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诠释王夫之
谭嗣同将王夫之誉为湖南改革的先驱，而当湖南维新运动的政治发展轨迹偏向本土自治时，他也在王夫之的著作里找到支持民主的理论依据。据谭嗣同的说法，民主不是西方的概念，而是中国的概念，而且是只有王夫之一人予以正确理解的中国原则。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谭嗣同主张孔子的学说最初分化为泾渭分明的两大支。谭嗣同说，以孔子弟子曾子为开端，然后传给孟子的那一支，“畅发民主之理”。另一支滥觞于孔子弟子子夏，传给道家哲学家庄子，“痛诋君主”，遁世而“不为时君之民”。他推断，孔子学说的真义是支持民治，在无法达成民治时，则遁居山中。不管是哪种情况，孔子学说都不支持后来出现于中国历史上的那些集权、强势的皇帝。他说，“三代以下无可读之书”，唯清初仍忠于明朝的大儒之著作例外。其中，“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56]
谭嗣同在王夫之著作里找到民主原则，更具体地说，最有可能是在王夫之的政治性著作里的那些受孟子思想启发的段落中找到。那些段落强调统治者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人民。在《读通鉴论》中有一段回顾秦始皇行郡县制之前原本的封建制度的文字。王夫之写道：“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为而为之。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长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为天子。”[57]王夫之深信，最早几位君主是人民所选出的。而正是在这类段落里，谭嗣同能找到王夫之著作中“兴民权之微旨”之处。
唐才常把谭嗣同对王夫之民主思想的诠释带进了时务学堂的教室里。据在该校就读的唐才常之弟唐才质所述，唐才常崇拜船山著作，他的授课内容有许多以王夫之等忠于明朝之学者的著作为基础，从而向学生灌输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才质证实他哥哥带头于教室里激烈讨论王夫之的《噩梦》和《黄书》，以“发挥民主、民权之说而引申其绪，以启发思想”。[58]
王夫之的《黄书》出现于时务学堂的课堂上一事颇值得细究，因为王夫之对华夷杂处最严厉的谴责，有一部分就出现在这本短小的著作里，包括“仁以自爱其类”之类无情的话语。[59]这是最常被提出来证明王夫之的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的著作，且是邓显鹤未刊印的著作之一（曾国藩刊印此作，但留下许多空格）。此书末尾说道，“延首圣明，中邦作辟，行其教，削其辟，以藩扦中区，而终远口口，则形质消陨，灵爽亦为之悦怿矣”，话中回荡着无比的悲愤之意。[60]选用此书为教材，透露了唐才常唤醒学生之心的策略，且有助于说明那些学生最后为何同他们前辈的想法分道扬镳，亦即为何他们不只质疑帝国集权统治的正当性，还从种族的立场上要求彻底推翻满人统治。
自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于一八九六年出版后，西方的种族分类说这时才刚开始在中国知识分子圈里流通。《天演论》为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说提供了社会性的诠释，告诉读者世上诸种族处于无所逃的生存竞争中。[61]但那本书所谈的种族竞争，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种族竞争，而非汉人对满人的这种族群竞争。浙江学者章太炎一八九九年后将成为反满种族主义最有力的鼓吹者，但此时还未将其想法付梓，而很有影响力的改革者康有为，此时正力倡汉人、满人其实系出同源的观点。[62]
但早在一八九六年开始撰写主要著作《仁学》时，谭嗣同思想里就存有明确的反满种族主义（此作在他死后才出版）。在这部著作中，他与梁启超以及此时差不多其他所有人的看法均背道而驰，断定曾国藩湘军的胜利无异于支持异族满人的统治而杀害汉人叛乱分子（太平军）。在某个用语极尖刻的段落中，谭嗣同问道：“奈何湘军乃戮民为义耶？”后面则写道，曾国藩和左宗棠“正孟子所谓‘上刑者’，乃不以为罪，反以为功，湘人既挟以自骄，各省遂争慕之，以为可畏恃以无败”。[63]在《仁学》更后面的段落，他严正表示：“中国之兵，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则有余。自屠割其民，而力受大爵，膺大赏，享大名，瞷然骄居，自以为大功者，此吾所以至耻恶湘军不须臾忘也。”[64]
谭嗣同对湘军的评价乃是此前所未有，郭嵩焘那一辈人（乃至周汉）若听闻此说，大概万万无法接受，但它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赢得了革命志士的肯定。谭嗣同表示，湖南人从不是中国的救星，事实正好相反——湖南人是中国人民的压迫者。曾国藩、左宗棠杀害同族兄弟以保住异族政权，因此，应把他们视为晚近历史上最罪大恶极之徒。但中国人民反倒把他们当英雄来崇拜，因为他们老早就忘掉了自己与满人间的族群差别。但通过阅读王夫之著作里有关满人的见解，也就是通过读出曾国藩版《船山遗书》中那些“空格”里隐含的意思，他们仍能懂得满汉的差异。
据梁启超的说法，谭嗣同思想里的这一种族主义成分征服了学生的心。拜谭嗣同之赐，他们首度读到了王夫之原就希望让人一读的论满人之著作。谭嗣同和梁启超把王夫之的著作当小册子在学校里散发，学生则热切地拜读。[65]诚如梁启超所说：“自将《船山遗书》刻成之后，一般社会所最欢迎的是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这两部自然不是船山第一等著作，但在史评一类书里头，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他有他的一贯精神，借史事来发表。他有他的特别眼光，立论往往迥异流俗。所以这两部书可以说是有主义有组织的书……‘攘夷排满’是里头主义之一种，所以给晚清青年的刺激极大。”[66]这正是曾国藩先前列为王夫之最出色的两部作品，但如今它们却令人吃惊地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解读。
因此，老一辈湘军和新一代湖南学生把他们大相径庭的意识形态都溯自同一湖南先贤，即王夫之。整个湖南维新运动期间，郭嵩焘的老友（暨批评者）王闿运都在衡阳旁观，在船山书院教书，拒绝学生要仿效长沙学校更改书院课程的倡议。他行祭祀船山之礼，如郭嵩焘初创此祭礼那般。有位学生数年后回顾此一时期，在这一现象中看出一极尽讽刺之事。他写道：“闿运主船山讲席于衡州，自命正学，斥近世排满之道。东南督抚倒屣以迎，而不知船山当日学派乃湖南排满之元祖也。”[67]
维新失败与逃往日本
一八九八年五月，王先谦的一名门生无意中拿到时务学堂学生的部分札记，送给王先谦看。倡议创立时务学堂的王先谦看过札记后大为震惊，写道：“是何肺腑，必欲倾覆我邦家也。”[68]他立即呈请巡抚陈宝箴解散该校，辞退该校老师。
但对长沙时务学堂的强烈抗议声，不久就被北京情势的重大转折淹没。年轻的光绪皇帝首度抗拒其姨母慈禧太后[69]的懿旨，下令变法革新。一八九八年六月，他把几位改革派大将召来京师，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并安插谭嗣同入军机处任职。谭嗣同于一八九八年六月下旬前往京城，因病在父亲的湖北老家留了一个月。八月底终于抵京，住进他小时候在浏阳会馆的家。九月五日，皇帝召见，隔天谭嗣同赴军机处上任。[70]
但这场后来人称“百日维新”的运动不到两个星期就戛然而止。慈禧太后通过政变重掌大权。她将光绪帝软禁，然后开始搜捕改革派。梁启超和他的十一个时务学堂学生逃往日本，不久，唐才常和其他多位来自湖南的老师、学生也赴日避难。谭嗣同于九月二十四日在北京被捕，距其获皇帝召见不到三星期。四天后，他的学生抵日时，他遭到斩首。
以王先谦为首的湖南士绅立即与朝廷合作，拆除湖南维新运动在文教方面的建制（但实业方面的建制，特别是开矿，大体上毫发无伤）。报馆遭勒令关门，学校恢复原本的传统课程。南学会遭废，陈宝箴遭革职，未再任官，不到两年即去世，他的儿子陈三立绝意仕进，选择以诗人身份度过余生。为维新运动效过力的其他非湘籍官员，仕途也受到阻碍，王先谦和其门生开始刊印著作，旗帜鲜明地驳斥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的改革派思想。[71]
谭嗣同遭处决仅三个月，梁启超在日本出版谭的《仁学》，并在序中写道谭嗣同是“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72]这一历史定位将永远跟着他，他将以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位烈士之名永远铭记于后人心中。但在谭嗣同生前，何为“中国”民族主义？当时“中国”的政治单位是帝国，而谭嗣同为帝国只效力了十九天。
《仁学》的内容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另一条解答之道。谭写道：“民既摈斥于国外，又安得少有爱国之忱。何也？于我无与也。继自今，即微吾说，吾知其必无死节者矣。”[73]谭嗣同不屑于为不民主之帝国尽忠的观念，深信只有让人民可以参与的国家，才值得为其死节。但最初让谭嗣同起而行之，促使他接下他的湖南恩师传给他的“孔孟程朱之传”、延续湖南先贤王夫之之“绪脉”者，乃是改造湖南的想法，而非改造帝国的想法。通过他在《湘报》的主笔工作，他所试图予以开化的地方，乃是湖南。也是在湖南，他通过南学会试图实现建立参与型民主国家的理想。在他看来，只有让人民终于可以置喙的国家，才是值得为其一死的国家。谭嗣同虽短暂效力于光绪帝，但他最念兹在兹的尽忠对象还是维新时期的湖南，而非清帝国。如果要把他当成为初萌的民族主义殉难的烈士来缅怀，如果（按照谭嗣同本人袭取自王夫之的形而上学来说）“民族主义”的抽象原则得借一具体的政治单位（“器”）以显现于世，那么它肯定既是中国初萌的民族主义，也是湖南初萌的民族主义。
但不管谭嗣同尽忠的对象是湖南还是帝国，梁启超和其追随者始终深信，随着谭嗣同的横遭处死，王夫之的遗绪里丧失了重要东西。梁启超后来写道，“船山学术，二百多年没有传人。到咸、同间，罗罗山泽南像稍为得着一点。后来我的畏友谭壮飞嗣同研究得很深。我读船山书，都是壮飞教我。”但由于谭的壮烈捐躯，梁启超推断：“船山的复活，只怕还在今日以后哩。”[74]
谭嗣同遭处决后，湖南维新运动的冲劲，将由避难日本的那些师生传承下来。这新一代湖南人由来自时务学堂的师生、在南学会集会场上聆听过演说的年轻学者以及在湖南内地研读过《湘报》的年轻读者组成，已见过令他们难忘的湖南新政府、新生活、新社会。在日本，他们继续发扬不管中国其他地方愿不愿追随湖南人脚步，湖南人都注定要带头走向未来的信念。但清廷终结维新运动手段之粗暴（谭嗣同遭处死即为最鲜明的象征），使许多原本以为改革有望的年轻改革派满腔悲愤，报复心切，坚定认为湖南终将再起。因此，谭嗣同的死代表了湖南改革的一个转折点，此后，那些自认为“湖南精神”之化身者，大部分将扬弃郭嵩焘和谭嗣同所开启的本土草根改革策略，转而采用更为激烈的变革之道。于是，谭嗣同捐躯后不到两年，唐才常返乡不是为了创立学会，而是创立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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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孔徒（周汉化名），《鬼叫该死》。宣传小册，出版年份不详，存于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图书馆。引文来自第18页。
[2] As translated by Eva Hung and Tam Pak Shan in “Anti-Christian Propaganda，” Renditions 53+54（Spring and Autumn 2000）：254-255.
[3] 杨世骥，《周汉与反洋教斗争》（附供词），《湖南历史资料》第4期（1958）：第36～57页。见第39页。八十万这个数字见《新闻出版志》，《湖南省志》卷20（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第29页。
[4] Consul Gardner to the Marquis of Salisbury（received November 6，1891），in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1：Correspondence，Dispatches and Other Papers Respecting Anti-Foreign Riots，Insults，and Attacks in China，1840-1892，no. 97（Shannon：Irish University Press，1971），p. 649.
[5] Edmund S. Wehrle，Britain，China and the Antimissionary Riots，1891-1900（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66），pp. 24-25.
[6] 杨世骥，《周汉与反洋教斗争》，第44～45页。
[7] 谭嗣同，《思纬氤氲台短书—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台北：华视出版公司，1977），第389～430页。引文来自第400页。
[8] 谭嗣同，《思纬氤氲台短书—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台北：华视出版公司，1977），第427页。
[9] 谭嗣同，《浏阳兴算记》，《谭嗣同全集》，蔡尚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173～174页。
[10] 杨慎之编，《湖南历代人名辞典》（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第346页。
[11] Letter cited in Luke S. K. Kwong，T’an Ssu-t’ung，1865-1898：Life and Thought of a Reformer（Leiden：E. J. Brill，1996），p. 49，n. 51.
[12] 夏剑钦，《试论王夫之对谭嗣同的深刻影响》，《湘学》，王继平等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291～298页。见第291页。
[13] 《郭嵩焘日记》卷3，第961页。
[14] 夏剑钦，《王夫之思想、性行对谭嗣同的深刻影响》，《船山学刊》第1期（1995），第54～61页。见第56页。
[15] Kwong，T’an Ssu-t’ung，p. 72。谭嗣同写给刘人熙的信，收于《谭嗣同全集》（北京，1981），第138页。
[16] 关于涂启先，见Kwong，T’an Ssu-t’ung，p. 72. 刘人熙的外孙暨欧阳中鹄的嫡孙欧阳予倩，日后会在中国现代戏剧界大放异彩。关于欧阳予倩请见Howard L. Boorman，ed.，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vol. 3（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1979），pp. 49-51。
[17] 谭嗣同，《三十自纪》，《谭嗣同全集》（台北，1977），第205页。
[18]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台北：中华书局，1979）。节录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729页。
[19] 谭嗣同，An Exposition of Benevolence：The Jen-hsueh of T’an Ssu-t’ung（《仁学》），trans. Chan Sin-wai（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4），p. 168.
[20] 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北京：1981），第158页。
[21] 谭嗣同，《浏阳兴算记》，第174页。
[22] 郭嵩焘若地下有知，也会和谭嗣同一样把中国败于日本视为幸事。郭嵩焘甚至在某场对其禁烟公社的演说中，哀叹湖南未遭逢华北诸省那样的饥荒，因为吃苦和牺牲能削弱湖南人的傲慢，强化湖南人的性格。见《郭嵩焘日记》卷4，第415～416页。
[23] 谭嗣同，《兴算学议·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北京：1981），第153～168页。见第164～165页。
[24] 谭嗣同，《兴算学议·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北京：1981），第160～161页。
[25] 《报贝元征》，《船山全书》第16册，第717页。
[26]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湖南省志》卷1，第二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第138页。
[27] 关于陈宝箴与郭嵩焘的关系，见《郭嵩焘日记》卷3与卷4各处。有许多例子可说明陈宝箴与郭嵩焘两人关系的深厚，例如陈宝箴曾于一八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与禁烟公社一位主要社员一起拜访郭嵩焘，以协助规划思贤讲舍与曾文正祠的经费。见《郭嵩焘日记》卷4，第10页。关于陈三立受自郭嵩焘的影响，见刘纳编，《陈三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第8页。陈谈郭嵩焘与王夫之之语，来自陈三立，《船山师友录序》，《散原精舍文集》，卷1（台北：中华书局，1961），第17页。关于郭嵩焘对陈三立的欣赏，见《郭嵩焘日记》卷4，第49页，郭嵩焘在此将陈三立的书法与禁烟公社某社员的书法相提并论，说两人皆年轻，但都卓有文采，日后肯定大有成就，但就底子来说，陈三立较为深厚。
[28] Boorman，ed.，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p. 226. See also Charlton M. Lewis，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Hunan Province，1891-190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 229，n. 4.
[29] 田伏隆，《湖南近一百五十年史事日志》（湖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第39页。
[30] 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第195页。王先谦，《清王葵园先生先谦自订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第744页。
[31] 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研究》，第220页。《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52页。
[32]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第306页。
[33]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53页。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研究》，第80页。
[34] 陈善伟，《唐才常年谱长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第6页。
[35] 陈善伟，《唐才常年谱长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第8～10页。
[36] 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研究》，第108页。
[37] 见林能士，《清季湖南的新政运动（1895-1898）》（台北：台湾大学，1972），第54～58页。
[38] 《新闻出版志》，第50页。
[39] 关于此校的规划，见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研究》，第218页。“……讲求西学者”语，见陈宝箴，《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节录于丁平一，《湖南维新运动史》，第131页。以矿物总局收入为经费一事，见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研究》，第82页。
[40] 梁启超，《仁学》序，in An Exposition of Benevolence，trans. Chan Sin-wai，p. 51。
[41] 杨昌济，《问民主之说》，收于唐才常与谭嗣同合编，《湘报类纂》，原出版于一九○二年（台北：大通书局重刊，1968），第452～454页。引文在第452页。
[42] 唐才常，《湘报序》，《湘报类纂》，第1～3页。引文在第2页。
[43] 谭嗣同，《〈湘报〉后序下》，《湘报类纂》，第5～7页。见第5～6页。
[44]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第4期（1958），第96页。
[45] 这篇演说取名《论近日西学与中国古学》。对十七世纪西方科学之中国起源的论点，见Benjamin A. Elman，On Their Own Terms：Science in China，1550-190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 172-177。
[46] 梁启超，《南学会序》，《饮冰室文集》第一部，卷2（上海：中华书局，1936），第64～67页。引文在第66页。
[47] 梁启超之语来自《戊戌政变记》（台北：文海出版社，年份不详），第249页。皮锡瑞之语来自《师伏堂未刊日记》，第77页。“令听讲所至之人议之……”语，来自《湘报》（北京：中华书局重刊，1965）第15期。“废此学（会）……”语，《湘报》第11期。
[48] 梁启超，致陈宝箴信，《戊戌政变记》，第249～262页。见第251页。
[49] 梁启超，致陈宝箴信，《戊戌政变记》，第257页。
[50] 梁启超，致陈宝箴信，《戊戌政变记》，第262～263页。
[51] Joseph Levenson，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p. 24-25.
[52] 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遗编》序，《湖南时务学堂遗编》，梁启超编（上海：1922），第1页。台湾“国家图书馆”珍本书部门有书。
[53] 梁启超编，《湖南时务学堂遗编》，第8b～9a页。
[54] 梁启超编，《湖南时务学堂遗编》，第8a页。
[55] 梁启超编，《湖南时务学堂遗编》，第23a页。
[56] 谭嗣同致欧阳中鹄信，节录于《船山全书》第16册，第724页。
[57] 王夫之，《读通鉴论》，《船山遗书》，第1a～b页。Translation is Ian McMorran’s from The Passionate Realist：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Wang Fuzhi（1619-1692）（Hong Kong：Sunshine Book Company，1992），p. 108。
[58] 唐才质，《湖南时务学堂略记》，节录于丁平一，《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189页。
[59] 王夫之，《黄书》，《船山全书》第12册；引文在第538页。
[60] 王夫之，《黄书》，《船山全书》第12册，引文在第539页。根据Ian McMorran在Passionate Realist，p. 127之译文。
[61] Kai-wing Chow，“Zhang Binglin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Han ‘Race’ in Modern Chin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Japan：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ed. Frank Dikotter（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7），pp. 34-52. See especially pp. 36-37. See also Frank Dikotter，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62] Joseph 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A Trilogy，vol. 1（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5），p. 96.
[63] 谭嗣同，An Exposition of Benevolence（《仁学》），trans. Chan Sin-wai，p. 167。
[64] 谭嗣同，An Exposition of Benevolence（《仁学》），trans. Chan Sin-wai，p. 171。
[65] Lewis，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p. 49.
[66]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文集》第2部，卷17。引文在第80页。
[67] 铁郎（陈家鼎化名），《二十世纪之湖南》，《洞庭波》，创刊号，第1～21页。引文在第8页。
[68] 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史研究》，第221页。引文来自王先谦，《葵园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6），第861页。
[69] 慈禧太后既是光绪皇帝的姨母，也是他的伯母。——编者注
[70] Kwong，T’an Ssu-t’ung，pp. 195-201.
[71] 特别参阅1898年合集《翼教丛编》，王先谦弟子苏舆在长沙出版。
[72] 梁启超，《仁学》序。Chan Sin-wai’s translation from An Exposition of Benevolence，p. 51.
[73] 谭嗣同，An Exposition of Benevolence（《仁学》），trans. Chan Sin-wai，p. 158.
[7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