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毓麟在湖南的经世学前辈，若得知他不只是纸上谈兵，至少原则上可能会表示嘉许。他在《新湖南》里描述他的湖南独立远景时，也在《破坏》这一章中提出了实现的办法。他在该章写道，欲“改造社会”，“不能仍旧社会而组织之，则必破坏旧社会而涤荡之”。[1]他主张必须实行完全之革命，而在阐明这一主张时，他解释道，他的理论有外国根源。他写道：“今世界各国，破坏之精神最强盛者，莫如俄国之无政府党。”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学说这时刚开始在日本传布，杨毓麟则成为第一个认真提倡此说的中国人。[2]为落实他的理论，他于一九○三年五月创办了名叫“军国民教育会”的团体。这一团体提倡以暗杀为政治手段，其下辖的一个团体则取了更为贴切的名字“暗杀队”。[3]杨毓麟偏爱用炸弹，暗杀队其他成员则大部分偏爱用枪，而他学会了制造十种炸弹。这一知识来之不易，一九○三年后期他试验炸弹时失去了一只眼睛。[4]
杨毓麟在日本时合作最密切的同志是黄兴。自两人于一九○二年与杨度一起创办《游学译编》起，杨毓麟就开始与黄兴合作。黄兴最终会成为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但一九○二年五月初来日本就读于宏文学院时，他还是传统养成教育的典型范例——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门生，受过传统典籍教育。但在他就读于宏文学院，着迷于嘉纳治五郎的教诲之后，情况开始改观。黄兴经正式的宣誓入会仪式进入讲道馆，成为嘉纳的徒弟。讲道馆设于东京的柔道总部，嘉纳在此培育其日本弟子。黄兴是少数投入嘉纳门下的中国学生之一。[5]嘉纳的文武合一之说令黄兴彻底折服，除了在宏文学院读书，不断练习柔道，他还极尽可能地向日本军官学习军事技能。他观看日本军人操练，且勤练枪法，准到在射击比赛中得奖，并以体力过人闻名于中国留日学生界。[6]就是在一九○二年这个时候，他遇见了年长他两岁的杨毓麟。一九○三年初期，黄兴陪同杨毓麟探索无政府主义，成为军国民教育会的创始会员。他也加入了暗杀队。
受杨毓麟的《新湖南》影响最深者，似乎就是黄兴。最起码黄兴是试图将此影响化为行动的人。一九○三年晚期从日本返华后，他回到家乡长沙，接下同样从宏文学院毕业的同学胡元倓所提供的教职。这时胡元倓刚创办明德学堂（湖南第一所私立学校），而尽管科考仍存（两年后才会废除），明德学堂却完全不教儒学课程，而是实行嘉纳治五郎的建议，把重点放在数学、科学和体育。胡元倓希望他的学校为中国的新国际产业培育银行家和行政官员而不是儒家文人。这所学校或许不符传统，但还是得到那些在湖南维新运动期间开始对现代商业感兴趣，且体认到胡元倓求学经历很扎实的当地士绅的支持；东渡日本之前，他是王闿运的学生，他的长兄是郭嵩焘的门生。[7]
黄兴在明德学堂身兼二职，既是速成师范班的主任，也是体育主任。嘉纳治五郎为中国教育改革开了两道药方，即培育小学老师和提倡武术，而上述职务正是落实两道药方的绝佳职位。但黄兴也把杨毓麟的无政府主义带回了长沙。黄兴的某位学生回忆道，一天的授课结束后，黄兴常留在学校的化学实验室摸索炸弹的制法[8]。[9]
黄兴在日本时结交了许多湖南学生，当他在明德学堂建好根据地，他们便回到长沙，聚集在他身边。湘军军人子弟刘揆一，一九○二年和黄兴等人创办湖南编译社时就认识黄兴，一九○三年秋和陈天华一起回乡。陈天华是湖南籍宣传家，刘揆一在宏文学院的同学，返乡后开始在明德学堂教历史。刘揆一和陈天华也都是暗杀队成员。杨毓麟则兜了较大一圈才回来；他打算在颐和园内炸死慈禧太后，久无机会下手，于是在一九○四年初期也返回湖南与黄兴会合。最后，除了与自己一样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湖南同乡，黄兴还吸引到一些从未出国的湖南学生加入，其中最重要者是来自桃源的二十一岁学生宋教仁。黄兴于一九○三年返回长沙途中来武昌母校演讲时，宋教仁正在该校就读。两人在此结识，从此成为挚友，直到一九一三年宋教仁英年早逝为止，两人几乎形影不离。[10]
一九○三年十一月四日，即呼吁湖南人组建军队的杨度《湖南少年歌》刊出整整一个月后，三十名从日本回来的学生聚会商议成立华兴会之事。[11]他们揭橥的目标是以暴力推翻清政府，并由湖南人以湖南为基地领导此行动。杨毓麟这时还未前来加入（此时他仍想伺机暗杀慈禧太后），但他的《新湖南》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宣言。[12]他们的主要计划是一年后（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起事，（假设杨毓麟刺杀未成）那一天将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岁生日。那一天，湖南省的满汉高官会齐聚长沙的巡抚衙门参加祝寿宴，黄兴一伙人打算引爆一颗大炸弹，把整个巡抚衙门炸掉。然后他们要占领长沙，接着省内各地起事，再来宣布湖南独立。
一九○四年二月，即第一次聚会商议的三个月后，华兴会在明德学堂董事龙璋的长沙寓所里举行正式成立大会，有黄兴、杨毓麟、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等一百多人到会。他们的方针是“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13]他们表示各省要负责自己省内的起事，从而把整个革命视为个别省份各行其是的反叛，而非协调好的行动。就此次起事来说，革命的动机，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这动机不会来自某个同构型、总体性的中国民族主义远景，而是来自互不相干的各省自决远景。
与会者推举黄兴为会长，而他在向这个新湖南会社做第一次演说时，开头就驳斥以北京为起点的集中式革命构想。他解释道，法国大革命在巴黎爆发的先例在这里不管用，因为北京的人民软弱，欠缺政治意志。相对的，他指出湖南人最有可能出任革命领袖，其言语很可能照搬自《游学译编》或《新湖南》。他严正表示：“今就湘省而论，军界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濡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固结……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导火线而后燃。”
在长沙引爆炸弹后，须在农村造成各地蜂起的局面，为此，黄兴与刘揆一找到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共襄盛举。马福益与刘揆一的交情较深，据说刘揆一此前曾救了他一命。现存的马福益传记称，黄兴和刘揆一很轻松地就说服他支持他们的反清革命，因为马福益是在湖南长大，年轻时读过王夫之著作，深为激赏。[14]
华兴会起事的筹组活动，有许多是以“现代”学校、商业公司为幌子进行。晚近才出现于中国的学校和公司，为社会组织和社会接触提供了不受干扰的新空间。这种以合法机构掩饰地下活动的做法早有先例，一八八○年代郭嵩焘就利用曾文正祠来组织其引发争议的学校和公共会社，一八九○年代谭嗣同则试图把南学会打造为省议会的基础。华兴会本身以“华兴公司”之名示人，以股票为会员证，会员称作股东。入股即表示入会。至少有二十七名华兴会创始会员和明德学堂有关系，若非该校老师，即是该校学生，该校充当宣传和招募会员的大本营。黄兴也于一九○四年五月创立了东文学社；表面上是教授日语的学校，其实是在把他于东京习得的战术教给华兴会会员。在武昌，宋教仁创立科学补习所，充当吸收湖北学生和新军士兵加入革命的中心。[15]
黄兴所计划的起事，以四年前唐才常自立军失败的起事为基础，但他决意避免重蹈唐才常的错误。唐才常打算在华中各地同时起事，黄兴则把他起事的初期阶段局限在湖南一地，更具体地说，局限在长沙、岳阳、常德、衡阳、邵阳这五大城，并以长沙为发起点和革命基地。与此同时，黄兴派他在华兴会领导阶层里最信赖的助手，赴他省联络志同道合者策应湖南革命：宋教仁赴湖北，杨毓麟赴上海，陈天华与明德学堂学生姚宏业赴江西。但革命前夕他们退回湖南，因为这些外省组织的成立，并不是为了（如唐才常所曾尝试的那般）让湖南人领导他省起义军，而只是为了取得他省人士的支持。最后，自立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乃是承诺赞助革命事业的华侨金主未依约拨款。相对的，黄兴的资金来自当地，来自支持革命的湖南士绅。捐款最多者是明德学堂董事龙璋，据说他曾捐款两万三千银圆供黄兴购买军火。[16]
尽管如此精心筹备，黄兴层层构筑的掩护体系却有个弱点：为营造合法机构的形象，他的团体用来掩护地下活动的学校和学会，得接受并未参与革命起事的学生入学入会。据某则记述，就是这样一位来自明德学堂的学生，气愤于老师对他某篇作文的批评，于是向学者王先谦密报该校的不法情事。[17]同样是王先谦，郭嵩焘思贤讲舍的前校长，一八九八年拿到时务学堂学生的札记时，向当局通风报信。这一次他再度通知官府，警察立即出动搜捕阴谋造反者。胡元倓费了番功夫把黄兴偷偷带出明德学堂，将其藏匿在另一个新机构长沙圣公会教堂里，该教堂华籍牧师再把黄兴偷偷带到上海。黄兴与杨毓麟在上海重聚，两人东渡日本。华兴会的领袖，在省外熟人的协助下，也大部分逃出，若非逃至上海，就是逃至日本，但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于一九○五年四月被捕，并被处死于长沙。
加入同盟会
湖南人在长沙筹划起事时，孙文在日本继续进行自己的反满革命计划。但自一九○一年毕永年死后，他即再度与华中脱钩。他的兴中会，有别于黄兴的华兴会，几次在沿海地区起事均失败，他的计划未得到内地人民的实质支持，只能寄望于外国为革命势力出面干预，但概率不大。孙文未受过传统典籍教育，因而也未能得到东京中国学生的大力支持，在那些学生眼中，孙文没有文化。与华兴会成功让文人与农村秘密会社一起献身革命不同，兴中会的成员以来自沿海省份的商人、工人居多。例如，宋教仁就蔑视孙文的革命本事。他认为孙逸仙能闹，但就此而已。[18]
一九○五年七月，孙文想把杨度拉入兴中会。在写出《湖南少年歌》后的两年间，杨度已成为公认的日本中国留学生总会领袖。这时，他的政治主张已大大不同于先前在《游学译编》的工作伙伴杨毓麟、黄兴，转而相信反满革命将弊多于利。他赞成在中国建立日式立宪君主政体，使权力为人民所共享，同时仍保留满人皇帝作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杨度立场极为坚定，因而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孙文仍未能说服他加入。[19]但对孙文来说，这几次会晤不算毫无所得；杨度本人不愿加入兴中会，但给了孙文更受用的东西，即介绍孙与黄兴认识。
一九○五年夏再度抵日时，黄兴为湖南起事的失败，已是满心愤恨与失望。因此，在如何实现湖南革命的目标上，他愿意接受新的建议。孙文提议他的兴中会与黄兴的华兴会结盟，如此可望促成跨省的协调合作，毕竟在这时看来，单靠一省的革命都成不了事。黄兴决定与孙文合作。这一决定代表湖南革命进程的一个转折——首度有身居领导要职的湖南人，提倡要湖南本省的革命传统屈居于一全国性的运动之下，而该全国性的运动以泛中国民族主义为基础，未明言由湖南人领导。
一个星期后的一九○五年七月二十八日，黄兴召集华兴会领导干部开会，鼓励他们支持两会结合。据宋教仁写下的会议记录，华兴会诸领袖（他所谓的“湖南团体”）在是否应与孙文联合上正反两派对立，势如水火。问题症结在于湖南人是否该为更庞大的运动规模而自毁本省的支持基础。
宋教仁本人和他的任何湖南同乡一样，清楚地了解他们一直在打造的湖南本土传统，这由他该年所写、描述华兴会之特性的文章即可见一斑。他在该文中写道：“湖南之民族，坚强忍耐，富于敢死排外性质之民族也。庚子唐才常一役，根据地在汉口，而原动力则湖南。去岁甲辰，湖南学生与会党合谋发难于湖南，以出长江，虽皆不成，要为湖南人反对满族之萌芽矣。”[20]
他的记述中含有湖南民族主义的基本信条：王夫之是湖南民族主义之父，留给湖南人独一无二的遗产；湖南人具有领导起事反满的传统；华兴会的起事表明欲建立独立的湖南。宋教仁本人虽然相信湖南民族主义的存在，但华兴会起事失败之后，他明白没有他省的帮助，华兴会成不了事。因此，他接受了孙文的观点。
革命反满应由诸省同心齐力进行这种看法，并非立即就得到其他人赞同。曾作为黄兴与哥老会搭线之联络人的刘揆一，就代表了反对的一方，宋教仁称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反对：“刘霖生则主张不入孙会之说。”黄兴提出折中方案，即把两会的结盟视为只是一时权宜的合伙关系。他建议道，独立的湖南团体或许可“形式上入孙逸仙会”，同时“精神上仍存吾团体”。因此，可利用孙文的组织来进一步推动湖南脱离清政府独立的大业，同时不把湖南省的利益交给孙文，或放弃他们自己组织的结构和本地支持。宋教仁认识到湖南革命运动的发展面临危机，最担心的乃是与孙文联合的湖南人，和未与孙联合的湖南人两者的关系会有何变化。[21]
黄兴的折中办法占上风，而随着湖南人终于加入，孙文的革命事业走上了全新的道路。华兴会是当时日本境内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留学生组织，当学术素养和革命资历皆无可挑剔的黄兴和宋教仁在一九○五年八月为东京的中国留学生联合主办一场孙文欢迎会时，谁都看得出，孙文不再受到留学生的排斥：一千三百多名中国学生到会。隔周，革命同盟会举行成立大会，有代表中国十八省中之十七省的学生与会。未有学生代表出席的省份是甘肃，原因纯粹是在日本没有甘肃学生。孙文被选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22]
溺死、绝望与讲述湖南人之牺牲的诗歌
华兴会大部分资深会员都加入了同盟会，但在本省利益至上主义和泛中国革命之间抉择的矛盾情绪还是久久未消。这一矛盾情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就是陈天华。他是湖南籍作家，自《游学译编》创立起就与黄兴、杨毓麟共事，也是最早支持加入同盟会的湖南人之一。陈天华是新化人，新化位于长沙西边的偏远地区，而该地汉人、苗人愈演愈烈的紧张关系，迫使当地官府立起一道隔栅以将汉苗隔开。[23]家乡地区的族群冲突，使他很容易就接受章太炎的种族主义思想，一九○二年东渡日本后，他热切拥抱汉族民族主义理论。他生性潇洒浪漫，剪掉辫子，效仿同乡先人打过的太平天国战士留着及肩长发。
陈天华的第一篇发表作品，一八九八年刊登于《湘报》，文中猛烈抨击缠足恶习，但要到五年后在日本，他才真正出名。在其主要著作《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中，他表达了其排外主张，仇外之激烈为一八九○年代周汉刊行湖南小册子以来所仅见。在《警世钟》中，他重现周汉著作的观点（陈天华小时候，周汉的著作充斥他家乡地区），写道：“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这样的字句和周汉的反基督教布告没有两样，但陈天华把矛头更进一步指向周汉绝不会论及的对象：满人。他接着写道：“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杀！杀！杀！”[24]
陈天华就汉人民族主义写了数部广为流传的作品，但也数次把湖南人当成有别于整个汉民族的一个族群，向其发出恳求。一九○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军国民教育会成立两星期后），他在《苏报》发表《敬告湖南人》一文，文中号召湖南人推翻清廷，主张所有湖南人共同肩负一个始于一八五○年代而独一无二的历史重任。他写道：“抑诸君湘人也，我请与言湘军，湘军之起，都三十万，死者半焉，可谓惨焉。然湘军死十五万人，而获无穷之名誉……则其功岂仅曾、左。盖曾、左所杀者同胞，而我所排者外族耳。”[25]对陈天华来说，曾国藩、左宗棠留下的罪过，意味着现今的湖南人应该为了其他中国人挺身领导革命。他自认是那背负重任之群体的一员。他推断道：“但使异日青史书曰，中国之亡，湖南与有力焉，则吾所万不忍受者也。”
但一九○五年初期，他忽然放弃革命，转而拥抱立宪政体，令他的湖南同志大为惊愕。在此必须一提的，他这一转向，乃是出于一省的利害考虑，他宣称君主立宪政体最优，因为那将使各省得以有最大可能取得自治地位。换句话说，省级自治乃是比驱逐异族统治者更值得追求的目标。留日湖南学生仓促集会，谴责他的请愿书，因为该请愿书支持立宪（从而严格来讲支持皇帝，反对革命）。但值得注意的是，宋教仁从该请愿书的诸多要求中，特别挑出陈天华强调省级自治一事来谈，表示那是这份请愿书里值得支持的部分。其他湖南代表同意此说，众人认可此请愿书追求省之独立与地方自治的主张，同时将请愿书中的其他部分全部斥为异端。[26]此事说明，就在同盟会创立前几个月，大部分有影响力的湖南革命分子仍把省级自治（至少是湖南的自治）视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他们与陈天华意见不一致之处，只在于用什么办法最能达成这一目标的问题上。
但随着革命同盟会的创立，陈天华似乎彻底放弃湖南利益至上观，转而支持泛中国革命。一九○五年十月，他谴责本省利益至上主义，视其为汉人团结最大的障碍：“夫省界何物也？谓非同一种族之人，同一区宇，但因满政府政治上之区域而划分者乎？……且分省不已而分府，分府不已而分县，势非至于四万万人分为四万万国不止，其何以联合大群以御外侮乎？今日者，国权未伸，外人势力之侵入有加无已。满洲未去，汉人权力消亡；此皆不顾，而先从事于省界焉，不外御其侮，而但阋于墙，甚矣其愚也。”[27]
陈天华的论点中，省界是帝国专断划设的分界，而非自然形成的分界（例如种族间的分界）。陈天华把他此前热情拥抱的本省利益至上主义斥为削弱汉族团结的迷信，从而与他此前所有诉诸独特湖南人族群的主张相矛盾。曾力倡本省利益至上主义的他，这时似乎已完全皈依把省视为无意义之单位的中国民族主义。
然后，陈天华有了惊人之举，向世人道出他最后的心声。一九○五年十二月七日，即同盟会创立四个月后，他宣告弃绝本省利益至上主义两个月后，他在东京湾投海自杀。他留下两份绝命书，做法正与他政治立场的矛盾相一致。其中一份写给所有中国留学生，要他们终身爱国不渝。他写道：“人皆以爱国为念，刻苦向学，以救祖国，则十年二十年之后，未始不可转危为安。”[28]在此绝命书中，他区别民族与政治之不同，呼吁汉人学生把重点放在政治而非民族，甚至要他们放弃仇满心态，让满人成为“同等之国民”。
陈天华主张，把中国土地上的所有居民纳入不分民族、以国家为基础的爱国主义里，汉人或许就能完全免去革命的必要：“然而举中国皆汉人也，使汉人皆认革命为必要，则或如瑞典、诺威之分离，以一纸书通过，而无须流血焉可也。”对他来说，瑞典与挪威不流血而分开，正是当代的一个明证，证明重大的政治改变，乃至彻底改造一个国家，如果能使各方达成一致见解，不流血就可达成。他主张，把汉人的族群一体意识，纳入更大同的多民族民主中华国，并让满人在这中华国里仍享有一席之地，汉人不需革命就能完成政治改变，不需流血牺牲就能享有自由。
陈天华另一份绝命书写给“湖南留学生”，文中并非呼吁满汉和解，而是呼吁湖南人团结。全文如下：“呜呼！同乡会不可解散。呜呼！愿我同胞养成尽义务守秩序之国民。当今之弊，在于废弛，不在于专制。欲救中国，惟有开明专制。呜呼！我同胞其勿误解自由。自由者，总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我同胞其听之耶？呜呼！愿我同胞其听之！其听之！”[29]
他敦促汉人学生撇下与满人的民族歧异，建立以国家为导向的泛中国民族主义，同时也恳请湖南人勿解散同乡会。此外，他于一九○五年十月抨击本省利益至上主义，并在表面上放弃了认为只有君主立宪能确保湖南自治地位的主张，但在他只有“开明专制”能保住“总体之自由”的恳求中，这些先前的主张有了更为极端的表述。专制似乎会是保住这一湖南组织的结果，而这的确发人深省。据某友人的说法，他内心痛苦的主要根源，乃是华兴会在湖南起事的失败，那带给他的苦楚从未消失。[30]但据大部分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的说法，他绝望的不是湖南人，而是所有中国人。[31]对于湖南人，他要求保住同乡会组织，对于所有中国人，他则要求族群认同完全服从于未来国家的需求。如果湖南人遵从他的建议，把中国人认同摆在首位，那么湖南同乡会——照陈天华先前的逻辑，即是区别湖南人与其他中国人的人为障碍——会是第一个该除去的东西。因此，陈天华这两个要求同时存在且互相抵触，好似出自两个不同的人之口，而他自杀所要传达的意涵，就和湖南人欲使本省前途和帝国前途并行不悖一样令人困惑。
陈天华的突然自杀使湖南留学生圈子里的友人大为震撼。例如，他在华兴会起事时的伙伴、明德学堂学生姚宏业，陡然意志消沉。他与陈天华一样悲戚地认为中国学生缺乏获致成功的决心。姚宏业始终敬佩陈天华；在陈天华留长发以向太平军致意后，姚宏业即根据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姓，把他名字中的“宏”改成“洪”。一九○四年从明德学堂毕业后（黄兴是他在该校的老师），姚宏业追随陈天华的脚步加入华兴会，两人受黄兴之命同赴江西联络革命党人。一九○五年，姚宏业再度追随陈天华到日本，在该地也加入同盟会。但陈天华死后，姚宏业意志消沉，四处漂泊。一九○六年春，他来到上海，隐隐怀着将上海的湖南学生组织成共学会的念头，结果发现他们对行动救国不感兴趣。由于为该学会募款不顺，他最终死心。一九○六年五月，即陈天华自杀五个月后，姚宏业决定最后一次追随他好友的脚步，投上海黄浦江自杀。[32]
两人自杀相隔将近半年，但装着两人遗体的棺木（陈天华棺木来自日本、姚宏业棺木来自上海）却是一起运抵长沙。五月二十三日，商人禹之谟出面接下，统筹他们的丧葬事宜。禹之谟是湘乡人，曾国藩的小同乡，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间曾随湘军打过中日甲午战争，战后迁居上海研究实业。[33]一九○○年，他加入唐才常的自立军，然后赴大阪继续研究实业，一九○二年返国。在湘潭创立湖南第一个现代棉织厂后，他加入黄兴的华兴会，然后成为最早加入革命同盟会的湖南人之一。黄兴派他去长沙建立同盟会湖南分会。友人证实，一九○五年和一九○六年，他将许多时间耗在长沙茶馆，替同盟会分发反满刊物。[34]
因此，禹之谟既是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人物，也是跨省性革命同盟会的核心人物。基于这原因，禹之谟究竟是以革命同盟会代表的身份，还是以湖南革命运动代表的身份，接下陈、姚两人遗体，就攸关以下问题的厘清：湖南人是否真的被纳入革命同盟会，抑或澎湃汹涌的湖南革命运动只是利用同盟会来进一步推动其宗旨和目标。
诚如后来的发展所表明的，不管陈天华、姚宏业有意赋予他们的自杀什么样的意涵，二人之死都被视为为湖南而死，而非为中国而死。在陈家鼎、宁调元这两位明德学堂学生暨革命同盟会同志协助下，禹之谟宣布陈天华、姚宏业为楚之烈士，要求将他们葬在岳麓山。岳麓山是湖南最神圣之地，湖南历代先贤祠庙之所在，一八七九年，郭嵩焘就爬到此山上的贾谊祠，写下哀叹自己年华老去的诗。湖南巡抚禁止了这场葬礼，这三位主办人即纠集长沙诸所新学校的学生，于一九○六年六月十一日浩浩荡荡地为陈天华、姚宏业两人送葬。现存的记述说有一万多名来自长沙诸新式学校的学生（这时新式学校已总共教出三万多名学生），一身素白，戴草帽，边走边歌，人龙绵延超过五公里，无视巡抚的禁令，送两具棺木到岳麓山下葬。[35]
送葬行列前头高举禹之谟所撰挽联，部分写道：
杀同胞是湖南，
救同胞又是湖南，
倘中原起义，应是湖南。
烈士竟捐生，
两棺得赎湖南罪。[36]
最重要的是，这是场为湖南人赦罪的活动。他们将陈天华、姚宏业两位革命志士葬在岳麓山，最主要的是想借此扫除颂扬曾国藩、湘军（“杀同胞”者）成就的官方湖南历史，代之以新的革命使命观。十二年后，毛泽东（二十六岁的长沙老师和新闻工作者）称这一送葬之事是“湖南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说“湖南的民气在这个时候几为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37]但在学生解散后，巡抚派兵挖出棺木，逮捕看顾棺木的学生。禹之谟从长沙逃回湘乡老家，两个月后，被百余名清兵逮捕入狱。
《洞庭波》
湖南巡抚开始逮捕学运分子时，禹之谟的两个助手陈家鼎、宁调元，在明德学堂创办人胡元倓的协助下从长沙逃到日本（两人都是该校学生）。两年前，也是胡元倓偷偷助黄兴脱离险境。[38]在东京，他们两人与因为华兴会、革命同盟会结识的杨毓麟会合，三人合办了新湖南刊物《洞庭波》。洞庭湖构成湖南省北界，湖南就因位于洞庭湖之南而得名。更古时，洞庭湖为楚国南北分界，屈原被流放到楚国南部，即流放到该湖之南。《洞庭波》之名出自屈原《湘夫人》一诗的第一诗节。此诗节描述诗人在洞庭湖对岸瞥见湘水女神：
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39]
凡是具有古典文学素养的中国人，都非常熟稔这首诗，《洞庭波》的刊名让人一见即生起此诗中的鲜明意象。遥远北岸上“眇眇兮愁予”的眼神，赋予此刊物可望而不可即的渴慕之感。树叶飘落洞庭湖，则赋予该刊失落之感。陈天华与姚宏业都是被洞庭湖水吞没的落叶，被衰败时代的“秋风”吹落，淹死湖中，成为献给湖南神灵的祭品。《洞庭波》在形象和措辞上，比此前任何湖南刊物都带有更为顽强的湖南味。它在两位湖南“烈士”葬在岳麓山，而民心悲愤正浓的势头上问世，把他们放进从屈原一脉相传下来的传统里。它所刊出的作品，有许多暗喻远溯楚国，因而在意象上强化且深化杨毓麟先前的出版物。
此刊发表了数首为姚、陈二人下葬所写的诗，作者则以“屈魂”“湖南某君”之类笔名示人。在这些诗的暗喻性用语里，最应注意的乃是陈天华、姚宏业二人的自杀都是投水而死，不管姚、陈二人的真正用意为何，此刻他们可被解读为重现屈原千古不朽的自杀壮举。一如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以在敌人入侵前夕警示楚人，陈天华和姚宏业（在这些诗人的解读下），也以同样的死谏来抗议他们湖南乡人未能在中国即将遭外人入侵时接受他们的号召起身革命。屈原是湖南人这一自杀殉道方法的始祖。通过陈天华、姚宏业，此举重现于现代。那是湖南人所能深刻体会，带有浓浓的湖南历史之永恒悲剧意涵的自杀之举。
在其中一首诗《哭亡友姚君宏业》中，姚的投水自尽促使作者反思湖南的情势：
湘魂一去痛何如，
忍令平生付子虚？
欲识船山真面目，
诸君仔细读遗书。
……
我亦长沙痛哭生，
十年奔走事无成。
病中几点忧时泪，
和洒湘流吊屈平。[40]
这首诗以姚宏业入诗题，以屈原入正文，把这两个同是投水自尽的哀悼对象连在一块。王夫之的著作以驱邪物的形象出现，如果运用得当，或许能阻止湖南人的悲剧，亦即“湘魂一去痛何如”的发生。此外，诗中提到“十年奔走事无成”，暗指作者是杨毓麟那一代人（说不定就是杨毓麟本人）。对这位作者来说，湖南人独立之梦始于十年前的时务学堂和南学会。
在这些诗作的衬托下，《洞庭波》的主要文章，二十一页的《二十世纪之湖南》登场，此文作者为禹之谟的副手陈家鼎。[41]陈家鼎一开始循着先前《游学译编》所刊湖南民族主义文章的调子，或杨毓麟《新湖南》的调子（杨毓麟毕竟是现今这份刊物的主编），以一首赞歌描述湖南境内的反抗、进步、殉难的历史，但陈家鼎在此文中未把湖南称为省，而是称为国。他写道，一切滥觞于屈原：“屈原以文章唤起国魂，船山以学说提倡民族。时务则魏源、郭嵩焘、曾纪泽为之先声。种界则曾静、贺金声、陈天华、姚宏业效其死命。以如斯之光荣历史，如斯之开化民俗，如斯之大好人物，如斯之英伟事业。”
在探索了这一从楚国往下绵延到当今之世的英雄精神之后，陈家鼎以古今中外的其他英雄、烈士为对比，思索湖南英雄、烈士的伟大之处，并写道：“虽使之流唐漂虞，涤殷荡周，驾欧驱美，轶非凌澳。鬻熊孙子人人皆拿破仑，湘中城池处处号圣彼得，纵横上下不可一世。以湖南比近世之帝国，一日耳曼二十五联邦中之德意志也。以湖南比世界之共和国，一美国十三州中之华盛顿也。”因此他宣称，湖南理当称扬于世界舞台，至少和近世任何一个著名国家一样伟大。
但接着陈家鼎话锋一转，问道：“骎骎乎号一近世界之新主人可也，而孰料有大不然者。”然后此文语气转为愤恨，而与此前谈湖南民族主义的较乐观文章迥然有别。因为陈家鼎发现其他文章少谈一样东西：中国境内的公敌。他把陈天华、姚宏业的未能下葬，称作非湘籍官员一贯主动打压湖南人的一个事例而已，循着这条思路，他发出一前所未见的指控：威胁湖南人性命者，不只满人和外国帝国主义者，还有——且这是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有其他汉人。
陈家鼎再度搬出过去湖南人对被帝国视之为落后草莽之地的痛恨，然后狠狠斥责他省人对湖南人的压迫，并用西方的惊叹号来强化他的观点：
政界之排湘者，曰湖南人喜生事端也。军界之排湘者，曰湖南人最占势利也。学界之排湘者，曰湖南人太无程度也。商界工界乃至妓界之排湘者，曰湖南人性太野蛮也。海内所欲打！打！！打！！！者，非别省也，湖南也。所欲杀！杀！！杀！！！者，非别省也，湖南也。
对于湖南人在太平天国之乱中与汉人为敌这一主张（由谭嗣同首次提出，而这时被普遍接受），陈家鼎认为那不是湖南人的自我批判，而是湖南所必须驳斥的恶意指控，亦即湖南人在征战上的丰功伟绩，已使湖南人成为他省人仇视、痛恨的对象。
在他看来，湖南人因此遭受其他汉人的迫害，比印度教徒或犹太人所受的迫害更有过之。他解释道：“哀湖南者，莫不曰湖南之在今日，将为天下第二之印度犹太也。然而犹太者西洋文明之母国。俄偶残杀之，各国报纸皆诋俄为野蛮。现今犹太国虽亡，而遗族犹散处于欧洲各国。湖南且被各省之排，尚望见容于各国乎？”同样的，“印度种虽垂灭，犹有站街之资格，今且欲离英而自立矣。湖南则哑国也，奴薮也”。在他看来，湖南人连鼓起类似印度教徒的叛乱意志都办不到，湖南人默默接受被奴役的对待。
湖南人受到满人、西方帝国主义者、其他汉人的攻击，又无处可避难，于是陈家鼎描绘出如果不团结在一块，湖南人在新的世纪可能会有的遭遇。他预测，他们会陷入演化斗争，且败下阵来：“来日虽久，无可为南风强竞之时。无论满洲人、各省人、各国人，皆有仇视湖南之时，一若必使一种南楚民族尽付之天演淘汰而后快者。危哉，湖南人！危哉！二十世纪上之湖南人，不知天下何憾湖南人之深。”
陈家鼎转而谈起熟悉的教育问题，作为培养这个南楚民族挺身自保之心的起点。他说，日本一九○五年之所以能击败俄国：“无不由该教师以国仇之必报，平日印入儿童脑中。”他主张，湖南人必须以日本人为师，透过学校灌输学生必须为湖南人所受的苦报仇的想法。这些学校的基本职责，应是“以清虏南掠之惨，及湘人祖若曾积尸之多，演动一般国民，而又主张船山学风奉为宗派，俾曾（静）、唐（才常）、陈（天华）、姚（洪业）之死状，童樨皆知，耳濡目染，教育之影响全国必也大矣。”因此，陈家鼎的《二十世纪之湖南》，把先前有关湖南独特性的陈述，统合成一种宣传体系所追求的远景，也就是要利用湖南人受满人和其他汉人的迫害的事实，把湖南人塑造成一个能在华南立足，骄傲、独立、自成一体且强大的实体。它的文化的核心主义，如学校所反复灌输的，将是王夫之的思想，它的历史的中心母题将是殉难。
这篇慷慨激昂的长文，最起码说明了尽管不久前建立了泛中国的革命同盟会（《洞庭波》三位主编都是其会员），强有力的湖南分离主义意识仍在迅速茁壮。《洞庭波》继同盟会之前的湖南学生著作而起，而民族主义意识更为激烈、更富诗情、更为深刻。先前所有湖南人著作均含蓄地表示，把湖南人界定为有着共同文化、共同历史命运的一个“民族”，而非界定为一个省（只是个地理实体），最为理想，而《洞庭波》代表了对这一含蓄主张的细微调整。此外，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湖南人在过去历史上所受到的压迫，更甚于犹太人或印度教徒所受到的压迫，借此给了湖南民族主义挺身准备战斗的动机。
从某个观点来看，陈家鼎的《二十世纪之湖南》可以说承继了郭嵩焘一八七○、八○年代重振湘楚文化的作为。郭嵩焘希望湖南领路通往未来的中华国，主张湖南的学校按照王夫之的思想重建，而这一希望和主张，在陈家鼎的文章中，均得到重述。但自郭嵩焘的时代以来，中国其他地方已被视为湖南必须打击的真正敌人。界线更为分明，怨愤更为深重，要求脱离“中国”自立的主张更为激昂且明确。
但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洞庭波》的诸位湖南主编也受了周汉的影响。周汉于一八九○年代所作的煽动性的排外小册子，乃是他们一九○○年代反满杂志的先祖。《洞庭波》只刊出一期，日本政府就因清廷施压而迫其停刊，然后，主编之一的宁调元从日本返回湖南，协助领导湖南、江西交界山区的一场矿工叛乱。宁最后入狱，且无巧不巧，就和周汉关在同一间监狱。自一八九○年代个人出版品遭查禁后，周汉即被关入狱中，这时还未出狱。
这位一生鼓吹同胞杀洋人的老耄反基督教宣传家，一九○七年时已几乎是明日黄花，他所追求的目标在他的家乡长沙已几乎遭遗忘。就连他的女儿这时都在长沙某女子学校教西方科目。[42]但虽已过气，他和年轻的反满行动主义者宁调元的共通之处不只在于关在同一处监狱。两人是两代人，两种思想的化身，却都基本上执着于将外人赶出湖南。在狱中，两人在某方面意气相投。周汉写了张条子给宁调元，说：“余年六十，一生为虾戏犬欺，不绝灭外来侵凌，余死不甘心。”[43]若非年龄有异，把这条子说成是宁所写，亦无不可，因为它的意涵也正是宁的心声。坚持自己信念的周汉，来年终于获赦，但这时他已对外面世界死了心；他拒不出狱，在狱中度过余生。
王夫之的从祀文庙
曲解王夫之的思想为自己目标所用者，不只湖南革命人士。他们以王夫之为本省先祖，围着他重整旗鼓时，把王夫之描述为所有反满民族主义者（而非只是他湖南家乡之反满民族主义者）之精神始祖一事，也普见于个人创作和大众报纸上。早在一九○三年，上海报界就经常在谈民族主义的文章里提到王夫之的名字，频繁到令《苏报》主编抱怨它们浮滥肤浅。他要读者更深入思索，在某文章里写道：“今以限于日报之例，未能竟其词，此不过其九牛之一毛也。”在此文别处，他严正表示，“王船山者，亡国之一国民也，故其言皆亡国之音，所说多亡国之惨。”他说，那些著作“可以振起吾国之国魂者极多”。[44]蔡锷于一九○四年为《东方杂志》撰文时，写了一篇名字取得很贴切的文章——《采王船山氏说证中国有尚武之民族》，文中大量引用王夫之《黄书》某章的字句。[45]王夫之在该章中根据各地区人民的气质，将不同地区的人民分门别类。王夫之的思想可以说变成了无所不包，他的著作似乎预见了进入中国的许多“新”思潮。例如，一九○六年《东方杂志》某文，以大量的原文为证，主张王夫之在亚当·斯密出生前，就描述了他《国富论》中的经济理论。[46]
但十九世纪时最早使湮没于历史的王夫之重见天日的那些学者，其打造出的王夫之，也就是湖南儒家先贤形象的王夫之，著作能使天下拨乱反正的经世学者形象的王夫之，并未完全消失。激进学生走过湖南维新运动、自立军起事、华兴会起事未遂、埋葬陈天华与姚宏业这诸个阶段时，王闿运仍在衡阳经营船山书院，自一八九○年代以来未有改变。他也继续在王夫之诞辰和每年大年初一时主持崇祀王夫之之礼，一如一八八○年郭嵩焘首创这些仪式时之所为。谭嗣同的老师刘人熙于一八九三年开始悄悄搜集、刊行王夫之几部此前不为人知的著作。[47]但这些都是局限于湖南一省之事，且与这时其他援引王夫之来张扬己说的行为不同的是，它们与帝国政治或国际政治无关。
但一九○七年御史赵启霖重提郭嵩焘一八七六年未竟的梦想，奏请礼部让王夫之从祀文庙，从而使上述情况改观。赵启霖是湘潭人，而王夫之后代，以及欧阳兆熊、王闿运、十九世纪复兴王夫之著作有功的其他人，也都是湘潭人。赵启霖于一八八○年搬到长沙就读于岳麓书院，在校成绩优异，一八九二年三十三岁时中举，再数年考上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短短的自传完全未交代自己的师承，但他把一八九一年郭嵩焘的去世列为那一年他人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由此可知他极为推崇郭嵩焘。[48]赵启霖曾为郭嵩焘写挽词，词中有曰：“不有俊民，谁拯国疪。”[49]郭嵩焘从英国返乡后那数年期间，赵启霖住在长沙，与陈三立来往密切，而陈三立的父亲就是曾非正式受教于郭嵩焘的前湖南巡抚陈宝箴。年近三十的赵启霖，若要就读思贤讲舍，年纪太大，若要加入禁烟公社，年纪又太轻，但他后来的著作仍透露了郭嵩焘对他的影响。赵启霖喜爱经世之学，提倡船山之学不遗余力，后来积极鼓吹禁烟。[50]一九○七年向礼部奏请让王夫之从祀文庙时，他是在刻意追随郭嵩焘的脚步。
赵启霖的从祀文庙折和郭嵩焘的从祀文庙疏，两者的主要差异之一，乃是赵启霖奏请将忠于明朝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大儒同时从祀文庙，一如十八世纪末将他们三人当成一个群体，纳入清朝《国史儒林传》中。借此，争议性较大的王夫之能搭较为当局所接受的顾炎武的顺风车一起从祀文庙。
但更重要的，乃是赵启霖奏请的时机，因为他写此奏折时，儒家体制已明显式微。科举制度于一九○五年废除，一九○七年赵启霖写下此奏折时，清廷正在研究如何改变体制，走君主立宪制。许多人察觉到正当性危机（即使还未降临）步步逼近。一九○六年，有份皇帝诏书指出，教育必须推崇“忠君尊孔”。[51]赵启霖解释道，王夫之等三大儒正是忠君尊孔的完全典范，奏折一开头就提议借由推崇这三位忠于明朝的学者来“崇国粹”。[52]然后他表示，研读这三大儒的著作，乃是恢复中国正统思想体系的最佳办法：“自中外交通，学说纷杂，后生昧于别择，或至轻诋国学，自忘本原。”在赵启霖的奏折中，这三大儒（如一八七○年代诸大臣对王夫之的断定）未威胁到儒家正统的安稳，反倒成为摇摇欲坠之意识形态的支柱，体现了中国“国学”的“本”与“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