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未受到这些改革影响，出于数个原因。首先，湖南与北京朝廷以及沿海通商口岸的中西接触地相隔遥远，而这时改革主要发生于沿海，其次是北京。重建也集中在受太平天国破坏最剧的地区（亦即华东），因此，湖南成功赶走叛乱势力一事，意味着该省在战后初期几乎得不到朝廷的关注。最后，施行已久的“回避本籍”任官政策，禁止官员在家乡省份任官，乃是帝国行政组织得以持久不坠的支柱之一。根据这一政策，新近得意于官场的湖南人，这时须在别的省份任职。因此，湖南人的崛起，意味着该省最有才华的人不能服务乡梓。曾国藩把此后的人生岁月投注于重建华东诸省。他与家人通信频繁，留下著名的《曾国藩家书》，但客死异乡，未返回湖南。左宗棠的军旅生涯绵延三十余年。他领军赴新疆平定作乱的穆斯林，然后把全部心力放在其收复地区的发展上。自号“湘上农人”的左宗棠将棉花种植和其他新农业引进西北。但一如曾国藩，他的奋斗事业对家乡湖南几无影响。力倡改革的三个主要湖南人中，只有郭嵩焘因职业之故回湖南。
郭嵩焘与船山祠
战后，郭嵩焘与曾国藩仍很亲近，一八六六年结为亲家，他的儿子娶了曾国藩的女儿。[65]但郭嵩焘与日益穷兵黩武的左宗棠失和，导致他遭纠弹，一八六六年被革去广东巡抚之职，于是早早就退休回到湖南。[66]太平天国之乱后，长沙的书院文化已根本瓦解。即使叛军打过湖南时未毁掉书院，书院也已遭到弃置，因为该省主要学者先是离乡参与漫长的平乱，继而受朝廷指派赴他省任官职。一八六六至一八七○年，郭嵩焘主持重建长沙古老的城南书院，将毁损的老建筑翻修后，又进一步在该书院内建了一座新祠，以纪念湖南先贤王夫之。[67]在这座船山祠中，他立碑表达他的愿景：王夫之所立下的榜样将为湖南知识界的复兴揭开序幕。曾国藩和欧阳兆熊使中国的学者得以读到王夫之的著作，但眼下乃是郭嵩焘将王夫之带回了故乡。
郭嵩焘的《船山祠碑记》，先是哀叹自十二世纪南宋以迄现在，“两庑之祀，相望于学，独吾楚无之”。[68]书院格局遵循孔庙设计，两道平行的长廊（东西庑）从大成殿延伸出去，廊上供奉有历代大儒牌位。过去六百年里“独”湖南未有儒者跻身两庑，乃是对该省历来学问落后的另一个证明。
他接着说道：“意必有其人焉，而承学之士无能讲明而推大之，使其道沛然施显于世，若吾船山王先生者，岂非其人哉？先生生明之季，下逮国朝，抗节不仕，躬涉乱离，易简以知险阻，通德达情，既诚以明，而其学一出于刚严，闳深肃括，纪纲秩然。”相较于唐鉴为一八四二年版《船山遗书》所写的序，郭嵩焘更强调王夫之所处世界的破毁和他生在“乱离”之世这一事实——比起唐鉴所经历的世事，郭嵩焘的晚近经历，更贴近于“乱离”之世。
郭嵩焘也为王夫之的不仕新朝赋予新且不同的解释。唐鉴委婉地表示王夫之的孤与贫合于道，因而“皆若固然而无足怪者”。但郭嵩焘表示，王夫之的孤独与苦难，其实正是他得以“通德达情”透彻理解人类社会的原因，也是他的学问“一出于刚严，闳深肃括，纪纲秩然”的原因。此见解饶富深意，与王夫之在《礼记章句》中对隐士的看法若合符节。唐鉴绝未把王夫之的隐士生活当典范来提倡，但郭嵩焘几乎让人觉得就在做这样的事。这一见解里既含有郭嵩焘对自己无缘参与朝政的孤独感，也含有他对湖南在帝国里被孤立的类似感受。一八七○年仍是战后重建时期，因而此碑记的读者会非常清楚什么叫作置身于乱世。郭嵩焘未明言的主张，即暗示与这样的世界直接接触有碍于对真学问的追求，与不完美社会往来，本身就是污染根源。因而，败毁的世界不是研究主题（subject），而是研究对象（object）。
郭嵩焘以这一主旨为本，继续铺陈这一碑记。他写道：“先生伏处穷山，无朋友之讨论，无门弟子之推崇……慨然以斯道自任，无所求知于人。”郭嵩焘强调王夫之“无门弟子”，“无所求知于人”（两者皆属夸大之语），借此再度表明王夫之的伟大与他的隐居密不可分，离群索居乃是使王夫之得以成为历代圣贤的“真正”承继者和延续者的原因。顺着这思路推断，王夫之若从他人那儿取得知识，不会悟到这真理，由此观之，郭嵩焘也暗暗批评了王夫之那一代和此后数代的其他学者偏离了此道。王夫之的避世独居和他的拒斥学界，在郭嵩焘眼中，正是他得以独一无二地窥见儒家道统之真理的原因。
最后，郭嵩焘透露了他的最大使命：建此祠“将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学，求其书读之，以推知诸儒得失，而于斯道盛衰之由，国家治乱之故，皆能默契于心，又将有人焉光大先生之业……确然有以知先生之学非元明以后诸儒所能及也，傥亦先生之遗意也与”！因此，船山祠要作为号召湖南人奋起的工具，成为郭嵩焘所挚爱之“楚”地受污蔑的学者重振声威的触媒。
郭嵩焘建造船山祠，借此延续并进一步阐发四十年前邓显鹤所抱持，重刊王夫之的著作“使湖湘之士共知宗仰”的梦想。这是他们两人表达他们希望王夫之的著作能对湖南人产生冲击时都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也就是他们只针对湖南人而发，而非对所有中国人而发。在他们眼中，王夫之是湖南人的，且是为湖南人的，因此与中国其他地方截然不同。到了一八七○年，他的著作已全部付印，湖南人在清朝所掌有的权力高于此前任何时期，梦想已久的该省精神复兴所需的物质条件终于完备。借由船山祠，郭嵩焘给了湖南人一个重新发掘出的先贤（湖南本土的先贤之一），而且是能在现在启迪他们、为他们指引未来方向的先贤。郭嵩焘以此祠表彰王夫之的伟大，并打算扩而大之将此祠作为湖南学问重现光彩的开端，在楚地“草莽”中辟出的花园。而郭嵩焘通过王夫之为湖南提倡的治学模式，也没有局限于此祠所在的书院。这种治学模式，诚如湘军诸领袖所认知的，乃是一种最终寻求投入、改造世界并赋予世界以秩序的模式。诚如郭嵩焘后来所说明的：“臣在籍时，主讲城南书院……为夫之建立私祠，率诸生习礼其中，群怀感激兴奋之意。”[69]
* * *
[1] 引自曾国藩《邓显鹤墓表》，《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94），第269～270页。关于湖南人科考上的成就，请见Ho Ping-ti，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第229页。具体地说，湖南在明朝时（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间）排名十八省中的第十五名，清朝时（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年间）排名掉到十九省中的第十七名。骈庐主人，《谈江西老表和湖南骡子》，《湖南文献》第6期（1969），第51～55页。
[2] 直到清初，湖南与湖北仍为一省，两地合称为“楚”。明朝的原版《楚宝》包含整个楚地乡贤的生平资料，清朝邓显鹤的增辑版《楚宝》萧规曹随，未收录湖南、湖北分家后，楚地新出的贤人。但在参与原版编辑的学者名单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来自湖南：原版四十一名学者编辑中，三十五人是湖南人，大部分来自长沙和湘潭。剩下的非湖南籍学者中，来自江南者（四人）比来自湖北者（二人）还多。见《楚宝·楚宝原校姓氏》，邓显鹤编（一八二九年初刊，一九八八年扬州古籍书店重刊），“例言”第1a～2a页。随着湖南开始发展出有别于湖北而自成一体的认同，湖南人更强烈地自认为是“楚”的继承者，在湖南学者心中“楚”成为“湖南”简称。来自湖北的学者有时也以“楚”来称呼本省。湖南本省利益至上的心态，至少早在十八世纪晚期陈宏谋主政湖南时就露出端倪。他重建了长沙的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推动本省图书馆收藏湖南乡贤的著作，纂修第一部《湖南通志》，并在该通志中哀叹湖南始终被当成湖北的穷亲戚。请见 William T. Rowe，Saving the World：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 148。这一地方主义倾向在十九世纪初期时大为普及，且不只见于湖南。对于广东境内复兴的精辟研究，见Steven B. Miles，“Celebrating the Yu Fan Shrine：Literati Networks and Local Identity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Guangzhou，” Late Imperial China 25，no. 2（December 2004）：pp.33-73。
[3] 邓显鹤，《校刊楚宝序》，《楚宝》，邓显鹤编，（一八二九年初刊，一九八八年扬州古籍书店重刊），“叙”，第1a页。
[4] 邓显鹤，《楚宝文苑论次目录》，《楚宝》，卷15，文苑门，第1a 页。
[5] 邓显鹤，《屈原》，《楚宝》，卷15，文苑门，第1a～5a页。引文出自第3a页。
[6] Qu Yuan，“Li Sao（On encountering sorrow），”《离骚》 trans. David Hawkes，in Ch’u Tz’u：The Songs of the South，an Ancient Chinese Anthology（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pp. 22-34. 引文出自 p. 34。
[7] Constance A. Cook and John S.Major，eds.，Defining Chu：Image and Reality in Ancient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 关于贾谊，见第158页。
[8] 作者谓此语引自“邓显鹤《楚宝》中论屈原的部分”，其实是《楚宝》编纂者周盛楷照录了司马迁的《屈原列传》。邓显鹤对《楚宝》所做工作，是为每卷增加了《考异》与《增辑》，并未增删周氏编纂的历代传记。——校者注
[9] 邓显鹤，《楚宝》“王夫之”条，见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6册，第10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1996）。
[10] 王夫之，《九昭》，《楚辞通释》“卷末”，第1a页，《船山遗书》（上海：太平洋书局，1933）。
[11] 《船山全书》第16册，第104页。Ian McMorran有不同的译法，收录在The Passionate Realist：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Wang Fuzhi（1619-1692）（Hong Kong：Sunshine Book Company，1992），p. 1。
[12] 邓显鹤，《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6册，第104～105页。
[13] 邓显鹤，《校刊楚宝序》，《楚宝》，第1a页。
[14] R. Kent Guy，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Cambridge，Mass.：Harvard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1987）.
[15] 姚觐远，《清代禁毁书目》（上海，1957），第125-127页；McMorran，Passionate Realist，p. 200.
[16] 请见“Minting the Coin” in Lynn Struve，The Ming-Qing Conflict，1619-1683：A Historiography and Source Guide（Ann Arbor，Mich.：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1998），pp. 60-68，especially pp. 63-64。
[17] 《清史儒林传》，重刊于《船山遗书》卷1，第1a页。
[18] 唐鉴在其一八四二年的《船山遗书》序中，强调王夫之名列《国史儒林传》一事意义重大（重刊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407～408页），说王夫之因此终于名闻天下。然后他问道：“以其书欤？抑以其人欤？”暗示王夫之和其著作重见天日一事，随着他被采入国史而揭开序幕，且将因《船山遗书》而完成。
[19] 衡阳刻本船山著作未广为流通，邓显鹤开始搜罗刊印王夫之著作时，已几乎全部佚失。邓显鹤写道，他想利用先前那一刻本的刻版，但刻版都已朽坏，难以辨识。他写道，刻版“日久漫漶，显鹤病之，尝慨然发愤，思购求先生全书”。见邓显鹤《目录》，重刊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409页。
[20] 游雪门，《斯仙序略》，《邗江王氏族谱》，节录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553页。
[21] 王夫之著作的种类和数目，取自邓显鹤的《船山著书目录》（重刊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408～412页）。邓显鹤列出他所见过的著作和他知道存世但还无缘一睹的著作。《船山遗书》主编名单，《编校姓氏》，刊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415～416页。
[22] 邹汉勋，《致左季高孝廉书》，《新化邹氏斅艺斋遗书：斅艺斋文存》（南昌，1879）卷8：第12b～13a页。邹氏提及受雇于王家一事，见第12b页。王世全的捐资，见王者佐《半溪叔七秩寿序》，《邗江王氏族谱》，重刊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554页。
[23] Arthur W. Hummel，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1944），p. 287.
[24] 关于岳麓书院经世运动兴起的详细过程，请见Daniel McMahon，“The Yuelu Academy and Hunan’s Nineteenth-Century Turn towards Statecraft，” Late Imperial China 6，no. 21（June 2005）：pp.72-109。
[25] 欧阳兆熊一八六五年为《船山遗书》写的出版序中，说邹汉勋“实司其役”。见《船山全书》第16册，第420页。邹汉勋，《屈子生卒年月日考》，《新化邹氏斅艺斋遗书》卷1，第21b～24a页。
[26] 杨慎之编，《湖南历代人名辞典》（长沙：湖南出版社）。见第303页，谈欧阳兆熊的部分和298页谈左宗植的部分。谈左宗棠的部分，见Hummel，Eminent Chinese，p.763。
[27] 邹汉勋，《致左季高孝廉书》，《新化邹氏斅艺斋遗书》卷8，第12b～13a页。引文出自页13a。左宗棠的皇舆图似乎未刊行。见 Hummel，Eminent Chinese，p. 763。
[28] 一如邹汉勋在写给左宗植的另一封信中所引述的。见邹汉勋，《致左景乔舍人书》，《新化邹氏斅艺斋遗书》卷8，第11a～12b页，引文出自第12a～12b页。致左宗棠那封原信未收入此文集里。
[29] 王夫之，《礼记章句序》，《船山全书》第4册，第9～10页。
[30] 邹汉勋，《致左景乔舍人书》，第12a～12b页。
[31] 邹汉勋，《致左景乔舍人书》，第11b页。
[32] 王夫之，《读通鉴论》（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6），第1114页。
[33] 邹汉勋，《致左景乔舍人书》，第1b页。
[34] 邓显鹤，《船山著述目录》，《船山全书》第16册，第408～412页。见第410～411页。
[35] 经查唐鉴曾主讲于金陵的尊经书院和钟山书院，但非岳麓书院山长。——译者注
[36] 唐鉴，《船山遗书序》，重刊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407～408页。
[37] 郭嵩焘，《礼记质疑序》，《养知书屋诗文集》，重刊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6（台北：文海出版社，年份不详），卷3，第1页，郭廷以编，《郭嵩焘先生年谱》（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71），第81页。
[38] 请见Ch’u Chai’s “Introduction” to the 1967 University Books reprint of James Legge’s Li Chi：Book of Rites（New Hyde Park，N.Y.：University Books，1967），esp. pp. xlvi-lxxx.
[39] Benjamin A. 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p. 272，410，466-467，563.
[40] 王夫之，《礼记章句》，《船山遗书》卷41，第3a页。
[41] 请参见：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2册，第1027～1028页。
[42] 郭廷以编，《郭嵩焘先生年谱》（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71），第851～852页。为郭嵩焘立传者都认为是郭说动曾国藩创建军队，郭在自传里也有同样的叙述。见李肖聃，《湘学略》，收录于钱基博与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长沙：岳麓书社，1985），第195页。
[43] Philip Kuhn，“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0，ed. John K. Fairbank and Denis Twitchet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p. 264-317.
[44] 原文作湘潭，误。1840年为道光二十年，据曾国藩日记与黎庶昌所撰年谱，是年正月，曾国藩抵京，六月“病热危剧，几不救”，幸得欧阳兆熊“经理护持”，吴廷栋“为之诊治”，至八月初，“病渐减，始能食粥”。——校者注
[45] 关于唐鉴与曾国藩，见杨慎之，《湖南历代人名辞典》，第266页；关于曾、刘、郭，见郭嵩焘回忆录，《玉池老人自叙》（养知书屋，1893），第34a～34b页，以及曾永玲，《郭嵩焘大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第44页；关于郭、曾、左、江，见Hummel，Eminent Chinese，pp. 438，751，763；关于邹汉勋与江忠源，见杨慎之，《湖南历代人名辞典》，第254页；左宗棠悼邹汉勋一文请见邹汉勋《新化邹氏斅艺斋遗书：斅艺斋外集》《邹君墓田记》，第1a～2a页；欧阳兆熊为曾国藩治病一事，见杨慎之，《湖南历代人名辞典》，第303页；关于曾与欧阳两人持续未断的关系，见《曾国藩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9），按照一九八九年岳麓书社版，第2035～2037页的索引，此书于一八四○至一八七一年提到欧阳兆熊共二百八十七次；曾国藩也为邓显鹤写了悼词（本章第一句中的引文）。
[46] 《拟请王夫之从祀文庙折》，节录于彭大成《曾国藩与〈船山遗书〉》，《船山学报》第一期（1988），第59，81-82页。见第59页。
[47] 关于淮军与湘军，见Kuhn，“The Taiping Rebellion，” p. 290。在Hummel的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一书中，邓嗣禹为曾国荃所写的传记，说南京太平军总数达五十万人，第749～750页。曾国荃的自传说来自苏州的援军达三十万人，使南京守军总数达六十万人。见曾国荃：《曾忠襄公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刊，1967），第548页。
[48] 曾国藩，《致欧阳兆熊信》，1862年9月18日。见《船山全书》第16册，第557页。
[49] 曾国藩，《致吴棠三信》，1863年11月19日。见《船山全书》第16册，第558页。
[50] 值得一提的，今日史学界一贯认为曾国藩刊行船山著作，基本上是从无到有的创举，但其实当时的人明显将此事视为一八四二年《船山遗书》的重新刊行。一八六○年代的刊行计划，除了工作人员上有部分重叠，欧阳兆熊和曾国藩都把此举称作先前那一刻本的“重刊”，而且曾国藩刻本取了和一八四二年刻本一样的名字：《船山遗书》（一八四二年刻本的编辑群经过一番辩论后才决定采用此书名）。有人以此一出书计划的完成日期（而非以此一出书构想的出现日期）为依据，误以为王夫之著作的刊行，在湘军平定太平天国之后，于是有章太炎等人的如下说法：章太炎认为曾国藩刊印船山著作，意在暗地里抨击满人，意在补偿自己帮异族对付汉人同胞的罪过（见第四章）。其实，曾国藩等湘军要人刊印王夫之著作，矛头并非对准满人，而是对准他们所攻打，且毁掉他们先前心血结晶的太平天国。最后，这一出书构想并非如中国史学界所普遍认为的，出现于打赢太平天国而志得意满之时，而是出现于这场平乱战役胜负未卜之时。因此，不能说湘军的胜利使王夫之著作的刊行变得可能，而应该是湘军希望王夫之著作的重刊有助于他们打赢这场仗。
[51] 欧阳兆熊，《王船山先生轶事》，《水窗春呓》（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8页。
[52] 刘经榜，《王翁梦祥先生序》，来自《邗江王氏族谱》，节录于《船山全书》16，第554页。
[53]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9），第820～831、1260。湖南境内缺优良刻工一事，见曾国藩致吴棠三信，1863年11月19日，重刊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558页。
[54] 曾国藩读王夫之著作一事，见曾国藩，《曾国藩日记》，第1260～1303页。曾国藩的《船山遗书序》重刊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418～419页。关于拿到可以上机刊印的版本，见曾国藩，《曾国藩日记》，第1325～1326页。关于曾国藩所偏爱的王夫之著作，见曾国藩，《曾国藩日记》，第1260页，以及他1868年11月20日写给欧阳兆熊的信，收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558页。曾国藩1867年1月10日写给郭嵩焘的信，重刊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560页。
[55] 欧阳兆熊，《重刊船山遗书凡例》，《船山全书》第16册，第421页。
[56] 关于原稿状况，见Kim Young-Oak，“The Philosophy of Wang Fu-chih（1619-1692）”（Ph.D. diss.，Harvard University，1982），p. 362。
[57] 完整文本见《船山全书》第10册，第536页。删改过的文本见《船山遗书》，《读通鉴论》卷14，第20b页。
[58] 完整文本见《船山全书》第10册，第537页；删改过的文本见《船山遗书》，《读通鉴论》卷14，第21b页。有趣的是，第一个“夷”字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59] 完整文本见《船山全书》第12册，第588页；删改过的文本见《船山遗书》，《噩梦》第23b页。
[60] 完整文本见《船山全书》第11册，第255页；删改过的文本见《船山遗书》，《宋论》10，第24a页。
[61] Thomas Kennedy，trans.，Testimony of a Confucian Woman：The Autobiography of Mrs. Nie Zeng Jifen，1852-1942（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3），p. 17.
[62] 关于新宁，请见Charlton M. Lewis，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Hunan Province，1891-190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 8-9。关于总督数目，见Charles Wilfrid Allan，Our Entry into Hunan（London：Robert Culley，1909），p. 15。关于湖南籍军官数目，见Thomas J. Weiss，“Hunanese among China’s Elite，1851-1911”（Ph.D. diss.，University of Chicago，1969），pp. 85-86；关于湖南籍文官数目，见同著作页57。关于湖南籍文官有无进士资格一事，见Ho Ping-ti，The Ladder of Success，p. 218。关于太平天国之乱后湖南新进士绅所占的显著比例，见Chang Chung-li，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p. 215.
[63] Allan，Our Entry into Hunan，p. 15.
[64] 郭嵩焘，《丁冠西中西闻见录选编序》，《养知书屋诗文集》卷6，第4a～5b页。论利玛窦之语在第5a页。郭在其伦敦日记中谈到他在英国与科学家会晤时，也想起利玛窦。见钱钟书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北京：新华，1998），第98页。
[65] 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台北：三民书局，1993），第169页。
[66] 见曾永玲：《郭嵩焘大传》，第143～149页。两人交恶始于攻打太平天国期间，此后更为恶化。郭嵩焘认为左宗棠傲慢，眼红曾国藩，左宗棠认为郭嵩焘是个书呆子。两人交情的破裂，出于个人恩怨甚于行动方针上的差异。一八八○年代两人终于重归于好。
[67] 陈勇勤，《光绪间关于王夫之从祀文庙的争论》，载《船山学刊》1（1997），第22～25页。见第23页。
[68] 郭嵩焘，《船山祠碑记》，《养知书屋诗文集》卷25，第1页。
[69] 郭嵩焘，《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船山全书》第16册，第5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