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茨想自己迎接死亡，就是如此。他不需要我们陪伴在身边。自从阿莉尔过世之后，他就清楚有这么一天。她转过马头，正对着我。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迷恋阿莉尔。她超群脱俗吧。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可的确就是如此。她令人望尘莫及。你可以说她有凌云之姿，或是纤尘不染，但说她飘摇如磷火更好。这就像是有人在歌唱，歌声曼妙，却和你有一墙之隔。所有的男人们因此都迷恋她，特别是菲利普，也正是如此，海因茨才想把她永远留在自己身边。
我又回到了阿尔卑斯山的北边，正在写这个故事。我最后看了一眼这张照片。狗，推销员，安德烈娅，菲利普，海因茨，一切安宁平静。他们就这样站着，冻结在时光中，可如果他们要动起来，便会演出我正在讲的这个故事。
我凝视海因茨的面容，希望能找到这个故事里某些情节的痕迹。可其中一无所有。美酒、欢笑、鸽子、死亡、汤加——都隐藏在他的面容中，可这只是因为我熟知这一切。其他人又怎么能知道，他们所见的无非透明。你碰巧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片里那些无名的人会保守他们的秘密。他们的眼睛就像是野兽，你从其中看不出任何含义。那我呢？若这个随机的观察者看到了照片里我的表情，又会如何想呢？同样，空无一物，或许还有一丝迷惘于现实的表情，不过如此。他或她也许会推论照片中人物的年纪、衣着、风度，由此来推断拍照时间，甚至信口乱谈他们的个性。可这一切无非是瞎猜、揣测。说是创作也行，无非是编造。我们的秘密属于自己，如果能顺其自然，我们将会把这些秘密带走，带入无可追溯的忘川。
九月尾声
近来苏茜一直不到四十八公斤重，所以她再也难以应付从海上吹来，狂袭大地的飙风了。柽柳、松树和无花果树都在风中喧嚣摇摆。保持航向，她自语道，硬撑起左肩顶住大风。保持航向，海军中将过去常这样说，直到这个男人生命的最后一息，她依然爱着他。这事一直等到中将妻子安娜贝拉的过世，她和苏茜自从寄宿学校开始就是好朋友。葬礼结束之后，她从桌上之宾直接就变成了中将的枕边人。安娜贝拉躺进墓穴之内，而如今中将也躺在她身边了。他将自己的老凯旋牌汽车开进了她住的另一个村子。如果还是在他们曾经居住的威尔士，他们绝不会行事如此匆忙。这看似不可思议，但他们的确还和安娜贝拉说过此事，她那时即将悄然告别人世，如同残烛将灭。她的声音最后几近消失，可还是小声说了出来，口音依然不改优雅高傲：何必大惊小怪，我们都已经到了这把年纪，只有那些星期四人会吃惊，也不用去在乎他们。每星期四，英国人都会来城里碰头，闲聊，玩桥牌，抱怨西班牙的种种不好。哦，还有安娜贝拉的衣服，那可是最难办的。普林格牌的羊绒衫，不可能将其一扔了之。她只能把衣服送去干洗，还在晴空下猛晒，好让安娜贝拉那香奈儿五号香水的残余气味也随之消散。他似乎从没有注意过，也许他看到了，却从没有提起。在垂暮之年，床笫之事不过是两人相拥取暖，她愿意如此。本地人怎么看，那无关紧要。他毕竟是中将，有名望的人，不同于乘坐廉价航空的平头百姓，他们成批驾临室外咖啡馆，四处乱坐，袒胸露背，牛饮啤酒。这些人所说的话在她听来，比西班牙语还陌生。中将则自得其乐，他只需要《每日电讯报》，威雀威士忌，或者有机会谈谈战争。他无意再婚，她也一样。多亏了早早过世的丈夫，她至今还领着一份养老金。那男人也曾是个海军，却不是中将。中将老早就将房子划归她的名下，这样那一天终于来时，她能把房子卖了，搬进海岸旁新盖楼盘的一套小公寓里去。
已经是九月的尾声，却感觉像是十月，今年一切都来得有些早。
她觉得很累。西班牙不是一个适合冬天来的国家。你冬天来，就会再次落入英国式的生活。一切都搬进了屋里，阳台上的门锁紧了，台灯打开了，吃着烤甜饼，茶中还加了一点朗姆酒。她立住脚，喘了一会儿气。从远处她就能看到路易斯从“星星”酒吧里走出来，看看她是不是来了。正对路边，摆放了金属椅的露台上空无一人，所以路易斯肯定心情不好。又一天没有小费。外面只有四张小咖啡桌，咫尺大小，可当空无一人时，露台显得如此巨大和荒凉。秋天不仅天黑得早，你还得走进镇子里去取邮件——她并不读《每日电讯报》。她也能开车，可如果不是为了拿报纸，她宁可留在家中。一周两次去超市已经够了，什么都可以冷藏待用。还有周四，当然了，错过周四的聚会实在是说不过去。她听着大海之声。道路的尽头是一片草地，夏天时，她能在草丛中找到野蒜，她就称之为野蒜。高茎，上有紫色的花球。如果你用刀子将四周的土壤掘松，就能轻易地将蒜头拉出来。他总是笑话她对此如此上心。蒜头紧密地包裹在一层白色的、如同纸的蒜衣之中，你要剥开蒜衣，才能看到其中小而坚硬的蒜瓣，每头蒜瓣也都有棕色的蒜皮。蒜头有些黏手，但吃着从野地里长出来的东西，会让人十分满足。他不爱吃蒜，她却总是会在乳蛋饼中加一些蒜，他也从未觉得难吃。临近海边，地面上石块更多，一路走去，最终满目所及只有岩石，受着海浪拍打。当他还能走动时，每天晚上吃晚饭前，他都坚持要多走一段路，来到这里。他们会并肩站在崖边，倾听，注视。我知道大海在说什么，他会这样说，却从没有透露过大海所说的话。她爱大海之声。今天大海与汹涌的、高耸的云层如此和谐。他总是带着望远镜，若有船只经过就会观看。他还会时不时就将望远镜递给她看。今天大海如此狂暴，海面上没有一艘船。她看到渔船无所事事地漂浮在屋后的港湾里，由于有坏天气的预报，还多加了一根系缆绳。
刚才她还在酒吧外看到了路易斯，如今他已经进去了。她知道他只是露个头，看看她是否来了。这是游戏规则，是他们心照不宣的安排。要是没有客人，路易斯会一直坐在酒吧里，直到她在其中一张桌子旁坐下来。直到这时他才会露面。没有瞧见他的老板，那个彪形大汉尽管头发稀疏，还梳着一条可怜的小辫，看起来就像是过气已久的美国爵士鼓手。他肯定是在厨房里，制作让她觉得毫无胃口的西班牙小吃。太油腻了。她向屋内看去。路易斯装作一派忙碌的样子，在吧台上摆放小碟子。这毫无必要：他知道她喝酒时什么吃的都不会点，顶多点一些杏仁。她将白色的小手提包放在面前的桌上，拿出了“登喜路”牌香烟。咖啡桌看上去是便宜货，可她喜欢那珍珠色的光泽，将她的手提包映衬得美轮美奂。金红色的香烟盒很衬她的戒指，这戒指原先是安娜贝拉的，可中将给了她，就成了她的。她很注意自己的双手。苍白，青筋毕露，当然了，可如果用上好的指甲油，青筋就会不那么扎眼。手的一边是手提包，另一边是登喜路香烟盒，这一幕还挺赏心悦目。她以前从来不注意这类事情，可如今她有用不完的时间可挥霍，头脑中总会萦绕这类琐碎之事。路易斯从她身后走来。他穿着整洁的褐色衬衫。这件褐色衬衫可算是他的制服，他从来不穿别的衣服。她知道他没有成家，可他的衬衫总是熨得很平整。全黑的长裤，黑鞋，他的脚很小巧。要是穿上英国鞋，一定比这便宜的西班牙货色好看得多。正如中将总是知道大海的话语，她也总是知道路易斯的处境。今天他心情不好。他本没有必要出来招呼，因为他非常清楚她要点什么。这也是游戏的内容之一。如果没有其他人上门，路易斯会站在那里，给她说那些老生常谈。她的西班牙语只是勉强，但她听过路易斯的故事这么多次，都能够反背给路易斯本人听了。只不过路易斯的英语也差到听不懂，所以他俩互相抵消。她不需要费神去听，这就像是姑娘家的时候在教堂里，模糊地听着那些熟悉的词语漂流而过，无论是布道词或者是连祷词。在此时此地，这些话语属于远方的大海，身边的褐色衬衣，还有路易斯特意柔顺过的黑发，垂在脖子上，显得太长了。一年前，打理这个酒吧的还是老板的儿子，所以所聊的话题也不相同，可他今年没有回来。顾客太少了。她点了一根香烟，想着她应该带来了自己的粉色披肩，就是安娜贝拉披上后特别好看的那一条。安娜贝拉夫人。她的手微微颤抖，这是因为风。路易斯关小了音乐，表明他马上就会端来一杯加了许多冰的金酒，顶上还有两片柠檬，旁边再加一杯汤力水。两片柠檬，不是一片——路易斯花了好久才记下这一点。而且她更喜欢北欧雾（Nordic Mist）的汤力水，更配金酒，而不是怡泉（Schweppes）的。酒吧里进了北欧雾汤力水，只是因为她一个人爱喝，她已经提醒过他们不止一次了。如果老板不在，她的酒杯里就会添一些金酒，至于能添多少，全看路易斯的心情。如果他自怨自艾，就会更多一些，如此简单。他会从自己的第一任妻子开始打开话匣子，讲到第二任，再讲到孩子们。说到最后这个话题时，总是会引得路易斯讲出一个说法，让她夜里躺在床上百思不得其解。打破隐私。不过那要等喝第二杯金酒时才会开始。
她至今也想不出来这句话用英语该如何说。打破隐私？听起来很不像地道的英语。可如果她也是西班牙人，恐怕也不会喜欢穿过世好友的羊绒毛衣。即便今天她也穿着安娜贝拉的衣服：一件劳拉·阿什利（Laura Ashley）的上衣，粉色的，有玫瑰花蕾的花纹。上帝啊，安娜贝拉。第一杯金酒下肚，她已经微醺。她听见路易斯将冰块丢进高脚杯的声音，知道自己猜对了他今天的情绪，刚才他出来送酒时就看准了。酒杯里几乎没倒什么汤力水。他一定有所打算。她也盘算着自己要如何走好开局的一手。
今天不太忙，是不是？他耸了耸肩。她只要说了一句，他保准会回上十句。说十句，回百句，她就是这么想的。不太好，天气糟透了，他真希望她没有来这里。在塞维利亚依然热火、晴朗，可这里已经是冬天了。昨天老板还算过账，收入比去年少了六千欧元。他诅咒了自己看见这里的招工广告的那一天。现在他正在谋另一份工作，在奥维耶多。要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没把他的血榨干，他现在都能自己开一家酒吧了。奥维耶多——他们在那里喝过苹果酒。糟透了，可那时候他们还不算真正的西班牙佬。在阿斯图里亚斯的山里还有熊吼声，如同在西伯利亚一样严苛，可不是一个塞维利亚人受得了的。
可这由不得他。命运真是诅咒了他。
她饮下第一大口。这是她一天中兴致最高的时候，世界也改变了。她感觉到欢快的惬意流淌周身。这与路易斯的哀叹恰成正比。她一拿起香烟，路易斯就打开了火机。风太大了，该死的小岛，他咕哝着，好让话题继续。我估计我们今年会更早关门。她可以听见路易斯话中有话，呼之欲出，正好佐着第二口同样令人快意的美酒：那时候你就没地方可去了，你这头英国老母牛。她想了一会儿，吸了一口香烟，从嘴唇的一侧喷出烟来，同时也丢出了那句路易斯等待已久的回答：哦，不，该不会这样吧？可路易斯已经追着话头，自顾自谈下去了。孩子们。马洛卡，路易斯一家曾经住在那里，可如今人家不欢迎他回去。她小啜了一口，等着听他会如何说自己的孩子们，还想看看他说这些话时，究竟会有怎样的表情。说是会打破隐私。他的孩子们也有隐私，会被打搅的，所以他不能回去。他路易斯，曾经在自己家照顾老母亲直到她八十四岁高龄过世！可那时候没人谈什么狗屁隐私。尤其是和他第一任妻子之间。无论如何，他母亲一死，她就跑路了。更别做梦替你管管家了。他进去拿干净的烟灰缸，可她知道这只不过是为了在吧台后面赶紧来一小杯威士忌。她数了数自己还剩多少根香烟。唔，她不喜欢他抽的那牌子。燎焦的硬纸板配上白过滤嘴，嘴唇会发干的。这种烟对于你，这个小丑，真是太配了。她想着，并且说道：嗨，我希望你一会儿还能出来聊天，要是没有你就不热闹了。她又瞅了一眼烟盒。只剩三根了，要到明天早上她才会进城。此时一辆打开篷布的蓝色敞篷车飞速驶来。在面向大海的悬崖边，车轮胎尖厉地发出急刹车声。真该一头栽下去，路易斯低声怒道。我们就有乐子可瞧了。轿车掉了个头，回到路上，又在露台边停车。是德国的车牌号。音乐震耳欲聋，有沉重的贝斯声，还有个女人尖厉的号叫声，就像她被机器大卸八块了。要不要在这吃饭？那就得把所有的计划都推迟。她给金酒里加了一些汤力水。她总得试试，不要睡着。或许可以去天空电影院看一场电影。
或者再来一杯？德国人停好了车，于是大海的涛声又近在耳侧了。听不会讲西班牙语的德国人尝试着用英语沟通，这真滑稽。就像是一场战争电影：是，长官。
路易斯给两个德国人两杯啤酒，殷勤地前后照应。这对她是好事。他不需要她了，就是这个意思。当他最后又注意到她时，便又走过来，站在原地，继续之前被打断的话题。她知道有奥维耶多这个地方吗？不，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奥维耶多的什么事。如果你去那里，我会来看你的，她说，缓慢地站起来，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吹得她略微趔趄。她已经放好了钱，还用茶碟压好，以免钞票被风吹走。路易斯转过身，去照应德国人了。
保持航向，苏茜，她低语道。这样至少没有人会觉得你喝多了走不稳。可没有人看过来。她手撑着墙，支持着迈步。路易斯似乎是故意地视而不见，这真怪，可她还是决定无论如何给他留点小甜头。这可是她的专长，将小东西留在他的必经之路上，手法老练而又谨慎。将一把银汤勺放在桌子上，或者一瓶威雀威士忌放在电话机旁，诸如此类。直接给现金未免太过唐突。即便是故作姿态，也需要有技巧，假装成这是他时来运转而已。上一次情况有点出格。他自作主张拿了安娜贝拉的银打火机。她本来没想要给他，可她什么也没说。
回到家时，她发现电视没关；走进大厅里就能听见电视在自说自话。她在起居室的门槛上歇息了一会儿。这儿的灯光太亮了，她想，该把落地灯关掉。她该现在就去睡觉，还是该再等一会？
反正直到午夜，什么都不会发生。她看了一会电视，直到看到有人用枪一下子就解决了三个人，这才走向卧室。
直到上了床，她才突然想到自己没有给路易斯留下什么，可此时她已经听到了花园小道上他的脚步声。她没有让外面的灯通宵亮着，路易斯也不想被人看到。走廊，起居室，如同一只小猫在暗夜中潜行。一只六十三岁的西班牙公猫，穿着黑色的西班牙鞋，要是穿着英国鞋就好了。
现在只不过要等待门被推开，就会闻到他气息中的威士忌气味，那古怪的、间断的咕哝声，以及突然涌来、令人吃惊的活力。这活力大多源自愤怒及本地特有的失落感。
她醒来时已经天光大亮。她听着“世界服务”电台里的新闻：巴格达、达尔富尔、加沙、喀布尔，一耳进，一耳出，可她乐意听主持人彬彬有礼的腔调，不知不觉中就将你带回了白昼。她刚到七十九岁，她一直听着新闻，她从记事开始起，就听新闻。世上总有新闻，正如天气总值得人反复思索。她蹒跚地下了床，来到窗边。
人世间的喧嚣通过收音机里传来，人世间的场面则正在她的眼前展开。一条无人行走的道路上掉满了落叶。风势已经减弱，如同小狗一样俯首帖耳。一切都如人所愿。
她的白色手提包立在咖啡桌上，大敞着口。钱包里已经空了。她努力地想回忆钱包里有多少钱，却总也想不起来。
你这混蛋，她想着，走向厨房，冲一杯茶，途中还向大办公桌上那张银框的安娜贝拉照片点了点头。照片旁的烟灰缸里躺着一根被掐灭的银色过滤嘴香烟。安娜贝拉从死者的国度里微笑着回应，有些模糊，有些放纵。安娜贝拉这人，你永远都搞不懂。
最后的下午
突然之间，他就死去。
她总是记得那一刻，因为随之而来的场景总挥之不去。正是九月，阳光斜射，柏树的树影爬上了花园尽头的墙面，乌龟摇摇摆摆地走向芙蓉花丛，寻找最先落地的花朵。这是她与乌龟之间的约定。总是那日暮前的最后一小时，即步入夜幕之时。这里夜晚降临比荷兰更迟，他曾说过，这是因为撒丁岛更靠近赤道。阳光很让他烦恼，阳光是有生命的，他说起阳光，就像在谈起一个总是使坏害他的熟人。有些阳光强烈的日子让他大为光火，她自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从一开始她就觉得他总会被虚无之事困扰，这些事她既感受不到，也无法形容。他们在一起三年了，在此之前两人的世界毫不相关，两人的共同点不过是都希望生活在外国，能够在家中办公，也就是这座古老的农舍。他的出现纯属偶然：这个骑马的男人从墙头上窥探她的花园，看到她时还挥手致意。
这个男人所说的故事和他的职业（金融）似乎风马牛不相及，这吸引了她，就像是有位诗人潜伏在他高大、坚固的身体深处。他在床上很出色，略显笨拙，就像是他擅长驭马一样，她默想道。
她看着那乌龟，这里有好几只乌龟，但只有这一只她能一眼认出来。这是他与她之间的又一个大不相同之处。有一天他坐下来解释如何分辨不同的乌龟。他捉起一只乌龟，放在桌上。这家伙马上缩起老人一般的脑袋，全缩回龟壳里，他双手在龟壳上拍拍打打，你看这，还有这，她努力地看那些记号，看出他指出的花纹。但第二天早晨花园里爬过一只乌龟时，她还是不能分辨这是否同一只乌龟。这只乌龟她之所以能认识，是因为她曾真正用心记忆。她心中有一张彩色的照片：这只龟在芙蓉树丛下纹丝不动。在这之后，她会将这张图在心中扩展，直至龟甲充满了整个画框，这幅画如今正悬挂在她的书房里。朋友们将其称为抽象画并颇为赞赏，你为什么不多画几幅呢？她知道他也是这样想的，虽然他从未说过。
乌龟已经和芙蓉花近在咫尺，它似乎更钟爱火红的花朵，把黄花留给同伴来消受。乌龟们如此热爱花朵，很让她吃惊，尽管飘逸、精美的花瓣与化石一般古老的乌龟之间似乎有难以逾越的鸿沟。芙蓉是她最喜爱的花朵，也是在夏季里唯一需要照料的花朵，华贵的白花丹和叶子花只需要一点点水，不浇水也可以；芙蓉也是唯一会每天对她微表谢意的花朵，至少她这么觉得。
近些年来夏天更加干热，偶然还会有节约用水的法令，但这对她的花园并无大的影响。芦荟，仙人掌，一棵向四方伸展枝叶的丝兰，棕榈树，松树，还有那一棵柏树——它们都能自给自足，从大地的深处汲取所需的一点点水汽。只有芙蓉才会每天开出鲜美的花朵，血红的花朵就像蝴蝶展开双翅，在她早晨起床时，欣然相迎，并在每天黄昏时死去，落在干燥、棕褐的大地上，正如此刻。乌龟的一切都很古怪，她的那只乌龟正向落花缓慢爬去，沧桑的前腿和展开的四足都像是一只螃蟹。花朵落下时已经卷起，像是卷曲的床单，似乎已准备上架出售。旁观的女人一阵微颤，她本该早已对每日的这一幕司空见惯，但看到乌龟坚不可摧的脑袋碰到花瓣时，依然能有一丝朦胧的痛感。花朵已经不再鲜红，而是有了锈色，鲜血干涸的颜色。她看着乌龟神秘的小眼，她看到那张古怪、无唇的嘴张开，下颌开始磨碎花朵，此刻她再次感到深信不疑，就像是十五分钟前柏树的树影触摸到石墙时一样，她深信不疑：那个与她生活了数年之久的男人，那个几个夏天以前就已经死了的男人，如今真的消亡了。他可真是眷恋不去，她暗自想，可她也知道他会怎么说。他所说的会完全相反，她还能听到他的声音，轻柔，居高临下的嘲讽，喝下第一杯金汤力鸡尾酒后更是尖刻：“眷恋不去的是你吧，我亲爱的。与我告别有那么难吗？”
也是这个时刻，同一场景：女人与乌龟，乌龟与芙蓉，男人拿着金汤力酒，因为“这才能帮我度过傍晚”。
她觉得这实在难以理解，怎么会有这样的男人，因为害怕黑夜而害怕傍晚。但这却是真的，与他分开的确不容易。她啜下一口酒。
“看看你，学会了我的坏毛病！”
她又能说什么呢，难道能说，虽然他在世时他们就已经不相往来，可即便他过世后，她却依然觉得他活着吗？直到如今，柏树的树影侵袭花园矮墙，直到这神秘的一刻，她才感到他已经死去了。但此事又怎么能如此确定呢？回想起来，共有三个如此的时刻：他离开时，他死去时，还有如今，她终于开始缓慢地遗忘他，他沉入了自身的影子，这是他真正死去的时刻。
他自身的影子，她玩味着这句话。自由飞翔的影子，越过围墙，穿过无花果树，翻越另一堵围墙，又穿行邻家的土地，土地上驴子突然长鸣，似乎在迎接他。
这叫声同样触动了她：这起伏且漫长的叫声诉说着无可衡量的悲伤，又总是在奇特的咕哝声中归于沉寂，仿佛收容了所有的苦痛。
那时的一切如此简单！她依然纹丝不动，那只乌龟是否在看她，她也无从知道，但乌龟的头却朝她昂起，继续大嚼，还有最后一缕棕红色的花朵从嘴上淫邪地挂下来。再过片刻，它就会停下来，一前一后地挪动它那四条粗短的小腿，缓慢地爬出她的视线。乌龟的巢就在石墙那边，但从没有请过她去做客。这生灵同样丝毫不需要她。她笑起来，听到自己的笑声回荡在空寂的花园里。无人回应，只有棕榈叶轻柔地摩挲作响。乌龟的一生从地下开始，她想到，那也是死者之国。这只乌龟来看望她，或许因为是她将这只龟从土里掘出来的，可这一点谁都说不准。那时她正在掘地，突然从翻开的土壤中看到两三只小小的乌龟。她非常惊喜，他却告诉她乌龟会在地下度过幼年期，然后他将乌龟拾起来，扔过墙头。因与果，是否人在一开始就能清楚地看到结尾？若是如此，此刻她是否第一次产生了对结果的忧虑？对于这个将乌龟扔过墙头，既畏惧阳光，也害怕夜晚的男人，你究竟与他有何干系？她为孩子们写童书并自己画插图，那天她开始写一篇三只小龟的故事，还给它们分别取了基督徒的名字，这故事她从没给他看过。
她的复仇肯定也不会打动他。她得想出更激烈的办法才行，而这一次她大获成功。抓到他的妻子躺在邮差贝波的怀抱里，这招一定能行。这个俊秀的邮差每天都骑着赛车来，与他共享几杯红酒的是这个人，与他谈论贝卢斯科尼种种坏事的是这个人，与他一起在电视上观看教皇葬礼的是这个人，这个人会告诉他村里的闲话，这个人会在意大利酒吧里打发时间——没错，就是这个人！就在蓟草丛中的草地上，就在无花果树下，你正好会骑马经过，听到动静，向墙里看，会看到那棕色的、晒黑的后背及那一头黑发，还有那身下披散的一头金发，大大的蓝眼，纯正的荷兰人长相，盯着你，没有一丝畏惧或羞耻，宣告了对三只死龟、三年冷嘲热讽的惩罚。
暮色更深，她依然静坐着。她在微笑，可此时没人能看见了。那一天她迟了几个小时才回家，发现他在办公室里盯着多台电脑，一如既往地浏览着世界股市。她站在他身后，看着抽象的数据从屏幕上流过。这就是两人分道扬镳的时刻。第二天，他一如既往地走到门前取邮件，依旧和贝波喝了一杯红酒，之后没说一句话就离开了家。那之后不久，他就死了，似乎是两人商量好的。此刻，这个下午，他终于从花园的墙头消失，似乎从未有过这个人。
她站起来，走进屋里去。路上经过她的书房，手轻触那幅乌龟的画。她听见自己的脚步声一路通向厨房，在那又站了片刻，听着极其寂静的声响。
宝拉Ⅰ
1
我不相信有鬼，但照片却不在此。若是女人要让你想她，就会设下计谋，让你走过她的照片。死者如果被遗忘太久，也会对你用同样的办法。或许我该说，如果他们自认为被遗忘，就会以此来告诉你。我并没有遗忘，我依然会常常想起宝拉。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也这样，如今我极少和他们见面，更多只是偶遇。吉尔斯死了，亚历山大最终获得了学位，如今在格罗宁根的公益组织里当医务巡视员，奥利搬去了美国，上次我听说“医生”如今也卧床了。这对她都没什么用，她注定是一个不安分的亡灵。于是就轮到了我，或许也不过是偶然，管它呢。
好了，宝拉，我就在这儿，想着你，想你我最拿手，一直都拿手。
因为我一直都在想你。自从我一个人度日之后，我始终都是如此。无用的思虑早已丢下，可似乎总也丢不完。我总是能找到更多。这是一栋现代大楼内的顶楼公寓，装修简单，邻居很安静，生活平淡，能看到辽远的荒地。没什么客人，即便有人来，也是忧心忡忡地前后打量，就像是猫四下搜索一样。床、桌子、椅子，一切都是流线型的。极简主义，“男爵”这样评价，脸上还挂着他那惨淡的笑容。他只来过一次。他来是为了讨一份陈年赌债，他站着，就像是一个法警，要是我不认账就会将我的财产估值抵债。我不打算认账，当年不认，现在也不认。我等他来看我已经不少年头了，我知道他最终一定会来。老毛病难改。我不知道你的记性如今怎么样，但我肯定你还记得“男爵”此人。看着你俩跳舞总是赏心悦目，特别是伴着“滚石”乐队的旋律。“滚石”如今也是一群老人了。“男爵”总是会坠入木然的神思，像是个受损的机器人；而你围着他欢跳、旋转，可他等音乐到了最高潮就会振作精神，跳得像是台躁动的机器，让每个人都盯着你们看。正如我现在盯着你看。看你的照片，斜靠在我的白墙上。真没想到！那不是宝拉嘛！“男爵”说道。久违了。
这里像一座禅宗寺院，这也是他说的，可我从来没去过禅宗寺院。我只是想过得更简单些，没那么烦琐，只有空荡的、洁白的空间。我算是如愿以偿了。我不待客，所以留一把椅子读书就够了。吃饭和读书也是同一把椅子。你也看到了，所有的墙都是白的。不知道你们魂灵能看见什么，又看不见什么。我讨厌面对自己年轻时的照片，但你或许并非如此。你再也不会变老，所以你的面容总是一成不变。已经过去多少年了？四十年？四十五年？你上了《时尚》杂志的封面，这让我们无比骄傲，就连女孩们也是一样。宛如昨日，无论是你，或是照片自身。去年，你突然从一堆旧剪报中跳了出来——阿姆斯特丹街头的袭警者、爱情派对、静坐示威，剪报的内容不过如此。很难想象这一件件都确有其事。当时我已经忙了几个月，这就像是一场会战，众多的手提箱、橱柜、文件夹都要清理，那只装着日记的皮箱是最后一个，然后我看到了你。一切都要烧成灰，只有这张照片除外。你站在关上的窗后，左胳膊肘支在窗框上，指间刚点燃的香烟略高于头顶。如今《时尚》杂志上再也没有吸烟的封面女郎了，也没有像你一样短的指甲了。这可是一张大胆的、性感的照片，直至今天依然如此。瘦削的、男孩般的身体，带状的文胸包裹在身上，无疑是当时的时尚风向标。如同做了双乳切除术。无胸美人，“男爵”说。“作家”则用了个更花哨的词，来自某个如今我想不起来名字的诗人。黑色的低腰长裤，右手插在裤兜里，窗玻璃上落满如同泪滴的雨点，也点缀着你的肌肤。你的面孔从阴暗中隐现，双唇微启，紧盯着外面。我不能看太久。那就是你，在死者之国中，可你马上就要开口说话。我现在就能听见，那声音直到我们死去时也不会忘记。一丝粗糙、沙哑，那是烟熏酒浇的嗓子发出的声音，是你说话前的序曲。哈哈，然后你大展身手，显出你那无人能敌的诡计。
你的声音在牌局上足以致命，能将臭牌变成成双成顺的好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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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搬过椅子，如今坐在你的面前。这个屋里只有这把椅子总还有些用处。我将你的照片竖在窗台上，又在相框脚上放了些光滑的卵石以支撑。外面在下雨，正好你站着的窗前也在下雨。如今你的身前身后都在落雨。我觉得你能看到我，可我又怀疑。我的怀疑也不无道理，你或许已经认不出我了。正因为如此，我才不会大声说出这些话，尽管这违背了我们当初面对面的协议。在这儿，我从没有听过别人说话，也没有人听过我说话，我想。
那是老把戏的一年，那时候，每一年我们都叫作老把戏，因为我们对这把戏上瘾了，我们自己清楚。晚上要是不玩“鞋戏”就算白过了。我现在还能感觉到手握“Banco”时纸牌的触感，我能感觉到，也能听得到那声响。你第一次到来时，我也抓到了“Banco”，我左手搁在那鞋木质的一边，右手抬了起来，指尖捏着第一张牌。这游戏一般被称作巴卡拉纸牌游戏（Baccarat）或二十一点（Chemin de fer），但我们自己改了改，定了新玩法，我们称之为“鞋戏”，这就可以了。每天晚上我们都玩“鞋戏”，包括那天晚上。屋里很昏暗，只有桌子上落满灯光，所能看清的只有“鞋戏”玩家的面孔。门铃响了，有人去开了门，没有打牌的人则抬起头来满怀期待地打量。突然一片安静，只能是因为陌生人来了，我们不认识的人。你是一个人来的，这有些奇怪，但没人问问题，我们没这个习惯。尽管我们不喜欢被人打搅，却还是停下来和你握手。那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辛果给了我这儿的地址，你说道，辛果，你还记得他吗？那个始终孤身一人的家伙？方格花呢帽，过去在哈珀维持着一家酒吧？还当过一段时间的交通安全市议员，因为我们全都投票选了他。哈哈。辛果，过了一段日子就再也没来了。如今已经死了。死这个词恐怕如今已经是我的口头禅了。没办法，我如今的生活离不了死亡。我从鞋上抬起手，开始下注。一百盾。或许我是想吸引你的注意，即便在当时一百盾也是一大笔钱。安德烈坐在我左边。他一向都很小心，这次却叫了“跟牌”。我拿了牌，看牌。两张九和一张六，手气好极了。越过玩家的头顶，我看着你的面孔，我急切、贪婪。不只是我：“男爵”、吉尔斯、奈杰尔，甚至提科和“奇才”也都在看你。女伴们当然注意到了，她们怒发冲冠，摩拳擦掌。你花了好一会才将她们拿下。不，不对，应当说使她们像我们一样爱你。哈哈。在女人中，你的笑声有些不同：更沙哑、更深沉、更甜蜜。我可能抓了有十次“Banco”，二百盾、四百盾、八百盾，每次都会“Banco”，直到我能抓“巧克力”。你学得很快。“Banco”跟牌，“Banco”随牌，大输特输。一直以来这都是“作家”的牌风，我们都期待着。你输了一次又一次，可到了最后，当赌注又回到八百盾时，你叫了“Banco”。
骚动声低下去，我慢慢地拿牌，你一定是在电影里学到的拿牌派头，一开始将牌都并在一处，如同一张牌。然后你将牌举到胸口处，依然捏成一张牌。然后你才缓缓地举到眼前，略微展开，仅能看到牌面而已。哈——，你说，意思是“牌不错”。那是我第一次对你神魂颠倒。从那时起，你就成了我们一伙。
这么说有些过于轻描淡写了。就像是你一直都是我们一伙的。宝拉？哦，认识她已经好多年了。
有好多年了吗？那段日子究竟有多久，我不知道，可我知道自从你死后，一切都枯萎了。我们费力地跟上世界大事的脚步：越战、阿姆斯特丹的骚乱、擅自占地者、冷战、氢弹、罗马俱乐部及其启示录一样的经济预测、第一次石油危机、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大部分人都认为，真正的战争依然正在逼近，新的冲突不断，显然会导致更剧烈的动荡。可奈杰尔冷静自信地说，战前的动荡必定远比目前乱糟糟的局面激烈得多，所以无须大惊小怪。我们相信他，压倒一切的原因可能是他在牌桌上总是赢家。此外，我们的心头也有琐事萦绕。奈杰尔的专长是数学，一切都纹丝不乱。世界则混乱不堪。我们同样头昏脑涨，所有人都是如此，只有在牌桌上才精明锐利。
多多和吉尔斯住在阿姆斯特丹城南运河边的一栋房子里。这条运河拙劣地模仿着城中心的老运河，其地位却更像是城市和那几年发展迅猛的新城郊之间的界限。就像“作家”过去常说的，这就像是跨过壕沟，才能到他俩的城堡。“作家”就是他的真名，至于他靠写作谋生只不过是锦上添花。“男爵”介绍了温德罗普，这两人联手做一些神秘的股票股份交易，并对此守口如瓶。对安德烈和吉尔斯也不说，这二位同样炒股，或是之前炒过，这事一直没搞清楚。其实什么都没搞清楚，真的。我们之中不分尊卑。犹太人“奇才”正在学习做外科医生，尼格斯做假古董生意，梅瑞尔开张了一家组织去第三世界旅行的小旅行社，他在德派普区附近的小办公室里上班。奈杰尔的长相和他的名字格格不入，他看起来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在地下室里愤愤不平的人物，他学习数学，靠在某家私人俱乐部打牌来勉强谋生，后来这家俱乐部禁止我们入内了。提科是查特酒和某个不出名的香槟酒的代理商。“医生”之所以叫“医生”，是因为他从医学院退学了。你还记得他们吗？奥利和安德烈是一对；他死后她就留在了得克萨斯。远去的，死去的，这就是我的同伴了。
显然，梅瑞尔和提科依然住在一起。同我一样，过着我所说的影子一般的生活。或者说同我一样，他们从没有走出阴影。我们之中也有人挣到了大钱，有些人当时就有钱，有些人像我一样，四处奔走而谋生，但当时钱从来就不是问题。你是如何过日子的，我从没有搞清楚过。你会去做模特，但这事时有时无，可你从来就没有钱包空空过。“作家”出版我们不读的书，“男爵”出任某地的法官，犹太人“奇才”成了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但他自己却不愿承认。自从苏里南的移民项目启动之后，梅瑞尔的旅行社生意红火，可我们从没谈论过钱，任何人都没有。奈杰尔会给牌局记账，最后账单上数字一路排列，长得惊人，彼此对抵。我们每个人都一直负债累累。每隔几周，奈杰尔就会说到时候清账了，不过毫无例外，还是下次会议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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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记着死者究竟有何益处呢？是啊，我知道，这个问题是得不到答案的，我真正想问的问题也同样无解。这问题是，年纪越大，生活就越变得像是一部空想之书，这感受如何？哪一个更糟，变老还是死去，这很难说，可你没有变老过，我则没有死过。
我想，我将这地方弄得如此素朴、空白，正是因为我不想我的生活空想与任何人相同，这当然毫无意义，因为这同样脱离不了空想的窠臼，只不过较为少见的空想而已。这一切你一直都知道。你曾是个贪婪的读者，可生活之书中总有错谬，似乎有内容缺失。正是从你那我学到了所谓人生空想的想法。
我们当时去看了一部电影，我记得，那电影打动了我。就像真的一样，离开影院时你嘲笑道。万物都是彼此抄袭，如果有人将你一生的故事压缩成一部九十分钟的故事片，或者一本能在两天内读完的书，那生活简直不值得一过。每个人都在写自己的小说，我说。但即便这样，写完也要太久，只能互相抄袭，仅此而已，你说道。我想，当时我十分吃惊，怎么也想不出话来回应。你接着说时间如何被压缩云云，我甚至有了切身的感觉。我们从莱兹广场（Leidseplein）走回冯德尔公园（Vondelpark），脚下的卵石路面让这感受更加猛烈。我们的脚步声精确地反映着物理规律，像是一纸控状，就像它们在喧哗吵闹，要求被拍进电影片段，或者作为一行文字，写入一本千篇一律的书中。奈杰尔几乎从不会有只言片语谈及私事，可即便他也曾在游戏中开口说，宝拉，你太着急去生活了。奈杰尔，又一个有待于你征服的，他当时和多多正在来往，日后会娶吉尔斯。他的人生可以写一大堆小说。你探索过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你看了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电影，或许你真正在乎的只有奈杰尔，或许也不是。你对他只评论过一句，他的白脸多么神秘莫测啊。只有他你没有得到。你得到了我，不费吹灰之力。我当时没有秘密，如今依然没有。从第一个夜晚开始，我就为你倾心不已，这样的俗套，你恐怕已经见识了上百遍。我们只做过一次爱，我坦诚天真，你也直言不讳地回应：我不觉得打炮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刻意作态，仅此而已。之后你又说：显然我俩并不合适，你别这么难过，这仅仅是开始呢。很高兴我们把话说开了。你是我有生以来最好的朋友。这话不是你说的，是我说的。可我始终都没真正看穿你究竟对我是什么感觉。有时候你瞥了我一眼，似乎有什么心思深藏不露。我们曾在尼日尔的沙漠深处度过了三个星期，乘坐吉普车前往塔曼拉塞特省（Tamanrasset）。你想办法搞到了票，然后在牌桌上狠赚我们的钱，那个难以忘怀的夜晚，一切都快如闪电，奈杰尔甚至来不及记分。你手握“Banco”，仿佛牢不可破，牌桌上的“巧克力”不停地融化，向你流去。鞋戏，“Banco”，跟牌，“巧克力”。我来解释一下，以免最不可思议的意外发生，让你忘记了这一切。“巧克力”是当赌注太低时，你可以从“银行”里拿走的钱，“Banco”是指你只想下注和“银行”总额一样的赌注，“跟牌”的意思是你输钱之后，再来一次的“Banco”下注。这趟旅程我无法忘记，如今我每年依然会在沙漠里过段日子，任何沙漠，每年如此。路上你曾和一个或两个单身旅行的男人做过爱。我不会让你难堪的，你说，我会说你是我弟弟。这样的话我就得割开他们的喉咙，我说，当弟弟可不会一有商队经过，就把姐姐献出去。可我们有协议：不许吃醋，这就是规矩。
在那时的夜晚，我一个人守在帐篷里，写我自己的故事，绿洲四下里犬吠声不断。我唯一的骄傲是我的故事和我所知的任何故事都不相同。你是否这样想我不知道，你不置一词，只是面露愤怒、贪婪之色，似乎欲求未满。
你是否并不开心？这问题真烂，你会说。然后，迅速地，单手揽过我的肩膀，细语道——你也能细语——除了你，我不会和任何其他人一起进行这场旅行，既不会也不能。如果你想做爱就直说，这儿的氛围应有尽有：非洲的腹地、棕榈树、骆驼、星星，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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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爵”这绰号来源于他那个已经放弃的贵族头衔。他的祖父是平权主义的信徒，发动了一场微型的法国革命：把自己的贵族头衔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让他的孙子常有无妄的痛心之念。“男爵”依然有家族纹章，却没有与之相配的头衔，所以他更加看重自己那个有贵族派头的姓氏。这些你都知道，死者可没有老年失忆症。
你不用听我说。我反正会继续说下去。我自己想说，来充满我所在的空间。我不想念他们，尽管他们曾和我如此亲近。那时候提科不知为什么叫我唐·安塞尔莫（Don Anselmo），我想这或许是来自我们一同看的一部电影：《轮椅车》（EL Cochecito）。提科和梅瑞尔，提科有东印度群岛的风格；依然是满口拘谨的海外口音。他的父亲在殖民地驻军里服役。是中士，但这不要紧，足够本板清正了。殖民地特有的焦虑。总是担心遭到失败。我们从马杜拉（Madura）来，你不知道那是哪里吧。那就想想巴厘岛、龙目岛、松巴岛，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还有提莫尔，有一半葡萄牙血统，大家总是忘记这一点。提科是奈杰斯的朋友。啊，奈杰斯，青铜器做锈仿古的行家，还记得吗？这不过是个化学问题。把青铜器埋进土里，再滴一点这个、一点那个，青铜器就会瞬间老化生锈。提科虽然没有拿到学位，当奈杰斯的助手却绰绰有余。他们两人总是白天碰头，我觉得这怪得很。亚历山大忙着在“奇才”工作的那家医院里拿到实习医生的资格。梅瑞尔、多多和奥利所做的事情，今天叫作健身。“医生”则在棋牌咖啡馆里消磨白天。我从没有在白天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人，他们都昼伏夜出。一群朋友，黄色灯光下的面孔，烟雾缭绕。还有你。我看到你就在我面前，这没什么，面对着这片洼地，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想象任何景象。我记得，你说过时间可以压缩，因为对你而言，一切都太缓慢。或者这不过是你的一句无心之语，而我过于小题大做了。如今，我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这些。我的第一部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就是和你一起看的。安东尼奥尼和伯格曼，如今他们也都过世了。好像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过电影。我再也提不起兴趣。那个时代，左翼激进风潮压倒一切，我们要团结一致，投身无数事业，签署宣言，为和平而示威，反抗一切陈规戒律。我们怡然自得，但他人则群情振奋。学生占领了大学各处，剧场里发动起义，去古巴砍甘蔗，为柬埔寨游行，警察镇压，我们却始终沉迷于“鞋戏”和“Banco”，一群退守孤岛、被淘汰的逃兵。当年电影上那些风起云涌的运动，在我们身上毫无踪影，或许这才是我深切记得这些电影的原因。这些电影所讲述的并不是社会问题，而是人。个人。这个词至今我依然厌恶，但这没关系。孤独的灵魂。电影中，有人乘坐缆车下到一个荒废的街市中。喧嚣之中的孤寂。摄于1964年，或是1965年，我说不准。电影《红色沙漠》。莫尼卡·维蒂（Monica Vitti）和一个男人站在一座高耸的金属脚手架下面，两个小如芥子的人影，小到让你觉得他们无名无姓。正在这时，你的指甲抠进我的掌心。正是如此，你说，我们不值一提。我们算老几？我们被撕碎、擦去。我们的故事千篇一律，且并无意义。如今这部电影我有DVD，也有其他几种格式。我会在晚上看，就在这里，在我如今坐着的地方。每当这一幕开始时，我仿佛就能触到你的手。安东尼奥尼拉长了这个场景，那片荒弃之地、围墙；脚手架、令人难受的渺小。那天晚上你没有上桌玩牌。我拿着“银行”，手气很不错，有一次我抬起头来，你正站在“奇才”的身后，你的表情惊人地严肃，你向我微微点头，马上做了个手势，双手画了一个大圈，两次急速地摆手，再横扫到一边，似乎你要把我们全都扔到窗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