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 宗在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年）正月去世，享年二十四岁，留在身后的是一代死亡、颓丧、疲惫的文臣学者。他父亲神宗有子十四人，他只有一子，乃刘美人所生，亦在幼年夭折。他弟弟继位，是为徽宗。徽宗身后遗有儿子三十一人、几幅名画、一个混乱的国家。他兄长所开始的，徽宗给做了结束。他还是任用那些人，遵行那些政策。王安石的国有资本主义，现在和神宗当政时期相提并论，被冠以“祖制”的神圣不可侵犯名义，使人敬而生畏。在丰裕国库的方法，在与北方民族兵戎相见两事上，徽宗也步王安石的后尘。集中财富于国库、于皇家，也许这个政策是为帝王者无法割爱的吧。但是实行此一政策的皇帝，必须付出其代价。在徽宗，那代价是丢弃王位，国都沦陷，是在俘虏中死于敌方。徽宗能画美丽的花鸟、交颈的鸳鸯，但是每一个帝王，只要能忍心对老百姓施虐政而为自己建筑琼楼玉宇、园囿亭台，则未有不失其王位者。
徽宗登基之时，国家之组织已烂，国家之元气已衰。有品有才有德之人乃文明社会产生之瑰宝，要假以长久之时日方能生长成熟。司马光、欧阳修、范纯仁、吕公著那一代，已是往者已矣。那一代的人才，或已惩处，或已流放，或因病因老而死，或遭谋害而亡。清议批评，至大至刚的思想与文章，那种气氛已然窒塞，一切政治生活全已污染腐坏。苏东坡及其门人学士为理想而从政之心，因遭逢迫害过深，已不复存其壮志雄心，尤其是当时政治的歪风仍与他们的浩然正气相左。凭皇帝一道圣旨，朝中即可立即出现一代新的正直博学、勇敢无畏的儒臣，那可真是难矣哉。若使一个享有政权滋味八年之久的大帮派轻易放下政权，那也是所望过奢了。
不过，苏东坡是暂时有好运来临。因为在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年）前半年，朝廷要由神宗之后——新皇太后摄政。那年四月，所有元祐老臣一律赦罪，虽然她在七月还政于其子，直到次年正月她去世之前，她却始终保有强大的力量保护元祐诸臣。在她在世之日，遭放逐的儒臣都蒙赦罪，或予升迁，或至少得到完全的行动自由。神宗的这位皇后就像她的婆婆一样，天性就能辨别人的善恶，这一点远胜过她的儿子，而且在女性单纯的智慧上，也更有知人之明。批评家和历史学家，沉迷于精练的词句、抽象的特点，而不能自拔，精研一代的政治与问题入而不能出，有时反而会忘记在对人终极的判断上，我们仍然逃不出两个基本的形容词“好”与“坏”。在总论一个人的事业人品时，他所能祈求得到的最高的那些赞美词里，“好人”一词终居其一。苏东坡所曾服侍的几位太后，似乎从未在朝廷大臣和政治之中涉及甚深。当然，章惇是个坚强有力的人，吕惠卿能言善辩，蔡京有精力有才干，但是皇太后现在只把他们归入“坏人”之列。
在五月，那个时代的闲云野鹤式的人物吴复古又出现了，把苏东坡遇赦的喜讯告诉他，并告诉他要调到雷州半岛西边的一县去。这消息不久就由秦观的来信证实，秦观目前谪居雷州，刚刚接到特赦令。
由现在起，苏东坡又要漂泊无定了。他渡海到了雷州以后，刚到了一个月，他接到命令要他去住在永州（今湖南零陵）。为了到永州，他改变路线，还在到永州的半途中，他终于接到可以随意到处居住的命令。他若一开始就得到可以自由定居的命令，兄弟二人很容易便在广州会面而结伴北归。苏子由接到命令调往湖南洞庭湖边的一个地区。因为那时，苏东坡只是奉令移居到海南岛的对面，离广州还很远，子由已经立即携眷北归——那时以前，他的家眷一直住在惠州东坡的房子里。等子由到了汉口附近，正往目的地去的途中，他又升了官，恢复了行动自由。因为在颍昌他有田产，别的孩子也住在那儿，他就回到颍昌去了。
苏东坡和弟弟子由不一样，他费时好久才离开了海南岛。他是等搭福建一只大船过海，但是空等了些日子，只好和吴复古、儿子过、他的大狗“乌嘴”一起渡海。这一群人一起到雷州去探望秦观，然后吴复古自己离去，飘然不见。苏东坡和吴复古二人此生足迹遍中国，所不同者，苏东坡是受别人的命令所驱使，而吴复古则完全听由己意，不受命于他人。回想起来，苏东坡一定很愿和吴复古易地而处。那样，他会更快乐，更自由。
苏东坡如今启程北上，我们无须细表。在每一个他所经的城市都受人招待，受人欢迎，大可以称之为胜利归来。到每一个地方都有朋友和仰慕他的人包围着他，引他去游山游庙，请他题字。在接受命令到湖南赴任之后，他就同儿子，也可以说是长时期的伴侣，从沿海城市廉州北上往梧州——他曾经吩咐孩子们在那里等他。他到达时，发现儿媳和孙子们还没到。并且贺江水浅，乘船直往北到湖南行船不易。他决定走一条长而弯曲的路：回广州，再往北过大庾岭，再由江西往西到湖南。这段旅程要走上半年，但是幸而他不需要走完那条路线。
十月，他到了广州，又重新和儿孙等团聚。二子苏迨已经自北方到此来探望父亲。苏东坡在诗文中说自觉生活如梦。
在广州为他设宴者极为繁多。在他居海南之第二年，当时谣传他已死亡。在一次宴席上，一个朋友向他开玩笑说：“我当时真以为你死了。”
苏东坡说：“不错，我死了，并且还到了阴曹地府。在阴间路上遇见了章惇，决心又还了阳。”
《听琴图》
中国画 赵佶 宋
宋徽宗（1082—1135），名赵佶。哲宗病死，太后立他为帝，是为宋朝第八位皇帝。在位26年，国亡被俘受折磨而死，终年53岁。虽然做了皇帝，但也许他更适合做画家或书法家。注意，图中的弹琴者很可能就是徽宗的自画像。
这一大家人，有少妇有婴儿，一齐乘船往曲江。还不曾走很远，吴复古及一群和尚追上了他们，和这位大诗人在船上盘桓了几天。忽然吴复古生了病，不久死去，就那么简单省事。临死时，苏东坡问有什么嘱托。他微笑一下，闭上了眼。
在离开广东之前，他接到可以自由居住的消息。在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一〇一一年）正月，苏东坡穿越大庾岭，在山北赣州停留了七十天。一大家人在那里等船，但是好多孩子生病，六个仆人死于瘟疫。在停留的那些日子，只要不忙着题字，他就给病人看病，给市镇上的人配药。有些朋友常和他在一起，一同计划去游山玩水。他的行动总是有人探听出来，他们一到目的地，就看到一大堆绫绢和纸，请他在上面题诗。他欣然应允，因为他喜欢写。等天色渐晚，他要急忙回家时，才要求改写几个大字。所有去求他墨宝的人，都称心满意而归。
五月一日，他到了金陵。他已经写信给至交钱世雄，求他在常州城内为他找房子住。但是那半年内他所写的那些信，显得他颇为踌躇不定。子由这时已经回到颍昌的老农庄，而且已然写信要他去同住。但是他却不知如何是好，拿不定主意。他知道常州地濒太湖，风光甚美，并且他在附近也有田产，是为生活之资。他很愿和弟弟住在一处，但是弟弟有一大家人，而且家境并不富裕。他不知道该不该带一家三十口人，子孙仆人等，去加重弟弟的负担。接到信之后，他决定去与弟弟结邻而居。他在金陵渡江，告诉儿子迈和迨到常州去清理家事，然后在仪真相会。他还真写了公函请求拨四只官船，供一家人往京都方向进发。
但是，那年正月，皇太后不幸逝世，现在正是五月。一切情形显示政策又要全复旧观。苏东坡判断恐怕又要有麻烦出现，所以不愿住得近在京畿。他给子由写了一封长信，把他们不能聚首归咎于天命。他说：“吾其如天何！”情况既然如此，他自然只好定居在常州。家庭安定之后，他再让迈去任新职，他和另外两个儿子则在太湖地区的农庄上居住。
这时，苏东坡在仪真等待孩子们前来相接，他就住在船上。那年夏季突然来临，而且非常之热。他觉得自己从热带回来，为什么反觉得在中国中部会如此之热。太阳照在岸边的水上，湿气自河面上升，他觉得十分难过。在六月初三，他得了大概是阿米巴性的痢疾。他以为自己喝冷水过多（“饮冷过度”），也可能是一直喝江水的缘故。第二天早晨，觉得特别软弱无力，乃停止进食。因为他自己是医生，就自己买了一服药，买黄芪来吃，觉得好得多了。黄芪中医认为是很有力的补药，能补血、补内脏各经，是衰弱病症的好补药，而并不适于专治某一种病。这味药在现代还需要研究，因为很多现代的中国人天天论碗喝黄芪汤，确有益处。
可是，他的消化系统确是出了毛病，他夜里不能睡。大画家米芾来看他多次。他身体较好时，二人甚至一同去做东园之游。他在仪真给米芾写的九封信把他的病描写得很明白。有一次，他这样写：“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饷蚊子尔。不知今夕如何度？”米芾送来一种药，是麦门冬汤。苏东坡一直把米芾当晚辈看，米芾则对他十分仰望。现在苏东坡读了米芾的一篇赋之后，他预言米芾的名声已经屹立不摇，虽然二十年相交，对他所知，实嫌不足。苏东坡的病，时而觉得好些，时而觉得软弱疲乏。他的生命力受到了破坏，不是皇帝，也不是章惇，而大概是阿米巴菌。河边的湿潮气闷很难受，他让船移到较为凉爽的地方。
六月十一日，他向米芾告别，十二日过江往镇江去。在这个地区，他特别受人欢迎。到此等于还乡。诗人已自海外归来，即将到达的消息，立刻传开。百姓有数千之众，立在江边，打算一看这位名人的丰采。一般都传说他要做中枢要员，执掌朝政。
他堂妹的坟墓就在镇江，她儿子柳闳现在城内。六月十二日，甚至他身体疲弱之下，他仍然和三个儿子、外甥，去到堂妹及其丈夫墓前祭祀。他第二次为亡者写祭文。可能是为堂妹写了一篇，另为堂妹夫写了一篇，不过从内容上看不太清楚，不敢确信。第一篇《祭柳仲远文》先提到的是他妻子堂妹，然后才说：“矧我仲远，孝友恭温。”第二篇祭文更为真情流露，其中文句有：
我厄于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妇连璧。云何两逝，不慭遗一。我归自南，宿草再易。哭堕其目，泉壤咫尺。闳也有立，气贯金石。我穷且老，似舅何益……
第二天，客人去看他，发现他侧身面壁而卧，哽咽抽搐，竟至不能起床接待他们。来访的客人之中有已故的宰相苏颂之子，以为苏东坡是为他的亡父而哭。苏颂亡时年八十二岁。苏颂家虽然与苏东坡同姓，却不是同一省籍。苏东坡与苏颂相识，已有三四十年，但是若说他听他老友之死会伤心到如此程度，实难令人相信。并且，在前一天，苏东坡听到他死的消息时，也没亲自到墓前去祭奠，只是派长子苏迈去过。他这种悲伤的原因，我相信，必须从上面引证的祭文里去看。
在当地的文人不能见到苏东坡的，其中有章惇的长子章援。因为苏东坡病重，谢绝见许多客人。章惇一年以前也贬到雷州半岛去了，儿子正在前去探望他父亲的途中。当年苏东坡为主考官时，曾亲自以第一名取了章援。所以章援，按一般习惯上说，应当算是苏东坡的门生。那是大概九年以前的事。章援知道他父亲对苏东坡的所作所为，也知道苏东坡这种人物随时有再度当权的可能，所以他给苏东坡写了一封长七百字的信。这封信当然很难措辞。他说出不敢登门拜访的理由，并且很坦白地说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他曾踌躇再三。他很委婉地提到苏东坡若有辅佐君王之时，一言之微，足以决定别人的命运。章援生怕苏东坡会以他父亲当年施之苏东坡者，再施之于他父亲。他盼望能见苏东坡一面，或者得他一言，以知其态度。
章援若是以为苏东坡会向他父亲寻仇，他就大谬不然了。苏东坡在遇赦北归的路上，就听到章惇被放逐的消息。有一个人叫黄实，与苏章两家都有亲戚关系。他是章惇的女婿，同时又是苏子由第三个儿子的岳父。苏东坡听到章惇被贬谪的消息，他写信对黄实说：“子厚得雷，闻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瘴疠，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也。”他给章援的回信如下：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唯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也。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所云穆卜，反覆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得安此行，为幸！为幸！更徐听其审。又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速归毗陵，聊自憩。此我里，庶几且少休，不即死。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六月十四日。
《春山瑞松图》
中国画 米芾 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米芾（1051—1107），北宋书法家、画家。善诗，工书法，自谓“刷字”，与苏东坡、黄庭坚、蔡襄并称宋代四大书法家。其绘画擅长枯木竹石，尤工水墨山水。常用大笔触水墨表现烟云风雨变幻中的江南山水，人称米氏云山。（此图不能确证为米芾所作，有可能为宋人仿作。）
圣法兰西斯——十二世纪末出生的伟大人道主义者，他若看了这封信，一定会频频点头赞叹。这一封信，连同他以前给朱寿昌反对杀婴恶俗的那一封信，还有他元祐七年（一〇九二年）给太皇太后上书求宽免贫民欠债的那一封信，可以算作苏东坡写的三大人道精神的文献。
在六月十五，他沿运河继续自镇江北归常州家园。他万劫归来的消息引起了轰动，沿路在运河两岸，老百姓表示发乎真诚的欢迎。他体力较佳，已然能在船里坐起，头戴小帽，身着长袍，在炎热的夏天，两臂外露。他转身向船上别的人说：“这样欢迎，折杀人也！”
航程很短，不久到了常州，住进东门附近好友钱世雄给他租的一栋房子。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向皇帝上表请求允许完全退隐林下。宋朝官员的退休制度是，朝廷将退休的官员任命为寺院的管理人，处于一种半退休状态。苏东坡现在被任命为故乡四川省一个寺院的管理人，管理庙产。当时有一种迷信，官员若有重病，辞去官职，有助于病的痊愈，也能延年益寿。意思是在上天看来，做官和抢劫人民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辞官不做就犹如向神许愿不再为恶之意。苏东坡说他也闻有此说，愿意一试。
回到常州之后，他的病还是缠绵不愈。一直没有胃口，一个月光景，始终倒在床上。他预感大去之期已不远。在家人侍奉之下，好友钱世雄几乎每隔一天就去看他。他在南方时，钱世雄不断写信、捎药物给他。每逢苏东坡觉得稍好一些，他就让儿子过写个便条去请钱世雄来闲谈。一天，钱世雄到时，发现苏东坡已不能坐起来。
苏东坡说：“我得由南方迢迢万里，生还中土，十分高兴。心里难过的是，归来之后，始终没看见子由。在雷州海边分手后，就一直没得再见一面。”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在海外，完成了《论语》《尚书》《易经》三书的注解，我想以此三本书托付你。把稿本妥为收藏，不要让人看到。三十年之后，会很受人重视。”
然后想打开箱子，但是找不到锁匙。钱世雄安慰他说，他的病会好，一时不用急。在那一个月里，钱世雄常去探望。苏东坡最初与最后的喜悦都是在写作上。他把在南方所写的诗文拿给钱世雄看时，两目炯炯有神，似乎忘了一切。有几天，他还能写些小文、札记、题跋等，其中一篇是《跋〈桂酒颂〉》，他把这一篇送给钱世雄，知道他的好友会细心珍藏的。
《苏东坡小像》
人物像 赵孟頫 元
七月十五，他的病况恶化。夜里发高烧，第二天早晨牙根出血，觉得身体特别软弱。他分析症状，相信他的病是来自“热毒”，即一般所谓传染病。他相信只有让病毒力尽自消，别无办法，用各种药进去干涉是没用的。他拒绝吃饭，只喝人参、麦门冬、茯苓熬成的浓汤，感觉到口渴，就饮下少许。他写信给钱世雄说：“庄生云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如此不愈则天也，非吾过矣。”钱世雄给苏东坡几种据说颇有奇效的药，但是苏东坡拒不肯服。
七月十八，苏东坡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他告诉他们不用担心，嘱咐他们说，子由要给他写墓志铭，他要与妻子合葬在子由家附近的嵩山山麓。几天之后，他似乎有点儿起色，叫两个小儿子扶他由床上坐起，扶着走了几步，但是觉得不能久坐。
七月二十五日，康复已然绝望，他在杭州期间的老友之一维琳方丈前来探望，一直陪伴着他。虽然苏东坡不能坐起来，他愿让方丈在他屋里，以便说话。二十六日，他写了最后一首诗。方丈一直和他谈论今生与来生，劝他念几首偈语。苏东坡笑了笑，他曾读过高僧传，知道他们都已死了。
他说：“鸠摩罗什呢？他也死了，是不是？”鸠摩罗什为印度高僧，在东晋来中国，独力将印度佛经三百卷左右译成中文。一般人相信他是奠定大乘佛法的高僧，中国和日本的佛法即属于此一派。鸠摩罗什行将去世之时，有几个由天竺同来的僧友，正在替他念梵文咒语。纵然这样念，但是鸠摩罗什病况转恶，不久死去。苏东坡在二十四史中的《晋书》中读过他的传，依然记得。
七月二十八日，他迅速衰弱下去，呼吸已觉气短。根据风俗，家人要在他鼻尖上放一块儿棉花，好容易看他的呼吸。这时全家都在屋里。方丈走得靠他很近，向他耳朵里说：“现在，要想来生！”
苏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钱世雄这时站在一旁，对苏东坡说：“现在，你最好还是要做如是想。”苏东坡最后的话是：“勉强想就错了。”这是他的道教道理。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
儿子迈走上前去请示遗教，但是一言未发，苏东坡便去了，享年六十四岁。半月之前，他曾写给维琳方丈说：“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细故尔，无足道者。”
由一般世俗的看法衡量，苏东坡毕生坎坷多舛。有一次，孔子的弟子问伯夷、叔齐二大先贤，他二人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弟子问孔夫子：“这些大贤人临死之时，有无怨恨？”孔夫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而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在读苏东坡的生平时，我们一直在追随观察一个具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伟人生活，这种思想与心灵不过在这个人间世上偶然成形，昙花一现而已。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附录一
年谱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至嘉祐八年（一〇二三—一〇六三）
景祐三年（一〇三六年） 苏东坡降生（十二月十九日）
至和元年（一〇五四年） 娶王弗
嘉祐二年（一〇五七年） 中进士；母丧；服孝（嘉祐二年四月—嘉祐四年七月）
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年） 举家迁往京都（嘉祐五年二月抵达）
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年） 任凤翔判官（嘉祐六年十一月—治平元年十二月）
英宗治平元年至四年（一〇六四—一〇六七年）
治平二年（一〇六五年） 任职史馆（治平二年二月—治平三年四月）；妻丧（五月八日）
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年） 父丧；服孝（治平三年四月—熙宁元年七月）
神宗熙宁元年至元丰八年（一〇六八—一〇八五）
熙宁元年（一〇六八年） 娶王闰之（十月？）
熙宁二年（一〇六九年） 返京（熙宁二年二月）；任职史馆（熙宁二年二月—熙宁三年十二月）
熙宁四年（一〇七一年） 任奏院监官（熙宁四年一月—六月）；往杭州（熙宁四年六月—十一月）；任杭州通判（熙宁四年十一月—熙宁七年八月）
熙宁七年（一〇七四年） 往密州（熙宁七年九月—十一月）；任密州太守（熙宁七年十一月—熙宁九年十一月）
熙宁九年（一〇七六年） 往徐州（熙宁九年十二月—熙宁十年三月）
熙宁十年（一〇七七年） 任徐州太守（熙宁十年四月—元丰二年三月）
元丰二年（一〇七九年） 任湖州太守（元丰二年四月—七月）；入狱（元丰二年八月—十二月）
元丰三年（一〇八〇年） 谪居黄州（元丰三年二月—元丰七年四月）
元丰七年（一〇八四年） 往常州（元丰七年四月—元丰八年三月）
元丰八年（一〇八五年） 往登州（元丰八年六月—十月）；任登州太守（元丰八年十月）；往京都（元丰八年十月—十二月）；任中书舍人（元丰八年十二月—元祐元年七月）
哲宗元祐元年至元符三年（一〇八六—一一〇〇）；元祐年间太皇太后摄政（元丰八年三月—元祐八年八月）
元祐元年（一〇八六年）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元年八月—元祐四年二月）
元祐四年（一〇八九年） 往杭州（元祐四年四月—七月）；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钤辖（元祐四年七月—元祐六年二月）
元祐六年（一〇九一年） 任吏部尚书（元祐六年一月—八月）；往京都（元祐六年三月—五月）；任颍州太守（元祐六年八月—元祐七年三月）
元祐七年（一〇九二年） 任扬州太守（元祐七年三月—八月）；兵部尚书（元祐七年九月—十月）；礼部尚书（元祐七年十一月—元祐八年八月）
元祐八年（一〇九三年） 妻丧；太后逝世（元祐八年八月—九月）；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
绍圣元年（一〇九四年） 往惠州贬所（绍圣元年三月—十月）；谪居惠州（绍圣元年十月—绍圣四年四月）
绍圣四年（一〇九七年） 往海南（绍圣四年四月—七月）；谪居海南儋州（绍圣四年七月—元符三年六月）
徽宗（一一〇一—一一二六）；太后摄政（元符三年一月—六月）
建中靖国元年（一一〇一年） 北返，往常州（元符三年七月—建中靖国元年六月）；逝世（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
钦宗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 北宋亡（北宋亡于一一二七年——编者注）
附录二
参考书及资料来源
（一）苏东坡诗文的早期版本
苏东坡在世时所出的诗集按时期分，我们知道的至少有七种：《南行集》；《钱塘集》（杭州）；《超然集》（密州）；《黄楼集》（徐州）；《毗陵集》（常州）；《兰台集》（任翰林时）；《海外集》（在海外）。苏诗就现在所知最早的出版人是王诜王驸马，书名是《王诜刻诗集》。他刊印了苏诗的一部分，那是在神宗元丰二年（一〇七九年）以前。在苏东坡被控受审那一年，有四卷诗呈上作为证物。大概在元丰五年（一〇八二年），陈师仲出版了《超然集》和《黄楼集》。在神宗末年，也就是元丰八年（一〇八五年），苏东坡自黄州获释之后，他写信给朋友滕元发，要求把他诗集的木版毁掉。在哲宗绍圣四年（一〇九七年）到哲宗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年），刘沔写信给他商量印全集，苏东坡赞美那本集子毫无伪作掺入。苏东坡去世后，各种评注本出现，评论部分都是注出他诗句的出处，注解部分则集中在人名、地名和写诗的背景。大约在徽宗政和元年（一一一一年），也就是苏东坡死后十年，《苏诗四注》变成了赵次公等的《苏诗五注》。南宋高宗建炎四年（一一三〇年），《苏诗八注》和《苏诗十注》相继出现，由赵夔分题编纂。大约在南宋孝宗乾道六年（一一七〇年），苏东坡大作家的名望已然确立，王十朋有名的《苏诗百家注》，或简称“王注本”出现，本集编者只在审慎选择以前各注解之精当者排印之。那些为人所重视的注解，自然是苏东坡门人朋友等的解释，也就是黄庭坚、陈师道、潘大临，他们知道诗里有关的实际的情形。在附表中九十七家评注本里，北宋占四十七，南宋占三十一，有正史可稽。
（二）本书参考资料
（凡收入数种丛书者，举其佳者一种。列入“丛书集成”者加*号）
A．最初刻本
1．《王诜刻诗集》（一〇七九年以前）
2．陈师仲编《超然集》《黄楼集》（一〇八二年前后）
3．刘沔编文集（约一〇九七—一一〇〇）
4．赵次公等《苏诗五注》（崇宁大观间，约一一一〇—一一二六）
5．赵夔等《苏诗十注》（绍兴初，约一一三〇年）
6．王十朋编《苏诗百家注》（约一一七〇年）
7．施元之《苏诗编年注》（一二〇八年）
8．郑羽重刻施注（一二六二年）
B．清代刻本
9．宋荦编《施注苏诗》（邵长蘅、李必恒补注）（一六九九年）
10．查慎行《东坡编年诗补注》（一七〇二年）
11．纪晓岚苏诗点论本（一七七一年）
12．翁方纲《苏诗补注》（一七八二年）
13．冯应榴《苏诗合注》（一七九三年）
14．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一八二二年初刻，一八八八年重刻）
C．现代刻本
15．《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四部丛刊”）
16．《东坡七集》（“四部备要”）
17．《苏文忠公全集》（世界书局）
18．《王状元集注东坡先生诗》（“四部丛刊”）
19．翁方纲《苏诗补注》（“国学基本”）
D．苏东坡著作
20．《易传》（学津）*
21．《书传》（学津）*
22．《论语说》（逸）
23．《志林》（学津）*
24．《和陶合笺》（顺德邓氏藏版）
E．选集
25．《东坡题跋》（津逮）*
26．《苏沈良方》（知不足）*
27．《仇池笔记》（龙威）*
28．《东坡文谈录》（学海）
29．《东坡诗话录》（学海）
30．龙沐勋编《东坡乐府笺》（商务）
31．刘仁舫（刘仁航——编者注）编《东坡禅喜集》（商务）
32．王纳谏《苏长公小品》（康熙刻本）
F．伪托书
33．《艾子杂说》（顾氏）*
34．《广成子解》（说郛）
35．《格物粗谈》（学海）*
36．《物类相感志》（宝颜）*
37．《问答录》（宝颜）
38．《渔樵问答》（宝颜）
39．《杂纂二续》（说郛）
G．年谱事类等
40．苏洵《苏氏族谱》（说郛）
41．《宋史本传》
42．苏辙《墓志铭》（见全集16、17）
43．王宗稷《年谱》（见全集16、17）
44．傅深《纪年录》（见18）
45．孙汝听《苏颍滨年表》（藕香零拾）
46．眉山苏氏族谱（一九二九刻本）
47．《乌台诗案》（学海）*
48．王世贞《苏长公外纪》（明刻）
49．梁廷楠《东坡事类》（光绪五年刻本）
50．沈宗元《东坡逸事》（商务）
H．嘉祐至元祐诸贤文集
51．苏洵《嘉祐集》（“四部丛刊”本，下同）
52．苏辙《栾城集》
53．苏过《斜川集》
54．黄庭坚《山谷集》
55．秦观《淮海集》
56．张耒《宛邱集》
57．晁补之《鸡肋集》
58．陈师道《后山集》
59．李廌《济南集》
60．道潜《参寥子集》
61．王安石《临川集》
62．米芾《宝晋英光集》
I．宋人笔记（诗话不录）
（a）63．司马光《涑水纪闻》（学津）*
64．范镇《东斋纪事》（守山）*
（b）65．邵伯温、邵博《闻见前录》《后录》（学津）*
66．王明清《挥麈前录》《中录》《后录》（学津）*
67．王明清《挥麈馀话》（学津）*
68．王明清《玉照新志》（学津）*
（c）69．李廌《师友谈记》（学津）*
70．陈师道《后山谈丛》（学海）*
71．黄庭坚《山谷题跋》（津逮）*
72．晁补之《无咎题跋》（津逮）*
73．张耒《明道杂志》（学海）*
74．张耒《宛邱题跋》（津逮）*
75．李之仪《姑谿题跋》（津逮）*
76．赵令畤《侯鲭录》（知不足）*
（d）77．孔平仲《孔氏谈苑》（宝颜）*
78．孔平仲《孔氏杂说》（宝颜）*
79．惠洪《冷斋夜话》（学津）*
80．惠洪《石门题跋》（津逮）*
81．何薳《春渚纪闻》（学津）*
82．晁说之《晁氏客语》（学海）*
83．《道山清话》（逸名）（学津）*
（e）84．朱弁《曲洧旧闻》（学津）*
85．曾慥《高斋漫录》（学海）*
86．刘延世《孙公谈圃》（学津）*
87．方勺《泊宅编》（稗海）*
（f）88．叶梦得《石林燕语》（唐宋）*
89．叶梦得《避暑录话》（津逮）*
99．魏泰《东轩笔录》（稗海）*
91．蔡绦《铁围山丛谈》（学海）*
92．陈善《扪虱新话》（宝颜）
93．朱彧《萍州可谈》（学海）*
94．苏籀《栾城遗言》（百川）*
95．袁褧《枫窗小牍》（宝颜）*
96．张端义《贵耳集》（津逮）*
（g）97．陆游《老学庵笔记》（学津）*
98．朱熹《晦庵题跋》（津逮）*
99．周必大《益公题跋》（津逮）*
100．魏了翁《鹤山笔录》（学海）*
J．历史
10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浙江书局）
102．杨仲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广雅刻本）
103．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江西书局）
104．王称《东都事略》（四朝别史本）
105．脱脱《宋史》（坊刻）
106．彭百川《太平治迹事类统编》（适园）
K．特种参考
107．朱熹《名臣言行录》（道光壬寅刻本）
108．黄宗羲《宋元学案》（长沙何氏）
109．蔡上翔著、杨希闵节略《王文公年谱》（《豫章先贤九家年谱》）
110．梁启超《王荆公》（广智）
111．柯昌颐《王安石评传》（商务）
L．地理
112．《元丰九域志》（聚珍）*
113．乐史《太平寰宇记》（乾隆刻本）
111．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学津）*
115．吴自牧《梦梁录》（学海）*
116．《武林旧事》（知不足）
117．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西湖集览，嘉惠堂重刊）
118．陆游《入蜀记》（宝颜）*
119．范成大《吴船录》（宝颜）*
M．真迹墨帖
120．汪应辰刻《西楼苏帖》（文明书局）
121．《天际乌云帖》（嵩阳帖）
122．《苏文忠题〈挑耳图〉真迹》二苏题跋（文明书局）
123．《赠柳子玉诗帖》（文明书局）
124．故宫博物院周刊、月刊
版权信息
* * *
王安石传
作者：梁启超
责任编辑：彭富强
选题策划：张 卉
装幀设计：李 洁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体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梁启超为何要写《王安石传》（代序）
解玺璋
1908年，梁启超特别忙。这一年，他36岁，距离戊戌变法失败的1898年，恰好过去了整整十年。
此前的1906年9月，清政府迫于形势下诏宣示预备立宪。尽管只是“预备”，何时真正实行还遥遥无期，但这个消息已经使避居海外多年的梁启超异常欣喜，以为“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今后的任务就是对宪政进行“学理”的研究，宣传和阐释立宪的主张和理论，并适时地监督和参与政府有秩序的变革。这时，他与革命党人的论战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一年的11月，他主动通过友人徐佛苏向革命党人表达了停战求和的意向，以便抽身转投于立宪运动。在他看来，目前最急迫的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此事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与革命党打嘴仗。但革命党却不想放过他，他们拒绝了梁启超的建议，迫使他将论战继续下去。不过，1907年7月，《新民丛报》因故停刊，给了梁启超撤出战斗的机会。于是，他乘机单方面停火，开始将精力全部转移到联络同志、组建政党这件紧急的事上。当年10月，政闻社在日本成立，这是梁启超政党实践的第一步，表面上是由马相伯、徐佛苏、麦孟华负责，但实际上却是梁启超主政。
由于马相伯的努力，政闻社本部于1908年2月迁往上海。此时，远居海外的梁启超只能遥控指挥。他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他在政闻社的机关刊物《政论》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政闻社的宗旨，普及宪政知识，“劝告”清政府从速颁布宪法，从速立宪。同时，他还通过大量信函对立宪运动进行具体的指导。徐佛苏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那时梁启超指导余进行之手札，“约计每三日必有一通”（1909年之事——编注）。经过政闻社成员的积极活动，国内的立宪运动发展很快。他们联络各省的咨议局、立宪公会，呈请清政府限期召开国会，并派遣会员到各地发动社会各界人士签名请愿，准备上书朝廷，一时间签名者达四万多人，甚至连在旗的士民也被他们鼓动起来，发起八旗国会请愿，“连日签名者，异常踊跃”，但这种大好局面很快就在清政府顽固势力的打击和压迫下迅速瓦解了。以政闻社成员、时任法部主事的陈景仁被革职查办为导火索，1908年8月3日，应袁世凯等大臣的请求，慈禧太后发布上谕，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等衙门严拿惩办政闻社的“悖逆要犯”，梁启超再次榜上有名，而成立只有十个月的政闻社也被迫解散。
此时的梁启超只能暂时退居书斋，“专务著述”。而且，他当时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家累日重，开销日增，如果不是友人接济，几乎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在写给仲弟梁启勋的信中曾提到，他目前正“以从事于著述以疗饥”。但他对于政治事业并没有“灰心放弃”，一边读书著述，一边通过书信指示国内的前政闻社成员继续从事宪政活动，继续为立宪事业大声地鼓与呼。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撰写了《王荆公》（今名《王安石传》）一书。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是年先生著《王荆公》一书成，该书凡二十二章，主旨在发挥王荆公的政术，所以对于王氏所创新法的内容和得失，讨论极详，并且往往以近世欧美的政治比较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氏，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封舒国公，后改荆国公，后人也称他为“荆公”。死后赠太傅，谥号文，所以有人又称他为“王文公”。王安石的牌位曾配享神宗庙，和皇帝一起受到供奉，后来又配享孔庙，和孔圣人一起受到供奉，成为继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直到最后晋封舒王，位极人臣，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然而时隔不久，政治变迁，舆论倒戈，王安石竟至身败名裂。近千年来，王安石及其新法一直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人们把他当作历史上最大的奸臣，把他的新法诬蔑为“祸国殃民”，北宋灭亡的责任也要让他承担。梁启超写作《王荆公》一书，就是要为王安石辩诬，就是要翻中国历史上这个第一大冤案。
我们知道，当时的梁启超并不清闲，也不轻松，为什么他忽然动了思古之幽情，要写一本为古人翻案、辩诬的书呢？要揭开这个秘密，我想还是要回到梁启超所生活的晚清时期和他的具体处境中去。那时，中国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内忧外患，比起王安石执政时要严重得多，主张通过变法改良而使中国强大起来的梁启超很自然地会想起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新法改革。他后来奏呈《上摄政王书》，长达万言，讨论国内时局，提出施政方略，建议抓住“理财政”“改官制”“励人才”三件大事，很难说不是仿效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甚至在他的潜意识里，不能说没有对王安石的羡慕，希望当政者能成为宋神宗。此前，他曾对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做过仔细考察，但他得出的结论却是怀疑它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并一改往日的主张，鲜明地提出了君主立宪乃至开明专制的目标。这也使得他更加看重王安石的变法，在他看来，只有实行日耳曼俾斯麦式的“铁腕政策”，才能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从而逐步推行民主开明政策。
以当时的情形而言，梁启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肯定和张扬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界要求改变屈辱现状的共识。钱穆曾说：“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看来，在那个时候，谈论王安石的政治主张是一件很时髦的事。而梁启超的不同则表现为他在谈到王安石及其所创新法的时候，“往往以今世欧美政治比较之”，读者可以将两个方面进行比较，相互启发。比如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募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他还称赞王安石变法“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并以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总之，在他眼里，“今世欧洲诸国，其所设施，往往与荆公不谋同符”。这里面当然有他的一厢情愿，但也要看到，梁启超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评价一改近千年来的否定而为肯定，代表了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并使其成为近百年来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的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
梁启超给予王安石及其新法以高度评价，除了上述现实、政治的原因，还有其更深层的思想基础，即他对于陆王学说的认同。这里的“陆”即陆九渊，“王”则是王阳明。陆九渊，字子静，因其曾在贵溪龙虎山建茅舍聚徒讲学，山形如象，故自号象山翁，世称象山先生、陆象山。他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学”的创始人，与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齐名，却是朱熹的对立面。王阳明即王守仁，字伯安，因尝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人称阳明先生，明朝人。明朝立国后尊奉程朱理学，作为朝廷所提倡的主流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它所造成的弊端即“学者惟知科第，而学问尽于章句”。所以，王阳明不喜欢朱熹，也不喜欢程朱理学，他讲“致良知”，就是针对当时的章句、训诂等功利之见而发言。于是，恰如钱穆所说：“阳明之推本象山。”这是因为陆象山也反对朱熹那一套。贺麟先生曾说：“一个哲学家，亦必有其政治主张，有其所拥护的政治家。”所以，程朱比较拥护司马光，陆九渊、王阳明则拥护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
