，而且她们尽管支持女权运动，却不同意一些激进分子反性爱、反男性的倾向。作为一个画作被骂为色情的艺术家，多德森被一些女性主义者批判为助纣为虐、贬低女性；但是多德森从未为她的作品辩护过，只评论说：“如果一个女人对于性只有负面经历，那么可以理解，她看到一张关于性的图片会感到被贬低。”
贝蒂·多德森魅力十足精力充沛，留着假小子一样的黑头发，常常裸着矮小健美的身体在门口欢迎访客，她1929年生于堪萨斯州圣经带的威奇托市，在对婚姻和忠贞的理想主义的观念中长大。青少年时期，她会一边想象着新婚之夜一边自慰，想象自己是优雅的新娘，穿着精美的蕾丝长袍晨衣，沉着自信地穿过卧室，走向一个倚靠在她婚床上、没有面目的朦胧的男性形象。当她把长袍褪到地板上露出裸体娇嫩的身体时，她达到渴求的高潮。
虽然青少年时她私下承认，这些独处时的欢愉是邪恶的，意志却无法抗拒，即便她怀疑自己自慰成瘾正在让阴唇变形。她有一天借了妈妈的大象牙手镜，在关上门的卧室里张开双腿，就着窗户透过来的光检查阴部，之后她得出了这个结论。带着惊恐忧虑，她注意到小阴唇伸长了，这让她确信自己是自渎的受害者。她立即起誓一辈子都不再这样了，不过只坚持了一个多星期；但她倒是确实更改了方法：觉察到左边阴唇比右边的短点，她之后就只抚摩左边的，希望到时候阴唇能长成一样长。虽然情况没什么改善，刚成年那段时期在堪萨斯州做报纸艺术家时，她还是一直以这种方式，1950年搬到纽约，在纽约艺术学生联盟、国家设计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她也只摸左边。
结婚后她抛弃事业，为讨丈夫欢心做全职主妇，在持续五年的婚姻里都保持忠贞不贰；但是和一个早泄的丈夫的夫妻关系，基本上无法满足她，于是自慰继续是她主要的乐趣来源。但是1965年离婚后，贝蒂·多德森和情人们终于可以享受完全的满足；在她1974年出版的一本叫《解放自慰：自爱沉思录》的书里，她回忆起一件对她的性解放有核心意义的事件：
当我离了婚，重新进入风流浪漫、烛光晚宴和深肤色英俊陌生人的世界时，我非常兴奋，开始参与所有现在近在眼前的历险……（而且）我过于在意自己长得怎样、怎么处理性爱等问题，这羞得我几乎不能动弹。
我最初的一个情人深深地欣赏女性阴部。有次我高潮过后，他说：“你的阴道很美。让我看一会儿。”哦天哪……哦不，我感到心里一沉，和他说最好不要……他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显然我脸色有点发白，说我有那些可笑的小阴唇，像小鸡一样垂下来，很不幸是小时候自慰的后果。深信我的阴部绝对不漂亮，我不是很想让任何人看到它。“哇，”他说，“很多女人都是长成那样的。完全正常，而且事实上，那是我引最喜欢的几种阴部之一。”他去小房间拿出一摞有女人胯部照片的杂志。42本街头色情店卖的海狸书。（“海狸”是女性阴部的俚语，“分裂的海狸”指一个女人用手把阴部张开。）我很震惊，但也很感兴趣。我想那些可怜的女人穿着内衣、吊袜腰带、黑色网袜，不得不那样裸露自己，是多么侮辱人格，但我还是开始看那些照片。确实，一个人的阴部和我的一模一样，然后又发现好几个一样的。我们一起看了几份杂志后，我对女性性器是什么样的有了个概念。真让人宽心！那一次我弄明白自己没有畸形，看起来不可笑也不丑陋……我很正常，而且像我的情人说的，其实很美丽。
被性方面新的信心鼓舞，她的艺术作品也越来越性感，1968年——这一年，裸体在先锋戏剧、电影和反主流文化中正流行，她在麦迪逊大道上的威克沙姆美术馆开办个人特展，两周展期内吸引了8000多参观者，他们全神贯注，红着脸欣赏她生机勃勃的描绘，那些大幅裸体画像中的人物相互抚摸或亲吻，还有几幅是在做爱。这次展览吸引了很多人——那些认为自己是曼哈顿上城人的人、艺术赞助人、上流社会的自由主义者和嬉皮士的父母，评论家赞赏她古典的构图、创造性的掌控力和天分。不害羞的崇拜者买下她很多画作，还有一些作品计划在艺术选集中发表，这让她更加高兴。
接下来，她在威克沙姆第二次为期两周的展览却没有那么成功，只有3000名参观者，但她一点也不沮丧。第二次展览中她投注了更多心血和感情，艺术上更相关更不妥协，描述的是独处时的性和变态行为。她为威克沙姆准备的30幅画作里有素描有油画，画中裸体人物有的在自慰，有男人相互之间口交，一个独处的黑人爱抚变大了的下体，白人女人阴蒂挺起、温柔地抚摸对方的下身，还有女人和男人貌合神离地性交。有些女人脸上的表情似乎是冷漠、极度痛苦甚至狂怒，无疑，像任何同时代的小说家和剧作家一样，多德森在戏剧性地说：在采取了避孕措施的社会里，两性间的战争仍在持续，美国卧室里仍旧有很多疏离。不仅她心里确信这是真的，事实也证明如此，因为她常常从聚在画作前的人群中无意听到类似的评论，或者人们——大部分是女人——在美术馆角落里静静地告诉她类似的事。尽管一些女人坦白，在婚姻关系里她们几乎没有或从来没有过高潮，她们也承认自己太困窘了不敢自慰，或者害怕如果使用按摩棒会“上瘾”。一些男人察看女性自慰的画作时承认，他们不知道女人也会这样，另外一些男人被刺激到，说出怀有敌意的话，尤其是看到一幅六英尺长的画，画中描绘一个金发女人躺着，双眼紧闭用按摩棒自慰。“如果她是我女人，她用不着那东西。”一个男人说。
展览的负面反应并没有使多德森畏缩不前，她和女性主义追随者们变得比原来更加深信，接受手淫和毫无负罪感地进行自慰是女性性解放的核心。“如果我开始前有什么疑虑的话，在美术馆的两周让一切都清楚了，压制和自慰有直接关系，”多德森在她的书里写道，“那么，自慰对于逆转整个过程和赢得自由解放就很重要。寻求性满足是一个基本的动力，而手淫当然是我们最初的自然的性行为。我们是用这个方法发现自己的性爱倾向，学习产生性反应，学习爱自己并建立自尊心……当一个女人自慰时她学会爱自己的性器官，享受性和高潮，而且变得对此精通和独立。我们的社会很不适应精通性爱又能独立控制它的女性。”
贝蒂·多德森坚称，女性结婚时放弃本姓这件事意味深长，补充道：“她放弃的其实是自己的身份”；而大部分中产阶级女性在性压抑的环境中成长，她们也常在女儿身上强化这种压制，造成双重标准的延续，也让多数已婚妇女不能“将女性身体开辟为力量、自豪、欢愉之源”。贝蒂·多德森也强调，社会压力让女性去符合男性所定义的“体面”，以免这些女人像“妓女或荡妇”那样遭到社会排斥，而妓女和荡妇正是很多男性道德伪君子光顾资助的对象，结果常常是女人在性方面变成了“残疾”：“我们的骨盆被严厉地锁住了。我们的肩膀僵硬向前。我们的阴部令自己厌恶，永远是不适感的来源。我们肌肉松弛、脂肪过多。这个体系阴险的地方在于，结果是我们接受了自私自利的男性所定义的‘正常’女性性欲。我们暴烈地或阴沉地压抑自慰以及公开展示健康的女性性行为。这一点上，是我们自己装饰了自己的基座，我们成为社会卫道者……成为无性的母亲和家庭奴隶。”与之相反，多德森在《常青书评》杂志的访谈中表明：“如果女人们联合起来对性说‘是’，我们会发现，男性和我们一样对性紧张焦虑，只是他们不需要面对这一点。因为女性表现出来他们对性所有的恐惧和保守，男人在性方面就可以感觉且表现得非常主动。无意中，他们依赖于我们说‘不’、我们的迟疑、担忧或被动。”而且当男人在床上不能满足女人时，多德森在书中写到，他们会辩解是因为女人太冷淡，即使这些女人其实能用自慰满足自己。“如果一个女人能将自己激发到高潮，她就是性欲旺盛、性功能正常的，”多德森声称，“‘冷淡’是男人的词汇，要是一个女人只获得那种对男性有用的刺激、用传教士体位在五分钟之内不能达到高潮的话，男人就这样说她。我们不能再固守‘应该’只从性交中获得高潮这种观念。而且我们不能被穿白大褂的大男子主义者吓到，他们仍旧说女人‘性交无能’，而他们自己的实验和数据明显驳斥了这种男性对女性反应的定义。事实是，几乎没有女人能始终在没有其他刺激的性交中获得高潮。要想自由解放，女人必须能自由选择和表达她在性行为中的喜好，对什么时候该轮到她也不会有偏见和裁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