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主要是道德问题，而该社聚会的主题即与“人心风俗”有关。郭嵩焘说，人心风俗为立国之本，并引用宋儒苏轼的话说，“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因此，他驳斥自强运动人士追求国家富强这一基本原则，因为这一原则使他们着重于技术的改变，而非文化或道德的改变。
曾文正祠的主庭院是长沙城里最大的开放空间之一。因此，它为郭嵩焘的最根本计划——将学校的年轻学生与会社的年长学者（分别代表湖南之未来和过去的人士）聚于一堂，以为湖南共同奋斗——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他排定每年办两次会讲，日期分别为王夫之诞辰与屈原诞辰，对象包含学生和学者，演说时敦促“亲师取友以求共学之益，读书务实以立为学之程”。[61]
郭嵩焘从其位于思贤讲舍的讲坛阐明教育改革的理念，并一再强调教育改革是社会秩序与道德的根基。鸦片、学校、中国国力的衰落三者密切相关。诚如他在某次演说中所阐发的，“诚欲禁鸦片烟，必自挽回人心风俗开始。诚欲挽回人心风俗，必自学校始。两千年来，人才所以日下，由学校之不修也。此关天下全局。”[62]
郭嵩焘研读过儒家经籍（特别是《礼记》），推断三代时有供各阶层人民就读的全民职业学校。[63]诚如他在思贤讲舍某次演说时所说明的，中国的士农工商四“类”人，原都各有自己的学校，学校教学以实事为基础，他们在那里学习各自的手艺。他说（以《礼记》为证据），“尽天下之人皆纳之学，八岁入学，至于十五之年，其学已有立矣！”并说，“凡为士者，以致用也”，四类人没有等级高下之分。但在那之后，士大夫崛起，手上权力大增，于是学校完全交给他们。人人都想成为学者，技艺学校遭废。这促成了中国现今考试取向之教育体制的诞生，而在这样的体制里，士以外的其他诸类人抬不起头，且无知。他向听众问道，继续这样下去，“民安得不穷，国安得不弱？”郭嵩焘提议恢复教育体制原初的样貌，以修复该体制：让所有人同受教育，且以面向工作和成就的实学为基础，而非为当官、逸乐做准备。
他以当代英国为借鉴，说明过去中国原来的样貌和（以思贤讲舍、校经堂为起点）中国可以再度成为的样貌。他接着说道：“窃观西洋以商贾为本计，通国无一闲。”换句话说，所有人学“实学”的概念（中国原初教育体制的基础），在西方大行其道，而西方如今享用它所带来的好处。他在和严复的交谈中已断定，西方强盛的根源，不在其科技，而在其学校（类似中国三代盛世时讲究全民就读和实用主义的学校），现在他则把这看法告诉他的湖南听众。顺着这一思路走，向西方取经，就不是走洋人的路子，反倒只是在拿回原属于中国的一套原则。于是他推断，要找到改革之道，中国必须望向大洋另一边，以拾回中国自己的过去。
郭嵩焘也利用他的讲台痛批湖南省闻名于外的仇洋心态。例如，在一八八四年于禁烟公社的某次演说中，郭嵩焘探讨了外贸的重要。他不合于流俗的观点认为，不管中国人如何极力否认，中国人受惠于与外国通商已两千多年。他严正表示，“西洋布及时辰表沾被中国，未尝不利赖之”，“所最为害中国者，鸦片烟而已。今人相与沉溺鸦片烟之中，而侈口诃骂洋人，竟莫测其何以为名……今纷纷无识之议论，盈堂盈室，朝廷为之茫然，封疆大吏及当事者亦皆茫然。”[64]郭嵩焘“竟莫测其何以为名”这句话，照搬自英华禁止鸦片贸易协会的宣言，表明他有意从湖南内部宣扬他们的计划。郭嵩焘禁烟公社最引人注目之处，或许是他设址于长沙一事，毕竟长沙以“围起的圣地，其城门始终不向异族敞开”之形象著称于洋人圈。但就在那些城门后面，在不为城门外的任何人所知的情况下，郭嵩焘宣讲了他眼中的现代世界和与外国合作的主义，那是与外人（乃至城里人）眼中的湖南格格不入的东西。
郭嵩焘历次的演说，一再重申两个要点，那是贯穿他诸场演说的中心思想。第一，鸦片是中国与外国人交往所带来的唯一的有害东西；所有的战争、不平等条约、被迫在通商口岸划出土地成立租界，基本上都是中国因试图阻挡全球通商这个不可避免且有益之浪潮而自食其果。第二点则使他的演说暗含煽动意味：清廷和其所有官员昧于真正的世界大势，从而难成大事。
在另一场谈论中国人道德水平每况愈下的演说中，他再度表达了其对清廷和中国官员阶层的鄙视。他滔滔讲述国内的乱象，并以湖南这个最乱的省为例说明，然后根据宋儒张载（王夫之所大为敬佩的儒者）的一段话，说明谁该为此乱象负责：“仕者入治朝则德日进，入乱朝则德日退。”[65]言下之意，郭嵩焘不只将清朝斥为“乱”朝，更重要的，他还坚定地表示替清朝效力的学者只会把情况弄得更糟。这是已背弃朝廷、此刻试图在演说中说服周边之人跟进的放逐者所发出的心声。郭嵩焘不主张革命，但他的确认为清廷无能，无法照顾老百姓，因此，他的会社要努力让湖南人起来掌理自己的事。
与王闿运合作
即使是支持郭嵩焘的湖南人，也常常难以接受他那不合世俗的观念和计划，与郭嵩焘合作最密切的王闿运就是其一。他们两人都是禁烟公社聚会时的龙头，都在思贤讲舍授课。两人的友谊既长久又不尽契合，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有关如何对待洋人，两人意见不合。王闿运称郭嵩焘的海外日记“殆已中洋毒”。[66]他本身认为中国比郭嵩焘认为的要强大得多，外国威胁其实不大，因此，除了军事科技，夷人没什么值得了解之处。[67]
更糟的是，两人对王夫之的看法并不一致。王闿运一八六九年第一次阅读王夫之著作时便觉得平凡无奇。诚如他在那年冬天所写：“船山论史，徒欲好人所恶，恶人所好，自诡特识，而蔽于宋元明来鄙陋之学，以为中庸圣道。适足为时文中巨手，而非著述之才矣。”[68]王闿运是“今文”学者，深信自汉以来使用的经籍都是伪造。他特别批评王夫之承继宋朝理学一事，照王闿运的想法，宋朝理学乃是建立在讹误的经文之上。因此，他也对郭嵩焘在长沙崇祀王夫之一事心存怀疑。一八七○年，就在郭嵩焘在城南书院建造他的第一座船山祠后，王闿运写道：“筠仙（郭嵩焘）力推船山，真可怪也。”[69]
郭嵩焘虽钦佩王闿运的学问，但对王闿运受邀撰写的《湘军志》内容不表赞同。王闿运在这部多卷本著作中呈现的湖南豪杰，让某些人（特别是邀他撰写的曾国荃）觉得贬低了他们的成就。郭嵩焘读后大为不悦，还先于曾国荃斥责此书作者。他写道：“文人以笔求逞，则王壬秋（王闿运）是也，一以诋毁乡人为快。”他在禁烟公社的聚会上直接批评王闿运，并写道：“常疑壬秋高材博学，为吾楚之杰……然其流弊亦足以贻害人心风俗。”对于这一引发争议的湘军史著作，郭嵩焘的解决办法——若想到他在英国所写之日记的遭遇——倒令人觉得讽刺；他要王闿运把雕版交给他，然后将之烧毁。[70]
虽然常起龃龉，两人对争吵倒是淡然处之，此外两人都是坚持己见且坏脾气之人，这点大概是他们友谊不辍的主要原因。为了维系良好关系，他们忘掉了彼此间的不快，就像一八八○年春某个晚上两人在郭嵩焘家畅谈法律时所表现的那样。郭嵩焘阐释他的观点，认为建立良法并教导人民尊重良法乃是好政府的关键。他想让王闿运相信，英国的法律制度是该国治理如此成功，甚至比中国三代时还要成功的主要原因。诚如王闿运在日记里忆述此次夜谈时所写，他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听郭嵩焘长篇大论，同时只是点头称是，回以“真有此事？”[71]后来他在写给某个与他们两人都相识的友人的信中谈到此事：“筠仙盛谈夷务。筠仙言政事，好立法度，望人遵守，以夷国能行其法为不可及……铺陈久之。余以为法可行于物而不可行于人，人者万物之灵，其巧敝百出，中国以之，一治一乱。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使臣以目见而面谀之，殊非事实。未敢多辩，聊曰唯唯否否不然。”[72][73]
同样的，对于对方的怪异行径，他们也照老朋友的相处之道，以偶尔礼貌性地视而不见对待之，例如一八八八年春某晚王闿运顺道登门拜访郭嵩焘时所表现的。王闿运登门发现屋主正在院子里忙着做他在英国时养成的一个怪习惯：运动。当地人称之为“打洋拳”。王闿运悄悄地不告而别。[74]
然而两人在许多事情上有合作，郭嵩焘初想到组织禁烟公社时，就请王闿运和他一同主持。王闿运受湘军将领出身的四川总督丁宝桢之聘，主持成都尊经书院（《湘军志》雕版被郭嵩焘烧掉后，就由该书院学生出资重刻刊行），但只要他人不在四川，就是禁烟公社的支柱之一。王闿运每次回长沙，郭嵩焘都敦请他赴思贤讲舍执教，说明郭嵩焘对这位对手打从心底里的敬重。一八八二年，郭嵩焘初提此事，王闿运婉拒，一八八三年再提，王闿运再婉拒，一八八六年又提，王闿运不改初衷。一八八七年，郭嵩焘不死心再提，王闿运不敢四度拒绝，终于答应。王闿运于一八八七年搬进思贤讲舍，接任该校首席讲师，至一八九○年为止。[75]
那些年期间，郭嵩焘似乎已让王闿运认同他的看法，因为王闿运一八九○年辞去思贤讲舍的教职，乃是为了去接掌衡阳县的船山书院。王闿运此举发扬了郭嵩焘所开创的在书院崇祀王夫之的风气。[76]船山书院经费不足，直至一八八二年，连一位老师都请不起，协助郭嵩焘重建校经堂的那位湖南学政因而在该年开始找湖南要人支持该书院。曾国荃捐赠该书院图书馆南京版《船山遗书》的雕版，还有大笔现金。一八八五年，湖南衡阳出身的湘军将领、与郭嵩焘也交情甚厚的彭玉麟，为该书院搬迁至东洲村更大校地所需的经费募款。东洲是衡阳的圣地，那是王夫之年轻时求学的地方。[77]
东洲的船山书院，一如思贤讲舍，是爱乡情怀的产物，彭玉麟写道：“臣与夫之生同里闬，亲读其书，私淑其人。”[78]一如郭嵩焘对其长沙思贤讲舍的描述，彭玉麟和王闿运两人都称这座新书院“祀船山”。[79]对于郭嵩焘在长沙重振王夫之湖南先贤地位一事，王闿运最初并不尽赞同，但在王夫之的出生之地，即使对王夫之地位的重振尚有限度，他也勉力为之。王闿运在接下来二十五年执教于衡阳船山书院，确立了其作为当代中国大教育家的名声。郭嵩焘一八九一年去世后，出于对郭嵩焘和王氏后人的忠诚，王闿运揽下由郭嵩焘所开启的一年一祭王夫之的责任。[80]
郭嵩焘的遗绪
郭嵩焘一八八○年代在长沙推动的改革运动，有了令人乐观的开始，但他和禁烟公社其他会员全都已进入暮年一事，使这运动蒙上阴影。他的两所学校会营运下去；校经堂于一八九○年扩大为完备的书院，学生增加一倍为四十四人。思贤讲舍会继续大步向前，学生人数在十五至二十人之间。但长者逐渐凋零，第三次王夫之祭日会讲时，原始成员里已有三人辞世。接下来几年有一些新会员加入，大部分是创始会员的亲戚；较年轻的会员，如果才华洋溢，都已因为踏上仕途而离开长沙。除了该公社会员，还有哪些人出席听讲，未有记录可查。到了第五年，集会已不如往年频繁。一八八四年，只有五名会员出席，郭嵩焘的演说意兴消沉。他告诉这寥寥几名听众：“至今五年，人事之迁流运会，风俗之日趋于污下，但见有坏处，并不见有好处。”他在日记里透露：“即同社诸君，死者数人，在远不能合并者又数人。存者且相率引避，较之前数年人怀欣翼之心，今皆无之。”到了一八八六年，会员恢复到十二人，但靠着减少集会频率，出席人数才变多；一八八五年没有集会，即使在王夫之祭日那天亦然。一八八六年祭祀王夫之的联合集会变成最后一场集会；但郭嵩焘继续举行祭祀这位先贤之礼，即使祀祭礼后没有办演说。[81]
王闿运于一八九○年离开思贤讲舍后，郭嵩焘以另一位也姓王的湖南大学者代之。这两人人称“二王”，找到他们执教该校，乃是郭嵩焘的一大成就。该校新任校长王先谦，在一八六六年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不久中进士。他在文风鼎盛的江苏省当过学政，在那里以担任数个书院的山长而成名。他还因为直言批评官府滥权而名噪一时，也因此早早退休回湘。王先谦和郭嵩焘在长沙时交情日笃。郭嵩焘一八九○、一八九一年的日记，记载两人几乎每日见面，无法见面时则以书信往来。后来，王先谦晋升为长沙书院界的龙头老大，一八九一年郭嵩焘去世后，他先后接掌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他还继续掌理思贤讲舍，后来在该校创办了一家出版社。[82]
郭嵩焘本人不可能知道自己对后世的影响，但他在思贤讲舍确立的模式，独一无二且经久不衰：他欲建立一个统一的教学制度，向所有学生教授受西方启发的“实学”，他欲以非官方身份引领湖南的道德、政治风气，他欲以本省耆老取代非本省官员来照顾百姓，还有他不断标举王夫之，不只将其视为学者，还视为湖南的守护神——全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且会在他死后几年即开始迅速发展。
郭嵩焘对湖南的贡献，包括播下数个信念的种子成为他之后湖南改革派思想的基础：他们相信，湖南人独一无二且有别于其他中国人；湖南的学校和学者组成的协会同心协力，乃是落实湖南本地共有文化的关键；湖南人注定要负起启蒙中国之责；湖南人为王夫之的后代，因而注定要履行他不服当道、践实履行的遗风。这些强健有力的信念，是郭嵩焘在王夫之指引下习得的古典典籍学问、他对英国公民社会的探索心得以及他个人有关湖南和湖南历史的坚定见解三者和合的产物。
郭嵩焘的学校、禁烟公社、公开演说、船山祠，整个代表了一个以中国文化为基础，追求现代化之民族主义的早期、局部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欲在中国（在此则指湖南）的“传统”思想和民族国家林立的十九世纪世界现实之间找到合适的道路；另一方面则想找到方法来推广、散播此种混合文化，并将该文化视为一个族群共有的遗产和归趋。王夫之的本土根源是躲避不了的，因此郭嵩焘的计划是应湖南（楚）在中华帝国里持续不断的困境而生，受该困境驱动，且与该困境不可分割。这是湖南人未来民族主义的模式——受一湖南先贤的启发，由一湖南学者予以发扬，且为了湖南人的福祉而开展。
郭嵩焘死时，名声还未得到平反，李鸿章奏请朝廷宣付史馆为他立传，结果朝廷迅即降旨不准刊印他的任何著作。[83]但他挺身反抗衰弱的中央政府的姿态和他持续不辍为湖南和王夫之发声的作为，的确让认识他的人大为佩服。诚如在郭嵩焘晚年受教于他的学生易翰鼎所说：“仰见船山气质刚毅，勇于造道……韬晦四十余年以终其身……而天下莫及知。”易翰鼎发现他的恩师与这位先贤有相似之处，而这对湖南的未来是件好事。他写道，“湘阴郭养知先生嵩焘，忠诚笃实，刚健沉雄，质性与船山相似，实湘中近今豪杰也。”[84]
* * *
[1] 许顺富，《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第128～129页。彭先国，《湖南近代秘密社会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1），第103～104页。
[2] 彭先国，《湖南近代秘密社会研究》，第2、93～120页。
[3] 许顺富，《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第118～119页。彭先国，《湖南近代秘密社会研究》，第146～147页。
[4] Paul A. Cohen，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860-187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p. 77-87.
[5] 彭先国，《湖南近代秘密社会研究》，页139-143。许顺富，《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第120～121页。
[6] Albert S. Bickmore，“Sketch of a Journey from Canton to Hankow through the Provinces of Kwangtung，Kwangsi，and Hunan，with Geological Notes，”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1867）：1-20. Quotations from pp. 6，10.
[7] 一八九一年六月至七月有份匿名发表的《湖南：六周旅途见闻》刊登在《字林西报》与《北华捷报》上，并作为附录重刊于《中国一八九一年的排外暴动》（上海：北华捷报，1892），第267～304页。请见第274页。
[8] Charles Wilfrid Allan，Our Entry into Hunan（London：Robert Culley，1909），p. 17.
[9] 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台北：三民书局，1993），第183～184页。
[10] 《郭嵩焘日记》卷2，第600页。
[11] 《郭嵩焘日记》卷2，第622页。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第185页。尹海清，《船山书院概述》，载《书院研究》，李晓钟编[12]（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第291～298页。见第291页。
[12] 李为责编，编者为湖南省书院研究会与衡阳市博物馆。——校者注
[13] 陈勇勤，《光绪间关于王夫之从祀文庙的争论》，载《船山学刊》第1期（1997），第22～25页。见第22页。
[14] 郭嵩焘，《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船山全书》第16册，第582～583页。引文在第583页。
[15] 见郭嵩焘奏疏，《养知书屋诗文集》（台北：艺文印书馆重刊，1964），第1a-3a页。
[16]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台北：台湾学生书局重刊，1964），卷5（1876），第6a页。
[17] 王云五编《清王湘绮先生闿运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重刊，1978）第79页，描述了这场暴动。也见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卷5（1876），第38～46页。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第340页，也描述了此事。令人倍觉讽刺的是，郭嵩焘重建上林寺，其实是为推动佛教以填补中国的精神真空，降低基督教对湖南人的吸引力。见郭嵩焘，《募修上林寺小引》，《历代名人记长沙文选》，郑佳明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第382～384页。
[18] Ian McMorran’s translation，from The Passionate Realist：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Wang Fuzhi（1619-1692）（Hong Kong：Sunshine Book Company，1992），p. 114. 请见 McMorran’s chapter “On Universal Change and Human History，” pp. 95-122，以详细论述王夫之这方面的思想。
[19] 郭嵩焘，《礼记质疑》（长沙：岳麓书社，1992），第272页。汪荣祖曾引用于其《走向世界的挫折》第187页。
[20] 郭嵩焘，《礼记质疑》第34～35页。
[21] Lai Chi Kong，“In Search of Wealth—Kuo Sung-tao and His Economic Thought，” Chinese Culture 25，no. 3（September 1984）：53-79.特别参阅第60页。也见《郭嵩焘日记》卷3，第169页。关于郭嵩焘的几场会晤，见Owen Hong-hin Wong，A New Profile in Sino-Western Diplomacy：The First Chinese Minister to Great Britain（Hong Kong：Chung Hwa，1987），p. 198。以及钱钟书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北京：新华，1998），第98页。关于郭在伦敦社会，见Demetrius C. Boulger，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New York：John Lane Company，1908），p.291，关于“当红名人”（lions of the season）的引文请见p.282。
[22] 关于郭嵩焘所新创的词，按照它们在本书内文里出现的顺序，见《郭嵩焘日记》卷3，第469、461、439、438页。关于他率先使用“民权”一词，见Joan Judge，Print and Politics：“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 64。
[23] Wong，A New Profile，p. 241.《郭嵩焘日记》卷3，第473、517页。
[24] 《郭嵩焘日记》卷3，第474页。
[25] 郭嵩焘在其“伦敦信”中向李鸿章谈到这数百位日本学生，表达了欣赏和极度忧心之意。见他的《伦敦致李伯相》，《养知书屋诗文集》，重刊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年份不详），卷11，第1a～10b页。
[26] 郭嵩焘的伦敦日记重刊于钱钟书所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引文来自第98页。
[27] Wong，A New Profile，p. 258.
[28] F. S. Turner，British Opium Policy and Its Results to India and China（London：Sampson Low，Marston，Searle，& Rivington，1876）.见 preface，p. v。
[29] 钱钟书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第189页。
[30] Hosea Ballou 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 2（New York：Longmans，Green，1910-1918），p. 376.
[31] 曾永玲，《郭嵩焘大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第336页。
[32] 钱钟书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第189页。
[33] 郭嵩焘，《请禁鸦片第一疏》，《郭侍郎奏疏》，王先谦编（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刊，1968），第12、13a～16b页。引文来自文首提要，第13a页。
[34] J. B. Brown，“Politics of the Poppy：The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1874-1916，”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8，no. 3（July 1973）：97-111. See p. 104.
[35] 郭嵩焘，《养知书屋诗文集》卷11，第3a～3b页。
[36] 《北华捷报》，1879年4月4日。
[37] Wong，A New Profile，p. 257.
[38] Wong，A New Profile，p. 227.
[39] 见《伦敦致李伯相》，《养知书屋诗文集》卷11，第1a～10b页，遭下令烧掉的日期，见钱钟书为《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写的导言，第6页。
[40] 《郭嵩焘日记》卷3，第853～854页。关于士绅的意图，见杨坚为朱克敬《瞑庵杂识》、《瞑庵二识》（长沙：岳麓书社，1983）写的导言，第2页。
[41] 《郭嵩焘日记》卷3，第857页。
[42] 《郭嵩焘日记》卷3，第855页。
[43] 《郭嵩焘日记》卷3，第905页。
[44] 谣传他要把上林寺改为教堂一事，见《郭嵩焘日记》卷3，第907页。让洋人进来一事，见曾永玲，《郭嵩焘大传》页324。谣传郭嵩焘要督掌外贸一事，见《郭嵩焘日记》卷3，第925页，有关那艘船的传言见同著作，卷3，第914页。
[45] “……数十百年……”之语，见《郭嵩焘日记》卷3，第889页；“……鼠目寸光……”之语，见3：第863页；“……漠不为耻……”之语，见卷3，第886页；“……他省持议……”之语，见卷3，第886页。
[46] 《郭嵩焘日记》卷3，第936页。
[47] 原文云“一如它是王夫之、贾谊、屈原的家乡”，然而一般认为屈原是湖北丹阳秭归人，贾谊是今河南洛阳人，他们的家乡不是湖南。——校者注
[48] 《郭嵩焘日记》卷4，第216页。
[49] 《郭嵩焘日记》卷4，第19页。
[50] 《郭嵩焘日记》卷3，第823页。
[51] 丁平一编，《湘城教育纪胜》（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第84页。
[52] 郑佳明编，《长沙万象》（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第124页。丁平一编，《湘城教育纪胜》，第84～85页。
[53] 《郭嵩焘日记》卷3，第935页。
[54] 郭嵩焘，《重建湘水校经堂记》，郑佳明编，《历代名人记长沙文选》，第75～76页。引文在第76页。
[55] “讲求征实致用之学”一语，见《郭嵩焘日记》卷3，第919页；“求一挽学校之陋”，见卷4，第322页与卷4，第366页；关于资金来自盐专卖所得，见卷3，第918页；住在思贤讲舍里一事，见卷3，第919页；他的儿子、孙子搬进去一事，见卷4，第614～616页。
[56] 关于严复的贡献，见《郭嵩焘日记》卷3，第907页。也见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第346页。“……茫然莫知其涯……”语，见《郭嵩焘日记》卷3，第907页。关于数学老师，见卷4，第143页。
[57] 王夫之，《读通鉴论》（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6），第564页。
[58] 关于四贤和“专祀船山先生之地”，见《郭嵩焘日记》卷4，第216页。关于安座仪式，见卷4，第153页。台湾南港中研院史语所图书馆，有一幅郭嵩焘题词的王夫之画像复本。
[59] 关于他们所读的某些洋书书名，见《郭嵩焘日记》卷3，第908页。关于张自牧，见杨慎之编，《湖南历代人名辞典》（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第315页。关于朱克敬，见朱克敬，《瞑庵杂识》、《瞑庵二职》（长沙：岳麓书社，1983），特别是第98～106页转抄的郭嵩焘致李鸿章信和第114页的郭嵩焘诗。关于老将军来访，见，诸如，郭嵩焘的《浩园雅集图记》，收于《历代名人记长沙文选》，郑佳明编，第327～329页；郭在此文中描述了一八八○年禁烟公社数名会员在思贤讲舍大院里为湘军将领彭玉麟、刘坤一来访举办的庆祝活动。关于李元度，见李肖聃，《湘学略》，收于钱基博与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长沙：岳麓书社，1985），第172页。
[60] 曾永玲，《郭嵩焘大传》，第337页。《郭嵩焘日记》卷3，第949页。
[61] 《郭嵩焘日记》卷4，第216页。会讲日期为王夫之诞辰（阴历）9月1日和屈原诞辰正月21日。郭确定屈原诞辰时引述了邓显鹤的《楚宝》。见《郭嵩焘日记》卷4，第255页。引文来自卷4，第157页。关于曾文正祠的面积，见陈先枢，《曾文正祠、思贤讲舍和船山学社》，载《长沙晚报》，2002年1月15日。
[62] 《郭嵩焘日记》卷4，第322页。
[63] 以下段落以他的演讲为本写成，演讲文收于《郭嵩焘日记》卷4，第318～322页，特别是卷4，第322页。演讲中所表达的想法和数则直接的引文，也可见于《礼记质疑》“大学”“学记”部分。见第455、457、693页。
[64] 《郭嵩焘日记》卷4，第503页。
[65] 《郭嵩焘日记》卷4，第415页。
[66]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卷6（1877），第18b页。
[67] 见王闿运的《陈夷务疏》，Burton Watson在“A Memorial on Barbarian Affairs：Excerpts”一文中将此文译成英文，Renditions（2000），pp. 30-31。
[68]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卷1（1869），第4a页。
[69]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卷2（1870），第41b-42a页。
[70] “……诋毁乡人……”语，见《郭嵩焘日记》卷3，第886页；“……然其流弊亦足以贻害……”语，见卷4，第215页；烧毁刻版之事，见王云五编，《清王湘绮先生闿运年谱》，第115页。
[71]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卷9（1880），第7a-7b页。
[72] 原文作“聊曰唯唯喏喏”，误，据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六年二月二日改。——校者注
[73] 曾永玲，《郭嵩焘大传》，第325页。
[74] 郭廷以编，《郭嵩焘先生年谱》（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71），第962～963页。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卷14（1887），第8b页。
[75] 郭嵩焘请王闿运出掌禁烟公社一事，见郭廷以编，《郭嵩焘先生年谱》，第856页。王闿运学生重刻湘军志一事，见Wang Yitong，“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29 Classical Scholars of the Late Manchu and Early Republican Er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Research Project on Men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1963），p. 7。聘他出任书院山长的总督是丁宝桢，见同著作第5页。郭一再邀王闿运赴思贤讲舍执教一事，见郭廷以编，《郭嵩焘先生年谱》，第883、897、941、962页。也见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卷14（1887），第3a页。王闿运搬进思贤讲舍一事，见王云五编，《清王湘绮先生闿运年谱》，第143页。
[76] 尹海清，《船山书院概述》，第291页。
[77] 尹海清，《船山书院概述》，第292、295页。
[78] 彭玉麟，《改建船山书院片》，《船山全书》第16册，第623～624页。引文来自第624页。
[79] 关于王闿运，见他为《邗江王氏族谱》写的序，重刊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663页。关于彭玉麟，见《改建船山书院片》，第624页。
[80] 根据王闿运的日记，一八九二年，郭嵩焘死后，他立即接下祭祀王夫之的工作，直到一九一五年才交给别人。见《湘绮楼日记》每年九月一日的记载。关于他一九一五年为何不再行这些仪式，见本书第六章。关于王闿运大教育家的地位，见唐浩明以杨度为主角写的传记小说，《旷代逸才》（台北：汉湘文化，1995），第40页。
[81] 关于校经堂，见丁平一编，《湘城教育纪胜》，第85页。关于思贤讲舍，见同著作第89页。郭嵩焘对一八八四年集会的感受，记载于《郭嵩焘日记》卷4，第502页。
[82] 郭聘王先谦一事，见《郭嵩焘日记》卷4，第918页。王先谦的生平，见Howard L. Boorman，ed.，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1979），pp. 379-380。王先谦以思贤讲舍为出版机构一事，见丁平一编，《湘城教育纪胜》，第91页。
[83] 田伏隆，《湖南近一百五十年史事日志》（湖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第36页。王先谦，《清王葵园先生先谦自订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第256页。
[84] 易翰鼎，《书船山遗书后》，重刊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6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