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海夫纳创办《花花公子》，初始投资只有600美元。这笔钱来自银行贷款，以他海德公园公寓的家具作抵押。他那年27岁，与性冷淡的妻子和穿尿布的女儿一起住，开一辆破旧的1941年产雪佛兰，不过，仍有金色的幻梦催他前行。
1952年，他辞掉了冯·罗森公司周薪80美元的工作，在儿童杂志找了份工资高但无聊的事，以腾出时间来策划自己的杂志。多年来他阅读、分析了无数杂志，从最廉价的招贴画到最光鲜亮丽、内涵深刻的刊物。海夫纳相信自己心目中的杂志与所有杂志都不同，甚至与冯·罗森的女郎杂志也不一样。
比如说吧，冯·罗森那本《摩登男性》里的文章，还有像《真理与商船》这种男性出版物里的文章，都是写给行动派的男性读者看的，他们喜欢打猎、钓鱼、收集枪支、深海潜水、登山等户外活动，这类冒险行动能加深男性间的友情，也就是“二战”中许多男人体会过的战友情谊。而像海夫纳这样住在城市里、喜欢室内活动的人，其阅读兴趣完全被这类杂志无视了。他们不喜欢打猎钓鱼，梦想是有一天住在现代化的单身公寓里，坐拥一套闪亮的高保真音响，换新女友加换新车。海夫纳将情爱冒险与社会地位和经济繁荣相联系，认为床上成功的男人做生意也成功；虽然这只是理论可能，但他已经准备史无前例地在杂志里宣传这种观点。
性，在其他杂志里，是遮遮掩掩的背德和丑闻。男性杂志《雄性》每月刊登一篇叫《罪恶都市》的文章，痛陈美国各大城镇中腐化堕落的夜生活，像滑稽剧院，夜总会，妓院——每次文章旁边都配几张异域风情的舞女或脱衣女郎的照片。
罗伯特·哈里森的色情杂志把性爱描绘成怪异的行为，女主角们穿着高跟鞋、手拿鞭子、眉头紧锁，简直是严格按照清教传统对享乐进行惩罚。女性杂志则把性欲当作问题，请医生或家庭咨询师来解决并宽慰受害者。海夫纳最喜欢的杂志《时尚先生》现在也忽视性爱的存在，而那些充斥着性爱元素的杂志——便宜的低俗刊物和比《时尚先生》更大胆的小报——则把它当作深可厌憎又能无限挖掘的题目，标题都是《小镇姑娘有多放纵？》《堕胎生意之内幕》《数百万元的淫秽骗局》一类的。
“淫秽”也是大型都市报坐班编辑特别爱用的标题词，包括《纽约时报》，因为这词与他们身处的狭窄空间十分契合，能激起读者兴趣，还暗示了编辑的不赞成。编辑们最高兴的，就是有新闻既能满足他们谈论色情的兴味，又能抒发道德上的义愤。战后这类新闻的典型，就是没完没了地报道斯特龙博利岛上罗伯托·罗塞利尼导演与已婚影星英格丽·褒曼的绯闻，最后褒曼自我流放，离开好莱坞七年。
海夫纳策划杂志的时候，新闻标题里都是最近披露的性新闻，包括克里斯汀·乔根森的变性手术，冒牌继承人米奇·杰尔克的咖啡厅援交组织，还有1953年的金赛报告《女性性行为》。金赛的数据显示，大约50%的女性以及60%的女大学毕业生婚前就有过性行为，还有大约25%的已婚女性有婚外性行为。超过一半的女性会自慰，43%的女性与男性有过口交行为，还有13%的女性曾与另一个女人有过至少一次达到高潮的性体验。
虽然全国性的媒体对金赛的发现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一些媒体作者依旧认为金赛比色情小说作家强不了多少，保守的《芝加哥论坛报》将其斥为“社会的害虫”。有些报纸认为报告结论会冒犯读者，不让该报告在新闻专栏中出现——《费城快报》就是其中之一。还有的报纸本来要刊登，被宗教团体一抗议也就作罢。虽然舆论乱象丛生，金赛的研究却在科学界和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同，还成了产科医生威廉·马斯特斯研究人体性反应的灵感。
对海夫纳来说，报告证实了他多年的猜测——女人的性欲越来越强，而且他所属的战后一代正在默默反抗他们父母年轻时的道德标准。海夫纳几乎是带着感伤的眼光，将父母看成是维多利亚时代惹人怜爱的文物，严格遵循一夫一妻制，生活轨迹固定。他母亲大概是最后一批处女新娘。海夫纳的妻子就没有他母亲的这种美德，或者说束缚，海夫纳自己也对女性追求更多性体验的潮流多少有些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很欢迎这潮流，享受到了它的好处，打算尽量地多多利用；然而对米尔德丽德订婚期间的出轨，他仍旧难过不已——这事让她变得不那么特别了，她已经为这潮流所污染。也可能因为这事，他们的婚姻没能守住大学校园里浪漫的诺言，现在离婚看来是必然的了。
不光是海夫纳觉得婚姻美好的幻象破灭了——米尔德丽德也这么觉得，他们大学时认识的几对年轻夫妇也是，现下各自离婚或分居。海夫纳那一代人中，有那么多夫妻感到百无聊赖、坐立不安，愁眉苦脸地穿着灰色法兰绒套装，住在城郊的家里，又太年轻，无法在循规蹈矩的50年代安顿下来，加入乡村俱乐部，被那位乘电动车巡视高尔夫球场的老将军会长所激励。
很多在“二战”中幸存下来的年轻人被战争带来的荣耀给宠坏了，成了浪漫的牺牲品。对他们来说战争就是场伟大的冒险，待征服的困难，是从邻里日常向国际大事的逃离。但退伍后，他们对无聊的工作失望不已，对妻子也提不起兴趣——他们中有些人是趁着战时休假匆忙结婚，有些则是与女方经过互相负责、互相关怀的长期通信而结婚，这种关系在当时消除了士兵的孤独，却营造出了虚假的熟悉感和默契。
但对于女人来说，战时如果不定时写“胜利来信”简直是不爱国的行为，信中要表达祝福和鼓励，还有带着爱意的谎言，女人们说着自己在家乡多么坚贞，海那边的爱人也说着如出一辙的假话。战争在性方面解放了女人，特别是那些大胆进入扩张的美国就业市场，到工厂和办公室里工作的女人。她们远离了父母、亲戚和社区教会的严格教诲，是第一批挣得和男性同样工资的女性。用这些钱，她们自己租公寓，约会不同的男人，了解到自己身上会让金赛博士，或至少让母亲大惊失色的一面。她们给心爱的男人写信，与不爱的男人做爱，从种种不同的经历和尝试中，她们养成了宽容和理解的品性，进而导致了对下一代的放任纵容，到了60年代，道德家开始谴责这些放任的父母。
但40年代人们对于战争行为的热衷，以及由此产生和容许的社会剧变，暂时替整整一代美国人贪图一时之欢的性冒险和露水情事进行了开脱。战争制造了轰炸机和战列舰，也制造了自己的道德。盟军的动机成为无上的正义，美军空袭敌国城市前，连纽约的斯佩尔曼红衣主教都会在飞机上洒圣水；战乱区的外国女人穷得要命，急着拿自己的身体向美国大兵换些罐头食品和香烟；华盛顿政府接近全能，打着国家安全的名义，让媒体成了自己的喉舌，将轰炸广岛说成是神圣的浩劫。要过许多年，媒体才会完全从对政府的轻信中挣脱出来，批判性地分析政府在冷战中的阴谋、对亚洲事务的干涉等。
“二战”结束，美国的征服者地位也迅速完结，但还有几千名来自小城镇和城市出租屋的美国人没来得及调整角色——这些年轻男人不再与历史大事有联系，慢慢地退却到和平时期较为琐碎的问题里，退却到私人的战斗之中。他们将军装束之高阁，以纪念大洋那边甜蜜的诱惑和情书、街上人们的欢呼致敬；然后他们回到教室里，成了超龄的学生，或者重新拾起以前的工作，而战争时期女人把这些工作也做得很好，也许太好了。
对于这些人，这是个需要重新适应军队解散的时期，也是要承受尽快安定、拿房屋贷款、娶妻生子的压力的时期。很多人迅速且积极地进行了自我调整，凭着工具箱和在战后经济中的社会地位，他们突围到城市的近郊和远郊，头一次开始熟悉剪草坪、市郊火车和马提尼酒那令人麻木的愉悦感。但海夫纳这样的人想要更多、更不一样的东西，想在退役生活中寻找与市郊火车和凯鲁亚克笔下彷徨道路所不同的道路。海夫纳不想背着过去的包袱前行，他想退回自身，重新开始人生，以自己独一无二的方式活着。
他认为自己过去的人生是个错误。他按规则来，结果输了。他出生在保守家庭，在学校里守规矩，热心参加活动。退伍以后，他两年半就读完了大学，娶了他的校园甜心，有了孩子。做漫画家不成功，便做了一堆普通工作，在纸箱公司、广告公司、百货商场和三家杂志发行商那儿做过事。现在，到了1953年，他只剩下失败的婚姻和一辆破旧的雪佛兰车。
同年龄的人似乎都在平庸的企业里未老先衰，海夫纳却重读了爵士时代的故事，作者是他最喜欢的作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思索着生命的丰盛、闪亮的物品、与不同的女人一次又一次品尝爱情的琼浆。他想要财富、权力和声望，又不想要与这些目标相伴而来的限制。他考虑过无数种商业和爱情的冒险，在夜间散步的时候，看着芝加哥湖边奢华的公寓大楼，看到他那些窗前的女人，他感到体内涨满了青春的乐观热情，从前他在罗克尼影院做暑期工全神贯注看电影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就算夜游时的热情再高，海夫纳也想不到，才过了十余年，他就会拥有芝加哥最雄伟的摩天大楼之一——花花公子的兔子标识会高悬在37层的大楼顶上，俯瞰不远处圣名主教堂的金色十字架。这样的事超越了他的想象，因为1953年夏天他设计第一期《花花公子》版式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同时代有那么多男人有着同他一样的梦想和欲望。起初他觉得《花花公子》大概会有3万名读者，这还是拿到刊登玛丽莲·梦露那张著名裸照的许可后大受鼓舞的估算。
这张照片连同三张裸体照，是梦露1949年还在好莱坞一文不名时拍的。当海夫纳在《广告时代》上看到这些照片的版权归芝加哥城郊一个日历制造商所有时，他立即驾车去了印刷厂，没有预约就见了厂主，以500美元买下了他觉得最性感的那张照片。照片上她躺在红色天鹅绒的背景布上，毫不羞涩地看向镜头，半张着嘴，半闭着眼睛，而且什么也没穿，像她后来回忆的——“只穿了电台的广播”。
现在看来，500美元的出价真是太便宜了，但海夫纳是当时唯一一个给日历制造商报价的人，可能因为只有他愿意冒风险，在杂志上全版印刷电影女演员的彩色照片，其色情程度远远超过了艺术摄影杂志上那些一脸凝重的裸体模特。购买梦露的照片之后，海夫纳600美元的银行贷款只剩下了100美元，但他也拿到了创办杂志所需的劲爆卖点。这张照片，连同他极具感染力的热情，迅速令他从其他投资者那里筹到了钱。
最早的一位投资人买了2000美元海夫纳新公司的股票，他是前空军飞行员，也是海夫纳的好朋友，叫作埃尔登·塞勒斯，从前和海夫纳合作拍过性爱电影。拍电影的时候，塞勒斯已经和妻子分开，为邓白氏公司做信用调查员。买了股票之后，他成了海夫纳的业务经理——正是塞勒斯建议杂志名叫作“花花公子”的，因为他母亲多年前开的一辆时髦汽车就叫这名字。海夫纳本来已经确定杂志名是《单身派对》——要不是从招贴画杂志《单身汉》的律师那里寄来了威胁信，他可能会坚持用这名字，之后他马上接受了塞勒斯的提议，认为“花花公子”这个名字能激起20年代以及他强烈认同的菲茨杰拉德时代那种蓬勃精神的想象。
另一位贡献了500美元的早期投资者是海夫纳的弟弟基思，基思和他一样热心研读色情杂志。母亲虽然对大儿子选择的事业大惊失色，却没说什么，还交给儿子1000美元，他父亲后来也做了杂志的会计。
《花花公子》正式发行前，海夫纳已经通过股票筹了接近1万美元，请了几个作家和插画家，还有一个刻工，这些人都同意用公司股票代替报酬。看了海夫纳的招股说明书和对梦露照片的描述之后，国内几十家二级杂志零售商——很多人都是他在冯·罗森手下工作时认识的——决定下大额订单订阅第一期杂志。到1953年夏天，订单总额已经超过了海夫纳期望的3万份。到了秋天，订单已接近7万份。虽然杂志如果在报摊上卖不出去，都可以退回杂志社，但这么多前期订单已经预示了成功，这也让海夫纳获得了印刷公司的极大信任，能在芝加哥东北80英里的工厂里印刷《花花公子》。
第一期的封面上是穿着衣服的玛丽莲·梦露，共48页，如预料的一般，专为喜欢待在室内的城市男性打造。他们认为单身是福，对婚姻持怀疑态度。事实上，杂志主打的文章叫作《1953年的淘金小姐》，对离婚后被迫付不合理高额赡养费的男人表示了同情。杂志还重刊了薄伽丘有关通奸的故事，由金赛女性报告而创作的风俗插画，一对年轻夫妇在起居室里玩“脱衣猜谜”游戏的照片——根据海夫纳加的说明，这游戏对“玩腻了”的人们是绝佳的消遣项目。海夫纳自己就和米尔德丽德以及另外几对夫妻在公寓里玩过，但脱衣服的程度对他还不够刺激。最近他想着让米尔德丽德和另一对夫妇玩交换伴侣，虽然还没对她提，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既然愿意与另一个男人分享她，那他对她的占有欲、嫉妒心和深切的关注已然消失了。
除了中间插页上玛丽莲·梦露的彩色裸照，那期杂志上还有海夫纳的一幅漫画，一整页派对笑话，一整版裸体女人在加利福尼亚进行日光浴的黑白照片，一篇足球评论，另一篇写音乐团体多尔西兄弟的文章——海夫纳上高中时，他们就开始出名了。杂志里最专业的一篇文章出自已去世多年的作家——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和安布罗斯·比尔斯，他们的文章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版权有效期在1900年以前，不用付稿酬。
海夫纳不得不重刊著名作家的旧作，不光是因为预算紧张；他也愿意要现代作家的稿件，可这些人的经纪人和出版商都拒绝了。他向《纽约客》申请重刊詹姆斯·瑟伯
[15] 的《世上最伟大的人》，被断然拒绝，因为他不是“著名期刊”。斯克里布纳也拒绝了他刊登海明威短篇小说《北密歇根》的请求，因为《花花公子》还没有“展现出品质”。他去找兰登书屋买约翰·奥哈拉
[16] 《日子》的重印权，出版方开价1000美元，远远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不过他生意兴盛了之后，给作家的稿酬比美国别的杂志社都高，只有《纽约客》可与之比肩。
但第一期杂志发行之前，海夫纳与那些已成气候的出版商一样，感到了杂志未来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法律反应和公众反响方面；这无疑影响了他，使他没有在版权页刊头印上自己的名字，而且封面上也没有印日期。如果杂志头一个月卖得不好，他希望它能在报摊上再坚持一个月，直到大多数杂志卖出去为止。
1953年10月，《花花公子》即将送印，海夫纳、埃尔登·塞勒斯和阿特·保罗——接受股票代替工资的设计师——开车到伊利诺伊州罗谢尔市的印刷厂做最后的修改，并看着7万份杂志中的第一批从印刷机上下来。海夫纳由于狂喜和疲倦而处于兴奋过度的状态，也很沮丧：杂志现在已经完全脱离了他的掌控。负责向全国分发杂志的人以前也是冯·罗森的员工，叫杰瑞·罗森菲尔德——他也投了钱给海夫纳——态度乐观，觉得杂志会大卖，但他和海夫纳都不知道具体能卖多少。如果只卖了1万到1.5万份，超过三分之二被退回，海夫纳会当即破产，《花花公子》也就终止在第一期。海夫纳得重新找工作。还清贷款需要很多年，银行还会收走他的家具。那晚海夫纳回到家时，尽量不去想这事。
他必须相信能出第二期杂志，那一周剩下的时间里，他都在公寓里设计新一期的版式。他已经有了下一期的中心插页，一张性感却不太出名的模特的彩色裸照。他也拿到了几张安德烈·德迪耶奈什拍摄的艺术裸体照。在公版领域有相当丰富的虚构类作品可以选择，还有几篇非虚构作品已经完成，可供登载。当然了，他自己的漫画也不限量供应。
这个时期米尔德丽德格外地支持、容忍他。她从不抱怨，虽然公寓起居室的地板上到处扔着裸体图片，每天她在厨房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看着丈夫的同事进进出出，讨论性爱和女人。
当月内，第一期杂志抵达了芝加哥的报摊，海夫纳离开家，开着车环绕全城，在路边摊位调查销售情况。他停好车，一家接一家地造访报摊，远远地观察着翻杂志的人。他也会走近报摊，拿起一期《花花公子》，假装是第一次看。如果摊主没注意，他会把杂志挪到好一点儿的位置，放到前排，或者挨着《纽约客》《时尚先生》，离《现代男士》远远的。他希望能自己去向过往的行人推销杂志，能自己在路边演讲、宣传杂志已经到货。有时他看到有人拿起杂志，手指捻着书页。要是杂志卖掉了，海夫纳内心便一阵兴奋。
杂志上架一周之后，海夫纳感觉他去的大多数报摊上，一摞摞的《花花公子》越来越低。两周以后，他接到杰瑞·罗森菲尔德报告好消息的电话，说杂志在全国都卖得很好，让海夫纳一定要继续做第二期。继而海夫纳得知《时代》和《新闻周刊》都赞扬了第一期杂志，《周六评论》说和新杂志比起来，“从前的《时尚先生》，哪怕是最开放的时期，也跟W.C.T.U. [17] 的贸易公告一个样”。月底，杂志卖出了5万多份，海夫纳的旧车也彻底坏了，但他突然感觉十分富有，买了辆锃亮的斯图贝克，再往罗谢尔的印刷厂送印第二期杂志的时候，他在封面上标了日期——1954年1月——而且把自己的名字印在了刊头。他是《花花公子》的编辑和出版人，他想让每个人都知道。
杂志的急速蹿红让海夫纳离婚姻愈发遥远，他躲进了诱人的自由和每月按期交稿的挑战之中。第四期杂志发行后，米尔德丽德很少能再看到他。他和七个员工一道搬进了教堂对面的楼里，显然对杂志十分痴迷，没日没夜地工作，黑白颠倒地睡在办公室后面的卧室里。米尔德丽德对他说自己又怀孕了之后，他简直毫不关心，不过他确实新租了湖边一幢楼里更大的公寓，自己却没有跟着妻子搬进去。
夜间他不再外出散步，数周都待在花花公子大楼里。他把衣服放在那儿，吃的送进来，姑娘也送进来，就在那间卧室里做爱，再回到办公桌前读原稿、想图片说明、写标题、检查下一期玩伴女郎的彩照底片。
一天，有位摄影师拍了张他在桌前查看图片的快照，海夫纳显得脸色苍白、缺乏营养，高耸的颧骨下双颊瘦削，黑眼睛下有阴影，一看就知道整晚没睡。虽然他的黑头发剪成50年代年轻总裁的样子，衣服却很不合身。虽然拍照时戴着领带，但他在办公室最经常的着装却是运动衫、深色裤子、平底便鞋和白羊毛袜子。有些员工以为平底鞋和羊毛袜是他大学时期休闲的穿着习惯，其实穿羊毛袜是因为他参军时期染上了脚气。虽然就一本想吸引男性时尚类广告的杂志来说，海夫纳这张照片真没什么作用，但它还是出现在了1954年12月的发行周年纪念刊上作为庆祝，这一期印了17.5万份。
孤僻避世的海夫纳开始在自己的杂志中展示自己，不仅仅是挑选在杂志上登哪张照片，写宣扬自己观点的专栏，后来，杂志发行量和财富都翻了一番——在专为《花花公子》拍摄的裸照背景中，他开始嵌入自己存在的证据。在一张年轻女人淋浴的照片里，海夫纳的修面刷和梳子出现在洗脸池边上，他的领带挂在镜子旁边。虽然现在海夫纳只是作为照片中女子情人的幻影出现，但他已经预见到了未来某一天，当杂志社越来越强大，他会真正拥有这些女人的肉体和情感；他会实现杂志读者和自己的梦想，去触摸、追求、最终穿透那些惹人欲火的当月玩伴女郎。
但首先，他得按自己的口味把她们塑造得更性感才行，让插页上她们的眼神和姿态满足他对处女的特殊喜爱。他立即意识到这种爱好是很矛盾的，让他和街对面教堂里那些不赞成他的信徒有了奇怪的联系。但这种矛盾和复杂的激情是他的组成部分，他拥护性解放的理念，也受到圣母情结的折磨，从这个角度说，他也是当时很多男人的代表。
他们想要贞洁、奉献、永远忠诚的女人，又终其一生心心念念别的女人，在沙滩上、公园里、街道边看着她们，在脑子里与她们调情，或是隔着院子、透过楼房窗玻璃偷看她们，让她们出演各种猎奇的幻想。在海夫纳成长的时代，美国把年轻女人分成两类——与性毫无关系的“好女孩”，与性有关的“坏女孩”。他的性欲贪求着后者，却无法想象与她们有浪漫的关系。但与米尔德丽德交往期间，他被迫要修改自己关于现代女性的性别定义。他知道端庄清秀的女学生——像米尔德丽德那样，也能裸体在镜头前摆姿势，在公交车里给人口交，还能和一个男人有秘密性事，同时与另一个男人订婚。
这就是50年代的新女人，外表正派，性欲却不可捉摸。海夫纳想通过图像来展现——像金赛用统计学来揭示的那样，他想让《花花公子》揭开那些“好女孩”的面纱，可能的话，利用那些生计艰难的小明星、职业模特和交际花广泛传播这一形象。即便照片大获成功，梦露还是被《花花公子》的批评者说成是落魄女演员的孤注一掷。接下来15期的《花花公子》里，海夫纳都很少标注中心插页女演员的名字，虽然他基本都知道。比如简·曼斯菲尔德，一头白金色的长发，急切想当下一个梦露；还有贝蒂·佩奇，黑头发梳成米尔德丽德一样的刘海——但海夫纳是从过去看的、私下里对着自慰的地下照片里记住她的。
可他现在想要能参与他公共生活的玩伴女郎，社交方面和性爱方面都能带给他快乐的女人。唯一的问题是，他得去找愿意为《花花公子》宽衣解带的普通年轻女子。黛安娜·韦伯身上洋溢的那种加州户外感是海夫纳目前最满意的，5月刊的插页就会刊登她的照片，附注名字和简要经历。但海夫纳知道黛安娜已经在别的杂志里出过镜，她还不是他寻找的镜头处女。
海夫纳想要发掘新人，赢得她信任后再说服她拍照，然后，如果有必要，以符合自己品味的方式重塑她。19世纪90年代有吉布森女郎，20世纪20年代有齐格飞女郎，30年代有戈尔德温女郎，40年代有鲍尔斯模特，现在，他想创造50年代的海夫纳女郎。
[18] 她健康、不造作、不咄咄逼人，就是我们每天都能在大城小镇里看到的普通漂亮姑娘；是微笑的女秘书，是飞机上的空姐，是银行家的女儿，是学校的啦啦队长，是男生俱乐部里的甜心，是邻居家的女孩——他还想感到她属于自己。
在第一次为《花花公子》拍摄裸照之后，他也不想让她再为别的刊物拍照。他想让她专属于自己的杂志，他会付丰厚的报酬；但为了保证她为己专有，他也订好了对新玩伴女郎都实行按月付报酬、两年付清的计划。这段时间里她，还有同她一样的模特，都会与《花花公子》保持关系，还可以去广告商和客户那里露露面、挣些外快，而且也能帮助海夫纳塑造自己耽于享乐生活的形象。
由他自己挑选的第一个玩伴女郎，已经有了人选。她是自己手下新来的员工，在二楼的发行部工作。她是个20岁的金发姑娘，一对蓝绿色眼睛，脸颊光滑细腻。她总高高兴兴的，人挺机灵，虽然穿得不起眼，但海夫纳一眼就看出她身材超级棒。她叫查兰琳·卡拉勒斯。她这个月才来《花花公子》，是看了业务经理塞勒斯登的广告来应征的。塞勒斯的面试之后，海夫纳向她做了自我介绍，很快地表白了他的个人兴趣。他安排了一次晚餐约会，开着自己花6500美元现金刚刚买的古铜色凯迪拉克敞篷车带她去了餐厅。
他们很喜欢彼此的陪伴，开始定期约会，也在他办公室的卧室里做爱。查兰琳热切地想以各种方式帮助杂志社，而且特别想取悦海夫纳。他的关注让她受宠若惊，他的成功让她敬畏，他来找她做7月号的当月玩伴时，她也不愿让他失望。相应地，他许诺亲自监督摄影的全过程，照片出版前也会拿给她和她母亲过目。他在业务部给她母亲安排了工作，说题图也不会写查兰琳的真名。他会给她另取名叫“珍妮·皮尔格林” [19] ，微妙地讽刺了五月花号上把清教带进美国的朝圣先民。
在7月号她的照片介绍里，海夫纳写道：“可能有很多人认为，貌美如花的当月玩伴只存在于遥远的世界。其实，有潜质的玩伴女郎就在你身边：办公室新来的秘书，昨天吃午饭时坐在你对面、眼神迷离的美女，你常去的店里卖衬衫和领带的姑娘。7月小姐就是我们发行部的员工，处理着订单、续期合同和过期刊物订单。她的名字是珍妮·皮尔格林，业务过硬，长得也漂亮。珍妮以前从没做过职业模特，但我们觉得她完全能和最棒的玩伴女郎相媲美。”
中心插页上，她坐在卧室的柜子上，长睡衣敞着，露着粉色乳头的丰满胸部，背景里有个男人站在焦点之外，背对着镜头，穿着晚礼服，拿着高顶礼帽。他就是休·海夫纳。
珍妮·皮尔格林的首次出镜收到了数百封赞许的读者来信，很快海夫纳又开始怂恿她为下一期圣诞号拍照。她这次有点犹豫，因为她的亲戚看了杂志后表示很难堪，而且她自己也因为某些来信里陌生人的亲近口气觉得有些惴惴不安。但她抗拒不了海夫纳的魅力和口才，被说服再次出镜。
这次海夫纳让她站在圣诞树下，给她裸露的身体点缀上闪光的珠宝，肩上松松地围上白色貂皮披肩，强调出胸部的轮廓。他还登了几张抓拍的黑白照片，是她独自一人在公寓里休息，听着弗兰克·辛纳屈的唱片、读着《玛乔丽晨星》
[20] 、正要脱衣服睡觉的样子。海夫纳在说明文字里还写，珍妮·皮尔格林喜欢穿男人的睡衣——不过只穿上半身，裤子都扔掉了。
这一期出版之后，杂志社收到若干件男性读者寄来的睡衣上半身，想换珍妮不要的睡裤，还有各种模特、电视节目和百老汇演出的机会来找她。不过她选择留在《花花公子》。于是1957年，很大程度因为她做的推广宣传活动，杂志印数从60万份增加到90万份。
作为《花花公子》销售噱头的一部分，她给每个花150美元终生订阅杂志的人都亲自打了电话；她还去到全国各地，代表杂志出席商务会展、交易会、赛车竞速和大学校园里的特别活动。她曾在周末作为荣誉嘉宾去了达特茅斯大学，参加了文艺展演，还为自己的玩伴女郎照签了名。在学校里，她觉得比平时参加商业展会、面对那些年纪大些的男人要开心多了。因为她拍了这样的照片，那些人就觉得她可以狎近，他们跟着她到酒店大厅、尾随她上楼梯，不断向她求欢；她答应跳舞的时候，他们紧紧搂着她的身体；有时她为了拍照，答应和读者亲吻，他们还会试图强行把舌头伸进她嘴里。
还有别的事让她不高兴，就是在她为杂志做全国巡回的时候，海夫纳正在芝加哥办公室的卧室里勾搭别的女人。她从公司的朋友那儿听说这事儿，又愤怒又沮丧。她小时候家庭不幸福，父母分居，18岁离开家，有过一段短暂而不幸的婚姻生活。她误以为和海夫纳的浪漫关系会第一次给予她安全和稳定。恰恰相反，她觉得更脆弱了，于是试图对他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晚上也不接电话——但他会跑到她公寓外面使劲敲门，直到她开门为止。他想要确保她没有别的情人。一天下午，在办公楼附近的东方旅店酒吧里，她正和一个年轻男人坐着喝酒，海夫纳突然进来，抓着胳膊把她带走了。她就像那个新取的名字一样，是海夫纳创造的产物，他觉得自己有随时收回她的权利。
她辞职了两次，每次都被海夫纳的坚持劝了回来。她甚至又为插页拍了照，对于海夫纳在摄影室里看着她拍照所感到的乐趣，她又爱又恨。他是个自私、令人不安，却又无辜的少年，也是个喝着百事可乐、穿着白袜子的商业巨头，正用让人瞠目结舌的现实感建设他的帝国。他并不对她撒谎，但他的生活方式使她迷惑。海夫纳告诉她，自己的婚姻一年以前就不行了——目前两人确实分居了——之后她就听说他妻子生了第二个孩子，一个男孩。珍妮有一天还在报纸专栏里读到海夫纳和她在酒店餐厅里吃晚饭的新闻，但她知道，实际上他是和一个很像她的金发女郎在一起，那个女孩刚刚为《花花公子》拍了封面，打扮成了大学啦啦队员的样子。
这之后不久，珍妮·皮尔格林，这个在海夫纳变幻莫测的世界里待了两年的人，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以前她从未表现过这种决心。她已经遇到了一个成功的年轻商人，与她有相契合的价值观。他离婚后，她就与他结了婚，随他搬到了纽约，在风景优美的城郊抚养孩子。
如今，31岁的海夫纳继续追求一个又一个女人，几乎都是封面女郎或杂志社的员工。这些办公室的情事不仅没有影响他工作，反而激发了他的活力，增强了他的自尊，激励他冒更大的商业风险，增长了他的财富，也把他推到前台，让他成了公众人物。杂志的推广总监，一个温文尔雅、离了婚的29岁男人，维克多·朗斯——他进入海夫纳的世界，最开始是为《花花公子》的年轻总裁照片做模特，在其影响下，海夫纳在穿着上花了更多心思，衣物也更昂贵，不再穿白色羊毛袜子，还买了部白色奔驰车。
海夫纳受到全国性新闻杂志的采访，还上了电视，边抽着烟斗边贬斥着清教徒“消灭乐趣才能铸造成功”的观念。他巡游全国的时候，看到《花花公子》不仅广开销路，而且已不再是地下商品，从报摊上买杂志的男人们也不再显得那么尴尬——他们不再迅速把杂志卷起来，或是藏进报纸里了；他们觉得放松了一些，因为现在每月有接近100万人购买《花花公子》，还有几样跟风的杂志；而且对于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性，美国人如果没有十分痴迷的话，至少也更加宽容。
在这个弗洛伊德式的时代，美国人更加开放，大胆承认自己的需求，而且随着自动化的普及和每周工作时间的减少，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寻求享乐。新开发的避孕药片备受女性期待。从法国传入的比基尼泳衣也开始出现在美国的海滩上。报纸上会讲某些城郊社区里换妻俱乐部的故事。全国的点唱机都放着猫王摇晃胯骨的音乐。人们聚到夜总会里，听语出惊人的新近喜剧演员伦尼·布鲁斯 [21] 说段子。
布鲁斯的特色是言人所不能言，描绘某些个人行为和态度时让听众红着脸想到这就是自己。虽然布鲁斯和海夫纳都以各自的方式、出于不同的动机，延伸了性表达的范围，但要不是50年代末法律本身也开始宽松化，这两人都不可能拥有这么多受众。而那个促成法律发生变化、用叛逆的一生写下60年代性解放序章的人，在美国却不那么出名，只有将其抓进监狱的那些权威人士知道他：全国最屡教不改的文学界法外之徒。
他的名字叫塞缪尔·罗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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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罗思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山村，父母是犹太教正统派教徒，对印在纸上的文字有本能的敬仰。安息日的下午，母亲会给他读拉比们所施的奇迹，希望他能虔诚信仰宗教；但1904年春天，他坐在去往纽约的轮船下等客舱里，与家人和200个移民一起旅行时，因为一件小事，他信教的可能性完全消失了。
塞缪尔·罗思时年9岁，在床铺上读着一本意第绪语的小册子，是汉堡码头的一个陌生人给他的。册子里写了一个犹太预言家，比所有拉比都聪明，虽然后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却起死回生，继续履行传教的使命。这是《新约》里的一段，年轻的罗思读到这里，十分着迷，开始念给旁边的旅客听。于是大家开始探讨、辩论宗教问题，声音连上层甲板都能听到。
突然一个高个、红胡子的拉比出现在楼梯顶端，用暴躁的声音问谁在念诵“异教经卷”。小男孩被人指了出来，拉比走下楼梯，走进气味刺鼻的黑暗客舱，里面一片死寂。只有一个人认出了这个审问者，敬畏地悄声说道：“伟大的平斯克拉比啊！”
拉比走到男孩身边，一把抢过了册子，责骂说这是罪恶的作品，犹太人的禁区。他几下把书撕烂，从舷窗扔进了海里。罗思看着他，受到了震惊和羞辱，看到那个拉比责难的眼神，听到他警告人们错误知识有多么邪恶，他下意识地想躲开。最后，拉比回去了上面的船舱，罗思对这个神圣的代表感到了憎恨。那个晚上，以及之后的许许多多个夜晚，他都会记起这位神使的咒骂，永不再遵从任何对文学妄下结论的行为，只相信自己的判断。
在下东区 [22] 的公立学校里，罗思是个早熟的学生。不过老师们对他和他那喜欢辩论的天性都不怎么喜欢，也不允许他把与课程无关的书带到课堂上来。他总被训斥，最后被停学，惹得他谦卑的父亲大发雷霆。父亲是在血汗工厂里做裤子的，对挑战权威的儿子并不同情。
罗思自认是反叛者，甚至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他追随爱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别尔克曼 [23] ，经常去听他们在东百老汇学园里的演讲。他喜欢读无政府主义杂志《大地》，还在自己租住的公寓里交了许多持不同政见的年轻朋友，这些人有一天会通过工会获得力量，通过罢工获得名声。但罗思太过我行我素，很难长时间和任何团体保持融洽，连家人也不行，所以15岁时，他被父亲赶出家门，上学也从来毕不了业。后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太爱书了，没法当好学生。”
他不上学的时候，断断续续做了各种零工。他沿着纽约卖过报，卖给那些坐渡轮通勤的人；在小餐馆里做过服务生；还在药店里打过工，装瓶、贴标签，有时还会卖安全套给红着脸的拉比。到了晚上，要是不能睡在朋友家的沙发上，他就睡在大楼的门厅里，枕着报纸，洗澡就用公园或车站的公共洗手间。只有在图书馆，他才觉得放松，尤其是东百老汇和鲍厄里街的那家，他一遍又一遍读着济慈、雪莱、斯温伯恩的诗作，斯宾塞和达尔文的学说，自己写诗和文章，通常都寄给英国犹太周刊，有时还能收到稿费。
罗思的朋友把他发表的作品拿给哥伦比亚大学一位知名英文教授看，之后罗思就在1916年获得了该大学的奖学金。但和过去一样，他当不了好学生，无心坐在教室里听课，热心于编辑校园诗歌杂志，还参加了抗议美国加入“一战”的学生运动。
罗思有视力缺陷，不能参军，但他焦躁不安，在学校里连一年也待不下去。1918年，他娶了一个在下东区认识的年轻女人，在西八大街49号开了家小书店，很快就因为里屋有非法酿酒作坊而出了名。格林威治村 [24] 的画家可以在他书店的墙上展示自己的油画，他也为当地画家和作家提供典当贷款服务。他借给这些人不多的钱，基本没有还款，换来卖不出去的手稿和肖像、没销路的廉价首饰和家传“宝物”，毫不稀少的旧书，以及稀少而没人想要的书。
罗思很乐意当书商，可他卖不出去几本书，1920年圣诞节过后，他便关掉书店，按照他认识的《纽约先驱报》编辑的建议，接受了在伦敦采访文学名人的任务。但这次机会最后也成了不幸的遭遇，因为他发回的文章太过率直，和当初与《先驱报》讲好的不一样。把乔治王朝时期的诗人描写成“吸吮济慈干枯的膏血”，说亚瑟·西蒙斯是“点亮真空的火炬”，还暗示乔治·穆尔是个性无能，
[25] 当初《先驱报》让罗思当文学记者，想要的可不是这种报道。所以到了26岁，他的英国口音越来越好，习惯了用手杖、穿毛领外套，衬得他六英尺高的身躯更加瘦长，却被不光彩地召回纽约。接下来的几年，他的文字天赋没有用武之地，只能去下东区的特殊学校教犹太移民学简单英语。
幸运的是，他在财务方面有了接济：他妻子从十几岁就在制帽业学徒，现在做女帽的生意还挺红火。本来这生意还能做得更大，可1925年，她听信了能说会道的丈夫，加入他觉得更有人文追求的事业，创办了出版文学杂志和邮购书刊的企业，专卖19世纪作家，比如左拉、巴尔扎克、莫泊桑和福楼拜等人创作的软色情作品。
罗思的杂志名为《彼端世界月刊》，最早几期刊登了备受谴责的《尤利西斯》节选，不光冒犯了禁止销售此书的美国审查者，还惹恼了身在巴黎的原作者，詹姆斯·乔伊斯。虽然罗思提出为每期杂志上连载的内容付50美元的双倍价钱，以尊重作者是“天才中的天才”，乔伊斯却认为罗思没有得到连载该书的许可。
罗思辩解说，他向乔伊斯的经纪人埃兹拉·庞德取得过出版许可，这又导致了庞德和乔伊斯在欧洲的争执。与此同时，罗思继续在《彼端世界月刊》上连载《尤利西斯》，删除了乔伊斯一些露骨的性描写。但出版了几期之后，法院就命令罗思停止连载，许多读者因为无聊而不再订阅杂志，他和妻子濒临破产。
终其一生，罗思都自豪于自己是美国第一个对审查《尤利西斯》发起挑战的人。后来他因为发行未删节的全书而入狱60天，却觉得这经历和接受军功章一样荣耀，这是1930年的事——三年后，这书就在联邦法官约翰·M.伍尔西的判决下，从淫秽升格为艺术作品。虽然兰登书屋坐收法庭胜诉的成果，直接从乔伊斯那里取得了在美国的发行权，大获其利，罗思却坚信是自己的不妥协才换来兰登书屋对经典作品迟来的高尚辩护。在日记中，罗思写道：“富有的出版商却让穷困的那个来树立道德标准的先例。”
后来，可能是受够了道德标准和穷困的境遇，也想弥补妻子被赔光的财产，罗思大胆进入了地下文学产业，在自己的出版公司——换了个名字、改了临时地址——里加入了一个邮购分公司，希望靠贩卖过去的情色作品发家，比如14世纪的阿拉伯性爱指导《芳香花园》，里面的插图画了237种男人和女人“交会”时可能的姿势。罗思能拿到这本书，是有一天一个地下书商来找他。这人刚刚因为发行《欢场女子回忆录》被抓进去过，便急着出手之前藏在第四街仓库里的300本《芳香花园》。这书在巴黎印刷，标价每本35美元，但卖家几近绝望，说可以每本3美元卖给罗思，也就是说，生意做成的话，他可能赚到1万美元。
没等见着这笔钱的影子，罗思的邮购生意就已经被纽约反堕落协会的人渗透了。从连载《尤利西斯》时开始，这些人就留心监视他。协会不仅通过造假信件拿到了足以定罪的《芳香花园》副本，还突袭了第十二街上罗思和妻子租来拍卖艺术品、售卖书籍的商店，发现了一本薄伽丘的书，还有一系列人物画，都是协会领导人约翰·萨姆纳——安东尼·考姆斯托克的继任者——认为属于淫秽的。由于这些违法行为，罗思被判在纽约福利岛 [26] 做三个月苦工。
刑满以后，既没重获新生更没有悔改之意的塞缪尔·罗思马上重操旧业，继续做打审查擦边球的出版生意。因为他多次被捕，且傲慢地坚持自己的原则、从不妥协，便在书店云集的小街上有了点名气，经常有欧洲来的走私商人向他兜售黄色小说和情色文学经典，收藏家也来找他，热切地想购买色情方面的稀有出版物。摄影师愿意卖给他私藏的裸体照片，作家也会把由于种种原因、别的出版商不愿接受的手稿交给他。
在罗思安排付印装订的手稿里，有一本是英国人约翰·哈米尔写的赫伯特·胡佛总统传记，笔调十分恶毒，后来各家报纸都拒绝评论、宣传；不过这书还是卖出了近20万本，在华盛顿、波士顿、圣路易斯都成了畅销作。克莱门特·伍德写的《成为教皇的女人》也是经罗思之手出版，声称从853年到855年，即利奥四世与本笃三世之间，梵蒂冈是由一位女神父统治的；虽然这本书并不畅销，却使罗思在纽约大主教管辖区和当地警察局的恶名更甚于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