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0年，君士坦丁堡已经成了一个傀儡城市。它的衰落正反映了拜占庭统治者的失势。这个城市几乎半空了，7英里长的城墙围绕出的区域，人口不足5万，分布在相对较大的村落里种植粮食和果树，村落之间以废墟为分隔。尽管如此，就面积和声望而言，君士坦丁堡仍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也最配得上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以及郁金香的新家园。
巴耶济德的死亡并没能解救拜占庭，只是延后了它的终结而已。不到半个世纪之后，奥斯曼帝国卷土重来。这次它的新苏丹正是巴耶济德的曾孙穆罕默德（Mehmed)。此时的君士坦丁堡已经更加衰弱，而土耳其军队却人数众多，装备精良，还配有当时最先进的大炮和石弩。经过不到两个月不顾一切的围攻，穆罕默德的军队强行突破了城墙，土耳其人涌入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的最后一个君主扔掉了自己的皇室徽章，希望在乱战中无名地死去。在残酷的大屠杀之后，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
即便是依之前各位奥斯曼苏丹们的惊人标准来衡量，被后世尊称为征服者的穆罕默德也算是个相当复杂的角色了。他好战但是有教养，感性却又不可撼动，既是个冷酷无情的独裁者，又是个虔诚谦逊的人。君士坦丁堡被攻占的这天，穆罕默德在拜占庭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感谢真主赐予他胜利。他双膝跪地，手捧泥土撒在自己的头巾上，以示对神的顺从。穆罕默德还很有文采，写过这样的双行体诗：
侍从，再为我斟上美酒，反正郁金香花园终将被毁；
秋天就快来了，春天将一去不返。
穆罕默德也许是个现实主义者，但他绝没有放弃对奥斯曼新首都进行控制的打算。相反，在他的统治下，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伟大城市又恢复了生机。新的建筑拔地而起。圣索菲亚教堂四周树立了四个巨型尖塔，教堂也变成了清真寺。城墙被修复，新的宫殿也开始修建，在拜占庭时期被置之不理的废墟，土耳其人把它们变成了不计其数的花园。
伊斯坦布尔占据着世界上最优越的地理位置之一，但它仍然渴望被妆点。这座城市是依欧洲最东边的七座大山而建，三面环水。拜占庭帝国虽然灭亡了，但这个城市依然美丽，甚至可以说是一步一景。土耳其人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城市的空旷，栽种了各种树木和花草，用自然的美丽弥补和完善新旧建筑。在战争胜利后的几十年内，奥斯曼苏丹一人就拥有60多个私人花园，散布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之间。他还有几十个果园为他的皇宫提供蔬菜和水果。也有的奥斯曼人建造下沉的花园，这样夏天炎热时就可以乘凉；还有阶梯式花园可以种植各种葡萄树；也有公共场所的休闲花园；更有在住所内建造的仅供私人享受的天堂花园，里面种满了鲜花。
在来自欧洲其他城市的游客眼中，正是这种充沛的绿植让伊斯坦布尔与众不同。这里的居民在自家花园种花的方式让西方的园艺家感到震惊。土耳其人讨厌那种在英格兰、法国和意大利宫廷流行的严谨拘束的花园形式。相对而言，土耳其的花园更有一种印象派的、壮观的风格。种花不单要有精准的几何空间美感，更要追求繁茂和丰富的美。奥斯曼人要把花园设计成避开俗世纷扰的世外桃源，或是炎炎夏日里的避暑胜地。土耳其人还在自家花园种植一些无核的小水果，修建喷泉听流水的歌唱。对他们而言，花园就是在人间的天堂。
穆罕默德和他的继任者为伊斯坦布尔的完善不遗余力。在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来这里游历的欧洲人无不感到惊奇，不仅仅是因为这座城市的规模和富裕，更是因为这座城市的主人有良好的风格和品位。这是一座充满文化气息和休闲气质的城市，对其中不同宗教信仰的居民有包容的气度，这在欧洲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土耳其人是残酷和贪婪的，土耳其军队是惨无人道的，当然还有对土耳其苏丹私藏的后宫妻妾的好奇。事实上，土耳其人有多残暴，就有多么懂得欣赏美。
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个体。他继位之初的一道旨意就是下令在城市最东边建造一座宫殿，并且给这个宫殿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极乐家园，也就是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托普卡匹皇宫。这座宫殿建立的宗旨就是要超越拜占庭千年来建造的任何建筑。以一个编年史记录者的话说，就是要同时具备多样、美观和富丽堂皇的特点。从任何角度，由内到外，都要金光闪耀，镶嵌上珍贵的宝石和珍珠，极尽奢华。穆罕默德本来就非常热衷于园艺，不但从他王国的各处收集稀有的植物品种，而且经常亲自在花园中忙碌。在他的监督之下，极乐家园的四周围绕着“巨大而美丽的花园，园中种上所有能想到的植物和果树，每一面都有丰沛的流水，新鲜清澈，甚至可以直接饮用；树上有鸟儿欢快鸣唱，地上有家禽成群可供食用”。然而有一天，这个有涵养的君王发现他名贵的黄瓜被人偷了，他竟然把所有的皇宫园丁抓来开膛破肚，只是为了查出到底是谁吃了他的黄瓜。
之后的奥斯曼统治者们在残忍程度和对精致皇宫、花园的狂热程度上，比穆罕默德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最有成就的就是穆罕默德的曾孙苏莱曼大帝（Suleyman the Magnificent)。他1520年登上王位，其间他将帝国的疆域扩展到前所未有的范围：从维也纳城下到波斯湾；从直布罗陀海峡到里海。欧洲人称他为“最伟大的土耳其人”，不过之后的苏丹们也多沿用了这个称号。在苏莱曼的众多称号中，最有名的是“掌握生死之人”。在那些不幸与他的军队交手的基督徒心中，苏莱曼就是冷酷无情的代名词。然而苏莱曼大帝的臣民则敬称他为“立法者”，同时他还是个虔诚的教徒。作为一个奥斯曼人，非常意外的是他并不沉迷于声色，而是与他最爱的妻子过着贞洁的生活。
在苏莱曼统治时期，也就是16世纪上半叶，郁金香已经树立了自己作为土耳其代表花朵的地位。此时它虽还不为欧洲人知晓，但在土耳其苏丹和他的仆人们中间如此流行，再加上使用有生命之物形象的古老禁令已经放开，以致郁金香成了最受奥斯曼艺术家和工匠们钟爱的图案，被广泛使用于花瓶和瓦片上。郁金香还让苏丹的长袍更加美丽，这时也不像巴耶济德时期那样只绣在内衣上。有一件苏莱曼大帝的乳白色锦缎皇家礼服得以保存至今，那上面就满满地绣着上百朵郁金香花朵图案。除礼服之外，贵族的铠甲上也有郁金香图案。一个征战于匈牙利和波斯的贵族的铠甲上就装饰有一朵9英寸长的郁金香图案。苏丹的头盔更是铠甲工艺的杰作，上面有用金子做成的郁金香造型，旁边还镶嵌着珍贵的宝石。
到16世纪中期，郁金香图案在奥斯曼帝国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除苏丹外，其他人对郁金香图案的使用也越来越多样化。新娘把郁金香图案绣在祈祷时用的地毯上给自己当嫁妆；还有的画在盛水的瓶子上，也有的编织到土耳其马鞍上的精致天鹅绒盖布上。正如土耳其园丁种植郁金香以保佑自己的灵魂能升入天堂一样，土耳其帝国的女人们缝制成千上万的郁金香图案作为宗教符号献祭，以祈祷自己的丈夫从战场上平安归来。
似乎也是在苏莱曼治下，土耳其人开始培育郁金香并繁殖更符合他们审美的新品种。在穆罕默德时期，生长在伊斯坦布尔的野生郁金香植株较矮，花朵成圆形，接近鸡蛋的形状，与今天仍然流行的品种不无相似。可能早在16世纪晚期，奥斯曼人开始偏爱自己首都的园丁培育出的新品种①2，这一品种也被称为“伊斯坦布尔郁金香”。这种郁金香可能是用土耳其人在北部黑海海岸和他们的盟国克里米亚鞑靼斯坦发现的品种培育而来的。伊斯坦布尔郁金香最终发展出1500多个品种。与野生的品种相比，这个品种的郁金香更加精致而优雅，花瓣无比纤长，尖端如针。最受推崇的一类品种形如杏仁，被片（tepal)似匕首，多为朱红色、黄褐色或硫黄色。
第一批完全投身于培植郁金香事业的园丁就出现在苏莱曼时代，正是他们栽种出了最早的培育品种。其中一个叫艾布萨德·艾芬迪（Ebusuud Efendi)的伊斯兰教长拥有一种叫作“天堂之光”（Nur-i-Adin)的极其美丽的品种。其他品种也都被赋予了类似的能够反映它们的美丽和价值的名字，比如“无可比拟的珍珠”（Dur-i-Yekta)、“愉悦的增强剂”（Halet-efza)，还有“激情的注入器”、“钻石也嫉妒”、“破晓的玫瑰”等。
首先，这些郁金香是极其稀有的，即使是教长本人，一生也只有几个天堂之光的球根，要知道他活到了84岁高龄，这在1574年算得上极其长寿了。其次，那个年代的人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培育植物品种的知识。他们还以为要栽出深红色的花朵往郁金香花床上浇深红色葡萄酒就行了。所以当时并没有多少土耳其园丁对培育新品种这种见效慢、结果又充满偶然性的事业感兴趣。大部分奥斯曼品种的产生是靠机缘巧合，而非有意计划。
不管怎样，奥斯曼的苏丹们不断地积攒着球根，并用郁金香和其他花朵来装点他们的皇宫和花园。一部分花朵是在伊斯坦布尔本地种植的，到17世纪30年代，这里有大概80个花店，300多名职业花商。也有一部分花朵是从别处引进的，有时甚至是大批量的引进。奥斯曼人在哪里打了胜仗，然后就强行把新的郁金香品种从黑海沿岸、克里特岛或是波斯运来。苏莱曼的儿子塞利姆二世(Selim II)也是个园艺爱好者。他另一个爱好是喝酒，所以得到了“酒鬼塞利姆”的称号。他在1574年下令让当时土耳其叙利亚省阿齐兹的治安官给他的皇家花园提供5万个郁金香球根。这位苏丹还特别指示：“我命令你不得有任何延误，一切事宜都要迅速周到，不得让我有丝毫不满。”尽管塞利姆明说要从临近的阿勒颇的国库支付费用，但这样的命令必然会如他所愿地给接令之人造成极大恐慌。
在土耳其苏丹众多的花园中，那些深藏在托普卡匹宫殿高墙之内的花园才是最宏大的。极乐家园中的任何事物无不体现着奥斯曼皇族传承的品位、富有和伟大。即使是对外开放的区域也是按照最高级别建造的，更不要说只有最高级别的王族和他们的贴身侍从才能进入的私人区域，其面积和复杂程度更是西方世界无法匹敌的。
若要进入展示苏丹独赏郁金香的圣地，游客要先经过圣索菲亚大教堂前的大道到达皇宫外的广场，在那里能看到宫殿的外墙，上面密布防御工事和守卫，城墙中间嵌有一个巨大的石门，门上方用金子刻着苏丹冗长的正式封号。由此进入便到了宫殿四个大庭院中的第一个，它也是进入内部区域的必经之路，越往里面的庭院越比前一个神圣。这个最外面的庭院对苏丹所有子民开放。任何土耳其人都有权在此请愿要求纠正自己受到的不公待遇，所以这里总是人声鼎沸。每天有好几百人在接待处围着不耐烦的书记员，要他记下自己的诉求。这个庭院里其他地方还有军械库和弹药库，还有奥斯曼政府造币厂和存放各种兵器的场所，以及一个养着3000匹马的马厩。庭院里还有一对白色大理石的柱子，柱子上放置着砍下来的人头，都是那些不知怎么得罪了苏丹而被赐死的贵族的。被行刑之人生前若是维齐尔3之类的高官，人头里则填上棉花，若是地位一般的，则塞满稻草。还有苏丹偶尔下令大规模行刑的证明也会堆在大门入口处，这些割下来的鼻子、耳朵和舌头无不显示着苏丹的权威。
穿过这片可怕的地方，经过一道厚重的双重门就进入了第二个庭院。这里要安静一些，只有奥斯曼的官员、军人和重要的来访者才可进入。这个庭院里有个大厅，就是土耳其的议事厅。里面有舒适奢华的躺椅，有闪耀的绿色丝绸帘子可以阻隔来者探寻的眼光。苏丹就坐在躺椅上面，听取重要官员的汇报，或是接见重要的外国使节。这第二个庭院之后，穿过第三道门，又叫吉兆之门，就到了君王的寝宫，以及他的后宫，由从非洲带来伊斯坦布尔的黑人宦官守卫。第三个庭院如此神圣以至于在它修建完成后的近一百年里，没有西方人，甚至事实上没有奥斯曼人踏入一步。最后，第四个锁着的双层门通道，联通了后宫和第四庭院里的皇家花园。这也是整个宫殿庞杂建筑群的最尽头。从这里可以尽览博斯普鲁斯海峡熠熠闪耀的流水。花园被设置在象征着奥斯曼最高权力的宫殿的最核心位置，由此可见植物和花朵在土耳其人心中的重要性。
整个托普卡匹宫殿不但气势宏伟，而且面积巨大。这个复杂的建筑群结构中包含了各式各样的花园，到处是花坛、喷泉、池塘和果树。第二个庭院尤其壮观，土耳其精英部队每个月都要在第二庭院中集合，从大麻布袋中领取现金报酬。这里甚至还有一片巨大的林地，里面有小鹿在柏树间穿越，在树荫下漫步。往宫殿的北方，地势向下延伸，形成著名的金角湾。花园就依势而下，延伸至宫墙之外，直到海边。
花圃主要种植在第四庭院里，只有苏丹一人可以观赏。唯一可以俯瞰花园的窗户在国库和储藏室的大楼上，里面存储着皇家的食物和餐具。一旦帝王下令，这些窗户都必须挡起来。第四庭院的花园是帝王抛开国家事务休闲玩赏的最重要的地方。每一个继任者又竞相把花园布置得越来越漂亮。玫瑰、康乃馨、风信子和兰花，以及必不可少的郁金香种满了整片地方。特别是北边尽头的小丘，不仅是整个托普卡匹皇宫的最高点，也是最好的饱览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的地方。在这个制高点上，以及花园里其他一些地方，奥斯曼人修建了木质凉亭(kiosks)，既可以作为约会的地点，又可以作为节庆典礼的中心。每个亭子里还摆放了单独的长椅，可以坐在上面感受清风拂面，还可以纵览园中鲜花盛开时令人屏息的美景。对一个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吵闹与暴力中的苏丹来说，这里可以让他真正感受到清静与平和。
极乐家园里的每一处设计都旨在让见者感受到土耳其势力的强大程度。宫殿的范围巨大，建筑威严，房间装饰极尽奢华。即使是欧洲见识最广的商人也为土耳其皇宫日常供给需要感到震惊：整车的大米、食糖、豌豆、扁豆、辣椒、咖啡、葡萄酒和马卡龙源源不断地由托普卡匹宫殿大门运进皇宫，更有储存在柠檬汁里的梅子和每年19.9万只母鸡和780马车的积雪。
在苏莱曼时期，四大庭院需要的仆人不下5000名——从最低下的看门人到来自异国的专职人员，比如叠头巾总管和餐巾总管，他们手下甚至还有专门负责泡菜的仆人。苏丹的仆人中，有一个团体人数众多，几乎有千人之多，他们就是园丁（bostancis）。除了给苏丹的郁金香除草之外，园丁的职责丰富而多样，远不止除草这么简单。他们同时还是守卫、行李搬运工，还负责清理垃圾。此外，另有5000名士兵在托普卡匹宫殿外轮流执勤，他们既是皇宫的守卫，又是首都的警察和税官。
最不寻常的是，园丁还充了当苏丹的刽子手。就是这些皇家园丁把被定罪的女囚缝进装有重物的麻布袋里再扔进博斯普鲁斯海峡。更有一批特殊的园丁，戴着红头巾、穿着他们传统的制服——白色的马裤和毛边的上衣——裸露着肌肉发达的前胸和手臂，执行仪式化的绞刑，年复一年，结果了成千上万的奥斯曼臣民。
如果被判死刑的是个高级官员，则会由苏丹的首席园丁(bostancis-basha)来行刑。所以他实际上也是苏丹的首席刽子手，同时他还要在一个历史上少有的特殊习俗里扮演重要角色：被判刑贵族，即被罢黜的维齐尔或首席宦官与将要对他们行刑的刽子手赛跑。一旦判决传达下来，会允许被定罪之人以他最快的速度跑半英里，或是穿过花园跑到皇宫最南端的鱼屋大门。如果死刑犯比首席园丁跑得快，那么死刑就可以降格为流放；相反，若是犯人跑到终点发现首席园丁已经在那里等着自己，那么就会被立刻处死，连尸首都会被扔进大海。①4
园丁的另一个不那么可怕的职责是釆摘鲜花来装饰皇宫的生活区。总体来说，土耳其人很少把花剪下来，而是更愿意让它在花园里自然生长。但是在极乐家园里却流行这样。有画作显示，苏丹最喜欢的房间里，到处摆满了单支的花朵，极偶尔也有小簇的花束。这种摆设的主角当然是郁金香，它们被插在精致的有金丝装饰的玻璃花瓶里，摆放在各个矮桌上。花瓶上这种加工技艺在当时被称为“夜莺的眼睛”（Cesm-i-Bulbul）。
因此，很可能西方人最早就是这样发现人工培育的郁金香的。苏丹王在战场上惊人的胜利让西方人不得不派使节来到苏丹的王宫。1522年土耳其军队从基督教骑士手中夺下了看似不可攻破的罗得岛，然后在1526年粉碎了匈牙利国王的军队，并在三年之后围困了维也纳。这一系列耀眼的胜利提升了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实力排名，更迫使欧洲的基督教君主们不得不与土耳其讲和。随后，雇佣兵和商人也来到了伊斯坦布尔，希望应征加入土耳其军队或是获得与他们通商的许可。奥斯曼帝国崛起的一个不怎么重要的后果就是在苏莱曼去世时，也就是1566年，成百上千的西方人来到了土耳其——这个几世纪以来对西方而言完全封闭的地方。
西方人在这里发现了诸多意外。关于奥斯曼帝国的一切都充满了异域风情，无论是集市上的嘈杂热闹，还是伊斯坦布尔清真寺的感性与优雅。土耳其人对花朵的热情，以及料理花草的惊人技艺，也让西方人感到新奇。对16世纪的欧洲人而言，花草的首要用途还是作为食物或草药，所以土耳其人单为欣赏其美丽而种花的行为让他们感到惊奇。
纤细、色彩浓郁的郁金香以各种形式展示在花园里，总是能成功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无论驻足于花前的是大使还是军官，无论他是爱花之人还是对花草漠不关心，都很容易发现土耳其人对郁金香的热爱超越了一切。
起码在16世纪中期，郁金香终于引起了欧洲人的注意。它已经准备好向西进发了。
3、来自东方的稀罕物
1529年10月底，一艘帆船一路颠簸地来到果阿，这里是葡萄牙在印度领地的首都。帆船到达时，境况已经非常糟糕，船身各处受到撞击。在从里斯本来到这里的漫长航行中，已经有2000名船员死于发烧和饥饿，活下来的也是骨瘦如柴。这个小型船队的指挥官是一名叫努尼奥·达，库尼亚（Nimho da Cunha)的贵族，他的到来对印度葡萄牙领地的地方长官洛波·瓦斯·德桑帕约（Lopo Vaz de Sampayo)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达·库尼亚是由葡萄牙国王任命的取代洛波·瓦斯的新地方长官，而洛波·瓦斯本人将被召回葡萄牙。这可不是什么光荣的卸任。他被召回是因为这个地方长官的职位本来是要封给一个皇室里的红人，结果被瓦斯取而代之在此统治了两年之久。洛波·瓦斯是作为囚犯被押送回国的。他先是被流放到非洲，囚禁于在那里的监狱，直到1532年才等来了最终的特赦。
前面讲了这么多都是因为有人说洛波·瓦斯就是第一个把郁金香带回欧洲的人。园艺家夏尔·德·拉·谢内·蒙斯特里尔(Charles de la Chesnee Monstereul)在他1654年出版的《弗朗索瓦》(Le Flodste Fmnc—中提到瓦斯回国时从锡兰带了郁金香，另有几个17世纪的权威也做过同样的声明。
事实上，洛波·瓦斯很难与这样的功绩联系在一起。首先，锡兰没有郁金香；其次，锡兰这个岛屿离当时葡萄牙船只返航的路线有几百英里远。就算合理假设果阿的葡萄牙人是在海湾与波斯人交易时，或是从那些在北方次大陆的巴布尔花园得来种子的印度人手中获得的郁金香，可是从这里回里斯本的航行却是极艰险的，顺风顺水时也要六个月，不顺利就可能要两年半之久。
如果洛波·瓦斯的故事是真的，那他肯定是个为郁金香疯狂到做出以下行为的人：先是说服押解他的人允许他把球根带上船，还要在已经人满为患的船上把球根种到小罐里。这在当时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因为有身份的罪犯的待遇还不错，瓦斯当然也不是被链子锁回国的。但是这些疑点足以让我们怀疑这个没有什么特质又很倒霉的贵族怎么会是第一个把郁金香带回欧洲的人。
事实是：没有人能确切知道郁金香是什么时候离开亚洲的。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种了那么多郁金香，郁金香的球根又特别便于携带，所以要硬说没有个把球根早在中世纪就被带到了欧洲岂不是太奇怪了？可是若确有此事，那么当时的编年史或插画中为什么完全没有郁金香的影子？所以我们能肯定此时郁金香还没有大量种植，传播的地区范围也很小。同理也适用于从印度到达葡萄牙的郁金香。所以在16世纪60年代欧洲园艺家刚刚看到郁金香时，仍然认为它是种稀罕物。
能证明郁金香在16世纪中期以前存在于欧洲的证据时有发现，但似乎没有一个不存在疑点。举个例子：至今仍生长在萨沃伊的红色和黄色野生郁金香品种T. silvestris 和T. australis据称就是欧洲本土生长的野生郁金香品种，就是源于亚洲巴尔干地区的郁金香。但是萨沃伊郁金香的分布地区较为奇怪，大多出现在耕地上，这足以证明其袓先们是人为种植的，而非野生。有一幅名为《怀孕的圣母》的画作，画中的玛丽转头看向花丛，其中就有郁金香。人们一度认为这是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作品，但现在确定真正的作者应为其学生穆埃基（Melzi)，而穆埃基是1572年才去世的。所有示例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梵蒂冈博物馆中展示的一块公元430年的马赛克，上面画的毫无疑问是一篮宽花瓣的红色郁金香。但是花朵的摆放方式明显是18世纪的风格，所以这块马赛克肯定是18世纪初从罗马郊区的别墅里被移走后经历过重大修补。
所以，第一个懂得欣赏郁金香之美的人，很可能是一个叫奥吉耶·吉兰·德·比斯贝克（Ogier Ghislain de Busbecq)的人。他是一个佛兰德贵族的私生子，多年来一直是奥地利宫廷里最有影响力的荷兰人。人们普遍认为就是他将郁金香带回了西方。比斯贝克是1554年11月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到伊斯坦布尔的，并在那里生活了近8年，中间偶尔回过几次家乡。当他终于彻底回归故土的时候，皮肤已被土耳其的烈日晒成了棕色，但还是留着当时流行的浓密粗犷的胡须、眉毛。他在1581年出版了一本作品集，主要以书信的形式，描述了他在土耳其的经历，内容不乏各种私密和八卦。比斯贝克在当时就因为这本书为人们所铭记，甚至后世的历史学家也从他的作品中寻找奥斯曼统治最高峰的日常生活特色。比斯贝克就是在这本书中描述了他首次看到郁金香的情景。
比斯贝克是经陆路从维也纳到伊斯坦布尔的，在他离开阿德里安堡的色雷斯城向首都伊斯坦布尔行进的途中看到了这种遍地生长的野花。他在自己的一封信中写道：
自我们出发后已经到达了接近君士坦丁堡的最后一程，目的地已经触手可及。在这最后一段路上，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大片大片的鲜花：水仙、风信子，还有郁金香，至少土耳其人是这么称呼这些花的。我很诧异怎么这些花在冬季还能盛开，这实在不是什么宜人的季节。
在希腊有很多水仙和风信子，这些花香气浓郁，对于不习惯这种气味的人，一大捧花就可能引发头痛。郁金香则只有一点或完全没有香气，但其美丽和丰富的颜色一样备受推崇。土耳其人本来就生活奢侈，更是不会为花几个艾斯普瑞币①5买鲜花而犹豫的。
事实上，比斯贝克抵达首都之后，迎接他的主人送了他一些高级的郁金香作为礼物，但是比斯贝克抱怨说：“这些鲜花虽然是礼物，但是我不得不赠送一些回礼，也花费了不少钱。”[另有一位旅行家叫乔治·桑兹（George Sandys)，是约克大主教的儿子，他也同样发现土耳其人喜欢向陌生人赠送他们视为宝贝的鲜花，显然他比比斯贝克更不喜欢这份礼物。这个英国人抱怨道：“在国外不好惹恼别人，但是伊斯兰教苦行僧和土耳其近卫士兵会送你郁金香和松糕。”]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比斯贝克描述的是他最初到伊斯坦布尔的情形，也就是1554年的冬天。但近年来人们发现组成这本书主体内容的这些信件其实都是在事后编造的，最晚的可能已经是16世纪80年代初，郁金香已经为欧洲人知晓以后了。而且他描述的这次行程也不可能是他第一次去伊斯坦布尔的情形，因为第一次才是在深冬，而他却说有郁金香盛开，土耳其的郁金香应该是3月盛开才对，所以比斯贝克一定是把他1558年3月第二次去土耳其的细节错记成了第一次。
考虑到这点修正，那么即使大使先生描述的细节是正确的，比斯贝克也不可能是第一个把郁金香介绍到欧洲的人。因为有确切证据表明1559年4月在德国的一个花园里就已经种植郁金香了。要说这是比斯贝克的成就，那除非他是回国后几个月内就把球根送到这儿，并且当年秋天马上种下。虽有可能，但不太现实。比斯贝克的确从伊斯坦布尔向欧洲寄送过珍贵的球根，但是无法确定那是在1573年以前的事。把某一朵郁金香的出现归功于比斯贝克是不可靠的。
另一个让人疑惑的事是关于比斯贝克是否是给郁金香取名字的人。很多人相信他称郁金香为“tulipan”，因为郁金香的花瓣让人想起土耳其人折叠的头巾，头巾在土耳其语中是dulbend，在荷兰语中则是tulband。这样的比较很好地解释了“tulip”是怎么进入英语词汇的，但这并不能说明这就是比斯贝克的功劳。这个词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至1578年翻译出版的一本原为拉丁语的植物学著作中，所以肯定是大使先生出版他著名的信件之前，这个词就已经在使用中了。任何情况下，要让人广泛接受“tulip”这个新词肯定是需要时间的，在16世纪末的欧洲，植物学家提到郁金香时仍然惯用“百合科水仙”之类可以体现其与类似球状根植物关系的名称。
直到1559年，第一批在欧洲绽放的郁金香确切出现了，是在一个叫约翰·海因里希·赫尔瓦特（Johann Heinrich Herwart)的人的花园中长出来的。这个人是巴伐利亚州奥格斯堡的一个议员，这个城镇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这片引人注目的德国城镇聚集区域熬过了黑暗的中世纪，后来在拿破仑手里解体了。只有伏尔泰的一句名言最值得被人铭记：“这里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是帝国。”所以赫尔瓦特的花园成了这里另一个为人所知的主要事件，能让这里闻名到足够吸引远方游客。
来赫尔瓦特花园看新奇花朵的人里有一位自然学家叫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他居住在苏伊士。和那个年代许多学者一样，格斯纳是个博学的人，同时硏究动物学和植物学，还是医学博士。他最著名的病例是一种奇特的流行病，症状是刚去世的人肚子里会爬出蛇和蝾螈。在16世纪50年代，他已经开始编辑整理重要的自然历史著作并因此而出名，他整理的作品中就有一部著名的综合植物学著作，名为《植物目录》(Catalogus Plantamm)。总之，格斯纳完全有能力意识到在赫尔瓦特的花圃里发现的这种美丽的进口植物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格斯纳后来回忆道：“我是1559年4月看到这株植物的，据说种子是从拜占庭①6或者卡帕多细亚②7带来的。一株只开一朵花，红色，很大，与百合相似，有八个花瓣，外面四个，里面四个。花朵给人感觉甜蜜柔弱，还有隐约的香气稍纵即逝。”格斯纳为这朵红色短茎植株画的素描得以保留至今，上面连边边角角都布满了潦草的笔记和疑问，无声地证明着他博学善问的思维。画中的花朵圆润可人，花瓣紧紧抱在一起，尖端向外微微卷曲。（在这幅水彩画上的郁金香只有六个花瓣，这也是郁金香通常的花瓣数，而格斯纳的文字描述中却说是八个花瓣。这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这朵郁金香的先锋，究竟是畸形还是变种？）格斯纳称此花为Tulipa turcarum，以示其起源于奥斯曼领土。
这位瑞士科学家在1559年春天完成他的素描时，郁金香却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为自己开疆拓土了。格斯纳本人就看到过另一品种的素描，花朵颜色为黄色，可能是生长于意大利北部。这幅素描是格斯纳的一位笔友寄给他的，这个笔友叫约翰·肯特曼（Joharm Kentamnn)，是一位艺术家，1549～1551年生活在帕多瓦、威尼斯和博洛尼亚等地。以此为基础，或者可能还有别的什么缘由，这种花迅速传遍了各个国家。它的新颖、精致和美丽让它在各处都备受欢迎，它流传甚广也要归功于球根的便于携带。
当时对于郁金香来说是个好时机。由于发现了美国的银矿，以及开通了与印度的贸易航线，欧洲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裕，而富人们也正在寻找花钱的新去处。文艺复兴重新激发了人们对科学的兴趣，而印刷技术的出现也让新发现和旧知识得以广泛传播。这种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使植物学和园艺在社会精英阶层中流行起来。很多最有影响力和富裕的欧洲市民开始建造他们自己的私人花园，并且希望在里面种上稀有的、令人艳羡的植物。即使是在奥格斯堡，赫尔瓦特议员花园里的品种比起富格尔家族的花园来也只算是小巫见大巫。富格尔是当时巴伐利亚一个富可敌国的银行之家，这个家族在15世纪的地位就相当于罗斯柴尔德和洛克菲勒在20世纪的一样。富格尔在16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在奥格斯堡种郁金香了。到1572年，郁金香又出现在了维也纳；1593年来到了法兰克福；1598年更向南到达了法国（有可能更早）。球根也被寄往英国，最早可追溯到1582年，并在那里很快开始大片地种植。至16世纪结束前，越来越多的杂交品种涌现出来，每一个都比以往更鲜艳夺目。当时有一个叫詹姆斯·加勒特（James Garret)的英国人，花了20年时间培育新的品种，培育出的品种不计其数。他的好朋友约翰·杰勒德（John Gerard)——系伦敦医师学院的草药花园馆长，在其1597年出版的著作《植物志》（fierbal)中——说：“逐一描述每一个品种和科林斯王推石头或是数清沙粒的数量一样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加勒特是佛兰德移民，他在英国的工作是药剂师，并在城墙上开辟了一个花园。正如杰勒德提到的，加勒特种过黄色、白色、红色和淡紫色的郁金香，但这种花朵的美丽并不如其药用价值一样为人所看重。三十几年后，还有一个叫约翰·帕金森（John Parkinson )的英国植物学家在其著名的论文中提到，可将郁金香碾碎加入到红酒中喝下，可治疗“痛性痉挛”。以这些品种为基础，更多的新品种被培育出来，再加上从东方进口的品种，到查理一世统治时期（1625～1649)，皇家花园中栽培的郁金香品种已经超过50种。
杰勒德当时还不能给所有郁金香分类，但是终归有人要做这件事。郁金香新品种之多使之成为一种独特的植物。每个品种之间的不同可能涉及植株高矮、叶子的形状、开花时间的早晚等。这种植物现在最需要的，莫过于有一个人能够将纷繁复杂的品种厘清。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分类，这个种属就可能永远混乱，无法融入植物学体系。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一种评价体系来衡量哪些郁金香更稀有和令人垂涎，哪一种又比较普遍和没有价值，郁金香交易就根本不可能发展起来。
幸运的是，这样的人是存在的。他就是16世纪无可争议的最伟大的植物学家，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植物学家之一。从一些重要的角度来说，他即将成为郁金香之父，这个人就是卡罗吕斯·克劳修斯（Carolus Clusius)。
4、克劳修斯
1562年秋天，一艘载满织物的货船从伊斯坦布尔出发驶进了安特卫普的港口。船上一梱梱的东方布料都是运给本市最大的商人的，其中不知怎么混进了一些郁金香球根，这可能也是欧洲北部的这片地区最早出现的郁金香球根了。
订购这批织物的佛兰德商人很惊讶地发现他托运的货物中还有一包球根。也许是出售这船货物的土耳其人获利不菲，所以在布料当中塞进了一包球根作为礼物以示感谢。不管怎样，收货人既不知道会有这些球根，也根本不想要这些东西，甚至连这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商人猜想这大概是种特别的土耳其葱头，就加油加醋烤了做晚餐，剩下一些则种在自家菜园里的卷心菜旁边。
这就是为什么到1563年春天，几朵奇怪的花从一个安特卫普厨房菜园里施过肥的岩屑土地上探出了头。菜园主人反而很失望，他本以为会再结出几个土耳其葱头供他美餐几顿的。话说这几朵花，花瓣呈鲜亮的红色或黄色，在周围生长着的一片颜色单调的根茎类蔬菜的围绕下，尤其显得精致优雅。这几朵逃过成为布料商人盘中餐噩运的郁金香很可能就是在荷兰最早绽放的郁金香了。连佛兰德商人也看出他的菜地上长出的这种植物肯定是个不同寻常的稀罕物。他此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植物，好奇心驱使下，没过一两天，他就把自己的一个客人领进了菜园，问他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这个访客叫约里斯·赖伊（Joris Rye)，据商人所知是个非常热衷于园艺的人，就住在临近的梅赫伦市。赖伊自然也不认识这是什么花。这个时候，欧洲北部的人还没见过郁金香，而格斯纳对郁金香的描述此时也还未发表。不管怎样，织物商人的访客是安特卫普少有的几个能够意识到一定要保留好他今天见到的这种新鲜的红黄色花朵的人。赖伊本人是个狂热的植物学者，他在梅赫伦市的花园里种满了稀有的品种，而且他与这个时期很多最著名的园艺家有大量的通信往来。经商人朋友的许可，赖伊把这几株存活下来的郁金香移植到了梅赫伦。他不但精心培育这些花，而且还给他的科学家朋友们写信说明他发现的这种花，并且寻求他们的建议和帮助。
赖伊的回复者中最热情的一个，就是卡罗吕斯·克劳修斯。这个杰出的植物学家当时还不到四十岁，而且多年来遍访欧洲各地寻找稀有名贵的植物品种。如果赖伊想要跟谁讲述自己的新发现的话，他无疑是最佳人选。所以克劳修斯很可能就是在1563年第一次听说郁金香的。
克劳修斯的本名是夏尔·德·莱克吕兹（Charles de L'Escluse)，1526年2月出生于法国城市阿拉斯。他母亲是金匠的女儿，父亲是瓦坦（Watenes)—个级别极低的贵族，穷到要靠在圣瓦斯特的修道院里做一份行政工作来维持家人生计。后来的事却证明，对年轻的夏尔来说，清贫反而是种好运。因为当时年轻的贵族们把时间都花在了打猎比武而不是学习知识上，所以在修道院学校上学的夏尔反而接受了更全面的教育。
德·莱克吕兹果然学业有成，从圣瓦斯特毕业后，又考入了在根特备受敬仰的拉丁学校。之后他又去了卢万，那里有当时荷兰唯一的一所大学。他在那里学习了佛兰德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为了遵从父亲的意愿，他还学习了法律，并于1548年获得学位。在卢万的日子里，德·莱克吕兹并不是单单在学习司法判例，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接触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他的追随者们已经传播到欧洲北部的新教异端思想。尽管是在修道院里长大，或者也正是因为是在修道院里长大，德·莱克吕兹接受了路德的理论并抛弃了天主教信仰。这就意味着他继续在卢万生活已经不安全了。这也成了他人生中第二个重要的转折点。
现在的人很容易低估德·莱克吕兹当时转变宗教信仰的意义。要知道在16世纪中期，宗教仍然是公共和私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核心。人们从小被灌输说，异教徒只能下地狱。背弃罗马意味着不但要承受教堂的怒火，还要面对欧洲的天主教君主们的迫害。在宗教法庭的帮助下，他们总会竭尽所能把新教徒们送上断头台。卢万正是受神圣罗马帝国国王查理五世的统治，他的权力极大，德国到西班牙都是他的领地。查理五世还是一个极端虔诚的信徒，以至于他最终选择退位去做天主教修道士。所以说，德·莱克吕兹继续待在卢万是会有性命之忧的。他的叔叔就是在宗教迫害时期，因为接受了新教理论而被绑在木桩上烧死了。现在德·莱克吕兹也宣称信奉新教，所以他决定要离开卢万，到新教统治的地方去。
德·莱克吕兹不敢告诉他身为坚定的天主教徒的父亲自己的去向。他去了马尔堡，黑森的领主，也是德国幼君——宽宏的菲利普，在当地刚刚建立了一所大学，专门录取迅速发展的路德教会的精英。德·莱克吕兹入学时本打算继续学习法律，但在马尔堡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沉迷于植物学硏究，并且开始走访当地乡村寻找稀有的植物品种。
在当时，植物学还没有被视为一门值得单独研究的学科，而是被归为医学下面的一个分支，而且目的只是为了辨识药用植物和草本植物。为了跟从自己对植物学的兴趣，德·莱克吕兹不得不放弃法学而转投医学。这就是1549年夏天他做出的决定，也是在此时，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拉丁文的克劳修斯。
从德·莱克吕兹变成克劳修斯的决定有力地证明了他拥护路德教的原因，与其说是对新观念的信仰，还不如说是对天主教的厌恶。拉丁文名字在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中非常盛行，也就是那些反对守旧封闭的宗教权威、倡导重新发现古典时期世俗理想的人们。克劳修斯对植物学的热爱，以及他从天主教领地迁移至新教领地，又为了研究自己热爱的植物而甘愿回到天主教领地的决心充分证明了他本质上是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
就是在这一时期，克劳修斯树立了自己作为科学家的声望，还出版了医学和药剂学方面的著作，并且开始了与全欧洲众多植物学同行长期且大量的通信往来。据统计，克劳修斯一生写了4000封书信。在当时邮政尚不发达，缓慢且没有保障，而且费用极高。以植物学家微薄的工资收入来说，4000封真的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所以，赖伊会写信给他寻求帮助也就毫不奇怪了。
赖伊的第一株郁金香是在1564年盛开的，而克劳修斯当时正在西班牙进行一次旷日持久的实地考察。一年之后他回到荷兰，大概这一次就是克劳修斯第一次看到郁金香。对此并无从确认，因为他最早提到郁金香的作品是1570年才出现的，但克劳修斯见到郁金香的时间最晚不会超过1568年，当时他已经搬到了赖伊的家乡梅赫伦，与自己的朋友让·德·布朗雄（Jean de Brancion)住在一起。克劳修斯马上就意识到了赖伊的发现有多么不寻常，他称此花“以其迷人的变化为我们的眼睛带来愉悦”。但不论如何，克劳修斯首先是一位科学家，所以当他听说郁金香本来的所有者把它配小菜吃掉了时，还是断定先把郁金香作为食品着手研究。它让一个叫米勒（Miller)的法兰克福药剂师把一些球根腌在糖里当果脯吃了，证明比兰花球根好吃得多。
即使是在饱经战乱、食物匮乏的欧洲，人们似乎从来没把郁金香当成美食看待，可能也是因为它有点苦、有点像洋葱的味道（不过在二战后期的那个“饥饿的冬天”里，荷兰人确实把大量的郁金香球根吃掉了）。在郁金香的历史中，克劳修斯起到的核心作用当然不是因为和米勒进行的腌制试验，而是因为他习惯于把自己发现的样本分发给全欧洲与其通信的人们。以当时欧洲邮件寄送速度之慢，郁金香球根也能不腐坏。多亏了克劳修斯和他广泛的圈子，郁金香得以被带到欧洲各个地方的花园中，从耶拿到维也纳，从匈牙利到黑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