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晚年待在长沙期间，有位也属于行动派学者的知己，但此人的目标和动机却与郭嵩焘最为背道而驰。此人名叫周汉，从一八八四年到一八九一年郭嵩焘去世这段时间，他与郭嵩焘同在长沙。左宗棠带兵西征时，周汉是其麾下的下级军官，一八八四年周汉迁回湖南，然后，与郭嵩焘之作为截然相反的，他把全部心力放在刊行那些小册和传单上，目的是宣传诛杀所有洋传教士和协助他们的中国人。一如郭嵩焘，周汉以湘军的经历来证明其作为的正当有理，但他对湘军经历的解读有别于郭嵩焘，把太平天国之乱归咎于外国思想（具体地说就是基督教）作祟，从而认为湖南的排外心态乃是湘军真正的遗绪。
周汉在名为《鬼叫该死》的小册子里写道，湖南青年或许已忘记，但太平军（因蓄发抗清故称“长毛”）作乱的真正祸首乃是洋教。他在此文中要“你们年轻人不晓得长毛反的情形，你们问问年老人看，长毛贼以前发的书是鬼叫不是呦！他们鬼子孙都称玉帝为‘天父’，称耶稣为‘天兄’，其余猪屁还不知多少”。[1]老一辈湖南人组成湘军，打垮受基督教启发的太平军，当前这一代因此也该组织起来打击基督教经文的新散播者——传教士和因他们皈依的基督徒。
周汉的目标或许和郭嵩焘背道而驰（周汉鼓吹要诛杀洋人，郭嵩焘呼吁理解与和解），但两人所锁定的宣传对象却是同一批人：湖南人。他们把湖南人视为自成一体、可与中国其他人分开的群体来宣说。在另一本名为《湖南通省公议》的小册子中，周汉直接抨击郭嵩焘在湖南的改革。他把郭嵩焘、曾纪泽（曾国藩儿子，继郭嵩焘之后出任驻英公使），与禁烟公社的两名会员朱克敬、张自牧称作腐化湖南的“四鬼”：“近二十年来，为郭嵩焘、曾纪泽、朱克敬、张自牧四鬼所煽，邪鬼日炽，正气日衰，湘人渐多变鬼。今郭、曾、张、朱四鬼随若天诛，余党犹蔓不绝。”[2]周汉把郭嵩焘的改革说得收效甚大，郭本人晚年若评价自己的改革成果，肯定远不如周汉所认定的这么伟大；郭嵩焘想必从未认为他的努力已创造出如此持久不衰、“犹蔓不绝”的网络，更别提认为他那寥寥几个年长的追随者气焰“日炽”。然而在周汉的想法里，要修补郭嵩焘及其党羽所造成的伤害，只有一途，即凡是与洋人交往者，一律“全家诛戮，房屋焚毁，土地充公，永作湖湘灭鬼之费”。
周汉的反基督教传单和郭嵩焘的改革，不只锁定同一批对象，还都具有欲团结湖南人反抗衰弱的中央政府的基本意图。在周汉眼中，洋人横行中国，乃是因为朝廷无能，未能将他们拒于门外；因此，湖南人得团结起来不让他们入境。另一方面，在郭嵩焘眼中，所谓的外国威胁，全是北京昧于洋人的真正意图和国际法的影响力所致；因此湖南人得带头展开以西方为师，启蒙人心的改革。于是，周汉和郭嵩焘出于不同原因都把错怪在清廷头上，对这一问题提出南辕北辙的对治办法，两人都归咎于北京，都主张解决之道必须以团结湖南人为开端。“作湖湘灭鬼之费”正属于郭嵩焘和其伙伴眼中那种由本地人赞助的公益事业。它或许愚昧无知，但它终究宣称是为湖南人的福祉而成立的组织，完全不受中央政府左右，就这点来看，它和禁烟公社相仿。
周汉与郭嵩焘所用媒介之南辕北辙，就和他们两人思想的差异一样大，而媒介将是让周汉引领风骚的决定性因素。因为郭嵩焘的学校和公社，在会员和发挥影响力的场所上都有所局限，而周汉则利用印刷品这个大众媒体宣扬他的理念。郭嵩焘最风光时，宣讲的对象一次顶多只有五十个观众，而周汉的一本小册子，据知就印了八十万份。[3]随着商贩将这些小册子带出湖南并大量散播到长江下游地区，这些小册子也融入民间文化。有位派驻汉口（邻省湖北的最大长江港口）的英国领事报告，孩童在汉口街上四处晃荡，嘴里唱着来自某本小册子的打油诗，讲述天主教徒如何将男女小孩开膛剖腹。那位领事费了好一番功夫，搜集到许多传单，但觉得其中大部分太骇人，不适合全译为英文呈报本国外交部。[4]
周汉的努力似乎没有白费。郭嵩焘一心一意欲打造正面看待洋人的民意，作为湖南全面道德重振运动的一环，但就在一八九一年他去世那个夏天，中国发生了迄当时为止最严重的排外暴动。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暴民烧掉教堂，杀害洋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信徒。攻击出现的地点正好与周汉的宣传小册子从湖南往外散播所循的贸易路线相一致。[5]
但周汉的胜利是惨胜，因为他宣传小册子的成功，激起了对湖南组织性排外行动的强烈且持久的反弹，从而最终为郭嵩焘版的改革开辟了道路。一八九一年乱民的暴行激怒了西方列强，勇敢的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追查海报与小册子的来源，查出其源自长沙。他把调查结果告知英国政府，后者即向北京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施压。总理衙门随之要湖广总督张之洞将周汉捕获处决。湖南的官员首度正视这个内地省份的排外心态，其对列强的挑衅将危及帝国本身的存亡。
总督张之洞进退维谷，后有要他将周汉处死的朝廷，前有湖南境内将他奉为英雄的青年学子。他向总理衙门陈诉周汉在湖南支持者众多，而犹如要证明他所说为真似的，一八九二年夏长沙学生暴动，力挺周汉这位宣传家。与此同时，英国人提出更多要求，要求湖南开放洋人入境居住，在长沙设领事馆以防再发生类似骚动。英国人以动武为威胁，终于迫使张之洞采取行动，镇压当地人。他下令将周汉软禁于宁乡，事情就此平息了一阵子。周汉虽然被捕，他的出版品却在几年后再度开始流传，一八九七年他离开宁乡家宅，回长沙重操他的出版事业。大量新的小册子出现，呼吁湖南人烧掉教堂，但这是他的最后之作；一八九八年，他在试图从长沙潜回宁乡时被捕，被判终身监禁。[6]
谭嗣同与更多支持郭嵩焘复兴理念的人士
并非所有年轻一辈的湖南人都倾向于支持周汉。来自长沙东边浏阳的年轻学者谭嗣同，痛恶周汉一如洋人。一八九五年，在其三十岁时，他便痛批湖南的守旧心态，措辞犹如郭嵩焘。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各省之毁教堂，打洋人，湖南之阻矿务，阻电线。以天子之尊，不能举一事。官湖南者动色相戒，噤口不敢谈洋务。加以周汉之稗士乱民煽惑之，快私志于一逞，而阴贻君父以危辱。”[7]
谭嗣同知道郭嵩焘欲重整湖南人心风俗之事，且支持郭的志业。在同一封信中，他提到郭嵩焘从西方返国，深信欧洲的繁荣昌盛与中国上古时不相上下，结果此说“几为士论所不容”。[8]谭嗣同的立场明显偏向郭嵩焘，站在当时湖南人的对立面。在两年前的另一篇文章中，他甚至把郭嵩焘与曾纪泽（周汉“四鬼”中的两鬼）誉为本有可能唤醒他们特别落后之省民的仅有的两位湖南人：“湖南独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然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侍郎、湘乡曾劼刚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湖南人又丑诋焉。”[9]
谭嗣同对郭嵩焘的敬佩，在他早年受教育时就植下。谭嗣同父亲是任职于北京的高官，谭嗣同本人的早年岁月大部分在京城度过。但他父亲的家也充当了旅京浏阳同乡的会馆，因此，谭嗣同的私人教师也来自浏阳。虽在北京长大，他仍能掌握到源于长沙的部分知识界动态，而他的三个主要老师碰巧都是郭嵩焘重振船山学的拥护者。
谭嗣同的诸位老师中，任教最久且影响最大者是欧阳中鹄（与欧阳兆熊无亲戚关系）。欧阳中鹄于一八七三年中举后不久迁居北京，住在谭家，同时担任朝中内阁中书，一八七五年开始担任谭嗣同老师，当时谭嗣同十岁。[10]他是对谭嗣同日后发展影响最大的人士之一，他本人曾写道，谭嗣同之敬他，“如子之敬父”[11]。欧阳中鹄以瓣姜为笔名，“瓣”指庙中烧香一事，“姜”则指王夫之有时使用的笔名“姜斋”。因此，欧阳中鹄的笔名有“王夫之的崇拜者”之意。[12]欧阳中鹄未在长沙生活过，但郭嵩焘从伦敦返乡后曾拜访过欧阳数次。在一八七九年的日记中，郭嵩焘称欧阳中鹄“极肯向学，诚笃士也”，还说“于乡人得欧阳节吾……稍令人意醒”。[13]郭嵩焘很少赞美本国人，更别提赞美湖南同乡，由此可见他对欧阳中鹄的欣赏。
谭嗣同诸老师中声名最显赫者是刘人熙，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此人将在湖南的教育、政治领域扮演重要角色。刘人熙在一八八九年开始教谭嗣同，是个进士学者，且在一八六七年时就以湖南乡试第一而闻名于世。刘人熙崇尚程朱理学，但学术成就主要来自对王夫之学说的研究，曾说王夫之的著作提供了“救世之道”。[14]他也热爱湖南文化，景仰邓显鹤，一八八四年他刊行了清代湖南学者重要著作目录，并取名《楚宝目录》，以向六十年前邓显鹤的《楚宝》致敬。一八九三年起，他开始有计划地寻找未被南京版《船山遗书》收录的王夫之著作予以刊行。[15]
刘人熙和欧阳中鹄两人交谊甚深（欧阳中鹄的儿子后来娶了刘人熙的女儿），两人虽都欣赏王夫之著作，却对王夫之著作各有所偏好；欧阳中鹄偏爱王夫之的《俟解》，刘人熙则更重视王夫之注解程朱理学四书的著作。另一老师涂启先，谭嗣同在一八七九至一八八二年旅居浏阳时曾受教于他。太平天国之乱初期，涂启先因组织十村乡勇抵抗而名噪一时，其安排的课程着重于王夫之著作和数学。[16]
谭嗣同的三位恩师让他大略了解了王夫之学问的重要，他则将这些教诲融合为博杂的学问，其中既反映了他本人游历各地的阅历，也反映了十九世纪晚期中国通商口岸汇集的多样的外来影响。青春期时，谭嗣同足迹遍及中国各地，随升官的父亲来到甘肃，但也常回湖南、北京。他涉猎佛家、道家、西方科学著作、诗歌和今文经学，而今文经学是根据重见天日的经籍注解赋予儒家典籍新的阐释。他读遍了他买得到的通商口岸西书译作，特别是以科学、宗教、历史为主题的译作。但对他影响最深者，终究是王夫之。他皈依王夫之（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在一八八九年，那年他在台湾的哥哥突然去世，那时的他极为抑郁。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读完整部《船山遗书》，一个月后出关写下名为《王志》的文章。此文已佚，但谭嗣同三十岁时所写的自传谈到该文：“《王志》，私淑船山也。”[17]这一宣示在他的余生回响不绝。有位挚友忆道，谭嗣同一再说过：“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18]
重思湘军
在省外生活多年，谭嗣同已如同自英返乡后的郭嵩焘，和湖南乡亲有了隔阂，像是局外人。两人都敞开心胸接受在湖南罕有人听闻的外国思想，而郭嵩焘遭迫害的经历令谭嗣同痛心。但谭嗣同与郭嵩焘并不是同一代人。谭生于一八六五年，即太平天国覆灭的次年，他所知道的家乡湖南，乃是湖南籍官员叱咤中国官场的光荣时期。与郭嵩焘不同的是，他记忆中的湖南不是受冷落、落后的地区。而且郭嵩焘因与曾国藩交谊深厚，得以将湘军的改革遗绪与湘军遗留给湖南文化的仇外心态分别开来，而谭嗣同没有这份交情。谭嗣同将这两者融合为一，而其对湖南敌视洋人心态的厌恶，使他推断（这是郭嵩焘所极力避免的）湖南的排外完全得归咎于湘军和其诸位领袖。
谭嗣同认为湘军的征战与湖南省内的仇洋心态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至少在这点上，他与周汉看法完全一致）。他写道：“湘人守旧不化，中外仇视，交涉愈益棘手，动召奇祸。”[19]谭嗣同表示，湘军不只该为湖南人的仇洋心态负责，还该为全中国的仇洋心态负责，“独湘军既兴，天地始从而痛绝之（洋人）。”谭嗣同不只和郭嵩焘一样认为湖南人是中国境内最粗鲁、最坏、最顽固之人，还把整个中国的排外现象全归咎于他们。
据谭嗣同的说法，湖南人排外心态的反转点出现于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那场以中国惨败收场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人击沉中国北洋舰队，使清廷几乎无力抗拒日本的割土要求（包括要求割让台湾）。甲午战争的战败，严重打击了中国各地文人，但谭嗣同在此中找到了对湖南前途的可能冲击，特别是因为有湖南乡勇挂着熟悉的“湘军”旗帜参与了这场战争。他在此战结束后不久写了封信给恩师欧阳中鹄，信中说清朝的失败使中国的所有部队无一不败：旗军、淮军、湘军、粤军和来自其他诸省的团练，无一幸免。他写道：“即威名赫耀之湘军亦败，且较诸军尤为大败。”[20]其他地方的文人皆畅谈清朝这场惨败给予中国的教训，对谭嗣同来说，这惨败乃是预料之中的必然结果。不过自曾国藩那一代起即以中国保护者自居的湖南人竟也战败，在谭嗣同眼中，乃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大事。
然而湘军的“大败”不只重挫湖南人虚妄的自负，在谭嗣同看来，它还是中国挫败中的一线曙光。他写道，经此挫败，“湖南人始转侧豁寤，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21]那一“虚骄不可向迩之气”正是湖南省的排外心态。谭嗣同把周汉的产生归咎于它，把它斥为中国仇洋心态的根源，认为它阻碍了郭嵩焘对湖南人心的启迪，且在他看来，它就是中国对外关系走到大难临头地步的原因。因此，诚如谭嗣同所认为的，中国败于甲午之战，预示了守旧自大心态的终结，长久以来这始终是湖南改革的最大阻力。至少从那个层面来说，他乐见中国的战败，将其视为光明未来的迹象。[22]
王夫之与湖南的改革传统
甲午战争后，王夫之的身影浮现在谭嗣同脑海中。一如郭嵩焘在太平天国之乱的头几个月，在自己的人生与明亡后的王夫之生平之间找到相似之处。谭嗣同这时也把王夫之视为天下崩坏时学者处世的典范。他说他从恩师欧阳中鹄那里学到这道理。欧阳中鹄送他王夫之的《噩梦》，以让他了解“万无可为之时，斯益有一息尚存之责”。谭嗣同把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王夫之的时代相提并论，得出与郭嵩焘一样的结论：王夫之的所有思想和行动肯定牢牢建立在现实世界上。他在一八九五年写道：“然今之世变，与衡阳王子所处不无少异，则学必征诸实事，以期可起行而无窒碍。”他呼吁重拾经世致用之学，谴责同侪好玄虚、空谈之风：“若徒著书立说……不可施行于今日，谓可垂空言以教后世，则前人之所垂亦既夥矣。”[23]
郭嵩焘是在山中独自奋斗自行得出了这一结论，而一八九五年时的谭嗣同则把王夫之的这一精神——“征诸实事”的做学问精神和在“万无可为之时”承担责任的精神——视为在湖南师徒相承的一个传统。诚如他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之绪脉，使孔、孟、程、朱之传不坠于地，惟夫子（指欧阳中鹄）与刘夫子、涂夫子自当任之。”
此文中的关键词是“惟”。谭嗣同三十岁时就推断，孔子思想的真义，通过王夫之和谭嗣同的几位老师，（如他所看到的）是单靠湖南人保存下来的。中国的其他学者是否也觉得对天下生民负有责任，无关宏旨；谭嗣同的陈述引出了一个至少为他和他的恩师所抱持的主观看法，即身为湖南人，他们都肩负延续王夫之生命与著作（“绪脉”）的使命。这正是郭嵩焘于长沙初建他的船山祠时希望在他的湖南老乡中培养的信念，而到一八九五年时，它已表现为众所认可的当地传统，至少在谭嗣同眼中是如此。
谭嗣同对王夫之的回应，一如郭嵩焘对王的回应，皆汲取自王夫之的生平和学问：王夫之的放逐生活提供了抵抗、坚忍精神的典范，他的著作则为改革提供了正当理由。但郭嵩焘的兴趣集中在王夫之的《礼记章句》，而谭嗣同对形而上学的兴趣，则把他带进王夫之受宋朝理学家张载启发的哲学著作里，特别是《思问录》。谭嗣同一再引用《思问录》的句子，以证明制度、政府的全面改革应顺天应人，而他在本书的核心内容里找到的基本观念，乃是一旦存在着适合“道”之实践的物质条件，“道”必然显现。
王夫之有“道不离器”之说，而诚如谭嗣同对此说的解释，“无其器（适合的物质条件）则无其道，无弓矢则无射之道，无车马则无御之道。”[24]谭嗣同对王夫之观点的阐释，乃是抽象的“道”要具体可见，必须有让“道”可借以实行的“器”（下自船、工具或身体，上至社会或国家之类一整套物质条件的各种东西）。没有“器”，“道”将不可见，只作为潜能存在。谭嗣同进一步解释道：“信如此言，则道必依于器而后有实用，果非空漠无物之中有所谓道矣。”因而那不似道家、佛家的“道”是存在于另一个领域的。如果“道”必依于器而后有实用，那么“器”就必须改变，才能抓住“道”。在这一观点里，天地间充斥着许多潜在的“道”，只有为它们创造了合适的物质条件，它们才可能具体可见。
谭嗣同把此观点延伸为涵盖整个人间社会的一个假说，亦即社会本身可视为一个器。他写道：“今天下亦一器也，所以驭是器之道安在耶？今日所行之法，三代之法耶？周、孔之法耶？……故变法者，器既变矣，道之且无者不能终无，道之可有者自须亟有也。”于是，据谭嗣同对王夫之思想的诠释，要拥有这潜在的“道”，从而享有和平与繁荣，首先得改变社会。
从另一个方向，他继续说道，“道”只能通过提供适切的器才能被抓住，而且不只如此，要了解“道”只有通过研究物质世界之变化一途。他主张，“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仍为器，亦仍不离乎道，人自不能弃器，又何以弃道乎哉？”[25]谭嗣同从其多方的求索中推断，了解这一变易过程的最佳办法乃是通过科学和数学，即郭嵩焘在湖南所推广的实用科学，用以矫正一个世代前的抽象哲学与以考试为导向的教育。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结束甲午战争，之后三个月，谭嗣同忠于这一信念，回到故乡湖南浏阳，创立研习数学的会社（算学社），借此开启湖南知识改革计划。[26]
湖南本地的改革机构
谭嗣同回浏阳时，湖南已在大变之中。一八九二年压下周汉气焰后，清廷已开始派新官员至湖南，以防止排外暴力再生，避免此类暴力活动招来列强反弹。甲午战争后，这一举动得到强化；摇摇欲坠的清廷禁不起湖南境内再爆发仇洋暴力事件的冲击。湖南省的领导阶层换血，数名与郭嵩焘有直接或间接关系且大部分极敬重他的新官员上任。最后——令人觉得讽刺的是，这主要得归功于周汉——郭嵩焘的变革计划将成为注目焦点。
两位最重要的新省级领导人是巡抚陈宝箴和担任其首席幕僚的儿子陈三立。两人都与郭嵩焘关系密切；陈宝箴于一八八○年代常拜访郭家，通常是和禁烟公社的几个会员一起去。不在湖南时，陈宝箴常和郭嵩焘书信往返，两人一直保持联系直到郭去世。陈三立曾在长沙师事郭嵩焘，据他儿子为他写的传记，他以郭嵩焘的教诲为基础，在改革、对外关系与科学重要性等方面拥有成熟的看法。陈三立钦佩这位老政治家对振兴船山之学的全心投入，曾为友人的《船山师友录》写序道：“顾其（王夫之）书久而后显，越二百有余岁，乡人湘阴郭侍郎嵩焘始尊信而笃好之，以为斯文之传，莫大乎是。”郭嵩焘则对陈三立怀着诚挚的敬意，在日记中极力赞誉他的文采。[27]
陈宝箴于一八九五年十月接掌湖南巡抚时，陈三立已四十三岁，父子二人合作无间，因而后世学者无法断定这位新巡抚以长沙为大本营施行的维新计划，究竟出自父子中哪一人的构想。[28]不管出自谁的构想，他们于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八年施行的改革，处处可见郭嵩焘的影响。这些改革涵盖了郭嵩焘于一八七○年代开始就锲而不舍地提出（且少获采纳）的所有主要提议。一八九五年上任后，陈宝箴几乎是立即就奏请创设湖南矿务总局，且获准。然后，在当地士绅协助下，他创办了和丰火柴公司。这是湖南第一家实业公司，俗称洋火局。来年二月，在矿务总局开设之后，陈宝箴获湖广总督张之洞允许，将一条电报线从汉口一路拉到湖南长沙。[29]这些都是（如谭嗣同所论道）过去遭湖南民众阻拦的改革，而陈宝箴的创举竟未遭到反对，这既要归因于周汉事件后随时可能落下的惩罚，也得归功于这些新官员的推动。陈宝箴的改革不只在工业发展方面，他昭告大众他也愿接受政治改革。诚如湖南某士绅所说，陈宝箴一在湖南上任，就决意整顿当地政府。[30]
受郭嵩焘影响者，除了新官员，还有士绅。曾任郭嵩焘思贤讲舍之主讲的王先谦，这时已是岳麓书院山长，长沙士绅界的大佬之一。新巡抚一表达其赞同之意，王先谦即纠集士绅支持维新。一八九六年，他协助创立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这是湖南最早的机器制造厂，来年生产了湖南第一台可用的发电机。[31]不久，他带头规划从广州经长沙到汉口的铁路建设，一八九六年立即动工（但要花上四十年才完工）。[32]一八九七年，王先谦甚至协助创办了一家汽船公司，衔接湘江沿岸的湖南城镇和洞庭湖边的港口，实现了郭嵩焘和王闿运多年未竟的志业。
在新任省级官员中，地位次于巡抚陈宝箴父子者是新学政江标。江标毕业自北京同文馆，来长沙时已满怀推动经世之学和西式科学教育的热情。他惊讶地发现该地已被郭嵩焘用心经营过，特别赞赏郭在思贤讲舍和校经堂（此时为校经书院）的新教育制度。江标将校经书院的持续发展视为他的主要施政项目，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间在该书院设立中西图书馆，扩大该校的西学课程，将地理学和外语纳入其中，并自掏腰包设立奖学金和从上海购买化学仪器等科学器材供实验室之用。[33]这些作为均与郭嵩焘对该校的原始构想一致。王先谦仿效江标做法，将数学和外语教学纳入岳麓书院的课程。这是对古典教育课程的一大修正，实现了郭嵩焘欲以新学校开风气之先，来改造古老书院的愿望。
郭嵩焘以为改革要花上数百年才能成，但此刻，每隔几年、几月，就有一番新气象。周汉和其党羽遭弹压后，湖南官员大换血，然后，距郭嵩焘去世才五年的现在，原被公认是中国最保守省份的湖南，摇身一变，成为公认的中国地方改革先锋。这是中外人士都在热切观看的一场试验，而对那些不知道郭嵩焘已辛苦打下基础的人，或不知道他个人对官绅领袖之影响的人来说，这一切就像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似的。
湖南维新的构想
官绅在湖南展开迅速的制度变革和工业发展，但把文教方面的变革交给较年轻的本省学者掌舵。这些学者以谭嗣同和其浏阳同乡好友唐才常为首。谭嗣同游历多省期间，唐才常是唯一带给他慰藉的人士。一八九五年谭嗣同深情地写道：“二十年刎颈交，绒丞（唐才常字）一人而已。”[34]一八七七年，两人都还年幼时，谭与唐首度结识，当时两人暂住在谭嗣同的浏阳家里，同在欧阳中鹄门下受业，唐才常十岁，谭嗣同十二岁。后来，谭嗣同回浏阳住了更久时间（一八七九至一八八二），两人结为终身不逾的至交。唐才常公认聪慧过人，一八八六年十九岁时，在村、县、府三级考试均拿第一，为两百年来拿下此佳绩的第一个浏阳学生。靠着这一优异成绩，他于一八八七年进入长沙校经堂就读，一八九一年才离开，而这期间正好是郭嵩焘在世最后四年。[35]
一八九五年谭嗣同搬回浏阳，唐、谭两人重聚，并合力创办浏阳算学社。两人以此为起点，在新学政江标的鼓励下，促成以学习西方思想为宗旨的学会在省内各地与日俱增。到了一八九八年，已有校经书院的算学社、地理学会，数个学习国际法和民法的法律学会，一个讨论婚姻改革的湖南不缠足会，数个军事研究团体，一个推广俭朴生活习惯的延年会。经营有成的较大型学会，在较偏远地区设立分会，整个维新运动红红火火，引起了上海报纸的注意，称湖南这些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36]位于长沙、浏阳的学会，全是谭嗣同、唐才常、江标共同创立。[37]
在这股突然想把西方思想、科学、西式改革弄明白的氛围中，江标从上海引进湖南第一家铅字印刷厂，在校经书院的校园里创立了湖南第一份报纸。[38]他请唐才常和同样毕业自校经堂的何来保担任首批主笔，不久谭嗣同也加入主笔群。他们推出两份刊物，先是旬刊《湘学报》，继而是日报《湘报》。《湘学报》报道学术性主题（主要是科学和数学），《湘报》则含有来自湖南和国外的新闻和启事、转抄过来的该省诸学会动态、当地学者写的劝勉文、广告和价格报道以及一个以探索维新派思想为主旨的问答专栏。
王先谦于一八九七年提请陈宝箴巡抚开设结合中西学科的全新学校。唐才常、谭嗣同、陈三立与他一同规划新课程，大体上剔除传统书院科考取向的经籍课程。陈宝箴乐观其成，并将其取名为时务学堂。他以雀跃之情回应那些眼中只知湖南是周汉排外刊物之发源地的外人，宣告时务学堂正证明“内地之讲求西学者，湘人士实导其先”。此外，陈宝箴以该省新设的矿务总局收入作为时务学堂的经费，这一自给自足的创举，超越了郭嵩焘时代以食盐专卖所得为经费的做法，预示着这场维新运动的最后目标：本省自治。因为卖盐收入来自成立已久的帝国专卖事业下辖的该省份支机构，采矿收入则来自湖南本身，不受更大型机构管辖。[39]
时务学堂诸创办人聘请了一位非湘籍人士担任此校的中文总教习，即广东政论家梁启超。二十四岁的梁启超，这时已是备受敬重的社论撰稿人和政治改革的鼓吹者。他是今文学家康有为的门生，而康有为已推出一新理论，声称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唐才常也是时务学堂的师资成员，梁启超则成为《湘报》的定期撰稿人。时务学堂汇聚各路英才，由梁启超介绍来自沿海地区最新改革派思潮，谭嗣同和唐才常则投注于湖南本地思潮。诚如梁启超描述其与谭嗣同的几次交谈时所说的，“或彻夜废寝食，论不休。每十日不相见，则论事论学之书盈一箧”。[40]这三个年轻人掌控了湖南维新运动主要文化机构（报纸、长沙诸学会、时务学堂）的知识内容。
湖南维新运动期间流通的理念，借《湘报》的“问答”专栏得到充分体现。不到十年前湖南省还是保守心态当道，因而这一专栏所谈的主题格外令人吃惊：警察制度、铁路、度量衡、科学方法、博物馆、日食、女子教育、国际法、民主，只是其中荦荦大者。学者、官员、学生都发文来问，参与这一论坛，而主笔的回复则大部分出自谭嗣同之手。
但谭嗣同答复时措辞非常谨慎，因而往往是在提问里见到最大胆的见解。例如，二十八岁学生杨昌济（日后毛泽东的老师和岳父）致函《湘报》，提出一有关民主的问题：“愚观泰西新史揽要，专发明民主之益，即湘省士林中，亦多有言民主为五大洲公共之理，至当不易，牢不可破者。”[41]然后杨昌济列了长长一串可能的民主制度：由统治者与人民共享权力的制度，由数位统治者共享权力的制度，有总统或无总统的制度，只有人民掌权的制度。他思索哪种制度可在中国施行，如何施行。对于杨昌济二十六行洋洋洒洒的提问，谭嗣同的答复只有简短四行，且主要引用了一段晦涩难解的经文响应，未具体谈及民主。但谭嗣同的因应之道有其用处，因为将这提问刊印出来本身就把民主议题带进了公共论坛，而含糊的回复使谭嗣同不至因这主题招祸。
身为主笔，谭嗣同和唐才常深知大众传播媒体在打造共同体团结意识上的潜力。唐才常在其为《湘报》创刊号所写的序中探讨了这一主题，写道：“是一举而破两千年余之结习，一人而兼百人千人之智力，不出户庭而得五洲大地之规模……凡官焉者，士焉者，商焉者，农工焉者，但能读书识字即可触类旁通。”[42]通商口岸有商报，但当地此前唯一的此类刊物，乃是数年前周汉的小册子。而一如周汉，《湘报》主笔群致力于赢得三教九流之读者的认同。周汉已向世人证明，出版物不是文人的专利，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报人在追随他的脚步。
谭嗣同为《湘报》写的序比唐才常的序晚十天刊印，序中强调湖南维新运动在中国绝无仅有，从而表示湖南人有独一无二的能力带领中国迈入现代国家之林。诚如谭嗣同“夫言新于今日，其惟吾湘乎！其惟吾湘乎！”的激动呼声，[43]他写道，这份报纸将有助于把省会的知识运动带到本省更偏远地区，并说：“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学者之所教，可以传于一省，是使一省之人游于学堂矣！……学会之所陈说，可以传于一省，是使一省之人晤言于学会矣。”郭嵩焘生前有心建立彼此关联的学会、学校，《湘报》则是他这一愿景的扩延，是一个能将学校的论述散布到湖南全境的第三机构。这个“新学”“新政”最终或能拓展到中国其他地区，但第一阶段只限于湖南，而从它矢志赢得所有湖南人的认同来看，它大有助于湖南省发展为有自我意识的共同体。
在湖南维新运动的论述中，“中国”之未来与“湖南”之未来的区别，充其量是不分明的。在《湘报》中，这两者往往混为一谈。谭嗣同在这篇序的末尾写道：“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湘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谭嗣同在此用“国”而不用“省”来指称湖南（这毕竟是《湘报》），实饶富深意，若非间接表示应把湖南人视为自成一体、不受更大之帝国管辖的族群，就是间接表示湖南人的心声就是中国的心声。
湖南维新运动作为具自我意识的省复兴运动，其巅峰随着一八九八年初期谭嗣同和受敬重的学者皮锡瑞创立南学会而到来。这是全省性的学者协会，定位为翼护其他学会运作的伞式组织。一八九八年二月南学会于长沙第一次集会，集会前夕皮锡瑞在日记里透露了他对于该协会影响湖南的寄望。他写道，“惟望将来人才辈出，风气大开，使我湖南再出曾文正、左文襄、罗忠节之伟人”，并表示如果他们再度拥有王夫之、魏源之类的大思想家，那将是因为他们今日所创的这个学会办得有声有色。[44]第一次集会引来三百多人出席，包括巡抚、学政，王先谦等大士绅，其余皆是湖南学者、学生。接下来几个月里上场主讲者，则包括欧阳中鹄、巡抚陈宝箴（陈利用此次开讲批评了周汉的追随者）、皮锡瑞与谭嗣同。
某次演说时，谭嗣同几乎从头至尾围着地球是圆的一说打转，以让台下的湖南学者、官员、学生相信该说。此事或许最能说明南学会的新奇之处，说明观众的出身与该会主事者的雄心之间的扞格不入。为让观众信服，他引用了多部中国古籍的内容，以拼凑出古代中国人就已认为地球是圆的这一结论，因而现代中国人应该把这部分的“西洋”观念视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一部分来接受。从中国古籍里找出西方科学起源，这个办法早有前例可循，最早的例子就是十七世纪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而就眼下此事来说，把这当作倡导改革的起点，的确很高明。因为他不只展现了他渊博的国学素养（以堵住那些心存怀疑的学者之口），还阐明了将在他后面几场演说里不断回荡的一个根本论点：不管是哪个地区，不管是哪个文明，都不能以世界的中心自居，中国尤其不能。[45]
梁启超于一八九七年写了《南学会叙》，概括说明了此时湖南人予人的印象。他写道，“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意指郭嵩焘振兴湖南的梦想终于渐渐实现。“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萨摩、长门藩士相仿佛；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魏源）、郭筠仙、曾劼刚诸先生，为中土言西学才所自出焉。两岁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46]
湖南不久前还被视为守旧排外心态的大本营，这时已改头换面，致使梁启超觉得那是唯一能让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改革者（当然包括梁本人）尽情一展所长的地方。但梁启超所赋予湖南人的，不只是改革龙头这个新身份，因为梁启超把湖南学者比拟为萨摩、长州两藩的武士，从而编造出一个将会自行发酵扩大的类比。日本的萨摩、长州两藩一八六七年领导叛乱，推翻了德川幕府，为追求现代化的明治政权的出现揭开了序幕。这时清朝存世的时间只比已倒台的德川幕府短十年，梁启超宣告湖南人“任侠尚气与日本萨摩、长门藩士相仿佛”，形同表示湖南能推翻死气沉沉的清廷，为现代国家的建立揭开序幕。
湖南自治的暗示
一如湖南的工业改革乃是为了使该省经济得以自给自足，维新运动的知识层面改革最终也聚焦于湖南如何才能在政治领域也取得自主的问题上。诚如梁启超在长沙与谭嗣同一起奋斗时所解释的。“专以……完成地方自治政体为主义”。当时皮锡瑞在日记里说明，谭嗣同创立南学会的真正用意，乃是为湖南议会奠下基础。到了一八九八年，《湘报》已公开发表《建立湖南民议会》《筹保湘省私议》之类以政治改革为题的文章。有位来自长沙的士绅说，“令听讲所至之人议之，一日不能尽者，数日以伸之，斯可收西人议院之益矣”，另一位士绅则不耐烦地说道：“废此学（会）而改议院，以广招徕。”[47]
这一计划并非只有学者或士绅知情，因为谭嗣同和梁启超把此计划当作翔实的政策建议呈给巡抚陈宝箴。梁启超写了《南学会叙》后不久，也写了封洋洋洒洒的信给陈宝箴，信中以湖南应做好自治准备这一观点为中心铺陈。他写道：“不欲湖南之自保则已耳，苟其欲之，则必使六十余州、县之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启，人才同时并成，如万毫齐力，万马齐鸣，三年之间，议论悉变，庶几有济。”[48]他措辞的猛烈（“万毫齐力，万马齐鸣”），赋予开展新政治时代一事革命的意味。他接着说道，欲开启民智，要从设立湖南的现代学校开始。从时务学堂毕业的学生能在省内其他地方创立分校，散播“新思想”，最后使全省人心都得到唤醒。开启民智则会使本地民主政体得以诞生，他预期一年之后“（学）会中人可任为议员者过半矣”。[49]
梁启超最撼动人心的结论，乃是如果中国与列强的关系继续恶化，湖南就该准备完全独立。他主张，自给自足之现代社会所应具备的元素，在湖南不是已具备，就是已在计划阶段。他提到铁路、开矿、汽船、练兵、巡捕、报馆、学校、学会以说明湖南已具备的现代化事物，认为湖南人所欠缺的就只有独立自主且民主的政治意识。对于一八九八年成立的南学会，他说道：“盖当时正德人侵夺胶州之时，列国分割中国之论大起，故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故先为此会以讲习之，以为他日之基。”[50]因此，南学会的首要角色，乃是训练人民熟习民主，以建立可让湖南在中国亡于敌人之后可保住自己的湖南民主。梁启超（广东人）推断，湖南一旦独立，就能为华南其他地方领路，南学会之“南”因此而来。
时务学堂
有关本省主权和民权的话题极为敏感，坐镇湖北省会武昌、管辖湖南湖北两省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过去即表明他要制止梁启超倡言湖南主权和民权之事。[51]因此，相较于梁启超写给陈宝箴巡抚的那封信，作为大众媒体的报纸和南学会的演说皆噤口不言此事。但张之洞位于遥远的武昌，无法实时掌握湖南的动态，因而梁启超等人在较不公开的论坛里能有很大空间畅谈其主张。最畅所欲言的讨论（最起码那些被记录下来的讨论），出现于时务学堂师生之间。梁启超保存了该校学生所写的一批札记，一九二○年代予以发表，以证明在中国，“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52]学生的札记，主题极为广泛，包括不同形式的议会、民主、今文经《公羊传》、孟子论政的思想、国际上与中国当前面临相似危机和可能之前途的国家、女子教育与演化。
这些札记的基本观念打破传统，极为激进。例如有位学生建议废除千百年来形塑中国文人心智的科举制度。这一基本建议与许多老一辈学者的主张相一致，但这名学生接下来的建议，却让这些学者瞠乎其后。他以既玩笑又恶毒的口吻建议道：“各府州县修学究院一所，考验其年在四五十以上受帖括之害最深者入内，岁给蔬膳，怀抚羁縻，无使为会匪之续，此亦时政之大者俟。学究卒后，即将院改为学堂，是一举两善备矣，未知可否？”[53]
这名学生建议将老一辈学者终身监禁在美其名曰“学究院”的机构里，以阻止他们的观念戕害新社会，对此，老师的回复乃是，“此亦是一法，林文忠在广东禁烟，有老瘾者听其报名仍准吸食是也。此等无用废物，视之与鳏寡孤独同例，稍恤其无告亦未为不可，至谓恐其生异心为会匪之续，此是过虑，谚称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此虽雅谑亦可以见时文为害之烈矣。”
另一名学生就鲜明的政治主题发问，提出中国民主与主权的问题。他写道：“《春秋》张三世之义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今中国非民为政之世固矣，抑为多君为政之世乎？为一君为政之世乎？如曰多君则中国故俨然一国也，如曰一君则中国固隐然十八省十八国也。”[54]
由此文可知，将中国分割为数小国的想法，已在学校里流传。这名学生的札记间接表明了一个较不为人所乐见的可能，即湖南只是混乱中国的一省。但从较乐观的角度看，湖南也可以被视为本身是处于第二世的一个独立国家，已在迈向民主之路上。就第一种状况说，进步将促成中国统一于一个统治者之下（从而使处于“一国”状态的中国从多君为政的第一世迈入一君为政的第二世）。但就第二种状况来说，进步将借由湖南一地以民为政的实行来达成（从而使处于“一国”状态的湖南从第二世迈入第三世）。后一可能状况当然与当时已在进行的维新运动若合符节。
但梁启超回道：“中国现时可谓上无权、下无权之世，凡天下无论君权之国、民权之国、君民同权之国皆可以强，惟无权之国不能强。今谓隐然十八君，译不类彼，督抚亦未能行一事也。书曰：为亿万心，今中国几为四万万心矣，可悲也矣。”因此，他主张，即使湖南被视为当之无愧的国家，谈主权也毫无意义，除非其拥有武力。
另一个学生就湖南本省武力这一主题发表了另一种看法，提出建立本省民兵部队的构想，表示古时寓兵于农，军队平时靠务农养活自己，战时则可自保。他写道：“中国苟欲自强必先自练民团始，盖民团之法随地可行，一乡之民团足以保一乡，一县之民团足以保一县，且可省军饷、固人心，岂不两全其美哉，敢问练民团之法须若何而后可行？”[55]值得注意的是，这名学生未举曾国藩为先例。但梁启超提到了，且回道本省民兵部队是湖南人所首创。他说：
曾罗诸公以乡团为湘军起点，遂定天下，中国民兵之将复其机，实兆于此。今日欲练民团，则必先上下之情相通，绅士有权而解事然后可，又必道路大通，阻力甚少然后可，又必养民之政略备，民能聊生，而后可。仍在诸君之成学与否而已。
由此，梁启超表示，曾国藩通过湘军实现的本地化军事组织构想，其实是建立本土民主政府的理想起点。换句话说，本地武装必须作为当地政治改革的后盾。梁启超已在其论南学会的文章中宣布，学者和士绅“同心”。因此，根据他上述评论里的陈述，湖南已做好以民为政的准备，只缺军队。
湖南境内竟有人讨论这些想法，乃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但更值得注意的，乃是讨论这些想法者是一群年轻学生和他们二十四岁的老师，其中无一人超过三十岁，或许这正是出现这样的交谈的原因所在。梁启超后来说在中国“新旧之哄起于湘”的含义可在这些年轻学生（其中大部分是青春期少年）中找到，他们破天荒地自愿抛开传统并讨论政治变革，好像那是自己的责任一样，好像自己的想法可以付诸实现一样。在这所独一无二的学校里师生的讨论，正是一个早期且重要的例子，表示主动权和权威正逐步转移到年轻人手上，而这一转移则代表即将到来之革命时代的发端。事实上，将在未来的那一时代里叱咤风云的伟大军事将领蔡锷，此时就在梁启超的班里。年方十五岁的他是学校里最年幼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