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狂热覆灭的原因，但还不是价格暴跌程度如此彻底的原因。后者的原因在于，在狂热最高峰，球根转手速度过快。在牛市中，有一些人会保留自己的资金等待价格下跌时再购入，这样他们就可以以较低的价格买入价值很高的股票。但是在郁金香狂热的最后一两个月里，主要交易的都是磅货或一些以1000分计的品种，这些东西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对这些品种并不存在真正的需求，鉴赏家永远不会种植它们，只有在交易此类货物的人眼中它们才是有价值的，所以这个市场中根本没有熊市买家想要利用的机会。
更糟糕的是，郁金香狂热把每一个酒馆交易团体中的人都搾干了。本来就没有几个花商是靠手头的闲钱加入郁金香交易的，现在又全被卷入一个甚至多个郁金香买卖的复杂交易链中。大部分人是靠出卖或抵押自己的家当来筹集资金的。现在这些处于绝望境地的人们面临的不仅仅是金钱的损失，更是彻底的毁灭。在17世纪，即使是在荷兰共和国，毁灭不仅意味着穷困，更意味着终生被工厂奴役或者饿死，早逝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结果。人们最不想做的就是再为一株郁金香竞价，所有人此时都成了卖家。
当然也不是说整个联省郁金香交易的价格是同时瞬间跌破的。个别花商会走乡串镇，但大多数还是只固定在一个地方交易。所以价格下跌的消息也需要一两天时间传播。不管怎么说，荷兰球根交易事实上有多个分离的市场，每个被郁金香狂热影响的城镇都是一个市场。一个城市的价格变动可能落后于另一个城市；不同城市的花商交易的球根品种也有所不同；在这个酒馆里进行交易的一拨人，也可能和另一个酒馆中的一拨人不同。
因此，在哈勒姆的郁金香交易已经崩溃之后，别的地方还继续兴盛了很短的时间。灾难的消息大概是周三传到阿姆斯特丹的，但是到2月6日周五那天，交易仍然火爆，在一个叫门诺婚礼（Mennonite Wedding)的酒馆里，还有人以1065荷兰盾的高价买下一磅斯维策郁金香。但是到了第二天，也就是2月7日，阿姆斯特丹的郁金香交易似乎也达到了与哈勒姆类似的危机顶点。一个叫约斯特·范·盖克（Joost van Guyck)的花商在从一个叫安德里斯·德·博斯赫（Andries de Bosscher)的人手里购买价值1100荷兰盾一磅的普通斯维策时，他开始犹豫这样的交易是否明智，并且要求德·博斯赫担保价格不会下跌。德·博斯赫于是请了一个叫彼得·范·德·克鲁伊斯（Pieter van de Cruys)的人承诺将来以1200荷兰盾的价格购买这一磅斯维策。但是这依然不能让范，盖克放心，他怀疑这个范·德·克鲁伊斯到时是否真的能够信守承诺。于是在2月11日，他和德·博斯赫一起到当地一个公证处把整个协议书面记录并公证了。在哈勒姆花商无法再以1000荷兰盾每磅的价格出售球根8天之后，在阿姆斯特丹还有这样的交易生效，这就意味着，阿姆斯特丹的郁金香在最早的崩溃出现之后依然坚持了至少一周。即便如此，范-盖克的担忧至少证明，当哈勒姆的坏消息传到阿姆斯特丹后，恐慌已经开始破坏人们对这个还在运行的市场的信心。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南部。在海牙，2月4日的时候交易还能顺利进行。其中一笔就涉及著名的画家扬·范·戈延（Jan van Goyen)。他是联省最有影响力的风景画作家。范·戈延的父亲是个鞋匠，他作为画家成名后，过上了小时候想都不敢想的富裕生活。他的父亲也是艺术的业余爱好者，不算富有但至少拥有自己的房子。后来因为精神方面出现了问题，不得不住进了莱顿的收容所。年轻时候的扬曾经给哈勒姆的画家埃萨亚斯·范·德·费尔德(Esaias van de Velde)当学徒，后来靠画沙丘和河景出了名。尽管从来算不上富有，但是他把挣来的钱都花在了置产和郁金香上。在1637年1月27日，戈延从一个叫阿尔伯特·范·拉文斯泰恩（Albert van Ravensteyn)的海牙市长手里买了10个球根，8天之后又买了另外40个球根，总共花了912荷兰盾外加他的两幅画作。范，戈延的第二笔交易，也是更大的一笔，实际付出了858荷兰盾，就是在哈勒姆崩盘后第二天达成的。画家同意购买后不久，海牙的球根价格也迅速下跌，他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非常绝望的财政困境。
市场崩盘已经够球根交易者绝望了，但是雪上加霜的是，像《对话》中的贪婪鬼一样，大部分花商仍然有义务履行他们签订的购买合同。基本上每一个交易者都面临着同样的窘境：他们已经支付了定金，买到的郁金香变得一钱不值，可他们却有义务在球根出土时支付巨额的尾款。对很多人来说，除了拖延别无他法。
郁金香交易的崩溃对于那些在价格暴跌前已经售出球根，看起来获利不菲的人也是有严重影响的。这些被影响的人里面就包括沃特家的孤儿们。阿尔克马尔拍卖至少导致了两起法律纠纷。其一是与一个叫格里特·阿姆斯特丹(Gerrit Amsterdam)的当地交易者，他声称自己花263荷兰盾买下的563分改良版博特曼球根实际上只是普通的博特曼球根，所以根本不值这个价钱。其二是与一个叫威廉·罗利森（Willem Lourisz.)的人，他是哈勒姆附近的海姆斯克（Heemskerk)的花商。罗利森花了荷兰盾购买了红色系“安特卫普维图斯”（Anvers Vestus)球根，说好球根开出令买家满意的花朵之后才付钱，而实际上，拍卖一年半之后，罗利森依然没有付清欠款。所以，孩子们在孤儿院的监护人雅各布·范·德·梅尔（Jacob van de Meer)和雅各布·范·德·吉斯特（Jacob van de Gheest)最终只得将罗利森告上法庭。罗利森给自己找的蹩脚的辩护理由是：他曾经与范·德·梅尔约定，1637年5月的某日清晨，双方在种植此郁金香的花园外见面，但是监护人没有到场，他等了半个小时还没见到人就离开了。范，德·梅尔愤怒地反驳说花商从未约见过他，而且郁金香开出的美艳花朵持续了数周，随时都可供查验，因此花商理应按约定付款。
相比于花商，种植者的境况稍好一点。即便在酒馆交易停止以后，依然有鉴赏家愿意支付大价钱购买郁金香。在1637年3月17日，一个叫迪克·博尔滕（Dirck Boortens)的哈勒姆商人就卖出了不少高质量的球根，包括利夫肯司令和塞依布洛姆。买家名叫彼得·范·威尔森(Pieter van Welsen)，他为这些球根总共支付了11700荷兰盾。在4月中旬他去验货时发现有些球根的质量不好，于是博尔滕同意少收300荷兰盾。范·威尔森并不太担心郁金香价格崩溃的事，他仍然乐意支付余下的11400荷兰盾并且同意分三次结清：6月支付4000荷兰盾，8月底支付3700荷兰盾，剩下的3700荷兰盾在1638年2月第一天支付。这笔交易是两个纯粹的郁金香爱好者之间的交易。他们可能压根没关注过什么郁金香狂热，而且他们完全有能力为这种只能开花几星期的植物支付上万荷兰盾或更多。不过，就算是在富有的和上流阶层的郁金香交易者中，也难免有人对市场的情况过于乐观。金葡萄的主人，也是富有的种植者的扬·奎克尔在哈勒姆郁金香价格下跌的第二天还去参加了阿尔克马尔的一个拍卖，并且很有信心地花了3260荷兰盾购买了沃特·温克尔的一些好球根。扬·阿德莫里尔也是一位时髦的阿姆斯特丹交易者。他住在王子运河边，在房子后面的私人花园里种植郁金香。1637年5月，他跟自己的一个客户帕卢斯·德·霍格(Paulus der Hooge)保证说，从自己花圃里卖出的郁金香，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至少增值20%。
酒馆交易的崩溃不仅让花商破产，还影响了一大批种植球根的农民。这些人不但卖花给花商，也卖给鉴赏家。任何在狂热期间抵挡不住诱惑扩大经营的人都受到了影响。这次危机严重到让专业种植人不得不以史无前例的最快速度来应对这一事件。最早在2月7日，也就是价格下跌后第四天，荷兰省和乌特勒支省的种植者就在阿姆斯特丹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会议，来探讨如何将价格暴跌引发的损失最小化。即使是以联省的大小而论，有些城镇之间至少也是两天的路程，所以种植者们能够如此快速地做出反应已经非常惊人了，而原因当然是出于对他们自己未来的严重担忧。
此次会议上只缺少鹿特丹的代表，但是那里的种植者们送信来说愿意遵守会议上由多数意见达成的决定。受影响最严重的十几个城镇和地区都自行集会，并选派了代表来参加这次大会。一些著名的大种植者都来到了阿姆斯特丹，比如菲亚嫩的弗朗西斯科·达·科斯塔、哈勒姆的贝伦特·卡多斯和威廉·舍瑙（Willem Schonaeus)，乌特勒支的弗朗索瓦·斯沃茨（Francois SweertsK还有一些不那么有名的种植者，比如莱顿的W.J.斯罗廷(W. J. Sloting)，以及作为施特雷克（Streeck)地区代表的克莱斯·黑尔腾（Claes Heertgens)——这个地区是一片特别适于种植球根的狭长地带，位于霍伦、恩克赫伊森和梅登布利克这三个西弗里斯兰省城市之间。
这次种植者大会是在2月23日举行的。当时各地的郁金香交易都已经彻底混乱了。起初代表们还在考虑如何使郁金香交易复苏，但显然只是浪费时间，于是他们直接转移到了探讨如何减少损失的议题上。
在某些方面，种植者面临的问题和花商面临的几乎一样严重。他们其中大部分人在过去的一年中都投入了大量金钱购买球根和子球，然后种在自己的花圃里精心培育。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基本也都扩大了种植面积。而现在，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很多购买球根的人只付了一小部分定金，而且之后球根肯定又多次转手。很多交易中，由于狂热时期交易者们创造的长而复杂的交易链，所有权的归属已经弄不清楚了。只要这个链条中任一环节上的花商无力支付，整个链条就会崩溃，那么最起点的种植者们想在6月拿到欠款就根本不可能了。
在阿姆斯特丹的大会上，这些问题肯定都被讨论到了。种植者最终达成的解决方案的核心思想就是：假装狂热从未发生过。随着大会接近尾声，大多数人支持的方案是：认定上一次播种前达成的交易仍然有效。而1636年11月30日以后达成的协议，买家可主张取消交易，但仍应支付价款的10%作为赔偿。阿姆斯特丹的代表是唯一没有在决议上签字的。
种植者们悲观地推行这一妥协办法，以期盼能尽量减少损失。他们知道，大部分在11月30日之前卖出的球根是由付得起钱的鉴赏家和富商买走的。只有12月和次年1月的交易，才是贫穷的花商大批涌入市场之后带来的，也直接导致了郁金香交易爆炸式发展，最终造成郁金香狂热爆发。想让这些花商付钱几乎是不可能的，阿姆斯特丹大会的决议也证明了人们都看到了这个事实。
在《对话》中，讲真话向贪婪鬼解释种植者的计划在现实中如何实行。如果一个球根本来卖30荷兰盾，然后三次转手，价格分别是60荷兰盾、100荷兰盾和200荷兰盾。那么花200荷兰盾的买主要交钱拿花。如果他想取消交易，可以支付20荷兰盾的罚金给他的卖主，则两人之间的交易就算取消。球根的所有权于是回归到花了100荷兰盾购买球根的花商手里，他可以选择付全款留下球根，或是交10荷兰盾的罚金把球根再退给花了60荷兰盾购买球根的人。讲真话没有说下去，但是可以推断种植者的意图是如果链条上所有人都按约定全额付款，那么作为根源的种植者也可以拿到自己那份；如果没有一个花商还想占有球根，那么球根的所有权就会回归到种植者手中，他可以拿到10%的赔偿，还可以把球根再卖给别的想要的人。
我们还不知道阿姆斯特丹的代表为什么拒绝批准这一决议，但是可以想象他们对于种植者其他建议的解决办法中做出的重大牺牲感到震惊。毕竟，依据当时的法律，球根种植者完全有权利要求买家支付全款。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是：无论谁对谁错，通过法院追究成百上千已经失去偿还能力的债务人的法律责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行为。只有彻底的实用主义才能说服大部分种植者认可这个决议，并自愿放弃本来可以属于他们的几千荷兰盾的欠款。决议中的10%指的是最初购买价格的1/10，而不是狂热时期价格顶峰的1/10，这已经是种植者们认为能在灾难中挽回一点损失的唯一办法了。
种植者的问题是，虽然他们的要求已经很低了，却依然无法照此执行。他们可以建议自己的客户考虑这种选择，但是却无法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建议。事实上，大多数花商的情况是，如果他们收不回转卖的货款，那他们连1/10的罚金都付不起。所以除非万不得已，没有哪个花商愿意选择这个解决办法。就像《对话》中的贪婪鬼敷衍自己的债主时说的：“只要我的买主付了钱，我就可以付你钱了。只不过我连他的人都找不到了。”
这就是为什么，球根交易的困境无法由球根交易本身来解决，而只能靠权威来判定。1637年2月以前成交的这几千个球根究竟归属于谁？更重要的是，谁应该为它们埋单？不论什么样的折中办法，最终要靠法律的强制力来保障实现。
狂热最终成了法院的问题。但是当郁金香的案子开始审理时，郁金香的评论家们又有话要说了。
13、娼妓女神
在联省，没有人比阿姆斯特丹的克莱斯，彼得森(Claes Pietersz.)更热爱郁金香。他大概是共和国里最时電的医生了。其他人可能只是种花、卖花，甚至因此发家，但没有人像彼得森一样，把自己的姓氏都改成了杜普，也就是荷兰语郁金香的意思，于是他成了名副其实的郁金香博士。
从1621年起，克莱斯·彼得森改名为尼古拉斯·杜普。当时，郁金香才刚刚在荷兰最富有的上流社会阶层中兴起。他用郁金香的图形作为个人徽章。当他在1622年当选为市议员之后，依惯例要选择盾徽，杜普先生自然选择的是用精致的、大红火焰颜色的红色系郁金香图形来装饰自己的盾牌。他的郁金香图形议员印章在他批准的上百封官方文件中留下了红色的郁金香蜡印。当他为这个城市操劳了一天，终于回到家中之后，迎接他的是一幅郁金香为主题的画作，画的是一朵最上等的司令，据说，这幅画就装饰在他王子运河边豪宅大门的名牌上。
当时，年轻的杜普博士（他改姓的时候还不到30岁）就已经居于高位。后来他又成了伦勃朗的朋友，并且还是伦勃朗的名作《杜普教授的解剖课》中的人物。画中的杜普是一位杰出的医生，又高又痩，蓄着唇鬓和胡须，正忙着解剖一个刚被行刑的罪犯。杜普先生当时的身份是一位植物学家，他极力宣扬茶的药用功效，并将其作为缓解疲乏和痉挛病等症状的良药。杜普还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曾4次当选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众所周知，这位坚定的加尔文教徒尤其鄙视荷兰传统婚礼上的醉酒狂欢，于是他发起了一项让人们至今还会偶尔谈起的立法，即《1655年禁奢令》，其中规定婚宴宾客人数不得超过50名，婚宴持续时间不得超过两天。
杜普博士会厌恶酒馆团体的过度饮酒当然毫不令人意外。他1652年从医师行业协会退休时，向他的老同事们赠送了一个银质的酒杯。杯子的形状是一朵郁金香，花茎上还趴着一只蜥蜴。杜普希望他们在以后的协会宴席上，能用这只杯子做最后的祝酒。私下里，他直到晚年都是一名鉴赏家。而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1637年之后，尼古拉斯·杜普不愿人们将他和这种著名的、他用来作姓氏的鲜花联系在一起。他在王子运河边的豪宅大门上的郁金香205标识被撤下了，盾型紋章也被放置在不那么显眼的地方。杜普博士为郁金香狂热的荒唐无度感到惭愧。
和杜普博士有同感的人并不在少数。接替克劳修斯在莱顿的职位的阿多夫·福斯蒂斯（Adolphus Vorstius)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他的植物园中每周教授两堂植物学课程。福斯蒂斯教授厌恶商人们对球根的歇斯底里和露骨贪婪，所以他和助手骑马出门时，只要发现球根，他就要把它毁掉。即使是那些没有加入郁金香狂热的人也多少继承了鉴赏家们对花商的恶评。在狂热的最后阶段，很多普通人开始嘲弄地称酒馆团体中的花商为“呆子”（kappists）。这是一种相当严重的蔑称了，对于黄金时代的荷兰人来说，这个词让人想到的就是带着小丑帽子的傻瓜。
并非所有对郁金香狂热的批判都停留在笑话和羞辱上。荷兰社会中一些更具有宗教性质的团体则釆取了更严厉的态度，指责球根商人将基督教义中的慈善和谦卑抛诸脑后。即使是在郁金香市场彻底崩溃之前，就有不少激烈的反对者把自己对球根交易的批判印刷出版。他们采取的主要形式就是小册子。从1636年12月起，整个荷兰省泛滥着各种关于郁金香狂热的册子。
这些作品的内容大多是对郁金香狂热的粗俗不堪的嘲讽，无一例外的都以罗马女神弗洛拉为主角。她一向被视为最放纵的天神。传说弗洛拉是罗马时代早期一个声名狼藉的交际花，但是她靠这种不道德的营生积攒了大量财富，在她去世时，这笔钱财就留给了罗马。罗马人为了感谢她，就把她奉为神灵崇拜。从此她便成了花之女神，也是妓女们的守护者。荷兰人的小册子里喜欢拿这个罗马妓女和珍贵的郁金香作比。在狂热高峰时期，这种小册子的传播速度极快。作者警告他的读者们，弗洛拉总是把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而她的价格不断地上涨，以至于没有一个人承担得起长久拥有她的开销。尽管她的每一个爱人都比上一个更富有、更大方，但弗洛拉总是有更荒淫的要求要他们来满足，这样才能证明对她的忠诚。即便是她已经升入拉丁神殿、嫁给了泽费罗斯风神，依然难改旧习，没多久就背叛了她的丈夫，与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打情骂俏去了。
无信的伴侣、贪婪的情人——在小册子作者的眼中，荷兰省的球根交易商们就是弗洛拉石榴裙下拜倒的最新一批傻瓜，为了妓女之神抛家舍业，最终换来的只是她无情的背叛。很多小册子的题目都暗示了花商们的财务困境，比如《花神的病榻》；也有更直白一些的，如《花园中的妓女倒下了》和《恶毒女神弗洛拉》。其他还有一些小说化的作品，比如交易者发现自己被异教偶像迷惑以致陷入困境后的抱怨。有一个题材就是，一个织工气愤地指责花神如何色诱他。另一个题目为《异教和土耳其郁金香球根的罪名》的文章中写道，花神和其他精灵判定郁金香和其他一些花草都必须回到创世时设计好的地方，否则痛苦和疾病以及恶劣天气就将降临世上。所有作品的基调是尖刻和充满敌意的，指责许诺了一切的女神最后却让傻得相信她的人一无所有。
随着小册子上嘲讽诗句的流行，漫画作品也开始涌现。最初一些值得记住的艺术作品，对郁金香狂热的描写都是入木三分的，显示了对狂热过后失去一切的花商的嘲讽。有一副彼得·诺尔普（Pieter Nolpe)的画作[这幅作品后来还被一个叫科内利斯·丹克特斯（Comelis Danckerts)的艺术家改编成了铜版画]，题目很拗口，叫作《花神的傻瓜的小帽，或1637年一个傻瓜孵出另一个傻瓜的奇特景象，无聊的有钱人失去了财产，聪明人失去了理智》。诺尔普的作品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球根交易者聚集在一个酒馆里，酒馆门口有一个巨大的小丑帽形状的招牌，上面写着酒馆的名字“愚蠢的球根”。而酒馆门口，还有两个人在打架。画作最显著位置是一个人提着一篮、还推着一车已经一文不值的球根去扔到粪堆上；旁边有三个花农在看着，而他们后面则是《圣经》中的魔王别西卜举着钓竿，等着毫无价值的郁金香交易合同上钩。在他右手边，撒旦手里拿着一个沙漏，显示郁金香交易的时间已经快走到尽头了。画的背景是一座废弃的房子，花神骑在一头驴上经过，示意不远处愤怒的人群不要靠近。画作下面的解释说明文字是：“花神因为她淫荡的恶行而被驱逐了。”
类似的对于球根交易过度的尖锐攻击到几年之后还时有出现，所以这些艺术作品就支持了郁金香狂热对于那些没有真正加入交易的人也有巨大影响的观点。在1640年，克里斯，范，德帕斯（也就是20年前，为郁金香做画册《植物花卉》从而推动了郁金香风尚的那个人）创作了一幅著名的插画，名为《花神和傻瓜》。画中的花神是一位健康的年轻姑娘，穿着领口开得很低的连衣裙，坐在一辆装饰华丽的沙滩艇上，里面坐满了喧闹畅饮的戴着小丑帽子的傻瓜。这些有讽刺意味的形象都带着自己的标签，比如“空想”“醉鬼”和“囤积货物”。画中的沙滩艇正穿过哈勒姆城外的沙滩，艇上还挂着狂热期间当地一些作为主要集会地点的酒馆的招牌，比如“白衬衫”“小母鸡”及另外四五家酒馆。一只猿猴爬上桅杆，在花商们头顶上方便。花神坐在船尾，手里拿着一捧曾经最抢手的郁金香：左手是博尔将军、范·霍伦司令和必不可少的“永远的奥古斯都”；右手是豪达和珍贵的总督，眼睛则看向车轮下碾压过的沙石。这个奇特的组合直直地向着海中驶去，后面还有成群的想要成为花商的人紧追不舍，急于加入通往毁灭的短暂冲刺。这些人都是织工，而且因为跑得太急，把老本行的工具都扔到地上踩坏了。在这幅作品的四个角上，画家还画了四幅小插图。一个是球根种植者亨里克·波特贝克在豪达的著名的花园，其他三个都是哈勒姆和霍伦的酒馆交易场景。画面中间的核心——快速移动的沙滩艇是一个强有力的暗喻，预示了风中的交易必将走向灭亡。
范·德帕斯创作《花神和傻瓜》的同一年，一位更年轻的画家小扬·布罗海尔（Jan Brueghel)也创作了一幅宏大的作品，名为《郁金香狂热的寓言》。布罗海尔是黄金时代涌现的以花朵为创作主题的最有影响力的画家之一。尽管有些当代评论家认为的他的画风有一些僵硬，但他画的花朵总是鲜艳明快，尤其是微小细节的处理，比如叶子上爬行的小昆虫，仿佛给画中的鲜花也賦予了生命。《郁金香狂热的寓言》是一幅格外生动的作品，内容非常丰富，像克鲁克香克和吉尔雷的卡通一样充满各种插曲。画家描画了二十多个类人猿花商在进行球根交易中的各种仪式。一个花商指着一片盛开的郁金香；另一个一手捧着郁金香，另一手则拿着一袋钱；在他们后面，是一群猴子正在为谁应该为现在一文不值的郁金香付钱而打作一团，还有一个年轻的投机者被抬进他的坟墓。在画面的右边，一对猿猴在分享花商的传统宴席，而另一个则因为拖延债务，被拉到地方官面前受审。在另一个角落，一个尤为不满的猴子正在对着一花圃的郁金香球根撒尿。
这些羞辱性的讽剌无疑产生了巨大的效应。100年之后，郁金香狂热仍然是所有荷兰人精神上一碰即疼的新鲜伤口。多亏了黄金时代大量的小册子作者和漫画家，球根可以卖出高价的想法在今天看来完全是可笑的。无论如何，关于狂热的小册子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其物质价值，这种东西使用寿命短，用劣质的木刻印版在劣质的纸上印刷，只为快捷和便宜。印好的册子就由小贩们随便沿街兜售，不过几个荷兰币一份；小册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促使它产生的原因。只有少数人是纯粹为了娱乐目的而创作这些小册子的。在荷兰共和国，识字率是较高的。对于阿德里安·罗曼这样的哈勒姆政府印刷机构来说，印刷小册子是一种成功且有利可图的副业。出版一般的市井民谣，一般可以卖出1000 ~ 1250册，而罗曼出版的《讲真话和贪婪鬼的三次对话》是当时的畅销书，多次重印，读者数量可能达到15000人。
大多数人出版小册子的目的当然还是专门为了影响民意。这一类小册子通常是由缺乏文采的有钱人出钱找人代笔创作的。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表达出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所以他们花钱雇佣写手来把他们的看法转化为诗.句，然后再由出版商出版，以达到散播观点的目的。这些作品实际的作者，比如史蒂芬·范·德·拉斯特（Stephen van der Lust)，是哈勒姆的专业剧作家，他写了4本关于狂热的小册子。另一个扬·泽特（Jan Soet)，是一个笔风犀利的讽剌作家，他也写了两本小册子。像他们这样的作家，一般都是出身清贫，靠写诗写剧本，在酒馆里向听众宣读为生；相反，他们背后的资助者则多为执政者和有权势的贵族。
这样看来，1637年春天在荷兰共和国出版的很多小册子都是具有宗教启发性的作品。暗中出资出版这些册子的贵族们认为球根交易违反了教义而且是不道德的。他们借此谴责那些为了贪图暴利而被卷入狂热的商人。另有一小部分小册子似乎旨在为老牌种植者和鉴赏家们正名，认为他们也和最严厉的狂热批判者一样为这疯狂的景象所震惊。这类的作品一般选择叙述性和辩解式的题目，比如《关于鉴赏家的新歌：他们不去酒馆，应当把他们与花商区别开来》。这类小册子试图说明郁金香爱好者和狂热的发生没有关系，他们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总体看来，对那些对球根交易充满恐惧和厌恶之情的人来说，他们的这种辩解听起来比较空洞。而且不由你不信，越是尖酸刻薄的讽剌作品，销量往往越大。
随着联省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极尽所能地挖苦那些因为郁金香狂热而失去一切的人，共和国的政府则开始慢慢着手处理问题，以挽救这次金融灾难。
第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数以千计的巨额郁金香交易合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大部分协议将做无效处理。几乎在所有案例中，原本的买家都失去了购买的意愿，更重要的是，失去了购买的能力。但是将合同作废的前提是依照种植者建议的条件——也就是支付原售价的10%，还是按照花商希望的那样（一分钱都不付），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在通常情况下，应当由每个发生狂热的城镇的执政者来判定适用哪一方的建议，或是提出他们自己的判定意见。但就这些相关城镇的实际情况来说，情况往往过于复杂，远远超出了管理者解决的能力。
在我们最熟悉的哈勒姆，市议会在短短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连续出台了三部法案，每个法案里提出的解决花商之间纠纷的办法都各不相同。第一个法案是在3月7日颁布的，宣布凡属于本市管辖的、在前一年10月以后的合同全部无效，买家不需要给卖家任何补偿。不到5周之后，第二个法案又公布生效，实际上推翻了前一个法案。这一次，议员们的决议是，凡是在酒馆和饭馆里达成协议的买卖，买方仍有义务向卖方支付费用（但是议员们没能解答数以千计的名义上已经破产的花商该去哪里筹钱）。这第二个法案颁布后不到一周，哈勒姆的执政者们再次改变了主意。这次他们干脆不再提供解决方案，直接撒手不管了，新法案建议所有纠纷当事人到上一级协调机关，也就是位于海牙的荷兰省议会解决争议；同时他们还建议纠纷双方参考采用2月23日种植者大会上提出的折中建议。
这种犹豫不定绝不是哈勒姆政府的一贯风格，而且他们的朝令夕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利益各方组成的游说团体轮番轰炸的结果：种植者要求行使他们的权利，收取全额价款；花商们则乞求免除债务。整个1637年的春天，议员们无穷无尽地争论探讨这个问题，郁金香交易各方都企图说服议员采用对自己有利的解决方案。议员们对这个状况也是不胜其烦，这从他们3月17日颁布的法令上就可以看出：该法令禁止印刷和销售以狂热为题材的有煽动性内容的小册子，并且要求书商和印厂上交此类作品的库存集中焚毁。议员们决定把这个问题推给上级机构解决，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想出一个让所有人满意的万全之策了。
类似的抗议行动在其他地方可能也发生了，所以包括哈勒姆在内的一些城市联合向荷兰省政府请愿，希望省政府能够找出一个让花商和种植者的损失都最小化的解决办法。到3月中旬，霍伦市的市长通知他们在海牙的代表，要尽一切可能加快解决办法的出台。但是省政府像各市的执政者们一样，很快意识到郁金香狂热是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问题，需要慎重考虑。而且省政府缺乏第一手资料作为提出解决办法的基础。以哈勒姆为例，1636 ~ 1637年，54个执政者中，仅有两人介入了郁金香狂热，更是没有一人亲自介入球根交易。一些城市提交的关于事件情况的只言片语的总结，根本无法给在海牙的官员们提供足够的信息。因此省政府也倾向于由省最高司法机关——荷兰省法院来裁决。补充调查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裁决做出前，官员们又去各忙各的了。
3月中到4月底这一个多月的等待，对于所有卷入狂热之中的花商和种植者而言都是煎熬。几个星期以前价值不菲的郁金香此时正处在盛放之季，鲜艳的色彩让联省遍地单调枯黄的土地都靓丽了起来。然而数以百计的花商们却被对破产的恐惧折磨着，还有成千上万悬而未决的买卖合同，涉及金额超过百万荷兰盾。
对于那些陷入狂热的人而言，他们最担忧的无疑是如何度过这次财政灾难。同时，他们也对市场为何突然崩溃充满疑问。当然，几乎没人愿意承认他们自己就是造成现在困境的推动力之一。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是受害者，而像任何地方的受害者一样，他们为自己找各种理由开脱。
很多人选择相信球根热其实是一种诈骗。有人甚至极端地猜想自己是被花商同行或是拍卖师欺骗了。另有一小群人坚信，郁金香交易本身就是个阴谋。一位匿名作者称，整个郁金香交易市场是被一个由二三十个最富有的种植者和交易者组成的阴谋团体控制的，他们恶意操纵价格以从中牟利。但是作者却无法解释，这个团体如何能同时协调控制全国十几个被狂热感染的城市的郁金香市场。
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对狂热的指责。上面那个怀疑有阴谋团体的作者同时还提出郁金香交易的荒唐过度是破产者、犹太人和门诺派教徒操纵的结果。这三个群体是荷兰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因此也是最方便拿来当替罪羊的。破产者被认为是没有坚持量入为出这一神圣的荷兰准则，而且被迫为他们的罪行负责，所以想要伺机报复。犹太人在荷兰得到的对待比在德国或法国好一些，但是依然习惯性地被与高利贷或其他不正当牟利行为联系在一起，而且长久以来被禁止与本地人自由融合，犹太男子与当地荷兰女人对话都会被阻止，犹太人若雇佣基督徒为仆人则是违反法律的。门诺派教徒也是同样的弱势群体。他们从着装上很容易被辨识（通常是一身黑的长外衣和宽松的裤子），他们属于再洗礼教派，反对婴儿受洗礼。而笃信正统东正教派的荷兰人则认为婴儿受洗不仅是道德上的义务，也是在当时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采取的必要措施。此外，门诺派教徒还是和平主义者，他们拒绝随身携带武器。由于当时联省还处于与西班牙交战的状态，这点也成了门诺派教徒不受欢迎的原因。
以上这些谴责都经不住仔细推敲。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有除了花商本身之外的任何团体推动或影响了球根热的整个过程。确实有一些门诺派教徒也加入了交易的大潮。一个叫雅克·德·克勒齐（Jacques de Clercq)216的商人，曾经在波罗的海和巴西做生意。他在1635年冬天就已经在买卖400荷兰盾左右的球根了。但是很多教派的成员对郁金香交易都是持批评意见的，而且劝阻那些进行交易的人尽早停止。类似的，联省的犹太人人数很少，有记录表明的，唯一确实参与了郁金香交易的，就是著名的葡萄牙种植者弗朗西斯科·达·科斯塔。而他的名声一向很好。至于破产者，就更没有任何记录证明他们与郁金香狂热有半点关系。
大概只有极少数的花商会相信这种阴谋论。但是有不少人确实怀疑个别交易者有人为哄抬市价的行为以牟取暴利。通过举办假拍卖的方式垄断价格是个由来已久的惯用伎俩。一些狡猾的商人会通过假拍卖的形式，把自己的球根“出售”给同伙，为的是把高价记录在案，以刺激别人以这样虚高的价格购买球根。
还有很多花商把责任推给种植者，指责有些种植者囤积球根，或是在出售时许诺第二年会以更高的价格回购球根。还有的种植者被指责销售时以次充好。一个阿姆斯特丹的种植者就被怀疑有这类的欺诈行为。他为了避免郁金香开出花来暴露自己的骗局，会先用针把球根里面破坏掉，让球根根本不能发芽。最后他的行为还是暴露了，因为一个愤怒的购买者仔细检查了自己的球根，并且发现了球根表面细小的针眼。
不可否认这些行为都是存在的，但是这类事件都是偶有出现，肯定没有达到能够实质性地影响球根价格的地步。事实上，完全没有必要捏造什么复杂的阴谋论来解释球根热的荒唐过度。考虑到当时的需求和有限供给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些贪婪的、没有经验的花商就是把郁金香交易激发成郁金香狂热的最主要原因。
在4月的最后一周，荷兰法院最终给出了解决郁金香狂热的意见书。此时距阿姆斯特丹种植者大会提出他们的解决建议已经过去了八周；距花卉交易在全省范围内的崩溃已经过去了三个月。但是，当博学的法官们最终做出决定之后，他们仍然不得不先承认，即便是他们也没有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引发了球根热，又是什么让它彻底失控。
不过荷兰省法院的法官们十分确定的一件事是：他们希望尽可能地不插手狂热引发的这些纠缠不清的棘手问题。所以，他们建议存在争议的买卖双方，即花商和种植者，应当回到自己所在的城镇，在当地解决纠纷。法院还建议，城市的管理者应当开始收集关于郁金香交易的具体信息。只有当他们足够了解发生的事情之后，他们才有可能开始着手判定纠纷。在收集必要信息的这段时间，所有购买球根的合同应当视为暂缓执行。若有个别案例无法在地方解决，可以再提交至海牙，但是暗示这是一种机会渺茫的救济方式。法院的判决非常明确：每个城市的问题，应当由每个城市自己解决。
法院意见书的最后还给出了一些明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荷兰省政府在执行法院的建议上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到4月27日，即法院提出法律意见两天后，各地在海牙的代表也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综合了法院提出的关于解决办法的建议，并且使之对各城市都有约束力。就这一决议的说明信以最快的方式送到了全省各城。因此，到4月29日，每个受狂热影响的城市的市长都收到了指导他们如何解决摆在面前的上百起争议的办法。
荷兰省法院的判决书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求在对郁金香狂热进行彻底的调查之前，所有买卖合同都要中止，但这个建议是暂时的，事实上，法院也认可，一旦获得足够的信息，各地政府就可以决定是否强制执行已经签订的买卖合同。意见书中还说，如果判定应当履行，还应当允许卖家追究买家延迟支付的责任。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被卷入郁金香狂热的这些城市一直没能像法院要求的那样收集到足够的信息，而海牙也没有再采取任何后续措施。荷219兰省的执政者们为自己不用接管这个烫手的山芋而暗自欢喜。一个本来打算作为暂缓之计的措施，最后反而成为清算狂热的根本办法。
对花商而言这是个好消息。大多数城市中，执行荷兰省决议的措施就是命令当地法官或地方官对狂热相关的事管得越少越好。比如在哈勒姆，管理城市的执政者们指示律师和公证员不得再向郁金香交易者颁发许可状；连接受抗议和送达传票的信使也被指示不要接收与球根热相关的任何文件。在豪达和三个弗里斯兰省城市——恩克赫伊森、梅登布利克和霍伦的管理者也向下属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那些认为自己除了拖延抵债没有任何其他路可走的花商，现在可以无所畏惧、名正言顺地拖延了。成百上千的手工业者里，有一半人以为自己难逃破产的命运了，现在凭着这个对他们有利的政策，又有了喘息的机会。还有一些卷入郁金香狂热的人，本来算得上是富人，有能力支付自己的债务，这其中就包括那个花了7000荷兰盾购买亨里克斯·蒙廷的球根的阿尔克马尔人。他提议支付700荷兰盾的罚金然后取消合同，并且将球根退还给卖家。但是，如哈勒姆的律师阿德里安·范·博斯维尔特(Adriaen van Bosvelt)观察到的，诚实守信的花商几乎一个不存在。范*博斯维尔特写道：整个荷兰省里有大批的人不愿支付罚金。即使那些提议部分清偿债务的人都不愿前来支付理应付给种植者的10%的罚金。仅有的一些愿意赔偿的人，只愿意支付1%、2%、3%、4%，最多5%的费用。
对郁金香交易的一律禁止很快达到了理想的效果。种植者和花商们不得不自行和解，执政者们则不必再被狂热的后遗症烦扰。但是即便是如此，纠纷的彻底解决还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据我们所知，在哈勒姆，各种清算过程甚至拖到了1938年之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一些郁金香交易者不愿依照荷兰省法院的建议解决纠纷。而且在哈雷姆以外的其他城市，情况恐怕也是如此。
在这次事件中，很多被卷入狂热的人是按执政者们希望的那样自行寻找解决之道的。不少协议即便是没有达到各方赞同，也起码是协商终止了。在阿尔克马尔，所有的郁金香合同实际上都被视为无效了。种植者们为了尽量挽回自己的损失，把成千上万根本没有出土售卖的球根都储存起来了（不难想象，已经没有什么人再有兴趣购买球根了，但是还是有少数很稀有的品种仍然以不低的价格出售给了鉴赏家）。那个倒霉的哈勒姆染工雅各布·德·布洛克就被要求兑现他为格特伊特·舒特做的担保，全价支付已经不可能再转卖出去的一磅斯维策郁金香，所以他把球根拿到阿姆斯特丹，盼望能在那里把球根处理掉。
也有一些人下定决心要为找回失落的财富而战。最走运的是那些在阿姆斯特丹酒馆里做交易的人。阿姆斯特丹是唯一允许就郁金香相关案件到法院起诉的城市。几周之内，就有不少种植者利用了这种有利的情势，把以前的买主都告上了法庭。
最活跃的诉讼当事人中，有一个叫亚伯拉罕·德·戈耶尔的。他出生自一个古老的执政者家族，他本人是个种植者，至少有两个花园，一个在阿姆斯特丹城外雷居里门(regulierspport)附近的辛格尔（cingel)，另一个在城墙边上的沃尔帕茨（walepadt）。6月10日他起诉要求亚布拉罕·瓦赫特敦克（Abraham Wachtendonck)支付前一年秋天购买4个晚花型布莱波奇（Late Bleyenburch)球根和一磅奥德内的950荷兰盾欠款。第二天，德'戈耶尔又对利贝尔·范·阿克塞尔（Lieber van Acxel)提起诉讼，要求他按照双方10月1日达成的协议支付货款。两人的协议内容是，范·阿克塞尔愿意支付1100荷兰盾购买一个“最好的尤雷”（De Beste Juri)子球和一个“棕紫郁金香”，另外还愿意支付750荷兰盾购买一个“紫白范·奎克尔”（Purperen WitvanQuaeckel)球根（它属于老科内利斯，奎克尔培育的紫色系品种）。为了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德·戈耶尔请一个叫B. J.弗比克（B. J. Verbeeck)的公证员到他在沃尔帕茨的花园里，在他的公证下，出土了两个球根，并确认每个球根上都发育出了两个子球。德·戈耶尔似乎对与另一个买主之间可能发生的纠纷也早有预料，这次涉及的球根是种植在一个叫威廉·威廉森(Willem Willemsz.)的人的花园里。德·戈耶尔出土这个利夫肯司令的时候，也要求弗比克在旁进行公证，以确认球根上长出了一个子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