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色情作品通常是右翼专制政府上台的信号——30年代希特勒上台时，最早的举措就是禁止裸体露营、查禁性爱指导书《完美婚姻》——50年代后半期对吉罗迪亚屡次骚扰，预兆了戴高乐将军和他严厉、虔诚的妻子上台掌权。在戴高乐影响之下，天主教会和军队享受到了更多的特权和影响力，很快，莫里斯·吉罗迪亚就成了他口中资产阶级极端主义“自命不凡价值观”的受害者。关于法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所有的欢乐都离开了这个国家，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让巴黎赶走了最后一批年轻艺术家和游荡者；这城市外表干净，政府的法令将它粉饰一新，但它的精神已经死灭，俗世的盛宴也已告终。”
吉罗迪亚关掉了奥林匹亚出版社的巴黎办公室，大部分时间住在美国。罗思一案带来了新的淫秽作品定义，将左岸文学界的欢乐景象传到了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旧金山的北滩，洛杉矶的威尼斯海滩，再到芝加哥的近北区。意式咖啡馆在各大城市里遍地开花，“垮掉一代”的作家和诗人佳作不断，热内和贝克特的平装书在大学书店里热销，在法国依然遭禁的《洛丽塔》在美国已经合法化，1958年由G.P.帕特南之子出版社 [37] 出版，一年后，巴尼·罗塞特的格罗夫出版社就印刷发行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法国人还在追随旧日的英雄，美国人却日渐厌倦他们 上了年纪的将军，戏仿着艾森豪威尔对白宫媒体含混错乱的讲话。1960年，美国人还感到了冒犯和难堪。这年苏联指控美国的间谍飞机在其领土上空巡逻，艾森豪威尔驳回了这一说法，结果后来一架美国U-2战机被苏联击落，飞行员被俘——暴露了他的欺骗行为。
这件事加上一系列其他事件，让公众越来越怀疑美国领导层的正直和权威，这件事也标志着年轻一代正在背离过去的政策和实践。就像U-2战机的飞行员向敌人坦白、背弃了军队的传统——这种行为在艾森豪威尔当将军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无数年轻的美国人现在也抛弃了父母那一辈的规矩和拘谨，开始铸造新的社会，一个没有那么多秘密、更加开放、不再墨守成规的社会——一个很快就会要求校园里有言论自由、谴责种族主义、在越南战争期间烧掉征兵卡的社会。虽然类似这样的反抗行为大多被历史标记在60年代中晚期，最初的地震其实从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内就开始了；而且分裂潮流的源头几乎都与性有关。
1959年，一个叫拉斯·迈尔的电影制作人——以前他是给男性杂志拍女人半裸照的摄影师——拍了一部名为《蒂斯先生的邪念》的电影。影片中出现了好莱坞女星裸露的胸部和臀部。迈尔利用了刚刚变宽松的淫秽作品法，在全国几家艺术影院放映了自己的影片，观影群体远远大于通常会来的寂寞男性。迈尔的电影投资仅仅2.4万美元，却挣回了100万美元的利润。这很快就催生了几十部跟风展示裸体的影片，在美国开发了市值数百万美元的“裸体色情片”市场。
虽然伦尼·布鲁斯的夜总会表演还是总被警察突袭，对他淫秽罪的指控却屡屡被上诉法院驳回，他便能继续高谈阔论地批驳美国的伪善，为色情作品的言论自由辩护，恶意猜测、嘲弄审查者和神职人员的性生活（直到1966年吸毒而死）。
曾经裸女照片几乎无一例外地登在男性杂志上，1960年，《时尚芭莎》刊登了理查德·埃夫登 [38] 摄影的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金发的社交名媛——克里斯蒂娜·保罗齐，这照片让社交名人录 [39] 删除了她的名字，却把她扶成了媒体名人，《时尚芭莎》也高调地成了时尚风向标。
全国上下，普通的中产阶级对于电影和杂志中的裸体不再那么大惊小怪，对海滩上暴露的比基尼也更能接受了。其中一个影响因素无疑是《花花公子》杂志。这是杂志创刊第七年，怀着对更大自由的支持、不遗余力推广比基尼的决心，杂志卖得更公开、更火爆，不仅城里的报摊，连小镇的杂货店里都在卖。杂志也吸引了全国的广告商，因为它抓住了很大一部分利润丰厚的年轻人市场——四分之一的杂志卖到了大学校园里。许多年长的美国人对杂志内容还有抗拒心理，但也对其商业成就印象深刻；现在对传播类似期刊的人，陪审团定罪也不如以前严格了，甚至在戴利市长执政的芝加哥市都是这样。
1959年，芝加哥的反色情小队逮捕了55个报纸摊贩，指控他们贩卖色情杂志。法庭上，由五位女性和七位男性组成的陪审团——某个教会团体一直坐在法庭上，拿着玫瑰念珠默默祈祷，陪审团完全不为所动——投票认定被告无罪。当陪审团宣布达成一致的时候，法官好像惊呆了，然后从座位上向前倒下，被迅速送往医院。他犯了心脏病。
1960年，海夫纳的财富日益增长，他买下了一座价值37万美元、有48个房间的维多利亚式豪华大宅，就位于高级的湖滨大道附近，又花了25万美元翻新装修、置办家具，比如一张圆形可旋转的大床。这座宅子成为海夫纳不断扩张的帝国的心脏。这一年，他还在芝加哥开办了第一家花花公子俱乐部，请了新晋的黑人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墙上装饰着珍妮·皮尔格林和黛安娜·韦伯等拉页情人的海报。最早来俱乐部的顾客里，就有刚满21岁、待业的哈罗德·鲁宾。
像是为了正式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那爷爷级别的时代脱离出来，宣布新一代必然的崛起，1960年11月，美国选出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43岁，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
在他简短而戏剧化的任期内——其间他试图进攻古巴而失败，不过成功地对苏联进行了海上封锁，刚果、柏林和东南亚有种种危机，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麻烦不断——他还是找时间成立了美国和平队，在国内推广身体健康和健康意识，去纽波特航行，穿着游泳裤出现在加利福尼亚的海滩，周围是崇拜他的女性。他让白宫笼罩上了魅力的光辉，有幸同享这光辉的人将终生铭记。
他演讲时说的每句话、公共场合下做的每件事、私下里读的每本书，在那个赶时髦的时代都有令人惊叹的影响力。他公开表示喜爱伊恩·弗莱明 [40] 的间谍小说，弗莱明作品的销售量就上升；他让吸雪茄成了地位的象征；他因为背痛而特制的摇椅，甚至也很快成了家具厂商争相模仿的热捧样式。
他个人如此受欢迎，当然有一部分是他年轻时尚的妻子杰奎琳贡献的。她是全世界被拍照最多的女人，另外，也是无数男性杂志读者的幻想对象。美国历史上从没有过这么多男人偷偷渴慕着总统夫人；可任凭她这样美貌动人，也拦不住丈夫对别的女人感兴趣。他虽然信仰罗马天主教，却不甘于守着一个伴侣；他是天主教里的精英成员、家财万贯的信徒，像父亲一样与红衣主教常常来往，但天主教扼杀可怜教民性生活的禁欲理论，他才不感兴趣。
虽然他的不贞行为没有上过报纸，谣言却长盛不衰，记者们认为他的情人包括但不限于：两位好莱坞女演员，一位住在波士顿拉德克里夫学院的研究生，一位在白宫工作的漂亮秘书，一位通讯公司总裁温文尔雅的小姨子，还有位住在洛杉矶的可爱离婚女人。之所以在60年代这些情人里没有一个被曝光，使他避免让这种秘密的爱好发展为丑闻，是因为他不像以前的某些总统眷恋于一人，他对单一情妇没有兴趣，他喜欢多样的新鲜感，而且据一位与他熟络的记者说，他做爱就像在游泳池里游个来回那样轻松自如——不是说他对共享床笫之欢的女人不够喜爱，而是性交对他而言，并非纠缠不清、复杂沉重的承诺。性交是纵情享受纯粹的欢乐，是项健康的运动，能消除紧张情绪，产生真正活着的愉悦心情。肯尼迪是位——D.H.劳伦斯可能会这样说——阳具总统。
且不论他的性爱风格多么能代表60年代，一些白宫助理和政治同盟对他的行为嘴上不说，心里却默默骇然。有些人多年以来习惯了总统应该是个老人，对肯尼迪和其他支持“新边疆” [41] 的内阁成员那年轻旺盛的性欲惊讶不已。
1960年，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也是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得到了白宫的工作。她本以为这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理想主义获得的，却发现肯尼迪和他的几个男性副手只是看上了她的身体，这让她失望不已。另一位白宫秘书也随总统去过竞选旅行，杰奎琳不在时，也与总统度过了许多私人时间。1963年，她渐渐为焦虑侵蚀，因为她害怕媒体很快就会曝光他的风流韵事，和她的涉身其中，以致后来，当听到他在达拉斯死去的噩耗，她的第一反应是松了口气。现在他英武潇洒的领导者形象可以保全下来了，不会因为私生活被人爆料而染上污点。
肯尼迪被刺身亡之前，《时代周刊》驻华盛顿的记者休·西德尼已经写好了白宫内放荡主义盛行的文章，但此文只是交给纽约编辑的机密备忘录。在备忘录中，西德尼写到，肯尼迪政府奢侈淫荡的作风有时让人想起古罗马的享乐主义，这也给他的报道工作造成了困难，因为一到晚上或周末，政府发言人好像就都忙着在华盛顿或别的地方参加社交活动，连影子也见不着。备忘录还补充说，某个周末，肯尼迪和内阁成员都在棕榈滩，连总统年迈的母亲罗丝·肯尼迪也成了狂欢的一员，带着男伴参加了派对——西德尼偶然听到，这位男伴被人称作她的“小白脸”。
虽然只有《时代周刊》的工作人员能看到这份材料，休·西德尼却被请到了总检察长罗伯特·肯尼迪的办公室里，震惊地听到他愤怒的声音：“我们可以告你诽谤。”罗伯特·肯尼迪的桌上放着一份备忘录的副本。西德尼要求知道肯尼迪得到文件的途径，回答却只说是有人送来的。现在，西德尼感到了愤怒，他道歉说不该轻率称罗丝·肯尼迪的男伴为小白脸，但他不肯撤回报告中任何其他内容，比如说政府的现状“令人作呕”，还说“政府不该这样运转，你们也不该鼓励它这么运转”。
《时代周刊》要是发表了西德尼的备忘，读者大概会有很热烈的反应，特别是住在远离东海岸小城镇里的人。因为肯尼迪虽然带来了兴奋和积极变化，中产阶级还是有些伤感，觉得变化太快了，南方有太多静坐示威，华盛顿有太多没邀请他们的派对。肯尼迪家族造成了一类排他的“内部”群体，成员是俊男美女、电影明星、哈佛教授和有钱的自由派人士，他们在哪儿都想推行民主，除了在自己治安良好的城区，以及新英格兰、汉普顿的私人海滩上。
追求年轻的风气让许多三十几岁的美国人感到自己太老了，尤其是副经理级别的人。他们心系公司，认为智慧会随着年龄增长，但进入这个新人物层出不穷、价值观摇摆不定的时代，他们突然就感到迷茫无措、跟不上变化了。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60年代再回母校，不由得被母校的新自由震惊。未婚的女学生，有些还率先使用了避孕药，公开与年轻男人同居，理所当然地享受着自由，全不顾几年前这样做会立即被开除。60年代的男学生也似乎全无礼仪的概念，不打领带，对年长的人也不尊重；他们一副轻松自信的神态，可能觉得有了最新技术的知识，加上老一辈很快要被淘汰，自己的事业一定能走捷径到达成功。
年长的毕业生虽然恼火这种态度，却也羡慕他们享受的新自由，恨不得自己年轻几岁，好在这自由中纵情声色。其中有一个人，他的情感可说是代表了几千个30岁出头的男人——后来他受到诱惑，有了一次超越想象的感官体验。当下，他还是个平凡的、小心翼翼的保险经理，名叫约翰·布拉洛。
8
约翰·布拉洛身体结实，身高超过六英尺，淡褐色的眼睛，身材匀称。每天早上，他穿西装打领带，到洛杉矶商业区的保险办公室上班，性格外向，讨人喜爱。他的衣服是布克兄弟 [42] 风格，浅棕色头发剪得短短的，整齐利落——他父亲准会对此十分高兴，父亲是意大利裔，曾在芝加哥赫斯特大楼开一家只有六张椅子的小理发店。
布拉洛曾投票给肯尼迪，也哀悼了他的遇刺，他也知道肯尼迪的影响让父子间的距离更远了，这种气氛下，“代沟”将会应运而生；约翰·布拉洛自己也对1964年伯克利的校园运动有所不满，因为有个学生写的头条是：“你不能相信30岁以上的人”。布拉洛33岁，觉得比起那些自以为是、打着正义旗号的暴乱分子，自己同样值得信任且满怀理想。
1956年在纽约大学拿到教育管理的硕士学位之后，布拉洛压下了去医学院进修的冲动，选择在洛杉矶的好莱坞男生俱乐部1里做青少年工作。1960年，他和朱迪斯·帕尔默结了婚，她是个金发美人，正在受培训，要去贝弗利山庄诊所做护士。婚后布拉洛便转到保险行业，找了个薪水较高的职位，他觉得这与社会工作和社区支持相关，广义说，和国民福利也有关系。
没有大型保险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和风险，布拉洛认为美国就不能取得过去一个世纪的经济奇迹，在纽约人寿洛杉矶办公室当推销员时，他就满怀自豪地读了公司历史。从 [43] 845年起，公司就分担着美国人冒险过程中的悲伤和荣耀。纽约人寿给第二次工业革命注入了资金，给那些乘着四轮马车来加利福尼亚州淘金的人上了人寿保险，还买了几百万美元的政府债券，以支持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军事行动。
虽然约翰·F.肯尼迪没有投保，但之前已有九位总统是该公司的客户，包括罗斯福和两位遭到暗杀的总统加菲尔德和麦金利。此外还有一些冒险的个人主义者，比如哈利·胡迪尼、宇航员维吉尔·格里森、查尔斯·爱迪生和沃尔特·克莱斯勒；还有乔治·卡斯特将军，1876年他在小比格霍恩河的最后一战就由纽约人寿赔付了5000美元。 [44]
布拉洛加入时，公司已经成了美国最大的五家保险公司之一，在全国有360处办公室，接近1万名正式员工，还有同样数目的独立保险推销员。尽管只是如此庞大群体的一分子，布拉洛还是对公司有个人感情，他天生就喜欢团体，把公司目标当成自己的目标，很快，他得到了提升。1962年，他达成了公司的最高销售标准，成了副经理。1964年，他被任命为区域经理，工资涨了一大截，买下了洛杉矶圣费尔南多谷一带伍德兰希尔斯市郊的宽敞房子。他是当地扶轮社和青年商会 [45] 的成员，为联合劝募筹集资金，还是老东家好莱坞男生俱乐部的顾问，同时也是谷地橡树宗教科学派组织的董事会成员，抛弃了意大利裔父亲不够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和犹太裔母亲的犹太教传统。
少年时，布拉洛住在芝加哥的下层中产阶级社区，反犹主义盛行，他从不敢向同学提起母亲有俄国犹太人血统。他害怕被社会排斥，希望融入主流基督教人群，便加入了社区里隶属于圣公会的青年俱乐部。但母亲越来越厌倦芝加哥寒冷的冬天，在她的坚持下，1951年他们全家搬到了洛杉矶，布拉洛也更能接受自己了。
在南加州日渐蔓延的开放气氛中，他变得不那么拘束、执着于种族观念了。这里没有那种狭隘的社区，那种由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斯洛伐克人或德国人独霸一方，派系斗争激烈，只有在敌对犹太人和黑人上才团结一致的社区。洛杉矶是个相对年轻、无根的城市，与旧世界的纽带和传统没什么联系；来这里定居的不是欧洲移民，而是其他城市的美国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对自己的国籍很有安全感，不需要在种族联盟里寻求庇护和力量。他们十分依赖汽车，流动性相当高，不像大多数芝加哥人和纽约人那样画地为牢、故步自封。在洛杉矶温暖惬意的气候下，即使贫民窟那棕榈树荫下一排排的白色棚屋，看起来也比芝加哥冬天阴暗湿冷的公寓舒适许多。
向西迁徙的几千人让加利福尼亚成了美国发展最快的州，布拉洛也像这些迁徙者一样，把这次搬家看成是自己和家人重新焕发青春、得到自由的机会。他父亲一开始不愿离开芝加哥生意兴隆的理发店，后来却很快就在米高梅电影公司找到了新工作，给克拉克·盖博、弗雷德·阿斯泰尔和马里奥·兰扎理发。母亲时隔18年又生了小孩，高高兴兴地忙着在加州照料小女儿，不怎么管儿子的私人事务。1955年，她劝儿子不要离开洛杉矶去纽约大学；后来儿子和一直约会的年轻犹太女子分手，她也觉得失望；不过后来布拉洛与朱迪斯·帕尔默交往，她倒没有反对，1958年还去参加了他们由公理会牧师主持的婚礼。
与朱迪斯·帕尔默的婚姻，极大地满足了布拉洛融入主流社会的追求。她能接受他，对布拉洛来说，几乎等于加入了大多数人所属的时髦俱乐部，不用再感到自己是少数民族、不完整的美国人。她父亲是洛杉矶一家航空公司的高级经理，在给加州投资了几十亿的军工行业有不少人脉，布拉洛感到，在自己向往的商业精英世界里，他会是个有力的联盟者。
从第一眼见到朱迪斯起，布拉洛就喜欢上了她健康漂亮的外貌，红润的肤色和脸颊，让他想起女演员金·诺瓦克的金色短发。参加派对时，朱迪斯比他认识的所有女人都能喝酒，布拉洛觉得这是因为她成长环境自由，加上她崇拜的父亲那享乐作风的影响。她虽然喝酒，却并不在公众场合失态，布拉洛也没有多余的担忧，而且知道这对他们的性生活有相当的刺激作用。参加完派对、喝了许多酒以后，她在床上变得特别敏感、无所顾忌，会用不同寻常的技巧和热情与他缠绵。
不然她对性爱就很被动，60年代里，这种被动的时候越来越多。好像50年代里他们结婚前那种不合法的激情随着合法的婚姻消退了，需要额外的刺激才能恢复。而且后来他们有了孩子，头一个是儿子，然后是个女儿。朱迪斯晚上总是很累，布拉洛有时也宁愿这样，因为纽约人寿的工作越来越多，家人睡着以后，他便在家里熬夜工作。
他很喜欢伍德兰希尔斯的房子，这是他蜗居公寓很长时间之后拥有的第一幢房子。这是座米色的牧场式平房，厚实的木板瓦屋顶，门前种着松树、悬铃木和一株胡椒树。马蹄金的草坪上一条弧形的车道穿过，车库里有两辆车，一辆是布拉洛的新款奥兹莫比尔，一辆是旧些的雷鸟，是朱迪斯父亲送她的礼物。房子的内饰是西班牙风格，有砖砌的壁炉和做吧台用的椭圆餐桌，上面放着许多加利福尼亚产的红酒。
到了周末，夫妻俩有时会出门，与布拉洛的同事和妻子一起吃晚餐，吃过饭、喝过一杯餐后酒之后，就各自回家。一天晚上，来了个约翰·伯奇协会 [46] 的人，给他们放了一部支持保守党的政治影片，急切想要得到布拉洛的帮助，成立伍德兰希尔斯的伯奇分会。
肯尼迪去世之后，布拉洛的政治观点更偏保守，但离伯奇协会的激进主义还很远；虽然他和朋友们对最近洛杉矶沃茨街区的种族动乱十分惊讶，对校园里没完没了的骚乱也很反感，但他知道，自己已经不由自主地迷上了现在年轻人表达自我的方式。他们为少数群体和非主流观点辩护的开放态度及坚定信念让他印象深刻，他们享受性自由的那份悠闲自在，布拉洛只能艳羡。
周日早上，作为惯例，布拉洛告诉朱迪斯要和骑行俱乐部的人一起骑车去乡间。有时布拉洛会独自骑上15英里到威尼斯海滩。这儿有很多学生、嬉皮士、画家和退学的人，他们或聚在咖啡馆，或沿着岸边休息，晒着太阳，讲讲话，读读平装书——都是布拉洛听也没听过的先锋小说。他沿着棕榈树成行的小路，慢慢骑着10速自行车，穿着纽约大学的运动衫和白得过分的跑鞋。他看到五颜六色的飞盘在空中慢慢地旋转，长发的情侣在沙滩上散步，有时他经过海边公寓敞开的窗户，瞥见年轻的人们轻松自如、一丝不挂地走来走去。布拉洛时常在空气中闻到大麻的香味，听到咖啡馆里传来的吉他和民谣音乐，飘飘然地嘲笑着他物质至上的世界。这时他想要从自行车上下来，礼貌地坐在桌边，接近这些宁静的陌生人，同他们讲道理，说自己也是他们的一员，也对社会体系充满怀疑，尽管看上去成功，却没有得到个人满足。但他还是继续骑着车，没有屈服于他们的嘲弄，他把周日骑车去威尼斯海滩当成是自怜自哀的运动，是在试图解决自己也说不清的问题。他只知道，自己年过而立，感到衰老，十分孤独。
但到了周一早上，周日就像没存在过一样，布拉洛重新穿上西装、打上领带，热情满满地开上新车去办公室——或者像1965年9月的这个早晨一样，坐飞机去棕榈泉参加保险大会，一半也是为了监督会议顺利进行。受邀的人有几十个新进公司的加州推销员，他们会在沙漠中的现代化酒店里住三天两夜，听高级经理的演讲，参加讨论会，了解公司的未来目标。受邀的推销员加入纽约人寿的时间不长，却已经用业绩证明了自己能卖出保险，这可是稀少的特殊能力，因为推销员要卖的是在人们潜意识里与死亡和灾难相联系的产品，人们对它天生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推销员一开始必然会遭到拒绝。
因此，布拉洛认为，女性卖保险比男性更难；女性倾向于避免被人当面拒绝，而男性在性追求的过程中已经习惯了被拒绝，虽然这令人不快，但他们认为这是生命中自然的一部分。大会第一天布拉洛就注意到，70个新推销员里只有4个女人；可其中一个女人的销售额比几乎所有男人都高，布拉洛已经听说了她的大名，会议的第一天晚上，又在鸡尾酒廊遇到了她。
他与另外三个经理坐在拥挤的房间里，这时她独自走了进来，一个认识的人邀请她加入他们，她便坐了下来。她的名字是芭芭拉·克拉默。一个娇小、戴眼镜的女人，二十几岁，短短的金发，合体的黑色套装裹着好身材；她长相素净，可有点儿男孩子气，让人着迷。她挨着布拉洛坐下，推开了人家递来的烟，点了杯酒，男人们继续交谈的时候，她安静而专注地听着。他们在说基奥计划——国会刚刚通过的为自由职业者而设的养老金项目，她没有唐突加入谈话，却仍旧表现出自己和他们一样明白这计划的复杂性。
事务讨论持续了一小时，大家又点了两轮酒，男人们站起来互道晚安，桌边只剩下了布拉洛和芭芭拉·克拉默。她没起身，抱怨说有点头痛，于是布拉洛说给她找片阿司匹林。酒吧人很多，布拉洛穿过大厅，走向不远处位于二楼的自己的房间。打开药箱时，他听到身后的房门锁上了。一转身，原来芭芭拉·克拉默跟着他上了楼。她站在床边，微笑着。
“我想好了，”她说，“我要的不止阿司匹林，我还要好好睡一觉。”
他知道自己没听错，就算这样他仍被她的直截了当所震惊。他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是，她进屋时有没有被下属看见。地区副总裁就在隔壁，经理们也都住这条走廊；没容他说话，她就脱掉了外套和鞋子，开始解衬衫纽扣。
“那，”她开口了，他在沉默中一直盯着她看，“你要和我一起吗？”
布拉洛又兴奋，又迷糊，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她询问似地看着他，手指停在衬衫纽扣上。
“我猜，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布拉洛终于开口说道。他把阿司匹林放在写字台上，向着衣柜走去。他脱掉鞋子，解开领带，眼睛却紧盯着继续脱衣服的她。她把衬衫小心地挂在椅子靠背上，首饰和眼镜搁在桌上，褪下了裙子。布拉洛解开她的胸罩，看到了她硕大的乳房、紧实的大腿和臀部，她向着床边转过身去，完全赤裸。她爬到被单底下，等他脱下裤子和内裤。他完全勃起了，难为情地走过房间，意识到她现在正看着自己。
他上床时，她什么也没说，但很快他就感到她的手摸过自己的胸口和肚子，向下摸。他面朝天躺着，任她抚摸，然后压在他身上。她是进攻者，控制着每个动作，他也享受着被她控制的感觉。比起他的妻子和其他女人，她是那么的不同——她不要甜言蜜语的抚慰，也不想拥抱、吻他或被他吻。她好像纯粹只在肉体方面需要他，不受任何感情干扰，没多久，她跨坐在他身上，把他插进体内；她上下运动了一会儿，闭着眼睛，直到握住他臀部的手抓得更紧，然后她舒缓地叹口气，停了下来。
“这就好多了。”她说。
“比阿司匹林还好。”他补充道，看到她笑了一下。然后她翻了个身，表明自己准备好了让他也满足，他便挪到她上面，很快高潮了。
他们上床还不到十分钟。又躺了一会儿，她起身戴上眼镜，开始穿衣服。布拉洛发现，她的身体肉感、成熟，与小小的、男孩子气的脸庞和乱蓬蓬的发型很不相称。性这方面她像个男人——布拉洛头一次遇到“打一枪就跑”的女人。
“明天晚上，”她说，背对着他穿好了衣服，照着镜子，“你可以来我房间。”
她向着他转过身来，他在床上点了点头。她走到门边，慢慢打开门，看准了没有人在走廊上；然后，冲他挥了挥手，就走了，轻轻地关上了门。
9
芭芭拉·克拉默出生在密苏里州的农场里，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个爸妈不想要的孩子。母亲生她时已经39岁，另外两个女儿是20年前生的，那时她的婚姻虽不是一直幸福，可还有希望；但1939年，芭芭拉出生在还没有自来水的偏僻农场，带来的只有更多的劳动，更加无法逃离的惨淡、看不到尽头的日常生活。
母亲的阴沉让芭芭拉退缩，两个姐姐又都早早出嫁，过着比家里强不了多少的日子，芭芭拉的成长中很少有女性的影响。她没去欧塞奇郡的乡村学校上学——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六、七年级的学生坐在前排上课，低年级的坐在后排，能听多少是多少，而是留在农场里帮父亲干活，给花园锄草，喂鸡，还在小麦和玉米田里开过拖拉机。
农场离最近的沙莫伊镇七英里，芭芭拉的社交圈子就只有附近农场的几个朋友，大多数都是和她一起玩各种球类运动的年轻男孩，从他们身上，她以最自然、开放的方式了解了异性。她10岁的时候，看到认识的两个男孩站在谷仓里，手在身前动作着；其中一个叫她过去，她便走近些，看到两个人在抚摸下体。
虽然父亲在厨房边的电镀浴缸里泡澡时，使她见过了男性的裸体，但她还从没见过勃起的阳具，不过，她表现出了毫不畏惧的好奇心。大一点儿的那个男孩，当时13岁，问芭芭拉是否愿意摸一摸它，她摸了一下；他又说自己很想让芭芭拉来爱抚它，她也照做了，感受到它的抽动、看到乳白色的液体从自己的指间渗出，她感到的不是厌恶，更多是惊讶。
年纪小的男孩到高潮之后，年纪大的那个亲吻了她，她不觉得受到侮辱，反而觉得温暖、被人需要。这之后，她和大的那个男孩便经常在草棚里互相抚摸；但是，虽然他们从没讨论过，两人都感到了继续探索的危险，没有进行到下一步。
在克拉默家，性从来就没人提起。芭芭拉开始来月经时，母亲只是给了她几块白布，告诉她垫在内裤里，之后再把白布烧掉。那个地方农场的女人都会收集旧的床单和布头，留作此用，从不在杂货店里买高洁丝卫生巾，这么做的原因更多是出于羞怯，而不仅是为了省钱。
芭芭拉发现乡村的平凡农妇普遍不好看，直到她去沙莫伊上高中，才见到外貌漂亮的同性。她叫弗朗西丝，高高的个子，打扮入时，受男生欢迎，遭女生嫉妒，只有芭芭拉例外：她对自己在班里“假小子”的身份很满意，对女性美没有敌意。两个年轻女孩很快成了朋友，多半是因为她们有互补性：弗朗西丝优雅从容，芭芭拉强势大胆。芭芭拉可不会被男生吓住，他们胡闹说了什么话，她马上就能反驳，甚至连他们偷偷带进学校的波本酒，她也从瓶子里咂过滋味。两个姑娘形影不离，除了暑假，芭芭拉要做全职工作挣出自己的学费。
一年夏天，她在一家乡村杂货店打工，店前是加油站，后面是舞厅，除了给汽车加菲利普斯66牌汽油、卖日常用品，她还在后屋卖啤酒给农民和当地青年，有些人留着时兴的莫西干发型——两边的头发都剃光，只留中间一条头发。
第二年暑假，她想要离家更远些，就走了50英里来到杰斐逊城，住在一个同学姑妈开的出租房里，在伍尔沃思的冷饮柜台后工作。寂寞无聊的下午，就听听收音机里猫王唱的《心碎旅馆》打发时间。后来她在裤装工厂找了份薪水高点儿的工作，身边都是脾气暴躁的中年女裁缝。她整天摸着男装裤裆，上下拉着拉链，心里常常想着性。
她现在16岁了，最近才失去童贞，是和沙莫伊的一个学生，她觉得自己爱他。他比大多数人都聪明，他俩在他的旧车里做爱时，他总是很小心，会用安全套。他们的共同兴趣是厌恨农场生活，他还经常说想当商业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她虽然想着要当空姐，但知道自己不够漂亮，也不够恭敬顺从，不过她还是去申请了几家航空公司，当然没有回应，她既不惊讶，也不失望。
即便还没有明确的人生规划，她也确切地知道，绝不要过从前看到的那种贫困、不幸、机械繁衍的农村生活。毕业之后，她回到杰斐逊城，在医院里做X光检测员，后来又和弗朗西丝搬到圣路易斯市，住在一间公寓里。弗朗西丝在保险公司当职员，芭芭拉则在纸箱厂商的财务部门工作，很快她就烦透了那里。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是分开的，芭芭拉的部门有15个闷闷不乐、撇着嘴的女人，一点儿幽默感和精神都没有。
芭芭拉还没有碰见过喜欢自己工作的女人。她读书、看杂志的时候，也没读到过职业女性的故事，她还没见过事业型的女人，成功、受人尊敬、富有、性爱自由、不依赖男人——然而芭芭拉内心就模糊地希望成为这种女人，在密苏里州不行的话，就去别处。有天晚上弗朗西丝提议说去洛杉矶和她姑妈住在一起的时候，芭芭拉已经准备好离开了。这时她父母已经离婚，男友也去了得克萨斯州参加飞行培训；她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一到洛杉矶，她就喜欢上了那里温暖的天气，随处可见的棕榈树，以及新结识的热心的人们。在这里，工作和娱乐似乎完美地融合了，人们既注重健康和运动，也注重生产力和物质，芭芭拉很自信，这里是属于她的。
和弗朗西丝的姑妈住了几个星期之后，两个年轻女孩在好莱坞租了公寓，暂时做着秘书，周末就开着新买的车去探索城市。芭芭拉为美国百科全书做了几个月打字员之后，在一家大型汽车经销店的签约部门找了份更好的工作，就在那儿，她有了第一次偷情经历，对象是个已婚男人，老板的女婿。
中午她会陪他去汽车旅馆，有时晚上也去，她很喜欢性爱，对结婚不感兴趣，这种惬意的关系本来可以无限期持续下去，可他动了真情，占有欲又特别强。一天下午，他在床上泪眼婆娑地对她述说自己对妻子多么不满、岳父又多么专横跋扈之后，芭芭拉知道这种关系应该结束了，不然会变得过于复杂棘手。
她在另一家汽车经销商的保险部门找了份新工作，遇到了一个高个子、线条粗犷的业务员，篮球赛季还在全国职业男篮打球。她表达了自己对他的兴趣，他很快就有了回应，但上了床，芭芭拉发现他是个粗心的情人，是头健硕、好进攻、不敏感的公牛，结束得很快，然后就想睡觉了。但她还是被那运动员的身体吸引，容忍了一些换作别的男人她绝不会忍耐的事，这一半因为他算是个名人，是个有头有脸、骄傲自尊的男人，也有种孩子气的魅力，他就利用这魅力把汽车卖给那些崇拜他的矮胖男人。
她自己的工作也做得不错，效率非凡，雇主很赏识她，给她涨了工资，也增加了职责。周末不工作时她就去滑水，或是滑雪，要么就看书打发时间；搬来洛杉矶真是转运之举，只有一件事让她烦心，就是在一起住的第二年，弗朗西丝决定和一直约会的男人结婚。虽然对弗朗西丝的喜爱从未以性的方式表达出来，但芭芭拉听到消息却感到奇怪的慌乱、悲伤和迷惑；后来，弗朗西丝搬出公寓时，她觉得被伙伴抛弃、背叛了。她没有参加婚礼，后来也没再见过弗朗西丝。
不过她也很幸运，在这个时期交了个朋友，一个能抚慰人心又有趣的男人，虽然年过七旬，可是身体健壮，做派潇洒。他是这城市的汽车之王，每周都能卖出几十辆，芭芭拉·克拉默则受雇帮其管理保险部门。虽然他做生意时精明、强硬，对她却一直很好，在他身上，她感到了从没有过的父爱。他带她去昂贵的餐厅，说服她相信自己很特别，还鼓励她努力实现自己的野心，不用在乎那些约束女性的传统。
在他的公司里做了一年之后，她渴望独立性更高的工作，于是去了纽约人寿当推销员。她从几家零售商店里买到了大主顾的名单，又整理了她通过汽车行业认识的人的名单，之后便花费无数个小时打电话，约人见面；然后她开着新买的福特野马红色敞篷车去城市的各个角落，和人讲多买些人寿保险的益处。虽然她和别人一样，吃了许多闭门羹，却在别人失败的地方找到了商机，因为她更能坚持，也会重点关注一些被忽视的人群，比如职业女性，特别是护士，她们每天都与死亡和事故打交道，被她一讲解上份保险是多么重要，很容易就受到影响。
在纽约人寿的前两年，她的身心都被卖保险占据了，一年能赚接近3万美元，对男人没什么切实的兴趣；因此，棕榈泉会议的第一个晚上，在鸡尾酒廊放松的气氛下，她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性冲动，为此她惊讶不已。
有人把她介绍给约翰·布拉洛，她觉得他挺有魅力，身体也很壮实。但在桌旁和他坐了一小时之后，她感到这人不是主动进攻的类型——因此，他说要给她找片阿司匹林时，她就决定跟着他。
10
约翰·布拉洛与芭芭拉·克拉默的婚外情，从1965年的秋冬持续到来年春天，基本都是中午在公司附近的汽车旅馆里很快地做一次，然后她就开车去谈生意，留下布拉洛独自吃午饭，回味着性爱的快乐，不时也有轻微的罪恶感和浮上心头的焦虑，让他有些消化不良。
他害怕迟早会被公司的人发现他与芭芭拉的私通，酿成丑闻，使事业和婚姻都陷入危机；但目前这恐惧还没有成为现实。正相反，认识芭芭拉·克拉默以后，他的生活质量提高了——芭芭拉在他身上激起的性欲延伸到了婚姻上，他对朱迪斯潜伏的欲望又被发掘出来，也得到了她的回应。事业上也顺风顺水，公司很快就要派他去纽约总部接受高级经理培训。
对这事芭芭拉也很高兴，在整段关系中，她一直富有专业精神地给他鼓励。他总是惊叹芭芭拉将两人关系严格控制在性爱和闲谈之内的能力，从不投入过多感情，也不对他的婚姻提任何要求。他在家时，她从不打电话过去，也不抱怨他晚上和周末不能出来，从不打听他妻子，只有一次对朱迪斯接受护士培训的事有点儿兴趣。
在办公室里，芭芭拉对布拉洛的态度正式得毫无瑕疵，即便他们刚刚从旅馆回来。他们晚上不经常在一起吃饭，去吃的时候她有时会付账，有时也出旅馆费用。有一次，他不愿陪她去某个汽车旅馆，因为离他在伍德兰希尔斯的房子很近，她便让他在车里等，自己去前台开房，回来时手里拿着房间钥匙。
她是他见过的最独立自足的女人，他对她感兴趣，也被她在床上冷酷、不带感情的态度所激怒；好像他们做爱和给福特野马加油没什么区别，加完油，她就要忙着赶去谈生意。不过，要是她真的突然浪漫起来，他知道自己又会被吓慌手脚，所以对这种关系模式，他从不抱怨——不错的婚外性爱，又不占用过多的时间精力，对他的事业和婚姻没有威胁，过去的一年，他已经习惯了，甚至依赖上了这种关系。
但布拉洛还是有不自在的感觉。他总觉得，这关系最终会让他损失惨重，得知自己秋天要离开洛杉矶去纽约参加经理培训项目，他松了一口气。临行之前几个月，与芭芭拉·克拉默的关系以他预想不到的方式，突然结束了。
他有几星期没见她了——她也在抱怨会谈太多。一天下午，芭芭拉给他打电话，说最近碰到了一个喜欢她的男人；以一种不像是她的羞怯声音，她承认自己恋爱了。那人是个工程师，她继续说，很厉害的技术人员，曾经投身于将宇航员送入太空的火箭的工作；布拉洛恭喜她选到了好男人，心里却很不舒服，觉得她夸那人就是在贬低自己。
他很快就想邀她晚上出来，但她礼貌地拒绝了。他一周后又给她打电话，但她重复说自己现在只和工程师一人约会，又说正在考虑结婚。布拉洛最后不情愿地承认，这段偷情是结束了，意识到这点令他悒悒不乐。
他继续上班，一夏无事，然后和妻子孩子去度了次假，开始准备去纽约待几个月。冬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会在纽约，不过周末也会回洛杉矶，9月朱迪斯开车送他去机场时，说自己会想念他，不过也为这段旅行能让他升到高级管理层而高兴。朱迪斯心情很好，说再见时也没有哭鼻子抹眼泪，布拉洛便怀着奇特的不安心情登上了飞机。
自他从纽约大学毕业已经过去了十年，位于麦迪逊大道和二十七大街上的总部大厦离他在格林威治村的旧公寓很近，走路就能到。来的第一个周日下午，他就去华盛顿广场转了转，虽然听了学生们在喷泉旁边唱民谣，欣羡地看着穿迷你裙、T恤衫下略有凸起的年轻女人，他却没有像在加州海滩上那样被青春自由的景象所引诱。他现在对公司更加忠诚，意识到从全国的纽约人寿职员里，自己成为被选中的11个之一，接受当总经理的培训，是多么光荣的事。课程结束后，布拉洛和其他十个人会回到各自的地区，在纽约人寿的总经理办公室管理员工和推销员。对布拉洛和其他人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的财富和特权，以及晋升到顶层的机会。
学员们住在四十五大街上的罗斯福酒店，工作日的早上就一同乘地铁或出租车去纽约人寿大楼，除了布拉洛。他特意早起，慢跑过18个街区，以保持最佳状态。虽然人行道这时人还不多，也会有几个行人停下来，看着他西装革履地跑过，公文皮包有时夹在胳膊下，像带着足球似的。有时他希望能听到嘲笑或议论声，了解自己是什么形象，不过除了汽车的喧闹，他只能听见自己的西班牙皮鞋踩在人行道上沉重、有节奏的响声。
离总部公司不远的时候，布拉洛就放慢脚步，把衬衫塞进裤子。总部大厦是幢灰色的哥特式摩天大楼，有34层高，经过层层叠叠阶梯状的楼身，是金字塔状的金色尖顶，最上面是金色的灯饰。布拉洛进了门，穿过装饰用的青铜大门，走上拱形的大理石楼梯，进入装饰着浮雕的华丽电梯。电梯开动时很安静，大楼里所有办公室的天花板都铺着吸收噪声的毛毡，说话和打字的声音都是听不见的。布拉洛感觉自己是按时去大教堂祷告的教民，对公司和保险的历史越熟悉，他这种敬畏的心情就越增长，他认为人寿保险是种俗世的宗教，为死去的生命估价，抚慰人们对来世的恐惧。
布拉洛第一周参观纽约人寿档案馆的时候，在玻璃柜里看到了已故著名投保人的签名：卡斯特将军，罗杰斯·霍恩斯比 [47] ，富兰克林·D.罗斯福；展出的还有给公司带来大笔花费的灾难照片——1903年芝加哥的易洛魁剧院大火，烧死了19名投保人；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毁掉了纽约人寿的一个分公司；被认为是坚固不坏的泰坦尼克号，1912年带着12名投保人沉入了大海；还有卢西塔尼亚号远洋班轮，1915年被德军潜水艇的鱼雷击沉，死了18名在纽约人寿投保的乘客。
布拉洛读到，从文艺复兴时期起，各式各样的海事保险就在航海国家存在，但17世纪后，人寿保险却在欧洲触犯了许多教会领导人，他们谴责保险商是巫师、拿死亡赌博的人、神意的伪造者。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直到18世纪末，人寿保险才被解禁；但在英格兰这样的主要航海国，给船只和货物上保险，以防遇到风暴和海盗已是约定俗成，把这种保护机制扩大到内陆的财产和人身上也没有太多反对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