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花卉》很快就成为郁金香培养人的通用手册，显然不是谁都能找到富有的赞助商愿意为自己花园里的郁金香品种专门制作一本《花谱》一样的画册。但当时，每个种植人都是在出售自己独有的品种，所以使用通用画册就有重大的局限。这个问题后来也被解决了，而且还演变成了郁金香狂热中最著名的传统之一。解决的办法就是郁金香书，这种书其实就是插图为主的画册，由私人委托定制，多由荷兰的个体园艺家制作。为后世所知晓的就有将近50本。一本画册大概有500页之多，通常每页一幅插图，用水彩或水粉做颜料。每幅插图边上有这种郁金香的名字，但极少标价，我们有理由怀疑当时的郁金香种植者也像现在的古董商一样，善于根据客户的富有程度开价。
顾客总是发现实际购买郁金香花的钱比预算多，而他们也不是唯一被画册主人占便宜的。制作画册的艺术家们也没有获得合理的报酬。有一些甚至是比较有名气的画家，一页插图也只能赚得一点小钱。在一本大部分由莱顿的雅各布·范·斯旺波奇（Jacob van Swanenburch)画就的图册上，页面边角的标注证明，他总共完成了122幅花朵的插图，每幅图的工钱只有6荷兰币，要知道，范·斯旺波奇可是伦勃朗·范·莱因（Rembrandt van Rijn)的老师。
雅各布·范·斯旺波奇并不是唯一一个为郁金香画册做出贡献的有名望的艺术家。黄金时代的联省中唯一一位以作画为生的女画家尤迪特·莱斯特（Judith Leyster)也曾经创作过两幅红色系郁金香的插图。尽管这本书中其余的插图是由其他作家创作的，但是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女画家，这本画册还是被称为《尤迪特·莱斯特的郁金香画册》。另一位画家小彼得·霍尔斯特金（Pieter Holsteijn the Younger)为一位叫科斯（Cos)的种植者创作了一本画册，上面标记日期为1637年，这本画册不同寻常的一点是不仅标记出了花朵的名字（有的是以谜语或画谜的形式），还列出了价格和每个球根种植时的重量。画册中105包括了53幅水粉画郁金香，12幅其他的图片，还有一些水彩画康乃馨。
仔细研究这些花朵图册就会发现，参与创作的画家们大多创造出了一种制作画册的生产线模式，也就是花朵的叶子和根茎部分由助手完成（画风陈腐，顶多算是能与实物有一点相似性的素描），而难度最大的部分，也就是花瓣由画家亲自完成。另有一些插图是临摹的早期画册里的稀有品种图片。有些品种因为太稀有根本不可能买卖，但画家还是会出于画册完整性的考虑也将其收录其中。
对于荷兰培育人来说，郁金香画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销售工具，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新客户，也有助于鼓动老客户购买新品种。但是就留存下来的郁金香画册来看，一页一页无非都是几乎一模一样的红色系、紫色系和黄色系郁金香，无形中也反映出17世纪郁金香贸易的混乱情况。
让种植者和鉴赏家都非常头疼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分辨出极其相似的两个种类。即使是知识最丰富的商人和种植者也都觉得，想要把一朵红色系郁金香从另一种花纹几乎一致的其他品种郁金香中分辨出来，就算不是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的。而这两种不同的郁金香的价格可能相去甚远。在现存记录中提到了几次关于郁金香贸易的重大争议，其根源也就在此。
同一种类的郁金香，每朵花之间都是有区别的，每一代之间也是有区别的。但这一点对于分辨它们的帮助不大，更不用说新品种的创造者给郁金香取的那些类似的名字造成的混乱。外行人认为荷兰郁金香的命名法让人无从理解。在早期是因为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统一的权威机构来制定郁金香命名的相关规则。任何创造了新品种的人都有权给花朵命名。而通常，这些人都会选择一些过分渲染该品种出类拔萃品质的词语，或是用他们自己的名字给花朵命名。更常见的是两种方式的合并。
掀起取名热潮的始作俑者是哈勒姆和北海之间一个沿海小镇柯南内姆兰（Kermemerland)的地方长官。他培育出一种红色系郁金香，苦思冥想选定了一个能显示这个品种优点的名字，叫“司令”（Admimel)。没过多久，司令就成了所有郁金香都渴望得到的最高级别的绰号。其他郁金香种植人纷纷效仿，给自己的郁金香取类似的名字，比如利夫肯司令（Admirael Liefkens)、克雷亚司令（Admirael Krijntje)、范·恩奎岑司令(Admirael van Enkhuizen)等，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范·德·艾克司令（Admimel van der Eijck)。外国人经常会弄错，以为这些花朵是以荷兰革命中的海军司令们命名的，但毫无疑问，这些名字不是为了纪念海军而是致敬培育这些品种的园艺家的。到郁金香狂热时期，有50多个品种的名字中带有司令一词，另有30来种与之相竞争的品种，使用的名号是“将军”（Gerieraelh将军系列中也包括一种名为范·德·艾克将军（Generael van der Eijck)的，可能就是为了让购买者认为这种花完全可以和司令系列郁金香媲美。
司令和将军的名号流行起来之后，种植人必然走出的下一步则是寻找新的更好的品种，然后将其命名为“总司令”“大元帅”系列。于是就有了以古典英雄人物命名的郁金香品种，比如亚历山大大帝和西庇阿郁金香。命名热潮继续升级，最终两种来自豪达的郁金香，狂妄自大地取名为“司令中的司令”和“将军中的将军”。不过这两种郁金香倒也配得上这样的名字，因为它们花型硕大，还有燃烧的火焰般艳红的花纹。
这种取名方法的结果是，一些不太优良的品种也用上了司令和将军的名号，购买者根本无法从名字上分清自己购买的是什么品种。以将军系列为例，一般应是红色系郁金香，但是至少有三种紫色系郁金香也给自己冠名为将军；更夸张的是，还有一些紫色系甚至黄色系的郁金香给自己冠名为司令。所有这些都证明，种植者为了推销自己培育的新品种，巳经用尽了各种办法。一位当时的作家如此解释这种奇特的现象：
若是一种郁金香出现了变异，主人要马上去告诉某个花商，很快人们就会开始谈论这件事。所有人都焦急等待着鲜花盛开一见分晓。如果确实是新品种，大家纷纷品头论足。有人用这种花作比；有人用那种花作比。若是这种花看起来像个司令，那就给它取名将军，或是任何主人设想的名字，最后别忘记给朋友们送上薄礼，好让他们想着到处去宣传你的新品种。
人们对郁金香的事津津乐道。到1633年，在种植人和鉴赏家，还有拔根人和药剂师们的共同努力下，郁金香供应稀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整个荷兰都可以买得到郁金香了。仅在荷兰共和国就种植有500种不同的品种。虽然有些上上等的品种依然稀少，但其他一些也很美丽的品种则较容易获得。再加上球根的供应在稳步增加，郁金香的美丽开始吸引新的关注者，之前可能是买不起或是没有产生兴趣的那些到荷兰共和国进行贸易和工作的人，也开始购买郁金香了。
在某种程度上，这主要是种植人的功劳。他们最重要的客户——鉴赏家们追求的都是最好最稀少的品种，种植者就不得不把越来越多的老品种和低等品种低价处理，否则就会积压库存。于是他们把这些品种低价卖给新兴客户群体，也就是那些以前只能听别人畅谈郁金香的美丽，现在终于可以梦想成真拥有郁金香的人。有些更有野心的种植者甚至把没人购买的球根卖给小商贩，让他们到各个城镇的集市上贩卖。这些人把郁金香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让农民、劳工和拓荒人都认识了普通的郁金香，并将关于郁金香的赞美发扬光大。
从更大的角度来说，荷兰人对发展郁金香贸易这件事的极大热情，与其说是因为郁金香本身的美丽，倒不如说109更多的是源于意识到倒卖球根可以挣钱。这才是真正值得投资的事业。尽管已经有源源不断的金钱流入共和国，但它的市民们仍然觉得钱还是太少了。
8、花商
外国人惊讶于黄金时代荷兰人享受的物质财富，并且从未停止质疑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联省的执政者和富商们可能确实很有钱，但是他们生活的这片地方却是全欧洲自然资源最匮乏的地区之一。没有哪个国家比荷兰共和国更缺少富饶的耕地、美丽的乡村以及宜人的气候。从被战争蹂躏破坏的南方，到泥潭沼泽遍野的北方各省，几乎没有一个地方算得上充满生机和希望。
有个英国人曾经轻蔑地形容这个国家为“沼泽遍地……地球上最不美好的地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城市——阿姆斯特丹，其实就是建立在一片沼泽之上，要想到达这里，就要先穿过须德海。它是一个50英里长的内陆海，里面布满沙洲和危险的浅滩。英国大使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这样形容这里的空气和气候：“若不是有森林净化，将成天雾气弥漫”“气候恶劣而无常”。荷兰的天气变化无常，空气因阴冷、潮湿，不利于健康，还容易传播热病和瘟疫。
对于荷兰共和国的执政者们而言，有足够的金钱让自己过得舒服。对于农场主们（至少是那些幸运的拥有马尔河和马斯河沿岸仅存的富饶土地的农场主）来说，黄金时代的日子也过得不错。不但整个共和国的国内市场需要他们的产品，神圣罗马帝国也需要进口他们生产的粮食，因为1618年到1648年之间30年的北部新教徒与南方天主教徒之间的战争给当地的农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然而，对于织工、木匠、铁匠、鞋匠以及市井商贩这类生活在城镇里的手工业阶级来说，生活却是非常贫苦的。
在17世纪，几乎整个手工业阶级都处于工作时间超长、工资微薄的状态。在一天漫长的工作结束后，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但家不过是一个狭窄的小房子，顶多有一两个房间，连家具都没有几件。即使是这样，依然因为供不应求而租金很高。这个国家连饮食也是很单调的。对于在这样的艰难生活中痛苦挣扎的穷人们来说，播种球根，坐等它们开花就可以丰衣足食的日子确实是令人无法抗拒的。
很多年来，荷兰手工业者都是天不亮就开始工作，到日落西山才可以休息。到1630年，因为城市里的小工厂下半夜就开工发出的噪声过大，一些城市不得不颁布法令禁止漂洗工深夜两点以前开工；禁止帽子商人凌晨四点以前营业。铁匠受到的限制最严格，因为铁匠铺的噪声最大，所以他们被要求黎明钟声敲响之前都不得开张。
在这样漫长、辛苦的一天里，荷兰手工业者就靠芝士点心、冷腌鱼和每天中午的一顿正餐维持。这顿正餐通常也只有一个菜，也就是一种叫作“全家福”、hutspot)的传统炖菜，里面有切碎的羊肉、萝卜、醋和梅子干，一起加上油脂煮沸。按理说这道菜应该慢炖3个小时以上才行，但要赶上困难时期，工作又繁忙，很可能炖不到1小时就端上桌。用惊骇的法国游客的话说，这时的炖菜就是“一锅加了盐和肉豆蔻的水，里面飘着羊杂和碎肉，一丁点食物的香味都没有”。
然而，对于荷兰人自己来说，就连欠火候的全家福也是偶尔奢侈一次才能吃得上的佳肴。那些连肉都买不起的人只能靠蔬菜和黏黏的黑麦面包度日。这种面包体型巨大，一个最少也有12磅重。对于清苦的家庭来说，一个面包就是全家一天的口粮。荷兰人的饮食风格总体比较单调。比如，所谓海鲜就仅限于鲱鱼和鳕鱼。贝类虽然很多，但却被认为是最糟糕的食物。曾经有家大宅子里的女佣因为被要求吃大马哈鱼而不能忍受，并且恳求主人每周最多吃两次。
正餐之后，马上又要开始工作，并且会一直持续到日落之后。如果灯光足够，甚至要到更晚。在整个黄金时代，每天工作14个小时是司空见惯的。1637年在莱顿，连续工作16个小时的纺织工人因为需要挣钱，甚至还主动要求加班。当时的假期也很少，每周工作6天，宗教改革的一个不那么受欢迎的结果是，不少本来需要庆祝的天主教节日也被取消了。
手工业阶层从不抱怨工作时间太长，因为他们的工钱是按时计算的，所以他们能挣多少钱跟每周可以工作多少小时息息相关。一个在夏天看来报酬还行的工作，到冬天白昼变短以后，可能就只够提供勉强糊口的工资。即便是赶上市场景气、白昼又长的时候，每小时的工资也就在半个荷兰币到两个荷兰币之间，成百上千的荷兰穷人每天长时间辛苦工作才挣不到一荷兰盾。最终的结果就是：在一个周日不允许工作的年代，一个五口之家最少要280荷兰盾才能维持生计，而一个荷兰手工业者每年的收入一般不会超过300荷兰盾。
而那些挣得略多的人，日子未必就能好过多少。手工业者认为有利可图的买卖都被控制在行业协会手里。这些协会向会员收取高额的会费，用以支付经常举办的表彰协会卓越贡献的宴会和招待会。很多手工业者在完成了漫长的低薪学徒生涯之后，又因为交不起会费而不得不一辈子打短工。即使是在黄金时代的最高峰，当大笔的投资和富贸易带来的财富流入执政者们的保险箱里时，共和国的手工业者们却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勉强加入协会，加入的结果往往是钱都拿去交了会费，连学徒都雇不起了。
由此可见，尽管联省共和国非常富有，但是富有的人却屈指可数。确实，有些手工业者挣得不少，即使是穷人挣的工资也相当于其他国家穷人的两倍，但是相对的，联省的税收和物价也普遍偏高。即便是有工作的人也要日日为钱发愁，而他们的妻子们大多也要被迫工作以贴补家用。
那时一个典型的荷兰家庭，几乎没有任何闲钱可以支配，更没有什么像样的财产。如果这家人是手工业者，生活在人口总和占了共和国总人口四分之一的那几个大城市里，那么他们很可能是住在拥挤街道两边整齐的小房子里，橡木的大门上了蜡或是刷成绿色。房子内部极其干净，因为反复的打扫擦拭而总是潮气不散。荷兰人对洁净的苛求让外国人印象深刻。访客都必须先在户外穿的鞋外面套上稻草编的拖鞋才能进门，以免把尘土带到屋内。干净整洁的同时，难免也觉得空落。手工业者家里顶多能有张桌子，有个空荡荡的碗柜和一些餐具，还有几把直背椅，大概也就1荷兰盾一把。而最贵的家具莫过于床。攒够床钱可是要颇费些时候的。最便宜的一种叫橱柜床，为了保暖要嵌进墙里面。这种床非常小，以至于在这个床上睡觉根本不能完全躺平。即便如此，也要10〜15荷兰盾才能买到一张。只有商人阶层的成员才能买得起可以自主站立的现代样式的床，价格要高达100荷兰盾。在普通手工业者家里，小孩子就睡长椅或木板，再不然就睡父母床下的抽屉里。一旦年满14岁，他们就要出去找工作为家里挣钱了。
此外，到1630年，手工业者阶层本就不稳定的生计又受到从南方不断涌入的新教难民的威胁。从前一个世纪起，联省人就意识到城市人口已经趋于饱和了。因为所有的耕地，都集中在三个相对富饶的省份，即位于联省中心位置的荷兰省、海尔德兰省和乌特勒支省。自然的，人口也都往这些地方集中（另一个比较兴旺的南方地区是泽兰省，那里的人们以渔业为主，而其他几个省份几乎都不能供养太多人口）。加上从荷兰南部涌入的成千上万的移民，人口一下膨胀至大约200万。新移民们也都需要找工作，虽然有些移民本身很有钱，但是仍然不足以缓解就业116和生存的压力。城市人口过多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些本来就不富有的人，更是发现自己的生存空间越来越有限了。
然而，17世纪上半叶的联省共和国在更高层面上具有一种其他欧洲国家都不具备的重要的国家特质，即人们相信社会的流动是每个荷兰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在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一个农民认定无论发生什么，自己只能是个农民；就如一个人是店主，他的父辈肯定也是店主，他的后代也必然还是店主。但是在联省则不同。一个移民的儿子可以变成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里最富有的人，甚至还可以进入统治阶层，没有人会在乎他卑微的出身；一个小村子里的农民可以到大城市里闯荡；一个中等阶级的手工业者，偶尔买上一张驶向波罗的海的货船的股票，收到的分红用来再投资，有一天就可以拥有自己的货船。在当时，机会确实是存在的，人们看得到，也迫切地想要抓住。正如一位佛兰德的牧师威廉·博达尔缇厄斯（Willem Baudartius)在1624年说的那样：“有一分钱可挣的地方，会有十双手来抢。”如果你很穷，如果你想在黄金时代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上挣口饭吃，你很可能只会愈加沦落，而不是飞黄腾达。
黄金时代对荷兰人来说，还是一个孕育着希望和变化的时代。穷人和富人一样心怀期待，所以他们比谁都更渴望到球根贸易中试试手气。随着对郁金香需求的增长，以及个别品种售价的年年攀升，这个行业可能带来的巨大利润也越来越显而易见。17世纪30年代初，一个新兴的购买团体开始把触角伸向荷兰共和国的花房。这批新人既不是鉴赏家，也不懂培植球根的事。他们管自己叫“花商”，他们唯一感兴趣的只是靠郁金香挣钱。
最初的花商可能是想做种植者。靠一个简单的球根，一个冬天就转手变现显然是个非常吸引人的主意，尤其能吸引游商、无业者和机会主义者的眼球。荷兰社会中这些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的人，尤其看好这个看起来很容易的挣钱机会。那些拼命工作却挣不到种植者收入零头的手工业者们也逐渐发现了郁金香贸易的吸引力。相对而言，对于那些已经收入不菲，或者是已经有固定职业，生活富裕的人来说，郁金香贸易则没有那么诱人。
很多花商自然都会有建造一个小花房的打算。到17世纪30年代，原本流行于执政者、富商阶层的园艺时尚已经风靡整个荷兰。哈勒姆和阿姆斯特丹的许多手工业者都在城外购置了小片的土地。在郁金香狂热兴起前，这些土地多是用来种植蔬菜的，而且有些小花园还是惊人的精致复杂的。威廉·布里尔顿爵士就曾观察过莱顿的一个穷人的花园，花园中的灌木修剪成各种造型，“有的是士兵的形象，有的是骑在马上的将军的形象”。另外一个英国旅行家彼得·芒迪（Peter Mundy)认为，侍弄一小片花园能够帮助阿姆斯特丹人应对在沼泽气候中生活带来的阴郁情绪。他在自己的游记中写道：“其他国家的人民能拥有的田野和草坪让荷兰人无比羡慕，于是他们用在小花园里种下奇花异草来弥补这种空虚……”
不光是城市里的手工业者，连小村镇里的农民也同样享受园艺带来的乐趣。在黄金时代的高峰，哪怕是最小的村子里也会有种植者俱乐部；每个俱乐部还有自己的章程和庆祝活动。大多数俱乐部会举办春季赛花会。就像今天一样，不同品种的花卉被展示在一起，相互比较后评选出优胜者并颁发奖励。比赛结束后还有以祝贺获胜花卉为名义的宴会（有外国观察者挖苦说这不过是为大吃一顿找个借口）。无论如何，园艺已经成为荷兰一个全民投入的热情所在。
1635年之前，第一批花商对球根的第一笔实验性投资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消息由此传开，一些新来的人也开始加入投资郁金香的行列。当时的作者和小册子写手们一致指出，加入的这些人大多是织工，他们比别的手工业者占优势的一点在于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紡织机器典当或抵押，这样就有了投资球根贸易的第一笔资金。但是很快，其他行业的人也加入了投资的行列，其中不乏固定职业的中等阶层中的律师和牧师。
所有手工业者都在做这个发财梦。有一部分人拿得出一小笔资金投资郁金香，机会主义者能投入的钱则少一些，但是却更敢于冒风险，甘愿倾其所有。荷兰社会中两种最明显的特质在这时起了重要的作用：强烈的攒钱欲望和忘我的赌博精神。这两种特质看起来互相矛盾，但是却共同作用，成为郁金香狂热最大的驱动力。
联省人民对于入不敷出有一种极大的恐惧。这令来访的外国人非常诧异。要知道1600年到1630年间，联省人收入普遍增长，也就意味着大部分荷兰家庭是有存款的（这在当时的欧洲很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当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银行，我们也就无法知晓在共和国普遍的存款数字大约是多少。但是威廉·坦普尔爵士显然想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简朴的荷兰人可能会将收入的五分之一用于储蓄。如果我们以这个推断为基础计算，一个生活水平一般的手工业者一年收入300 ~ 500荷兰盾，那么一年有60〜100荷兰盾可用于投资。坦普尔的估算是基于商人阶层，而手工业者阶层的生活要比他们更接近于贫困线。所以，他的这种粗略估计可能过于乐观。即便如此，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一个父母都在工作挣钱的家庭，在景气的年份里，简朴度日，一年到120头也能攒下20 ~50荷兰盾。平常时候，这些钱可能就用来奢侈一把，买些亚麻、家具和瓷器。但是，即使是在郁金香价格自始至终居高不下的17世纪20年代，这笔积蓄也足够买几个球根的了。
正如攒钱的欲望一样，赌博精神也同样感染着荷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生意人威廉·于塞尔林克斯（WiUem Usselincx)曾经说过，只要钱能生钱，就没有一个荷兰人会把钱藏在旧袜子里。对于有钱人而言，赌博可能意味着在他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投资一艘有些风险的去印度的商船；对社会里其他阶层而言，赌博通常是艰难生活的必然结果。很多荷兰人在这个人口过多的国家里挣扎度日，努力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在黄金时代，彩票在荷兰就已经像今天一样流行了。对很多人来说，贏得赌注是最诱人的赚钱方法。
荷兰人有好赌成性的坏名声。法国旅行家夏尔·奥吉耶（Charles Ogier)就写道，在鹿特丹几乎都没法找到一个行李搬运工，因为只要你选定一个，就会有另一个走上前来跟他打赌，胜者才能得到生意。当代记录中也提到一个叫贝伦特·贝克（Barent Bakker)的人贏得了一个有生命危险的赌局，赌的是他可以坐在和面机里，从泰瑟尔岛穿过须德海到达维灵根。还有一个叫亚伯拉罕·范·德·施特恩（Abraham van der Steen)的旅店主人因为打赌罗马一根特定的柱子的外观而输掉了自己的房子。还有荷兰士兵在战役正在进行的同时打赌战役的输贏。
与这些疯狂的赌局相比，郁金香还像个合理的投资。种植球根比每周工作80个小时钉马掌或是织布轻松多了。再加上对郁金香的需求持续增长，优良品种的价格不断攀升，也难怪荷兰人认为自己遇到了每个赌徒梦寐以求的机会：一场只贏不输的赌局。
9、繁荣
在荷兰共和国北方各省与须德海之间，有很多低洼的岛屿，岛屿包围之中的避风海湾里有个中等大小的镇子叫霍伦，在弗里斯兰省的西部，南面就是须德海。须德海是个岛屿众多的大海，几乎把联省共和国拦腰切断。直到16世纪50年代，这里一直是荷兰一个重要的港口，因为与波罗的海的贸易而兴盛。谁知不到100年后，那些载满烟草、木材的大船全都驶向了阿姆斯特丹。霍伦市于是走向衰落，而且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恢复了。
17世纪上半叶，在这个几近毁灭的小镇的镇中心有一栋大房子，门前竖立着三座郁金香的石头雕塑。除了后来被改建为天主教堂之外，这栋建筑本身没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这里却是郁金香狂热的发源地。
立在门前的郁金香石雕就是为了纪念这座房子是在1633年夏天用三株稀有的郁金香换来的。一个当地的历史学者泰奥多罗斯·费留斯（Theodoms Velius)在他记录的编年史中提到，就是在这一年，西弗里斯兰省郁金香的价格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三株郁金香换房子的消息流传开不久，又有人用一包球根换得了弗里西亚的一个农舍连带它周边的土地。
这些令人震惊的交易都发生在联省一个衰退凋敝的小镇上，这也是有不幸的事要发生的最初征兆。30年来，郁金香爱好者们还都是用钱在买花。而现在，第一次出现了把郁金香当钱用，而且还能顶好多钱的情况。
在不知道被交易的郁金香是何品种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知晓这桩买卖到底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就算西弗里斯兰省霍伦市的房价比不得阿姆斯特丹，一处体面的房产也起码能卖到500荷兰盾左右，而土质优良的农田则售价更高。由此可知这些球根的价钱按当时的标准算是很高了。确实，1633年以前，球根的价钱就已经持续增长好多年了。类似的惊人交易也可能之前就有只不过没有记录留存下来。更有可能那个农田换球根的交易是发生在两个拥有不止一处地产的鉴赏家朋友之间，而不会是某个农民为了几株鲜花抛弃自己维持生计的唯一源泉。即便如此，这些交易的分量仍然远远超过17世纪20年代的其他交易。
郁金香交易也是在时时变化的。17世纪30年代的球根买卖不再局限于“永远的奥古斯都”那样极稀少、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品种。其他一些上上等的品种，还有一些稍低级的郁金香，虽然也是数量有限，但是只要你出得起价钱，还是能从专业种植人手中买到的。由于想买球根的人不断增多，那些最受欢迎的品种的价格也开始上涨。起初比较缓慢，到1634年底就开始加速，整个1635年都在持续加速，直到1636年冬天，有的球根价格一周多就能翻倍。
郁金香狂热在1636年12月至1637年1月达到了最高峰。在那短短几周内，人和钱都一股脑儿地扎进了郁金香交易。整个联省的人纷纷投资球根，需求的急剧增长将价格不断推向新高。有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所有人都挣钱了，所以又吸引了更多的新手加入了贸易的大军。
一个当时的编年史记录者如此形容价格在两三个月中疯长的情形：花15荷兰盾买入的“总司令”（Admirael de Man)以175荷兰盾的价格转卖；黄色系的“莱顿的红与黄”价格增长了11倍，由原来的45荷兰盾涨至550荷兰盾。“大元帅”（Generalissimo)更从原来的95荷兰盾暴涨至900荷兰盾。另一种上上等的郁金香，也就是众125人垂涎的豪达的“将军中的将军”，后来简称为豪达。这是一种花型硕大，花瓣为白底有红色火焰花纹的郁金香。从1634年12月到1635年12月，它的价格涨了2/3；再到1636年5月短短半年间又长了50%；从1636年6月到1637年7月，价格更是上涨了2倍。所以这种起初就已经很昂贵的球根，从狂热时期最初的100荷兰盾涨到750荷兰盾只用了两年时间。
最著名的郁金香“永远的奥古斯都”当然更是疯涨。1633年球根的价格是5500荷兰盾，到1637年1月则是令人咋舌的10000荷兰盾。整个荷兰共和国也只有十几个人付得起这个价。这笔钱足够解决一个家庭半辈子的衣食住行；或者是买下阿姆斯特丹最繁华的运河边上最豪华的房子，还连带马车房和80英尺的花园。要知道当时阿姆斯特丹的房产可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便宜。
这样的盈利是惊人的。那些投身球根事业并获利匪浅的人忍不住要向亲朋好友吹嘘自己好运气的源泉；靠鲜花赚钱这种新鲜又让人不敢相信的故事更是一传十、十传百，而且所有故事里绝对没有赔钱的情节。以至于到1635年，郁金香能挣钱已经成了整个荷兰都在谈论的话题。
有一个故事就讲到有人用斯海默的围垦田里的一块地换了六株郁金香；另一个故事说有个男人因为太痴迷于郁金香，结果连未婚妻都改嫁他人了。第三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富有的阿姆斯特丹商人买到了一个珍贵稀有的红色系郁金香球根。他把球根放在他库房里一个柜台上，可是一转眼的工夫球根竟然消失了。他的仆人们把整个仓库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球根，后来他想到肯定是当时在仓库里的一个水手把球根拿走的。这个水手是一艘去东印度的船上的，这船航行3年了，所以水手一点儿都不知道郁金香狂热的事，他还以为自己只是拿了个洋葱。等商人终于在码头上找到他时，他正坐在一梱缆绳上，球根已经被吃得只剩一小块儿了。愤怒的商人于是把水手抓起来送进了监狱。第四个故事里有个英国旅行家，他也对郁金香一无所知。他在富有的荷兰朋友家做客时，发现温室里有个球根，于是就用随身的折叠小刀把球根切开了。非常不幸的是，被他切开的是一个范·德·艾克司令球根（一种红色系郁金香，花瓣上有粗直的血红色条纹），价格不低于4000荷兰盾。这个手欠的英国人于是也被押送到地方官面前，最后被判为自己的破坏行为赔偿损失，至少故事里是这么讲的。
事实上，这些关于郁金香交易的故事，也包括当时流传的其他一些故事里的离奇情节，往轻了说是不可信，往重了说根本就是不可能。大多数故事都是小道传闻，其他一些则是起源于一些神职人员的布道，想要警告世人郁金香交易的危险性。但是，如果这些故事的本意是旨在打消人们涉入郁金香领域的念头，那可真是泛滥且无用。事实上，这些故事更让人觉得郁金香是人人渴望的，也是像进口一船肉豆蔻或一批瓷器一样能挣大钱的。关于郁金香交易挣钱的令人兴奋的谈论让越来越多的人忍不住要亲身体验。
究竟是什么，能让如此之多来自不同行业的人，都热切地投入到一项他们完全不了解的交易中来试试手气？利润的诱惑肯定是原因之一，人们期望可以挣到以前从没挣到过的那么多钱。原因之二，则是因为当时的联省刚刚从17世纪20年代漫长的经济萧条中恢复起来。这次萧条几乎贯穿了整个20年代，也是整个17世纪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萧条。导致萧条的主要原因是与西班牙的再度开战和西班牙的海上封锁。危机之后，荷兰经济整体迎来了强势复苏。经济形势从1631年或1632年开始好转，在整个30年代都保持着稳步增长。这就意味着，当时的荷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足。荷兰本地的一些因素也对人们加入郁金香交易有一定影响，比如在离阿姆斯特丹几英里之外的哈勒姆，很多织工都改行倒卖郁金香。因为虽然经济形势复苏了，但是莱顿开始成为荷兰纺织业的主导，哈勒姆的纺织业依然无可避免地衰落了。
另一个影响因素是1633年到1637年间在荷兰多个城市爆发的严重的黑死病疫情。编年史记录者泰奥多罗斯·费留斯当时就生活在哈勒姆。据他记载，从1635年10月瘟疫爆发到1637年7月疫情彻底结束，共有8000市民因为痕疫丧命，其中5700人是在1636年8月到11月间去世的；也就是说，在哈勒姆，每8个人中就有1个人染病去世。因为死人太多，都没有足够的坟墓安葬。这场可怕的瘟疫带来了两个主要后果。第一是劳动力紧缺，雇主们只能提高工资以争抢劳动力，所以工人们也开始能有点闲钱投入郁金香交易；第二是，或者说可能是，痕疫让人们惧怕宿命，球根交易者也感染了绝望的情绪，所以才在球根交易上疯狂无度的投入。
不管是乐观主义者还是宿命论者，想用郁金香交易试试手气的花商新手们根本不敢奢望拥有豪达或范·德·艾克司令这样的名贵品种。他们最初只能倒卖一些最便宜、存量最多的球根。历史学家西蒙·沙曼（Simon Schama)指出，这些新手在一个价格很高的交易市场中能够立足主要是因为，在1634年，资深专业种植人刚好从国外引进了一批数量巨大的新品种，这有效地控制住了郁金香的价格。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能够支持这一说法，而且鉴于这些引进品种是最新的，所以也是最稀少的，那么也应当是最昂贵的。更合理的原因可能是，有些时间比较久远、人们比较熟知的郁金香品种在这一时期经过不断繁殖，数量已经足够满足需求，所以价格也就比较合理了。新手们主129要就是以倒卖这类郁金香作为进入市场的敲门砖的。
进入郁金香市场并不难。只要有一笔小钱，找一个温室就够了。在1635年上半年，整个联省的球根市场前所未有地兴旺了起来。哪里有郁金香可买，哪里就有市场。鉴赏家和种植人已经颇具规模的城镇里又出现了大批花商：无论是哈勒姆还是阿姆斯特丹，豪达还是鹿特丹，乌特勒支或者代夫特，莱顿和阿尔克马尔，还有恩克赫伊曾、梅登布利克和霍伦市。
种植人和鉴赏家们不只是向新入行者销售库存的人，他们更是创造这种交易，并且将其带入正轨、走向成熟的人。没有晦涩难懂的行规，也没有难以克服的障碍。买卖郁金香的规则就是建立在常识之上，在第一批花商出现之前，就已经被众人了解和认可了。
最早的郁金香交易中买卖的是球根。当郁金香的数量增长之后，这一点就有变化了。好像在1610年，就有一些不怎么值钱的郁金香是按“一花圃”卖出的。这种计量单位无法精确定义。哈勒姆的法律文件档案中就记载了这样的买卖：在1611年，一个叫约斯（Joos)的药剂师把自己种植的四个花坛的郁金香卖给一个叫扬·布兰茨(Jan Brants)的人，买主为此支付了200荷兰盾。第二年，布兰茨又花了450荷兰盾买下了由达米斯·彼得森(Dammis Pietersz.)和哈勒姆啤酒厂主奥格斯汀·斯泰恩(Augustijn Steyn)共有的两个花圃。
这之后的某个时候（无法确切认定），人们又开始倒130卖子球。这一步是符合逻辑的必然趋势。因为子球很快就会发育成球根，它们自然也应当有一定的价值。尽管如此，这一发展起初是备受争议的。首先是因为谁也不能保证子球能成活，其次是根本无法确定子球开出的花会不会和母球一样。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子球交易中存在一定风险。这一交易形式也是过了一段时间才被接受。1611年春天，一个叫安德里斯'马修（Adries Mahieu)的鉴赏家被问到是否愿意向一个亚麻商人朋友出售一些子球，他反问他的朋友是不是真的想买“一只装在袋子里的猫”。他对子球的这种评价使另一位旁观者印象深刻，这位旁观者就是园丁马腾·德福特（Marten de Fort)，于是他把这句话记录在了交易的法律档案里。
交易子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克劳修斯和其他早期的郁金香种植人已经发现，球根类植物在花期结束后就应当从土里挖出来，放到通风的架子上晾干储存至秋天，这样第二年才能长得更好。因此，球根的买卖就只能在夏天球根被挖出，球根能够实际交付的这几个月时间里进行。子球则不同，主人们倾向于一结出来就卖掉，而实际上子球要等几年才能发育成熟。
销售子球成了让郁金香交易摆脱季节性限制的第一步。这意味着以前集中的短短4个月之内的交易期变为了现在的全年无休。球根子球往往在成熟前就被从母体上分离，这种零散的交易对稳定的郁金香交易其实没有什么威胁。但是它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特别是随着涌入郁金香市场的花商越来越多，要求郁金香全年交易的压力越来越大。
对于鉴赏家而言，只能在当年6月到第二年4月之间买卖球根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它们希望在买花之前看到植物的样子，并且希望所有交易在种花时节到来前结束。但是这对于新兴的郁金香交易群体来说就太有局限性了。因为他们的球根根本不是用来种植的。传统的种植季和储存季的区别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他们不像自己的前辈一样希望欣赏到郁金香的美好，但是却比前辈们更看重郁金香带来的金钱利益。这些新入行者只想从花里榨出钱，而且是越多越好。虽然也有个别花商会把球根种下，然后销售长出来的子球，但更多的还是只专注于买入卖出赚取差价。
从1635年秋天开始，球根贸易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不断壮大的花商队伍已经完全抛弃了鉴赏家们建立起来的传统的交易方式，他们不再满足于出售他们实际拥有的郁金香，而是开始销售还长在土中的郁金香。球根不再作为商品交换的单位。从这时起，人们交易的凭证变成了期票——其实就是一张纸片，上面写着被卖出的郁金香的情况。至于球根挖出的时间和提货时间等则一概没有。为了避免混乱，花田里每个球根边上也会插个牌子，写明郁金香的品种、重量和买家。
这种新体系有它自身的优势，即让郁金香交易在春天、秋天和冬天也成为可能。对于郁金香球根从土里挖出来之前就可以交易的这种方式，那些既无技术又无愿望参与种植的花商格外感兴趣。但是这种形式也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危险。购买人既无法检查他们购买的球根，也不能看到花开的样子，所以球根质量根本没有任何保障。花商也无法确定自己购买的球根是否真的属于卖家所有，甚至无法确定货物是否真正存在。
荷兰人将郁金香狂热的这一阶段称为“风中的交易”(windhandel)。这个荷兰语词语本身有着非常丰富的含义。对水手而言，它指的是在风中掌舵行驶的困难；对股票经纪人来说，这个词是提醒他们，无论是郁金香交易者的股票还是他们所谓的获利，都脆弱得如一张随风飘舞的纸片；然而对花商而言，这个词则意味着郁金香交易的简单易行，既无规则限制，又无组织约束。
也正是这种交易形式的创新，为郁金香狂热的更加肆无忌惮创造了条件。期票的引入不仅让郁金香交易成为全133年无休的生意，更让这种交易变成了一种投机买卖。因为球根实物要几个月之后才能真正交付，所以人们买卖甚至再转卖的已不再是球根，而是期票。
花朵之美在这里已经完全抽象化了，交易者在乎的只有背后的利益。反复转手造成所有权归属的混乱和可疑也成了这一时期球根交易最主要的特点。没多久，连本来固守的道德观念也被抛诸脑后。明知自己不可能实现交付，却还是把所谓的郁金香卖给没有现金可支付或是本来也不打算种植的买家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
购买的不是实物，而是几个月之后才能实现交付的球根。郁金香交易者们创造出的这种交易形式，其实类似于现在我们所称的期货市场。简言之，就是一种投机形式。商人投机的对象可以是球根，也可能是石油，他要承诺在将来某个确定的时间里支付确定的价款，实际上就是在赌这种货物在将来的价格到底是涨是跌。这是一件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事件。在17世纪30年代，期货的概念还是新鲜事物。20多年前，第一个期货市场首先出现在阿姆斯特丹。期货交易的内容也只是木材、烟草和香料。郁金香是第一种在阿姆斯特丹市场以外被买卖的货物；郁金香交易也是第一种不是由高级别商人和证券交易专业人士进行的期货交易。
这当然是郁金香贸易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到1635年，联省的执政者和大商人们可选择的投资项目已经越来越丰富。他们可以购买有保证利息的政府债券，或是把钱存入不断涌现的新兴银行里。若是他们更有冒险精神，则可以在交易所买股票、投资城市排水系统项目，或是投资与美洲的海运贸易。当然，投资这类贸易都需要巨大的资本，而共和国里的手工业者、小商贩或是农场佃户们关心的则是如何找到一个用他们手里仅有的一点小钱盈利的机会。17世纪没有建房互助协会，没有信托投资公司，没有私人股权计划，没有廉价股份，也没有税收减免和合法避税。对于一个哈勒姆的织工而言，投资的意义只是买些亚麻或支付购买新织布机的定金。突然之间，出现了一条看起来额外诱人的赚钱新路子，操作简单、获利又有保障，最重要的是，几乎不需要多少启动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