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的胜利开启了湘军领袖的仕途，使湖南人名扬全中国，但战后湘军的解散也对该省带来较不利的冲击。就在湘军高阶军官继续为朝廷效力，飞黄腾达，曾国藩等将领出任要职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决策者之时，也有数十万刚失业的湖南步卒返回他们已十年或更久未曾闻问的家乡。多年来农村经济在丧失其最年轻力壮的成员的情况下勉强维持下来，一时之间无法迅速接纳如此多解甲归田者。失业率高涨，湖南境内基本民生物资的价格相较于邻省一下子陡升，许多留在省内的人原本是仅足温饱，这时则开始感受到日子难过。这些军人最初日子过得并不苦；挥霍着他们的军饷收入，且以其在外的冒险经历为傲，许多人不屑重拾种田生活，于是光靠储蓄度日，或尝试走他们没经验的经商之路，结果才几年工夫也沦为穷人。[1]
为脱离困境，他们采取穷人和弱势者的传统办法：加入秘密会社。秘密会社乃是常从事非法活动甚至走上叛乱之路的民间互保组织，在中国存在已久，湖南当然也不例外。但曾国藩组织湘军，率领其攻打太平军前，第一个行动计划就是铲除当地的秘密会社，借此磨炼这支新武装力量。战前势力最大的那些秘密会社（天地会和斋教）被消灭殆尽。但追随曾国藩出去打太平军的那些军人，多年征战期间彼此建立了深厚情谊。战斗艰苦，前途未卜，许多湘军军人加入源自四川且成立较晚的组织“哥老会”。战后他们把袍哥身份带回家乡，而在天地会和斋教遭肃清、尚无其他秘密会社出头的权力真空时期，哥老会的扩展未遇到多大阻碍。贫穷的湖南农民和商人迅即入会，返乡军人靠其接济度过苦日子。战争结束没几年，湖南就成为袍哥会最活跃的地方。[2]
中国地方社会的道德领导权，传统上由拥有地产的儒家士绅把持，而此时，这方面也开始出现大变化。在湘军中当过军官的新晋士绅，靠着多次征战积累的钱财和他们与这时在朝为官者的关系，买下大片土地。这些新晋士绅，整体来讲，心态往往比旧士绅更加保守——小心守护他们新到手的经济权力而唯恐失去，保卫他们新取得的道德权威。[3]太平天国之乱后，他们认为洋人，包括传教士和商人，是对湖南的生活方式最严重的威胁。传布基督教的传教士可能削弱士绅的道德权威，洋商则威胁他们的经济权力。洋商倚恃炮艇，已改变了东部、南部沿海的经济体。[4]
诚如这些新士绅所认为的，湖南人通过打败受基督教启发的太平叛军，保住清朝江山，已展现出他们的特质。返乡军官和步卒都对外国势力的威胁有过血淋淋的体验，此刻他们能充当中国的捍卫者——不只使中国不受基督教侵犯，也使中国不受他们眼中来自外国的其他任何东西侵犯——借此履行湖南的新使命。士绅与秘密会社向来相互敌视，但在湖南，他们在将洋人阻于境外的问题上立场一致。保守士绅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袍哥会则组织人力。事实表明，湘军征战期间所塑造的层级性联结，在战后数十年间用来纠集民众赶走外国传教士和商人时，同样管用。在湖南任职的清朝官员，畏于湖南人在朝中的影响力，几乎完全纵容当地好斗分子为所欲为。[5]于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产生最亲西方之清朝官员（自强运动诸领袖）的省份，也以中国仇外心态大本营的形象为人所知。
太平天国之乱后，敌视洋人的心态普见于中国各地，但在湖南，这种心态之强烈已到了传奇故事的程度。一八六○年代晚期，即使租界已在沿海口岸牢牢扎根，即使洋人已受到强签的条约保障，可在各省自由走动，仍只有少数洋人敢靠近湖南。有位大胆的英国地质学家在一八六六年时乘船游历该省（夜里让船悄悄漂流过大城旁边），然后九死一生保住性命，得以活着向人诉说他的遭遇。他说，邻省广西的官员“一再问我们怎么敢去那里，那时只有一个洋人去过那里；那人侥幸躲过（广西）人民；却在进入湖南时遇害”。地质学家不理会警告执意前往，不久就遭“一大群手持火把的民众”包围，那些人“喊着‘杀了他！杀了他！杀了这个洋鬼子！’”直到他的官方保镖扬言把他们全砍头，烧掉村子，群众才散去。[6]
传教士和其他四处走动的洋人，开始对湖南另眼看待，称之为“封闭的省份”。他们把湖南与西藏拉萨、北京紫禁城同列为“现今世上少数让外国人不敢进入的地方”。[7]或者如某传教士写到长沙时所说的：“此城受到保护，不让西方蛮人踏足玷污。城内绝不可有外国人的踪影。一如北京城里坐落着不让汉人进入的鞑靼人的‘紫禁城’，湖南境内仍有一座围起的圣地，其城门始终不向异族敞开。”
郭嵩焘就置身该城里。他是唯一返湘服务桑梓且具改革意识的湖南领袖，不久后就成为湖南当地仇外士绅的围攻目标。他与曾国藩家交情甚深，但他在长沙的所作所为，几乎件件都遭到猜疑。而他高调支持改革运动，以及他与丁韪良等洋人众人皆知的友谊，使他在较暴躁易怒的湖南人眼中，就和洋人一样危险，或比洋人更危险，因为（有人担心）他具有权力，能作为洋人内应，使湖南敞开大门接受外国贸易和传教士。长沙城里谣传，若不制止郭嵩焘，湖南会被入侵异族宰制。[8]
因此，郭嵩焘在城南书院的教学，并不如他所希望的那么顺利。他发现新一代的学生傲慢无礼，并把他们的目无尊长归咎于在背后中伤他的士绅。[9]有一次，在讲解了《孟子》里“万物皆备于我”一句的意思后，郭嵩焘抓到学生在传阅一副揶揄他的对联：“万物皆备孟夫子，一窍不通郭先生。”[10]郭嵩焘怒不可遏。他在日记里回应道：“楚人好谣善谤，其端实自士大夫开之。”诚如他所认为的，湖南人心风俗日渐堕落。保守士绅带头宣扬仇洋心态，学生有样学样跟着仇外。
在郭嵩焘眼中，王夫之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了解礼，从而了解社会的道德秩序。因此郭嵩焘开始重振王夫之之学，以匡正湖南人的堕落道德。湖南学者和士绅群起抨击想进入该省的少数洋人，一有机会就侮辱郭嵩焘，这使他更加笃定地认为他们得研读王夫之著作才能得到挽救。这一重振作为有让人倍觉讽刺之处，因为王夫之的排满（即排外）著作，后来会被视为他最重要的著作。但那是后来的事，此时的郭嵩焘希望王夫之的著作能化解而非加剧湖南日益高涨的排外心态。
曾国藩死于一八七二年。那一年在长沙兴建宏大的曾文正祠时，郭嵩焘利用其与曾家的深厚关系，在该祠里另建一祠供奉王夫之。当地一名不满于他者阻挠施工，致使工程停摆了一段时日，但最终郭嵩焘还是将其建成。他将其取名为“思贤讲舍”，而它将是他一生志业的中心。此外，他在长沙推崇王夫之，使一场传播范围更广的运动露出曙光。王夫之的家乡衡阳县的县令效法郭嵩焘，一八七五年在该县建立了船山书院。[11]
一八七四年郭嵩焘重回北京官场，不到两年就升任礼部侍郎之位。他利用此职务之便，更大力宣扬王夫之的成就，上疏奏请让他从祀孔庙。从祀孔庙是儒者身后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就王夫之来说，那代表孔庙两庑里将摆上王夫之的牌位，而且不只北京的孔庙如此，各省府县里的每座孔庙和书院里也将如此。[13]从祀孔庙代表王夫之被尊为至圣先师孔子的传人，他的著作将跻身官定正统学问之林。
郭嵩焘在疏文里赞誉王夫之的思想和其忠孝精神，但学问上、道德上的那些成就，并非他立论的全部基础。即使上疏的对象是朝廷，他仍在疏中强调王夫之的湖南出身，写道：“湖南自周子敦颐后，从无办从祀成案，至今未敢陈请。”[14]郭嵩焘在疏文中提到，过去八百年来（周敦颐死于一○七三年），他家乡湖南未有贤人得到肯定，因此他奏请让王夫之从祀文庙，也等于是在奏请肯定湖南。郭嵩焘并没有像疏文在其他方面所暗示的那样以无私之心标举王夫之，视他为湖南省对清帝国儒学的贡献，而是紧紧抓住王夫之的湖南出身，利用他来为湖南争取朝廷的特别照顾。他的目标不是要让儒学挂帅的国家更好，而是要让湖南更好。
礼部后来明确驳回他的提请。但驳回之时，郭嵩焘已离开北京，他的仕途已有了戏剧性的转折，而这—转折最终将对他家乡湖南的未来有重大影响。一八七五年二月，英国通译马嘉里（Augustus Margary）在云南遇害，引发了长达一年半的外交纠纷。在接下来的谈判中，中国最终答应英国所求，将破天荒派遣使节赴伦敦王廷。这趟出使被定位为致歉之行。而在马嘉里事件发生后，只有一位中国官员建议此事件的最佳解决之道，乃是调查云南巡抚有无失职，而非驳回英国方面的抗议，这人就是郭嵩焘。[15]朝中百官认为，既然郭嵩焘这么积极地要平息洋人的怒气，那他就应是代表中国赴英致歉的不二人选。于是尽管极力推辞，郭嵩焘还是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
在湖南，对郭嵩焘与洋人勾结的猜疑，多年来日益高涨，这时则终于爆发。长沙文人公开称他是“湖南之耻”，有副指控他向洋“鬼子”出卖中国人的对联四处流传：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何必去父母之邦。[16]
九月，即他离华赴英“事鬼”之前两个月，长沙盛传郭嵩焘已邀外国传教士来湖南。那时正值乡试期间，长沙涌入许多自湖南各地前来应试的学子。听闻此传言之后，他们于九月十九日（乡试一个星期前）晚集合以展现声势。有人宣布郭嵩焘打算将传教士安置在不久前他协助重建的上林寺。学生愤慨于这一背叛湖南的举动，洗劫该寺，放火将其烧个精光。为平息这场暴动，当局不得不动用官兵，但官兵抵达时，学生也已开始烧郭嵩焘的房子。[17]
改变、进步、适应
郭嵩焘出使英国，在外交方面未取得重大成就，但仍有大出英国人与中国人意料之外的表现。要了解他出使一事的特殊之处，最好从王夫之有关社会建制演化方面的基本理念切入。王夫之在这一主题上的想法，在中国传统思想里独树一帜，似乎大大左右了郭嵩焘看待英国社会的非正统心态。
诚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所说明的：“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18]王夫之深信，建制必须配合当下的时空环境，而时空环境不断在变。他断言，盲目坚守正统只会带来败亡，只有因应环境而变才能常存。在名为《噩梦》的作品中，王夫之依序探讨了帝国的几大建制（税制、官制、学制、军制、盐政等），以说明明朝死守过时的建制，未随着环境改变而变革，因而削弱国力，终至不可避免的败亡。
郭嵩焘以王夫之为师。《礼记》云：“礼，时为大。”郭嵩焘《礼记质疑》（完成于一八七六年，但更晚时才刊行），引述了过去学者对此行字的解读：“郑（玄）注言圣人制礼所先后也，孔（颖达）疏揖让干戈之时于礼中最大，故云时为大。”郭嵩焘根据王夫之的见解，提出自己的解读，写道，“时”应该是指“一代之典章，互有因革，不相袭也”。他写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则与时违矣。”[19]这一根本而有力的见解——《礼记》的核心理念为改变以因应环境，而非模仿——使郭嵩焘特别能接受西方的进步与发展观念。
但王夫之当然从未去过异邦，郭嵩焘就在这点上不再只是跟着王夫之亦步亦趋。例如《礼记》云：“君子行礼不求变俗。”[20]郭嵩焘在《礼记质疑》里引述了对这句话的正统注解：“不务变其故俗，重本也。谓去先祖之国居他国者”（郑玄），换句话，君子绝不可更改自己的习俗。但郭嵩焘的见解与这则注解南辕北辙，主张《礼记》这行字的意思和传统注疏家的看法正好相反。他写道：“不求变俗，正谓所处之地之俗，君子不求立异也。注反以去国用其故俗为言，则亦有意立异矣。”在郭嵩焘看来，君子所不该试图改变或干预的习俗，不是其祖国的习俗，而是“所处之地”的习俗，不管处于何地皆然。换句话说，前往异邦的君子不该（如过去的注疏家和朝中保守派所认为的）死守自己国家的习俗，而该试着遵守所去之外邦的习俗。
于是，对郭嵩焘来说，出使外邦，自然该灵活变通，应该尽可能了解英国的习俗，置身国外时应该尽可能适应当地环境。郭嵩焘所提出的开明注解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从根本上削弱了中国的守旧心态，即被奉为圭臬的儒家注疏。郭嵩焘启程探索英国社会时，他笃信他之所为完全符合儒家学说，而且笃信整个中国官场里只有他一人能如此。
或许也该指出，郭嵩焘对上述《礼记》经文的诠释，不同于王夫之的诠释。王夫之从维护先人之国的习俗角度，解释这行经文。换句话说，王夫之解读这行经文时，指的是国家在不同时间里的变动，而不是在不同空间中的变动。但与王夫之不同，郭嵩焘置身于鸦片战争后列强争雄的世界里。郭嵩焘对古典典籍的解读，因此有所不同。这一不同当然也符合王夫之的一贯理念，因为不考虑天下大势的变动，死守王夫之的见解，将是“与时违矣”。整体来看，郭嵩焘接受王夫之一个地区在历史中（多次改朝换代的中国）经历不同建制的看法，然后将这些见解做地理上的扩大适用，以说明不同地区（中国与英国）在同一时期存在的制度。郭嵩焘采纳王夫之的见解，坚信建制必须配合情势改变，但也不拘泥于王夫之的见解，从而认为外国模式或许和中国过去的模式一样，经过改造可有益于中国的现在。王夫之一心欲通过在历史里寻找较适合当世的建制，来拯救已亡的故国。郭嵩焘则在当今的英国寻找适用的模式，以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祖国。做法上没有不同，只是在新的领域里寻找。
英国
出使英国让郭嵩焘来到一个新奇的世界，那是与他同地位的中国人里少有人能想象得到的世界，更别说他那闭塞的湖南老乡。在英国，他看到推动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并非其他中国人之前所看到的、只通过战船呈现的形态，而是在真正的引擎故土上看到它们。他看到工厂与磨坊，贫民窟与医院，学校、邮局与监狱，都被长长的铁轨和电线串连成环环相扣的系统。他参观了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公共建筑，并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高速走遍英国乡间，亲身体验到电报的用处。郭嵩焘去了水晶宫（Crystal Palace），向这座熠熠生辉、占地超过八公顷、作为英国工业实力之主要象征的玻璃展览馆，献上他的敬意。他会晤了已在现代化之路上奋进的诸国的外交官；来自日本的大使（这时明治维新已进行了十年）向他介绍亚当·斯密、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思想。他抱着强烈的好奇心观看了科学成果，主动拜会当时最顶尖的几位科学家：演化植物学家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爵士，实验物理学家丁达尔（John Tyndall）爵士，生物学家和达尔文的主要反对者欧文（Richard Owen）爵士。他甚至从内部探查了英国的上流社会，与贵族共进晚餐，参加白金汉宫的舞会，时时用笔将当地习俗和礼仪细心记下来。维多利亚女王接见了他，也特别接见了他的太太。在一八七七年的伦敦上流社会里，郭嵩焘和其随员，据某评论家说，是“当红名人”。[21]
对于并不存在于中国的器物和思想，中文里并没有对应的词，因此郭嵩焘所看到、学到的东西，有许多乃是他无法用言语向其国内同胞表达的。他得自创词语，方法是随意以中文字代表英文字的音，将英文字拙劣音译为中文的数个音节，创造出一些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中文短语：把deputation（代表）译为德比尔得升，把school board（学校董事会）译为斯古洛波尔克，把barrister（出庭律师）译为巴立西得尔，把civilized（文明的）译为色维来意斯得。对某些词语，例如以恩伯腊指称的emperor（皇帝），以京指称的king（国王），他本可以使用同义词。但他没有这么做，此举表示他不认为它们“相同”。西方的恩伯腊明显与中国的皇帝不同义，因此需要以不同的词语指称。还有些词语是借自日文，而其中的一部分会在后来沿用（civil right的今日中文译名“民权”，最早就出现在郭嵩焘的日记里）。他写日记时，日记中每个让人一头雾水的字，都使他与自己同胞隔阂更大。[22]
令郭嵩焘始终兴趣不减的乃是英国的社会建制（学校、邮局、法院和诸如此类者），此举正与王夫之对他的影响一致。他思索要怎么将它们移植到中国，并在这一工程上找到了志同道合者，一位名叫严复的学生。在自强运动的赞助下，一小群中国学生赴伦敦学习海军兵法，而严复是其中（在郭嵩焘眼中）最聪明的一个。这时严复对造船工程计算的兴趣，已远不如对支撑起英国科技、政体的丰富理论的兴趣。两人一老一少，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是学生，数日朝夕相处，常在伦敦法院里消磨，旁听一连串案子的审讯，然后讨论那些案子直到深夜。严复把他至这时为止所已学到的光学和声学、物质运动、对数理论向郭嵩焘说明（钦佩西学之博大精深的严复说道：“苦穷年莫能殚其业”），郭嵩焘则把严复所讲全记在日记里。[23]
某次交谈时，严复严正表示，中国有三件当务之急：“一曰除忌讳，二曰便人情，三曰专趋向。”[24]前两者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基本口号，第三者（让中国人民向同一方向迈进），则是民族主义的根源。郭嵩焘大表赞同，回道：“可谓深切著明。鄙人生平所守，亦不去此三义，而以是犯一时大忌，朝廷亦加之贱简，谁与知之而谁与言之！”要了解中国人能做（但未做）的事，郭嵩焘和严复只消看看在英国留学的数百名日本学生。那些学生在英国孜孜矻矻地学习技术和法学理论、经济理论，作为日本这个小国锐意革新之一部分，而日本当时人口三千万，只比湖南人口多一半。[25]
郭嵩焘在英国与严复的交谈特别重要，因为两人是用中文交谈。郭嵩焘的官方通译是苏格兰人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马格里曾在金陵机器制造局任职数年，中文讲得还可以。但郭嵩焘抱怨，通过马格里，他只能了解官方会议里所言的“四、五分之一”。[26]但严复是中国人，因而他们的讨论能天南地北无所不包，涵盖极复杂奥妙而非郭嵩焘的官场生涯所能理解的学科，只有严复尚未努力研读的学科才未谈到。几十年后，严复以其将西方知识译介给中国而著称于世，他的译作将让一整代的儒家学者得以认识孟德斯鸠、赫胥黎、亚当·斯密、斯宾塞、穆勒的著作。但对这时的郭嵩焘来说，年轻的严复是专属于他的独特窗口，让他得以一窥建构英国社会之根本思想与原则。而对这时的严复来说，郭嵩焘则是唯一有身份地位又能理解他的中国人。两人理念相契，结为莫逆，分别后还书信往来多年。这个学生后来以既钦敬又同情的口吻忆及这位政治家，写道：“惟公负独醒之累。”[27]
郭嵩焘通过严复了解英国的学校和思想，同时也研究公民社会的行动主义，亦即英国的公众人物如何改变英国政府的政策。对郭嵩焘后来的改革工作特别重要的，乃是他与“英华禁止鸦片贸易协会”的接触。这是英国的一个公共会社和游说团体，一八七四年（他来英之前两年）创立于伦敦。这个会社的目标，乃是促成中英两国在鸦片问题上的合作（因此在会名冠上“英华”）。诚如该会秘书长所写，“中国人自己须取缔中国境内的鸦片买卖。我们的任务是移除为了阻止他们这么做我们所加诸的障碍”。[28]但该会秘书长也亲自向郭嵩焘解释，诚如他们所了解的，中国境内贪污太猖獗，官员习于收受贿赂，“（中国人）不只无力禁止鸦片，也不想禁止鸦片。”[29]的确，到了一八七○年代晚期，中国在查禁鸦片上实际上似乎已举双手投降。鸦片进口与日俱增，于一八八○年中期达到史上最高峰，甚至中国国内的鸦片产量还远高于进口量。境外观察家估计，国内产量至少是通过外贸进口量的两倍，甚至可能是四倍。[30]
通过在该会里的熟人，郭嵩焘读到在中国的外国旅人所写的关于鸦片猖獗的文章。有位英国旅人声称，四川三分之一的可耕地用于种植罂粟。他报告道，以罂粟为食的野鸭，吃了毒品，神情恍惚，走路摇摇晃晃，可从路上轻易抓得，或趁它们睡在田里时捡拾到手。这现象极为普遍，致使野鸭成为四川一道名菜：“鸦片野鸭”，据说是吸整筒鸦片烟时最佳的佐菜。[31]不管这类记述是否有夸大之嫌，它们让郭嵩焘从外国人的角度了解到自己祖国的道德堕落，让他只能叹道“吾甚愧之”。[32]
郭嵩焘两度上疏建请皇上禁绝境内鸦片，两疏都写于他与这群人的代表会晤之后。第一疏强调“英国士绅设立公会，劝止贩运”[33]，接着说明他们认识到鸦片大大伤害了中国，因而有此作为。他把他两疏中的想法归功于该会第一任秘书长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chaftsbury）的启发。[34]郭嵩焘从其与该会会员的交谈推断，只有英国人关注中国的鸦片问题，而在中国，“无一人引为疚”。[35]他认为远在地球另一端的英国精英分子，比清朝朝廷还更关心中国人民的福祉，且这一想法将萦绕在他心头，使他更加相信中国的改革不可能始于朝廷。
公使返国
公使之职实际上是郭嵩焘在中国官场生涯的句点。他观念不僵固，愿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令英国人惊讶且敬佩，但这一性格也为他招来了自己国人的憎恨和嘲笑。诚如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的主编所说，这位公使“在英国赢得许多支持……（却）已无疑使他自己成为食古不化的中国人的眼中钉。”[36]中国境内谣言满天飞，指责郭嵩焘夫妇违反中国风俗：他的妻子与男人一同用餐，郭嵩焘在某个冷天将西装外套套在他的中国袍服之外。[37]
郭嵩焘有写日记的习惯，其中部分日记在他派驻海外时发表，以飨他在北京朝中的同僚。结果，不只保守派，就连他的友人，都予以毫不留情的痛批。郭嵩焘的日记里有诸多（在他们眼中）离经叛道之处，其中之一就是在朝廷正要把中国唯一一条铁路——由洋商行建造——买下来以便拆除之际，该日记却鼓吹建造铁路。[38]他建议铺设电报线路、电线以及开矿，都间接表示当时西方社会在某些方面优于当时中国社会，甚至说英国当今的繁荣犹如中国夏商周三代已无法复返的盛世。郭嵩焘盛赞英国的物质进步，但也称颂显然不符中国国情的英国社会建制（而这在国内人眼中是十足不可原谅的部分）。他公开表达对英国议会的激赏，特别是对议会多党制和辩论精神的激赏。他想让国人共享他对技术学校和法院的着迷。郭嵩焘日记的第一册于国内刊行之后，招来官场人士的严厉批评，致使清朝皇帝于一八七七年夏下令烧掉该书的雕版。[39]郭嵩焘黯然返华，深信一旦回到朝中，敌人可能不利于他，于是根本不去北京，以有病为托词，请假回湖南。
郭嵩焘回湖南所受到的对待，最能生动说明湖南士绅和官员对他敌视之深。当载着他从上海返乡的汽船靠上长沙主码头时，两名官员现身，要求该船立即驶离湖南，不得放下任何乘客。他们声称这是遵照省府禁止洋人和洋人船只入境的命令行事，尽管这船上的乘客全是中国人。但郭嵩焘返乡之事，几乎人尽皆知，他们阻止乘客下船，似乎是当地士绅早就计划好的，意在羞辱他。郭嵩焘勃然大怒，对他们吼道：“吾以请假三月回籍，不宜在外久延。”经过整整两小时的力争，官员才软化立场，这位退休的公使踏上他暌违三年的湖南故乡土地。只有两人在码头接他。其中一人解释道：“湖南官吏素尊，不能邀迎。”[40]
郭嵩焘的想法在驻英那几年发生很大改变，但家乡湖南的守旧心态未变，而且他发觉就连他的长沙老友都已不再了解他。返乡后某夜，郭嵩焘想向一位志气相投的友人说明他关于中国对外关系之弊病的新看法。郭嵩焘解释道，只消看看左宗棠在福建的工程。话中提到自强运动最先进的建设：“左季高近日在德国购买机器、织布、织羽呢，召集西洋工匠至两百人。”他主张，这“犹舍其本而务末，即其末节，亦须分别轻重缓急。织布、织羽呢，何关今时之急务哉？”郭嵩焘坦承，他知道不会有什么人愿意听他的话，但还是告诉他的友人，他仍得努力让人相信他“所见的真实处”。他说：“实见洋人无为害中国之心，所得富强之效，且倾心以输之中国，相为赞助，以乐其有成。”在中国（更别提在湖南），这大概是与主流观点最背道而驰的见解。郭嵩焘讲完后，那位友人只是一脸不可置信地望着他。当场两人都无语。那天夜里，郭嵩焘在日记里愤愤写道：“所据世俗之见，无足取也。”[41]
返乡后的头几天，郭嵩焘都忙着查明一八七六年他家遭焚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据他的线民所述，其实是当地士绅鼓动学生围攻他的房子。他们毁了郭嵩焘的房子后，巡抚非常高兴，“急据之以为士气，从而嘉奖之”。知府奉巡抚之命，把此事全怪在上林寺一名倒霉的和尚头上。该和尚遭逐出自家，然后被捕，巡抚随之宣布此事已无进一步调查的必要。[42]
郭嵩焘还得知，受他本人的拖累，他力倡让王夫之从祀孔庙之事已触礁，至少部分触礁。礼部发送《船山遗书》给三十名湖南官员，要他们就是否支持此事写下意见呈报礼部。郭嵩焘回长沙后，得知与他为敌的当地士绅李桓去找过这些官员，力陈王夫之不配从祀孔庙，劝他们不要支持郭嵩焘的从祀主张。湖南士绅和官员认同李桓的看法，或者说被他吓得不敢出声，因为没有一人支持郭嵩焘这个注定失败的提案。愤懑的郭嵩焘觉得自己和王夫之同是天涯沦落人：“其待两百年前乡先达、理学名儒如此，于并世之人何有哉！”[43]
但就在他掌握了一八七六年事件的这些线索时，新的谣言开始流传。有人说他要把上林寺改建为天主教堂，有人说郭嵩焘已鼓吹让一群洋人从邻省广西进入湖南。还有人说，湖南将有四个城市开放对外国通商，并已指派郭嵩焘掌管这四城。三年一次的乡试又要到来，许多人等着三年前的乱象重演。因此，当郭嵩焘遣使赴上海办一件不相干的事时，城里传言他正安排赴上海接受洋人保护，躲掉即将到来的考生。他需要暂时离开尘嚣，于是包了艘小船，打算到长沙附近走走，清静数日，却因大雨作罢。结果，街头上传出，那艘小船就是一旦暴民再作乱，郭嵩焘逃走的工具。[44]
郭嵩焘对湖南人也是满怀愤恨。在湖南人眼中，他是外面世界令他们鄙视之所有事物的化身，而在他眼中，湖南人则是中国所有弊病的集大成者。他曾在一怒之下宣布：“即令圣贤生于其间，非渐摩涤荡数十百年之久，殆难与化此积习也。”他主张，当世的湖南人是全中国最傲慢不忠、最腐化无知的人。他严正表示，他们“嚣”“猾”“无理”，“相与毁其室以为快”。在另一个场合里他愤愤道，他们“用其鼠目寸光，溪壑褊小之心，而傲然自以为忠孝，慢上无礼，漠不为耻”。晚上与朋友在家中闲聊，常变成对湖南人心风俗为何以及如何变成全中国最败坏者的激烈讨论。在敌人环伺的长沙城里，他常提到别人如何与他心有戚戚焉，例如有位痛恶楚人的北京高官曾告诉他，诋毁乡人者“大抵皆楚人也，他省持议，不如是之刻”。[45]
尽管饱受谣言、中伤、侮辱之苦，郭嵩焘仍留在湖南。毕竟他无别处可去。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有此遭遇者不只他一人，他由此得到些许慰藉。返乡几个月后，他登岳麓山。岳麓山隔着湘江与长沙相对，从山上可将这个城郭围绕的城市一览无遗。岳麓山具有神圣之氛围；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坐落于其山脚，湖南的伟大先贤葬于该山林中的小径旁。他登岳麓山那天是重阳节，有老人登高的习俗。郭嵩焘往上爬至贾谊祠。贾谊是遭贬谪的汉朝大臣，他在屈原的精神中，为自己的孤独找到安慰，为自己遭践踏的忠心找到宽慰。在贾谊祠，六十一岁的郭嵩焘的心境与古人遥相呼应，有感而发，写下这首诗：
生年与世两销磨，
岁岁登高奈老何。
海外人归秋色尽，
城南野旷夕阳多。
贾生祠宇疏泉石，
楚国风骚托啸歌。
莲社攒眉终待入，
堤防醉语更传讹。[46]
受同时代人的辱骂，自我放逐，远离朝廷，郭嵩焘回到他的“野旷”之居。从历史的视角望去，湖南是楚，而他认为湖南一直是不容于当世的先知和遭谗的忠臣避难之地。写这首诗时，郭嵩焘把自己放进这一先知忠臣不得志的传统里，自认是他所处时代的受害者，像贾谊、屈原一样受中伤，无助地看着周遭的世界消磨至尽。他无望于抵挡他如秋之暮年的凋零，一如他无望于反转自己老朽之躯的败坏，而且“楚国风骚”也为他送来悲意。
但每个让郭嵩焘不由得鄙视他湖南乡人的理由，也成为他献身重振湖南往日荣光的理由。他所蒙受的每份羞辱和中伤，都进一步证明“楚人”已堕落到何等地步，证明湖南一地道德人心的修复何等迫切。如果说湖南是全中国最糟糕的地方，那就没有比湖南更适合植下改革种子的地方。他已不再相信清廷和官员有能力或有意愿引领中国人民，而是把启动改革视为己任。湖南是他的家乡，一如它是王夫之的家乡[47]；如果他不照顾湖南人，他认为没有人会愿意揽下这责任。于是他下定决心不只要留在湖南，还要用其余生革新该省的风俗人心。
校经堂和思贤讲舍
郭嵩焘以一八七二年他在曾文正祠里建造的思贤讲舍和讲舍里的船山祠为基础，展开新的湖南复兴计划。自英返乡后的他，这时利用该祠作为湘楚认同信仰的中心，推崇湖南四位先贤：屈原、周敦颐（八百年来唯一从祀孔庙的湖南儒者）、王夫之、曾国藩。[48]郭嵩焘挑出这四人作为湖南传统思想的总代表，是沿用邓显鹤在《楚宝》里的谱系架构，并如邓显鹤处理更早之明朝著作的方式，将这谱系往更晚近扩延，把与他同代的曾国藩纳入先贤之列。此外，把曾国藩纳入先贤之列，有助于把湘军重新界定为滥觞自屈原的新兴湖南精神的自然产物，使湘军不致成为鼓动排外的肤浅借口。
在思贤讲舍里，郭嵩焘打造了他眼中中国理想未来的缩影。他一再揭橥的原则，乃是当地改革要自下而上（与朝廷改革的自上而下背道而驰）。他常以《孟子》中的一句话证明此原则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接在这句话后面的句子，郭嵩焘通常未引述，但凡是受过经学教育者都了然于心：“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身为已“觉”者，他要启迪人心，直到全天下人都改头换面，并把自己和他的讲堂打造为这一启蒙运动往外扩展的运作核心。
郭嵩焘全心地投入两项同时进行并彼此紧密交织的事业：一方面改革教育，另一方面促使德高望重的士绅投入当地的政治活动和道德活动。第一项源自他与严复的几次交谈、他本人对英国的观察心得与他对中国历史的非正统的检讨结果；第二项既以过去不容于当道之中国先贤为榜样，也以英华禁止鸦片贸易协会为师。这两项事业都以湖南作为当下的施行对象，两者都在思贤讲舍里，在王夫之肖像的注视下进行。王夫之被郭嵩焘选为湖南精神的鼻祖和让改革名正言顺的凭借，乃是湖南独一无二之命运的崇高象征。
郭嵩焘志向远大，但如果不耐心以对，他的时间表便毫无意义。他深信：“要用其百年之力以涤荡旧染；又用其百年之力，尽一世之人才而磨砻之；又用其百年之力，培养渐积以使成，以今日人心风俗言之，必有圣人接踵而起，垂三百年而始有振兴之望。”也就是说总共要花上三百年，他的振兴计划才会有所成。[49]在他看来，中国的改革是遥远之事，且在这之前要先进行湖南的改革。他无意将改革局限于湖南一地，但把湖南的改革视为优先，也就是先启迪“楚”，可能的话，再扩展到中国其他地方。
他从教育体制入手。他推断：“西洋政教、制造，其源皆在学校。”透过这一观察心得，他指出英国学校赋予学生理论基础（特别是科学与数学，如他从严复处所得知的），学校教出来的学生能发明和使用的不只汽船、电报之类的东西，还有议会、法院之类的建制。相对的，当时的中国学校，在郭嵩焘眼中毫无根基可言，它们的经学教育无用于现实世界。他写道：“中国招收虚浮不根之弟子，习为诗文无实之言，高者顽犷，下者倾邪，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在他看来，一个世代前还是湖南经世学问传统之基石的书院，这时已是道德沦丧，学生亦堕落不堪；那些烧掉他房子的学生就是明证。
郭嵩焘想把西方学校的精神带到中国。他严正表示：“稍使知有实学，以挽回一世之心，允为当今之急务矣。”[50]他在旧书院不再受欢迎，他也不想管旧书院的事，因为那些地方多的是与他为敌者。他重建思贤讲舍时，也与理念相契的湖南学政合作，重启已停办而注重经世之学的精修学校“湘水校经堂”。郭嵩焘和左宗棠一八三○年代都在这里读过书，那时它附属于岳麓书院，但一八七五年，这名学政将它迁离岳麓书院，在城南书院旧址上将其建为独立学校（城南书院则已搬到更好的地区）。[51]郭嵩焘从英国返乡时，两人一起制定了该校课程。
这所新学校强调中国传统学问的实用一面。一如郭嵩焘那一代，学生读四书五经不是为了学作诗、通过科考，而是为了从中找到解决农业、资源管理、军事策略、政府方面之难题的办法。[52]校经堂重建时郭嵩焘想待在幕后，但他的角色还是被人发现了。有份名为《伪校经堂奇闻》的匿名小册子四处流传，骂他是“内奸”，指责他建了“不讲时文试帖，而讲天文算学”的学校。[53]但至少没人把它烧了，有二十四名学生入学，郭嵩焘把这视为好的开始。他写道，“湖南校经堂课实开偏隅风气之先”。[54]
校经堂启用招生之后，设于思贤讲舍的学校于一八八一年二度开校，他称这所学校“讲求征实致用之学”。这所学校和校经堂同是他教育改革行动的重要一环。他写道，这两所学校的建立，都为“求一挽学校之陋”，两者的资金都来自湖南当地食盐专卖之所得。对于这两所学校，他认为思贤讲舍与他个人关系较密切，因为那是他讲学授课的地方，一八八一年建成后，他住进那里。五年后，他的儿子、孙子都进入此校就读，也住在那里。这所祠堂兼学校位于神圣的曾文正祠堂里，且曾国藩仍是年长湖南人尊崇的乡贤。靠着与曾国藩和曾家人尽皆知的终身友谊，郭嵩焘得以在该祠堂的保护墙后如愿施展抱负。[55]
严复为郭嵩焘概括说明了英法两国全国教育体制的课程和共同纲领，在他的协助下，郭嵩焘试图于思贤讲舍的课程里“摘取”该教育体制的“大要”。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一前所未见的模式“已若浩如烟海。使中土人视之茫然莫知其涯矣！”他贬低应考准备的重要性，引入以科学和数学为基础的实学课程。郭嵩焘找到一位数学与制造学老师，并聘请他到该校任教，那是第一个教这两个科目的老师。[56]
他这两所新学校也都强调礼的持续实践。在这点上，他遵循了王夫之《读通鉴论》中的以下见解：“夫礼之为教，至矣大矣，天地之所自位也，鬼神之所自绥也……人禽之所分辨，治乱之所司……舍此而道无所丽矣。”[57]郭嵩焘深信，中国的书院已失去其应有的礼之功用——通过行礼来赞颂儒家的结构与层级体系——而没有这一基石，书院无法充当有秩序之社会的基础。但就郭嵩焘所欲通过行礼来赋予秩序的“社会”范围来说，在此应该指出，其学校的礼，不是赞颂帝国的那些礼，而是赞颂本省与乡村的礼：该校主要的行礼活动，乃是适宜乡村实行、在四位湖南先贤诞辰时崇祀他们的大礼，加上每年初一时崇祀王夫之与曾国藩的那些礼。那是只针对湖南的儒家社会而打造的礼之基础。
四位先贤中，王夫之地位最尊，郭嵩焘把王夫之视为最崇高的湖南精神原型。郭嵩焘称思贤讲舍是“专祀船山先生”之地，为配合安座之礼（把王夫之像安立在学校大堂中的仪式），还特别把开馆仪式延期。郭嵩焘把一幅复制的王夫之自画像挂在墙上，并题词曰：“二百余年，星日昭垂，私心之契，旷世之师。”礼成，王夫之像安座于讲堂中，这所学校实质上成为这位隐居文人之生平与著作的礼拜堂。郭嵩焘的所有授课与演说，还有他门生的功课，都在王夫之的注目下进行。[58]
因此，郭嵩焘在思贤讲舍设立的学校，比他欲借由树立榜样来改革的那些书院，既更保守，又更进步。从向传统取得权威的角度看，它较保守；郭嵩焘更深入地探索历史，以从中找到他深信他的同时代人已忘记或腐化的礼之正统性。从引入与传统格格不入的元素来看，它又较进步；他所制定的课程，在“实学”中寻找治国与社会秩序之道，大大越出中国古典典籍的范围，探索外国学问领域。这一走向具争议性，但郭嵩焘在思贤讲舍里的教学是在曾国藩的羽翼下进行，因而外人不敢动他。
禁烟公社
郭嵩焘致力于开设新校时，也将他在长沙所能找到的少数支持者组织起来，成立一由省中耆老组成的新会社，以为改善湖南而努力。这个会社，一如学校，以思贤讲舍为基地，也以王夫之为其依归和典范。这个会社聚会时，先行崇祀王夫之礼，再行议事。第一次聚会举行于一八七九年十月十五日，王夫之两百六十岁冥诞之日。会员全是郭嵩焘那一辈的老士绅，大部分已从官场退休（如果曾当过官的话）。有些会员是交情久远的世交好友，大部分人与湘军有关联。有少数人和郭嵩焘一样感兴趣于中国之外的世界，且重拾他们年轻时的嗜好，彼此交换由通商口岸的传教士翻译的有关外国历史、地理学、医学的书籍。例如，有个郭嵩焘老友，名叫张自牧，嗜读外国历史、地理学方面的书，曾梦想书写将中英法三国历史熔于一炉的世界历史。另一位老友朱克敬，打过太平军，一八七一年因病退居长沙，以写作度过余生，并得到郭嵩焘等友人金钱济助，而他则把郭嵩焘的外事奏疏抄写进自己的著作里。与郭嵩焘合作者，乃是湘军意气风发的那一代中尚存人世者。每当有老迈将军来到长沙，此会社均欢迎他们与会。有位名叫李元度的会员，甚至是一八四二年版《船山遗书》的主编之一。[59]
郭嵩焘把这个会社称作禁烟公社，会名和他为英国的同性质会社所取的中文名几乎一模一样，表明他有意将两者关联起来。郭嵩焘的会社是禁烟公社，那个英国团体是禁烟公会。“社”与“会”基本上是同义词，都指“协会”，但郭嵩焘选择替他的团体冠上“社”之名，赋予它更多晚明中国文人结“社”的意味。因此，“公社”一词结合了过去中国不见容于当道之文人所结的民间会“社”和英国游说团体的“公领域”行动主义。郭嵩焘的禁烟公社与这两种模式都有相同的重要特性，即独立于政府之外：他向该社宣布，“盖原知官法之无可恃，姑求一二同志者躬自董率，行之乡党宗族。”[60]由于有志于影响湖南道德风气与政治的非官方人士入会，这个会社有心成为走英国公会路线的公民社会团体。它把重点放在湖南一省，因而成为一个世代后将在湖南大行其道的地方自治建制的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