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自治论》照搬利伯的看法，一开始就斩钉截铁地表示，自治的最重要精神，乃是绝不可允许上层干预下层的运作，“自治”的基本原则不是授权，而是自主。也就是说，村的需求绝不可侵犯个人的自主，联邦的突发奇想绝不可侵犯省的自主。对利伯来说，是小我授权给大我，而非大我分权给小我。把这一自治观用在湖南身上，未来中国联邦的成立，就是有前提限制、视条件而定的，且须在满足省的切身需求后才追求之。因此，这一自治观与中国近代史上所普遍认知的自治观，乃是相对立的。[49]
诸省组成“大联邦”是遥远的梦想，其形式就和世上任何一个从古帝国脱离出来的现代国家一样不可预测。此文作者写道，如果他们挺身战斗，“举湖南而皆为斯巴达，庶能生存于二十世纪之秋”。他警告道，如若不然，“凭故墟而吊波兰，怅萍踪而怜犹太，是则湖南之肖影也”。他主张：“言中国自治而必始于湖南自治，犹言湖南自治必始于个人自治也。”他在结尾时写道：“外人之论者，以新英国、小日本目湖南矣……湖南而欲于世界舞台占一席也。”他推断，如果湖南人挺身迎接面前的挑战，“后之读历史者崇拜我湖南，爱敬我湖南，欢欣鼓舞我湖南，其现今之湖南人乎？其现今之湖南人乎？吾敢为湖南之国民祝曰：‘湖南自治万岁！’敢为中国全体国民祝曰：‘中国自治万岁！’”
要了解湖南人的自治论，须以这一模式为依据，而非以日本模式，或后来出现于中国的任何中央集权“自治”政策为依据。湖南人怀着他们所谓传承自王夫之的反抗传统，自豪于他们优于他省人的勇武善战，痛恶帝国统治，深信湖南蕴藏丰富天然资源，一心要走自己的路，因此他们所谈的自治是利伯版的自治，而非日本版的自治。诸自治省的联合的确能为中国拼凑出民族主义，但那种民族主义不走经先验存在的中国允许、辖下组成诸邦才被赋予有限度之自治权的路子。在后一种民族主义下，爱国主义是最高原则，忠于自省则只是其衍生物。这些与《游学译编》有关联的学生对湖南之前途所提出的观点，的确支持以一统中国为最后目标，但不支持将爱湖南含摄于其中的任何中国民族主义，不支持以新皇帝取代旧皇帝，也不支持章太炎以居住其中的民族界定国家的国家观。他们一致认为，湖南的领土和独一无二的文化必须先确立，然后如果可能的话，再确立中国的领土和独特文化。对这些撰文者来说，中国民族主义只存在于透过湖南民族主义的棱镜观看之时。
杨毓麟的《新湖南》
针对源自湖南的民族主义，此时最撼动人心且传播最广的表述出自《游学译编》主编杨毓麟之手。杨毓麟字笃生，号守仁，一八七一年（或据某些记述，一八七二年）生于长沙，年轻时读过校经堂，与唐才常是该校同学，当时正值郭嵩焘晚年。他天性聪慧，于一八九八年二十六岁时即中举。[50]湖南维新运动期间，他在时务学堂与唐才常、梁启超一同执教，是活跃的南学会会员。一八九八年维新运动垮掉时，他遁入湖南乡下数月，最后重新露面，助唐才常领导自立军起事。起事失败，他再度逃亡，最终逃抵日本，一九○二年入东京宏文学院，协助创办《游学译编》。因此，杨毓麟的早年生涯使他与湖南三代行动主义者——郭嵩焘、谭嗣同、湖南留日学生会——有密切且长久的接触。
杨毓麟投入宣传事业，始于其在日本为这份学生刊物翻译，他第一部（且后来让他声名大噪的）原创作品是名叫“新湖南”的小册子。他以“湖南之湖南人”为笔名发表此作。[51]而此笔名，只消前后对调词语，即暗示了贯穿全文的口号：“湖南人之湖南”。此作的发表日不详，很可能是一九○二年冬[52]，一九○三年八月《游学译编》首度为它登广告促销。广告文说明此作已第二次印刷，第一次印刷“数千”本已散发完毕。广告文也给了这部小册子或许是最精辟的摘要说明，断言：“是书论湖南之形势与湖南人之特质，发挥民族主义，寓地方独立之义。”[53]这本小册子含有数章，各章之名正为此书的总体要旨提供了精要的梗概，包括《湖南人之性质及其责任》《现今大局之危迫》与《破坏》，以及作为全书之结论的《独立》。
在《湖南人之性质及其责任》一章中，杨毓麟探察使湖南人有别于其他中国人的湖南精神（他将其称为“特别独立之根性”）。一开始，他描述满人征服湖南和随后的黑暗时代，最后将现代湖南人性格的形成归因于邓显鹤的付出（邓显鹤重新发掘湖南人之过去，特别是他重新发掘王夫之一事）。他写道：“诸君试披《楚宝》及《沅湘耆旧集》，所载遗闻轶事，焄蒿凄怆，为何如哉！王船山氏平生所著书，自经义、史论以至稗官小说，于种族之戚，家国之痛，呻吟呜咽，举笔不忘，如盲者之思视也，如痿者之思起也，如喑者之思言也，如饮食男女之欲一日不能离于其侧，朝愁暮思，梦寐以之。”他深信，湖南人的过去通过邓显鹤的出版物得到重生，而先人的精神可透过现代湖南读者苏醒过来。王夫之的著作特别体现了湖南先人的悲戚与哀痛，而此悲与痛要由新一代湖南人来报仇雪恨。
杨毓麟接着描述王夫之的著作最初是如何被人发现的（“往往于破寮废刹中遇之”），说自从发现它们，“种界之悲剧流传于我湖南人之脑蒂者，最为浓深微至”。杨毓麟（一如欧阳兆熊）把王夫之著作的重新发现视为偶然，而非刻意之举，借此赋予这些著作兆示的性质，好似它们的现身传达给湖南人某种迹象。他写道，当湖南还是落后偏僻之地，还未与湖北分家之时，“达于朝者寥寥焉”，但王夫之著作的重见天日，引发了一场复兴，此后，“洞庭以南，自为风气”。
在杨毓麟的概述里，王夫之的精神类似十九世纪初期经世派学者的精神，尤其类似魏源的精神。最早出版王夫之著作的那一代湖南人，就受了魏源的启发。但他写道，真正将王夫之的反叛独立精神和魏源的经世之学融于一身者，乃是郭嵩焘。郭“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郭嵩焘追随邓显鹤的脚步，构筑湖南精神的谱系，如今，在去世十年之后，他本人可在这一脉相传的谱系里占有一席之地。
但湖南性格的最高发展结果，在杨毓麟的殉难友人谭嗣同身上显现出来。关于谭，他写道：“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杨毓麟提出，从王夫之到郭嵩焘，再到谭嗣同，其一贯不变的精神，乃是在中国最保守的这个省份里无所畏惧地追求他们的志业。他问道：“是何也？”然后答以“是独立之根性使然也”。王夫之决意独居山中，郭嵩焘决意不顾湖南人的守旧心态，宣传西洋政体的殊异之处，谭嗣同为了湖南维新大业以身殉之，这些全是某个一贯精神的一部分——隐伏在湖南人性格里的基本独立特质。
于是，杨毓麟顺理成章地推断，在中国诸省中，因湖南省民固有的特质，独独湖南省适合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在最后一章《独立》中，他陈述了自治湖南也许可以走的两条路。第一是完全独立，以天心阁为独立之象征。他写道：“建天心阁为独立之厅，辟湖南巡抚衙门为独立之政府；开独立之议政院，选独立国会员，制定独立之宪法，组织独立之机关，扩张独立之主权，规划独立之地方自治制、生计、武备、教育、警察诸事以次备举。以吾湖南为古巴……以吾湖南为瑞士。”
瑞士老早就是脱离帝国（不管是脱离哈布斯堡帝国还是拿破仑帝国）独立建国的典范，古巴则已于一九○二年，即《新湖南》写成之年，脱离美国独立。他指出，这一借由与中国其他地方切断关系来达成湖南独立的构想，“庶可谓吾党得意之秋乎”！但他断言这样的独立并非他们所追求的独立。于是，他提出第二个独立目标：“湖南者，中国之一部分；新湖南者，畔全体而裂其一部者也。非能畔而裂之，则亦不能缝而完之……故吾党欲新中国必新湖南。”
于是，湖南的独立似乎将是通往中国独立的踏脚石。但他在更早时主张，湖南以其独立之精神特异于世，因此，他的“党”一心只想要湖南作为中国的典范。他解释道：“以制造湖南人得为独立性之头等国民为程限，以制造湖南得为独立性民族之头等国为程限”，湖南的革新就完成。“然则所谓独立性民族之头等国者，以湖南为范围乎？抑非以湖南为范围乎？”
但湖南担负这一典范的潜力，只存在于它的人民（它自己的“民族”）和历史中，即存在于与中国其他省和其他中国人截然不同的湖南人和湖南历史中。杨毓麟接着说道，西方最了不起的独立精神，要在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人和条顿德意志人身上觅得，然后严正表示，湖南要实行自己的模式：“吾能不以条顿民族之独立性制造湖南人，而以湖南人之独立性制造湖南人。”但如果英格兰人、德意志人的“独立性”不适用于湖南人，那么“湖南人之独立性”为何可用于制造中国国民？在杨毓麟的《新湖南》中，没有中国原始种族这回事；湖南人就和中国人（或者广东人或四川人）一样是一个“民族”。
在这点上，《新湖南》出奇含糊；它宣告独立的湖南乃是建立独立中国之前的必要步骤，却未对如何实现中国的重归一统提供施行架构。此外，杨毓麟畅谈湖南人如何独特，畅谈湖南精神随时可被改造用于建立现代独立国的国民，却对中国其他地方如何能追随湖南的脚步少有着墨。他不关心其他省，因此，“新中国”的形象不过是附带一提的东西，是个幽灵。《新湖南》较念兹在兹的远景，乃是以王夫之、郭嵩焘、谭嗣同桀骜不驯的反抗精神为基础的独立湖南国。此外的远景，他未详加着墨。
其他观点
相较于他省人士的著作，这些以湖南为中心，慷慨激昂而陆续问世的著作，的确与众不同。在日本，其他省份的留学团体也出版自己的刊物，并组成自己的学生会，但他们所表达的情感，以及对自己家乡省份的希望和忧心，却是以不同的形式呈现的。来自湖北（湖南北边的邻省，湖广总督的驻在地）的学生，也称自己的省为“楚”，撰文抒发他们对屈原的敬意。但他们的刊物《湖北学生界》的思想走向完全以中国为中心，关注汉人的命运。少数讨论湖北本身事物的文章，强调其在帝国的中心位置。由于长江的最大港口在其境内，湖北被称作“九省通衢”之地。这些文章声称，谁控制了湖北，谁就将控制中国。湖南人自豪于能顶住外国人的进犯，湖北学生则写道他们的省是反经济帝国主义斗争的主战场，而他们败下阵来。[54]
来自华东的学生也往往把自己的家乡省份视为帝国的缩影，是整个帝国不可或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55]例如，来自浙江的学生，在他们的刊物《浙江潮》里搬出满人征服当地时的血腥杀戮往事，声称许多浙江先人死于满人之手，借此培养仇满意识。[56]但与湖南人不同的是，浙江的士大夫数代以来一直是清廷的支柱，对于在旧统治集团里的地位，他们未怀有像湖南人那样的痛恨。因此，在《浙江潮》里，看到的不是对该省独立的憧憬，而是对全中国不渝的关注。该刊的文章提醒读者，帝国的荣枯始终落在浙江人肩上，浙江人长久以来一直以天下为己任，浙江人是中国诸省之治理、哲学、艺术的中心。[57]
要再找别的观点，可以把目光投向帝国的边陲地区。云南位于西南边，法国人从中南半岛往北扩张势力，云南首当其冲。来自云南的留学生，在日本也出版了一份刊物。在此刊物中，可找到靠着日益衰退的帝国力量存活的一省所发出的心声。诚如某云南学生所示警道：“中国或幸而不亡，而云南则不久必亡。汉族或不致全灭，而云南至一千数百万汉种，则灭可立待。”[58]这一观点与杨度所谓直待湖南人死光，中国才会亡的观点，正好南辕北辙。对这位来自云南的学生来说，云南省的灭亡是必然之事，即使中国其他地方未亡亦然。
与湖南人著作中追求本省独立的中心思想最近似的声音，出自住在海外的粤籍作家欧榘甲之口。欧榘甲出版名为《新广东》的小册子，与杨毓麟的《新湖南》相呼应，在此书中，他以类似的措辞谈到应打造一“广东人之广东”。[59]但他所提出的远景，有一部分取决于湖南的成败；他描述了南方的民族主义，在这一民族主义下，有着以商贸活动闻名、有华侨渊源以及有与外国人打交道长久经验的广东，能与有着军事优势和扼控内陆的湖南连手，在清帝国瓦解时一起独立。他写道，最棘手的难题乃是将两省的秘密会社（湖南的哥老会、广东的三合会）拉拢进来。只要能克服这一难题，湖南、广东就能连手造反，拿下广西省，进而建立一个从长江绵延到太平洋海岸的新南方国。
欧榘甲将湖南誉为省份独立的发祥地，“烈士”谭嗣同和唐才常在湖南建立了第一份独立的省报，“全省人民智识开通，张独立不羁之精神，不受朝廷之束缚，不受他邦之吞噬”。事实上，他的《新广东》既提出了广东人可走的另一条道路，也在强化湖南作为中国境内独立势力龙头的形象上有同样程度的着墨。但这或许不足为奇，因为他对湖南的敬重，源自他本人曾参与湖南维新运动一事。他曾与杨毓麟一起执教于时务学堂。梁启超带了几名粤籍助手到长沙，欧榘甲就是其中之一，因此他代表的不是广东地方主义的一支，而是湖南独特环境对他省行动主义者的吸引力。[60]在欧榘甲版的广东自立远景里，独立的成败系于希望湖南会支持广东独立。但在湖南人自己的著作里，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情况。
湖南为清帝国里独一无二之一省且将领路迈向现代中国的意识急速萌发，而这一意识的核心乃是后人重新建构出的王夫之形象。王夫之这位湖南先贤赋予了湖南人身份认同和目标。但到了一九○三年，关于王夫之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已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诠释。一方面，有非湘籍人士追随章太炎的思潮，认为王夫之是中国人共有的资产，他的著作是汉族民族主义的原始资料。另一方面，有湖南学生认为王夫之是湖南人的资产，他们自己的精神先祖，是他们地区近乎神话般的象征，代表着独立、反抗到底的独一无二性格。依观点的不同，可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由一湖南人所构想出来的，也可以说湖南人的性格是由一民族主义者所构想出来的。这两者是湖南学生建构他们各式各样之湖南未来远景——当之无愧的一个国家、中国一统后的全国龙头、可能与美式联邦制有关联的自治单位——的起点。
中国遭列强瓜分似已迫在眉睫，此省因此是理所当然的依靠，因为它是仍未受到威胁的最大政治单位。或者更具体地说，湖南是仍未受到威胁的最大政治单位。因为其他省（当然没有一省拥有湖南的资源和人才）皆无法夸称像湖南那样顶住外力入侵：上海是支配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国际转口港，德国人取走山东，日本人拿下台湾，俄国人从北边入侵东北，法兰西帝国入侵广西、贵州、云南这西南三省，英国的香港殖民地正把势力伸入广东，传教士和商人横行中原。但湖南仍未遭占领、瓜分、入侵，因而它的幸存——借由扬弃四分五裂的清帝国、重拾其楚人根源来幸存——比保住整个帝国，更有可能实现。
这一代湖南人所表达的民族主义，建立在郭嵩焘、谭嗣同打下的基础上，通过郭、谭二人的宣说，他们渐渐开始相信湖南人拥有由王夫之的著作和生平发展出来的讲究反抗和忠贞的共同文化。他们也都抱有从湘军一路流传下来的信念，即相信湖南人的作战本事、齐一行动的能力在中国首屈一指。此外，自立军的作为表明，比起对付汉人太平军，这一武力对付满人统治者时毫不逊色。最后，基于以上这些理由，他们都认定湖南人注定要引领中国走向未来。到了一九○○年代初期，清朝的领土危机已使“中国”前途未卜，因而郭嵩焘欲借由湖南一地，从长沙思贤讲舍往外扩散的启迪民心过程（在湖南维新运动期间首度遭到质疑的过程），来改造帝国的初始远景，已几乎遭扬弃。代之而起的，乃是湖南独立建国的分离主义远景，而在湖南独立之后，中国可能重归一统，也可能不会。这些想法在留学民族主义日本的海外湖南人群体里被催化出来，将随着这些学生返乡应用所学而开始流入湖南。
* * *
[1] 谭嗣同，《答毕永年》，《湘报》第29期（1898年4月8日），重刊于《谭嗣同全集》，蔡尚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408页。
[2] 关于孙文的愿景，见Harold Z. Schiffrin，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 43。关于这位不情不愿的广东男孩，见 Kit Siong Liew，Struggle for Democracy：Sung Chiao-jen and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 41。关于孙文命运的这项转折，见Miyazaki Tōten，My Thirty-Three Years’ Dream：The Autobiography of Miyazaki Tōten，trans. Etō Shinkichi and Marius Janse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pp. 174 and 187.
[3] 总数为三万元，见皮明庥，《唐才常和自立军》（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11页。
[4] Charlton M. Lewis，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Hunan Province，1891-190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 95-98.
[5] 杜迈之编，《自立会史料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第79～99页。
[6] Charlton Lewis 在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一书的第83～109页表达了类似观点：“它是个以湖南人为主的组织。”他认为这场起事为湖南维新运动敲响了丧钟。但如果把目光从湖南本身转移到留日学生身上，我们发现在失败的湖南维新运动和后来的湖南民族主义之间有颇强的连续性。顺着这一思路走，就湖南青年反清心态的发展来说，自立军将代表着这一过程里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但自立军既不是改革或革命的起点，也不是改革或革命的终点。
[7] 关于不同革命分子在与袍哥会联合后的组织里所担任的职位，见杜迈之编，《自立会史料集》，第103～105页。毕永年是“总堂”，唐才常是“副龙头”。
[8] 陈善伟，《唐才常年谱长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第622～623页。
[9]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湖南省志》卷1，第二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第191页。
[10] Lewis，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p. 105.
[11] 杨慎之编，《湖南历代人名辞典》（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第333页。
[12] Howard L. Boorman，ed.，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vol. 2（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1979），p. 7.
[13] Paula Harrell，Sowing the Seeds of Change：Chinese Students，Japanese Teachers，1895-1905（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 34-35.
[14] 根岸福弥，《清国の话》（中国史话），《国史》第33 期（1901年6月10日），第46～50页。东京讲道馆档案室存有整套此刊物。
[15] 嘉纳治五郎，《清国》，《国史》第44 期（1902年5月10日），第1～5页。嘉纳和其同事以“清国”指称中国，他的中国学生则偏爱用“支那”指称中国。这与Stefan Tanaka 在Japan’s Orient：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一书中的说法正好相反，该书说偏爱用“支那”一词指称中国者是日本民族主义分子。
[16] 嘉纳治五郎，《宏文学院章程要览》，第4～5页。存于东京讲道馆档案室。
[17] 一百一十六名留日湖南学生中，六十四人就读宏文学院。见《湖南同乡留学日本题名》，《游学译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第1043～1055页。由于《游学译编》的页码标注让人糊涂（每篇文章单独标注页码），除非另有说明，本章中《游学译编》的页码全指三卷本全册的递进页码。
[18] 杨度，《支那教育问题》，刘晴波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40～70页。
[19] 杨度，《支那教育问题》，刘晴波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45页。
[20] 日后会有许多国家和民族，能让湖南籍作者觉得可作为他们家乡湖南（而非中国）的借鉴，包括菲律宾、德兰士瓦、波兰、希腊、斯巴达、普鲁士、华盛顿（把中国视同北美十三殖民地的话）、印度、犹太人、瑞士、日本、土耳其、瑞典。
[21] 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刊，年份不详），第7页。
[22] 据岛田虔次的说法，章炳麟在蒋良骐编撰的《东华录》里读到曾静的事迹。见Shimada Kenji，Pioneer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Zhang Binglin and Confucianism（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 45。曾静阴谋刺杀雍正皇帝的来龙去脉，见Jonathan Spence，Treason by the Book（New York：Viking，2001）。
[23] 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第15页。
[24] 岛田虔次，Pioneer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p. 45.
[25] 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第16页。
[26] 如果一九○二年是“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之年就是一六六○年，而这就颇令人费解。姜义华声称章太炎以崇祯皇帝自缢那年为亡国之年，但那是一六四四年。见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160页。章太炎认定的亡国之年倒比较接近（但仍未完全吻合）永历帝（桂王）一六六二年初期遭处死那年。
[27] 一九○三年，章士钊将它（连同杨毓麟的《新湖南》和谭嗣同的《仁学》）放进他编的《黄帝魂》中重新刊印。见高田淳，《清末的王船山》。《学习院大学文学院研究年报》第30辑（1983），第91～143页。
[28] 章炳麟，《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船山全书》第16册，第793页。
[29] 王夫之，《黄书后序》，《船山遗书》，《黄书》，第1a页。太平洋书局版采南京版内文。
[30] Ian McMorran在The Passionate Realist：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Wang Fuzhi（1619-1692）（Hong Kong：Sunshine Book Company，1992）一书第五章第123～149页，详细探讨王夫之哲学的这个部分，内容发人深省。
[31] 王夫之认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只适用于汉人，且在其《春秋家说》中对此有最生动的表述：“中国之于夷狄，歼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绐之而不为不信。”见《船山全书》第5册，第299页。
[32] 他在一八九七年读到《仁学》手稿。见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第5页。
[33] 章炳麟，《札记》，《检论》卷8（台北：广文书局重刊，1970），第2页。
[34] 章炳麟，《书曾刻船山遗书后》，《太炎文录续编》（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编，1938）。
[35] 章太炎对于曾国藩为何刊行王夫之著作所提出的民族主义解释，不只在当时令某些人相信，今日学者也搬出此说作为貌似有理的解释。请见诸如K. S. Liew’s Struggle for Democracy（1971年出版）。他在此书第12页写道，“不管曾国藩有何动机，至少有一点应是毋庸置疑。在中国遭比满人更强大、更异类的敌人围困之时，他抱持和王夫之一样的看法、一样的民族主义抱负，且欲将它们传播出去，以因应中国当前的需要”。
[36] 章炳麟，《序〈革命军〉》，《章太炎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52页。
[37] 这位遭打死的自立会成员是湖南人沈荩。见Arthur W. Hummel，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1944），p. 769.
[38] 关于湖南编译社，见《新闻出版志》，《湖南省志》卷20（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第49页。《游学译编》为中国学生在日本所出版第一份省刊一事，见胡绳武、金冲及著《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181页。矿物总局办公室的地址，列在每一期《游学译编》最后一页上。引文来自《游学译编》创刊号序，第7页。
[39] 蔡锷，《致湖南士绅诸公书》，《游学译编》，第193～200页。
[40] 杨度，《湖南少年歌》，《杨度集》，第92～96页。
[41] 作者不详，《湖南自治论》，《游学译编》，第1225～1244页。
[42] 宏文学院谈小学治理的中文教科书，有整整一章谈地方治理，其中包含日本小学体制的自治层面。见《日本小学制度提要》（东京：弘文学院丛书，1904）。这一教科书现藏于筑波大学图书馆。
[43] 请见，攻法之，《敬告我乡人》，《浙江潮》第2期（1903），第1～12页。
[44] 这一主题的权威之作，是Philip Kuhn所著的“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Problems of Control，Autonomy and Mobilization，” i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p.257-298。Kuhn于此书一开头指出，二十世纪初期盛行于中国的自治理论“与民主没什么关系”（第257页）。他的主题是从治理角度出发，把中央集权国家当成起点的自治定义。他把这一定义的来源溯至日本，再上溯至德国（第271页）。这篇湖南自治文间接表示，二十世纪初期时，有另一种“自治”论述——的确与民主有很大关联的“自治”论述——其实也流通于中国，至少流通于湖南学生群体里。
[45] 利伯后来于一八五七至一八七二年间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为哥伦比亚法学院的公共史与宪法教授。除了写下《论公民自由与自治》，他还以撰写第一版《大美百科全书》（1829-1833）和拟定最早的战场军事行为准则（这一准则为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所采用）为人所知。
[46] Francis Lieber，On Civil Liberty and Self-Government，3rd ed.（Philadelphia：J.B. Lippincott Company，1901）. Quotation on p. xvi.
[47] Francis Lieber，On Civil Liberty and Self-Government，3rd ed.（Philadelphia：J.B. Lippincott Company，1901）. Quotation on p. 20.
[48] Francis Lieber，On Civil Liberty and Self-Government，3rd ed.（Philadelphia：J.B. Lippincott Company，1901）. Quotation on p. 249.
[49] 这篇文章也避谈封建、郡县这个中国自古即有的二元对立问题。封建、郡县都建立在中央集权和皇帝具有统治正当性之上，而《湖南自治论》把自主个人视为立论起点，不同意这一前提。关于这一争议，本文作者把立场表达得非常清楚，写道：“顾亭林之郡县论，近人之分疆析吏篇，辩矣而非当也。何者？皆为君治民而言，非为民自治而言。”见《游学译编》，第1231页。
[50] 杨慎之编，《湖南历代人名辞典》，第347页。
[51] 杨毓麟，《新湖南》，重刊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60-1978），第612～648页，此文之名解读为“更新湖南”亦无不可。胡绳武、金冲及著《辛亥革命史稿》，第182页，指出其“有巨大影响”。
[52] 胡绳武、金冲及著《辛亥革命史稿》，第187页，注2。
[53] 见《游学译编》里的广告，第951页。
[54] 《序论》，《湖北学生界》第1期（1903），第1～16页。引文来自第2页。也见《敬告同乡学生》，《湖北学生界》第1期（1903），第1～16页。
[55] 请见 Bryna Goodman，“The Locality as Microcosm of the Nation？：Native Place Networks and Early Urban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 China 21，no. 4（October 1995）：387-419。Goodman 把重点摆在当时上海的江苏、浙江学生族群，发现他们把“家乡看成缩影，即全体的体现”。（第403页）
[56] 见诸如，《新浙江与旧浙江》，《浙江潮》第1期（1903），（第一部）第1～6页。
[57] 见诸如，公猛，《浙江文明之概观》，《浙江潮》第1期（1903），第2～3页。或醒狂，《敬规浙江人》，《浙江潮》第9期（1903），第1～5页。
[58] 侠少，《云南之将来》，《云南》第2期（1906），第1～9页。引文来自第1页。
[59] 欧榘甲，《新广东》，重刊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69～311页。
[60] Prasenjit Duara在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Chicago，Il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一书“Provincial Narratives of the Nation”一章中，将杨毓麟的《新湖南》和欧榘甲的《新广东》一同举出，以说明这种以省为主体的民族主义观念普见于中国（第181页）。但应该指出的，欧榘甲的文章也产生自湖南维新运动和该运动的后续余波，从这点来看，以欧榘甲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立论并不够充分。此外，湖南民族主义者的思路似乎大不同于来自浙江、江苏之学生的思路——Duara在其书中将这两省的学生与湖南人、广东人并为一谈（第183页）。我认为湖南人的民族主义论述，截然不同于当时来自中国其他地区学生的民族主义观念。两者间当然有部分相同，但湖南人与那些和他们共同奋斗者，本身代表了一个比过去学者所认为的还更独特、更重要的现象（过去的学者寻找中国各省学生在日本的“普遍”经验，几乎必然得出一普遍化的中国民族主义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