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示知：运艘已于三月十一日，尽数过淮，无任忻慰。闻度江遇风，谅无大损，若前途通利，则额赋可以毕达，国储可以日裕矣。今计太仓之粟，一千三百余万石，可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当别有处分，今固未敢言也。 ［39］
居正方做国储充实以后的计划，就在这一年，黄河在邳州决口，淮河也决口。万历三年，黄河又在砀山决口，黄水不断南流，一部分由淮安入运，直灌长江，淮、扬一带因此发生极大的恐慌。但当局的注意还是集中运道。这时从宿迁到韩庄的运河还没有，从淮安到宿迁，再从宿迁到徐州茶城，黄河就是运河，明朝人称为“借黄为运”，在借黄为运的情形下面，黄河的通塞和漕运有关，也就和国防有关。明朝人治河有几条牢不可破的原则：第一，黄河到开封以后，不许向北，因为向北便不能向南，淮、徐一线的漕运便发生问题；第二，黄河到徐州以后，不许向南，因为向南便影响明朝凤、泗一带的祖墓；第三，即使在这个范围以内，也不许轻易改道，因为改道便会产生浅滩，必然妨碍粮艘向北、空船回南的路线。在这几个原则之下，明人对于洪水横流、挟沙俱下的黄河，只有夹岸筑堤以防黄水的溃决。他们筑堤的技术非常发达，单就堤岸的名称便有遥堤、缕堤、月堤、格堤的不同，但是最后总有横溃的一日。黄河屡次决口，河水流入运河，复在高邮决口。事态严重极了，种种的主张都被提出，一切等待居正解决。
居正只有给河道总督傅希挚去信。万历二年，他说：
近闻淮、扬士大夫言海口益淤，以故河流横决四溢，今不治，则河且决而入于江，维扬巨浸矣。又有言前议筑遥堤为不便者。其说皆信否？从未行此道，不知利害所归，望公熟计其便，裁教。幸甚。 ［40］
黄河运河图
这是明朝所绘的黄河与大运河交汇处地势图。运河在明朝承担着繁重的运粮任务。
希挚的复信来了，居正觉得游移，又去一信：
辱示《治河议》，一一领悉，但据公所言，皆为未定之论。海口既不可开；遥堤又不必筑；开泇口，则恐工巨之难；疏草湾，又虑安安之贻患。然则，必如何而后为便乎？愿闻至当归一之论，入告于上而行之。 ［41］
最后希挚决定请求重开泇河。泇河二源，一出峄县，一出费县，称为东、西二泇河。隆庆四年，翁大立总理河道的时候，就提议开泇河，他主张上通微山、赤山等湖，中贯东、西泇河，下合沂水，过宿迁骆马湖，再入黄河。在隆庆万历年间，称为新水道，其实就是现在韩庄、宿迁间的运河水道。这一个计划，《明史》称为“引泗合沂”，当然不是专指泇河本身。大立的计划没有实现，希挚重行提出。万历三年二月，希挚疏称：“治河当视其大势，虑患务求其永图。顷见徐、邳一带河身垫淤，壅决变徙之患，不在今秋则在来岁……臣日夜忧惧，悉心讲求。禹之治水，顺水之性耳；今以资河为漕，故强水之性以从吾，虽神禹亦难底绩。惟开创泇河，置黄河于度外，庶为永图耳。”他提出工程计划，最后说：“若拼十年治河之费，以成泇河，泇河既成，黄河无虑溃决矣，茶城无虑填淤矣，二洪无虑艰险矣，运艘无虑漂损矣，洋山之支河可无开，境山之闸座可无建，徐口之洪夫可尽省，马家桥之堤工可中辍。今日不赀之费，他日所有省，尚有余抵也。故臣以为开泇河便。”奏疏上去以后，发户、工二部看议，工科都给事中侯于赵请求召集廷臣会议。居正认定会议只是虚文，一面奏派于赵和希挚会勘，一面再给希挚去信：
开河之策，议在必行，但以事体重大，且此中有言其费度七八百万乃足者，岂其然手！故请差科臣会勘，徒以息呶呶之口耳。此事先年诸臣，亦知其便利，独以艰大之任，惮于承肩。今公赤忠，身任其责，更复何疑，愿坚持初意，勿夺群言。其中事体，亦须详慎，期在万全无害可也。 ［42］
于赵勘后，认定要开泇河，势必经过良城，良城伏石实勘五百五十丈，开凿之力，难以逆料。户部又谓“正河有目前之患，而泇河非数年不成，故治河为急，开泇为缓”。居正准备承肩“艰大之任”，但是户、工二部都不赞同，希挚的态度又不坚决，事情只得搁下。万历三年六月，奉旨：
候于赵等所奏，与傅希挚原议，大不相同。傅希挚久历河道，他当初若无的见，岂敢谩兴此役，此必该道等官，畏工久羁官，故难其说，阴肆阻挠。勘官据其所言，谩尔回奏，其言先开良城伏石，徐议兴工，都是搪塞了事之语，深负委托。今人平日都会说利道害，沽名任事，及至着落他实干，便百计推倭，只图优游无事，捱日待时，讵肯视国如家，忠谋远虑者？似这等人，如何靠得他成功济事？且泇口之议，止欲通漕，非欲弃河而不理，今他每既说治河即可以兼漕，便着他一意治河，别工不必再议。
万历三年开泇河的计划失败了，直到万历三十二年，到总河侍郎李化龙、曹时聘的手里，才予以完成。每年三月，粮船由泇河北上，秋天以后，空船仍由黄河南下，泇河、黄河成为徐州、宿迁间往还分途的水道。但是居正没有看到！居正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大计划的失败。万历三年六月的上谕，充满焦急和愤恨，我们不难想象是谁的手笔。
开泇河的计划失败了，四百万石的漕粮重行寄托给全无把据的黄河。国家的命运真是非常的渺茫，居正方在踌躇着。这年九月，南京工部尚书刘应节、右侍郎徐栻上疏请开胶莱河。这两位都是居正的同年，尤其是刘应节，在他任蓟辽总督的时候，居正曾经和他有过不少的磋商。应节，山东潍县人，对于胶莱一带的情形更应当熟悉。居正记得隆庆五年自己曾经反对胶莱新河的计划，曾经考虑到水泉难济，但是现在的情形不同。黄河屡次决口，泇河计划不成，除勘探胶莱新河以外，他没有其他办法，而且经过几年以来的开源节流，在经费方面，他有相当的把握。所以他毅然地不待复勘，派徐栻前往山东开浚，会同山东巡抚李世达办理，一面再嘱世达极力协助。他对应节、徐栻、世达等说起：
胶河之可开，凡有心于国家者皆知之，独贵乡人以为不便，皆私己之言也。读大疏具见忘私徇国之忠，已奉旨允行。又承教，凤竹公 ［43］ 肯身任之，尤为难得，今即以属之。渐庵 ［44］ 亦曾有疏云，开泇口不若疏胶河。故宜与之会同，且委用属史，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济也。至于一应疏凿事宜，及工费多寡，俱俟凤竹公亲履其地，次第条奏。其河道官属钱粮，俱不必与之干涉，以破其弃河不治之说，庶浮言不能兴，大事可就也。 ［45］
胶河之可开，凡有心于国家者皆知之，乃竟为浮议所阻者，其端有二。一则山东之人，畏兴大役，有科派之扰，又恐漕渠一开，官民船只，乘便别行，则临清一带，商贩自稀，此昔年之说。一则恐漕渠既开，粮运无阻，将轻视河患，而不为之理，此近年之说也。凡此皆私己之言，非公天下之虑也。今当决计行之，无事再勘。仆尝念此，惟以不得任事之人为虑。昨奉百川公书，公雅不辞劳，审尔，大事济矣。已即面奏于上，特以属公。前得山东抚台李公书，谓开泇口不如疏胶河，意与公合，故宜会同，且委用属支，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济也。诸疏凿、造船事宜，及工费多寡，俱俟公亲履其地，一一条奏。其河道官属、钱粮等项，俱绝不与之干涉，以破其弃河不治之说，庶浮言不兴，大工可就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功，然又必遇非常之时，而后其功可成。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惑焉。”今主上英明天启，志欲有为，而公以非常之才，适遘此时，可不努力以建非常之业乎？大功克成，当虚揆席以待。 ［46］
向承教胶河事，时方议凿泇口，未遑论也。今泇口既罢，刘、徐二司空复议及此，适与公议合，故特属之。望公协恭熟计，共济此事。仆以浅薄，谬膺重寄，主上虚己而任之，自受事以来，昼作夜思，寝不寐，食不甘，以忧国家之事，三年于此矣。今朝廷大政幸已略举，惟漕运、宗室，未得其理。宗室事巨，不敢轻动，漕运则宜及令图之。了此一二大事，仆即纳管钥，稽首归政，乞骸而去矣。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所望海内英哲，共助不逮。 ［47］
万历三年，胶莱新河的开凿是一件最迫切的事。神宗上谕：“这胶莱河议，即经行勘，俱为浮议所阻，刘应节等既的有所见，不必复勘。就着徐栻改工部石侍郎兼都察院右金都御史，会同山东抚按官，将开浚事宜一一计处停当，具奏来行。朝廷屡议开河，上为通漕，与治河事务不相干涉，再有造言阻挠的，拿来重处。”在这道上谕后面，我们看到居正具有了最大的决心。居正对于运河工程不一定明白，但是他假定刘应节、徐栻应当明白，再加以李世达的赞同，他认为成功的希望可以看到，所以排除一切障碍，集合一切力量，为国家开辟新水道，替四百万石漕粮找一条安全的交通线。
但是，这一次又是一度严重的失败。山东方面，一则唯恐运河改道，对于西部的繁荣产生影响；二则眼见开凿新河，东部的劳役非常繁重：山东的舆论动摇了，山东巡抚李世达也动摇了，连带徐栻也起了动摇。居正立刻去信：
仆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明主方励精图治，询事考成，岂宜以未定之议，尝试朝廷哉？神禹大智，犹必亲乘四载，遍历九土，至于手足胼胝，而后能成功。方其凿龙门之时，民皆拾瓦砾以击之。盖众庶之情，莫不欲苟安于无事，而保身自便者，孰肯淹留辛苦于泥涂横潦之中，此众议之所以纷纷也。愿公主之以刚断，持之以必行，心乎为国，毕智竭忠，以成不朽之功。凡粘滞顾忌，调停人情之说，一切勿怀之于中，又亲历工所，揆虑相度，分任责成。若惮旁不亲细事，徒寄耳目于人，则纷纷之议，将日闻于耳，虽勉强图之，亦具文而已，决不能济也，幸公熟图之。若果未能坚持初意，恐拂众心，则亦宜明告于上，以谢昔建议之为非，而后重负可释耳。此国之大事，不敢不尽其愚，幸惟鉴宥。 ［48］
这是万历三年冬间的事。万历四年正月，徐栻奏称估计凿山引水，筑堤建闸，工费该银九十余万。在国家岁出岁入，都在三百万上下的时候，这不能不算一个不小的数字。居正认定这是徐栻“故设难词，欲以阻坏成事”，这时刘应节已改戎政尚书，二月间，再着应节暂解营务，赴山东会同徐栻开河。事情似乎有了办法，但是应节到了山东以后，和徐栻发生了重大的异议。同样一条胶莱新河，应节主张通海，徐栻主张引泉，关于水源方面，有了绝对不同的主张。但在分水岭方面，势必动工开凿，这是应节和徐栻都不能不应付的问题。山东巡按御史商为正奉命挑验。据他的结论，“虽二百余万金，不足以了此”，经费方面，困难极大。应节主张通海，但是海水一来，海沙连带着也来，因此应节主张建闸障沙。山东巡抚李世达认为海沙和海水同来，他说：“窃以谓闸闭则潮安从入，闸启则又安从障也。”全河长二百七十里，据应节所计，海潮自南口入，凡五十里；自北口入，凡一百八十里：这是说在二百七十里之中可以通潮的二百三十里。但是据世达所计，除大风迅烈、海潮狂涌的时候以外，南潮所及，距海口二十里，北潮所及，距海口六十里，和应节的估计便有很大的距离。当然，在海潮不及的地方，可以引泉，但是世达论及泉水，以为“十月以后，日渐消耗，至春月泉脉微细，适值粮运涌到之时，虽置柜设闸，以时启闭，终不能使之源源而来，滔滔不竭也”。海潮不能来，泉水不敷用，水源发生问题，那么二百余万金还不是等于白费？
但是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胶莱新河原是为着海运提出的动议，本来的计划是漕船由淮入海，再取道胶莱新河入渤海湾，所以必须保证淮安以下的运河没有问题，才谈到这个计划的实现。但在万历三四年间，运河沿岸高邮、宝应一带正是问题的中心。商为正说：“况海运必出自淮安海口，高、宝其所必经，高、宝不治，此河虽通，亦不能越而飞渡。”李世达说：“今当缉高、宝之堤，无徒殚财力于不可必成之胶河也。”他们也许有一些成见，但是他们的逻辑不容人不重加考虑。居正没有办法，只有交工部集议。工部尚书郭朝宾复称“事体委多窒碍，相应停罢以省劳费”。万历四年六月，罢胶莱新河，这是居正在漕运方面的第二次失败。以后他的注意力便集中到运河和黄河。
居正的两次失败本来不是意外。他自己没有治河的经验，而且平生没有经过这一带，凭什么可以构成正确的判断呢？他有坚强的意志，他能充分地运用政治的力量，但是在他没有找到得力的干才以前，意志和力量只能加强他的失败，所以在无法进行的时候，他便毅然地承认失败，这正是他的干练。最可惜的是，万历二年工部尚书朱衡致仕，失去一个有经验、有魄力的大臣，假如居正能够和他和衷共济，也许可以减少一部分失败。万历三年，工科给事中徐贞明上水利议，认定河北、山东一带都可兴水利，供军实。但是在交给工部尚书郭朝宾查复以后，朝宾只说“水田劳民，请俟异日”，打消了一个最有价值的提议。假如居正能够给贞明一些应得的注意，再推动政治力量，作为他的后盾，也许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北方的粮食问题。
注释
［1］ 奏疏三《请定面奖廉能仪注疏》。
［2］ 文集十一《杂著》。
［3］ 书牍八《答总宪吴公》。
［4］ 书牍十一《答河漕姜按院》。
［5］ 《明史》卷二二○《赵世卿传》。
［6］ 《明史》卷二二九《艾穆传》。
［7］ 奏疏四《谢御札奖励疏》。
［8］ 书牍五《与王敬所论大政》。
［9］ 书牍六《答蓟辽督抚吴环洲言虏情》。
［10］ 书牍六《答方金湖计服三卫属夷》。
［11］ 书牍四《答刘总督》。
［12］ 书牍八《答吴环洲》。
［13］ 书牍六《答蓟镇吴环洲》。蓟镇误题，吴环洲即吴兑。
［14］ 书牍六《答吴环洲》。
［15］ 奏疏三《进职官书屏疏》。
［16］ 万历本《明会典》卷七十八。
［17］ 奏疏四《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
［18］ 《明史》卷六十九。
［19］ 《明史》卷二五八《傅朝祐传》。
［20］ 书牍十二《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
［21］ 奏疏四《论边事疏》。
［22］ 《明史》卷二二七《贾三近传》。
［23］ 四维别号。
［24］ 敬修自指。
［25］ 文集十一《杂著》。
［26］ 书牍七《答应天抚院宋阳山言防倭》。
［27］ 书牍七《答浙抚谢松屏言防倭》。
［28］ 万历本《明会典》卷一四八。
［29］ 书牍九《答总宪李渐庵言驿递条编任怨》。
［30］ 书牍十二《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言致理安民》。
［31］ 书牍十二《答保定巡抚张浒东》。
［32］ 书牍十二《答顾天张巡抚》。
［33］ 书牍十二《答山西徐巡抚》。
［34］ 书牍十二《答南京守备枢使乔诚斋》。
［35］ 书牍十二《答藩伯徐中台》。
［36］ 书牍十三《答山东巡抚何来山》。
［37］ 书牍四《答河漕总督王敬所》。
［38］ 书牍五《答河漕王敬所言漕运》。
［39］ 书牍六《答河漕王敬所》。
［40］ 书牍六《与河道傅后川》。
［41］ 书牍六《答傅后川议河道》。
［42］ 书牍七《答河道总督王敬所》。按王敬所三字误题。
［43］ 徐栻。
［44］ 李世达。
［45］ 书牍七《答河漕刘百川言开胶河》。按题衔误。
［46］ 书牍七《答河道徐凤竹》。按题衔误。
［47］ 书牍七《答山东抚院李渐庵言吏治河漕》。
［48］ 书牍七《答河道徐凤竹》。按题衔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