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一些在阿姆斯特丹有生意的种植者也都利用这个机会主张自己的权利。一个叫汉斯·贝尔特（Hans Baert)的哈勒姆卖家就要求他的阿姆斯特丹买家亨德里克·范·贝戈姆（Hendrick van Bergom)为他所购买的2000分的格鲁特·格普马塞尔德（Groote Gepumaseerde)支付140荷兰盾。曾经苦口婆心劝说帕卢斯·德·霍格购买自己球根的扬·阿德莫里尔在德·霍格无法付款后立刻变了脸色，并向自己的律师咨询。另一个哈勒姆人威廉·舍瑙要求弗朗索瓦·科斯特支付6000荷兰盾的欠款。倒霉的科斯特是在2月3日购买了大量“破布”和一些单件货时欠下的这笔债务，具体内容如下：
4磅斯维策郁金香
6000荷兰盾
2000分马克森（Maxen)
400荷兰盾
1000分波斯梅克（Porsmaeckers)
250荷兰盾
总计6650荷兰盾
并不是所有花商对于禁止就郁金香交易的纠纷提起诉讼这条规定都欣然接受，尤其是在哈勒姆这样的城市，不少花商找各种借口、搞各种伪装也要到法院解决。在1637年11月就有这样一个案子：一个叫彼得·卡卢瓦尔特(Pieter Caluwaert)的当地种植者，故意等到球根不得不下种的最后时节，把1磅白皇冠、2磅斯维策、5个奥德内和3个马克森球根送到了雅克·德·克勒齐的家中。这是德·克勒齐在将近一年之前答应购买的，后来就一直在躲避卖家——同时也是他以前的同行。所以卡卢瓦尔特开始提起诉讼，理由是德·克勒齐拒收货物。
总之，即使是在阿姆斯特丹，也只有极少一部分郁金香案例能够有机会在法庭上解决。原因非常简单：花商们已经破产，打贏了官司也拿不到钱。德*戈耶尔、阿德莫里尔和贝尔特起诉的都是富有的买主，能够付得起欠款。而大部分深陷在狂热里的花商则没有什么钱，所以把他们拽到法庭里也没有意义。
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接受赔钱的现实。他们拒绝废止过去的郁金香交易合同。在1638年1月，也就是价格暴跌1年之后，还有成百上千的纠纷没有解决。这些纠纷通常都是具有破坏性的，不但让亲人朋友反目成仇，而且就像一条丑恶的伤疤，时刻提醒人们郁金香狂热时的荒唐过度，而这恰恰是荷兰人最迫切想要忘记的噩梦。如果当地政府不釆取进一步措施，这些纠纷将永远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所以到1月30日，哈勒姆当地政府组建了一个仲裁委员会来审议未解决的案件。此类专家组在整个联省一直都有，仲裁员通常被称为“朋友制造者”，而且就像威廉·布里尔顿爵士在他1634年游历荷兰省时发现的那样：在大多数荷兰城市里都可以发现仲裁员，这些人的当选主要是因为他们正直诚信和通情达理。布里尔顿还发现，朋友制造者“有权力要求询问与案件有关的任何人；他们以友善的方式调解和仲裁，并且处置和解决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另一大好处就是，不同于传统的法院判决，仲裁是完全免费的。
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类似的仲裁庭审理的一些案件的记录留存了下来，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朋友制造者是如何决断的。有一个案子，争议双方分别是扬·阿德莫里尔和威廉莫斯·蒂博尔留斯（Wilhelmus Tyberius；)。后者是阿尔克马尔一所拉丁语学校的校长。仲裁员判定阿德莫里尔支付蒂博尔留斯375荷兰盾以达成和解，但是仲裁决议的条款是比较公正宽缓的，给了阿德莫里尔10个月的时间筹措欠款，然后纠纷到此为止。
起初，哈勒姆的市长们给朋友制造者的权力很有限，只能解决最突出的郁金香案例。而新成立的专家组有5名成员，每周集会两次，可以传唤任何不愿蹚浑水的证人到场询问。但是仲裁结果却没有约束力。而且很多敌对的花商也不愿接受仲裁机构建议的妥协方案。从留存下来的证据来看，仲裁团在解决哈勒姆积存的争端上没有太大进展。
直到1638年5月，城市里的执政者们才终于决定彻底解决他们面前的难题。这也是种植者大会决议流产后18个月以来第一次有针对解决争议的明确的指导文件出台。市议会判定，买主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但需要支付合同规定原始价款的3.5%作为补偿。买卖合同终止后，球根的所有权回归种植者。这项建议是截至此时最可能实现也最可以执行的和解方案，同时议会还判定自此以后仲裁员的仲裁决议对所有案件都是有约束力的。
这个折中办法的出台意味着即使是身背几千荷兰盾债务的花商也可以只付100荷兰盾甚至更少的罚金，这个数目是最贫穷的荷兰人也能够通过分期付款还清的。同时，虽然这个解决方案在本质上对种植者不甚公平，但是至少保证他们可以获得最低限度的支付，基本上可以抵消他们的成本，所以他们与狂热爆发之前的水平相比，也只是亏了一点。
郁金香狂热于是就这么结束了。正如荷兰省法院所希望的，通过强行和解，避免了昂贵的诉讼活动。事实上狂热不过是穷人和野心家们的一次疯狂，根本没有像流行理论鼓吹的那样给荷兰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它的出现也没有引发后续的经济衰退，而且那些在狂热中为清偿债务挣扎求生的花商，比起狂热之前也未见得更贫穷了多少。他们纸面上的亏损和盈利基本持平，即便是最富有的花商也没有因为拖延债务而被正式追究责任。
事实上，到此为止，最令人震惊的其实是那些提交到省市法务官面前的案件却没有留下任何著名的庭审或判决、定罪的记录。这说明种植者和他们的买家们无一例外地还是要通过庭外和解来了结纠纷。即便是在阿姆斯特丹，与狂热相关的债务清偿实际上也只是花商之间和解和妥协的过程。
最后一个由球根热引发的案件是在1639年1月24日开庭的，此时几乎已经是价格崩溃的两年之后了。一个叫布鲁伊恩·登·杜波尔登（Bruyn den Dubbelden)的种植者要求阿尔克马尔的买家扬·科沃尔（JanKorver)支付2100荷兰盾的货款，因为他们曾承诺购买800荷兰盾一226磅的“黄王冠”和1300荷兰盾2磅斯维策。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判决记录。可以推断杜波尔登如其他种植者一样，会被迫接受3.5%的赔偿金，然后一个价值哈勒姆普通手工业者7年工资的天价合同，靠73荷兰盾10荷兰币协商解除了。
即便到此时，极小一部分案件因为无可追究的历史问题而依然无法解决。不走运的画家扬·范·戈延就是仍然在为投入球根交易而饱受折磨的倒霉鬼之一。他此后的一生都在被债主讨债。市长范·拉文斯泰恩从未停止要求倒霉的画家全额支付自己所欠的货款，尽管范·戈延如约交付了自己的画作，但是他几乎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到了郁金香上，所以郁金香价格暴跌后，他再也无力回本。整整三年的时间里，画家一直专注于球根市场，几乎没有什么创作，而现在，他不得不重拾画笔谋生。
养活一家人的压力让范·戈延几乎无力还清他拖欠范·拉文斯泰恩的所有债务，直到1641年市长去世之时也没有还清。范·拉文斯泰恩的继承人们继续向范·戈延催债。范*戈延一直挣扎在破产的边缘，至少有两次都是因为急于用钱，而不得不仓促拍卖自己的作品。
范·戈延是1656年去世的，也就是那场毁了他一生的球根热覆灭20年之后。他到去世时都是资不抵债的状况，留下了897荷兰盾的欠款和一大批优秀的风景画作品。要是他当初在郁金香贸易中赚了大钱的话，这些作品可能根本不会被创作出来。
范·戈延也是为人们所知的最后一个郁金香狂热受害者。
14、郁金香国王的宫廷
1639年初，关于郁金香狂热的资产清算进入了尾声。很多荷兰人从此对郁金香产生了一种轻微的厌恶。然而这个插曲并没有阻止那些真正富有的收藏家对稀有品种的热情。在此之后的100多年里，他们仍然愿意为了一个球根一掷千金。在联省，人们对郁金香的热情渐渐淡去了，此时已经不可能靠倒卖花卉迅速地赚钱了。
但是，郁金香狂热并非从此就绝迹了。就像黑死病这种奇怪的疾病一样，它可能爆发一阵，然后表面上好像结束了，但事实上它只是进入了休眠期。可能几十年后，在另一个地方，就又会卷土重来，剧烈程度甚至不逊于以往。
狂热的这次重生就发生在奥斯曼帝国。在17世纪上半叶，郁金香在土耳其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光辉。大概1595年前后，新苏丹穆罕默德三世（Mehmed Ⅲ)即位。他是一位沉迷于女色而非花草的君主，更愿意把精力花在229与后宫佳丽共度春宵上。继他之后的几位君王，先是极其厌恶女人的穆斯塔法一世（Mustafa Ⅰ)，他下台以后，被他的敌人关在了地牢里，并且安排了两名女奴每天裸体相伴作为对他的惩罚。后来有倒霉的奥斯曼二世（Qsman Ⅱ)，他的结局也非常凄惨，据说是被他自己的士兵捏爆睾丸而死。总体来说，历任君王不是无能就是残暴，鲜有兴趣关照他们在恩赐之地里的花园。
直到穆罕默德四世（MehmedI V)即位，奥斯曼帝国才又重新建立起稳定的局面。他在位的时间是1647 ~ 1687年。尽管他的父亲——疯王易卜拉欣（Ibrahim the Mad)(这个行为放荡的国王曾为了能遴选新欢而下令将自己后宫已有的280名妃子全部淹死）也是著名的郁金香爱好者，但是穆罕默德才算得上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个对园艺全身心投入的国王。穆罕默德是第一个在第四庭院全部种植郁金香的国王，他让郁金香在今后的一个世纪里都能在这里繁盛绽开。他还是第一个颁布法令要求所有郁金香的新品种必须经过注册和分类的君主。为了监督这个过程，苏丹组建了一个正式的花卉专家委员会来专门评定新品种，记录他们的特点并且为最珍贵无瑕的品种定名。他们选取的都是为土耳其人所热爱的具有诗意的名字，比如“石榴长矛”和“风姿绰约的女人”。这个委员会在穆罕默德去世后仍然继续存在，并且在之后的100年里一直负责鉴定郁金香新品种。
不幸的是，穆罕默德的帝国可比他的花园难打理得多。在他执政末期，在巴尔干半岛出现的一系列军事祸患，严重削弱了他的统治。同样糟糕的是，伊斯坦布尔的面包价格上涨为原来的四倍，导致首都动荡不安。到1687年底，这位苏丹被自己的大臣们密谋罢免，并由一个比他愿意受摆布的异母兄弟取而代之。
在整个17世纪，土耳其人像是被诅咒了一样总是遇到疯狂的或恶劣的足以导致奥斯曼帝国覆灭的苏丹，原因就在于苏莱曼大帝之后，伊斯坦布尔的情况发生了改变。土耳其皇族不再依靠古老的方式决定帝王之位的传承，他们曾经的活力也渐渐消散了。在巴耶济德时代之后，科索沃地区的胜利者——伊斯兰教的君主之位的继承变成了谁有本事抢到就归谁。前有巴耶济德的血腥例证，新苏丹们更是为了争夺地位不惜屠杀自己所有的兄弟以避免他们觊觎自己的皇位。在征服者穆罕默德之后，这个致命的传统实际上被编入了法典，所以在1597年穆罕默德三世即位之后，有不下19名兄弟被用丝巾绞死。这其中甚至有还在襁褓中的婴儿，他们被处死之前，先要受割礼，以确保死后能够进天堂。正是这种残忍至极的制度造就了一系列果决无畏的苏丹，他们同时也以冷酷无情而闻名。然而到了1607年，当时在位的艾哈迈德一世（Ahmed I)实在无法任由一个自己深爱的孩子谋杀其他自己同样深爱的孩子，于是他决定修改这一法定许可谋杀兄弟的旧政策，将其改变为允许苏丹将其不需要的兄弟囚禁在后宫里的一小片区域中，这个地方被称为“鸟笼”
鸟笼其实是第四庭院里靠西边的一栋套房，那里能够勉强看到无花果树林、奥斯曼天堂花园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景色。套房里只有宦官和一些无生育能力的妾侍陪同，不受宠的王子们在这里的生活并不美好，除了一成不变的无聊之外，还有对可能依然躲不过的死刑的恐惧与忐忑。当一个奥斯曼统治者去世后，他的长子就可以离开自己一直生活的牢笼，继承王位。而其他的皇室血脉则依然只能继续他们平淡绝望的生活，靠仅有的一些许可他们进行的活计来打发时间，比如刺绣或是制作象牙戒指。
到18世纪初，王位传给了穆罕默德四世的儿子艾哈迈德三世（Ahmed Ⅲ)。他人生的前29年都是生活在鸟笼里。他即位之后，不仅成为继苏莱曼大帝之后最老练、最文雅的苏丹，更是历史上最狂热的郁金香爱好者。艾哈迈德对郁金香的喜爱是受他父王的启蒙。在漫长的牢笼生活时期，他经常站在大理石阳台上充满渴望地凝视着不远处奥斯曼帝国最美艳的花园。本来他是根本不被允许走进这个花园的，可是艾哈迈德现在当上了帝王，突然之间拥有了无限的资源来满足自己曾经的幻想。
哪怕是哈勒姆酒馆团体里最热切的交易者，也没有艾哈迈德对郁金香狂热。新苏丹简直是沉醉于这种花卉，以至于郁金香成了他长久的统治时期的最突出的特点。土耳其历史学家艾哈迈德·雷菲克（Ahmed Refik)将土耳其历史上的这一段时期命名为“郁金香时代”（laledevri)。从艾哈迈德三世即位的1703年起，郁金香狂热在伊斯坦布尔又一次爆发了，并且在土耳其首都持续了近30年。
事实上，这个郁金香的时代同时也是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的时代。无论是在非洲沿海地区，还是在战乱不断的巴尔干地区，土耳其在各地的势力都在逐渐衰落。1699年签订的《卡尔洛夫奇条约》将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都割让给了奥地利，不但让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扩张脚步停滞不前，还让帝国前线边界退回了离伊斯坦布尔只有几百英里的地方。成为郁金香时代标志之一的郁金香花卉节和它的盛况不过是苏丹的大臣们在作秀，为的就是转移人民对政治现实的注意力，也好让他们的君主能暂时逃避对这个衰落帝国的担忧。
公正地说，艾哈迈德不是一个只知道赏玩郁金香的统治者。他带领军队打败了俄国人，而且还是一个藏书家。他在位期间派遣了第一批土耳其使节到欧洲收集信息和知识。他还在托普卡匹皇宫外建立了艾哈迈德三世喷泉，这也是帝国首都最华丽、最为人们喜爱的建筑作品之一。无论如何，他统治的时期是一个即便在土耳其历史上也算得上非常独特的享乐主义至上的时代。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原本好战的土耳其人沉迷在数不胜数的节日庆典中。这些庆典都是由君王和大臣们主办的，有的庆典会持续几天甚至几周时间，人们尽情歌唱、大摆宴席。艾哈迈德的密友，也是宫廷诗人的奈迪姆写下的诗句可以作为这一时期通俗哲学最好的诠释：“欢笑吧，玩耍吧，让我们尽情享受世界上的一切美好。”
逃出了“鸟笼”的囚禁并不意味着自由，艾哈迈德不得不开始享受权力的囚禁。他发现作为帝王中的帝王也不是一点不便没有的。有一次艾哈迈德就抱怨说他的寝殿里有太多私人侍从，他不得不谴退了至少35个人，只留下三四个人之后才觉得换衣服不那么尴尬。当然，当苏丹也有当苏丹的好处。艾哈迈德为自己最喜欢的女儿办婚礼时，让宫廷糖果师用糖果搭建出了可食用的凉亭，每个都有18英尺高，婚礼客人坐在凉亭里就可以拿装饰的叶子吃。在其他一些场合，游客穿过花园，也可以随处看到杂耍表演、摔跤表演、侏儒以及奥斯曼帝国独有的人造树木(nahils)——高度约60英尺，是用蜡和金属丝做成的，树上挂满了镜子、花朵和珠宝。
最需要大肆庆祝的奥斯曼节日首先是苏丹继承人们受割礼的仪式。通常在仪式前一年甚至更早就要开始筹划，庆祝活动可能持续数周之久，活动的高潮就是将王子被割下的包皮放在金盘里呈现给王子的母亲。在1720年，艾哈迈德三世为他四个儿子受割礼以及两个女儿结婚而举办的234庆祝仪式总共持续了15个日夜。他不仅为每个小王子建造了44棵人造树，还组织了全国5000个土耳其男孩儿与他的王子同时受割礼。此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聚集了许多前来参加庆典的船只，船与船中间挂了绳索，还有驾车走、钢索的表演。后来国王的女儿都出嫁了，儿子也都受过割礼了，于是艾哈迈德和他的大臣们就把全部热情都投入到了在托普卡匹宫殿最深处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郁金香花卉节上。
郁金香花卉节在每年4月举办，因为此时正是郁金香盛开之时。节日定在满月的两个夜晚，届时，鲜花将被精心地展示出来。在第一个夜晚，苏丹会坐在花园中建造的凉亭里，听着树上悬挂的鸟舍里鸟儿的鸣叫，接受大臣的敬拜。而其他客人则可以在花圃间漫步赏花，但必须穿着能与郁金香颜色和谐映衬的服装。花圃间有烛光闪烁映照，这些蜡烛都是被固定在移动缓慢的乌龟身上的。在第二个夜晚，是没有男性宾客入内的。苏丹在这晚会与后宫佳丽一起娱乐，在花丛之间藏宝寻宝，可能是糖果，也可能是宝石。在每一晚的最后，主管宫廷财政的基督徒白人宦官总管与主管后宫的阿比西尼亚黑人宦官总管会将锦袍、珠宝和钱财等礼物分发给苏丹喜欢的客人和妃子。
艾哈迈德对郁金香的热情极高。但是苏丹喜欢的品种并不是荷兰人追捧的那些，而是修长、花瓣成尖状的伊斯坦布尔郁金香。受苏丹的影响，首都各个阶层很快也追随效仿。连理发师和鞋匠都开始培育球根。还有奥斯曼帝国最高级的牧师——伊斯兰教主也加入了这一潮流。人们对稀有球根的需求很大，一个“爱人”球根可以卖到1000个金币。但是可能是因为有荷兰人的教训在前，艾哈迈德颁布法令限制可以在首都经营的花商数量，并固定最受追捧的品种价格，以此来避免交易狂热的出现。在奥斯曼帝国其他省份，采取的措施更加严格，就是为了降低投机出现的可能。最后，在伊斯坦布尔以外买卖球根一律被视为犯罪，犯罪之人甚至可以被判处流放。
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到艾哈迈德时期，郁金香的品种已经极其丰富。当时一份关于最著名培育品种的指定价格表里面列举出的品种就超过820种。他在位期间，还有新的杂交品种不断被培育出来。人们对郁金香的兴趣如此之大以至于每当有新品出现，就会作诗以示纪念，并且釆用以大写拉丁字母表示年代的方法将这一吉时写入诗篇的最后一句。
然而，在一些重要的层面上，土耳其的郁金香还是太有限、太落后了。在17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郁金香都是被忽略的东西，以至于到艾哈迈德登上王位的时候，土耳其人早就失去了自己在培育郁金香上的领先地位。郁金香最初是从土耳其传入欧洲的，而现在土耳其每年却要从荷兰和法国进口成千上万的郁金香球根。无论如何，土耳其人对于什么是完美的花朵有着相当固定的认知。由艾哈迈德的首席园丁谢伊赫·穆罕默德·拉雷扎里（Seyh Mehmed Lalezari)编写的一本《花卉手册》中，就列举了20条评236判郁金香美丽程度的标准，其中包括：花茎应当长而茁壮；6瓣花瓣应光滑、牢固并且大小统一；叶子不能掩盖住花朵；花朵应当直立坚挺；不能被自己的花粉沾染；若非单一花色，那么底色应当是纯白色。
这种刻板的描述当然不能满足奥斯曼人对诗意语言独一无二的迫切需求。拉雷扎里的另一份留存至今的手稿现在被保存于柏林的一家档案馆里，题目是“合格的美丽”，其中是这样形容完美的郁金香的：
(花瓣）弯曲如新月，颜色的分配恰到好处、干净且比例协调；形如杏仁，末尾成尖状，花瓣上有美丽的放射性花纹。里层的花瓣像井，外层的花瓣略张开，白色花瓣是最完美的。这就是花中的珍品。
毋庸置疑，那些满足这些标准的郁金香都可以在艾哈迈德的花园里见到。
苏丹的仆人很快就被君主的热情所感染，不少人也成了郁金香爱好者。奥斯曼舰队司令穆斯塔法帕夏(Mustafa Pasha)就培育出了44种新品种。有野心的小官吏发现可以用上好的郁金香买通升职的途径。而拒绝向君王中的君王献上他想要的花卉则不是明智之举。有一次，一个欧洲使节赠送给君王的稀有球根丟失了，当时的大维齐尔派遣传令官走遍伊斯坦布尔最窄小的街道，公告将重赏找到球根的人。
艾哈迈德三世在位初期曾效仿他的前一辈，依靠替换频繁的维齐尔来辅佐料理国事。法兹尔帕夏（Fazil Pasha)就是其中之一：他为人诚实，工作努力，而且袓辈都服务于皇室；但是他也是个怪人，他总认为自己的鼻尖上落着一只苍蝇，赶走之后又会飞回来。在1718年，苏丹任命了一个名为易卜拉欣的帕夏（Ibrahim Pasha KuUiyesi)为奥斯曼的大维齐尔，易卜拉欣是个精明的善于控制皇室阴谋的人，他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如何拉近自己与苏丹的关系上。他最成功的妙计就是与艾哈迈德的长女结婚，之后他就有了“驸马”这一绰号。在一个出任维齐尔等于任期短甚至有可能惨死的国家里，驸马易卜拉欣却掌权长达十几年。
驸马做事的政策是小心谨慎、缓慢推动。这正是这个已经开始衰落，但仍十分保守的帝国所需要的。正是易卜拉欣说服了艾哈迈德向西方派遣使节学习先进的理念。易卜拉欣还建立了土耳其第一支消防队，建立了官方印刷局出版科学和地理方面的图书。他还征缴了新税，补充了皇室财政，并且保证了大部分帝国领土的和平。最重要的是，大维齐尔通过纵容艾哈迈德对珍贵花卉的沉迷而获得了他对自己推行改革政策的支持。
当时一位法国大使让·索旺·德·维尔纳夫（Jean Sauvent de Villeneuve)这样描述一个在易卜拉欣自己的郁金香花园中举办的娱乐活动：
每四朵鲜花旁边都立着一根蜡烛，高矮与花冠持平。通道上挂着鸟笼，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鸣禽。棚架上装饰着无数的鲜花，都是装在瓶子里的。还有数不尽的各色玻璃灯照射着鲜花。玻璃灯是挂在为了此次宴会专门从临近树林里移植过来的灌木的绿色枝干上的。灌木就摆在棚架的后面。这些景物的颜色，加上无数面镜子映射出的灯光组成了一幅美不胜收的画面。
维尔纳夫还说道：只要郁金香没有凋谢，这样的灯光就会整晚亮着，所有开销都是易卜拉欣自己承担的。
依据土耳其赴法国使节对法国枫丹白露宫令人兴奋的描写以及参考了路易十五在马利的城堡样式，大维齐尔为自己也建造了一座准欧洲风格的别墅。别墅就坐落在伊斯坦布尔北边的博斯普鲁斯海峡。1721年的春天，驸马易卜拉欣在这里款待了艾哈迈德之后，印象深刻的苏丹立即下令在附近建造一座类似的皇家宫殿。选定建造的宫殿的位置处于两条溪流交汇之处，它们被称为欧洲的甜水河，河水从这里穿过大草原流入海洋。在这里，艾哈迈德的建筑师们为他建造了一座专为奢侈享乐的宫殿，名为“幸福的宫殿”（Sa'adabadK宫殿的施工只用了短短三个月时间，也就是1722年一个夏天就建好了。花园的样式是完全的欧洲风格，由林荫道通向整齐规划的郁金香花圃。甜水河两边也修上了大理石河岸，河水被引入喷泉和小瀑布，在中心形成了装饰性的小湖泊。
通过确保伊斯坦布尔低廉的粮食价格以及充分满足苏丹对节日庆典的要求，驸马易卜拉欣在整个18世纪20年代都能稳居高位。但是最终他的好运也走到了尽头。在幸福的宫殿花园之外发生的事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各种滥征的税收，不仅仅是维持宫廷光鲜外表的必须，还要支撑18世纪30年代初爆发的土耳其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再加上饥荒引发了各省动乱。更糟糕的是奥斯曼军队在东部前线的迅速溃败以及充满仇恨的波斯人收复了18世纪初土耳其人从他们手中抢走的大片土地。当帝国战败的消息传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曾经的市井流言升级为了对变革的巨大呼声。
即使是大维齐尔也无法阻止这些坏消息传到苏丹的耳朵里了，而艾哈迈德三世也再不能坐视不理了。到了1730年秋天，一个阿尔巴尼亚旧衣服收购商帕托纳·哈里尔（PatnmaHalil)领导伊斯坦布尔民众围攻了托普卡匹皇宫，要求惩办罪魁祸首。艾哈迈德知道自己的统治正面临被推翻的巨大危险，如果他不能平息群众的怒火，恐怕连性命都要不保。在这次突发危机中，郁金香国王采取的权宜之计就是下令让园丁行刑者卫队，也就是首席园丁240砍下了驸马易卜拉欣和穆斯塔法帕夏的人头，他们也是最主要的两个推行不受认可的西化改革政策的大臣。
至此，艾哈迈德和他的郁金香时代都开始走向终结了。刽子手们在大维齐尔的官邸里找到了他，将他绞死并斩首。之后，首席园丁又赶往穆斯塔法在幸福的宫殿附近的海滨别墅。他们到达的时候，大司令正在他的花园里愉快地移栽郁金香，对突然发生在首都的政治危机全然不知。可能前去处死帕夏的园丁迟疑了一下，让即将赴死的将军最后再看一眼自己创造出的40多个品种。如果他确实这样做了，他们肯定也不会想到，随着丝质弓弦在大将军的颈项上收紧，穆斯塔法就这么离开了他现实里的天堂花园而升入天堂里的花园，而郁金香的时代也彻底结束了。
艾哈迈德做得太少也太迟了，他终于没能拯救自己的王位。愤怒的民众拒绝解散，苏丹的王位已经岌岌可危。如果换做另一个果断的君主，一个军事能力强于组织花卉节日能力的君主，他也许还有能力集结皇室军队解救自己。但是艾哈迈德不是一个好将军，而且他在两天之内已经牺牲了最受重用的两员大将。随着暴乱者逐渐包围伊斯坦布尔，君王也失去了对首都的控制，苏丹开始相信自己想保命的唯一出路就是退位。
艾哈迈德的侄子马哈茂德（Mahmud)于是被从鸟笼里抓出来按到了王位上。他的继位无论对于帝国还是对于郁金香都是一个转折点。虽然很快他就残暴地镇压了这场罢黜了他叔叔的失控的暴动，焚烧了象征着艾哈迈德统治的郁金香凉亭，但新苏丹的兴趣显然是在别处。他是个有强烈偷窥欲的人，最喜欢的就是躲在后宫的栅栏门后监视宫廷里的妃子们。有一次，他甚至把妃子们沐浴时穿的淡薄的浴衣上的缝线拆掉，然后用胶水固定，这样在充满蒸汽的浴室里，胶水就会融化，方便他窥视每个女人的裸体。
这样一个君主永远不可能像艾哈迈德三世一样对花卉过分憧憬。尽管每年春天仍然会庆祝郁金香节，但是规模要比郁金香时代小得多，郁金香在土耳其的地位也自马哈茂德统治时期开始第二次衰退。这次衰退非常彻底，以至于全部1300多种伊斯坦布尔郁金香慢慢地从帝国的花园和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消失了。至今，没有一个品种留存下来。
而那个统治了郁金香最后繁茂时期的国王有怎样的结局呢？他勉强逃过一死，又被重新关进了鸟笼，在那里凝望着奥斯曼的无花果林，只能在梦里重温匕首一样的花瓣沐浴在满月的光辉中，将针尖一样的影子投射在恩赐之地的秘密花园中。
15、迟来的花期
以上就是郁金香狂热的结局。当奥斯曼鸟笼的大门最后一次在艾哈迈德面前关闭，郁金香也从历史书上彻底消失了。属于郁金香的巅峰时期已成过往，它再也没能如此俘获某个帝王的心，或是让半个国家沉迷于它带来的简单快速的赚钱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反而开始思考，这样的疯狂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不过就算郁金香巳经不再是一种广泛的热潮，它仍然可以是私人的钟爱。如果认为球根贸易的崩溃终结了人们对于郁金香的一切兴趣；或是认为郁金香价格下跌至谷底并从此一蹶不振的话，就大错特错了。与此正相反，对于一些稀有和极受推崇的品种，球根需求量仍然是相当大的。
荷兰球根交易从崩溃到恢复平稳只用了一两年的时间。投机者消失了，但是花卉的市场仍在。剩下的购买者都是贵族收藏家，他们本就不属于酒馆团体之流，他们购买郁金香也是出于纯粹的对美好的追求。即使是在1637年夏天，距离球根价格暴跌六个月之内，一位哈勒姆的鉴赏家艾尔特·许博森（Aert Huybertsz.)仍然以850荷兰盾的价格购买了一个优质的红色系玛娜席尔（Manassier)球根。而向他出售这个球根的卖家雅克·贝尔滕（Jacques Bertens)之前是花710荷兰盾买到这个球根的。也就是说他凭借这次交易获得了140荷兰盾的利润，相当于当地普通手工业者6个月的工资。
后狂热时期的郁金香鉴赏家之间流行的是种植品种数量越多越好，每一品种只种植一株。这就使得对于很多优良品种多少都是存在一定数量的市场需求的。而狂热的恶名反而给郁金香帮了忙，因为现在全欧洲都听说了这件事，很多人想要亲眼见识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鲜花能引发这样的热情。荷兰种植者们在国内市场受的损失现在可以通过出口贸易弥补一些。甚至有一部分种植者的出口生意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荷兰花卉出口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从17世纪上半叶就建立了起来。
对于哈勒姆的种植者而言，这种稳定的生意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尤其是当他们已经在狂热中流失了大量的客户之后。各种消息都说明，种植者尽一切可能将一些受人欢迎的品种的供应量保持在低位，所以他们才能长达几年都让价格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他们特别小心地抵挡住了增加产量的诱惑，就是为了避免仅剩的有限市场出现饱和。
1637年以后关于郁金香成交价格的记录留存下来的相对较少。一个叫彼得·芒迪的人在1640年游历联省时发现，仍然有人在以“惊人的价格”购买他称之为郁金香“花根”的球根，但是他并没有给出具体的例子。芒迪本人也是个富有的商人，但是他所谓的惊人的价格比起1636年到1637年间的价格还是低得多的。以前一个范·德，艾克司令球根每个平均售价约是1345荷兰盾，而在1643年的拍卖会上仅拍出了220荷兰盾的成交价。一个“大雁”以前能卖到805荷兰盾，此时也只能卖到138荷兰盾。鉴于我们不知道具体的球根重量，所以很难确切地说这个价格有比较的意义，但是在这两个例子中，球根的价格都跌至了狂热顶峰时期价格的1/6，合每年下跌35%。
如果稀有品种都是这样的境况，那不难想象，便宜球根的价格肯定下跌得更多。这样的品种是在狂热末期才开始升值的，而且完全是因为优良品种已经完全供不应求了。这些普通郁金香的颜色单调根本引不起鉴赏家们的兴趣。以白皇冠为例，在1637年1月的售价是半磅64荷兰盾，然后在阿尔克马尔急蹿至1668荷兰盾，再到5年之后售价仅为37荷兰盾10荷兰币。这个跌幅达到了惊人的年均76%。
这样的价格根本不可能让所有投身郁金香种植业的人都维持下去。在狂热后接下来的一年，粗具规模的花卉产业就缩水了，大多数冲着郁金香的暴利而新加入的没有经验的花商要么放弃了这项生意，要么是维持不下去不得不被迫改行。郁金香培育行业实际上收缩到了它最初兴起的根源，也就是哈勒姆周围富饶的沙质土壤。事实上，这个城市此时反而真正确立了自己在球根交易上的主导地位，这是它在郁金香狂热时期人人都种植郁金香的时候所不具有的。到17世纪末，本来属于土耳其强项的郁金香种植业已经敌不过哈勒姆的温室栽培，尤其是在艾哈迈德三世统治时期，哈勒姆的花农每年要向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宫廷销售成千上万的球根。于是哈勒姆就成了高档花卉的代名词。以至于少数一些不在这里经营的花商，在散发品种目录和价格表时，也会循惯例在自己的地址前写上“临近哈勒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这么写就将自动被认为是低档品种。
此时的球根交易已经理性得多了。狂热之后到17世纪末都一直还有高级的球根被拿到哈勒姆的拍卖会上拍卖。能上拍卖会的一般都是刚培育出的新品种，因为稀少，才有可能卖出高价。用不了几年，这些新品就会失去吸引力，鉴赏家们则会把注意力转移至更新的品种。届时，曾经流行的球根就变成了相对普通的品种，种植者们也会开始向普通顾客销售或是卖给通过品种目录邮购的客人。从留存下来的此类拓展性球根交易的价目表中可以发现，有一个叫查尔斯（Charles)的德国郁金香爱好者，他是巴登-杜拉赫的侯爵，曾在1712年按品种目录订购球根。尽管少数一些品种的价格仍然能达到10荷兰盾、20荷兰盾甚至40荷兰盾，但平均下来.，每个球根的价格只有1荷兰盾。而到后一个世纪，球根的品种和数量将更加丰富。侯爵的一份藏品清单上就显示，在1736年他已经拥有47%个品种的80000多个球根。
人们对郁金香的审美到此时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侯爵的郁金香就属于狂热时期培育的郁金香的后代。人们此时依然没有发现马赛克病毒的奥秘，亮丽的颜色和火焰纹路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花色。人们最钟爱的花朵必须具备的要素与17世纪30年代的花卉交易者追求的差不多。亨利·范·奥斯腾（Henry van Oosten)①11的作品《荷兰花园》中就指出了完美的郁金香应当是什么样子的：
花瓣顶部圓润，不能卷曲……至于火焰紋，应当从花瓣底部开始长出，从花瓣底部向上延伸至整个花瓣，在花瓣边缘停止成贝壳形……至于花瓣底部，应当是美丽的天蓝色，雄蕊应当看起来接近黑色，但是实际上只是很深很深的蓝色。
《荷兰花园》是尼古拉斯·范·坎彭（Nicholas van Kampen)在1763年翻译为英文的，里面又加上了一句“上等郁金香需要具备的条件”是修长的茎、比例适当的花冠和鲜活生动的颜色，花瓣底色以白色为最佳。
没有什么植物能够妄想永远流行，即便是郁金香也不可能。人们的品味时刻在变，其他花朵有其他花朵的美丽之处。尽管在18世纪的法国和19世纪的英国，人们依然对郁金香饶有兴致，但是郁金香已经基本降格为二流的花卉，而其他花卉则偶有风靡一时，甚至也能掀起迷你的狂热来。①12
此类事件中最令人惊讶的大概就是18世纪前30年在联省发生的风信子交易了。像郁金香一样，风信子也是在16世纪从奥斯曼帝国传入西方欧洲国家的。克劳修斯认识这种植物并且将球根分发给了别人。风信子在荷兰被小范围地培育了几十年，一直没有引发花卉爱好者的特别关注。然后，运气降临了。很多年来，种植者们一直试图培育出新的品种，结果碰巧长出了一种双头风信子——就是有两个花冠的风信子。因为这种植物没有种子，所以大多都被例行处理了，而风信子在花商心中的地位也一直是排在郁金香和康乃馨之后的。到了1684年，一个叫彼得-沃尔海姆（Pieter Voorhelm )的哈勒姆花农因为生了重病，有一段时间没能打理自己的花园。他康复以后正想处理本来就打算扔掉的一些风信子，却发现其中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双头风信子已经开花了，而且还有顾客愿意支付比单头风信子更高的价钱购买这种新奇的双头风信子。
沃尔海姆于是继续培植这种新品种，而且销路越来越广。其他种植者也纷纷效仿，直到1720年前后，风信子成了当时最流行的花卉，让郁金香都黯然失色了。
接下来发生的风信子热潮与郁金香狂热不无相似之处，而且是在郁金香流行大约刚好100年之后。风信子价格也在1736年升到了顶峰，也就是沃尔海姆首次培育出双头风信子半个世纪之后。较早一些的时候，一个球根的价格最多30荷兰盾或40荷兰盾。到了热潮高峰时期，一种名叫“大不列颠之王”（Koning van Groot Brittannie)的双头风信子（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奥朗日的威廉）——相当于风信子界的“永远的奥古斯都”——价格已经高达1000荷兰盾一个球根。
风信子的流行与郁金香的流行其实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要养成一个可开花的球根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意味着流行的新品种球根的可供应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会非常稀少。而新品种的花色可能是丰富多样的，有无尽的色彩搭配可能，以蓝色和紫罗兰色为主。一个叫埃格伯特·范·德·韦尔特（Egbert van der Vaert)的交易者在形容风信子的美丽时夸张地说道：若是宙斯见识过他刚买到的风信子有多美丽，那么他离开奥林匹斯山去引诱丽达的时候一定会化身为风信子而不是天鹅。
在18世纪20年代，球根的价格开始上涨。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在18世纪，球根培植相较100年前已经发展为一个相当专业的行当了，新品种的双头风信子很快就大量生产并且充斥了市场，总共生产的数目达到了2000株。这足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并且足以避免真正的狂热发生。但是哈勒姆的球根种植者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生意经，他们知道如果控制市场上最受追捧的球根的数量，就可以将价格推高，以赚取更多的利润。
到1730年，风信子的价格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让种植者们非常欣喜。沃尔海姆的球根花园此时是由他的孙子约里斯（Joris)经营的。这里仍然是球根贸易最繁盛的地方，但是其他的哈勒姆种植者也依靠风信子赚了不少钱。1733年到1736年间风信子的价格到达了最高峰，然后在1737年陡然下跌：价格最高时，最贵的球根达到了不可能有人买得起的地步；而次一等的品种也升值到价格严重超过实际价值，以至于没有哪个真正的花卉爱好者愿意购买。价格最高峰两年后出版的球根品种目录中显示：像“国之将领”（Staaten Genemal)这样值钱的双头风信子曾经卖到210荷兰盾，而此时只需要20荷兰盾；曾经卖到141荷兰盾一个球根的“镜子”（Miroir)现在只需要10荷兰盾。“红色格兰特”（Red Grannats)从原来的66荷兰盾降到了现在的16荷兰盾，而“所罗门的珠宝”(Gekroont Salomon's Jewel)从80荷兰盾降到了仅3荷兰盾。
从这些数字上可以看出，风信子热时期的风信子价格比郁金香狂热时期郁金香的价格低得多。一个“国之将领”价格在200荷兰盾上下，而一个范'德*艾克司令曾经的价格是2000荷兰盾。有记录的价格最高的双头风信子售价为1600荷兰盾一个球根，这也不过是一个世纪前最受追捧的郁金香价格的1/3。除此之外，这时的个体投机者似乎也比他们的先辈谨慎一些。风信子热时期的一个突出的创新在于，购买某个特定高价球根的股份的实践形式散步极广。这一定是种非常伤神的生意，因为股份持有者必须等上一年甚至更久，才能等到母球产出子球，然后他们才能得到属于自己的一个球根，但这至少是一种能够低价买入风信子的办法。有一首荷兰长诗名为《花神的花间漫步》（Flora 9s Bloemwarande)，其中就描写了这种新型的交易方式，还提到一个叫扬·博尔特（Jan Bolt)的花商把自己拥有的对一个球根的一半股权卖给了一个不大情愿的客人，只降价了10%。
风信子交易之所以没有达到郁金香狂热的高度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是风信子的培育过程要比郁金香之类的顽强山地野花困难得多，所以也就限制了园艺爱好者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