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娶的女按摩师和他梦中的加州模特颇为相像，他们在一起的第一年，1969年，鲁宾会陪她到库克乡村森林保护区，在树木间隐蔽的地方为她拍裸体照，摆的造型和黛安娜·韦伯在杂志中的样子一模一样，那些杂志他如此小心翼翼地保存在壁橱里。哈罗德·鲁宾狂热地回忆，他少年时期在卧室里与黛安娜·韦伯幻想中的接触，这不久就激励特立斯飞到南加州，寻找他自己和黛安娜相遇的机会；特立斯通过和她合作过一次的摄影师的帮助，找到了她家的地址和私人电话，但给她写的信和在电话应答机里留下的几条信息，她完全没回复，后来她在好莱坞做纪录片电影剪辑的丈夫帮了忙，她终于同意在马利布家里接受采访，那是一个灰暗阴冷的下午，而特立斯受到的冷遇让这个下午更加寒冷。
黛安娜·韦伯绷着脸开了门。这个40多岁赤着脚的女人将娇小但有些丰满的身材隐藏在褪色的蓝牛仔裤和宽大的男士T恤里，长长的棕色头发和黑框眼镜是最近很多女权主义者的风尚，她对特立斯说话时更像是在讲课而非打招呼。她说，特立斯找她时的坚持不懈并没有 触动她，她也强调，希望这个采访很简短。她提醒说，她现在不是公众人物了，然后带他走向客厅里现代风格的沙发，这间整洁的客厅可以俯瞰海滩；虽然承认当时做裸体模特很愉快，但她现在完全投入一份全职工作，在附近凡奈斯社区当女子舞蹈教练。她说自己在“女人村”教要求很高的肚皮舞，偶尔也和她最好的学生和一个演奏中东音乐的乐队在洛杉矶和附近的公共场合表演。
她说话的时候特立斯没有打断，仔细听着，最后她似乎放松下来，对他不那么反感了。尽管他觉得她很迷人，访谈深入后也更加清楚她的聪明才智和能言善辩，但他相信哈罗德·鲁宾如果在这里可能会失望。在老照片上她显得性感撩人、自由奔放，但她自己并不是这样的，特立斯猜想很多年前她拍照片时可能也不是这样。她年轻时脱下衣服、伸开手足裸体躺在加州沙丘上时，很可能脑海中完全没有淫秽色情的念想，不过特立斯可不敢肯定男摄影师脑中没有这种想法。他们是男人，在为男人拍摄照片，就算她不知道，他们毫无疑问知道，最终挑选出版的照片不久就会让男读者非常兴奋，会在男人性幻想的世界里繁荣兴旺，很多男人在兴奋的脑子里会狂野地强奸她很多次，把她一辈子囚禁在卧室关上的壁橱门后。
但和特立斯访谈时，她 将自己的裸体模特事业解释为是一种摄影“艺术”的表达——特立斯抑制住了冲动，没有说出来对她来说的“艺术”，对她的男性崇拜者来说可能就是“色情”。他在这关头的谨慎可能获得了回报，因为她不久同意再接受一次采访，再后来又有了第三次；通过她，他开始认识她丈夫，他们已经结婚20年了，还有他们19岁的儿子约翰·韦伯，一个一度是嬉皮士的英俊小伙，最近为马利布山冈上一个名叫“极乐仙境”的裸体主义者社区工作，报酬颇丰。社区主人是曾经专门给黛安娜·韦伯拍照片的前摄影师、灰胡子的埃德·兰格。
约翰·韦伯住在社区里做做杂活，工作时间很长；但他定期溜达下山回到马利布父母家里。一天黄昏黛安娜·韦伯下了舞蹈课走进客厅，发现儿子裸体躺在客厅地板上，双腿大张着，对着《花花公子》杂志里女演员乌尔苏拉·安德烈丝的照片自慰。黛安娜·韦伯很不高兴。
正是这次去加州时特立斯第一次探访了砂岩隐居地。一个名叫小帕特里克·麦格雷迪的纽约作家那年早些时候和他说起过砂岩，还有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在他们托潘加峡谷的私人庄园里进行的开放性爱实验。特立斯在洛杉矶《自由报》上看到一则砂岩的广告后，给上面列的号码打了电话，接着受俱乐部经理邀请，他下午开车上山拜访砂岩。
特立斯开上曲曲折折的山路，还迷了两次路，后来终于找到入口的石柱子，把车开进了停车场。他没想到，在这个放纵乐园的短暂拜访会从那天白天持续到晚上，持续到后来两个月的大部分时光。这地方的宁静和自由、几乎没有规章制度、它的舞厅和主动出击的女人都把特立斯迷住了。他之前的所有调查，不论是按摩院、性酒吧、现场表演、从性百科全书里读到的，还是从性爱通那里听说的，都没能让他为砂岩这样的一个地方做好准备。70年代初在美国这个不总是那么民主的共和国里，砂岩毋庸置疑是最自由的15英亩土地：据他所知这是唯一一个没有双重标准、没有用钱交换的性、不需要保安和警察，且没必要以性幻想作为替代兴奋剂的地方。就是在这儿的第一晚，特立斯在舞厅参加了群交，这个欢娱的情景里还有康福特医生和一个著名的好莱坞口技艺人，虽然他把头埋在一个女教师两腿间，但仍旧和自己不在场的木脑袋挚友继续一场幽默的对话。
特立斯在砂岩逐渐习惯了做个裸体主义者；虽然他不是双性恋，但在砂岩学会当男性裸体离得很近时放松下来，在这个无拘无束的环境里和一些男人成了朋友，和他们用拥抱打招呼，变得像握手一样自然。但是特立斯发现砂岩的很多东西并不那么让人愉快，尤其是在静悄悄的午后，这儿只剩十个常居的人——约翰·威廉森的“大家庭”时。除了少数例外，他们对特立斯都很冷淡，怀疑他的意图，有时会公开询问为什么他没有带妻子一起来。特立斯在砂岩住了不到一个月，发觉约翰·威廉森也变得愈发疏远、不友善；好像威廉森在邀请特立斯住在客房、说待多长时间都行后，自己私下感觉犯了个错误——但他没有用突然驱逐特立斯来承认那个错误，而只是听任特立斯感觉越来越不舒服。
特立斯那时认为，有可能他对威廉森不说话时流露出的性情反应过度，作家麦格雷迪在纽约就预先警告过特立斯他的这种性情；而且特立斯也推测，这有可能是威廉森对外来人特殊的压力考验之一，他有时会考验那些从尔虞我诈的尘世来的，甚至只是暂时和他的裸体追随者和离经叛道者住在一起的人。但是特立斯留在了砂岩，白天担惊受怕，每天热切期待俱乐部成员晚上来的时候带来的欢闹氛围；他能那么长时间抵住威廉森的沉默每天给他的压力，以及和大部分家庭成员孤立的感觉，一部分是因为特立斯并非不熟悉作为外人的处境。确实，他的背景让他最自然地是个外人的角色：在爱尔兰裔美国人教区里的意大利裔教民，在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家乡的天主教少数派，是个北方人却去上了南方的大学。50年代他是个总穿西装打领带的保守年轻人，这个有追求的人选择的作为他使命的职业是少数几个对心理伪装者开放的职业之一：他成了一名记者，想以此来克服天生的羞怯，放纵自己遏制不住的好奇心，探索比自己更有趣的人生。
作为一名记者，他毫不意外地被偏离正道的人吸引：纽约城没人注意的流浪汉，在高高的大桥钢筋上工作的流动工人，《纽约时报》办公桌旁古怪的巴托比 [191] 们，黑手党的孩子，走私非法读物的贩子，按摩院里辍学的女生，现在是像威廉森这样有失体统的先驱者们。特立斯为了最终拿到一个好故事，可以长时间忍受合不来的人，他也为自己的这种能力自豪，但就算是他这样的人也是有极限的；就在他忍无可忍的时候，一天下午客房的门开了，约翰·威廉森的妻子未事先通知就出现在门口，脸上挂着假正经的微笑，赤身裸体。他仍旧坐在书桌上的打字机前，她把手轻柔地放在他的肩膀上，开始按摩他的背，抚摩他的脖子；他没说什么话也没有反对，接着她领他走向卧室开始做爱。
这是他第一次如此直接地被一个性主动的女人追求，毫无疑问特立斯的身心都乐于接受这种体验。她高潮之后，也只 在她高潮之后，芭芭拉·威廉森开始直率地说话，自特立斯来砂岩之后第一次信任他。虽然没有为她丈夫的阴沉道歉，但她解释说，因为卖掉砂岩这宗生意有很多变动，这不断打击她丈夫重新定居蒙大拿州的渴望。但是她补充道，约翰·威廉森和大多数梦想家一样，沉溺于夸大其词的沮丧中。她回忆起1970年——当他爱慕的奥拉利亚·利尔和戴维·施温登跑掉，在俄亥俄州的伊利里亚市结婚后，他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忧闷地沉思，有将近两个月几乎不和砂岩的任何人说话。
特立斯饶有兴趣地听着，不时问问题让她继续说下去，芭芭拉·威廉森告诉了他砂岩是如何开始的，回忆起她和约翰·布拉洛的情事，她丈夫后来和布拉洛妻子的关系，还有在大熊湖戏剧性的周末，这两对住在一间小木屋里交换配偶做爱。尽管约翰和朱迪斯·布拉洛一年后退出了砂岩，双方也分居了，芭芭拉说他们后来在开放性婚姻里还是性伴侣，补充道他们现在和威廉森夫妇仍旧是朋友，如果特立斯愿意的话可以安排他们见面。
一周后，这事儿就成行了；之后两年特立斯在纽约和加州往返，常常到伍德兰希尔斯拜访布拉洛夫妇，他渐渐赢得他们的信赖，获得允许写下他们的故事，并使用约翰·布拉洛写下的日记和笔记，这些是他在朱迪斯被威廉森和砂岩主要成员们勾引走的那些心理受创的日子里写下的。
这段时期，恶名昭著的研究、高曝光率，以及最近同意接受《纽约》杂志记者的深入采访，讨论新写作计划中遇到的挑战和困难，这些都对特立斯自1959年就开始的婚姻（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小女儿）产生了不利影响。那个杂志记者是他认识了很多年的朋友，特立斯认为，比起他亲身体验了多少性行为，这个记者会更多报道他的工作方法；所以特立斯相信没什么需要对他隐瞒的。
一天晚上，特立斯和记者一起回到家里，发现屋里静悄悄的，一个信封放在餐桌上。他打开它，读到自己的妻子已经离家出走，而且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她表示，因为他不明就里就同意和媒体讨论其实和它们不相干的事，她最重视的隐私权被他侵犯了；此外她还警告，他在性方面的坦率也许能撩拨一些杂志读者，却只会让他自己受人耻笑。
特立斯很苦闷，但极想对默默站在旁边的记者掩饰信的内容，那记者正等着和他去一家餐厅结束进行了好几天的访谈，于是特立斯把信放进自己口袋里。之后几小时特立斯抑制住情感，在餐厅里和记者交谈，希望自己的紧张和焦虑没被发觉。
他收到信的时候是周五，下周一妻子回来了，并没做什么解释。她没主动说自己去哪儿了，他也不觉得自己有权过问。他们的婚姻在1973年秋到1974年冬，带着某种不确定的和解氛围持续了下来。婚姻得以幸存不只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爱，更是由于在一起的多年时间里，他们都能洞察对方错综复杂的行事方式，一种特别的并不总需要说出来的语言，尊重相互的工作，同甘共苦，也都清楚自己是真心喜欢对方。有时在婚姻中更重要的是“喜欢”而非“爱”——因此，又一个十年过去了，他们的婚姻持续下去，感情日深；1974年夏天，特立斯像每年一样，和妻子孩子一起到家乡新泽西州大洋城他在维多利亚海滩的房子度假。
像妻子预言的那样，他人尽皆知的“调查”引起的消极反应先于他到了，在这个他做过高中体育记者、开始自己职业生涯的地方，一份地方周报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的研究。比起所有大城市日报和全国性杂志里的八卦文章，这篇社评让他的父母最为光火，他们仍旧住在镇上，半个世纪以来言行都符合这个海滨城市至少表面上的道德规范。虽然特立斯正在写作的这本书对他家庭造成的影响最开始让他非常愤怒不安，但他渐渐地也就不再关心人们怎么想他的为人了。他现在找到了开篇的方法，第一章也写完了，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会漫步穿过城镇，在当地书报摊随意翻查一架一架的男性杂志，继续探索他周围性爱习俗的变化——既在他故乡，也在附近亚特兰大城更大的度假胜地探索，还延伸到农场和村庄。
离他长大的地方20英里远，有一个裸体主义者公园深深隐藏在巨蛋港河边的林地里，他从少年时就知道，但是那时从不敢进去。它叫阳光公园，30年代中期由身材敦实、情绪反复无常、备受争议的牧师伊尔斯利·布恩建立，一小群毫无顾忌的裸体主义拥趸认为他是美国裸体运动之父。布恩牧师一度是新泽西州奥克兰的庞兹归正会 [192] 的牧师，1931年他在德国旅行期间了解到裸体主义，直到被希特勒关闭之前，那里有很多裸体主义者占据的私人庭园，他们相信在户外脱掉衣服对身心都是解放，对身心健康都有益。布恩牧师最初在新泽西州中北部斯库利山建立裸体主义者居住区的尝试，以房东的驱逐通知告终，但后来，新泽西州南部一个住在梅斯兰丁社区的德裔美国家庭，给了他80英亩林地。1935年他带着救世主般的热忱，和追随者一起在高高的橡木、雪松和松树荫凉下建立了一个河畔隐居处，给它命名为阳光公园。他建造了一栋白色的大木屋，和妻子孩子住在里面，还建造了很多小房子和木屋，一间礼堂和一家学校。他出版了一份裸体主义报纸和一份叫《阳光与健康》的图文杂志，杂志常常遭到梅斯兰丁邮政局长查禁，布恩自己也常常上法庭为之辩护，他在一篇社评中坚称：“除非美国的‘道德’领袖们接受身体的真实，允许老百姓完全熟悉身体所有地方的样子，否则人们对身体的‘禁地’就一直会有或多或少狂热的兴趣。”
对身体“禁地”“狂热的兴趣”——用这些词汇来描述特立斯在大洋城的少年时代再贴切不过了；尽管他一直没有勇气去街角烟草店询问是否有《阳光与健康》私下出售，那店里明面上摆着的最不审慎的杂志是《警方公报》，但当学校好友大胆讨论晚上要不要偷偷溜进公园爬上树，在那儿躲着，直到日光让他们看到光辉灿烂的女性裸体时，他一直兴致勃勃地听着。不管何时去费城看棒球赛，沿着河畔道路开车经过阳光公园的石头门和醒目的白色布告牌时，他都徒劳地在模糊的树木间寻找禁忌的风景。他也听说，尤其是在周末时，镇上有的船主会沿着巨蛋港河划着或开着他们的船，在阳光公园河岸对面抛锚，只为了看到神奇的景象：那些邪恶的沐浴者在木码头和小沙滩上伸展四肢。
一个夏日周末，特立斯在砂岩拜访几天后回到大洋城，独自开上通往阳光公园的林荫路。公园熟悉的白色标志和他年少时一模一样，他开进大门，沿着幽长曲折的土路，经过茂盛的树林和灌木丛，最终到达一个小木屋门房，那里有位裸体的老人坐在粗糙的木桌子后面，沐浴着阳光。老人欢迎特立斯，递给他需要填写的登记卡，并收取了费用。老人回答特立斯的问题，说他不是伊尔斯利·布恩，布恩1968年已经去世，又说他帮布恩建造了这个公园，除了房车，它看起来几乎仍旧和40年前开园时一样。特立斯进入内门时老人向他挥手，他沿着沙路开到河边，看到几十个年龄、体型和肤色各异的人裸体在阳光下漫步、躺卧或在河里游泳。有带婴儿的父母，棕褐色皮肤松弛的老人，身体美丽或不美丽的年轻女人，健壮、松弛或虚弱的男人，男孩女孩在沙滩巾上挨着躺着，或者站着随意闲聊。
特立斯停下车脱掉衣服，慢慢走向河水，感觉自然而愉悦。那是一个闷热的7月午后，但他脚下荫蔽的地面感觉很凉爽，而雪松色的河水温暖宜人。他淌过水走向码头的木梯子；爬上去，和其他没见过的裸体主义者混在一起，他发现一些人在向很多帆船和摩托艇招手，那些船停在隔开公园和公海的长绳子外面。
在船的名字下面，大部分船的船尾上漆着它们的归属地“大洋城，新泽西州”；坐在甲板上的人穿戴着百慕大式短裤、帆船帽、泳衣、草帽和墨镜；手里拿着罐装啤酒、保温瓶、晶体管收音机，还有向裸体者挥舞的手帕。船上也传来一些嘘声、口哨声和欢呼声；看了一会儿后，特立斯在甲板上走向前，和其他安静的裸体者分开，面向船只，他认出一些帆船和上面的一些乘客。他也第一次注意到，很多乘客拿着银色的望远镜和黑色的双目镜，他们僵硬地坐在甲板上在水中摇摆，在阳光下眯着眼窥看。他们是不加掩饰的窥阴癖，正凝视着他；而特立斯回之以凝视。
后记
1980年写完《邻人之妻》，对我的作家生涯来说是最好也是最坏的一年。
这本书爆炸性地走红，书店里还没有卖出一本，我的账上就多了400万美元，可围绕本书出版的种种新闻也转移了读者的兴趣，至于我写了什么 、为什么写 、如何写 的这本书，反而没什么人关注。特别是为了收集信息、观察当代美国日益增多的婚外情现象和性爱实验，我对妻子不忠的原因 ，也没多少人关心。
我写书的九年里，妻子都公开支持着我，后来还陪我上脱口秀节目对公众解释，说虽然我去了纽约的按摩院和洛杉矶的享乐裸体主义社区做调研，我们的婚姻之爱并未受到威胁，可这也只是加剧了某些评论家对我和这部作品的义愤与嘲笑。比如《华盛顿明星报》的乔纳森·亚德利（“谄媚读者”）；《多伦多明星报》的肯·安达（“他该冲个冷水澡清醒一下”）；《埃尔帕索时代周刊》的戴尔·L.沃克（“恶心”）；《纽约》杂志的莫迪凯·雷切勒（“有危险性”）；《时代》的保罗·格雷（“惨不忍睹”）；《纽约时报》的阿纳托尔·布罗亚德（“难道能指望他从性爱中讲出什么道理？”）；还有约翰·伦纳德，《时代周刊》的员工，也是几部小说的作者，接受了《花花公子》写书评的约稿，文章开头写道：“我们上次告别特立斯时，他一丝不挂，从唱诗班男孩变成了年轻的神，准备勇敢地跳入雪松色似的新泽西巨蛋港河的河水中。当然，到了该洗澡的时间。”
我明白，批评家的负面评论一旦见报，再争吵也没什么意义，可我就是觉得一定要回击约翰·伦纳德。我们之前在纽约的社交场合见过，一向就合不来，特别是我的书出版一年前，他在专栏写了篇错误百出的文章，说我写了整版的报纸广告，把色情作家拉里·弗林特与苏联自由斗士相提并论。我自然予以驳斥，之后我们的关系就更糟了。
我马上写信给约翰·伦纳德，要求他更正说辞。他没有理我，后来他在《花花公子》上写评论文章，又引用了这段错误的讯息，我很生气，寄过去第二封信，他还是没理会，后来，《人物》的记者给我打电话，问我对伦纳德和其他作家负面评论的看法，我回复说：“这些作家自己没能力写书，所以嫉妒心强得很。伦纳德文笔就不行。他还有婚外情，和朋友的妻子私奔了——结果又跑来这里批评‘邻人之妻’。”
现在我回忆起这些，是在《邻人之妻》出版25年后，我很希望当时不要对批评那么敏感。可那些日子里，出版遇到了太多琐碎、无谓的事情，我也不是总能控制自己沮丧的心情。我真正观察、写作的内容被忽视了，公众只关注我的婚姻状态、我和书里某些人物的私人关系，以及书还没有公开出版之前就有了的大批投资。《时尚先生》为正式出版前的节选版付了5万美元，平装本和外国版本又提前付了100万美元，还有好莱坞购买改编电影版权付了250万美元。
本书的原稿送到杂志社以供节选时，几家电影制片厂看到流出来的盗版稿件，开始竞争改编版权，最后由联美公司 [193] 以250万美元得标——史上最贵的改编版权。使大卫·布朗和理查德·扎纳克联合制片、为改编彼得·本奇利的《魔岛生死劫》支付的215万美元相形见绌，也远远超过了近期的书本改编电影合约金额，比如斯泰伦的小说《苏菲的选择》（50万美元）、克里斯蒂娜·克劳馥的《琼·克劳馥传》（65万美元）和罗宾·库克的《斯芬克斯》（100万美元）。
虽然《丹佛邮报》的图书编辑克拉罗斯·贝克斯说《邻人之妻》“肯定不值250万美元”，但联美公司的发言人，也是帮忙谈判这单合同的高级副总裁斯蒂芬·巴赫说，从这本书的故事里可以拍出三部电影。他建议一部电影讲纽约人寿那位保守的经理人与漂亮、主动的年轻女推销员的婚外情故事；第二部可以讲芝加哥的少年如何仰慕洛杉矶美丽的画报女郎，以致爱上了她的照片；第三部电影可以关注休·海夫纳在花花公子豪宅里花天酒地又惴惴不安的日日夜夜。
“我认为本书会成为年度之作。”斯蒂芬·巴赫在《纽约时报》的访谈里预言，又补充说，“它写的是当代生活最有爆炸性的话题，性和道德，同时还有对人际关系的深刻观察。”他的电影公司雇了一位得过普利策奖的编剧玛莎·诺曼来写剧本，导演是著名的威廉·弗莱德金 [194] 。
然而，这部电影再也没能完成。
买下《邻人之妻》的版权一年之后，制片厂破产了。原因是拍了《天堂之门》，预算是750万美元，最后总共花了3.6亿美元。这部电影由迈克尔·西米诺执导，首映式之后就销声匿迹。公司的大部分高管，包括斯蒂芬·巴赫很快被开除，《邻人之妻》已经完成的剧本也就在公司档案里落灰了。
20世纪80年代里，书本身销量很好——三个月内都是畅销书，连续十周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位列第一；不过我还是相信，许多读者买书的动机就错了。他们被这本书的曝光度吸引，可曝光度和内容并无多大联系。有些人期待这本书能让人“大跌眼镜”或是“有下流描写”，他们无疑失望了。《邻人之妻》笔调朴素，长篇大论地描写了许多人物和地方，从我上大学时的50年代早期，一直到写作本书的70年代初，在我心里，这些人物和事件代表了美国人道德观戏剧性的变化。到了80年代，《纽约时报书评》一位署名罗伯特·科尔斯的作者为《邻人之妻》写了几篇积极的评论，他是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和医学人文教授，也是位作家。他写道：
盖伊·特立斯是位著名的记者，喜欢挑战其他人认为难于上青天的任务（比如黑手党的运作模式），现在他拿出了一份报告（至少九年工作的成果），写的是我们怎样心甘情愿、高高兴兴地偏离了19世纪的道德传统，也偏离了20世纪末之前人们习以为常的道德范式。他调研的方法是“参与——观察”；事实上，我很怀疑任何所谓“田野工作者”敢说在个人卷入方面超过特立斯的。他与那些尝试新奇不羁或非传统性爱的男人和女人谈话，努力理解这个世界，同时也成为世界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他不仅在曼哈顿的按摩院里打工，也全心全意为按摩院的利益着想。他短暂加入过裸体主义营地，也没有放过在洛杉矶附近的砂岩享受快乐（“性爱共享”）的机会。
对于那些抱着色情想法的读者来说，这部长篇要让他们失望了。这本书不是裸露癖的自白，也不是记者写的色情文学。这本书出版后，特立斯先生的经历会被传得比实际上丰富许多，不过很多读者会发现他实际上相当克制。他的秘密爱好是观察自己的人类同胞、倾听他们的谈话，再诚实地记录下所见所闻。他的文风干净，不矫揉造作。他有种天赋，随手在这儿写个句子、加个短语，就联结起了重要的历史事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系列精彩的故事，其中的社会信息不断累积：美国人的性在过去的20年里，已经彻头彻尾地改变了。
1981年，《邻人之妻》的平装本卖得很好，之后便和其他有关性解放的书籍一起淡出了读者的视线。当时最受关注的，是指出全美疱疹和艾滋病不断蔓延的医学报告——80年代的这些疾病，很多人认为是60年代的性放纵所致。不仅那些支持限制自由表达和行为的人持这种观点，公开支持性自由的人也这样认为，比如评论家、学者卡米尔·帕利亚，在60年代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在她的书（《性，艺术与美国文化》）里写道：
60年代人们尝试回归自然，结果成了一场灾难。伍德斯托克泥地里惬意的裸体浴和好玩的滑水只是一场短暂的卢梭主义幻梦。我们这一代人有享乐主义的反叛精神，尝试了法国大革命以来最前卫和极端的东西。我们问道：为何我要遵守法律？为什么我不能实践每一次性冲动？结果是我们退回到了野蛮人阶段。我们痛苦地发现，如果每个人自行其是，社会便无法实现正常运转。而且，60年代的无信仰滥交带来了艾滋病。这一带每个宣扬自由性爱的人都对艾滋病负有责任。60年代美国的革命不堪自身的重负，终于崩溃。
可革命真的崩溃了吗？像每个人一样，我也在近年的报纸上读到了无数民意调查，指出由于艾滋病的影响，单身酒吧不再是一夜情的圣地，已婚夫妇的出轨意愿有所降低，色情小说卖得也没那么好了。新清教主义正渗透进美国的精神。1984年，某期《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标题是：《80年代的性——革命已经结束》；1986年，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主持的色情作品调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暗示在美国土地上，新的道德战争、传统价值复兴即将来临，公民团体和执法官员不懈的努力也会阻止色情文学和色情杂志的传播、销售。
沃尔玛的业主拒绝在店里销售《花花公子》和其他男性杂志，《花花公子》公司也把封面设计得更低调些（不再有全裸的模特图片了），在报亭贩卖时也包上玻璃纸，希望阻拦那些乱翻书的小孩子，这些都是事实；不过，《花花公子》的有线电视台近些年却变得十分大胆（播放交合的情侣、勃起的阴茎、插入、吮吸阴茎和舐阴等镜头）。
除了这些，互联网的访问量也迅速增加，在我看来，现在很少有措施能限制美国公民进入这个约翰·厄普代克笔下的“肉体乐园”。互联网上日夜都有按摩师和换妻俱乐部的诱惑，当然也有孤独的男人和女人——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寻求着长期和短期的恋爱关系。我最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文章（2008年5月19日），讲的是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多斯普林市举办第九届父女纯洁舞会 [195] ，保证这些少女直到结婚都保持忠贞。而几个月之后，我在电视上看了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大会，成千上万的民众在为一位17岁的未婚怀孕少女欢呼，就是老大党 [196] 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的女儿。
“美国人向来两头都要。”1986年，《时代周刊》杂志的理查德·斯滕格尔这样写道，“从来到新大陆那时起，追求个人自由和要求清教正义的矛盾就存在了，这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个人主义的宽阔大道和乔纳森·爱德华兹大觉醒运动 [197] 的道德狂热之间的矛盾。时代的风气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国家的角色也随之摇摆。政府干预；政府退却；国家出手干预道德，然后洗手退出。镀金年代为改革年代强力的政府手段让道。咆哮的20年代之后就是30年代严格的海斯办公室 [198] 时期。层层包裹的50年代引出了解开纽扣的60年代。就在最近，对性解放的反应催生了重拾家庭价值的狂热运动，并让罗纳德·里根高票当选总统。”
我还想补充一句，90年代家庭价值的缺席 也差点将比尔·克林顿赶下总统职位！
不过，要是有人觉得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调情、差点引咎辞职的案例应该 会让其他政客在性行为方面有所收敛，那就大错特错了——看看最近的新闻报道就知道：
200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北卡罗来纳州的前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公开承认与一位女性竞选工作人员有婚外情。
2008年，艾略特·斯皮策辞去了纽约州州长一职，此前他宣称重视家庭价值，还热心参与反淫秽的活动，结果被曝出是网上应召女郎服务的常客。
斯皮策的政治继任者戴维·A.帕特森主动对媒体承认，他多年来对妻子不忠——而她也在另一访谈中承认自己对丈夫不忠。
2008年，新泽西州前州长吉姆·麦克利维的同性恋男友告诉媒体，说他和州长（2004年辞职）以及州长夫人（现已分居）参与过几次三人做爱。虽然州长夫人否认了他的说法，前州长却没有。
2007年，拉里·克雷格参议员（共和党，爱达荷州）——结婚多年，强烈拥护家庭价值——被八位男同性恋者控告称与他有性关系。在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国际机场的男卫生间里因猥亵行为被捕后不久，他态度激烈地否认了此事。1989年，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巴尼·弗兰克因为与男妓的交易，处于被驱逐、被谴责的风口浪尖之时，克雷格就是主张罢免弗兰克的一员。可弗兰克后来并没被丑闻打倒，一直在国会有相当的发言权。
20多年前，快写完《邻人之妻》的时候，我在最后一章写道：“……虽然性解放在社会和科学方面带来了许多变化——避孕药、堕胎改革、对审查制度的法律限制，成百上千万美国人最爱读的书仍旧是《圣经》，忠于婚姻，上大学的女儿仍旧是处女……尽管全美的离婚率比任何时候都高，再婚率也居高不下。”
今天，我相信这段话依然适用。不过我也相信理查德·斯滕格尔1986年在《时代周刊》里写的“美国人向来两头都要”。所以，我的主要观点是，与民意调查公开发表的结果相反，我很怀疑21世纪的美国人——无论多么害怕感染艾滋病——会屈从于新清教主义的约束，远离60年代和70年代那些震惊公众的诱惑和特权。我更加坚信，那些年代里还是标新立异的东西，现在已经并入主流，只有新入职的新闻编辑会觉得“新奇”——或者那些每天被巨大职场压力牵着走的人，他们已经到了临界点，认为大众在私下里实践许久的东西还只是“趋势”。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邻人之妻》是关于60年代和70年代性解放的。是关于体现了性解放的男人和女人。它讲的是具体的人和事。而从另一层面上讲，这些信息也是不分时间、地点存在的。从黑暗时代和穴居时代起，男女间的爱恨情仇已经讲述过、发生过无数次，这本书的内容又怎么可能没有囊括其中？自从男人和女人第一次纠缠在一起，两性之间的冲突一直没停过，这永恒的爱恨关系比巴别塔还要古老；因为男人和女人一直说着、理解着不同的语言。这些言语是无法翻译和解释的——无论是在最高法院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和他的前同事、原告安妮塔·希尔曾任职的律师事务所里 [199] ，还是在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
《邻人之妻》里并无新事。
也没有过时。
盖伊·特立斯
2009年
人物地点近况更新
（依书中出现顺序，截至2009年）
1
哈罗德·鲁宾，那位芝加哥出生的少年，50年代和洛杉矶一名叫黛安娜·韦伯的年轻裸体模特的照片有一段自慰的恋情——她日后促使他在芝加哥开了一家按摩院，提供服务的是手掌中抹了香脂的女按摩师，警察突袭时常常逮捕她们。他于2007年1月在芝加哥寿终正寝。鲁宾先生享年67岁。他一生只结了一次婚，离婚后，留下一个儿子朱尔斯·鲁宾，据引述，朱尔斯在《芝加哥论坛报》上登的讣告中说，他过世的父亲一生相信美国宪法保障每个公民接触色情产品的权利。
2
黛安娜·韦伯成为裸体主义者时的志向当然不是成为全国男人的梦中女神。她在50年代为艺术摄影师摆裸体造型时相当天真地相信她仅仅是作为身体艺术的范本而被观看和欣赏，远离它在对艺术摄影没有鉴赏力的人——年轻的芝加哥人哈罗德·鲁宾——身上所激发的情欲。现在她年逾七旬，还是住在洛杉矶，常常裸体。
3
休·海夫纳现在83岁 [200] ，住在洛杉矶的花花公子宅邸，1955年选择了黛安娜·韦伯作为他的杂志5月刊上的玩伴女郎。我2008年4月最后一次拜访他时，他心满意足地和三个丰满的金发女郎合住在豪华的寓所，她们也作为常客参加他广受欢迎的电视节目《邻家女孩》（The Girls Next Door） 。除了他的年龄和“课余兴趣”，他坚决把持对那本他1953年创办的杂志最终的编辑权力。
4
安东尼·考姆斯托克一个多世纪前就声名显赫，因为他是反对销售和散发色情图片和出版物全国首要的请愿人，年少时在康涅狄格州他控制不住自慰，以至于他认为这问题无法可解，除非从全国的报刊亭和邮政系统清除任何会诱使他勃起的东西。他逐渐成为控制狂和警惕的检查员，手握权柄能把大部分反对他禁制政策的出版商和自由思想家关押起来。有一个起身反对但最终被投入监牢的人，地下发行人D.M.本内特。
2006年，纽约阿默斯特的普罗米修斯出版社发行了本内特的传记——罗德里克·布拉德福德写的《D.M.本内特：真理探寻者》。
关于考姆斯托克（卒于1915年）的书包括：《纯真在危难中：美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安东尼·考姆斯托克与家庭繁衍》（Imperiled Innocents：Anthony Comstock and Family Reproduction in Victorian America） ，作者尼古拉·拜塞尔（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7年）；以及《上帝花园里的除草人：安东尼·考姆斯托克的人生与事业》（Weeder in the Garden of the Lord：Anthony Comstock’s Life and Career） ，作者是安娜·路易斯·贝茨（美洲大学出版社，1995年）。
5
本章讨论了休·海夫纳早年间的家庭生活和《花花公子》编辑生涯。他1949年第一次结婚娶了一位西北大学的同学，芝加哥人米尔德丽德·威廉姆斯。1952年这对夫妻生了第一个孩子克里斯蒂。第二个孩子大卫生于1955年，但是他们十年的婚姻在1959年终结。米尔德丽德不久就嫁给了处理她离婚案的律师但又迅速离婚，但休在此后的30年间都是单身汉，虽然他和像芭比·本顿和凯伦·克莉丝蒂这样的玩伴女郎（本书第24章对两人均有描述）保持了恋人关系。但是在1989年他娶了一位叫金伯丽·康拉德的玩伴女郎，生了两个儿子——生于1990年的马斯顿·海夫纳和生于1991年的库珀·海夫纳。尽管金伯丽和休·海夫纳于1999年分居，她仍旧和儿子们一起住在宅邸地产上一处分开的寓所。
海夫纳和金伯丽分手后——他说自己在他们十年的婚姻中对她忠贞不贰，他的“室友”更换得太频繁，很难说哪一位才是宅邸的第一夫人。目前获他青睐的三人组中有一个格外直言不讳的玩伴女郎，28岁的霍莉·麦迪逊，她2008年2月告诉《美国周刊》的记者，她和海夫纳打算要孩子。海夫纳先生对此无可奉告。
6
塞缪尔·罗思，一位博学的色情文学作家，对文学价值的领悟一贯准确，却因为鲁莽不顾反淫秽法，常常入狱，他1974年卒于纽约，享年80岁。他成年后有五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狱中度过，因为他发行了数十本在性方面露骨的书籍杂志，例如20年代发行的小说《尤利西斯》和30年代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都在当局未许可的情况下暗中销售。1957年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早前一项对罗思的判决，但判决书中的用语却缩小了对淫秽定义的范围。结果很多之前被禁止的书籍，现在大众都可以在图书馆和书店架子上看到。
杰·A.格茨曼现在正在写塞缪尔·罗思的传记，他是宾夕法尼亚州曼斯菲尔德大学的英文系荣誉退休教授。 [201]
7
巴尼·罗塞特，格罗夫出版社的前卫出版商，1959年利用最高法院刚放宽的淫秽案审判（由罗思案引起的），（第一次合法地）出版了像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这样的作品，还有其他刺激感官的小说和电影，均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由格罗夫出版社发行。
2008年11月，86岁的巴尼·罗塞特在纽约第59届全国图书基金会年度晚宴上获得了“文学家奖”，以表彰他在文学自由最前线的事业。2008年早些时候，他也在全国反检查制度联盟赞助的活动中获得了类似的荣誉。他最近写完了一本自传，阿尔贡金出版社计划于2009年出版。 [202]
8
约翰·布拉洛，洛杉矶的保险业经理，他60年代和女同事通奸的事不仅在第8章有详细描述，在《邻人之妻》后面大多数章节中都是一个参考事件，他现在76岁，已经从保险业退休很久了。他和第二任妻子辛西娅一起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但是他和第一任妻子朱迪斯保持了朋友关系，作为家庭的一员他定期去洛杉矶拜访她，通常他们现在44岁的儿子和42岁的女儿也会来。约翰·布拉洛已经很久没有和他曾经的情妇芭芭拉·威廉森联系过了。
9
芭芭拉·威廉森与约翰·威廉森45年来非独占性的婚恋，一点也没有受到她和约翰·布拉洛还有其他许多情人的亲密关系的影响，1973年卖掉在洛杉矶的自由性爱砂岩社区后，她和丈夫一起在全美四处旅行。最近几年他们在内华达州法伦市定居下来，主持一个非营利组织，致力于研究他们家里众多从虎斑猫到老虎不等的猫科动物。他们的组织叫作“与猛虎接触”。
10
约翰·威廉森现在76岁了。在有机会宣传他在意的项目的场合，他会接受媒体采访，出现在电视栏目中。2008年春天，他同意作为嘉宾出现在一部叫《性：一场革命》（Sex：The Revolution） 的四集纪录片中，该纪录片由纽约的佩里电影公司制作（www.perryfilms.com）。2009年1月，他和妻子芭芭拉建立了一个新的网站SandstoneCommunity.com，作为威廉森夫妇和很多追随者所认同的准则的信息中心。 [203]
11
这一章涉及约翰·威廉森在亚拉巴马州的少年时代，以及创办砂岩之前在佛罗里达州和其他地方做空间工程师的日子，但基本上没有需要补充的信息。
12
这章提到了马斯特斯和约翰森的性研究诊所，当约翰·威廉森思忖建立砂岩隐居所的时候，这家诊所是他脑中的一个模范样板。
一本关于马斯特斯和约翰森的新书将由基础书籍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书名是《性爱大师》 [204] ，作者是托马斯·梅尔。书中透露威廉·马斯特斯博士与弗吉尼亚·约翰森结婚21年后，在1992年圣诞节要求离婚，使她大为震惊。78岁高龄的他爱上了一个75岁的女人，他们半个多世纪前就认识但并不熟悉。他们于1993年结婚。2001年马斯特斯85岁时在图森市的临终关怀医院去世，死于帕金森病的并发症。弗吉尼亚·约翰森现在83岁，没有再婚，独自住在圣路易斯市的公寓里。 [205] 曾经名声大噪的马斯特斯和约翰森诊所与他们的婚姻以及其他托马斯·梅尔在新书中提及的因素一起逝去。他写道：
马斯特斯和约翰森以他们的解剖学发现和临床描述推行用医疗的方法处理性爱，这不久就进入了一个新领域，即由美国制药业催生的以药物引起性高潮。大制药厂从前处于精神性欲研究的边缘，现在从伟哥以及其他解决勃起障碍的热卖品中大赚了一笔。1998年把伟哥推入市场的公司辉瑞在十年里每年从这些小蓝药片中盈利13亿美元。
梅尔先生继续解释说马斯特斯和约翰森“以医学为导向的方法——有似乎不可思议的80%的治愈率——现在由一个小瓶子里能百分百成功的解决方案取代”。
13
创办砂岩的伴侣们——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约翰和朱迪斯·布拉洛，奥拉利亚·利尔和戴维·施温登，以及其他作为大家庭成员在70年代初加入他们的伴侣们，现在住在美国各个地方，相距甚远。但是一个砂岩成员，那时帮助约翰·威廉森管理砂岩的马丁·齐特，他目前住在帕萨迪纳市，承担了某种砂岩老成员负责人的职责。他比其他人都更清楚如何找到以前的成员。他也在写一个关于他自己在砂岩的经历的电影剧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