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九一三年起的课堂笔记《讲堂录》，即有关其在杨昌济门下受教期间的最早可见的文献，以抄录屈原的《离骚》为开头。《离骚》是邓显鹤于一八二九年的《楚宝》中称之为初“振南国之风”的那首诗。毛泽东早期受世界主义思想的影响，尽管如此他后来的志向转为改造中国，但他所受的养成教育不可避免地是带有浓浓湖南先贤遗风的湖南教育。有位他年轻时的友人忆道，他和毛泽东喜欢探访湖南历史故地，一起去过屈原流放时所居之地，以及王夫之的老家村子。另一个同学忆道，船山学社一开始办演讲，“泽东同志邀请我们少数人也去听讲，他极其推崇王船山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民族意识。”毛泽东也从湖南人的角度看晚近历史，他的早期著作就以“黄兴的运动”——而非孙中山的运动——称呼促成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反满行动。[1]
在这一方天地里，曾国藩占有独一无二的位置。一九一五年杨昌济告诉二十二岁的毛泽东应以曾国藩为师，曾国藩正是“农家多出异才”的明证。[2]这是很贴切的联结，因为毛的家乡韶山村与曾国藩的家乡湘潭镇位于同一县[3]。杨昌济把他对曾国藩的景仰传给这位学生，毛泽东几乎读遍杨昌济交给他的所有东西。到了一九一七年夏，毛泽东对曾的尊崇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在写给另一位老师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4]对于为何独服曾文正，他多年来给了多个理由，而这些理由全围着杨昌济将曾国藩称作典型豪杰时所提出的儒将特质打转。毛泽东特别欣赏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完满无缺”。[5]他欣赏曾国藩按部就班的读书习惯，[6]称颂曾国藩所从事之活动的多样，例如曾国藩先是研读儒家典籍，然后撰写文章，然后又参办实事。[7]他称赞曾国藩养生计划的持之以恒，例如他每餐饭后走一千步的习惯。[8]毛泽东与两位来自湖南第一师范的挚友喜欢自称“三豪杰”，[9]且得意于学业和健身并重。他们于寒冷的秋天在湘江游泳，上岳麓山露营，身无分文徒步湖南乡间，以亲身体验想象里湖南先人生活的艰辛。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八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时，拜多年来许多长沙教育改革者的努力之赐，毛泽东同时吸收了中外思想。他所受教育的驳杂，不只源于该校中西混合的基本课程——数学、科学、体育、中国历史、儒家典籍（主要是被时务学堂列为最重要科目的《公羊传》）、中国传统文学、伦理学、西洋史、国民初级读本、英语，[10]也源于杨昌济本人兼容并蓄的背景。杨昌济的人格对修身这门课影响甚大，学生手上的课本，就是这位老师的生平和思想。杨昌济的《论语类钞》阐扬王夫之对个人主义、人本主义之诠释，毛泽东和同学借由阅读这本教材，渐渐理解儒家典籍《论语》的重要性。他们读杨昌济出版的日记，把老师的求知过程和对现代世界问题的思索当成师法的对象。师生关系非常密切，因而后来有位替毛泽东立传的学者觉得难以断定杨昌济的思想止于何处，毛泽东的思想始于何处。[11]
杨昌济和刘人熙都以自己的方式教授个人主义的学说，不论是精神上还是政治上的个人主义，都扎根于王夫之的著作。毛泽东在船山学社听刘人熙演讲，领会老师在自我修养上的思想和学识，用他们的哲学思想来理解学者与周遭世界的关系。这方面的影响可见于毛泽东一九一八年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的《伦理学原理》中文译本时所写的批注。读了此书作者关于即使自我牺牲都出于利己之心的论点后，毛泽东在批注里回应道：“观此语始知泡氏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12]
在与此类似的批注中，毛泽东回应泡尔生对人类道德的世俗化观点，写道：“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13]这些几乎都是对王夫之“天理寓于人欲”的另一种说法，重述了杨昌济对于主观个人的心智是可知世界里最强大力量的解释。从这一自我至上的原则出发，毛泽东推断：“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14]这正是杨昌济在王夫之著作里找到的同一原则，亦即绝不可让个人受制于中国传统儒家的人际关系规范（臣事君、子事父）。
杨昌济的教学，把个人自主与自我修养的原则落实成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门科目，用他的话说，就是实行“自修”。在一九一四年的日记里（供他学生在课堂上研读的日记），杨昌济讨论了一种教育制度，该制度将颠覆儒家师生的阶层关系，使学生得以发展个体性，同时也保留课堂的外在结构。他写道，美国已有以这一原则为基础的学校，而在这种学校里，“每点钟教员只讲十数分钟，而其余则任学生之自修。又有分一班为二组，上午甲组听讲，乙组自修；下午则乙组听讲，甲组自修，要以养成生徒独学之习惯为主。”[15]
“独学之习惯”符合个人主义的大原则，但也与杨昌济本人的经验极契合，因为一八九八年变法失败后那四年，他埋头于独立阅读。郭嵩焘一八五二年为避太平军进犯而逃入山中，进而发现王夫之的《礼记章句》时，或许也可以说是埋头“自修”。而王夫之当然就是最高的自修典范，人生最后四十年全投入自修。但最终将自修落实为一个机构的基础，而非个人独自修持者，不是杨昌济，而是他的学生。
在这些想法的影响下，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创立了学生自治会，且更重要的是，他在一九一八年四月纠集几个学生组成一秘密的独立学会“新民学会”。[16]诚如毛泽东对此学会的说明：“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为一种奋斗且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17]这个学会一开始未有明确的政治哲学，而是为了体现杨昌济眼中理想的哲学追求，与学者个人的自我修养，以此为求索“道”的根本途径。据该会会章，此学会的长期目标不只是精进会员个人的学问、品行，还在革新社会，更具体地说，即“改良人心风俗”，而郭嵩焘创建思贤讲舍和刘人熙将思贤讲舍重建为船山学社时所揭橥的目标也是如此。
过去的阴影：湖南五四运动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在二度出任都督的谭延闿主政下，湖南再度展开看来平和的自治，只是这次的自治为时不久。一九一七年，袁世凯生前的权力基础北洋军已掌控华北，而在华南广州，则有另一群人另立“中央”，与北洋军打对台。湖南对任何一个都无须效忠，但地理位置正处于两者之间。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上旬，北洋军向南扩张势力，派张敬尧将军领兵入侵湖南。南部诸省与北洋军内战爆发，以湖南为主要战场。湖南省受创严重，北洋军曾在长沙东边的醴陵县屠杀二万多名湖南人。该月底双方停火，杀戮终于停止，但张敬尧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牢牢掌控该省。地方自治的理想再遭打击，湖南受到由北方中央政府派来的另一个外人的严酷统治。[18]
面对张敬尧的压迫，湖南省几位改革派大将最终死了心，离开湖南。刘人熙于一九一八年春迁居上海，躲避湖南战祸，把船山学社交给副手掌理，但刘人熙一离开，张敬尧随即没收船山学社，将其辟为他的部队的临时兵营。[19]杨昌济不久后也离湘，放弃他先前欲通过教育改革来改造湖南社会的计划，举家迁往北京赴任北京大学教职。[20]
离开长沙前夕，杨昌济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其欲在湖南创办大学的理想（湖南第一师范为中学，却是湖南最高学府）。此文读来像是一篇对湖南家乡的告别书。杨昌济写道：“德国之普鲁士实为中枢，日本之鹿儿岛多生俊杰，中国有湘略与之同。”又云：“湘省现在政、学各界不乏有气力之人，所望协力同心促成盛举，湖南之昌，中国之兴，将于此举卜之也矣。”[21]但一九一八年夏离湘时，杨昌济把创办大学之“盛举”完全交给他学生一辈负责。两人自此未再回湘，刘人熙于一九一九年在上海辞世，杨昌济于一九二○年死于北京。
毛泽东追随恩师脚步于一九一八年秋来到北京，在杨昌济家住了数月，同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他也开始追求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一九一九年四月回长沙，在一小学觅得教职，开始热心于公共事务，着手填补杨昌济、刘人熙离去后留下的空缺。
毛泽东的地方行动主义之起始，恰好也是他与名叫彭璜的学生合作的开始。彭璜也是湘潭人，比毛泽东年轻三岁。毛泽东作为杨昌济弟子，已稳稳走在通往学者的道路上，而且是富有魅力的湖南第一师范学生领袖。彭璜则是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学生，打算走经商之路。[22]一九一九年五月，彭璜在长沙学生圈的影响力似乎较广，因为他和毛泽东最初开始合作时，彭璜已发起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并担任会长。他引介毛泽东加入该会，并担任该会报纸《湘江评论》的主编，而该报于七月开始刊行。约略同时，毛泽东也引介彭璜加入新民学会。[23]两人几乎形影不离，一如一八九○年代的谭嗣同与唐才常，接下来的两年期间，凡是其中一人所参与的组织，大部分也挂有另一人的名字。
促成他们奋起而行的因素，乃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于一九一九年春爆发于北京，肇因于凡尔赛条约强加于中国的辱国要求。这场由学生领导的运动，有政治、文化两个层面，而在文化层面，它鼓吹将上海、北京、日本的几位激进学者通过创办杂志所发展出的“新文化”——包括西方的个人主义、科学、民主诸思想——散播到全中国。新文化宣传家的主要刊物《新青年》于一九一五年创刊，而自创刊起，杨昌济就是该刊订户。他把此刊物交予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读，一九一七年毛泽东在此刊物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刊行全国的文章《体育之研究》，文中称嘉纳治五郎是东方“著称之体育家”。[24]
一九一九年春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回到长沙，立即推动新文化运动，在公众心目中烙下新文化运动者的形象，自此与北京、上海的学者站在同一阵线，特别是《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而非谭嗣同或曾国藩之类人物。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写道：“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25]新文化沿着湘江“奔腾澎湃”涌入湖南，这个意象颇有意思，因为五四运动大部分最重要的“西方”思想，像是科学、民主、理性，就湖南来说，并不是破天荒的新玩意儿。上海、北京的这些“新”知识目标，在湖南这个内陆省份，自郭嵩焘从英国返乡之后起，大部分已提倡了数十年。
事实上，五四运动所提出的重要知识计划里，只有一项在一九一九年之前未曾在长沙以类似的形式出现过，那就是毫不掩饰地抨击儒家学说，将其斥为奴役中国人民、使其无法在世界上与他国竞争的保守哲学。但这一抨击在湖南未成为气候，至少在此时是如此。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间，长沙一地对儒家的批评很有限，就毛泽东和其同志来说，他们不会因此批评而不读古籍（事实上，他们于一九二一年所创立的“自修大学”，其中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就是对中国传统典籍的重视，丝毫不逊于对马克思或康德著作的重视）。五四运动对儒家的抨击，只有一点真的在湖南构成声势，而且堪称是五四运动的所有分析里最受瞩目的一点，即从个人主义角度对儒家三纲的抨击。但那在湖南也不是头一遭的新鲜事；诚如杨昌济一九一三年于其《论语类钞》中所说的，解构儒家三纲乃是王夫之个人主义哲学最重要的成分。
毛泽东既是湖南本地传统的继承者，又是一种世界性“新文化”的供应者，两个角色间的拉扯，导致他在对待湖南省历史时产生了矛盾。[26]一方面，毛泽东和他的同志很容易就认同湖南学生的行动主义传统，照他的分析，这一传统始于一八九○年代。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四日《湘江评论》第四期，他概述了湖南学生运动，把时务学堂视为湖南学生意识的根源。以那为起点，毛泽东详述了湖南学生在唐才常自立军中的殉难、明德学堂延续时务学堂的行动主义使命、华兴会起事的失败，更进一步生动描述了一九○六年陈天华、姚宏业下葬岳麓山之事。[27]
他写道，这一阶段湖南学生运动的高潮，乃是辛亥革命前不久的一九一○年省运动大会。湖南学生在该运动会中唱了学生运动歌：
大哉湖南，
衡岳齐天，
洞庭云梦广。
……
湘军英武安天下，
我辈是豪强。
……
军国精神，
湖湘子弟，
文明新气象。[28]
不管一九一○年时湖南青年是否真唱了这首歌（那时毛泽东还不在长沙，因此这应是从他人口中听来），其军国主义精神与杨度的《湖南少年歌》相呼应。毛泽东于一九一九年提到此歌，显然是为了让人注意到过去湘军和现今湖南学生联合会在“梦广”[29]上的历史关联。《湘江评论》预告其将在下一期把晚清行动主义与他这一代湖南学生桥接起来，但张敬尧没收、销毁了该期杂志。
直率的行动主义是一回事，知识改革是另一回事，毛泽东拥抱前几代激进学生，却不屑于他们的知识计划。在以健学会这个新学会的创立为题的文章里，他回顾一八九○年代维新运动的南学会、《湘报》与时务学堂时，严正表示“那时候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30]最后他断言先前这场维新运动未产生持久的效用，写道：“仅可说是，笼统的变化，盲目的变化，过渡的变化。从戊戌以至今日，湖南的思想界，全为这笼统的，盲目的，过渡的变化所支配。”最后，他表示这个新学会将做先前诸学会所做不到的事，即启迪此省之人心。他写到健学会，说：“在这么女性纤纤暮气沉沉的湖南，有此一举，颇足出幽因而破烦闷。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我们正应拍掌欢迎，希望他可做‘改造湖南’的张本。”希望他自己这一代人的活动成为“张本”，就是要把他的前辈们全打入冷宫。
毛泽东以两手策略对待他的湖南前辈，基本上乃是欲将传统民族主义领域里的力量揽为己用，同时又在知识领域取得独创性。因为借由谴责先前的知识改革计划，可使他和他的同志回到原点，将矛头同样对准邓显鹤和邹汉勋一八三○年代时就展开抨击的湖南落后“草莽”文化。诚如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写：“住在这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他们的脑子贫弱而又腐败，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没人提倡。”[31]这段话其实就和郭嵩焘一八七九年从英国返乡时对湖南人落后的谴责，或一八九五年谭嗣同搬回浏阳创立算学会时对湖南人狭隘傲慢的哀叹如出一辙。总而言之，毛泽东的口吻和他的改革派前辈之间的差异其实并没有那么大。近代，一个又一个自觉“开明”的湖南人，深信必须通过教育让浑浑噩噩的本省乡民认识现代世界潮流，而毛泽东只是这类湖南人的最新代表。
湖南人其实没什么必要去“响应”五四运动，而毛泽东如此描述他的作为，或许是出于社会考虑，而非知识考虑。湖南仍未被承认为中国知识界龙头。因此，毛泽东爽快地支持五四运动的世界主义，或许是源于单纯的个人因素，即源于他的乡下人出身和浓重的韶山口音所带来的尴尬。那尴尬使他很想得到首都当红知识分子的接受。[32]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那或许也说明了他个人野心之大。他想唤醒湖南，因此，他不愿承认自己景仰和延续那些湖南前辈的志业，这乃是为了将自己包装为开创者而非仿效者的手段。不管出于哪种原因，他追随前辈的脚步，但把他走过的足迹掩饰得非常好，让后来的史学家都相信他的说法，认为他的早期活动与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完全是出于五四运动的世界主义，即以北京为中心，而非出于他居住、工作所在的这个“落后”内陆地区。但大家不要忘记，那些把湖南说成落后草莽的说法，不是对外部世界或真实世界的观察心得，而只是一个修辞手法，湖南数代改革者所用的一个比喻，而毛泽东沿用这一比喻正表明他对湖南本地传统的执着。
“湖南精神”再探
对于此时的毛泽东来说，他的湖南根源其实比他的世界主义更为重要，而透过毛泽东最敬佩的五四运动领袖陈独秀的眼睛看年轻的毛泽东和其同志，可以找到对这一特点更直接的确认。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发行人，著名的科学、民主提倡者，亦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之一。毛泽东是在一九一八年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结识陈独秀。一九二○年一月上旬，即陈独秀刚出狱不久时，他针对这新一代湖南青年写了《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33]
此文以介绍湖南的行动主义历史为开头，行文中搬出湖南精神，因而引人注意，因为首度有非湖南人大谈湖南精神。陈独秀写道：
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论定，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一百多年前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现在哪里去了？
然后陈独秀描述了他在狱中仿佛神灵显现的怪事：“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底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底下答道：‘我们奋斗不止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那些在狱中让陈独秀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可爱可敬的青年”，不是别人，就是陈独秀在北京遇过的毛泽东等湖南新行动主义者。
接着陈独秀搬出“真生命”之说，借以评价这些湖南新世代与过去的关联。他以南非作家奥莉芙·施赖纳（Olive Schreiner）笔下的蝗虫渡溪为比喻，说明此说：“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陈独秀表示，个人生命的价值，以其为永恒的社会整体所完成之事，以其所造的“桥”，为标准来衡量。他写道：“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已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我们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伟大精美得多。”这是从特别尚武的角度对王船山之遗绪做出的诠释，在这一诠释下，王船山的遗绪体现在两代湖南将领身上，而非体现在较文化导向的谭嗣同或郭嵩焘身上。没有史料显示此时的毛泽东明确将自己或他的同志自视为源自王夫之的军国“湖南精神”的继承者，但五四运动领袖暨中国共产党创办人之一的陈独秀显然这么做了。
自治
在政治方面，泛中国的五四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其首要之务就是让中国摆脱列强压迫，而毛泽东、彭璜领导的湖南行动主义者的首要目标，同样也是“反帝国主义”，但矛头大半对内。他们所关心的，不是让中国摆脱列强压迫，而是使湖南摆脱“其他”中国人的压迫，即张敬尧的压迫。于是，当五四运动的主流投身于中国历史问题，反抗列强干预时，湖南行动主义者则投身于湖南历史问题和反抗中国干预。
一九一九年夏末，张敬尧开始有计划地让湖南批评者噤声。八月三日，他查禁《大公报》，一星期后查禁《湘江评论》。船山学社（这时已改辟为一小型中学）开始充当反张行动的地下基地。刘人熙于一九一八年迁居上海时见到陈家鼎（《洞庭波》主编和《二十世纪之湖南》的作者），陈家鼎转交孙文的一千元给刘人熙。[34]一九一九年八月，孙文曾派两名同党分子赴长沙，鼓吹支持抵制日货。两人被安置在船山学社，然后八月十六日夜，张敬尧派一队刺客，将他们杀死于熟睡之际。[35]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毛泽东终于逃到北京。来年春天，他与彭璜在上海重聚，那时彭璜已在上海刊行湖南人反张杂志《天问》。此杂志名一如《洞庭波》，都取自屈原的诗。
湖南流亡人士的群体日益壮大，而毛泽东与彭璜则成为这个群体的主要发言人。两人一起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此会最初以彭璜在上海法租界的住所为大本营。此会鼓吹恢复地方自治和解除湖南军事管制，本质上就是延续谭延闿先前的统治。[36]一九二○年四月一日毛泽东写了该会宣言，呼吁“全国”人民支持湖南人驱逐张敬尧、废除军事统治的大业。“论者谓湖南为东方之瑞士，吾人果能以瑞士为吾侪‘理想湖南’之影相。”但后来他也强调湖南是全中国不可分割之一部分（重要的是，他是以全中国人民为宣说之对象），写道：“湖南为全国之一部，湖南之改造即全国改造之一部。”[37]那一部分的改造构想不久后就胎死腹中。
一九二○年夏，随着湘籍将领赵恒惕着手将张敬尧赶出湖南，他们卑微的要求转化为更宏大的构想。六月十四日赵恒惕如愿赶走张敬尧，为谭延闿三天后第三度（也是最后一次）出任湖南督军铺道。谭延闿回任一个星期后的六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不再只是主张“唤醒”湖南人，还进一步宣告湖南应趁此有利时机将自身建立为完全独立的政治与文化实体。[38]
在谭延闿重新执政的乐观气氛中，毛泽东一派昂扬自信。他解释道：“以现状观察，中国二十年内无望民治之总建设。在此期内，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一百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也。”[39]
毛泽东笔下的“桃源”，出自四世纪时的一则乌托邦社会故事。故事中的桃源与外界毫无往来，因而居民过着与世无争的恬静共有制生活，完全不知蹂躏中国其他地方的战祸和饥荒。以桃源为比喻极能打动人心，对于欲创建完全不受中国其他地方宰制的“湖南文明”一事来说，桃源代表了生动有力的先例。此外，毛泽东“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一语，令人想起前辈刘人熙、杨毓麟的词语，代表了原本有意成为世界主义者的毛泽东，渐渐转变为自豪的湖南民族主义者，终于拥抱了他在不久前还似乎敬而远之的湖南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接着表示：“吾人主张‘湘人自决主义’，其意义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乃以在湖南一块地域之文明，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40]但其间的差异几可说只是语义上的差异。他之所以否定带有地方主义、野蛮主义的“部落主义”和暗含破坏中国一统之意的“割据主义”，不是政治现实上的妥协，而只是用语上的妥协，以除去省自治的负面含义。因为他的确要湖南人发展自己的文明，而那就是部落主义。而且他的确要湖南人在接下来二十年里自己管理自己的政府和社会，而这也予人割据主义的印象。但他的湖南人否认存有一个作为他们分离“割据”之对象的中国总体，光从这点来看，严格来讲，他的湖南人就不是“割据主义者”。而光从他们自认是“民族”而非“部落”来看，他们也不是“部落主义者”，而且他们所表达的目标不是野蛮主义，而是自身文明的进步。
一九二○年夏秋二季，湖南自治运动陡然勃兴，重新唤醒一八九○年代改革者、日本湖南留学生、湖南反满行动主义者与民国初期本省改革者受挫的地方主义梦想。七月七日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不再受北洋政府管辖。在他领导下，流亡各地的改革者和年轻的行动主义者大举返湘。自一八九○年代晚期湖南维新运动时即参与改革的著名湖南人士被召回湘担任顾问，协助草拟自治法。[41]各方的反应都是压倒性的支持。自一八九八年湖南维新运动失败以来，士绅改革者、本地官员、年轻改革派知识分子再度站上同一阵线，一致希望改造湖南省。他们的本省自治梦想，明显近似于美式政治自由愿景，因而有位上海记者于该年十二月出版论湖南自治运动的书时，把自由女神像摆上该书黑底的封面，光束从女神高举的火炬中发射出来。[42]
一九二○年夏，毛泽东与彭璜回到长沙，一头栽入自治运动，八月二十二日主导建立俄罗斯研究会，九月九日监督建立文化书社。在这两个机构里，商人彭璜都担任会计干事，亟思一番作为的学者毛泽东则担任书记干事。文化书社推动新思潮的学习，贩卖的书籍从杜威、罗素的译作到论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达尔文主义、哲学概论的著作，包罗广泛，还有《新青年》之类杂志和白话文小说。
彭璜把俄罗斯研究会定位为探索俄国历史、评估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中国之可行性的论坛。他对俄国革命的诠释，正符合省自治的目标，因为其本质就是无政府主义观点。诚如他在那年八月某篇谈该研究会的文章里所说：“我们要记得清楚的，就是二十世纪的‘新潮’，首先产生了一个‘新俄罗斯’，不是‘新俄罗斯’产生二十世纪的‘新潮’。”[43]在他看来，俄罗斯人称不上是全球革命的领袖，只是世界性改变力量中真正自发且追求分权的首例，而湖南（彭璜笔下的“东方之瑞士”）则可能是第二个例子。也就是说，湖南人不必亦步亦趋追随俄罗斯，但思考俄罗斯革命里可能适用于湖南人的部分，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和农工政府，将大有益处。
一如一八九○年代巡抚陈宝箴等省级官员直接支持谭嗣同、唐才常的学会、学校与报纸，一九二○年这些有心改革文化的年轻人，最终也是在省政府的支持下奋斗。谭延闿聘请毛泽东出任湖南第一师范（湖南最高的此类学府）附设小学的校长，且亲自为文化书社的匾额题字。曾任第一师范历史老师的长沙县知事姜济寰，担任俄罗斯研究会的名誉总干事，对文化书社捐款最多，该社三分之一以上的经费为他自掏腰包提供。[44]
他们不需创办报纸，因为已有一份报纸，可以说没人比湖南《大公报》主笔更支持自治运动。这位主笔就是极力主张本省利益至上的龙兼公，他自一九一五年刘人熙创办该报抨击袁世凯起，就一直任职于该报。一九一五年谴责杨度支持袁世凯的《湖南人未尽死》一文，就出自他的手笔，而在先前那场危机期间，他甚至还呼吁“倾覆”袁世凯政府。[45]经过数年内战和外人再度入主湖南，到了一九二○年秋，龙兼公的地方主义心态更为坚定。此外，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数次撰文抨击媒妁婚姻期间，他与毛泽东培养出深厚的伙伴关系。一九二○年的自治运动中，他们携手合作，有时让人觉得两人根本就是在《大公报》头版上互相唱和。例如，九月五日，龙兼公发表社论《湖南门罗主义》，呼吁实行不干预政策（具体写道：“我用心干我应干的事；我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我也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的事。”）。[46]隔天，九月六日，毛泽东发表《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一文回应。九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发表社论《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龙兼公也于十天后发表社论《湖南自治运动已发起了》响应。
一八九○年代的湖南维新运动包含了两个论述领域，一个领域较公开且温和，出现于《湘报》和南学会；另一个较受局限且激进，出现于私人集会和时务学堂课堂上。同样的，一九二○年湖南自治运动公开的省自治论述，同样有助于掩饰新民学会里较激进的对话，新民学会在这整个时期一直是个地下组织。[47]这时，该学会已有数名会员在勤工俭学计划下散布到中国、欧洲各地，但学会仍由毛泽东编辑并发送谨慎公开发表的通信稿给会员来维系，而那些通信稿其实就是一种以印刷媒体形式掩护的交流空间。他们有文化书社作为他们在长沙的实体总部，而在一九二○年秋，湖南自治运动正大张旗鼓的喧嚣下，毛泽东、彭璜与担任船山学社社长的老学者贺民范、前第一师范学生暨毛泽东挚友何叔衡，在文化书社成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四位创始人。[48]
湖南共和国
一九二○年九月五日，湖南《大公报》推出定期专栏《湖南建设问题》，以宣扬关于湖南未来应走之政治路线的观点。毛泽东和彭璜为此专栏的主笔，但也偶尔执笔该报社论。此时所有人都团结在一起，没有人再提负面的“部落主义”或“割据主义”。《大公报》那年九月所刊文章的主题，乃是湖南是否该成为独立国，以及如果该往这条路走，该怎么做。
毛泽东为此专栏打头阵，九月三日发表《湖南共和国》一文，文章一开头就写道：“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49]两天后，他写了《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文中宣告：“湖南人呵！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果有能力者，敢造出一个旭日瞳瞳的湖南共和国来！”[50]隔天，他开始发表分两天刊载的文章《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文中冷冷评估了湖南在中华帝国里的地位，说“元明历清，长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极惨”，“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51]同一天，彭璜开始发表一篇分三天刊载的文章，全文谈湖南需要自行建立一新式共和国，既非中国式也非美国式的共和国，而是独一无二的湖南式共和国。接下来几星期，他们的文章构成此报探索自治问题的核心文章。
在《对于湖南建“国”的解释》一文中，彭璜说明了湖南与中国的关系，文中他批评中文“国”一词既可以指帝国，也可以指自决国。他解释道，中华“国”是第一种，但湖南“国”会是第二种。他写道：“人太专注于这个‘国’字。所以一说到建‘国’，就发生破坏‘大国’的恐惧。却不知民族自决的建国，根本不同于帝国主义的建构，却不知‘怕建小国破坏大国’的思想，就纯粹是偶像的国家思想。”[52]
至于那些反对建立独立湖南国者，新民学会会员张文亮，在九月二十七日《天经地义的“湖南国”》一文中，把他们分为两大类。[53]第一类反对者包含新文化运动里希望废除所有国家以造全球“大同”之局的一群人，而来自今文经学的“大同”一词，正好切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想。第二类反对者包含仍坚信中国应为一国之过时观念的“抱狭义的爱国主义者”。张文亮初步支持废除所有国家，但对中国民族主义者则十足不屑。他写道：“对于第二派的爱国志士（爱中国的）可以视同狗屁。严格点说来，简直可以不齿他。”并说：“我更希望把‘中国’二字远抛东海……欲谈湖南国，绝不容再所谓‘中国’存在！”张文亮觉得，如果民族主义的现象必须继续下去，它的对象应是湖南。
靠着在《大公报》上撰文成为众所公认最激昂、最坚定的湖南民族主义提倡者，并与中国民族主义抗衡的，乃是彭璜，他的坦白无隐，使毛泽东的文章相较之下都显得含糊暧昧。彭璜《怎么要立湖南“国”》一文，从九月二十三至二十六日分四期刊载。文章一开头，他明确区分建国与建省的不同：“一个是附属的，一个是独立的。一个是因袭改良的，一个是根本改造的。一个是没有独立宪法的，一个是有独立宪法的。一个是‘半’自治的，一个是‘全’自治的。所以要立‘国’，就是要独立，要根本改造，要有独立宪法，要完全自治。”[54]
他所谓的“半”自治，指的是晚清和民国时期以国家为导向的自治制度。这一制度袭取自日、德，把中央政府视为其起点。相对的，“全”自治是利伯的美式自治，是建立在个人自由之上，并被视为固有政治权利的地区自治，这一政治权利为省加入联邦留有余地，但不容联邦的中央政府侵犯省之自治。[55]彭璜在此文中解释道，鉴于中国中央政府管辖湖南多年，推动湖南自治运动其实就像是将一个国家从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以“铲除专制主义”。
更令人震惊的，乃是彭璜关于民族的论点。自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湖南行动主义者一直以“民族”之类词语来描述湖南人，以“民族主义”一词来描述他们对省的忠诚。但彭璜在《怎么要立湖南“国”》一文中更进一步声称，汉民族的定义只是逼湖南人顺服中国的假统一，借以压迫湖南人的工具。针对这一主题，彭璜做出历来最明确之一的描述：
深觉得这个笼统混杂的汉族名目，压住了我们湖南人的向上，阻止了我们湖南人的进化，牵制了我们湖南人的发展本能！现在硬觉得我们湖南人不叫是汉族了！要不然，就是“非湖南人”不叫是汉族？湖南有湖南人的特性，湖南有湖南人的风俗，湖南有湖南人的感情与本能。移言之，湖南地方的人民，是有一种独立的“民族性”。这个“民族性”很不与各省同胞相类，所以认定湖南人与各省同胞是同一民族，原来是个解释民族的莫大错误！
最后，彭璜不只宣称湖南人为不同于其他中国人的一个民族，还预示湖南将在日后出现以农民为基础的权力中心，他宣称乡下湖南人既不关心“中国”，也不认为中国是他们应效忠的实体。他写道：“一地方人的要求独立愈必要，我们湖南人对于湖南人的感情怎样？我们湖南人对‘非湖南人’的感情又怎样？要是我们随在留意，是很容易证明的。我是一个乡下人，我从我的乡村生活中间，看出了湖南人心中只有一个湖南，不有一个中国。我平日从省城回家去，乡下人所与我交谈的总是：‘湖南的大局如何？不是袁世凯要血洗湖南？听说北方要放个什么汤芗铭作湖南都督？听说陈复初有奸党降了北方？这个畜生……湖南倒霉了，曾官保一辈的人都死完了。再也没有这等人了。’”[56]彭璜以前人所未发的最强烈湖南民族主义宣告，为此一连载文章的最后一期作结。他写道：“简单地说，中国的湖南，简直是英国的爱尔兰了？凡是主张正义人道的人，哪个不赞成爱尔兰独立……湖南人的精神果犹未灭绝！就应当趁此晨光万丈的时代……大呼精神独立！民族独立！湖南独立！”[57]
一九二○年九月和十月上旬的湖南《大公报》，充斥着湖南省人对中华民国的反感心态，而此心态在十月十日，中华民国第九个国庆节那天达到最高点。那一天，湖南《大公报》副主笔李景侨暂代龙兼公主笔之职。他以挖苦的口吻写道，龙兼公忙于自治运动，抽不出时间写“国庆节”社论。于是李景侨发表他的辛辣观点，写道：“我们不庆祝过去的中华民国，应庆祝将来的湖南‘国’，不可吗？”最后写道：“中华民国骗了我九年的‘庆祝’，不又被湖南‘国’连本带利都骗去了。那么国庆节的时评我还是不作！”[58]在同一期，张文亮以嘲笑的口吻写道：“又是照例的九年国庆到了！哈哈！同胞！‘国庆’！怎么叫做国庆？国中一年来有何可庆？……那么，今日的国庆岂不成了国丧吗？”[59]毛泽东则向上海《时事新报》投了《反对统一》一文，文中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地写道：“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到现在算是大明白了。”他主张中国所有问题都源于过时的“中国”观念，然后断言中国应该根据既有的省区分为诸多小国。最后他写道：“国庆是庆中华民国，我实在老不高兴他。特为趁这国庆，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而希望有一种‘省庆’发生。”[60]
同样在一九二○年十月十日那天，二万多名湖南人走上窄小的长沙街头，其中包括二千名士兵和军官、三千名工人、八千名学生、数千名农民和商人。他们在音乐与鼓声的伴随下游行，要求召开人民宪法会议。他们所携带的请愿书是由毛泽东、彭璜、湖南《大公报》主笔龙兼公联合起草。请愿书里有这么一段：
吾湘现处特别地位，应采革命精神，趄断从前一切葛藤，以湖南一省完全自决自主，不仰赖中央，不依傍各省，铲除旧习，创建新邦。至此后制治精神，宜采取民治主义及社会主义，以解决政治上及经济上之特别难点，而免日后再有流血革命之惨。又依湖南现在情形，宜采取湖南门罗主义，湘人完全自治，不干涉外省，亦不受外省干涉。[61]
而就在湖南《大公报》头版回荡着要求独立的呼声，新闻从业人员宣告中华民国已死、湖南国复兴，上万民众游行街头要求为独立的湖南国建立社会主义人民政府之时，刊在湖南《大公报》国庆节特刊底部，在一运货代理商的广告和美国补血药广告之间，有则不起眼的小告示，说两天后船山学社要举行一年一度的王船山纪念仪式。那一天，一九二○年十月十二日，农历的九月初一，是王夫之三百零一岁诞辰。
湖南宪法
与充斥报刊上激越的湖南建国言论大异其趣的是，谭延闿主政下的湖南政治人物推动了一更棘手却更务实之事，即为湖南国的自治制定宪法。谭延闿大张旗鼓地准备，召开了一场从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二十日的大会，邀请数位最知名的中国、西方思想家前来长沙，就他们的社会、政治改革构想发表演说，以推出一部理想的本省宪法为目标。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是主题演讲的演讲人，而他认为正可利用这一机会好好谈谈湖南受诬蔑的知识史。他以一段轶事为开场，轶事主角是他远行时遇见的一位湖南籍学者，那位学者告诉他：“湖南人才，在历史上比较寂寞，最早的是屈原；直到宋代，有个周濂溪；直到明季，有个王船山，真少得很。”蔡元培不理会这位学者的忧心，解释道：“我以为蕴蓄得愈久，发展得愈广。近几十年，已经是湖南人发展的时期了。”[62]
蔡元培接下来所讲，则是耳熟能详的事。他解释道，湖南的近代复兴可分为三个阶段：湘军时代、维新时代和革命时代。他的分期与杨毓麟、刘人熙之类学者的叙述没有二致，且一如陈独秀的《欢迎湖南人底精神》，间接表示这一湖南历史观已在湖南之外得到认可。文中再度提到从屈原到周敦颐、再到王夫之那一脉相传的传统，也再度提到曾国藩、谭嗣同、黄兴那一传统的相承，声明宣告即将发生的事——包括起草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省宪法——乃是湖南独立传统的自然结果。
在这场大会期间共举办了五十多场演说，其中最轰动者，乃是杜威与罗素这两人的现身。他们两人是当时在世哲学家中最著名的，正巧同时来中国巡回演讲。他们彼此长久以来都是竞争对手，实际上从未见面，直到来到长沙，在谭延闿所办的盛宴上，两人才真正碰面。[63]他们的演说在较年轻的改革者身上得到最大的共鸣，与往往把重点放在立宪政体这个主题上的中国主讲人不同，这两位外国哲学家讲述了更广阔的社会改造构想。杜威的主题对湖南听众来说很熟悉，不只是因为毛泽东和彭璜在文化书社出售他著作的中译版。他谈到如何通过教育渐进改革社会，且以小学为起点，此论点和嘉纳治五郎在《支那教育问题》中的观点类似。此外，杜威建议学校的改革必须以赋予学生个人权力为起点。值得注意的是，主办单位将他的演讲题目译为“学生自治”。身为湖南省第一师范附小的校长暨老师，以及“学生自治会”的创办人，毛泽东肯定立刻就注意到了这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