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的乐观构想以草根模式为基础，以学校作为改造较广大社会的微观实验室。相比之下，罗素是从宏观世界层面谈社会改造问题。他的演讲题目比杜威的题目悲观得多，名为“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府”，并以令他理想破灭的俄国之行为基础。[64]他在演讲中提醒长沙听众，布尔什维克革命最终是场失败的革命，因为其并未带来工人的解放，而是带来如皇权一样极度压迫人民的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同年更晚时，他在伦敦出版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olshevism）一书中会谈到此议题。他在长沙的演说似乎就在详述那部带有严厉批判性的著作中的几大主题。提倡“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的罗素，主张以自主劳工单位为基础，自下而上建立社会主义政府。在一九二○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身上，他看到个人自主与群体自主被自上而下、组织严密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背叛。[65]罗素的演说译成中文，分四期刊登在《大公报》上，立即切中当时正努力厘清该为从下而上建立的省自治奋斗，还是该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加入国际“大同”的湖南青年的需要，不过罗素本人当然未意识到这一影响。
但谭延闿的督军兼省长之位，坐得和前两次一样短。十一月二十四日，即宪法大会闭幕还不到一星期，赵恒惕就在一场政变中掌控湖南军队，把谭延闿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赶出湖南。这场大会的宏大承诺就此化为泡影。省政府再度落入军国主义者之手，尽管此人是湖南人。赵恒惕够精明，他听取建议，利用湖南自治运动的势头来为自己的统治取得正当性。于是，一九二一年一月，他邀请一群地位尊崇的湖南士绅成立湖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筹备处，要他们用四个月时间拟出省宪。宪法草案于四月出炉，八月获委员会批准，十一月一日交全省公民复决，获压倒性多数通过：据称有一千八百万人赞成，只有五十万人反对。[66]一九二二年元旦，赵恒惕颁布湖南宪法，同时还配合举办公众游行与铸造新币。[67]
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一省颁行的宪法，光因为这点，湖南宪法就值得注意。[68]它让投票民众享有前所未见的权力，至少书面上是如此。美国驻长沙领事因此将它与加州州宪相提并论。[69]湖南宪法第四条明确规定：“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而省民限于在湖南居住超过两年的中华民国国民。在另一条，省民不论属于何种性别、种族或宗教，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省议会议员由人民选出，省长由省议会议员选出。
但这不是《大公报》的撰文者所要求的那种独立湖南共和国的宪法，而且湖南宪法第一条承认湖南的从属地位，明文表示“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70]谭延闿遭驱逐后，富有理想色彩的年轻行动主义者与湖南的士绅已出现裂痕，此刻，裂痕则扩大为无法弥合的鸿沟。一九二三年，毛泽东就写道：“军阀利用民意借省宪以自保全，故省宪仅为湖南这不利的地势上一个弱小的军阀（赵恒惕）用来保险的工具。”[71]
分裂
赵恒惕的政变夺权，粉碎了建立百分之百独立湖南国的希望，但年轻激进分子拟出替代计划。诚如张文亮在《大公报》上所写的，湖南民族主义的反对者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忠于中国，另一类直截了当地反对所有国家的存在。新民学会的成员不包含前一阵营的人，于是，当湖南国似乎无缘实现时，投入后一阵营就成为新民学会偏爱的替代道路。新民学会留法成员写信给长沙的会员，提到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共产党的需要，在留法会员的督促下，长沙成员开始转而采取超越国家层次的全球革命观。
一九二○年十二月，即谭延闿被拉下台几星期后，毛泽东写信给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说道：“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都鄙弃爱国；多数人都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之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的隶属于无意义的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了……这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72]
但应采取哪种社会主义，以及应如何落实该社会主义这些问题，仍未厘清。在同一封信中，毛泽东提到罗素最近一场谈布尔什维克的演说。他把罗素的立场说成“主张共产主义，反对劳农专政”，并指出罗素（一如杜威）深信改革应通过教育渐渐施行。毛泽东说，罗素在长沙演说后，他与彭璜有过详细的辩论，然后毛泽东得出结论：罗素的主张“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这句结论代表毛泽东彻底扬弃了通过教育改革的路线，即杨昌济、谭嗣同、郭嵩焘的一贯主张，转而走上唐才常、杨毓麟、黄兴的路线。他简单解释道：“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还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而毛泽东这时的想法认为，此刻已走到其他诸路皆走不通的时候，只能诉诸革命。
这一转变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初在文化书社的一连串密集会议上完成。会议选在平静的元旦假期时，新民学会十八名会员聚集在一起讨论他们未来的新方向。经过多方辩论，他们决定，原以杨昌济“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为基础创立的新民学会，在成立三年之后，要以实行布尔什维克式革命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其新使命。从一开始，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就在辩论上占了上风。何叔衡主张：“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毛泽东同意此观点。毛认为罗素版的共产主义不值一提，因为它“放任资本家，（因而）亦是永世做不到的”。彭璜大力支持布尔什维克式共产主义革命，反对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搬出他在俄罗斯研究会的研究心得，表示他相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优越性，相信该走革命之路，并说：“中国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最后投票时，十二人支持布尔什维克式革命，两人投票赞成民主，一人投票赞成罗素的温和共产主义，三人未表达意向。那次会议之后，异议者离开新民学会，走自己的路；留下来者着手计划革命。诚如其中一位持异议的会员萧子升（即萧旭东）所说，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的诞生，造成新民学会的死亡。萧子升是该会的创会成员之一，毛泽东年轻时的“三豪杰”之一。[73]
支持和反对共产主义者的分道扬镳似乎颇为祥和，彼此未出恶言，但在留下来的革命共产主义者的核心圈子里，同居领导之位的彭璜、毛泽东却在不久后就失和。原因并不清楚，但毛泽东写给彭璜的一封信（日期注明为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却提供了些许线索。信中毛泽东举出自己所犯的几个错误，表示在自我修养上没做好。但这一谦逊和自我批评，大体上只是为了接下来无情批判同志彭璜所做的铺陈。毛泽东写道：“于吾兄久欲陈其拙愚，而未得机会。”接着在略加赞赏彭璜的过人之处后，他列出彭璜性格上的一大堆缺点，说彭璜“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感情及意气用事”“时起猜疑”，观察批判太过主观，不愿承认他人的长处，还说他“略有虚荣心”“略有骄气”“少自省”，说他“少条理而多大言”“自视过高”。但直到信的末尾，毛泽东才道出真正的症结：毛泽东暗示道，彭璜直接挑战毛泽东在这个学生组织里的权威，有意使其他会员反对他。毛泽东写道：“兄说待我要‘反抗’，兄看我为何如人？如以同某人款待我，则尽可‘不答应’，何‘反抗’是云。”[74]
这封信是现存最后一份表明彭璜当时仍在世的文献。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后，彭璜即从历史记载中消失，现存对他生平的简短介绍在谈到他的死亡时，也是如此简单含糊一笔带过：“一九二一年冬，因精神失常，在长沙失踪，下落不明。”[75]就连这些粗略的介绍都只见于湖南本地的史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家的角度看，他连短短一篇生平纪念文都不配。[76]自一九一九年起，直到湖南自治运动结束，彭璜与毛泽东两人形影不离，彭璜受到后人如此冷落就显得特别突兀。在所有以湖南为中心的行动主义组织——新民学会、湖南学生联合会、俄罗斯研究会、文化书社，以及最后的共产主义小组里——彭璜与毛泽东都是一起奋斗的同志，两人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的先驱。彭璜是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支持者，其对布尔什维克式革命的支持，绝不逊于毛泽东。光是基于这些原因，他在一九二一年冬的疑似死亡，就理该让他跻身革命烈士之林。
新民学会会员同意施行布尔什维克式革命，却并未讨论那是意味着他们该以布尔什维克模式领导他们自己的革命，还是该投身布尔什维克革命本身，向第三共产国际宣誓效忠。此事攸关未来的路线定位，且与彭、毛两人的最大分歧直接相关：彭璜从未像毛泽东那样表态希望成为世界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彭璜的著作无一不强调地方自治和地方自决，甚至表示有必要发动湖南本地的布尔什维克式革命。彭璜于一九二○年写道：“二十世纪的‘新潮’，首先产生了一个‘新俄罗斯’，不是‘新俄罗斯’产生二十世纪的‘新潮’。”这表示他相信存在一个激发俄国革命（且将继续激发其他地区的革命）的自发全球性革命“潮”，但那并非任何外力所领导的“潮”。共产国际代表了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苏维埃布尔什维克是全球性革命的领导，且那场全球性革命要由苏维埃顾问和官员从幕后主导。彭璜与毛泽东开始意见不合之时，彭璜开始告诉他人“反抗”毛时，正好是毛泽东与何叔衡决定加入受莫斯科共产国际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之时。
这一裂痕的存在，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创立时的一个更大的危机。当时中国境内已有数个早期的独立共产主义“小组”，而这些“小组”对于未来要走的路，抱持两种彼此矛盾的可能，即可能走向实现由独立自治的地方革命运动组成的无政府主义愿景，也可能被吸纳入俄国所构想的、有着一体化结构的国际政党组织里。加入中国共产党，意味着放弃这两种可能的前一种，于是，随着这个政党的成立，大部分无政府主义者被赶出这个蓬勃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77]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结构与地方共产主义行动主义的自主性之间的这一冲突，诚如在湖南所见，意味着得在保住湖南长久以来的自主行动主义传统和向国际运动宣誓效忠之间做一选择。彭璜是湖南本地自主性最坚定不移的拥护者，毛泽东则大张旗鼓，欲将湖南学生行动主义路线导入苏联领导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里，且最终如愿。因此，彭璜的失踪，使毛泽东所坚持的道路的唯一障碍消失了。
一九○五年黄兴倡导将华兴会并入泛中国的革命同盟会时，这个群体里有数人反对，但在那时，华兴会这个湖南组织在人数上和组织上都是整个革命同盟会里势力最强的一部分。在这个较早期的例子里，历久不衰的湖南一体感，在华兴会并入更大团体后轻易地保存了下来，且在辛亥革命后回流湖南本省。但在一九二一年，苏联共产党全然不同于革命同盟会。它是高度官僚化的意识形态组织，由莫斯科在背后一手操控，吸收了湖南人的地域忠诚，使湖南人致力于实现苏联共产党的目标，无意把湖南人归还给湖南。不管一九二一年冬彭璜的遭遇为何，湖南本土民族主义的冲劲和独立“精神”，大体上已跟着它的最后一个且最直言不讳的倡导者一起消失。
新方向
一九二一年三月，即彭璜失踪后不久，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剩下的三名成员，毛泽东、何叔衡和贺民范，在船山学社内创立了反日的“中韩互助会”。贺民范仍是船山学社社长，何叔衡这时已被选为副社长，将于五月接替贺民范的社长之职。船山学社的老会员已不再如刘人熙主持时那么活跃，社里选出一批新会员时，他们并未反对，或许还为有新血加入而感到欣慰。其中有些新会员年纪更大，例如来自湖南第一师范的老练教师方维夏与曾是华兴会会员的仇鳌。其他的会员则都较年轻：李六如、王季范、熊瑾玎、张唯一与陈章甫等。其中有些人来自第一师范，大部分是新民学会会员，而他们后来全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年七月，毛泽东与何叔衡代表湖南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体会议。回长沙后，他们在船山学社里创立了自修大学，至少在表面上承诺要首度实现杨昌济欲建立以自修为基础的学校和为湖南创办大学的遗志。[78]毛泽东为自修大学写了广告文，刊登在《大公报》上，文中突兀地重提湖南知识复兴的长久未竟之梦：“湖南人尽管是峥嵘活泼如日方升的，尽管是极有希望的，但是没有可以满足其精神的欲求而发挥其文化的冲动，湖南人到底有什么意义？说到这里，便觉得湖南人有一种很大的任务落在他们的肩膊上来了。什么任务呢？就是自完成自发展自创造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湖南自修大学之设，窃取此意。”[79]
于是，寻找将满足湖南重生之需求，且满足湖南人“精神需要与文化本能”的学说，再度在王夫之的肖像底下展开。自修大学彻底接管船山学社的建筑和经费，但那并非很突然的改变，因为船山学社里已充斥着倒向这一新社会主义运动的社员。[80]或许这转变其实并没有那么激烈，因为船山学社所在地一直是有心唤醒湖南者的保护壳，而它最新的化身与先前的化身没什么差异。一如一八八○年代郭嵩焘用它来作为他新式学校的栖身之地，一如一九一五年刘人熙用它来组织反袁世凯运动，此刻，船山学社这个保护壳，其与当地学界的深厚关系、其所彰显的湖南士绅之骄傲，为中国共产党初生的湖南支部，提供了可让他们近乎随心所欲工作的保护空间。这是令人兴奋的一刻，而毛泽东、何叔衡和其他老师、学生一起住在这学社里。当地同志说毛泽东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就在那里秘密结婚。[81]
一如先前那些设在这一地点上的机构，自修大学建立在中西模式的综合基础上。毛泽东写道，自修大学要“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82]，做法与郭嵩焘欲在思贤讲舍将西方数学、科学纳入以礼为基础的传统书院的企图极其类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毛泽东邀请李达回长沙接任此校校长。李达是在上海居住多年的湖南人，且已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上海代表的身份选入中央局。[83]毛泽东、何叔衡、李达开始发行名为《新时代》的杂志，李达在此杂志上发表了《中国革命与日本帝国主义》《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两篇文章。[84]《新时代》也刊出论中国传统哲学的文章，以与论马克思、康德的文章取得平衡，正符合自修大学杂糅中西文化的走向。
学校、报纸和公共会社三者鼎足而立，缺一不可，因此自修大学也开始办演讲。在该校，在曾文正祠的故址上，在郭嵩焘曾建造思贤讲舍以改良湖南人心的那些建筑里，在刘人熙创办船山学社并把王船山标举为现代湖南之圣贤的地方，同一地点上的新主人这时开始仿照他们年轻时聆听过的那些公开演讲，办他们自己的公开演讲。然而，这时他们为了替湖南社会打造新道德基础而阐述的构想，不是来自王夫之，而是来自马克思与列宁。
王夫之此时退居暗处。自修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满是他的著作，该校正门上有他的名字，但《新时代》出刊头四个月，他的名字连一次都没提到。或许他已功成身退。他的思想经过早期诸位湖南学者的诠释、传扬，已融入这所“自修”学校的骨子里，提供了有力的个人自我修养愿景，亦即“道”的实现方式。它为学问如何使世界拨乱反正提供了典范，为抵抗外人的本省传统提供了起点，也为他们这时通过翻译的欧洲著作所探索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唯意志论哲学提供了基本支持。
一九二三年秋赵恒惕终于派兵到船山学社关闭自修大学时，此校已有两百多名师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被赶到街上后，除了化整为零进入其他学校，准备在其他地方重整旗鼓，他们几乎做不了别的事。[85]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枪口下被赶离栖身之所，而且不会是最后一次。但他们已成气候，追随者将愈来愈多。
一九三七：尾声
十四年后的一九三七年初冬，七零八落的红军在西北安营扎寨，毛泽东则是这支军队的新领袖。逃出江西苏区，长征至此，九成的红军不是在途中战死，就是在途中冻死、累死。来自长沙的老同志，已有许多人丧命。当其他人离开江西展开长征时，年近六十的何叔衡留了下来，一九三四年遭国民党军包围，从福建一悬崖上跳下身亡。但这支队伍也已吸收了其他能干的湖南人，包括来自湘潭的高明战略家彭德怀，以及已从俄国留学归来、这时担任中原指挥官的刘少奇。还有身材粗壮、来自四川的将领朱德，此人在云南讲武堂受教于蔡锷时，曾通过研读湘军将领曾国藩、胡林翼的著作而初学行军作战之道，这时则担任毛泽东的首席军师。
日军入侵南京，如当年太平军击溃清朝官军一般大败国民党军队。就是在延安巩固与准备的这段时期，毛泽东终于成为他的恩师杨昌济所一再勉励他要成为的角色：文武兼备的豪杰。一如在战场上向士兵讲述《论语》的胡林翼，或带着图书馆征战的拿破仑，毛泽东这位如今统领红军的前小学教师，开始对他元气大伤且人数居于劣势的部队草拟一连串的学术演讲。他从杨昌济那里学到唯有靠武力与理念的携手合作才能打胜仗的道理，而杨昌济则是从曾国藩那里学到这道理。面对不计其数的日军涌入中国，而他自己的士兵又快饿死，他所要打的这场漫长战役肯定毫无胜算，和一八六二年曾国藩看着弟弟曾国荃带着小股湖南子弟兵去南京围攻太平天国首都时一样希望渺茫。但一如毛泽东从其许多代湖南先辈那里所学到的，这类最困顿的时刻，世界秩序似乎就要倾覆不复返的时刻，正是人该求助于书籍的时刻。于是他拿起笔，拟了封信给曾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这时在长沙替八路军征兵的徐特立，请他尽可能地搜集王夫之著作送到前线，一如七十五年前另一位来自湖南的儒将写信提出同样的要求。[86]
* * *
[1] Stuart 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Armonk，N.Y.：M.E. Sharpe，1992）1：9，n. 1，描述了《讲堂录》。他指出屈原的《楚辞》“一直是毛毕生最爱的作品之一”。关于毛年轻时的游历，见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第84页。关于毛出席聆听船山学社演讲，见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第42～43页。毛把辛亥革命称作“黄兴的运动”一事，见Robert Scalapino，“The Evolutionof a Young Revolutionary—Mao Zedong in 1919-1921，”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2，no. 1（November 1982）：29-61。见p. 40。
[2]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第169页。
[3] 湘潭镇，原文作Xiangxiang，殆谓湘乡。而曾国藩是湘乡人，毛泽东是湘潭人，湘乡与湘潭是两个县，作者谓同一县，误。杨昌济日记云：“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作者或是误会了“连界”的意思。——校者注
[4]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in 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 1：130-136. 见 p. 131。本章中，我大致上引用Mao’s Road to Power一书中毛泽东早期著作的英译（Armonk，N.Y.：M.E. Sharpe，1992）。在有特别指出之处，我则根据竹内实所编的《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东京：苍苍社，1983-1986）和《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的中文文本，予以修正，以配合我的看法。
[5]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第131页。毛后来自称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精神传人，这观点就让人觉得讽刺。
[6] 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15年9月6日，见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 1：75-80. 见 p. 80。
[7] 毛泽东，《致湘生信》，1915年6月25日，见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 1：62-65. 见 p. 62。
[8]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见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 1：p.113-127. 见第122页。
[9] 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 1：19，n. 52.
[10] 湖南省立图书馆保存的一份一九一八年第一师范学校目录，详细全面记载了课程。《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志》（长沙：1918年9月），“教务栏表”部分，第21～35页。
[11] 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第82页提到李锐。
[12] 毛泽东，《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注》，in 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 1：175-310.见第208页。
[13] 毛泽东，《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注》，in 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 1：175-310.见第273页。
[14] 毛泽东，《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注》，in 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 1：175-310.见第208页。
[15]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第88页，1914年9月26日。
[16]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第56页。
[17]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1920冬），in 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 2：18-32. 见第19页。
[18] Edward A. McCord，The Power of the Gun：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 245，297，and 263. McCord gives an excellent blow-by-blow account of the fighting in his chapter “The North-South War and the Triumph of Warlordism，” pp. 245-266.
[19] 《湖南船山学社大事记》，重刊于《瀞园集》（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第406～461页。见第414页。
[20] 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204页。
[21] 杨昌济，《论湖南创设省立大学之必要》，《杨昌济文集》，王兴国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第346～355页。引文在第351页。
[22] 《人物志》，《湖南省志》第二部，卷30（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第422页。亦见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 2：77。
[23]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第25页。
[24]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118页。他在更早时写给老师黎锦熙的一封信中（1916年9月9日），对嘉纳治五郎有同样的评价。见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 1：106。
[25] 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4年7月14日，见Schram’s Mao’s Road to Power 1：318-320. 见第320页。
[26] 关于在不同环境里出现类似的动态，见叶文心（Yeh Wen-hsin），“Middle County Radicalism：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Hangzhou，” in China’s Quest for Modernization：a Historical Perspective，ed.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Wang Xi（Berkeley，Calif.：Institute for East Asian Studies，1997）。湖南的都市省城和浙江的乡村“中部诸县”是大不相同的地方，但返回家乡面对到自己“落后”根源的沿海世界主义者，其困惑的状况乃是叶文心和我笔下研究对象所共有的处境，而她的看法已为许多人所接受，如：“五四”的激进主义在不同地方呈现大不相同的样貌。
[27] 毛泽东，《湖南学生联合会总记》，1919年8月4日，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1：399-406.见第402～403页。毛泽东在细节描述上不够严谨，把陈天华与姚宏业说成从日本返回途中一起自杀。这类错误在毛泽东的《湘江评论》文章里颇常见。
[28] 根据竹内实《毛泽东集补卷》里的中文文本（1：122）译成。
[29] “梦广”不词。“洞庭云梦广”，作者将其译为“The clouds of lake Dongting have broad dreams”，译回中文则是洞庭之云，梦想广大。此系误译。此句原义，谓长江以北的云梦泽与以南的洞庭湖，水面广阔。洞庭与云梦是地理名词，广是形容词，云梦之梦非梦想之梦，不能与广字合为一词。——校者注
[30] 毛泽东，《强学会的创立与进步》，1919年7月21日，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1：369-376. 见第370～371，376页。
[31] 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第320页。
[32] Jonathan Spence在Mao Zedong（New York：Penguin，1999）第97页，提到毛泽东生活的另一部分时，首度提出这看法。
[33] 陈独秀，《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独秀文存》（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65），第651～653页。
[34] 《湖南船山学社大事记》，第414页。
[35] Li Xingzhi，“Huang Zhong yu Chuanshan Xueshe can an”，《长沙县文史资料》7（1989年12月），第175～176页。
[36] 毛泽东，《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1920年3月12日，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1：502-503。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会址，在该文献中列为彭璜在法国租界里的住所。
[37] 毛泽东，《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1920年4月1日，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1：510-513. 见第511页。
[38] 毛泽东，《湖南改造促成会答曾毅书》，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1：526-530。见第526页。原文于一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刊登于上海《申报》和《国民日报》。
[39] 根据竹内实编《毛泽东集补卷》里的中文文本（1：199）而有所修改的译文。
[40] 毛泽东，《湖南改造促成会答曾毅书》，第527页。
[41] 返湘人士包括一八九○年代维新运动的重要官员熊希龄；说服嘉纳治五郎为中国留日学生专设一校的时务学堂毕业生范源濂；曾与黄兴一同在明德学堂教书的革命分子张继。
[42] 王无为，《湖南自治运动史》（上海：泰东图书局，1920年12月）。
[43] 彭璜，《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长沙《大公报》4-4，1920年8月30日。
[44] 毛泽东所写的《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号》，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2：56-58，说姜济寰总共捐款超过二百七十八银圆。
[45] 《人物志》，第205～206页。
[46] 龙兼公，《湖南“门罗主义”》，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5日。
[47] 诚如毛泽东在一九二○年冬《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中所写的，新民学会成立已三年，仍未在社会里打出名号，只有与他们相熟的少数友人知道。见 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2：31-32。
[48] 《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史料汇编》（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第534页。
[49] 毛泽东，《湖南共和国》，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1：543-545. 见 p. 543。
[50] 毛泽东，《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1：546-547。见 p. 547。
[51] 毛泽东，《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1：550-553。见 p. 551。
[52] 彭璜，《对于湖南建“国”的解释》，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16日。
[53] 张文亮，《天经地义的“湖南国”》，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27日。
[54] 彭璜，《怎么要立湖南“国”》一，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23日。
[55] 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十月三日的《“全自治”与“半自治”》一文中也探讨了这个议题。他在文中发出类似的主张，亦即凡是要谈联邦，就必得先谈省的自治。因此，在确立省的“全”自治之前就谈中华联邦之事，可被视为帝国主义式的中央政府欲继续压迫地方的举动。请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1：563-564。
[56] 彭璜，《怎么要立湖南“国”》二，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24日。
[57] 彭璜，《怎么要立湖南“国”》三，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25日。
[58] 李景侨，《国庆节的谈话》，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10日。
[59] 张文亮，《我对于今年国庆节的感想和希望》，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10日。
[60] 毛泽东，《反对统一》，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1：579。初刊于1920年10月10日《时事新报》。
[61] 王无为在《湖南自治运动史》《第一次自治运动记事》（第85～87页）中，描述了这场游行。关于请愿书的起草者，本书是根据Angus McDonald，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Elites and the Masses in Hunan Province，China，1911-192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 46。请愿文重刊于王无为的《湖南自治运动史》。引文见第86～87页。
[62] 蔡元培，《论湖南的人才》，《历史名人记长沙文选》，郑佳明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第698～700页。
[63] 诚如罗素于一九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写给友人的信中所说的，“这位湖南省长是中国诸省省长中德性最高洁者，昨晚盛宴款待了我们。杜威教授夫妇在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Bertrand Russell，Autobiography（New York：Routledge，1995），p. 372。
[64] Bertrand Russell，《布尔札维克与世界政治》，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29日至11月3日。
[65] 罗素在其著作更明确地从自治的角度谈此事，写道：“通过自治来进行的另一个好处，乃是它往往使社会主义体制免于走上现今存在于俄国的那种真正可怕的集权。”请见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51，reprint of 1920 edition），p. 128。
[66] 诚如张朋园所指出的，将近一千九百万人投票一事极为可疑，因为当时湖南省只有三千万人口，其中有很多人的年纪还不具投票资格（当时平均寿命只有三十二岁），而且大部分人不识字。见《湖南省宪之制定与运作（1920-1925）》，《中国近现代史论集》卷2（台北：中国近现代史论集编纂委员会，1981），第534～581页。
[67] McDonald，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p. 48. 张朋园，《湖南省宪之制定与运作》，第546页。
[68] 赵恒惕于一九五九年送了一份一九二四年修订后的湖南宪法给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图书馆长，并附上一信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省宪”。那份宪法，连同该信，现藏耶鲁大学的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张朋园在《湖南省宪之制定与运作》一文所附的注释里提出类似的主张，说一九二○年代其他省所拟的宪法只是纸上作业，湖南省宪法是唯一付诸实行者。见第578页。
[69] 张朋园，《湖南省宪之制定与运作》，第551页。
[70] 《湖南省宪法》，一九二四年修订版重刊本，藏于耶鲁大学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
[71] 毛泽东，《省宪下之湖南》1923年7月1日，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2：166-177. 引言请见第166页。
[72] 毛泽东，《毛泽东给萧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1920年12月1日，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2：5-14.
[73]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2：60-86. 引文请见第67～70页。关于萧子升与新民学会之“死”，见Siao-yu，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Syracuse，N.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59），p. 188.
[74] 毛泽东，《致彭璜》，1921年1月28日。英文翻译根据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2：37-39，以及《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第17～19页的中文文本。
[75] 杨慎之，《湖南历代名人辞典》（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第415页。《人物志》，第424页。
[76] 我要感谢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汉学研究中心图书馆馆长Annie Chang，为我不辞辛劳在中国所出版的合集中寻找彭璜的简略生平资料（且最终白忙一场）。
[77] Samuil Naumovich Naumov于一九二六年所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是已知最早介绍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著作之一，提供了一位苏联顾问对于此事的观点。他写到在北京、上海、广东诸地独立运作的共产主义小组合组为中国共产党时，小组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决定退出。诚如他所说明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党纲与他们的基本理念相忤，不想留在组织里。”译自C. Martin Wilbur与Julie Lien-ying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见 pp. 450-451。
[78] 一九二○年三月，毛泽东把“自修大学”一词的发明归功于胡适（见他一九二○年三月十四日写给周世钊的信，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1：506），进一步证明他消费湖南同乡，以向五四运动名人输诚的倾向。其实，早在一九一四年，在杨昌济日记（即毛泽东于第一师范读过的教材）里，杨昌济就写到设立“自修学校”的需要。
[79] 毛泽东，《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见Mao’s Road to Power 2：88-92.见 pp. 91-92。
[80] 杨青，《何叔衡》（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第97页。
[81] 至少李达是这么认为。他深信毛泽东和杨开慧在船山学社里结为夫妻。见《李达同志谈有关湖南自修大学的情形》，1962年12月11日，《湖南自修大学及湘江学校》，《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资料丛书》卷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第203～204页。
[82] 毛泽东，《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见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 2：88-92。见 p. 88。
[83] 《人物志》，第251页。
[84] 李达，《李达自传》，《湖南自修大学及湘江学校》，第203页。《新时代》第4期（长沙：湖南自修大学，1922），一九八○年香港商务印书馆予以重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