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八九八年四月八日的《湘报》中，谭嗣同发文响应了南学会某会员的看法。该会员担心中国将有大难，谭嗣同的回应，则以引用王夫之诗词的一个对句作为开头：“抱孤心，临万端。”就王夫之在此诗中所表达的坚定决心，谭嗣同写道：“然因君又引出我无穷之悲矣！欲歌无声，欲哭无泪……会须与君以热血相见耳。”[1]
谭嗣同此文是在回应毕永年。毕永年是长沙人，谭嗣同的至交好友和共同奋斗的同志，长沙公法学会的创办人。毕永年对湖南改革能否持续感到悲观，在谭嗣同写下上述响应文后不久就东渡日本。他似乎把谭嗣同要像王夫之那样以“热血”面对中国难题的建议记在心里，因为就在他的同乡于长沙把湖南维新运动搞得最红火的时候，他已在东京寻找更积极、能更快收到成效的变革之道。
由是，毕永年加入孙文的圈子。孙文是来自广州的医生，在香港、夏威夷受过教育，梦想以革命推翻清政府，代之以美式共和政体。当时，与孙文交情最深的追随者是几位年轻富有、赞助他革命事业的日本人。他总爱和他们在东京的艺妓屋里就着清酒谈革命。他在日本、夏威夷、北美向有钱华侨募款，如愿募到大笔经费，但尽管他在一八九四年出资创立了第一个反满中国革命会社（兴中会），一八九九年时他在中国本土仍没有追随者。孙文的追随者是日本人和海外华侨。毕永年加入兴中会时，这个组织里除了他，只有一个成员是在中国本土招募的。那是一个来自广州的十四岁男孩，而他的入会全是因为父亲的要求。毕永年与内地的深厚关系，代表孙文革命前途的决定性转折，使孙得以和不满于清廷、有志改革的学生搭上线。[2]
于是，在唐才常于谭嗣同遇害后逃离中国，经香港、新加坡来到日本时，毕永年已足以扮演兴中会与湖南维新运动残余异议分子之间的桥梁角色。唐才常的要求着眼于个人恩怨，他要替他最好的朋友之死报仇，而且在时务学堂的诸学生和其他痛恨清廷粉碎维新运动的人里，他有一批现成的追随者。通过梁启超，唐才常还在一八九九年夏见到了康有为，康承诺资助其大笔经费。[3]孙文是反满革命家，康有为则提倡在清朝的体制内改革；不久，两人会在争取经费和支持者上互为最大竞争者，但在唐才常身上，他们找到了合作的机会。两人都支持唐才常报仇，而为了报仇，唐才常计划于华中起事。唐才常所揭橥的起事目标是自相矛盾的综合体，既要实现孙文的革命梦想，又要实现康有为的改革理想：先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朝，再将被捕的光绪皇帝迎回，担任独立新中国的国家元首。
毕永年于一八九九年年末返回湖南，不久唐才常和两名来自时务学堂的学生也返乡。他们开始招兵买马，以成立一具有民政、军事部门的大型组织，并将此二部门分别取名为自立会、自立军。选择“自立”一名，暗指梁启超上陈宝箴书中要湖南自立为独立政治单位的主张（“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自立会吸引到许多会员，一九○○年七月以“国会”之名在上海英租界开会。为鼓励外国支持这次起义，会中选出两位与海外有深厚渊源者为领袖。会长容闳是第一位毕业自美国大学（一八五四年毕业自耶鲁大学）的中国人，副会长严复是郭嵩焘在英国时即结交的老友，这时刚开始出版其翻译的西书。唐才常是总干事。[4]
但即使自立会得到孙文、康有为等多方势力的支持，且吸引了中国沿海地区数位名人入会，湖南人还是占会员的最大多数。自立会一〇六名核心成员中，至少六十七人是湖南籍，包括十名时务学堂毕业生和四名校经书院毕业生。[5]这场革命打出跨地域的国际革命运动旗号（也借此得其财源），但大体上是湖南人的反抗。[6]在湖南人心目中，这是为替谭嗣同报仇的行动。
湖南革命分子善加利用了哥老会成员对清廷的不满。太平天国之乱平定后，哥老会已从湖南扩散到华中诸省。毕永年于一八九九年从日本返国后，与华中各地的哥老会首领建立了密切联系。他居间奔走，促成这两个群体合组成一个名叫“富有山堂”的新组织，将许多哥老会会众纳入堂中，并与自立会代表联合领导。[7]他们相信海外多方人士所承诺提供的大笔经费会如期送来，组成以学生为首，且由农民秘密会党成员组成、号称四十个营的兵力，打算在湖南、湖北、四川、安徽四省诸大城市同时发难攻打官府。
就在他们准备起事期间，华北农村爆发拳乱，给了唐才常和其集团起事的良机——不是因为拳民与自立会站在同一边，而是因为拳民站在另一边。拳民想扶清灭洋，赶走洋人，而当拳民于一九○○年围攻北京使馆区，慈禧太后在背后支持他们时，容闳、唐才常即利用列强的愤怒与震惊，恳请列强支持他们的反清大业。他们拟了一份英文宣言知会国际社会，要他们勿将自立会与拳民混为一谈，自立会反对拳民所欲保住的清政府。该宣言写道，“我们，中国自立会的会员，已举兵起义，在此向你们保证：我们不再承认清政府为有资格统治中国的政治组织。”[8]这是个高招；拳乱已使清廷和外国的关系降到最低点，而排在第一位的自立会宣言签署人容闳，在西方名气很大，由他取代清朝，建立对欧美友善的新政府，西方人信得过。
但这份宣言于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散发给列强时，拳乱已垮掉。海外资金未如期送来，唐才常不得不将起事日期延后。但延期消息未送达以安徽大通城为基地的一支七百人部队。该部队统领，来自时务学堂的一名学生如期起兵，没想到其他单位皆按兵不动。这支起义军很快就兵败被捕，首领遭处决，随后总督张之洞残酷镇压，搜捕同谋。张之洞的探员追查首谋追到唐才常，将其逮捕。张之洞下令处死，悬首示众数日以儆效尤。唐才常的军队共有二十多人与他一同被处死，包括数名他在时务学堂的学生和曾助他主编《湘学报》的一名校经书院同学。[9]难怪张之洞把此次叛乱的罪魁祸首，归于不久前关掉的长沙时务学堂所传授的邪说。[10]毕永年从此不问世事，逃到广东某寺，来年死亡，死因不明。[11]
这次起事虽然失败，影响却很大。对中国人（特别是为官的中国人）来说，它标志着以学生为领袖的改革开始退位，革命渐居上风。但受此事件影响最深者是湖南人，他们为此又多了一批烈士。自太平天国之乱起，湖南人就被灌输他们负有为中国之前途开路的使命，而此次起事的失败使他们更加坚定此信念。因为，诚如许多湖南年轻人所认为的，正是湖南人策划了二十世纪这第一场反清的大叛乱，一如他们于一八九○年代带头改革，一如他们于一八六○年代拯救中国于太平天国之乱。愈来愈多的事例证明湖南的不凡。
教授民族主义：嘉纳治五郎和宏文学院
自立会起事惨败之后进入了重整期，这期间愈来愈多湖南学生东渡日本求学。他们成为全中国海外留学运动的一部分；其中有些人自费，但其他人是在清廷的支持与同意下过来的。对那些还不会讲日语的留学生来说，留学生活非常孤单，生活圈往往局限于同乡。第一批湖南留学生大部分跟着梁启超求学，就读于他所创设的华语学校“大同高等学校”。但有位曾在时务学堂受业于梁启超的湖南人，用心学习日语颇有所成，因而得以跨入日本人的社会。此人叫范源濂，靠着颇流利的日语，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受业于该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自一八九六年中国政府展开极小规模的海外留学计划起，嘉纳即受命掌理此计划在日的施行。认识到拳乱之后自费到日本求学的人数剧增，范源濂说服嘉纳在东京设立一所专供中国留学生就读的纯日语学校。嘉纳将其取名为弘文学院（后改名宏文学院），一九○二年创校。嘉纳本人担任校长，并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借来许多教职员，范源濂则担任日语老师对中国学生的翻译。[12]宏文学院不久就成为日本最大的中国留学生教育机构之一。[13]
嘉纳专为中国学生开设一校的动机不易探明，但他个人的一些独特兴趣最有助于厘清这一事实。他不只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还是将日本民族主义教育现代化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此外，他的文教活动与他的武术活动密不可分，他被誉为日本现代体育之父和柔道之父，在这方面的成就比他的教育创新更为后人所推崇。嘉纳把柔道视为日本古代武术的现代化产物：把科学运用于武士的格斗实践上。他按照同样的模式将日本教育现代化，把“现代”科学教育嫁接在日本传统与历史的道德元素上。嘉纳受德国体操风气启发，深信读书与运动（文与武、心与身）的正确结合，乃是国家强大的基础。此外，嘉纳的民族主义信念认为，现代国家的创建，必须通过用科学与理性消弭古代国家的迷信与传统才能达成。穿白色武术服、经科学改造过的柔道，与残忍的日本武士柔术具有某种关系，而组织严谨的日本现代学校和儒家武士书院之间，也重现了上述关系。从更大的格局来看，这一模式同样出现在现代明治日本与江户时期古日本之间的关系上。
至于嘉纳治五郎的日本民族主义为何会促使他创立学校培育中国留学生，那是因为他不只深信日本版民族主义的某些部分可出口外国，还深信照类似方式构筑的中国民族主义将有助于遏阻西方在东亚的扩张，从而增强日本的实力。嘉纳从其讲道馆出版名为《国士》的刊物，一九○一、一九○二年刊出数篇谈中日两国命运密不可分的文章。这一关系常以“自他共荣”一词表述，而“自他共荣”是柔道的基本原则之一，充当说明群体生活和对外关系的现成比喻用语。一九○一年六月十日，该刊物就刊出了一篇名为“清国之话”的文章。文中，有位日本学者写道，中日两国前途“唇齿相依……因此凡是关心我国前途者，也必须思考中国未来的路”。[14]嘉纳自己于一九○二年五月，宏文学院创立五个月后，写了篇名为《清国》的文章。文中他主张：“中国整体的保存和发展攸关东亚和平的维持，因此，出于比我们的利润与私利更为重要的理由，我们必须设法让中国变强。”借由这番陈述，嘉纳批评了日本不断要求中国给予更多贸易特许一事，表示还有远比商业利润更需关注的事。此外，他在同一篇文章中主张，在协助保住中国并强化其国力上，日本占有绝无仅有的有利位置，因为两国都以儒家思想作为道德文化的基础，两国文字相近甚于中国与欧洲诸国文字的相近。他解释道，日本有其利害，也有职责、有能力保住并强化中国，而这正是他创立宏文学院的原因。[15]
因此，宏文学院的课程设计，以训练中国留学生了解日本的民族主义教育制度，使他们回国时把该制度一并带回中国为目标。日语教学当然列为首要，因此，第一年九十九个授课时数，有五十六个小时用来教日语。但授课时数仅次于日语的科目是体育（十五小时），再次是地理学和数学（各十小时）。接下来几年，随着日语授课时数减少，体育仍是第二重要的科目，另外加进代数、算术、化学、自然科学通论、几何、地理学、英语（选修）。[16]
据一九○三年的某份湖南学生协会名册，一九○○至一九○三年，留学日本的湖南人有一半以上就读宏文学院。[17]就连时务学堂的授课都极偏重儒学典籍（尽管是以非正统的观点予以解读），因此，就读宏文学院一事代表首度有许多湖南学生接受以非中国传统学问为主的教育。这将带来长远影响。嘉纳对湖南留学生影响极大，一九○二年晚期，一群湘籍学生准备返国时，他数次邀他们晚间闲谈，讨论他对中国教育改革和其与民族主义之关系的看法。学生将这些谈话的内容集成小书出版，名为《支那教育问题》，并送回国内传播。[18]在谈话中，嘉纳针对中国人（在此指湖南人）修改了他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对湖南这个已在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被公认为中国教育、知识改革先锋的省份，这本书成为输入嘉纳哲学的一条重要的传输线。
值得注意的，《支那教育问题》中嘉纳的基本建议，竟有许多早在二十年前郭嵩焘就已提出。一如郭嵩焘，嘉纳提倡让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受教，并针对大部分人开设职校，针对少数有意成为教师、学者的人设立专门的奖学金。一如郭嵩焘，嘉纳提倡以自然科学、数学为主要基础的课程，并搭配以儒家伦理的德育课程，以自下而上建立新社会的基础。因此，嘉纳的论点——尽管已不算新颖——有助于支持并强化已在湖南运行二十多年的观念。
但当然还是有差异。例如，嘉纳在知识、道德之外，在课程加上第三个同样重要的支柱，也就是体育。而诚如王闿运所发现的，郭嵩焘在体育方面只自我要求，未加诸其学生。此外，嘉纳特别强调孩童教育的重要，视其为公民教育最根本的基础，主张小学老师是国家复兴最重要的凭借。他说，小学教育完善，其他一切会跟着变好。[19]一如梁启超和之前的郭嵩焘，嘉纳主张一整套的教育制度，从而整个开化的社会可从一粒种子长出。一校的学生毕业后，仿母校的方式自办新校并以母校的方式教学，于是以一个学校为起点，最后打造出整个国家。循着这个思路，他向学生解释道，中国教育最迫切的要务，乃是发展师范学校培育师资。嘉纳把师范学校与民族主义改革挂钩的主张，将随着听过他讲课的学生返国在湖南扎根，使湖南的师范学校日后在生产革命分子和培育师资上的成就同样亮眼。但这同样也只是对于一主要见解的增饰，而非一个全新的见解。早自郭嵩焘从英国回来起，就一直有一些湖南人深信该省的未来系于省内学校的改革。拜嘉纳之赐，这些在日本师事于他、学成返国、延续这一传统的湖南人，得以从界定明确的民族主义、现代爱国精神的论述里延续该传统。
王夫之与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源
嘉纳治五郎把日本民族主义的形式——使国民得以思想、行动一致的全民教育，全民健身，全民道德——传递给他的中国学生。但那是变质的民族主义，有形式而无实质。他告诉他们什么令民族国家强大，却未告诉他们什么构成“民族国家”。或者换个方式说，他告诉他们二十世纪初期世界许多民族主义共有的特征，却未告诉他们那些民族主义因何彼此有异。日本有其天皇膜拜仪式和重获重视、解释日本古代历史的神话，而这些东西，一如德国或法国民族主义的象征、饰物，完全不适用于中国。
中国要呈现出什么样貌——中国公民要如何有别于他国人，中国要从何处取得其权威，要如何理解中国的过去，以及要如何构思中国的未来——得由来自清帝国的学生自己去摸索（或设计）。这是个很浩大的工程，不只是在宏文学院受教于嘉纳的学生的志业，也是所有认为外界有中国可效法之处的中国学生的共同志业。他们开始探究世上许多其他国家的模式，以从中找出适合本国的模式。[20]而他们这么做时，有个极具影响力的观念浮现，那就是应以同一民族为基础建立国家的观念——为汉人且只为汉人存在的中国。
鼓吹纯汉族民族主义最力者是浙江人章太炎，他声称这一观念并非源自外国，而是源自王夫之的著作。章太炎曾任梁启超在上海所办报纸的主笔，也是一九○○年唐才常所办国会的一员。他曾在国会开会时当众剪掉辫子，以表达对让光绪皇帝复位的计划的反对。[21]他声称早在一八七九年十岁时就开始阅读王夫之的著作。照他所述，那是在他外公朱有虔领他读经读到曾静案时开始的。曾静是湖南籍私塾老师，因阴谋刺杀满人皇帝雍正帝被捕。[22]章太炎说，他外公拿这个故事来教导他“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亦即夷人统治中国，就如臣民弒君一样为天理所不容。章太炎问其外公：“前人有谈此语否？”他外公答：“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23]多年后，章太炎说：“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24]
接下来二十年章太炎研读王夫之著作，到了一八九七年，他已将王夫之的《黄书》大力吹捧为反满教科书。他说其他改革者读顾炎武、黄宗羲之类忠于明朝之大儒的著作，但章太炎认为那些大儒不够反满，因为他们生前对清朝并非百分之百否定，而王夫之的隐居山林证明他是坚定不移仇恨入侵外族的真正典范。章太炎写道：“康氏（康有为）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25]这其中没有可通融之处。在章太炎眼中，王夫之思想的精髓就在于其仇满心理的绝对，且在《黄书》之类著作里得到理论性的探讨，而这一观念似乎为汉人与其他族群的水火不容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九○二年四月，章太炎就提出了这一观点，彼时他试图召集中国留学生在东京一家饭店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并借此会悼念唐才常等殉难的自立军成员。诚如此会会名所表示的，章太炎准备向与会者说明，“支那”（意指由汉人当家做主的中国），在满人入主中原之时就亡了。因此，人人都在谈论的中国是否即将被外国强权灭亡的问题，根本没有意义：他主张中国已遭外国（即满人）入侵，满人已奴役汉人两百多年。[26]
由于日本警察的阻止，这场集会未能如期举行，但他所准备的演说文还是以印刷品形式四处传播。[27]在演说文中，他慷慨激昂地表示：“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民今方殆，寐而占梦。”他问道：“觉寤思之，毁我室者，宁待欧美？”[28]接着他说，王夫之已给了他们从集体梦境中醒来、了解他们之真正遭遇的方法。诚如他在此演说文中所写，“衡阳王而农有言，民之初生，统建维君，义以自制其伦，仁以自爱其类，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之絪缊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悲夫！言固可以若是”。“自固”的“固”在完整版《黄书》中有解释：“民之初生，自纪其群，远其害沴，摈其异类，统建维君。”[29]在曾国藩版的《船山遗书》中，“异类”二字以两个空格取代。
《黄书》认为人与万物本就有异，且必须维持这天生差异以使大千世界欣欣向荣，全书就以此理论为基础。王夫之在《黄书》中写道，不同品类、群体会逐渐发展以适合自己的环境（包括实质环境和文化环境），于是，一如鱼不该在陆上生活，非汉人也不该在中国的文化—地理区里居住。[30]在某些人眼中，这理论等于是王夫之的演化论。放在一九○二年章太炎演说的时空环境中，这意味着只要满人控制中国（也就是说只要汉人未能“自固”），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就毫无意义。于是，“仁”与“义”是只适用规范汉人与汉人之间行为的道德原则，汉人与蛮人打交道时，就不适用。[31]章太炎以古希腊人、波兰人等民族未能建立其基础（“不能自固”）而亡国为例结束演说，间接表示除非汉人听进王夫之的示警，否则下场会和他们一样。
与梁启超、唐才常二人志同道合且关系密切的章太炎，是谭嗣同在世时少数读过谭之《仁学》手稿的人士之一。他从谭嗣同重新评价湘军之遗绪时的戛然而止之处，接续阐发他个人的看法。[32]谭嗣同斥责曾国藩和左宗棠为了保住异族政权杀害同族汉人，但章太炎更进一步去正视他眼中谭嗣同这一推断核心处存在的吊诡：他问道，如果曾国藩是满人统治者的奴隶，他怎会刊行王夫之的反满著作？
针对曾国藩这一奇怪的矛盾之处，章太炎提出两个解释。首先，曾国藩借刊行王夫之著作来弥补他对本族同胞所犯的罪行。[33]后来章太炎甚至主张有更为外人所难以察觉的因素，声称曾国藩和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其实有志一同于让中国摆脱满人统治，唯一的差别在于缓急，“曾缓而洪急”。[34]因此，曾国藩征讨太平天国只是为维持儒教国家之稳定的权宜之计，严格来说不是为了支持满人。
循着这一思路，曾国藩刊印王夫之著作就堪称意识形态的定时炸弹。这位湖南领袖将骨子里反满的哲学思想重植于中国土壤里，借此欲让满人无法永远统治中国。因此，章太炎对曾国藩之剖析的真正结论，乃是将反满动机拐弯抹角地植入曾国藩刊行王夫之著作一事里，借此将这位已死的伟大将军归入革命阵营。他从根本上表示，曾国藩是个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革命的革命分子。章太炎的推断或许背离史实，且建立在一个有待商榷的前提下，即他对王夫之的反满诠释乃是唯一可靠的诠释，但此推断似乎对当时的中国年轻人很具说服力。[35]
章太炎深信王夫之是有独到见解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此信念充斥于他的许多出版物里，且延伸进一本当时影响甚大、传播极广的反满宣传小册《革命军》。《革命军》出自十八岁的四川学生邹容之手，章太炎为此书写了序，序中称赞“举义师”的太平天国，同时谴责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领袖阻挡他们实现大业。在序中，他评价了一八六○年代王夫之著作重获重视一事，特别指出此事令人倍觉讽刺之处：湘军诸领袖“虽有衡阳之书，而视之若无见也”。[36]有份设址于上海公共租界的上海报纸，一九○三年夏刊出此序，使章太炎、邹容声名大噪，却也把他们送进了公共租界监狱。清廷要求从公共租界引渡此二人，但公共租界当局破天荒地申明通商口岸享有治外法权，使章、邹二人未落入清廷之手，免于人头落地。公共租界当局申明其治外法权，则是因其震惊于不久前某自立会成员在北京监狱遭打死一事。[37]
湖南人的民族愿景
随着更多湖南学生进入东京的宏文学院等校就读，原以来自时务学堂的湖南人为核心的湖南留学生，一九○三年时成长为人数一百多人的更大组织。一九○二年末，几位湖南留学生创立湖南编译社，翻译论政府、教育、科学、历史的外文书，供国内的湖南乡亲阅读（《支那教育问题》是其中最早问世的译作之一）。同一群学生也在日本创办了名叫《游学译编》的月刊，一九○二年秋首度问世。刊名很笼统，但它是由中、日两国境内的湖南学生撰稿，且是为这两国的湖南学生而写的湖南人刊物。它是日本境内第一个以个别省份为焦点的中国留学生刊物。这两项事业都得到了官方支持，也就是得到一八九○年代陈宝箴所创立的实业改革机构的支持，其中在陈宝箴下台后仍继续运作的湖南矿物总局，拨出了大笔经费给这份刊物，充当该刊在长沙的发行所。该刊第一期宣告，“有精神而后有物质，有理论而后有事实，有学术而后有政治”，所刊的文章涵盖学术与教育的许多面向，全是为了实现政治改革这个最后目标。[38]
《游学译编》的三个主编，代表了将湖南学生带到日本的三股泾渭分明的潮流。一个是杨毓麟，曾任时务学堂老师，唐才常的至交。杨毓麟代表了曾亲身参与湖南维新运动、后来东渡日本避难的学生。另一位是杨度，他在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八年就读衡阳船山书院时，是王闿运最喜爱的学生，因而代表了旁观湖南维新运动（钦佩但未参与该运动）的学生。王闿运极力反对杨度赴日留学，因而他也代表了受过正统儒家教育、与湖南当地有深厚渊源、却通过赴日留学与此前活动彻底划清界限的学生。最后则是黄兴。黄兴于一八九七年自较守旧的长沙岳麓书院毕业，后来就读于湖北的两湖书院。两湖书院是张之洞所创办，以推动被郭嵩焘斥之为流于表面的自强改革为创办宗旨。黄兴未因湖南维新运动的瓦解而改变原立场，他拿公费赴日求学，因此他代表了因中国境内由上而下进行较保守的改革而得以赴日的学生。对他们来说，赴日求学与他们先前在中国大陆的活动和关注的事物完全不相抵触，且还得到后者的支持。
这三股潮流汇聚于宏文学院，使原本因地域和受教经历分化为不同圈子的湖南学生在东京共聚一堂。《游学译编》是海外湖南留学生的喉舌，代表了他们诸多观点的合流。与此同时，它也是把他们对更广大湖南老乡的愿景落实的媒介，一如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湘报》为湖南人所做的。通过日本报刊和国外报刊，这些学生痛切地体认到中国在当今世界里的衰弱。他们看到周遭的日本人生活在当世一个最成功的民族主义社会里，与中国的情况呈强烈对比。凡是来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都受到日本强、中国弱之强烈对比的冲击，但湖南学生根据自己对本省历史与命运的独特理解，和他们对晚近湖南改革、反抗之经历的认识，回应这一冲击。其中有数人还曾在这改革、反抗的历程中扮演过某种角色。
一如在日的其他许多中国留学生，《游学译编》的撰文者开始构想如何为中国创造民族主义，如何利用日本社会的强来造就自己社会的强。但对湖南学生来说，他们构想的主要对象乃是湖南省本身。由于中国日后能否保持领土完整还在未定之中，湖南再度成为旗帜鲜明的排外大堡垒。诚如他们所认为的，湖南人已把洋人拒于门外数十年，也平定过太平天国之乱，无疑也能阻止这些想把中国瓜分的帝国主义者。
就在非湘籍人士章太炎开始把王夫之视为所有汉人的共同财产来宣扬时，聚集于日本的湖南学生开始更猛力地想将王夫之据为己有。他们这么做，其实是在追随谭嗣同、郭嵩焘、邓显鹤的脚步，由此观之，他们三人多年来的推广似乎收到了成效。到了一九○○年代初期，凡是湖南人所写描述湖南人性格的著作，鲜少不把王夫之视为他们的精神领袖。王夫之同时扮演了两种角色，既是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先驱，也是现代湖南子弟的祖先。这两种看法直接助长了湖南人的自豪感，尽管是以不同的形式、出于不同的原因。但在湖南学生的著作中，最有力的看法，乃是这两种看法的交融为一：把王夫之视为湖南民族主义之父。
有数人对这一新湖南民族主义做出了有系统的阐述，其中之一是蔡锷。蔡锷曾是时务学堂最年幼的学生，后来成为自立军一员。一九○三年一月十三日，他在《游学译编》第三期发表《致湖南士绅诸公书》，勾勒他所构想的湖南未来。此信以湖南人所共有且经由此前几十年的情势发展已在湖南形成的一个信念为前提：湖南人注定要带领中国进入现代世界。蔡锷在此信中自信满满地写道：“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39]
梁启超认为湖南可扮演中国萨摩藩的角色，亦即扮演逼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之省份的角色，而蔡锷写此信，就是欲说服湖南士绅扬弃上述观念，转而追求更宏大的目标。他写道：“自戊戌政变来，湖南则渐媿薄有萨摩人之誉……（但）综湖南全部可以敌日本……然则萨摩何足况湖南？”于是蔡锷提出另一种看法，建议湖南人不要再把自己比拟为日本的诸藩，而应自成一体。
蔡锷未担心湖南在中国的地位，反倒表示湖南应把心思放在思索湖南如何独力将中国文明带进未来上。他写道：“夫湖南僻在中国南方，政教学术，大抵取索于中原，而非己有矣；则湖南者，亦犹罗马之英法，可谓能有新机耳。特湖南省也，英法国也，同异之间，如是而已。”
因此，湖南可以成为从古帝国的废墟中崛起的现代国家。作为有着内陆文化与思想的纯内陆地区，湖南看来已避开了在沿海或有洋人居住之地区的文化混杂。事实上，蔡锷写信时，长沙这个大城仍然禁止与外国通商。照他的类比，如果未来的湖南等于英国或法国，那清朝其他领土的下场，就会如罗马帝国的残余一样四分五裂且各无关联。蔡锷的文化“中国”观，不只背离把“中国”视为一地区的地理观，也背离章太炎以共通的族群身份界定“中国”的种族观。基于蔡锷的观点，中国的边界和其人民都是可变的。湖南则不然。
湖南代表最纯粹的中国内陆文明，然则湖南文化所指为何？蔡锷接着写道：“欧之化，其理想胎于文，其精神胎于武……湖南素以名誉高天下，武命自湘军占中原之特色……文想则自屈原、濂溪、船山、默深。”因此，湖南“精神”诞生自湘军，湖南“理想”，据蔡锷的说法，诞生自郭嵩焘从英国返乡后在思贤讲舍里祭拜的那些湖南先贤（湘军将领曾国藩属于“军事”范畴而非“文化”范畴）。未亲炙郭嵩焘教诲的蔡锷，竟重述了郭嵩焘对历史上湖南性格的原始陈述，说明在郭嵩焘去世十年后，他的努力已得到认同。
九个月后的一九○三年十月四日，对新湖南民族主义的另一种阐述出现了，执笔者是曾在船山书院受教于王闿运门下的《游学译编》主编杨度。一九○三年秋，《游学译编》刊出最后一期，此时已有不少学生返乡。杨度在这一期发表了长诗《湖南少年歌》。[40]那是在学子即将返国的焦躁不安和日本正与中国展开新一轮缔约协商——要求开放长沙供日本人通商、居住——的气氛中，鼓励湖南人爱国的呼声（此诗发表四天后，清廷同意日本的上述要求）。
此诗开头写道，“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然后歌颂湖南的自然奇景（湖南的山川湖泊）。此诗写到“湖南自古称山国”，借此为湖南的反抗搭好舞台。它探索湖南人的爱乡历史，以屈原的事迹（“为哭将来民主稀”）为开端：
亡国游魂何处归，
故都捐去将谁属？
爱国心长身已死，
汨罗流水长呜咽。
不考虑当下的时空背景的话，此诗中屈原的“亡国”，或许代表中国。但就此诗的时空背景，特别是就当下一时的时空背景来看（发表于中日缔结条约开放长沙对外通商的四天前），“亡国”指的是湖南。“故都”代表长沙，“亡国游魂”是返湘的湖南学生。屈原溺死汨罗江两千多年后，屈原的“爱国心”仍存于这些学生心中。一如屈原无法魂归其已亡失的楚国，这些湖南学生回到即将亡于帝国主义的湖南。因此，屈原的“为哭将来民主稀”，乃是杨度对湖南和湖南人民前途的担忧。
在屈原之后，此诗继续写道：“此后悠悠秋复春，湖南历史遂无人。”接着向宋朝理学家周敦颐简短致意（周“空谈未救金元辱”）之后，杨度转向王夫之，以整整一个诗节描述他：
惟有船山一片心，
哀号匍匐向空林。
林中痛哭悲遗族，
林外杀人闻血腥。
留兹万古伤心事，
说与湖南子弟听。
杨度笔下的王夫之，与此前之人所构筑的王夫之形象稍有不同。一如郭嵩焘或唐鉴，他特别强调王夫之的自我放逐幽居，但比起郭、唐所唤起的王夫之，他笔下的王夫之的痛苦与愤怒之情大有过之。杨度想用王夫之（个人而非学者身份）作为湖南人反满民族主义的龙头，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王夫之的学问没有让人觉得是哲学，而让人觉得是“万古伤心事”，要人想起满人所带来的苦难。杨度在船山书院受教于王闿运门下时，肯定仔细研读过王夫之的著作，但在此诗中（或者在他其他出版的著作中），完全看不到他曾认真钻研过王夫之思想的迹象。这是个重大的转折，而且在赴日留学的较年轻一辈湖南人中普遍可见。王夫之的历史地位，一时之间完全建立在他一生反抗当道所树立的榜样和他的反满著作上。原被视为改革派哲学家的王夫之，此时摇身一变成为湖南当地反满、反帝国主义的典范。但不管是被视为何者，他仍如一八二九年邓显鹤所盼望的那样，乃是湖南人“宗仰”的典范。
因支持清廷而令杨度遗憾的湘军那一代，在《湖南少年歌》中则成为湖南无可匹敌之武力的明证。这支武力不只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还在此后建立了伟大功业；杨度写道，左宗棠后来带兵平定西部的回乱，把清帝国辽阔的西部地区变为“湖南殖民地”。至于这支湖南武力未来会走向何方，杨度追随蔡锷等人的脚步，从民族主义的角度，以全球史为模拟，阐述湖南的命运。他写道，“欧洲古国斯巴达，强者充兵弱者杀。雅典文柔不足称，希腊诸邦谁与敌？”同样的，“区区小国普鲁士，倏忽成为德意志。儿童女子尽知兵，一战巴黎遂称帝。内合诸省成联邦，外与群雄争领地。”
这将是湖南为中国扮演的角色。诚如此诗接下来所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湖南将是年轻、尚武的国家，将振臂而起，改造其周遭地区，打造出由它领导的新帝国，带领其他省（如有必要不惜动用武力）组成一新联邦，建立以湖南为典范（且受湖南保护）的中国。一如蔡锷，杨度深信中国的未来基本上系于湖南一身。也和蔡锷一样，他深信湖南人是中国赖以抵抗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唯一凭借。诚如他接下来所写下的此诗最著名的句子：
若道中华国果亡，
除非湖南人尽死。
这位湖南青年在此喊出他的心声：湖南人是中国抵御外侮的唯一支柱，湖南人会是最后一个倒下者，湖南人比其他人更能顶住帝国主义者的进犯。
但“中国”究竟意指地理中国，还是文化/民族中国，此诗并未明确交代。如果他所指的是地理中国，且真正目标是驱逐洋人和满人，保住中华帝国的疆域，那么把湖南模拟为普鲁士、斯巴达一事，就表示湖南人应征服中国，并按照湖南的模式重建中国，也基本上就是要推翻积弱不振的清朝，在清朝原有的所有疆域上建立一新帝国，而在这个新帝国中，湖南人能将其他省统合为一个新联邦。湖南人将赶走列强，继续担任新中国的领袖和守护者。
如果他所指的中国是一个文化实体或民族实体，此诗就在暗示，注定要拯救同胞者，乃是湖南的汉人民族主义者，即整个汉民族里获选担负拯救任务的一群人，其角色类似萨摩或长州藩的日本人。至于可能性如何，此诗的最后几行暗示，“中国人”不是单一不可分割的实体。湖南人要先救湖南，再救中国：
凭兹百战英雄气，
先救湖南后中国。
……
诸君尽作国民兵，
小子当为旗下卒。
“小子”当然是指此诗名中的少年：湖南少年。因此，此诗考虑到湖南与中国间的层级关系，位于中国民族主义之下的湖南民族主义，湖南的爱国志士将先建立他们自己省的主权，然后为中国其他省建立主权。最后，杨度此诗虽未排除一统中国的可能，却把那视为次要目标，即拯救湖南的首要目标达成后的下个目标。萨摩、长州的情况则不然，他们的叛乱把矛头指向帝国中枢，而非局限于地方。在杨度的诗中，湖南人先当“湖南子弟”，再当中国人。
自治与汉人省
除了蔡锷、杨度等人提出的文化性吁求，也有谈湖南与中国独立之关系的这类政治性更明确的文章。一九○三年五月号的《游学译编》，就出现了《湖南自治论》这样一篇文章。[41]此文章标题中的“自治”，在明治时期的日本，乃是很常见的词。在明治日本，自治代表以立宪君主政体为基础的制度，且在这种政体里，省和地方的权力乃是由天皇向下逐步授予。地方“自治”系以德国制度为本、配合当地条件改造而成，减轻了中央政府负担，使地方政府能因应当地情况，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那是重复于各种行政领域的一种模式，就连宏文学院的教科书都以很长的篇幅描述所谓的学校自治体制。在这一学校体制下，地方小学将按照中央的指令治校，做法一如地方在完全配合中央政府的需要下料理本地事务。[42]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将这种自治模式誉为可搬至中国施行的改革措施[43]，而晚清和中华民国的行政体系改革者，将一再试图改造这一日本—德国模式，借以精简中央政府对各省州的治理。在现代中文用语里，自治一词几乎无一例外地均指这种把中央政府的统治权摆在第一位的模式。[44]
因此，《游学译编》中所鼓吹的那种自治模式竟与此背道而驰，就是极值得注意之事。《湖南自治论》的不知名作者，一开头先夸称（这时已是稀松平常之举）湖南具有独一无二的自立能耐，问道：“进可以战退可以守者，非湖南乎？矿产之富足敌泰西一国土地，所入岁有余饶者，非湖南乎？士气坚毅，民风强悍，勇敢之风为各省之冠者，非湖南乎？”舞台就此搭下：湖南的勇武历史使它成为帝国里最有战斗力的防卫力量，湖南地理和湖南人性格的完美搭配（一方面有丰富的矿藏和农产，另一方面人民勇敢），表明湖南在实质上和文化上的自立乃是合理之事。此文作者主张，湖南人强悍、坚毅的性格，使湖南成为中国境内独一无二的地区，成为公认衰弱的中国里唯一的异数。他论道：“各省容有患，湖南自无患也。”于是，湖南又是抵抗外力入侵时坚不可破之堡垒。
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此文作者建议湖南人不应费心为帝国卖力，而应对中国其他地方死心，建立自治政府，走自己该走的路。在此作者的自治构想中，权力不来自上，而来自下，从个人的自治开始做起：“由个人自治而至于府县自治，由府县自治而至于阖省自治，至于阖省自治，则基础固矣。”
作为起点的“个人自治”是最棘手的部分，因为这与以孩子顺从父母、臣子顺服君主为基础的儒家社会秩序相抵触。此文作者搬出卢梭的《民约论》，视此为另一条可行之路，主张必须扬弃旧的家庭制度，必须让每个人成为自己的主宰。个人一旦摆脱父母的控制（从而摆脱儒家层级体系的控制），那么国家也能得到重建。各级自治单位（个人、村、县、州、省）能陆续得到建立，一个带一个，最后“府一国也，县一国也，村一国也，乡里村与个人皆各为一国也”。诸个人结合为村，诸村结合为县，依此往上结合，最后诸省结合在一块，一个“大联邦”诞生。在日—德那种自治模式里，行政权责是通过范围愈来愈广的建制下放，上述的自治则绝非这种模式，而是草根自治。
这位湖南籍作者的自治观，似乎源自美国南方。《湖南自治论》这个标题，暗指几个月前湖南编译社出版的《自治论》。《自治论》译自英文，很可能是通过日译本转译过来，原书是一八五三年出版的《论公民自由与自治》（On Civil Liberty and Self-Government），作者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学者利伯（Francis Lieber）。《游学译编》常宣传此译作，该刊物的读者应该很熟悉此书。此外，《游学译编》和湖南编译社两者的主编，几乎是同一批人马，因此，《湖南自治论》似乎是一个为湖南人改写的《自治论》，而且译者和改写者可能是同一人。
《自治论》译本现已遗失，但比较利伯的原作和这位不知名姓的湖南学生的文章，可看出端倪。利伯是德裔，在德国的耶拿受教育，一八三五至一八五七年在南卡罗来纳学院教政治经济学。[45]一八五三年，美国内战的酝酿期时，利伯写了《论公民自由与自治》。在公认联邦将出手干预，进而会在不久后逼迫南方脱离自立的紧绷气氛中，利伯以和联邦权力背道而驰的个人自由、自决观念为基础，阐述自治理论。到了一八七○年代，此书已成为美国境内论自治的标准教科书，到了一八九○年代，此书的影响已遍及全球。一八七四年，耶鲁大学校长伍尔西（Theodore Woolsey）为此书第三版写了序，序中哀叹内战后，州自治权遭牺牲，并不得不接受更强势联邦政府的趋势。他写道，利伯此书“告诉世人，除了受到监督与保障的自由，除了得到清楚说明的自由，除了靠本地自治机构来教育所有人民并节制行政权的自由，除了在某些界定明确的范围内让州权抑制美国联邦权的自由，没有万无一失的自由”。[46]
利伯在此书本文中清楚地解释道：“自由绝非政府的施舍，政府的权力必须得自人民。”[47]此外，自治是“自由的必然结果”，“在干预的大原则占上风之处”，自由“不可能存在”。在此他所谓的干预，指的是政府的干预，也就是“行政管理部门欲……以其行动取代个人与次要活动与取代自立的整体倾向”。[48]因此，自由与中央政府的干预无法并存，自治基本上是民主的，自治权来自个人固有的自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