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一八七六年的从祀疏，把王夫之说成受冷落的湖南先贤。它含蓄地要求肯定湖南，肯定这个以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挽救清朝，却遭遗忘的落后地区。相对的，赵启霖只略加提到王夫之的本籍，较爱把他描述为纯正中国人，从而是抵挡非中国思想体系入侵的堡垒。耐人寻味的，这一次反倒是礼部在回复此奏折时，特别针对王夫之的湖南出身表示看法，称那是他最重要、最引人注意的地方之一。据官方记录，诸大臣审议此事时指出，尽管王夫之的著作直到晚近才让人得以一睹，“同治以来中兴名臣大半奋迹衡湘，则亦未始非其乡先生教泽之所留贻”。[53]
在朝廷对教育、政体方面的政策大幅改弦更张之际，礼部大臣似乎带着怀旧之情回顾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的那段重建岁月，认为湘军诸将成功稳住同治皇帝的统治，正表明王夫之的学问有助于王朝的救亡图存。那与郭嵩焘含蓄的指控——湖南未得到应有的肯定——大相径庭，因为这时王夫之被视为使湖南人在十九世纪大放异彩，说不定也会使中国在二十世纪大放异彩的大功臣。在朝廷眼中，王夫之不再是威胁，更为可怕的威胁即将到来，而且其中有些威胁已把王夫之据为己有。与那些把王夫之誉为反满民族主义者之老祖宗者相反的，清廷终于欣然接受赵启霖所解读的王夫之，将他视为忠君爱国者。
章太炎首开先河将王夫之称作汉人民族主义之父，因而在听到赵启霖的奏请已得到朝廷赞同时惊骇不已。一九○八年七月十日，他在《民报》发表文章表达对此事的看法，写道：“衡阳所著，则有《黄书》、《噩梦》，其尊汉族而拒羯夷，成文具在……今于衡阳反无一言，岂彼满洲贵胄者，未睹衡阳之书耶？抑自知东胡秽貉，荐食神州，罪在不赦，故不敢公吐盗言以憎主人也。若是，则彼满洲人者，亦以汉人排满为当然耶？”[54]
他以这一怀疑为基础，质疑这时支持赵启霖奏稿的满人大臣之动机。他搬出他的理论（这次把那理论说成听自他人的说法），说曾国藩刊印王船山著作系为替他杀害同属汉人的太平天国叛乱分子的行径赎罪。章太炎写道：“曾国藩身为汉奸，狝薙同种，而衡阳遗书数十种，素未现世，实国藩为之刊行，湘人父老相传，以为国藩悔过之举也。”如果说曾国藩刊印王船山著作，乃是他私底下反满的证据，当今朝廷支持让王夫之从祀文庙，则意味着连满人都承认他们该被推翻下台，或者如章太炎所说的：“然则尊祀衡阳，默无非议者，其亦满人悔过之举耶？”
这一请祀案未因章太炎的嘲笑而破局，两个月后的一九○八年九月，礼部同意所请。于是，在郭嵩焘去世十七年后，他的愿望终于实现，这位湖南先贤的牌位进入中国各地的文庙。同样的，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被迫隐居山林，发奋著书的王夫之，在去世两百年后，反倒成为替该王朝之正统性挂保证的体制化象征。但这一奇怪的结合将只持续到清朝覆灭为止，也就是将只再持续三年。
迈向革命
“湖南团体”与其所加入的同盟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55]一九○八年，双方出现明显裂痕，宋教仁带头欲拉下同盟会总理孙文，代之以黄兴，而参与这场倒孙运动者以湖南人居多。在黄兴的阻止下，宋教仁才收手。辛亥革命爆发时，与其他华中革命党人密切合作、协助领导该革命者，乃是黄兴；正在美游历的孙文，得知此事大吃一惊，最初毫未参与这场起事。清朝覆灭后，据说章太炎严正表示：“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56]孙文未在人选考虑之列。黄兴有来自湖南和华南的支持，另一位省级领导人黎元洪则有来自河北和华北的支持。在黄兴与宋教仁主导下，折中人选孙文出线，以防上述两派冲突。[57]黄兴最终未能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却仍是第二把交椅，革命后有数年，孙黄二人的名字一起出现在国民党大部分政策声明的最上头。[58]湖南学生团体的其他领导人物，从此驰骋于全国的大舞台上，就和当年湘军领袖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发迹的方式差不多。宋教仁成为农林总长，一九一三年差点成为总理。刘揆一成为工商总长。蔡锷是云南都督和四川督军兼省长。杨度成为军事强人袁世凯的高阶顾问，而袁会在一九一二年接替刚当上总统不久的孙文，成为中华民国总统。但一如太平天国覆灭时所发生的，湖南诸领袖决定为更大的政府效力一事，使湖南的地域主义失去了影响力，至少眼下是如此。把中国打造成此刻的样貌之后，他们离开发迹地湖南，到新政府闯天下。
湖南革命志士在迈向辛亥革命途中的矛盾心态，如今已大体上遭遗忘，而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为中华民国政府效命。民族主义者的历史支配了对这段时期历史的叙述，就连其中最可疑的湖南革命人士（杨毓麟、陈天华，乃至反对创立革命同盟会的刘揆一），都被誉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英雄。但把他们的动机和效忠对象单单归于一统中国的梦想并不公允，因为他们也着眼于更近的目标——湖南自治。
在看似可行的泛帝国革命运动逐步发展之际，本省利益至上的心态并未消失。其实以《洞庭波》为指标来说，湖南本省民族主义的发展程度，至少和中国民族主义一样高，而就湖南来说，它能有更根深蒂固的根源作为依据。华兴会决定与孙文合组革命同盟会一事，并非如今人所常认为的，结束了这个较早成立的组织。如同宋教仁所说的，试图让湖南脱离清政府独立的湖南人，并未完全忘掉他们该忠于自省乡民，他们的中国民族主义热情多半从本省生存、自治的角度发出。陈天华、姚宏业的投水自尽，被民族主义历史学家追念成是为自由中国梦想而死的英勇行动。但对拥有他们的遗体，进而拥有他们的象征性资本的湖南人来说，他们是为了赎湘军的历史罪行而死，他们的死是屈原之死的翻版。尽管华兴会起事失败（其实是《新湖南》的失败），尽管未能如愿下葬陈天华、姚宏业，日本湖南学生的湖南民族主义激越言词，并未在他们返回大陆后减弱，反倒以更阴郁、更愤恨的形态呈现，对非湖南人的不信任，就如同对满人的不信任一样，且思索着湖南人是否要挺身而出把所有非湖南人赶走。
在所有湖南民族主义者的想法里，都立着王夫之这位崇高人物。在辛亥革命前那些年里，王夫之的地位逐步升高，但他的角色分化为彼此冲突的多种形貌，并以如下三种为主：中国民族主义之父、“湖南精神”之原型、湖南一地所自诩的儒家传统思想的领袖。他著作里的基本精神，使这些主张彼此水火不容，那精神就是他毫不掩饰的仇满心态。诚如第六章会看到的，一九一一年清朝的覆灭，继之以革命党人成立新政府，将终于在湖南创造出一个政治环境，把这些对王夫之遗产的不同理解重新统合，在一综合体里调和它们的差异，且首度居于共同基础之上。
杨毓麟的投水自尽：尾声
杨毓麟的著作影响了湖南民族主义的发展，且他与几乎所有湖南改革派和革命党人（在郭嵩焘的校经堂、在时务学堂与南学会、在自立军、在《游学译编》、在华兴会、在革命同盟会的改革派和革命党人）都有深厚私交，但他并未和他的朋友一样，于革命后的政府里担任新职。华兴会起事失败后，他已然曲折的人生奋斗道路变得更难捉摸。一九○五年，他改名杨守仁，前往北京任职于清廷的京师大学堂译学馆。[59]一九○五年九月，清廷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外国宪政时，杨为随员之一[60]。但一行人就要从北京火车站启程时，杨毓麟的前暗杀队成员吴樾，想引爆炸弹阻止这趟行程，却在车站里炸死了自己。杨毓麟过去的作为反倒差点害了他自己，因为差点要了他命的那颗炸弹，就是他教吴樾制造的。经过这一意外的延搁，考察团在十二月终于成行，杨毓麟跟着远赴日本，而在日本，他和宋教仁一起投入清廷的外国政治书籍中译事业。[61]陈天华、姚宏业下葬事件后，杨毓麟借着《洞庭波》和《汉帜》（他曾在《汉帜》上宣传一部以“烈士”吴樾为主题的书），重拾以湖南为中心的革命报刊事业。然后，一九○八年，他又回去为清廷效力，被留欧学生监督聘为秘书，随行到伦敦。一九○九年他辞去政府职务，搬到苏格兰的阿伯丁，在那里学英文、政治经济学、宪法，就此度过余生。[62]
就在杨毓麟待在苏格兰期间，有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东西，穿透他夸夸其谈且自相矛盾的政治著作而留存为我们所知。因为这位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湖南独立的鼓吹者、炸弹的供应者、渗入清廷的内应，也是个父亲。有几封他写的家书保存至今，信写于一九○九年，收信人是他的幼女。当时他三十七岁，而他女儿与妻子住在长沙。这些信中的思想情感，似乎与他的公众形象格格不入。它们流露出令人感动的守旧心态，而由于出自一位把早年生涯的大半投入摧毁中国传统社会的人士之口，那心态更让人觉得突兀。他写道：
字谕克恭知悉：
汝写信与我，我甚喜欢。汝寄来文章一篇，尚不太坏。用心学去，尚是可造。惟汝每次写信与我，字体特别潦草。去岁信上说是眼睛看不见，汝眼光何至如是不佳？可告我。
汝此次考试如何？前信说是考在十几名上，何不发愤用功考到前三名耶？汝只寄文章给我看，但是我最喜欢知道者是汝算学学得如何？英文学得如何？体操如何？以后须将此数项功课一并告我，不可专寄一篇文章与我，切嘱切嘱。
现在我写信与汝母亲，要汝往周氏女塾寄宿。汝到学堂寄宿后，自己须要切实学好做人，切实用功求学，不可在学堂内与同学诸人终日闲谈乱讲，不可与同学诸人闹意见。待同学诸姊妹宜格外客气，彼此以求学用功相勉励。见学堂监督教习，尤宜恭而有礼，恪守校训，不可违抗。一切日用饮食起居，须有一定规则，按照一定钟点。钟点是人生在世一件必须谨守的事，人无一定做事钟点，便是不能学好的凭证。切戒切戒。
晚上休息上床不可胡思乱想，须认定一段格言，或认定一个算学题目，用心思考，自然而然入梦，神魂清爽。
平日除与诸女同学往来及休息往来外家请安外，不准汝与男同学往来，亦不准汝妄向别的人家行走。此是我定的规矩，汝若违背我的规矩，便不是我的女儿，将来是不好见我的面。
汝写信与我，称外家为“婆家”，“婆家”二字不合，我已写信在克念信上，汝可索看。
克念为人，天资平常，精力亦差，我怕他虚浮懒惰，汝须嘱咐他，要他切实用功，要他发愤，要他一切事情必须谨守一定钟点，要他用心学作文章，学读英文，学习算学、体操。
祖母在家挂念汝等，汝须与克念常常写信向祖母请安。十叔、伯母、叔母，亦宜常常写信请安，不可间断。有暇时宜写信与我，告我近日所作功课。
平日用钱极宜俭省，买物但求适用，万万不可贪好看。但求价贱物良，不可贪价贵，愈贱愈够用。用钱但有节省之法，别无他法。
身体须保养。保养身体，只有用心习体操之一法。我到此国，看见一个女学堂，诸女学生闻进学堂三个月，无不肥胖者，全是习体操工夫，汝宜每日习体操一点钟。
父守仁谕
五月初三日[63]
这位老无政府主义者给女儿的劝诫，或许可扼要归纳如下：用功读书，学作文章，考好成绩，与同学相处融洽，尊敬师长，勿与男同学往来，别把时间浪费在无益的消遣上，定时运动，拜访亲戚，饮食起居要规律，最重要的要守规矩。这番话竟出自年轻时学制炸弹、阴谋暗杀慈禧太后、出版小册子鼓吹湖南脱离中国压迫桎梏的人士之口。身为父亲，杨毓麟严格、保守如曾国藩。这告诉我们什么？或许这封信透露他放弃了他先前的奋斗目标，透露了一位父亲的体悟，体悟到稳定、传统、按部就班的改革比激进改变重要，体悟到他离世后，传统生活方式会比他走过的人生更有益于他的女儿。也或许这封信证实了他所追求的教育、政治、文化方面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就要发生了。他的女儿毕竟能上私立女子学校，能像西方国家的女孩那样做运动。她的考试科目除了作文章，还有数学、英文。也或许这封信证实，此人虽是他那一代最激进打破传统桎梏的年轻思想家之一，却仍是个进士文人。他仍在他从小接受且精通的仪式和礼节中找到安心，找到必然之感和慰藉。也就是说，他的激进思想从未离开他一八八○年代在长沙所受教育与教养的根，或许他攻讦传统制度时措辞的恶毒，与他对传统制度之基础的信任程度，有等比例的增减关系。他虽有革命分子的头脑与文笔，却仍有一颗改革家的心。
在人生即将走到尽头时，杨毓麟似乎已丧失了政治热情，因此，杨毓麟为何在辛亥革命前夕的一九一一年八月投水自尽，也就更让人摸不透。对此，流传两种说法，但都不尽令人满意。据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历史学家所说，那是因为他误信老友黄兴已在三·二九黄花岗起义遇害的传闻，从而绝望于中国的未来。[64]但当时他留给叔祖杨昌济（按：两人年纪差不多，但杨昌济大杨毓麟两辈）的短笺，完全未提及这方面的事。在短笺中他告诉杨昌济，“脑炎”使他头痛得眼花，连续数晚睡不着觉，他已受不了。不管他是愤于中国革命失败而自杀，还是因承受不了精神疾病的折磨而自杀求解脱，或者是出于别的截然不同的原因而寻死，他的自杀是有计划的，非临时起意。一九一一年八月十日，他把阿伯丁银行的存款一百三十英镑全领出来，换成汇票。[65]然后买了一张到利物浦的三等车厢车票，在利物浦火车站时，他寄出两封以红墨水写就的信。其中一封附上一百英镑，寄给位于伦敦的两位友人，嘱咐他们买一小型炸弹厂。另外三十英镑寄给在中国的老母。然后他搭电车到利物浦湾，脱到只剩内裤，把脱下的衣物整齐折好，与他的手表和零钱一起堆放在海滩上，并在最上面摆上他的油纸伞（后来有人说这是为让路过者知道他是中国人）。然后走入利物浦湾寒冷的大西洋海水中，一如当年屈原走入汨罗江。后来，一群渔民发现他的尸体漂浮在海上，将其带回岸上。[66]
* * *
[1] 杨毓麟，《新湖南》，重刊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60-1978），第612～648页。引文来自第637、641页。
[2] Martin Bernal说，在中国学生对俄国无政府主义的早期探索上，杨毓麟是“关键人物”。请见 p. 118 of Martin Bernal，“The Triumph of Anarchism over Marxism，1906-1907，” in China in Revolution，ed. Mary C.Wright（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p. 97-142。亦见Frederic Wakeman Jr.，Spymaster：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 168。
[3] 曹埃布尔，《杨笃生蹈海》，《辛亥革命》卷4（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316～323页。见第319页。
[4] 冯自由，《“新湖南”作者杨笃生》，《历代名人记长沙文选》，郑佳明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第452～458页。在《杨笃生蹈海》（第319页）中，曹埃布尔说这些团体创立于一九○四年夏，但此说肯定多了一年，因为那时杨毓麟和黄兴都已回到中国了。
[5] 入馆中国学生名单存于东京的讲道馆博物馆和档案室。有趣的是，鲁迅也是入讲道馆习艺的中国学生。
[6] Chün-tu Hsüeh，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 9.
[7] 曹铁安，《明德春秋》（长沙：长沙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3），第36页。
[8] 炸弹，译者译为爆裂物，据黄一欧《黄兴与明德学堂》改。——校者注
[9] 黄一欧，《黄兴与明德学堂》，《辛亥革命回忆录》，甄冠南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32～137页。见第136页。
[10] 见《明德中学建校八十五周年纪念册1903-1988》（长沙：明德中学，1988），第121页。关于抵达日本方面的资料，见《游学译编》中的湖南同乡会名册，第1043～1055页，尤其是第1051～1052页。关于陈天华，请见 p.214 of Ernest Young，“Problems of a Late Ch’ing Revolutionary：Ch’en T’ien-hua，” in Revolutionary Leaders of Modern China，ed. Chün-tu Hsüe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 210-247。也见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328页。
[11] 黄一欧，《黄兴与明德学堂》，第134页。
[12] Martin Bernal在“The Triumph of Anarchism over Marxism”一文中，称《新湖南》是“为这个团体辩护的声明”。见第119页。吴建华也称杨毓麟是华兴会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吴建华，《蹈海烈士杨守仁》，《湖南文史资料》28（1987）：第22～31页。见第24页。
[13] 黄兴在会上的讲话内容，被节录于胡绳武、金冲及著的《辛亥革命史稿》第328～329页。欲了解这场成立大会，也参见田伏隆的《湖南近一百五十年史事日志（1840-1990）》（湖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1904年2月15日条；《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湖南省志》卷1，第二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第223页；《明德中学建校八十五周年纪念册》，第10页。
[14] 《清史》，卷8（台北，1961），第6241～6242页。也参见Charlton M. Lewis，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Hunan Province，1891-190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 166。
[15] 关于“入股”，见Kit Siong Liew，Struggle for Democracy：Sung Chiao-jen and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第29页；该页引用了黄一欧《回忆先君黄克强先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609页。《明德中学建校八十五周年纪念册》第10页，列了与明德学堂有渊源的成员名单。据曹铁安的说法，革命同盟会二十三名创始会员，也因为在明德学堂任教或求学而与该校有关联。见曹铁安，《明德春秋》，第42页。关于宋教仁的角色，见Liew，Struggle for Democracy，pp. 30-31。
[16] Lewis，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p. 168. Harold Schiffrin认为黄兴在当地总共借到五万元。见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 340。
[17] 黄一欧，《黄兴与明德学堂》，第135页。
[18] 冯自由，《革命逸史》，卷1（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8），第113页。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3期，1969，第70页。关于孙文与华中缺乏联结，见Chün-tu Hsüeh，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p. 34。关于在日中国学生对孙文的看法，见Liew，Struggle for Democracy，pp. 41-43。在该书第45页，作者主张孙文“与新学生菁英渊源极淡”，湖南学生加入与其合作后，他才得到中国学生的支持。Chün-tu Hsüeh在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一书中也说：“整个来看，在日本的中国学生认为他是个没文化的亡命之徒，难相处，他们与他没往来。”（第35～36页）。
[19] 胡绳武、金冲及著《辛亥革命史稿》，第385页。
[20] Liew’s translation in Struggle for Democracy，p. 13（原文请见《呜呼湖南与端方》，《宋教仁集》，第100页）。
[21] 宋教仁，《我之历史》，《中国现代史料丛书》卷1（台北：文星书店，1962），第69页。
[22] 胡绳武、金冲及著《辛亥革命史稿》，第319页；《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227页。
[23] Peter Perdue，“Insiders and Outsiders：The Xiangtan Riot of 1819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Hunan，” Modern China 12，no. 2（April 1986）：166-201. 见 pp. 173，176.
[24] 陈天华，《警世钟》，节录于《辛亥革命史稿》第297页，以及《辛亥革命》2：121. 译文部分根据 Ernest Young’s in “Problems of a Late Ch’ing Revolutionary，” p. 220。
[25] 陈天华，《警告湖南人》，《陈天华集》，Li Peicheng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第10～13页。引文在第13页。
[26] Young，“Problems of a Late Ch’ing Revolutionary，” p. 232.
[27] 陈天华，《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陈天华选集》，《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节录，（台北：“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5），第13页。
[28] 陈天华，《绝命书》，《革命页烈先进诗文选集》，第20～24页。
[29] 陈天华，《致湖南留学生书》，《陈天华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第233页。
[30] 附加于陈天华《绝命书》的评论，《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第23页。
[31] 国民党《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的编者，以一百多页的篇幅呈现陈天华的著述，却既未选入陈天华留给湖南人的绝命书，也未选入他鼓吹君主立宪的请愿文。借此，该选集的编者将他打造为不折不扣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今日很典型的一个形象）。此外，湖南人出版的《陈天华集》，包含他所有谈湖南问题的著作，但也略去他的立宪请愿文。本书中关于这篇请愿文和湖南人对此文之反应的信息，取自Young，“Problems of a Late Ch’ing Revolutionary，” pp. 227-233；永井算已，《陈天华の生涯》，《史学杂志》65，no. 11（November 1956）：52-59（Young当成原始资料予以引用）。永井的请愿文副本来自日本外务省档案室。见永井，《陈天华の生涯》，第68页，注释56。
[32] 关于姚在明德学堂，见《明德中学建校八十五周年纪念册》第121页。关于他赴上海，见《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242页。关于他的生平，包括他与陈天华的关系和他的投水自尽，见杨慎之编，《湖南历代人名辞典》（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第340页。
[33] 杨慎之编，《湖南历代人名辞典》，第341页。
[34]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246页。
[35]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246页。也见毛泽东在《本会（湖南学生联合会）总记》中对此送葬行列的描述，Stuart 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Armonk，N.Y.：M.E. Sharpe，1992），1：399-406。
[36] 陈旭麓，《禹之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64～65页。
[37] 毛泽东，《本会总记》，第402～403页。
[38] 曹铁安编，《明德春秋》，第42页。
[39] 引自《船山遗书》版《楚辞通释》卷2，第5a页中的《湘君》。王夫之认为此诗出自屈原之手（第1a页）。湘君是水神，湘夫人是其伴侣。
[40] 《洞庭波》，第212页。此刊物与《二十世纪之支那》、《汉帜》合订重刊（台北：中华民国史料丛编，1968）。原刊物每个部分和每篇皆独立编注页码，因此，为了方便，我用合订本的连续页码。
[41] 陈家鼎（笔名铁郎），《二十世纪之湖南》，《洞庭波》，第135～155页。
[42] Arthur Rosenbaum，“Gentry Power and the Changsha Rice Riot of 1910，”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4，no. 3（May 1975）：689-715. 见 p. 694。
[43] 杨世骥，《周汉与反洋教斗争（附供词）》，《湖南历史资料》第四期（1958）第36～57页。此信节录位于第48页。
[44] 章士钊，《王船山史说申议》，重刊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722～731页。
[45] 《采王船山成说证中国有尚武之民族》，《东方杂志》，1904年9月4日。此文匿名发表，但郑焱在《近代湖湘文化概论》（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188页中，坚定表示此文出自蔡锷之笔。
[46] 《王船山学说多与斯密暗合说》，《东方杂志》，1906年11月11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文着墨于水与黄金的比较价值观。
[47] Ian McMorran，The Passionate Realist：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Wang Fuzhi（1619-1692）（Hong Kong：Sunshine Book Company，1992），p. 203.
[48] 赵启霖，《瀞园自述》，《瀞园集》（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第329页。赵启霖认为郭嵩焘之死是首件值得纳入他自传里的重要死亡事件（郭死时他三十二岁），且郭之死是他眼中一八九一年的七件大事之一。
[49] 赵启霖，《郭养知侍郎挽词》，《瀞园集》，第217页。
[50] 易孟醇，《赵启霖传略》，《瀞园集》，第385～390页。
[51] 陈勇勤，《光绪间关于王夫之从祀文庙的争论》，载《船山学刊》第一期（1997），第22～25页。见第25页。
[52] 赵启霖，《请三大儒从祀折》，《瀞园集》，第4～6页。
[53]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原付梓于一九○九年（北京：中华书局重刊，1958），第5993页。
[54] 章炳麟，《王夫之从祀与杨度参机要》，《章太炎政论选集》，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第426～428页。
[55] 对此冲突更全面的探讨，见Noriko Tamada，“Sung Chiao-Jen and the 1911 Revolu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Papers on China，1968），vol. 21，pp. 189-195 和 203-205。
[56]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罗家伦编，卷3（台北：中国国民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一九九○年代），第427页。
[57] Liew，Struggle for Democracy，pp. 134-136.
[58] Chun-tu Hsueh，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p. vii.
[59] “守仁”一名暗指唯心主义哲学家王阳明（又名王守仁）。替杨毓麟立传者一致认为，他化名守仁，纯粹是为欺骗清廷，丢掉旧身份。当他为清廷服务时，这一选择就有其道理，因为他先前的身份乃是著名的反满行动主义者，而与王阳明扯上关系，将使他显得无害，或至少变得鲜有人知。见曹埃布尔《杨笃生蹈海》，第318页，以及吴建华《蹈海烈士杨笃士》，第22页。
[60] Zhu Maoyi，《杨德麟、杨毓麟传略》，《长沙县文史资料》第9辑（1991年12月），第42～44页。见第43页。
[61] Noriko Tamada，“Sung Chiao-Jen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p. 193.
[62] Zhu Maoyi，《杨德麟、杨毓麟传略》，第43～44页。
[63] Min Qunfang编，《杨毓麟家书十五通》，《湖南文史》第43期（1991），第197～226页。此信在第201～202页。
[64] 他的墓碑以花岗岩制成，中文碑文写道：“中国蹈海烈士杨公守仁墓。”英文碑文则较详细（未见到英文碑文，此书根据此碑文的中文翻译再译回），写道“中国烈士杨守仁，因政治思想而死，死于一九一一年八月五日，得年三十九。”在郑佳明编《长沙名人》（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第28页，可找到此墓碑的照片和碑文的（中文）副本。吴建华在《湖南文史资料》第28期（1987）刊出的杨毓麟传（第22～31页）和朱茂怡在《长沙县文史资料》第9期（1991）刊出的杨毓麟传（第42～44页），都表达了杨毓麟是为革命殉难这个当代中国史学界的看法。更往前看，曹埃布尔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辛亥革命》里所写的《杨笃生蹈海》一文，似乎是目前为止最可靠的杨毓麟生平记述，而此文也认为杨毓麟哀痛于黄花岗起义的失败，特别是深信黄兴已在此次起义中遇害，乃是他自杀的原因。这些革命后的记述都支持他墓碑上的碑文（反之亦然）。但他的绝笔信（对他自杀时之思想的当时记录），刊载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一、十二日的《民立报》上，也就是刊载于他投海约两个月后，而完全未谈到对黄花岗起义失败的哀痛，反倒举出个人无法承受的精神病痛作为他决定自杀的原因。见郑焱，《杨毓麟先生绝命书》，《长沙文史资料》第10期（1991），第203～204页。
[65] 吴建华，《蹈海烈士杨守仁》，第31页；郑焱，《杨毓麟先生绝命书》，第204页。
[66] 此处对杨毓麟人生最后一日的叙述，系根据曹埃布尔《杨笃生蹈海》一文写成。该文收于《辛亥革命》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316～323页。杨毓麟投海时，曹埃布尔人在伦敦，得知此事后赶去利物浦协助领回杨毓麟的棺木。曹埃布尔对发现杨毓麟衣着、遗体一事，则转述自较早赶到利物浦的两位中国学生（见第316～317页）。这两位学生是石碤和吴稚晖。杨毓麟就是把一百英镑和购买炸弹厂的嘱咐文寄给这两人。记载杨毓麟留下纸伞以表明他是中国人一事者，乃是曹埃布尔，但从其字里行间无法判断这究竟是他亲眼所见，还是转述其他学生的说法。杨毓麟赴利物浦之行、他寄出的两封信、信中所附的金额，也得到他绝笔信的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