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还重印、销售了若干地下版本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古印度的性爱指南《爱经》，还有一本叫《自娱》的书——“本手册旨在阐明这种普遍习俗的益处和损伤，有时这习俗也被称为自虐”。另外，罗思还出版了一些自己写的书，其中有饱受争议的作家弗兰克·哈里斯的传记——罗思以赞许的口吻评价了他。哈里斯最有名的作品是充满色欲的自传《我的生活与爱》，真称得上情色文学的精品，挑逗、震慑着每一个读者，只有哈里斯太太例外。她相信丈夫大大夸张了自己的性经历，1931年哈里斯死后，她还说过：“要是弗兰克真做了他书里写的那些事，也是我们一起开车去法国时在汽车两旁的脚踏板上做的。”
虽然30年代早期，特别是伍尔西法官取消对《尤利西斯》的禁令之后，很多持自由论的公民都相信美国的审查制度正逐渐消失，罗思却没有这么乐观，因为东四十六街他的办公室对面，就有人拿着望远镜从酒店窗户里监视他。罗思还从一个邮局内部人员处秘密了解到，每天从他办公室进出的信都会由联邦检查员截下，利用蒸汽拆开，细细读过，再去上门劝顾客在法庭上做不利于他的证词。罗思给邮政部长詹姆斯·法利写信申诉，没有回音，不久后却收到一纸诉状，告他以淫秽物品亵渎邮政系统。证据里列出的书单就包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芳香花园》。
审讯之后，罗思被定了罪；1936年，他开始了在宾夕法尼亚州路易斯堡监狱三年的刑期。不出意外地，文学界没什么人同情他，因为他瞧不起其他大多数出版商，觉得他们是只会迎合众人口味的懦夫。罗思在狱中写作的自传里，特别提到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 [27] 被反堕落协会警告以后放弃出版拉德克里夫·霍尔的《孤独之井》的反应：“克诺夫碰到此类情况，一贯如此处理。”罗思写道：“他背弃了对文字的忠诚，屈服于对审查的恐惧。他不再出版这类书籍，还撤回了原来签的合同。”
罗思对文学出版方面的律师也没什么好评，特别是被定罪之后。“要换掉律师可不像换个医生看病、换个珠宝商买珠宝，”他写道，“每一个律师都能在你的案子里多找几个难点，多收点钱，而且他们和《麦克白》里的女巫一样，能同步行动，无论你最后选了哪个来辩护，价格总归是越来越高的。”
罗思在路易斯堡服满了刑期，回到纽约，继续之前的营生，不用说，过一阵还得回监狱。他一个朋友怀疑他可能就乐意待在监狱里，或是有意要做文学的殉道士。但罗思并不承认。他说自己的狱中记录很容易解释——“我一直与警方做斗争”——“警方”不仅包括巡警和侦探，还有地方检察官、联邦调查局探员、邮政员工、神职人员，以及他们在反堕落组织和司法界的同伙——任何企图限制阅读、写作的人都是罗思的敌人，于是他任凭自己的一生在分歧与报复中度过。
离开路易斯堡以后，走在纽约的街道上，他已然习惯了时刻被穿便衣的人跟踪，这些人很快就发现了他在百老汇693号的新办公室。这次在办公室里工作的除了他妻子和几个耽于空想的雇员，还有他正在上学、十几岁的儿子和女儿。对父亲在法律上碰的钉子，他们很伤心，有时还被搞得很难堪，但两个孩子却都和父亲一样支持言论自由。罗思的女儿翻译了他出狱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克劳德·蒂利耶的小说《我的叔叔本杰明》，罗思的儿子入伍之前也一直在公司的销售部门兼职。
为了逃避邮政检查、保护出版物不受自己名声的影响，罗思在公司信笺和邮寄书籍的包裹上用了各种各样的假名。有些标签上写着书是由考文垂书屋出版，有些是箭头集团出版，还有阿瓦隆出版、野猪头出版、比尔迪莫出版公司，等等。罗思有时会把书放在纽约公交站或火车站的储物柜里，钥匙交给某些特殊的客户。这些书——作者都是亨利·米勒、弗兰克·哈里斯，还有维多利亚时期《我的秘密生活》的无名作者之类，一般都是从法国走私来的贵重版本，尽管“二战”期间，专业的走私商人都竞争不过美国军队的外行了。无数士兵从海外归来，背着装有非法书刊的粗呢包，美国的地下文学市场似乎快要饱和；不过在战后，好像是为了彻底消灭某个未被打败的敌人，政府加强了对色情文学的管制，不光罗思的书受影响，一些现代作家所著、由著名出版社出版的较为性感的作品也受到了影响。
战后被起诉的知名作品有莉莲·史密斯的《奇怪水果》，厄斯金·考德威尔的《上帝的小小田地》和埃德蒙·威尔逊的《赫卡特县回忆录》。
[28] 纽约反堕落协会发起了反对威尔逊作品的运动，基层法院判决该小说为“淫秽”，纽约州的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之后，埃德蒙·威尔逊的出版商道布尔迪公司将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到这里，案子就陷入了四对四的僵局，因为菲利克斯·富兰特福克大法官是作者的朋友，自行退出了该案；于是纽约州对该书的原判决有效。
费城1948年发起的反色情扫荡中，警方没收的书籍包括威廉·福克纳的《圣殿》，詹姆斯·法雷尔的《斯塔兹·朗尼根》三部曲 [29] ；这些书本来还会在地下文学中埋没多年，要不是宾夕法尼亚州还有位法律观点惊人的法官：柯蒂斯·博克。
博克法官谴责了费城扫荡，认为刺激读者有犯罪行为的书才能算淫秽；但他认为很难断定书籍本身就有这么大的负面力量，因为读者还会受到书页之外因素的影响。“一个普通人在性欲很低时看淫秽书籍，只会打呵欠，”博克法官写道，“他性欲高涨时，就算看《施工留置权法案》，也会感觉不一样。可书里的内容和性毫无关系。”
1948年，很少有法官赞同这种评判色情文学的温和观点。绝大多数的法官都认为淫秽书籍即使没有促使读者犯罪，其本身就是犯罪实体；这种观点从40年代流行至50年代，塞缪尔·罗思便以各种可能的由头被起诉了一个遍。
因为出售据称是淫秽书籍的《捷克诙谐故事》被法庭传唤之后，他又被邮政检查员指控，说他以色情的方式，通过邮政宣传了两本并不色情的书。一本书是《女性自我防卫》，其广告可能会吸引男性受虐狂；另一本被宣传成刺激的爱情小说《布玛拉》，实际上是罗思在狱中写的毫无色情元素的作品。由于使用了虚假的宣传手段，罗思以“诈骗”的名义被起诉。
罗思还在向上级法院申诉的时候，联邦调查局探员听说他自愿为阿尔杰·希斯案 [30] 作证，也上门来找他了，警告他不要出庭。当时作为美国国务院官员的希斯被怀疑犯有间谍罪，罗思并不认识他，却认识指控希斯的人，惠特克·钱伯斯。20年代钱伯斯还在格林威治村，是个野心勃勃的诗人时，罗思就认识他。那时钱伯斯以“乔治·克罗斯利”的笔名向罗思投过诗稿，希斯后来正是宣称钱伯斯曾以这个假名擅自转租了他在华盛顿的房子。
钱伯斯在法庭上说自己完全不记得用过这个名字，于是罗思联系了希斯的律师，提供了有关“克罗斯利”的信息。钱伯斯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 [31] 的明星证人，假名的事情会让他自己和公诉人理查德·尼克松的信用一落千丈。罗思本来打算不顾联邦调查局的警告，出庭作证，但希斯和律师们最后认定，让一个臭名昭著的色情书商来帮忙也不会有什么用处。
不过，阿尔杰·希斯后来被定罪、入狱之后，不情愿地承认没有传唤罗思可能是个错误。希斯承认这点的时候，罗思的名声已经愈发败坏。
沃尔特·温切尔在自己的广播节目里谴责他是淫秽之王，因为罗思出版过莱尔·斯图尔特所作批评温切尔的传记。1954年，温切尔在广播里总结说，罗思就该因为传播淫秽再次入狱；第二天警察就来到了罗思位于西八十一街11号的公寓门口，拿着搜查令，说罗思和妻子可能涉嫌同谋。接着，不顾罗思的反对，执法官闯进了屋里，开始仔细检查整间公寓，翻找卧室衣柜、柜子抽屉，把家具翻了个底朝天。罗思要给律师打电话，却被制止了，后来他从公寓跑出来，冲向楼下的电话亭，两个警察追过去，把他按在墙上，起诉他袭警。
罗思和妻子被带到曼哈顿市中心，在地方检察官弗兰克·霍根的办公室里，罗思看到几个出版社职员也在等候室里，听他们说到出版社办公室也被突袭了——档案橱柜、办公桌和书本都被搬上了警车，信件都被拆开，电话现在也由警察接听。突袭负责人是霍根的助手莫里斯·纳贾里，当罗思手下的一个职员问到公司将来会怎样时，他回答说：“据我所知，你们老板在业界算完了。”
夜间法庭上，纳贾里要求罗思夫妇每人交1万美元的保释金，说已经没收了13车超过5万册淫秽书刊。接下来几天里，这次突袭都是热点新闻；不过几个月以后，上诉法院裁定对罗思财产的搜查和没收都是非法行为，却鲜有新闻报道。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同意撤销上诉，条件是罗思不起诉市政府。他勉强同意了，因为1955年这个时候，他忙着应付对自己不利的联邦案件，还收到了法院传票，让他出席一个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关于青少年犯罪的听证会，发起人是田纳西州参议员埃斯蒂斯·基福弗。
基福弗参议员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1951年电视转播审讯黑手党领导人时，他在全国有了犯罪斗士的名声；媒体的某些小圈子里，他也是有名的风流成性，这事不止一次地妨碍了他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宣传。在芝加哥，这个他安排开展有关黑帮影响听证会的地方，他却被偷拍到和一个与黑社会有关的年轻女人在旅馆的床上。他知道照片的事——是从《纽约时报》的报道里得知的——以后，取消了芝加哥的听证会。
但他对色情出版物的调查却不因这些丑闻而退缩。在纽约联邦法院大楼里的听证会上，他对罗思非难不断，说他的生意是“污垢”，还说这种出版物和美国青少年犯罪也有部分关系。
罗思否认了这点，提到他自己的孩子并不是少年犯，虽然在他身边长大、在他的公司工作；他还说少年犯大概是最不会受到书本坏影响的群体了，因为他们根本不看。虽然罗思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有理有据，但他那副自信满满的样子、带点儿英国口音的连讥带讽，都表现出自己屈尊纡贵的态度，让基福弗大为光火。当罗思辩称他出版的大多数作品都有文学价值之后，基福弗指出他曾试图与米奇·杰尔克案
[32] 中的妓女帕特·沃德签出版合同。
“一桩臭名昭著的案件的主角，为什么你想出版她的书呢？”基福弗问道。
“依我看，”罗思说，“《新约》也是围着这种女人转的。”
基福弗顿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在总结陈词中他反复说罗思的出版生意“应当受到谴责”，参议员威廉·兰格也赞成他的观点。然后，基福弗允许罗思在委员会前做最后陈词。
“我相信，批评我的人错了。”罗思说着，看向基福弗，“我相信你比他们错得更多，因为你对我妄加判断。我也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说服你，你确实错了。”
“那你可得说上很久。”基福弗说。
“我会做到的。”罗思坚持说。
走出联邦法院大楼的时候，罗思相信自己刚刚的表现不同凡响，也预料到了代价将是沉重的。但之后从律师那里得知，政府已经收集了26条淫秽罪名准备对他提起公诉，很快就要带他上法庭时，罗思还是被击垮了。他被指控通过邮政散播淫秽出版物的最重要的物证，是几册口袋大小、叫作《好时光》的杂志，里面有几幅气笔喷绘的裸体画，还有一期《美国阿佛洛狄忒》的精装季刊，重印了《维纳斯与唐怀瑟》，由奥布里·比亚兹莱 [33] 写作并配插图。
虽然罗思认为，《好时光》杂志和比亚兹莱明快的插画、深奥难懂的色情作品不会让陪审团觉得受冒犯，但他还是要求法庭推迟审判日期，以使自己有时间充分准备，也抽空关照下困难重重的生意、备受侵扰的家庭生活。但请求被驳回了，1956年1月，他坐在法庭里，面对着陪审团和有一张大红脸、曾任地区副检察官的法官。
审判持续了九天，其间罗思并没有为自己作证，这是听从了家人的意见，说他保持沉默会比较有利。罗思倒是打电话给阿尔弗雷德·金赛教授，问他是否愿做辩方证人，但金赛断然拒绝，说他不愿支持淫秽。罗思这边的证人都力图向陪审团展现他想要维护个体权利、热爱文学的一面，但控方把他描绘成低俗、渎神的色情贩子，收效更加明显。
经过12小时的审议，又草草看过罗思散布的材料之后，陪审团认定罗思有罪，罪名有四条——一条是重印比亚兹莱的《维纳斯与唐怀瑟》，其他三条是邮寄含有性暗示的广告传单。尽管有罪认定让罗思沮丧不已，他依旧觉得既然26条罪名里22条都不成立，惩罚顶多就是坐牢90天。但他的律师从司法部的熟人处得到消息，让他做好最坏的打算。“你可是值得重判的惯犯，”律师说，“而且还有美国参议员与你为敌。”
这个对现状悲观的判断不幸成谶，1956年2月7日，罗思站在法官面前，听到自己被判入狱5年，并处罚款5000美元的判决。塞缪尔·罗思，时年62岁，感到自己的生命如潮水般退去——这生命诞生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小村子里，很可能要终结在美国的地牢中。没等他转身向家人说句话，两个警卫就抓住他的胳膊，把他从边门带离了法庭，推进一间屋子，锁在铁窗后面。
虽然罗思的律师继续向上级法院申诉，每一级法院却都认定其有罪成立，只有一个联邦法官杰罗姆·弗兰克提议美国最高法院复审该案，并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重新定义法律上的“淫秽”一词。1957年，这个词的定义仍旧受到1868年英格兰法律中希克林决议的影响，该决议认定：“检验淫秽作品的标准是该作品是否具有使易受不道德影响和可能拿到此类出版物的人堕落、腐化的倾向。”
弗兰克法官认为出版物很难使任何人“堕落、腐化”，无论老少。他此前做的大范围调查也没有发现相关证据。他也承认文学中的性描写有刺激性，但香水和其他那些既可以邮购也能在商店里看到的商品同样有刺激性；裸体女人的照片肯定会使男人兴奋，但报纸广告上穿泳装和内衣的女人也照样能使他们兴奋——事实上，公共场合衣着整齐的女人每天都刺激着男人们，弗兰克法官补充说道，引用了他赞成的一位心理学家的话：“穿着丝袜的腿比裸露的腿性感许多。被文胸托起成型的胸部也比下垂的真实胸部更加诱人。”
但最让弗兰克法官骇然的是，现行有关淫秽的法律在预防不道德行为的名义下，可以侵犯公民隐私。“让几个容易犯错的凡人——公诉人、法官、陪审员——得到审查文学艺术的巨大权力，让他们成为约翰·密尔所谓的‘道德警察’，就是制造了专横独断文学作品的暴君。”弗兰克法官写道，“今天他们判定平庸的作品是淫秽读物，明天就要查禁一部天才之作。原创难得，需要人们的珍视，而非扼杀。作家写作时要是想着公诉人和法官会怎么看，想象力也会受限制；出版商害怕政府审查，可能会拒绝发表当代雪莱、马克·吐温或惠特曼的作品。少数几个人会坚持抗争，要求有权利写作、发表、传播当时大多数人认为是可厌恶的作品。如果我们把这几个人关进监狱，好像对大家并没什么损害。这种表象是遮人耳目的。定罪、惩罚了少数几个人，却让更加敏感、不那么勇于抗争的作家吓破了胆。他们放弃创作的那些作品，可能就是文学巨著。斯宾诺莎曾说，‘镇压会让国家越来越小，直至天才也无处容身。’”
1957年4月，最高法院审理了塞缪尔·罗思诉美利坚合众国一案。罗思一方律师的论点是，现行的联邦邮政章程，即1873年的考姆斯托克法案，是违宪的，并且罗思所传播的有争议性质的作品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下也是被允许的。然而代表政府的律师则称：“国父所主张的并非绝对的言论自由，否则至少公共道德会受到威胁。”还补充说社会“在保证个人的言论、出版自由之外，还有着自身的利益”。
九位大法官听取了双方的陈词之后，就该案进行了内部讨论，两个月以后，他们发表的意见反映出对塞缪尔·罗思的复杂态度。
威廉·O.道格拉斯法官认为应当释放罗思，因为如果罗思有罪的话，也只是因为他挑起了读者的“想法”而非“公开行为”或者“反社会举动”；道格拉斯还说：“我相信人民有能力拒绝有害的作品，正如他们能够在神学、经济、政治等方面分辨真假一样。”雨果·L.布莱克法官同意道格拉斯认为色情作品受到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观点，也支持道格拉斯对人们的警告：“淫秽检查今天查禁了廉价小册子，明天就可能查禁文学佳作。”
约翰·M.哈伦法官虽然对文学佳作被查禁不那么在意，也支持对淫秽作品采取更多法律管控，但他也投票给布莱克和道格拉斯一方。
但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支持罗思有罪的判决，对罗思宣传自己杂志和书籍的“手腕”感到特别气愤。虽然材料本身并不淫秽，沃伦决意惩罚任何以低俗广告迎合大众的被告人，他觉得罗思就是这样的人。另外五位大法官——威廉·J.布伦南，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哈罗德·H.波顿，汤姆·C.克拉克和查尔斯·E.惠特克——也认定罗思有罪，认为淫秽作品和毁谤一样，是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布伦南法官记录了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淫秽作品“完全没有任何社会价值”，而布伦南对检验淫秽作品的标准是：“无论对于普通人，还是施以现代社会的标准，该材料的主要意旨是迎合色情的兴趣。”
鉴于九位大法官里六位都认为不能判罗思无罪，他被判服满五年刑期，这一新闻受到了全国宗教团体和反色情组织的热烈欢迎。全美正派文学组织发表声明说“正派的理想得到了壮大”，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邮政部长阿瑟·萨默菲尔德也表示很高兴看到法庭没有违背考姆斯托克法案，他宣布：“邮政部欢迎最高法院做的决定，认为这是将淫秽材料从邮政系统中清除的重要一步。”
然而，许多控方律师仔细读了布伦南法官的观点之后，从中看到了法律对于性表达态度的历史性变化，让许多现在被禁的书籍有了希望。最高法院第一次对“淫秽”下了定义，终于与1868年英国希克林案中那个狭隘的观点彻底割裂开来。
希克林案中，英国法庭判定，某本书中只要含有淫秽的段落，整本书都要被查禁，然而布伦南法官的措辞是全书的“意旨”是淫秽，该书才能被禁。希克林案中，含有性描写的书籍如果不适宜青少年阅读，就不能发行，而布伦南法官写的标准是，要对“普通人”构成冒犯。布伦南还定义淫秽作品“完全没有任何社会价值”，可以解释为一本书或一部电影只要提供了一点点“社会价值”，就可以逃脱审查；如果这是真的，对罗思的裁定就昭示了更大的自由。无论趋势如何，辩方律师还得等到下一个重大淫秽案件闹上最高法院，再从法庭意见中寻找线索。1957年秋天，这样的案子出现了。
案件涉及一部名为《爱情游戏》的法国电影，该影片在芝加哥被禁止上映，因为其中有裸体镜头，并且据称其内容堕落。电影的开场是在沙滩上，一个遭了船难、赤身裸体的少年，出现在年轻女孩们的视野里。后来他遇到了一个风骚诱人的年长女人，她引诱了他、教会他种种性爱技巧，其后他又和同年龄的女孩重温这些情色片段。虽然影片不含有直接描写性爱的场景，但明显暗示了男女交媾。芝加哥此案也由联邦仲裁法院维持禁止放映的原判。但最高法院审理了该案，观看了电影，认为剧本中存在足够的社会价值，便根据新的罗思定义 ，认定该影片不构成淫秽。
最高法院还援引罗思定义，撤销了后来对同性恋杂志《一》和裸体主义杂志《阳光与健康》的不利判决。洛杉矶的一位邮政局长禁止同性恋出版物通过邮政系统传播；虽然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都维持原判，最高法院却主张《一》代表了一种观点、一种生活方式，是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最高法院对邮政部长萨默菲尔德诉《阳光与健康》案的判决也与此类似：最终法院第一次认定，连阴毛和生殖器也可以代表对裸体主义运动十分重要的“理念”，因此可以合法地流通于邮政系统。萨默菲尔德对这个裁决很不高兴。让他更生气的是，某一期《阳光与健康》上居然有邮政部的职员去佛罗里达州参加裸体露营、正在晒太阳的照片。该职员当即被解雇了。
渐渐地，随着最高法院推翻了一个又一个淫秽作品的有罪认定，被禁的小说和情色艺术电影突然被罗思定义挽救了回来。看到“罗思”一词，人们想起的更多是斜体字的法律词汇，渐渐想不起那个路易斯堡监狱里的“不法之徒”；讽刺的是，罗思服刑直到1960年以后，其间能够通过邮购买到害他进监狱的大部分作品。
7
他溜下床，背对着她，赤裸、苍白、瘦削，他走向窗户，微微弯下腰，拉开窗帘，向外看了一会儿。他的背部洁白美丽，紧实、漂亮的臀部有着优美精致的男人味，脖子后面有点儿泛红，线条细腻，可是又结实……
他耻于面对她，因为这欲望勃勃的赤裸。他捡起地上的衬衫，挡在身前，向她走去。
“不！”她说，同时从垂下的乳房之前伸出手臂，“让我看着你！”
他扔掉衬衫，静静站着，看向她。太阳从低低的窗口里射进一束光，照亮了他的大腿和平坦的腹部，勃起的下体颜色发暗，看着烫人，从小小一丛鲜艳的金红色毛发里升起来。她又惊讶，又害怕。
“真怪！”她慢慢地说，“他站在那儿多奇怪！这么大！又这么黑，昂首挺胸的！他就是这样？”
男人低头看他苗条、洁白的身体前面，笑了起来。结实的胸口上，毛发是深色的，几乎是黑色。可腹部往下，粗大的下体呈拱形勃起的地方，毛发是鲜明的金红色，像一朵小小的云。
“那么骄傲！”她心神不定地喃喃着，“还那么威严！现在我算知道男人为什么总那样专横了！但他很可爱，真的。像另一种生物似的！还有点儿吓人！……”她把下嘴唇噙在牙齿中间，既恐惧又兴奋……
“躺下！”他说，“躺下！让我来！”
他现在很着急。
之后，等他们平静下来，女人不禁又揭开男人的被单，观察那神秘之处。
“现在他这么小，软软的，像是生命的嫩芽！”她说着，把又小又软的阳具握在手里……“你这里的毛也很可爱！真是，真是不一样！”
“那是约翰·托马斯的毛，不是我的！”他说。
“约翰·托马斯！约翰·托马斯！”她迅速亲了亲软掉的阳具，它便又精神起来了。
“唉！”男人叹息着，几乎带着疼痛舒展着身体，“他扎根在我的灵魂里，那个绅士！有时我不知道要拿他怎么办。唉，他有自己的意愿，要合他心意可不容易。可我也不愿让他死。”
“怪不得男人总是很怕他！”她说，“他真太可怕了。”
颤抖划过男人的身体，而意识流再一次改变方向，向下冲去。他完全无助，任凭它在缓慢、轻柔的波动中变得充实、汹涌、坚硬、勃然而起，自负地挺立，姿态如同一座古怪的塔。女人看着，也微微地颤抖。
“快来！抓住他吧！他是你的了。”男人说。
她颤抖着，自己的意识融化了。他进入她时，无法言说的快乐如同猛烈而柔和的浪潮，冲刷过她的身体，令人溶解的震颤一阵阵传播开来，直到她冲上那最后的、令人盲目的巅峰。
以上场景，加上其他描写亲密场景的段落，让《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美国被贴了30年“淫秽”的标签；但1959年，一位联邦大法官受到1957年最高法院对罗思一案判决的影响，取消了对该书的禁令，并承认该书作者D.H.劳伦斯是个天才。
劳伦斯要是还活着，无疑会双手赞同这观点，不过1928年小说完成后，也是他去世两年前，他听到的评价更多是说他是个令人不快的色情作家、性瘾者。作品被某个英国评论家说成是“败坏我国文学的最为邪恶的污水，搜遍法国色情文学的臭水沟，也找不出这样粗俗恶心的作品”。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劳伦斯的第十本，也是最后一部小说，描写了一位性欲得不到满足的妻子，她的丈夫是“一战”中受伤的贵族，专横而性无能；她与一个猎场看守偷情，怀了他的孩子，为他离开了原来的丈夫、家庭和社会地位。虽然故事主题是通奸，劳伦斯却认为这是一本讲述肉体之爱的积极的书，能够帮助清教徒把思想从“对身体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他觉得几百年来对于性爱的模糊处理让思想“停滞不前”，不能“对性怀有应有的尊敬，对身体的奇特经历也没有相当的敬畏”；所以他创造了查泰莱夫人，一位性觉醒的女主角，敢于拿走情人腰下那片无花果树叶，观察神秘的男性。
尽管描绘裸体的女性早已成了画家和色情文学作者的特权，阳具却通常被模糊处理，或者经过美化，勃起时也从来不出现；但劳伦斯就打算写一部“男性性器官的小说”。在书里查泰莱夫人也经常全神贯注地看着情人的下体，用手指抚摸，用乳房爱抚，用嘴唇触碰，她把它拿在手里，看着它变大，她还伸手到下面去抚弄，感受那奇特的、软软的重量；她的惊叹从劳伦斯笔下发出，唤起了成千上万男性读者的性欲，他们想象着查泰莱夫人凉凉的手指抚摸过自己肿胀发热的器官，也通过自慰间接体会到作为她情人的快感。
情色文章可能导致自慰，这已足够让劳伦斯的小说引起争议；更有甚者，通过猎场看守的角色，劳伦斯探索了男性对阳具的敏感和心理疏离——它几乎有自己的意志，有超越自身大小的野心，它常常让人尴尬，因为它有需求、有痴迷，还有不能预测的天性。男人有时觉得阳具控制了他们 ，将他们导向歧途，引得他们在晚上哀求女人的欢心，白天却宁愿忘记那女人的名字。它有时贪得无厌，有时惶惶不安，却时刻要求证实自己的能力，让男人常遭遇不必要的难题和频繁的拒绝。它既敏感，又伸缩自如，不论白天黑夜，只要一点点哄骗就能上钩。它虽然未必技巧熟练，却坚实地运作了几百年，无止境地探索、感受、扩张、刺探、插入、搏动、萎缩，想要更多。它从不隐瞒自己好色的本性，它是男人最诚实的器官。
它也是男性缺陷的代表。它不平衡、不对称、晃里晃荡，还很丑。在公共场所露出来就是“有伤风化的暴露”。即使用石头做成，它依旧十分脆弱。世界上各大博物馆都有很多大力士形象的雕塑，阳具却是有伤痕、缺损，甚至完全断掉的。没被损害的阳具可能只有那些不合比例、特别小的，是雕塑家为了不伤及器官不够大的赞助人而特意制作的。宗教作品中，阳具经常被描绘成蛇的形象，被圣母玛利亚用脚踩住；11世纪以来那些发誓独身的神父，也强硬地拒绝过它贪婪的引诱。教会向来认定自慰是罪恶的，并且长期推荐教区未婚的男性居民冲冷水澡，以浇灭激情燃烧的第一缕火苗。
虽然犹太——基督教传统的道德力量和法律都试图净化阳具的作用，将它的种子限制在神圣的婚姻仪式里，可阳具天然就不是个专一的器官。它不懂什么道德规范。造物主就把它设计成喜欢浪费，它渴求多样性，除了阉割，什么也消灭不了妓女、偷情、通奸和色情书刊的魅力。
色情书刊格外吸引着那些没钱找妓女或情妇的男人、因为害羞或太丑而勾引不到女人的男人、暂时与女人隔绝（被关在监狱里或住院）的男人，还有想要对婚姻忠诚的男人——他们在各方面都忠诚，除了对着杂志幻想而达到高潮的时候，以及做爱时想象着妻子是别的女人的时候。这叫“映像叠加”，是世界上最常见也最隐秘的出轨，而且不需要色情作品的刺激。
每天，阳具都被街上、商店里、办公室里、广告牌上和电视广告里的性感场面击中：金发模特从管子里挤奶油时暧昧的眼神；旅行社的前台接待员真丝衬衫里若隐若现的凸起；商场里坐自动扶梯时穿着紧绷绷牛仔裤的屁股；化妆品柜台散发出的香味——这是动物吸引伴侣时生殖器发出的味道。
城市提供了部落丰收舞蹈的现代版本，一场性爱的狩猎，很多男人感到了要不断证明自己猎手本能的压力。阳具总被看成武器，其实也是负担，是男性的诅咒。它让一些人成了老色鬼、窥淫狂、暴露狂和强奸犯。它催着男人参军打仗，让不少人早逝。它愚蠢的诱惑催生了婚姻不和谐、离婚、儿女分离、赡养费等问题。它在高层人士中的肆意妄为引出了政治丑闻，政府也为之崩溃。它带来了痛苦，甚至有男人选择彻底摆脱它。
但大多数男性，像猎场看守一样，承认自己无法杀死它。虽然用劳伦斯的话说，它象征了“对身体的恐惧”，却依旧扎根于男性的灵魂，若它没有能力，男人便不能真正活着。没有它，查泰莱勋爵便被一个下等人夺去了夫人。
查泰莱勋爵是战争的受害者，是在佛兰德战场上报效国家时瘫痪的，而妻子背他而去，投向好色的猎场看守的怀抱，对许多英国人来说，这让整个故事更有悲剧性，更加淫荡。1928年，劳伦斯完成《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最后一稿时，他的出版商和经纪人都拒绝与该书扯上关系。
其他出版商也拒收稿件，劳伦斯便把手稿带去了佛罗伦萨，意大利的印刷商愿意帮助他。他们一个英文也不认识，听到劳伦斯口述书中的性爱场景时也波澜不惊——“我们每天都这么做呀！”一个印刷商人说。在他们的帮助下，劳伦斯出版了一千册精装限定版。这些书被偷运回英国，在他的朋友和一些读者间流传。许多人好奇批评家口中“污秽的深渊”和“英国文学中最下流的书”是什么样的，更加盼望一睹这部作品。
第一版很快卖空，开始第二次印刷。随即苏格兰场开始搜查劳伦斯朋友的住处，没收书籍，使得该书在英国更加稀少。还有人提醒审查者，说美国纽约的海关官员也截获了几船私运的书本，据劳伦斯说还转卖给了黑市商人。这些书里有的是通过照片翻印的、模糊不清的便宜货，有些则是像经文或赞美诗一样有着黑色封面的精装本。
虽然劳伦斯对盗版像对审查一样恼火，因为两边都剥夺了他的作者权利，但多数仰慕他的读者都很感谢盗版书商，提供了意大利印刷商无法给他们的作品；虽然像塞缪尔·罗思这样私自传播、销售该书的人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他们却也因为卖劳伦斯的作品付出了代价。30年代罗思就两次因为交易该书入狱，这些事加上其他贩卖非法作品的行为，都是罗思1956年被判服刑五年的诱因，直到1959年夏天，《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美国被宣布合法之后，罗思依然在牢狱之中。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美国解禁是在美国邮政部被起诉之后，起诉人是个颇为浪漫激进的年轻人，巴尼·罗塞特，在格林威治村有家先锋出版社，叫格罗夫出版社。罗塞特要是早生十年，可能会像罗思一样坐牢，因为他也像罗思一样热爱独立，憎恨审查制度。但罗塞特运气好，他出版情色书籍的时候美国已经对生活和文学中的性更为宽容；而且罗塞特的生意还有额外的提携，因为和罗思不一样，他生在富有家庭，掌握着资源，能在法庭上以震慑人心的气势替自己出版的书辩护，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以及其他有感官描绘的书和电影，都是格罗夫出版社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发行的。
罗塞特家富有的源头是他父亲。他父亲是个野心勃勃的芝加哥银行家和商人，是给香槟瓶子做木塞的倒霉俄国犹太人的后代；“二战”时，为了表现自己的显赫地位和爱国心，他把游艇捐给了美国海军。罗塞特的母亲1921年赢了一场选美比赛，引起了银行家的注意，并娶了她。她父亲是个信天主教的爱尔兰好战分子，从戈尔韦被流放出国，在密歇根州做水管工，说盖尔语 [34] ，极度瞧不起英格兰人，屋子里都不能见红色，因为红色让他想起穿红衣的英军士兵。巴尼·罗塞特是独生子，也知道母亲的反犹倾向，听见她私下里说过芝加哥犹太邻居的坏话，这让他不禁想到母亲对犹太人的厌恶，会不会也有一部分是针对他的。
少年时他敏感、多动、充满叛逆心。私立学校里，他参与编辑了一份叫《反一切》的报纸，还参加过在影院外面抗议放映《乱世佳人》的活动，因为电影有歧视黑人之嫌。虽然他身材矮小，戴着厚厚的眼镜，却是高中橄榄球队里的明星中卫，还和班上可能最漂亮的姑娘约会过。高年级时他还担任班长，是圈子里第一个会开车的，车子是崭新的帕卡德米色敞篷车。他也是他圈子里第一个买到非法版本《北回归线》的。
1940年，他是斯沃斯莫尔学院的新生，写了一篇关于亨利·米勒的文学论文，得了B——；第二年，他被学校里的贵格会烦得坐立不安，转学去了芝加哥大学。三个月之后，他还是不满意，又去了洛杉矶，进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不到一年，1942年10月，他又参了军，后来还成了通信兵部的少尉，被派到中国执行摄影任务。在中国他有时也大胆跑出边界，不得不被同行的军官限制行动。
战争结束后，罗塞特回了家，从芝加哥大学拿了哲学学士学位，和别人共同买了一架小型飞机，可以从天空俯瞰城市的摩天大楼，还同一位想当画家的金发社交名媛有了风流事。那时这种事为社会所不齿，两个人却照旧堂而皇之地同居，一开始在纽约，后来去了法国；1949年他们最终在普罗旺斯结婚的时候，爱情基本已经完了。
回到纽约，她慢慢疏远了罗塞特，跟了一个生计艰难的犹太表现主义抽象派画家。罗塞特也很快结识、娶了布伦塔诺书店里的女店员，她父亲“二战”时是德军的情报官。罗塞特再婚时是1953年，一年以后，他收购了格罗夫出版社，开始出版有才能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要么不够商业化，要么不够传统，要么让美国的大出版商觉得太标新立异，却正好迎合了罗塞特兼收并蓄的口味和喜爱冒险的天性。
与罗塞特签约的作家有让·热内、萨缪尔·贝克特、欧仁·尤内斯库、阿兰·罗伯——格里耶、西蒙娜·德·波伏娃，还有其他欧洲人和住在巴黎的文学流亡者。那时巴黎还是西方文化的首都。罗塞特待在巴黎的时间相当之久，不光是为了和法国经纪人、出版商谈版权，以在美国出版他欣赏的小说和剧本，也是为了结识在巴黎的年轻美国人：这些人有的编写文学杂志，有的写小说，有的只是在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里度日、感受着海明威所谓“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的意蕴。在那个特定的时空，巴黎有独特的社会与文艺自由，这大部分要归功于一个人，一个胆大包天的出版商，莫里斯·吉罗迪亚，因为他，美国人才能在巴黎买到因为太过露骨写实而无法在本国出版的英文书。
莫里斯·吉罗迪亚和罗塞特一样，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天主教徒。罗塞特在巴黎见到了他，不久两人便十分亲近，互相欣赏对方的职业。吉罗迪亚的公司叫奥林匹亚出版社，1953年成立，率先用英语出版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J.P.唐利维的《红头发的人》、波利娜·雷阿日的《O娘的故事》、威廉·巴勒斯的《裸体午餐》，以及特里·萨瑟恩与梅森·霍芬伯格合著的《糖》。像罗塞特一样，吉罗迪亚冲动、大胆，受到被他称作“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而且痛恨资产阶级精神的一切表现形式。虽然他在巴黎也出版了一部分传统书籍——吉罗迪亚出版过政治论文集、法语版的俄国文学名著，甚至还有专讲编织工艺的杂志——但他的名字不可分割地与自由派观点联系在一起。他贡献给文学界最为肉欲的作品是《用张开的嘴》《肉体战车》和《白色大腿》之类的小说。
最后一本署的是假名弗兰西斯·伦格尔，作者实际上是意大利——苏格兰的天才作家亚历山大·特罗基，也是面向巴黎读者的英语文学季刊《梅林》的编辑。吉罗迪亚还出版了一部叫《淫欲》的冒险小说，作者是英国诗人克里斯托弗·罗格，用了吉罗迪亚提议的笔名帕尔米洛·维卡里昂伯爵。吉罗迪亚还把《糖》的作者写成“马克斯韦尔·肯顿”，因为该书的美国合著者特里·萨瑟恩觉得，要是自己的名字与这个威斯康星州放纵少妇的故事连在一起，他刚刚写好交给美国出版商的童书的出版机会就要大减。
其他因为种种原因想要匿名的作家也会给吉罗迪亚投稿，用“马克思·范·海勒”“迈尔斯·安德伍德”和“卡门西塔·德拉斯·路纳斯”之类的名字。因为企业管理松散，吉罗迪亚时常缺钱。缺钱时，他就给法国和海外的广大客户群邮寄产品广告，里面写着新作品即将出版，还有性爱小说诱人的情节简介，怂恿大家出钱买；等收到足够数目的订金，他就找个作家写一本小说，情节多少按他的说法炮制就行。
“我那时乐在其中。”后来在回忆录里，他回顾自己在战后巴黎飞速增长的生意时说道，“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正在被色情的舰队攻击、入侵、渗透、包抄和征服。英格兰狄更斯时代的学校教师们因为无助的愤怒而痉挛，大法官的假发下也毛发直竖，纽约和伦敦的黑市上，我们的绿皮书价格简直要一路涨上天去。”
吉罗迪亚在巴黎指挥着“色情的舰队”。虽然他的法国姓氏取自信天主教的母亲，他所跟随的却是父亲多年前规划的航向。他父亲名叫杰克·卡亨，是个英国犹太人，直到1939年去世之前，他一直不懈地侨居在巴黎写作、出版当时被认为是淫秽的英文书。
杰克·卡亨出生在曼彻斯特，“一战”时还是年轻的英国士兵，伊普尔战役中因为德军的毒气弹肺部受了伤。但战后，他此前对德军的轻蔑让位给了对英国的幻想破灭，他厌恶英国那种严苛的规范和长久不衰的维多利亚风尚。早在政府长篇大论地批判D.H.劳伦斯之前，卡亨就抛下了英国，与热辣的法国妻子来到了欧洲大陆，后来创建了方尖碑出版社，与亨利·米勒成了朋友，也是《北回归线》的第一个出版商。
除了出版自己那些不够正派的小说，卡亨还出版了西里尔·康诺利、阿内斯·尼恩的作品， [35] 还有弗兰克·哈里斯的《我的生活与爱》，乔伊斯的诗歌和《芬尼根的守灵夜》，以及劳伦斯·都瑞尔 [36] 的第一部小说《黑书》。但1939年写完《书贩子的回忆录》之后不久，卡亨就去世了，留给20岁的儿子莫里斯几张没付的酒单，以及继续经营方尖碑出版社的挑战。
有一阵，吉罗迪亚的生意就靠在巴黎的美国老兵支撑，他们大量购买米勒和哈里斯的作品，和芬妮·希尔的“回忆录”。但后来莫里斯·吉罗迪亚出版了法国抵抗运动人士写的内幕自述，直指公共官员与商业巨头相勾结，给自己树立了政敌；虽然法国法院认为吉罗迪亚不构成诽谤罪，但之后他便感觉做出版树大招风，十分脆弱，而且很快就有检查的人上门来问淫秽书刊的事。
一开始他被问到米勒的作品，这事已多年没人提了，然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又在出版很久后被公布为淫秽作品。后来又有人反对让·热内的《鲜花圣母》和奥布里·比亚兹莱写作并插图、以维多利亚时期为背景的《在山下》。
突然间，吉罗迪亚觉得法国的自由传统——流血革命换来的遗产，正在被政府内的反动势力颠覆；还有几个住在巴黎的政治观察家和记者也这么想。其中一个，大卫·舍恩布伦，就认为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连遭军事失败，使很多爱国者觉得法国缺乏纪律，自由太多，随意过多抽干了国家的活力，有必要重新恢复秩序、权威与旧式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